胡适大批判的来龙去脉——谁给胡适定案？

胡适在现代中国

作者  欧阳哲生
尊敬的主持人孙康宜教授、各位先生、各位同学：
　　我很高兴能有今天这样一个机会，就自己多年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与大家交换学习心得，今天的讨论说不上是演讲，只能说是叙谈。我主要谈四个问题：
　　
            一、胡适研究正成为一门显学
　　在大陆学术界，胡适是近年来备受人们关注的现代历史人物之一，这从以下三个方面可以看得出来：一是以胡适为主题的研究成果大量出现。据统计，近二十年来大陆出版的胡适传记类著作10部，年谱2部，研究专著10余部，研究论文数百篇，美国出版的两本有关胡适的英文著作，格里德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和周明之的《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也已有了中译本。目前国内已有两种以胡适为专题研究对象的刊物：《胡适研究丛刊》（先后由北大、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胡适研究集刊》（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二是胡适本人的作品、学术著作大量出版，多达几十种。有按专题分类的文集，如《胡适学术文集》（中华书局）、《胡适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集》、《胡适红楼梦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胡适说禅》（中国青年出版社）、《胡适诗话》（四川文艺出版社）等；有按作品体裁分类的文集，如《胡适来往书信选》、《胡适的日记》（中华书局）、《胡适诗存》（人民文学出版社）、《胡适演讲集》、《胡适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胡适书评序跋文集》（岳麓书社）、《胡适文化学术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胡适书信集》（北大出版社）等；有按胡适生前出版的原貌影印或重印的，如《尝试集》（中国书店）、《中国哲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白话文学史》（岳麓书社）等，上海书店出版的“民国丛书”也收入了《胡适文存》、《四十自述》等多种胡适著述。有的则是新编普及性的胡适作品集子。近年出版的一些有关中国近现代人物的丛书，大多保留了胡适的位置。到目前为此，《胡适文集》（北大版、人民文学版）、《胡适精品集》（光明日报版）、《胡适精品系列选》（安徽教育版）等大型胡适作品集亦先后相继推出。三是多次举办有关胡适的学术会议。1
991年在安徽绩溪召开了第一次胡适学术研讨会，1992年在北京召开了“胡适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座谈会，1993年在青岛召开了胡适思想研讨会，1995年在上海召开了胡适与中国新文化运动研讨会，去年12月在北京为纪念胡适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还举行了座谈会。
　　
　　与胡适有关的书籍越来越多，参与胡适研究队伍的人数也越来越多。更令人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学者投入到这项研究中来，或者说表现出对胡适研究的浓厚兴趣，我是最早以胡适为题材撰写博士论文的，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胡适思想研究”，这几年经我手评阅的以胡适为题材的博士、硕士毕业论文就有好几篇了。
　　
　　与大陆的情形相一致，海外在胡适研究方面也有一定的进展。1990年前后，围绕胡适诞辰一百周年，台湾、香港和美国等地都举办了纪念性的学术研讨会和其它类型的纪念活动。美国成立了国际胡适研究会，出版了胡适研究会丛书。
　　
　　可以说，在中国现代人物研究中，胡适研究已形成一定规模。并呈现出多边参与的国际化特点，多学科参与的综合化特点。有人说，胡适是现在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人物之一。有人认为，胡适研究是一门新的显学。我个人并不想高估。不过，相对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对待胡适的否定态度而言，今天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发展还在持续。
　　
　　胡适研究之所以能获得今天这样的进展，其中的原因或者说动力主要有四点：
　　
　　一、大陆的社会政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改革、开放的政策解除了过去对胡适的禁忌，这使得胡适研究有了重新起动和开展的可能。
　　
