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不是胡适的学生

精神寻梦在北大：老北大边缘人的故事
　　故事之三十二：毛泽东是不是胡适的学生
　　著名青年学者、作家谢泳曾在《毛泽东是不是胡适的学生》一文中对毛泽东与胡适的交往始末有详尽的论述，有助于了解毛泽东在北大的生活，特摘录于下："毛泽东比胡适小两岁，但青年毛泽东与胡适之间却有极大的距离。遥想当年北大，胡适是大学教授，而毛泽东只是北大图书馆的一个助理员。用唐德刚的话说，胡适这个人，天生是个教书匠。即为教书匠，难免好为人师，不过这实在算不得什么毛病。
　　毛泽东对胡适的态度，也有一个由崇拜到鄙视的过程，这个过程自然与自己的地位变化有关。毛泽东曾亲口对埃德加·斯诺说过，《新青年》时期，他是陈独秀、胡适之的忠实读者和祟拜者。但到了后来，这态度就变化了，他对胡适说他是他的学生，一直耿耿于怀。竺可桢在他的日记中曾记下了这样一件事。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召集竺可桢、李四光、钱学森等科学家谈话，竺可桢在日记中写到：'他（毛泽东）说昨晚不能睡，因为看了三个消息，一个是印度说共产党在失败，次则胡适硬说毛主席是他的学生，毛主席只在邵飘萍那里听过新闻学课。胡适说日本人占中国四五年，他打不入徽州，因是多山……'（日记第4册第303页）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不承认他是胡适的学生的，而且对这种说法颇为反感。其实这个问题涉及很多史实，大体是能说清的。
　　胡适说没说过毛泽东是他的学生呢？说过。这要从头说起。1945年7月，傅斯年作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访问延安，因为傅与毛是北大旧识，毛单独同傅谈了一个晚上。傅在离开延安时，毛曾前往机场送行，并请傅转达他对胡适的问候。此事在有关傅斯年的传记和回忆文章中经常提到。傅斯年和胡适的关系那就不用说了。傅斯年肯定把毛的问候转达给了胡适，这难免使书生气十足的胡适产生一些幻想。当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共在重庆和谈，胡适即给毛泽东写了那封著名的信，一开始就说：'傅孟真转述兄问候胡适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26页）。这封信是托时在重庆的王世杰转的，胡适对王世杰说；"顷忽起一念，拟发一电劝告毛泽东君。乞兄与孟真一商。如兄等赞同，乞代为发出。此是闲人偶尔好事，不必向外发表也"（同上）。几天之后，王世杰给胡适发来电报：'速转胡适之先生：尊电已面转毛先生矣'（同上27页）。以胡适一生对共产主义的态度推断，他是不会想到要发这样一封电报的，但由于有傅斯年的延安之行，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胡适，自然会想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如念及当年北大的经历，自己总还是他的老师嘛，如果没有这个心理，以胡适一贯的态度，那就没有这封信了。但后来的结果使胡适很失望，他自作多情想到了这个学生，但学生已非当年的图书馆助理员，哪里还记得他这个先生呢？1945年，胡适给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在中国五十年》做序的时候，又忆及此事；'我在对日胜利后不久，竟天真到打了一封长的电报到重庆，以便转交给我的从前的学生毛泽东，我在电文里用严肃而诚恳的态度央求他说……那时候重庆的朋友打电报告诉我，说我的电报已交给毛先生本人。当然我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回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1895页）。从这一小事中，足见胡适之的书生气。
　　胡适确实说过毛是他从前的学生，因为说得不是时候，难免让被说的人反感。要是退回到20多年前，听这话的人就又是一种感觉了。
　　1920年7月9日，27岁的毛泽东曾给胡适写过一信：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吗？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
　　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
　　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此信见于《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94页。当时不回信的恐怕是胡适之了，我没有查胡适的日记，不知他是否收到此信。从毛的信中看，他已不是第一次给胡适写信了，青年毛泽东对胡适的崇拜也是有据可查的。1920年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曾表示过他暂不想出国，而在国内研究，他在信中说：'我曾以此间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4页）。在同一封信中还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在《西行漫记》中，他也对斯诺说过：'那时候，我也遇见了胡适，我去拜访他，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该书130页）。
　　20年代初，毛泽东在长沙计划创办文化书社的两份文件中，都把《胡适尝试集》、《胡适短篇小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作为最重要的著作来介绍（同上第537、541、542页），可见胡适在毛泽东心中的位置，人世沧桑，今非昔比，40年代中期，毛泽东已非当年，而胡适之依然是一介书生。
　　公平地说，胡适说毛泽东是他的学生，此话并不过份，因为他们确实在过同一学校，毛还对斯诺说：'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127页），而毛也确实向胡适请教过。唐德刚也说过，胡适告诉过他：'共产党里的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不过唐德刚调侃道：'毛泽东写得最好的原因是'我的学生毛泽东'没有完全遵从他'老师'指导的缘故'（《胡适口述自传》202页）。周策纵还说过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也是受胡适的《沁园春·新俄万岁》而做的（《胡适杂忆》第281页）。毛泽东一生与胡适有过诸多关系，无论是崇拜还是厌恶，胡适在他心中是抹不掉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127页）。胡适肯定也在这些人中，这种印象几乎影响了毛泽东一生。"
　　故事之三十三：一个嘴巴和两个副刊
　　萧乾先生说："我一直认为现代中国文学史应该为'五四'以来的文艺副刊单辟一章。"的确，那些副刊在新文学发展史上功不可没。伴随"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先出名的是"四大副刊"--《晨报副刊》、《京报副刊》、《觉悟》和《学灯》，到了30年代，则要数《申报》的《自由谈》和《大公报》的《文艺》两家了。
　　《晨副》、《京副》都是孙伏园所编，孙伏园原来是北大的旁听生。"老北大"的旁听生往往后来名气不在正规生之下。与孙伏园一块旁听的，还有后来报界巨子成舍我，他们都是"新潮社"的成员。1921年，孙从《国民公报》转到《晨报》，编第7版的文艺栏，后来《晨副》创刊，孙升为主编。受蔡元培"北大精神"的薰染，这家副刊在他手下兼容并蓄，海纳江河，尤其重在介绍新思想，倡导新学术。它出过《马克思纪念》号和《俄国革命纪念》专辑，还有梁启超、李大钊、胡适、蔡元培、刘半农、张竞生等名流的讲演及文章。它贯穿自由主义精神，并不排斥被时风激荡的国学。那有名的"青年必读书目"风波就是燃起在《晨副》的。鲁迅的《阿Q正传》、冰心的小诗等等，可以说是囊括一时之选，《晨副》遂成推动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镇。不过，后来偶发的一件事，使孙伏园立意辞职。
　　孙回忆道："1924年10月，鲁迅先生写了一首诗《我的失恋》，寄给了《晨副》。稿已经发排，在见报的头天晚上，我到报馆看大样时，鲁迅先生的诗被代理总编辑刘勉己抽掉了。抽去这稿，我已经按捺不住火气，再加上刘又跑来说那首诗实在要不得，但吞吞吐吐地又说不出任何'要不得'的理由来，于是我气极了，就顺手打了他一个嘴巴，还追着大骂他一顿。第二天我气忿忿地跑到鲁迅先生的寓所，告诉他我辞职了。"（《鲁迅先生二三事》）