　　二、胡适本身的历史地位和具有的文化魅力，也是吸引学者们投身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胡适作为一个历史主题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持续注意力，与他本身所蕴含的文化魅力有关，我们几乎可以在胡适身上找到与时代有关的许多思想主题，如自由，民主，现代性，传统与现代，东西方的文化关系，治学方法等，甚至包括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如大家关心的国际政治中的中美关系，学术史上的“红学”、敦煌学等，我们都能借助于胡适作为一个话题来讨论，都能看到胡适的身影。我并不是说胡适已为我们探讨这些问题提供了现成的完整答案，而是他展现了这些主题，参与的这些课题，他提供了对我们来说仍具参考价值的解答。在现代中国，我敢说，我们很难再找到第二位象胡适这样的文化巨人更贴近于我们的时代，我曾经在《胡适的文化世界》那篇文章中说，如果要列举一位最能代表五四以来中国文化趋向的历史人物，我认定胡适是最具挑战意义的人选。这段话在发表时被编辑改为“人选之一”，他们觉得应该还有鲁迅、郭沫若，“之一”的语气就淡化多了。这可能是我的偏好，但我今天还是愿意这么说。英国人有一句俗语，说不尽的莎士比亚。我想也套用这句话说：说不尽的胡适之。
　　
　　三、有关胡适档案材料和资料的公布，也是促使这项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这里主要有四个材料源：一是大陆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它的地点是东厂胡同一号，它曾是明代特务机构“东厂”的所在地，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的寓所，胡适任北大校长时也住在这里。1948年12月胡适离开北平时，将自己的物品，包括书籍、手稿、私人档案都存放在这里。二是北京大学，北大是胡适多年工作过的地方，学校档案馆、图书馆也保存了部分胡适的书籍、手稿本、信件和照片，胡适在遗嘱中所说的“一百零二箱书籍”大部分仍存放在北大图书馆。去年在清理这些书籍中，居然还发现了胡适最早的日记本——他在上海澄衷学堂读书时的日记。三是台北的胡适纪念馆，这里也收藏了不少胡适晚年的手稿、书信和档案材料，并整理出版了一些材料，如《胡适手稿》（十册）、《谈学论诗二十年——胡适与杨联升来往书信》等。四是美国，胡适在美国学习、工作、生活了近二十五年，在他曾经学习、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如康乃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也保留了一些材料，见诸于各种报章杂志的胡适英文作品、讲演或有关胡适的报道也不少。袁同礼先生、周质平教授在搜集胡适英文著述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四、对胡适大批判的反弹。按照物理学原理，凡事压力愈大，其反弹力也愈大。今天的胡适研究不能不说也具有拨乱反正性质，季羡林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为胡适说几句话”，他给尚待出版的《胡适全集》所作序的标题也是“还胡适以本来面目”，从这两个标题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老知识分子的情绪了，这就是对当年的“胡适大批判”的极为不满。
　　
　　当然，胡适研究也不是没有问题，我个甚至认为，它还尚不成熟。一个历史人物研究的成熟有三个条件：一套全集、一部资料完备的年谱和一部或数部公认的权威传记。而这三点在胡适研究中都不尽人意。
　　
　　世界上号称“全集”的没有一部是全集，但如能有一部接近“全集”的标准版全集出版则可以为人们了解胡适或研究胡适提供一个基本的条件。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海峡两岸都还没有出版一套《胡适全集》，据我估计，胡适留下的文字多达两千多万字，他可能是上个世纪中国写作量最大的大师级人物了。可以想象，编辑出版《胡适全集》将是一项繁重而艰巨的工作。
　　
　　目前有三部胡适年谱：胡颂平先生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篇初稿》利用其为胡适作中研院院长秘书的便利条件，对胡适最后四年的工作、生活记述甚详。耿云志先生的《胡适年谱》采用了许多胡适私人档案的材料，尤其是当时未刊的来往书信。曹伯言、季维龙先生合著的《胡适年谱》搜集了许多报刊材料，包括一些对胡适的追踪报道。三部年谱可以说各有所长，但也共有所短。这就是对胡适在美国这一部分都语焉不详，留下了很多空白点；对北大的档案材料基本上未加利用，胡适在北大这一段似显得薄弱。由此也不难看出，撰写年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至于有关胡适的传记作品已有十多种，但由于前两项基础性的工作没有很好地完成，现有的各种版本《胡适传》在材料剪裁和写作结构上都显示出这样那样的不足，我们期待有更好的胡适传记作品出现。
　　
　　二、胡适大批判的来龙去脉
　　
　　在胡适研究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前奏曲，这就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胡适大批判”，在胡适研究中这也是一个令人深思的话题。
　　
　　胡适是1948年12月15日离开北平南下，1946年4月6日从上海乘海轮去美国。胡适离开大陆后，194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封时任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给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1950年9月22日，香港左派报纸《大公报》发表了胡思杜的《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这篇文章是胡思杜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学院毕业时的“思想总结”的第二部分。这是现能查到的胡适离开大陆后最早批胡的两篇文字。耐人寻味的是，这两篇文章，一篇出自胡适的老朋友，一篇出自胡适的小儿子。