　　鲁迅因为自己的稿件令孙伏园辞职很感不安，同时他们又都不满当时北京各报以及副刊不起"社会先导"的作用。《顺开时报》是日本人办的，《世界日报》、《京报》、《黄报》大都与文化无涉，《晨报》也落后于时代了，于是在孙伏园"非弄个事情做做不可"的喃喃声中，鲁迅便表示愿为之"呐喊"，办一个"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斥"的刊物，（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这就是《语丝》。
　　这时，鲁迅弟子荆有麟在邵飘萍的《京报》办一个周刊，听说孙伏园从《晨报》扼腕走出，便与邵社长商量，建议他革新版面，把专载"花艳"之类的《小京报》停掉，另请孙伏园主持副刊。邵从善如流，不单答应下来，还要请荆再找几个人效仿上海《民国晶报》出副刊的方式，每日一种，一周七种，"供给一般学术团体发表他们平素所研究的专门学问"（荆有麟《鲁迅回忆》）。后来办到了15种周刊，3种半月刊，可谓百花争艳。孙主编的《京副》和鲁迅主持的《莽原》
　　就是其中之二。邵飘萍的办报理想："以最新之事实与最有兴味之问题，涵盖一般人之趣味，将世人从枯寂冷酷之心境中救出"（《新闻界人物》），初见端倪了。新文学史上的"语丝社"、"莽原社"因而声名鹊起、高长虹、章衣萍、尚钺、台静农、冯文炳、冯沅君、李霁野、韦素园以及孙伏园、孙春台兄弟等文学新人涌出。
　　一个嘴巴打走了一个《晨副》编辑，却打出一个《京副》，这是一个很有兴味的故事，也让人神往于"五四"后那个相对宽松自由的文化天地。
　　孙伏园敢打总编，虽然是青年的鲁莽（实际并未打到，打空了），或者说，不容撤掉鲁迅的诗稿也是一种"党同"的情绪，不过，与喑哑的平庸相比，真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呵。
　　故事之三十四：陈毅自称是"北大半个校友"
　　北大老校友陶世龙在《递条子》一文提及陈毅在北大演讲时自称是"北大半个校友"，"因当年他住在沙滩，曾到北大旁听"。据有关史料记载："李大钊长期主持中共北方工作，身边汇聚着党的建党之初的第一代有为青年如邓中夏、陈乔年、高君宇、何孟雄、陈毅等，尽管年龄相差并不很大，大家都将李大钊视为忠厚长者，平时都愿意接受他的教诲，有了内部争论和矛盾也请他排解。将李大钊称为中国革命导师的导师，应是当之无愧。"陈毅与北大和李大钊确实有过较多的联系。
　　陶先生的这篇文章谈到了北大举办讲座时递条子的优良传统，现特全文转载如下："我在北大时，经常有名人来作讲演，大家可以自由参加，一般在北楼礼堂或民主广场西边的俱乐部，预计来听的人多，才安排在民主广场，象1949年春天，郭沫若和侯外庐从香港经大连到北平参加新政协，刚到就来北大作报告，大家都感到新鲜，听的人特别多，讲台设在民主墙中间那个平台上，郭沫若说青年是人类的春天，到了北大，他沐浴在春天的海洋里了，讲得很激动，兴起时一挥手，将面前的茶杯挥到了地上，这热烈的情景至今我还记得。陈毅、陈绍禹（王明）、萧华、荣高棠等来作报告也都在民主广场，陈老总是纪念'五四'来讲的，是在民主广场中间塔的讲台上，四川腔我听起来好懂，他说他是北大半个校友，因当年他住在沙滩，曾到北大旁听，他的讲话很风趣，广场上不时发出笑声；茅盾也来讲过一次，安排在俱乐部，我去听了，他的口音实在不好懂，听不明白，不知道他在讲些什么，只是出于礼貌没有走；陈绍禹可谓臭名远扬，名声也就很大，到会的人特别多，至少大家想看看这人是什么样子，这次他讲婚姻法，联系到红楼梦和社会生活，口若悬河，不过就象欣赏一场表演，没留下什么深刻的东西；后来李立三也来北大讲过，但不知怎的没上广场而是在广场西侧的大饭厅。
　　报告一般在周末举行，多半是学生会去请，因为北大学生名声在外，而且是娃娃来请，大人物也不好不给点面子，一般是一请就灵。
　　在听这些报告时，一项很有兴趣的事，是向主席台递条子。将自己对报告的意见、疑问和要求演讲人回答的问题写在纸上，折叠成一条再绕成个圈，这样传递时就不致散开。从下面一人接一人地向前传给大会的主持人，主持人收到条子打开看一下就交给讲演者。传递时大家都遵守一条规矩，决不拆开来看，因此除了主持人，别人不知道纸上写了些什么，而主持人则不知道是谁写的，这就保证了大家无顾虑地提出问题，发表意见。