　　
　　实际上，在1949年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社论中，已将胡适、傅斯年、钱穆定性为“反动文人学者”的代表了。有一种说法，胡适被中国列入了“战犯”名单，但我们迄今并没找到直接的文件根据。
　　
　　第一次批胡运动从1951年11月至1952年1月，是以“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改造运动”的形式出现的。稍后又有“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运动”。这场运动规模不大，只是局限在京津高等院校，涉及的人员主要也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
　　
　　大规模的批胡运动，或者说第二次批胡运动，是在1954年11月开始的。导火线则是9、10月间的“《红楼梦》事件”。这次批胡运动是以郭沫若、周扬两人来挂帅的，但真正的授意应该说是毛泽东。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我们能找到毛泽东《关于〈红楼梦〉问题研究的一封信》，这封信当年是作为《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出现于报端的，现在我们知道这是毛泽东的手笔，它实际上打响了批胡的信号弹。这次运动几乎动员了整个知识界，包括胡适的许多朋友、同事、学生也卷入其中。时间持续到1955年8月，前后长达10个月。作为这次运动的一个总结性成果是三联书店出版的洋洋三百万字——《胡适思想批判》（8辑）。实际上，当时批胡的文字远远不只这些，大家都知道，三联书店是中国著名的出版机构，也是层次比较高的出版社，能在这里发表文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实当时散落在各种学报、刊物、报纸上的批胡文字还有不少。很多青年学生在课堂内外以作业的形式，撰写的批胡文字，其数量就更无法统计了，当然他们的文字也没有资格变成铅字了。1959年为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又从上面8
册《胡适思想批判》选了一批文章编成一个精华本，这大概算是这场运动的尾声了。
　　
　　据三联书店的一位老编辑告诉我，当年那八大本的《胡适思想批判》是作为应急的任务临时编出来的，因为时间急，任务紧，只好将这八册的编辑任务分给全社的编辑分头去做，所以没有一个编辑从头至尾看过这八册书稿。他估想，全世界只有一个人看过这八本书，这个人就是胡适本人。从现在出版的胡适日记，我们可以看到内中有不少当时胡适收集的剪报和阅后的批语。不过，最近我去芝加哥大学访问时，得悉这里还保存着一本当年研究这场运动的英文博士论文，作者则是当时在芝加哥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的连战先生。
　　
　　经过这场运动，胡适变成一个头戴多顶帽子、臭名昭著的“反动人物”。胡适的个人学术名誉、学术地位可以说是一落千丈
。接着又是揪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后人们真正是谈胡色变，以至对胡姓产生恶感。文革中，有一些革命样板戏或革命题材的影片，剧中的反面人物都是以胡姓出现的，如《沙家滨》中的胡传魁，《闪闪的红星》中的胡汉三。
　　
　　在建国初期，为什么要动这么大的干戈去批判胡适？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对此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这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胡适的思想与新建立的意识形态当然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根据“破旧立新”这一逻辑，消除胡适的思想影响是理所当然的事。有人则强调当时的外交背景，当时中国大陆的对外政策是“一边倒”——倒向苏联，很多知识分子对此不能理解，甚至有抵触情绪。著名的翻译家傅雷先生四十年代后期曾在《观察》杂志上发表过一篇题名为“驳亲美反苏”的文章，看文章的标题就可以知道他的思想倾向了。当时的中、高级知识分子中大都在英美留学过，或接受了自由主义的思想影响，要将他们的观念从亲英美或者主张中立的立场转变到亲苏这一边来的确需要做很多工作，“胡适大批判”只是提供一个“杀一儆百”的样板。有人以为主要是与毛泽东的个人心态有关，五四时期毛泽东曾在北大图书馆作过助理管理员，这是毛泽东早期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为这一经历，毛泽东与陈独秀、李大钊熟识，并在他们的影响下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结织了胡适、傅期年，与他们有过密切接触，并受到胡、傅的赞扬。但不能讳言的是，毛那时在北大的地位低微，待遇颇低，每个月的收入只有八、九个银元，加上一些北大师生与他接触时态度偏傲，这无疑使自尊心极强的毛泽东产生一种挫折感，这种情绪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他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多少有些流露，他后来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心态与这一历史阴影多少有些关系。解放后，北大校庆活动邀请毛泽东，不管是逢五的“小庆”，还是逢十的“大庆”，他老人家都未再赏脸踏入北大校园。