　　条子中的意见，有些是对讲的太快太慢或罗嗦这一类演讲技术意见。对内容上提出意见的时候也很多，有的演讲人当场就回答了，这样便从单方面的灌输变成了互动的讨论。有时条子中提出的问题是不那么容易回答的。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李立三来讲演那次，主题是中苏关系，时间正值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条子中提出：苏联为什么占据旅大？为什么搬走东北的工厂设备？新疆中苏合营的有色金属公司他们的股份为何要过半？还有苏军在东北强奸妇女这些问题；还问到了你对立三路线现在怎么认识？
　　面对这些难题，李立三一一回答：苏联不占旅大，蒋介石早占去了；苏联占着解放区还能有个通向外面的窗口。（是的，郭沫若他们就是经过这里进来的）但马上就有有条子递上去，问：那么现在该还了吧。回答：现在还有美帝，苏联在那里是替我们看大门。
　　苏军为什么把机器搬走？答案相似，他不搬就是蒋介石的了。同样有条子追问：现在为什么不还？回答是：那些设备已旧。他们会用更新更好的设备援助我们。
　　新疆的有色金属公司的股份苏联占的多了，大概李立三也不认为是对的，只是说：现在我们没力量，资金技术都得靠人家，他要多占点也只好如此。
　　李立三承认苏军在东北纪律不好，解释为那时战争已打了几年，苏军伤亡很大，到东北的军队有许多是刚征集的新兵，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对这些问题苏方已做了严肃处理，还枪毙过罪犯呢。
　　对立三路线没有多说，慨叹一声：那时年轻嘛。
　　李立三对递上去的条子的回答，虽然有些地方并不能使同学们完全满意，但感到他是个老实人，是在说实话，态度是诚恳的。因此，仍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
　　其他的报告会，包括校内自己开的大会上，都少不了有人递条子，但都不象李立三报告这次那样精彩，已记不住了。
　　递条子也不光是提问题，还有对讲演人表示鼓励、希望和发表感想的，碰到这样的条子，主持人常选择一些宣读，顿时会场就会活跃起来，台上台下融合成一片，这样的场面在当时也是不少的。
　　因此我以为这递条子，也是北大民主生活的一部分。"
　　2002年3月14日游学北大6周年
　　于燕园门外万柳园精神寻梦在北大：老北大边缘人的故事
　　故事之三十二：毛泽东是不是胡适的学生
　　著名青年学者、作家谢泳曾在《毛泽东是不是胡适的学生》一文中对毛泽东与胡适的交往始末有详尽的论述，有助于了解毛泽东在北大的生活，特摘录于下："毛泽东比胡适小两岁，但青年毛泽东与胡适之间却有极大的距离。遥想当年北大，胡适是大学教授，而毛泽东只是北大图书馆的一个助理员。用唐德刚的话说，胡适这个人，天生是个教书匠。即为教书匠，难免好为人师，不过这实在算不得什么毛病。
　　毛泽东对胡适的态度，也有一个由崇拜到鄙视的过程，这个过程自然与自己的地位变化有关。毛泽东曾亲口对埃德加·斯诺说过，《新青年》时期，他是陈独秀、胡适之的忠实读者和祟拜者。但到了后来，这态度就变化了，他对胡适说他是他的学生，一直耿耿于怀。竺可桢在他的日记中曾记下了这样一件事。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召集竺可桢、李四光、钱学森等科学家谈话，竺可桢在日记中写到：'他（毛泽东）说昨晚不能睡，因为看了三个消息，一个是印度说共产党在失败，次则胡适硬说毛主席是他的学生，毛主席只在邵飘萍那里听过新闻学课。胡适说日本人占中国四五年，他打不入徽州，因是多山……'（日记第4册第303页）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不承认他是胡适的学生的，而且对这种说法颇为反感。其实这个问题涉及很多史实，大体是能说清的。
　　胡适说没说过毛泽东是他的学生呢？说过。这要从头说起。1945年7月，傅斯年作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访问延安，因为傅与毛是北大旧识，毛单独同傅谈了一个晚上。傅在离开延安时，毛曾前往机场送行，并请傅转达他对胡适的问候。此事在有关傅斯年的传记和回忆文章中经常提到。傅斯年和胡适的关系那就不用说了。傅斯年肯定把毛的问候转达给了胡适，这难免使书生气十足的胡适产生一些幻想。当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共在重庆和谈，胡适即给毛泽东写了那封著名的信，一开始就说：'傅孟真转述兄问候胡适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26页）。这封信是托时在重庆的王世杰转的，胡适对王世杰说；"顷忽起一念，拟发一电劝告毛泽东君。乞兄与孟真一商。如兄等赞同，乞代为发出。此是闲人偶尔好事，不必向外发表也"（同上）。几天之后，王世杰给胡适发来电报：'速转胡适之先生：尊电已面转毛先生矣'（同上27页）。以胡适一生对共产主义的态度推断，他是不会想到要发这样一封电报的，但由于有傅斯年的延安之行，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胡适，自然会想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如念及当年北大的经历，自己总还是他的老师嘛，如果没有这个心理，以胡适一贯的态度，那就没有这封信了。但后来的结果使胡适很失望，他自作多情想到了这个学生，但学生已非当年的图书馆助理员，哪里还记得他这个先生呢？1945年，胡适给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在中国五十年》做序的时候，又忆及此事；'我在对日胜利后不久，竟天真到打了一封长的电报到重庆，以便转交给我的从前的学生毛泽东，我在电文里用严肃而诚恳的态度央求他说……那时候重庆的朋友打电报告诉我，说我的电报已交给毛先生本人。当然我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回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1895页）。从这一小事中，足见胡适之的书生气。
　　胡适确实说过毛是他从前的学生，因为说得不是时候，难免让被说的人反感。要是退回到20多年前，听这话的人就又是一种感觉了。
　　1920年7月9日，27岁的毛泽东曾给胡适写过一信：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吗？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
　　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
　　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此信见于《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94页。当时不回信的恐怕是胡适之了，我没有查胡适的日记，不知他是否收到此信。从毛的信中看，他已不是第一次给胡适写信了，青年毛泽东对胡适的崇拜也是有据可查的。1920年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曾表示过他暂不想出国，而在国内研究，他在信中说：'我曾以此间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4页）。在同一封信中还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在《西行漫记》中，他也对斯诺说过：'那时候，我也遇见了胡适，我去拜访他，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该书130页）。
　　20年代初，毛泽东在长沙计划创办文化书社的两份文件中，都把《胡适尝试集》、《胡适短篇小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作为最重要的著作来介绍（同上第537、541、542页），可见胡适在毛泽东心中的位置，人世沧桑，今非昔比，40年代中期，毛泽东已非当年，而胡适之依然是一介书生。
　　公平地说，胡适说毛泽东是他的学生，此话并不过份，因为他们确实在过同一学校，毛还对斯诺说：'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127页），而毛也确实向胡适请教过。唐德刚也说过，胡适告诉过他：'共产党里的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不过唐德刚调侃道：'毛泽东写得最好的原因是'我的学生毛泽东'没有完全遵从他'老师'指导的缘故'（《胡适口述自传》202页）。周策纵还说过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也是受胡适的《沁园春·新俄万岁》而做的（《胡适杂忆》第281页）。毛泽东一生与胡适有过诸多关系，无论是崇拜还是厌恶，胡适在他心中是抹不掉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127页）。胡适肯定也在这些人中，这种印象几乎影响了毛泽东一生。"