　　
　　在“胡适大批判”之后，毛泽东在一些场合也提及过胡适。如他在参观北京图书馆时，当他站在一架胡适留下的书籍面前，他对北图的工作人员表示，如果胡适回来，还会请他担任北图的馆长。在怀仁堂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甚至表示，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是有功劳的，我们对他现在要批，五十年后再给他平反。胡适的老朋友陈源与胡适在美国会面时，也委婉地向胡适表示，批胡是批判他的思想，而不是针对他个人，如果他回大陆，仍是受欢迎的。我想这绝不是陈本人的意思，而是来自最高领导者的表态，这些信息也可能反映出大陆正在变化的外交政策，即与中苏关系破裂这一背景有着微妙的关系。当然，对于陈源的递话，胡适在日记中的回应是有意思的：“除了思想，什么是‘我’”。
　　
　　现在看来，胡适大批判实际上是五六十年代一系列批判运动的一个环节，这些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清除知识分子思想中所谓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后来加上修正主义）的影响，也就是要达到杨绛所说的“洗澡”这个目的，这一系列批判运动在文革中达到了高峰。在“胡适大批判”运动中所铸造的种种批判模式，为后来的大批判运动提供了一种技术上的样板，这种技术最后在文革时期发挥得炉火纯青。这些批判运动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它不仅是“搞臭”了一个人，而是在文化上搞垮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
　　
　　三、胡适与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
　　
　　研究自由主义，近几年在大陆学术界成为一种风气。不过，如就讨论胡适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并对其作出正面评价，我可以说是始作俑者。早在1990年夏天，我就撰写了一篇题为《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之现代意义阐释》的文章。1993年我的博士论文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主题也是研究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1995年我又发表了《自由主义与五四传统——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一文，疏理了与革命话语不同的自由主义的话语及其特点。后来有一个前辈同行，对我说你那篇文章好就好在一个“累”字，它最恰当地表现了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境遇。
　　
　　胡适是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性人物，这是各方面公认的事实。
他因此受到其他思想流派或党派的攻击，也因此他被奉为自由主义的导师或旗手。大家都知道，现代中国有两位文化大师：鲁迅与胡适。在大陆，对鲁迅的评价一直很高，毛泽东对鲁迅有一段评语：“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他的骨头是最硬的，他也是最正确的、最勇敢的、最坚决的、最忠实的、最热情的。”这段话长久地被奉为经典，久而久之，人们对鲁迅产生一种崇拜感、敬畏感、神圣感，对很多历史人物的评价都以鲁迅的标准为是非。在这种状态下，胡适受到了贬斥或否定。这几年对自由主义的研究成为一种时髦，现在人们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讨论这两个人物，胡适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自由主义者，这是毫无疑问的，而鲁迅是否可冠之于自由主义就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了。我记得周策纵先生在给张作栋的《胡适五论》一书作序时，曾经提到当年胡适亲口对他说：“鲁迅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胡适晚年所作的《中国的文艺复兴》那篇演讲中，胡适提到鲁迅的地方，我们也不难找到这样的佐证。鲁迅富有个性，热爱自由，但热爱自由者能不能与自由主义划等号，这又是另一回事。有人检索了电子版的《鲁迅全集》，发现鲁迅的著作中几乎从不正面讨论“民主”，鲁迅根本就不重视这个概念。李慎之先生最近撰文指出，鲁迅到日本求学，这是一个毫无民主空气，现代化也远不如美国典型的军国主义国家，就其对民主思想的理解，对现代化的理解，鲁迅绝不可与胡适同日而语。从这一看法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另一种倾向，就是以胡适作为标准来讨论鲁迅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是不是有必要这么做，或者说我们要非此即彼，最近有各种议论。我个人以为胡适、鲁迅各有其不同的思想价值。胡适在现代中国

作者  欧阳哲生