　　故事之三十三：一个嘴巴和两个副刊
　　萧乾先生说："我一直认为现代中国文学史应该为'五四'以来的文艺副刊单辟一章。"的确，那些副刊在新文学发展史上功不可没。伴随"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先出名的是"四大副刊"--《晨报副刊》、《京报副刊》、《觉悟》和《学灯》，到了30年代，则要数《申报》的《自由谈》和《大公报》的《文艺》两家了。
　　《晨副》、《京副》都是孙伏园所编，孙伏园原来是北大的旁听生。"老北大"的旁听生往往后来名气不在正规生之下。与孙伏园一块旁听的，还有后来报界巨子成舍我，他们都是"新潮社"的成员。1921年，孙从《国民公报》转到《晨报》，编第7版的文艺栏，后来《晨副》创刊，孙升为主编。受蔡元培"北大精神"的薰染，这家副刊在他手下兼容并蓄，海纳江河，尤其重在介绍新思想，倡导新学术。它出过《马克思纪念》号和《俄国革命纪念》专辑，还有梁启超、李大钊、胡适、蔡元培、刘半农、张竞生等名流的讲演及文章。它贯穿自由主义精神，并不排斥被时风激荡的国学。那有名的"青年必读书目"风波就是燃起在《晨副》的。鲁迅的《阿Q正传》、冰心的小诗等等，可以说是囊括一时之选，《晨副》遂成推动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镇。不过，后来偶发的一件事，使孙伏园立意辞职。
　　孙回忆道："1924年10月，鲁迅先生写了一首诗《我的失恋》，寄给了《晨副》。稿已经发排，在见报的头天晚上，我到报馆看大样时，鲁迅先生的诗被代理总编辑刘勉己抽掉了。抽去这稿，我已经按捺不住火气，再加上刘又跑来说那首诗实在要不得，但吞吞吐吐地又说不出任何'要不得'的理由来，于是我气极了，就顺手打了他一个嘴巴，还追着大骂他一顿。第二天我气忿忿地跑到鲁迅先生的寓所，告诉他我辞职了。"（《鲁迅先生二三事》）
　　鲁迅因为自己的稿件令孙伏园辞职很感不安，同时他们又都不满当时北京各报以及副刊不起"社会先导"的作用。《顺开时报》是日本人办的，《世界日报》、《京报》、《黄报》大都与文化无涉，《晨报》也落后于时代了，于是在孙伏园"非弄个事情做做不可"的喃喃声中，鲁迅便表示愿为之"呐喊"，办一个"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斥"的刊物，（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这就是《语丝》。
　　这时，鲁迅弟子荆有麟在邵飘萍的《京报》办一个周刊，听说孙伏园从《晨报》扼腕走出，便与邵社长商量，建议他革新版面，把专载"花艳"之类的《小京报》停掉，另请孙伏园主持副刊。邵从善如流，不单答应下来，还要请荆再找几个人效仿上海《民国晶报》出副刊的方式，每日一种，一周七种，"供给一般学术团体发表他们平素所研究的专门学问"（荆有麟《鲁迅回忆》）。后来办到了15种周刊，3种半月刊，可谓百花争艳。孙主编的《京副》和鲁迅主持的《莽原》
　　就是其中之二。邵飘萍的办报理想："以最新之事实与最有兴味之问题，涵盖一般人之趣味，将世人从枯寂冷酷之心境中救出"（《新闻界人物》），初见端倪了。新文学史上的"语丝社"、"莽原社"因而声名鹊起、高长虹、章衣萍、尚钺、台静农、冯文炳、冯沅君、李霁野、韦素园以及孙伏园、孙春台兄弟等文学新人涌出。
　　一个嘴巴打走了一个《晨副》编辑，却打出一个《京副》，这是一个很有兴味的故事，也让人神往于"五四"后那个相对宽松自由的文化天地。
　　孙伏园敢打总编，虽然是青年的鲁莽（实际并未打到，打空了），或者说，不容撤掉鲁迅的诗稿也是一种"党同"的情绪，不过，与喑哑的平庸相比，真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呵。
　　故事之三十四：陈毅自称是"北大半个校友"
　　北大老校友陶世龙在《递条子》一文提及陈毅在北大演讲时自称是"北大半个校友"，"因当年他住在沙滩，曾到北大旁听"。据有关史料记载："李大钊长期主持中共北方工作，身边汇聚着党的建党之初的第一代有为青年如邓中夏、陈乔年、高君宇、何孟雄、陈毅等，尽管年龄相差并不很大，大家都将李大钊视为忠厚长者，平时都愿意接受他的教诲，有了内部争论和矛盾也请他排解。将李大钊称为中国革命导师的导师，应是当之无愧。"陈毅与北大和李大钊确实有过较多的联系。