尊敬的主持人孙康宜教授、各位先生、各位同学：
　　我很高兴能有今天这样一个机会，就自己多年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与大家交换学习心得，今天的讨论说不上是演讲，只能说是叙谈。我主要谈四个问题：
　　
            一、胡适研究正成为一门显学
　　在大陆学术界，胡适是近年来备受人们关注的现代历史人物之一，这从以下三个方面可以看得出来：一是以胡适为主题的研究成果大量出现。据统计，近二十年来大陆出版的胡适传记类著作10部，年谱2部，研究专著10余部，研究论文数百篇，美国出版的两本有关胡适的英文著作，格里德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和周明之的《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也已有了中译本。目前国内已有两种以胡适为专题研究对象的刊物：《胡适研究丛刊》（先后由北大、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胡适研究集刊》（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二是胡适本人的作品、学术著作大量出版，多达几十种。有按专题分类的文集，如《胡适学术文集》（中华书局）、《胡适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集》、《胡适红楼梦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胡适说禅》（中国青年出版社）、《胡适诗话》（四川文艺出版社）等；有按作品体裁分类的文集，如《胡适来往书信选》、《胡适的日记》（中华书局）、《胡适诗存》（人民文学出版社）、《胡适演讲集》、《胡适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胡适书评序跋文集》（岳麓书社）、《胡适文化学术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胡适书信集》（北大出版社）等；有按胡适生前出版的原貌影印或重印的，如《尝试集》（中国书店）、《中国哲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白话文学史》（岳麓书社）等，上海书店出版的“民国丛书”也收入了《胡适文存》、《四十自述》等多种胡适著述。有的则是新编普及性的胡适作品集子。近年出版的一些有关中国近现代人物的丛书，大多保留了胡适的位置。到目前为此，《胡适文集》（北大版、人民文学版）、《胡适精品集》（光明日报版）、《胡适精品系列选》（安徽教育版）等大型胡适作品集亦先后相继推出。三是多次举办有关胡适的学术会议。1
991年在安徽绩溪召开了第一次胡适学术研讨会，1992年在北京召开了“胡适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座谈会，1993年在青岛召开了胡适思想研讨会，1995年在上海召开了胡适与中国新文化运动研讨会，去年12月在北京为纪念胡适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还举行了座谈会。
　　
　　与胡适有关的书籍越来越多，参与胡适研究队伍的人数也越来越多。更令人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学者投入到这项研究中来，或者说表现出对胡适研究的浓厚兴趣，我是最早以胡适为题材撰写博士论文的，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胡适思想研究”，这几年经我手评阅的以胡适为题材的博士、硕士毕业论文就有好几篇了。
　　
　　与大陆的情形相一致，海外在胡适研究方面也有一定的进展。1990年前后，围绕胡适诞辰一百周年，台湾、香港和美国等地都举办了纪念性的学术研讨会和其它类型的纪念活动。美国成立了国际胡适研究会，出版了胡适研究会丛书。
　　
　　可以说，在中国现代人物研究中，胡适研究已形成一定规模。并呈现出多边参与的国际化特点，多学科参与的综合化特点。有人说，胡适是现在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人物之一。有人认为，胡适研究是一门新的显学。我个人并不想高估。不过，相对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对待胡适的否定态度而言，今天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发展还在持续。
　　
　　胡适研究之所以能获得今天这样的进展，其中的原因或者说动力主要有四点：
　　
　　一、大陆的社会政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改革、开放的政策解除了过去对胡适的禁忌，这使得胡适研究有了重新起动和开展的可能。
　　
　　二、胡适本身的历史地位和具有的文化魅力，也是吸引学者们投身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胡适作为一个历史主题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持续注意力，与他本身所蕴含的文化魅力有关，我们几乎可以在胡适身上找到与时代有关的许多思想主题，如自由，民主，现代性，传统与现代，东西方的文化关系，治学方法等，甚至包括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如大家关心的国际政治中的中美关系，学术史上的“红学”、敦煌学等，我们都能借助于胡适作为一个话题来讨论，都能看到胡适的身影。我并不是说胡适已为我们探讨这些问题提供了现成的完整答案，而是他展现了这些主题，参与的这些课题，他提供了对我们来说仍具参考价值的解答。在现代中国，我敢说，我们很难再找到第二位象胡适这样的文化巨人更贴近于我们的时代，我曾经在《胡适的文化世界》那篇文章中说，如果要列举一位最能代表五四以来中国文化趋向的历史人物，我认定胡适是最具挑战意义的人选。这段话在发表时被编辑改为“人选之一”，他们觉得应该还有鲁迅、郭沫若，“之一”的语气就淡化多了。这可能是我的偏好，但我今天还是愿意这么说。英国人有一句俗语，说不尽的莎士比亚。我想也套用这句话说：说不尽的胡适之。
　　
　　三、有关胡适档案材料和资料的公布，也是促使这项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这里主要有四个材料源：一是大陆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它的地点是东厂胡同一号，它曾是明代特务机构“东厂”的所在地，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的寓所，胡适任北大校长时也住在这里。1948年12月胡适离开北平时，将自己的物品，包括书籍、手稿、私人档案都存放在这里。二是北京大学，北大是胡适多年工作过的地方，学校档案馆、图书馆也保存了部分胡适的书籍、手稿本、信件和照片，胡适在遗嘱中所说的“一百零二箱书籍”大部分仍存放在北大图书馆。去年在清理这些书籍中，居然还发现了胡适最早的日记本——他在上海澄衷学堂读书时的日记。三是台北的胡适纪念馆，这里也收藏了不少胡适晚年的手稿、书信和档案材料，并整理出版了一些材料，如《胡适手稿》（十册）、《谈学论诗二十年——胡适与杨联升来往书信》等。四是美国，胡适在美国学习、工作、生活了近二十五年，在他曾经学习、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如康乃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也保留了一些材料，见诸于各种报章杂志的胡适英文作品、讲演或有关胡适的报道也不少。袁同礼先生、周质平教授在搜集胡适英文著述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四、对胡适大批判的反弹。按照物理学原理，凡事压力愈大，其反弹力也愈大。今天的胡适研究不能不说也具有拨乱反正性质，季羡林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为胡适说几句话”，他给尚待出版的《胡适全集》所作序的标题也是“还胡适以本来面目”，从这两个标题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老知识分子的情绪了，这就是对当年的“胡适大批判”的极为不满。
　　
　　当然，胡适研究也不是没有问题，我个甚至认为，它还尚不成熟。一个历史人物研究的成熟有三个条件：一套全集、一部资料完备的年谱和一部或数部公认的权威传记。而这三点在胡适研究中都不尽人意。
　　
　　世界上号称“全集”的没有一部是全集，但如能有一部接近“全集”的标准版全集出版则可以为人们了解胡适或研究胡适提供一个基本的条件。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海峡两岸都还没有出版一套《胡适全集》，据我估计，胡适留下的文字多达两千多万字，他可能是上个世纪中国写作量最大的大师级人物了。可以想象，编辑出版《胡适全集》将是一项繁重而艰巨的工作。
　　
　　目前有三部胡适年谱：胡颂平先生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篇初稿》利用其为胡适作中研院院长秘书的便利条件，对胡适最后四年的工作、生活记述甚详。耿云志先生的《胡适年谱》采用了许多胡适私人档案的材料，尤其是当时未刊的来往书信。曹伯言、季维龙先生合著的《胡适年谱》搜集了许多报刊材料，包括一些对胡适的追踪报道。三部年谱可以说各有所长，但也共有所短。这就是对胡适在美国这一部分都语焉不详，留下了很多空白点；对北大的档案材料基本上未加利用，胡适在北大这一段似显得薄弱。由此也不难看出，撰写年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至于有关胡适的传记作品已有十多种，但由于前两项基础性的工作没有很好地完成，现有的各种版本《胡适传》在材料剪裁和写作结构上都显示出这样那样的不足，我们期待有更好的胡适传记作品出现。
　　
　　二、胡适大批判的来龙去脉
　　
　　在胡适研究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前奏曲，这就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胡适大批判”，在胡适研究中这也是一个令人深思的话题。
　　
　　胡适是1948年12月15日离开北平南下，1946年4月6日从上海乘海轮去美国。胡适离开大陆后，194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封时任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给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1950年9月22日，香港左派报纸《大公报》发表了胡思杜的《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这篇文章是胡思杜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学院毕业时的“思想总结”的第二部分。这是现能查到的胡适离开大陆后最早批胡的两篇文字。耐人寻味的是，这两篇文章，一篇出自胡适的老朋友，一篇出自胡适的小儿子。