　　陶先生的这篇文章谈到了北大举办讲座时递条子的优良传统，现特全文转载如下："我在北大时，经常有名人来作讲演，大家可以自由参加，一般在北楼礼堂或民主广场西边的俱乐部，预计来听的人多，才安排在民主广场，象1949年春天，郭沫若和侯外庐从香港经大连到北平参加新政协，刚到就来北大作报告，大家都感到新鲜，听的人特别多，讲台设在民主墙中间那个平台上，郭沫若说青年是人类的春天，到了北大，他沐浴在春天的海洋里了，讲得很激动，兴起时一挥手，将面前的茶杯挥到了地上，这热烈的情景至今我还记得。陈毅、陈绍禹（王明）、萧华、荣高棠等来作报告也都在民主广场，陈老总是纪念'五四'来讲的，是在民主广场中间塔的讲台上，四川腔我听起来好懂，他说他是北大半个校友，因当年他住在沙滩，曾到北大旁听，他的讲话很风趣，广场上不时发出笑声；茅盾也来讲过一次，安排在俱乐部，我去听了，他的口音实在不好懂，听不明白，不知道他在讲些什么，只是出于礼貌没有走；陈绍禹可谓臭名远扬，名声也就很大，到会的人特别多，至少大家想看看这人是什么样子，这次他讲婚姻法，联系到红楼梦和社会生活，口若悬河，不过就象欣赏一场表演，没留下什么深刻的东西；后来李立三也来北大讲过，但不知怎的没上广场而是在广场西侧的大饭厅。
　　报告一般在周末举行，多半是学生会去请，因为北大学生名声在外，而且是娃娃来请，大人物也不好不给点面子，一般是一请就灵。
　　在听这些报告时，一项很有兴趣的事，是向主席台递条子。将自己对报告的意见、疑问和要求演讲人回答的问题写在纸上，折叠成一条再绕成个圈，这样传递时就不致散开。从下面一人接一人地向前传给大会的主持人，主持人收到条子打开看一下就交给讲演者。传递时大家都遵守一条规矩，决不拆开来看，因此除了主持人，别人不知道纸上写了些什么，而主持人则不知道是谁写的，这就保证了大家无顾虑地提出问题，发表意见。
　　条子中的意见，有些是对讲的太快太慢或罗嗦这一类演讲技术意见。对内容上提出意见的时候也很多，有的演讲人当场就回答了，这样便从单方面的灌输变成了互动的讨论。有时条子中提出的问题是不那么容易回答的。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李立三来讲演那次，主题是中苏关系，时间正值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条子中提出：苏联为什么占据旅大？为什么搬走东北的工厂设备？新疆中苏合营的有色金属公司他们的股份为何要过半？还有苏军在东北强奸妇女这些问题；还问到了你对立三路线现在怎么认识？
　　面对这些难题，李立三一一回答：苏联不占旅大，蒋介石早占去了；苏联占着解放区还能有个通向外面的窗口。（是的，郭沫若他们就是经过这里进来的）但马上就有有条子递上去，问：那么现在该还了吧。回答：现在还有美帝，苏联在那里是替我们看大门。
　　苏军为什么把机器搬走？答案相似，他不搬就是蒋介石的了。同样有条子追问：现在为什么不还？回答是：那些设备已旧。他们会用更新更好的设备援助我们。
　　新疆的有色金属公司的股份苏联占的多了，大概李立三也不认为是对的，只是说：现在我们没力量，资金技术都得靠人家，他要多占点也只好如此。
　　李立三承认苏军在东北纪律不好，解释为那时战争已打了几年，苏军伤亡很大，到东北的军队有许多是刚征集的新兵，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对这些问题苏方已做了严肃处理，还枪毙过罪犯呢。
　　对立三路线没有多说，慨叹一声：那时年轻嘛。
　　李立三对递上去的条子的回答，虽然有些地方并不能使同学们完全满意，但感到他是个老实人，是在说实话，态度是诚恳的。因此，仍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
　　其他的报告会，包括校内自己开的大会上，都少不了有人递条子，但都不象李立三报告这次那样精彩，已记不住了。
　　递条子也不光是提问题，还有对讲演人表示鼓励、希望和发表感想的，碰到这样的条子，主持人常选择一些宣读，顿时会场就会活跃起来，台上台下融合成一片，这样的场面在当时也是不少的。
　　因此我以为这递条子，也是北大民主生活的一部分。"
　　2002年3月14日游学北大6周年
　　于燕园门外万柳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