　　
　　实际上，在1949年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社论中，已将胡适、傅斯年、钱穆定性为“反动文人学者”的代表了。有一种说法，胡适被中国列入了“战犯”名单，但我们迄今并没找到直接的文件根据。
　　
　　第一次批胡运动从1951年11月至1952年1月，是以“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改造运动”的形式出现的。稍后又有“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运动”。这场运动规模不大，只是局限在京津高等院校，涉及的人员主要也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
　　
　　大规模的批胡运动，或者说第二次批胡运动，是在1954年11月开始的。导火线则是9、10月间的“《红楼梦》事件”。这次批胡运动是以郭沫若、周扬两人来挂帅的，但真正的授意应该说是毛泽东。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我们能找到毛泽东《关于〈红楼梦〉问题研究的一封信》，这封信当年是作为《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出现于报端的，现在我们知道这是毛泽东的手笔，它实际上打响了批胡的信号弹。这次运动几乎动员了整个知识界，包括胡适的许多朋友、同事、学生也卷入其中。时间持续到1955年8月，前后长达10个月。作为这次运动的一个总结性成果是三联书店出版的洋洋三百万字——《胡适思想批判》（8辑）。实际上，当时批胡的文字远远不只这些，大家都知道，三联书店是中国著名的出版机构，也是层次比较高的出版社，能在这里发表文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实当时散落在各种学报、刊物、报纸上的批胡文字还有不少。很多青年学生在课堂内外以作业的形式，撰写的批胡文字，其数量就更无法统计了，当然他们的文字也没有资格变成铅字了。1959年为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又从上面8
册《胡适思想批判》选了一批文章编成一个精华本，这大概算是这场运动的尾声了。
　　
　　据三联书店的一位老编辑告诉我，当年那八大本的《胡适思想批判》是作为应急的任务临时编出来的，因为时间急，任务紧，只好将这八册的编辑任务分给全社的编辑分头去做，所以没有一个编辑从头至尾看过这八册书稿。他估想，全世界只有一个人看过这八本书，这个人就是胡适本人。从现在出版的胡适日记，我们可以看到内中有不少当时胡适收集的剪报和阅后的批语。不过，最近我去芝加哥大学访问时，得悉这里还保存着一本当年研究这场运动的英文博士论文，作者则是当时在芝加哥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的连战先生。
　　
　　经过这场运动，胡适变成一个头戴多顶帽子、臭名昭著的“反动人物”。胡适的个人学术名誉、学术地位可以说是一落千丈
。接着又是揪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后人们真正是谈胡色变，以至对胡姓产生恶感。文革中，有一些革命样板戏或革命题材的影片，剧中的反面人物都是以胡姓出现的，如《沙家滨》中的胡传魁，《闪闪的红星》中的胡汉三。
　　
　　在建国初期，为什么要动这么大的干戈去批判胡适？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对此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这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胡适的思想与新建立的意识形态当然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根据“破旧立新”这一逻辑，消除胡适的思想影响是理所当然的事。有人则强调当时的外交背景，当时中国大陆的对外政策是“一边倒”——倒向苏联，很多知识分子对此不能理解，甚至有抵触情绪。著名的翻译家傅雷先生四十年代后期曾在《观察》杂志上发表过一篇题名为“驳亲美反苏”的文章，看文章的标题就可以知道他的思想倾向了。当时的中、高级知识分子中大都在英美留学过，或接受了自由主义的思想影响，要将他们的观念从亲英美或者主张中立的立场转变到亲苏这一边来的确需要做很多工作，“胡适大批判”只是提供一个“杀一儆百”的样板。有人以为主要是与毛泽东的个人心态有关，五四时期毛泽东曾在北大图书馆作过助理管理员，这是毛泽东早期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为这一经历，毛泽东与陈独秀、李大钊熟识，并在他们的影响下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结织了胡适、傅期年，与他们有过密切接触，并受到胡、傅的赞扬。但不能讳言的是，毛那时在北大的地位低微，待遇颇低，每个月的收入只有八、九个银元，加上一些北大师生与他接触时态度偏傲，这无疑使自尊心极强的毛泽东产生一种挫折感，这种情绪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他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多少有些流露，他后来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心态与这一历史阴影多少有些关系。解放后，北大校庆活动邀请毛泽东，不管是逢五的“小庆”，还是逢十的“大庆”，他老人家都未再赏脸踏入北大校园。
　　
　　在“胡适大批判”之后，毛泽东在一些场合也提及过胡适。如他在参观北京图书馆时，当他站在一架胡适留下的书籍面前，他对北图的工作人员表示，如果胡适回来，还会请他担任北图的馆长。在怀仁堂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甚至表示，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是有功劳的，我们对他现在要批，五十年后再给他平反。胡适的老朋友陈源与胡适在美国会面时，也委婉地向胡适表示，批胡是批判他的思想，而不是针对他个人，如果他回大陆，仍是受欢迎的。我想这绝不是陈本人的意思，而是来自最高领导者的表态，这些信息也可能反映出大陆正在变化的外交政策，即与中苏关系破裂这一背景有着微妙的关系。当然，对于陈源的递话，胡适在日记中的回应是有意思的：“除了思想，什么是‘我’”。
　　
　　现在看来，胡适大批判实际上是五六十年代一系列批判运动的一个环节，这些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清除知识分子思想中所谓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后来加上修正主义）的影响，也就是要达到杨绛所说的“洗澡”这个目的，这一系列批判运动在文革中达到了高峰。在“胡适大批判”运动中所铸造的种种批判模式，为后来的大批判运动提供了一种技术上的样板，这种技术最后在文革时期发挥得炉火纯青。这些批判运动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它不仅是“搞臭”了一个人，而是在文化上搞垮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
　　
　　三、胡适与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
　　
　　研究自由主义，近几年在大陆学术界成为一种风气。不过，如就讨论胡适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并对其作出正面评价，我可以说是始作俑者。早在1990年夏天，我就撰写了一篇题为《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之现代意义阐释》的文章。1993年我的博士论文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主题也是研究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1995年我又发表了《自由主义与五四传统——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一文，疏理了与革命话语不同的自由主义的话语及其特点。后来有一个前辈同行，对我说你那篇文章好就好在一个“累”字，它最恰当地表现了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境遇。
　　
　　胡适是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性人物，这是各方面公认的事实。
他因此受到其他思想流派或党派的攻击，也因此他被奉为自由主义的导师或旗手。大家都知道，现代中国有两位文化大师：鲁迅与胡适。在大陆，对鲁迅的评价一直很高，毛泽东对鲁迅有一段评语：“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他的骨头是最硬的，他也是最正确的、最勇敢的、最坚决的、最忠实的、最热情的。”这段话长久地被奉为经典，久而久之，人们对鲁迅产生一种崇拜感、敬畏感、神圣感，对很多历史人物的评价都以鲁迅的标准为是非。在这种状态下，胡适受到了贬斥或否定。这几年对自由主义的研究成为一种时髦，现在人们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讨论这两个人物，胡适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自由主义者，这是毫无疑问的，而鲁迅是否可冠之于自由主义就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了。我记得周策纵先生在给张作栋的《胡适五论》一书作序时，曾经提到当年胡适亲口对他说：“鲁迅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胡适晚年所作的《中国的文艺复兴》那篇演讲中，胡适提到鲁迅的地方，我们也不难找到这样的佐证。鲁迅富有个性，热爱自由，但热爱自由者能不能与自由主义划等号，这又是另一回事。有人检索了电子版的《鲁迅全集》，发现鲁迅的著作中几乎从不正面讨论“民主”，鲁迅根本就不重视这个概念。李慎之先生最近撰文指出，鲁迅到日本求学，这是一个毫无民主空气，现代化也远不如美国典型的军国主义国家，就其对民主思想的理解，对现代化的理解，鲁迅绝不可与胡适同日而语。从这一看法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另一种倾向，就是以胡适作为标准来讨论鲁迅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是不是有必要这么做，或者说我们要非此即彼，最近有各种议论。我个人以为胡适、鲁迅各有其不同的思想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