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聊老电影《挺进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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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27 14:02 上传

1979年时，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推出了一部彩色战斗故事片《挺进中原》，一时吸引了很多观众。这是继《上甘岭》、《红日》、《南征北战》、《战上海》、《延河战火》等影片后，又一部取材于重大历史事件的气势恢宏的战斗故事片。与前述几部影片相比，《挺进中原》不仅向真实历史背景上靠拢推进了一步，同时在革命英雄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高度结合上又有所突破，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解放思想的时代浪潮，在这部影片上就已有所体现。

在电影《挺进中原》的片头，随着气势雄壮的乐曲，银幕上赫然出现了几排苍劲有力的金色大字：本片献给一九四七年进军大别山的英雄们！开篇点题，直抒胸臆，豁然揭示了影片所要讲述的是个什么样的历史故事。在新中国电影史上，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为题材的影片，这是第一部。同样要注意的是，涉及到刘伯承、邓小平战争年代事绩的影视艺术作品，这也是第一部。当时刘伯承元帅虽已久病缠身，双目失明，但仍以其德高望重而担任了中央军委副主席。而在经过了几起几落后，邓小平又重新成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并与他的同事们带领中国人民迈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刘邓大军初上银幕，不仅带给了广大电影观众以全新的感觉，而且已经悄然预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电影《挺进中原》由汪遵熹、李林木、温昭礼编剧，张一导演。故事的历史背景是解放战争中期的1947年，刘邓大军突破黄河天险，在鲁西南战役中歼灭国民党军9个半旅，并继续向大别山挺进。以刘邓所部的太行旅为视角，讲述了其一路突破国民党军重重拦阻直到进入大别山建立根据地的惊险征程。塑造了旅长方军、炮兵团长周大明、3营长张震山、女战士来弟等英雄人物形象，通过与穷凶极恶的国民党军将领白建业等反面人物的斗智斗勇，展现出了那个革命历史年代的宏伟战争画卷。片中将方军、周大明、来弟、方妈妈等人间的历史情仇一一道来，映衬出了大别山革命根据在十几年间所经历的血雨腥风，人民军队与老区群众的血肉相连，尤为感人至深。影片中的几首插曲恰到好处，多次在情感喷薄时昂然响起，达成了革命英雄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完美结合，令人久久难忘。可以说，当影片插曲响起的时候，观众很少有人不被带入百感交集的情境之中的。这种独特的观影效应，在同类题材影片中是不多见的。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叙述上，千里跃进大别山曾被誉为是神来之笔，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光辉胜利，是“伟大的战略转折”，在很多年里都是这个定论。不过，随着改革开放后逐步解放思想，历史史料的不断被发掘，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意义也遭到了怀疑。在1947年6月底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南渡黄河转入战略进攻之前，该部本来是全军几大野战军里人数第一、战绩颇佳的一支，擅长大量运动歼敌，能打较大规模的战役。然而在经过大别山转战之后，刘邓所部主力受到很大削弱，已减员过半，重武器丢光，部队作战能力大不如前，成为了解放战争中唯一一支战力大幅下滑的野战军。到了后来的淮海战役时，刘邓主力即使加上战斗力较强的陈赓兵团，也只能在华野多个纵队参战的情况下才吃掉了国民党军黄维兵团，而无力单独完成歼灭敌重兵集团的任务。在整个淮海战役中，刘邓指挥的中原野战军歼敌数量只占全部歼敌数量的五分之一，实际上是给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打了下手。因此，有不少人认为，刘邓大军如果不是千里跃进到大别山和国民党军打转转，而是留在中原，与华东野战军及陈赓兵团互相配合，大量歼敌，则更有助于战争全局，解放战争有可能更早结束。加上后来毛泽东又想让粟裕率华东野战军3个主力纵队打过长江做第二次千里跃进，结果被粟裕的斗胆直呈说服，才演变出了决定性的淮海战役，从而认为刘邓所部跃进大别山实际上是一次不成功的军事行动。

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上述观点跳出了传统定论的束缚，并有大量数据作支撑，应该说很有道理。刘邓大军如果不去大别山，会不会是更好的战略选择呢？可惜历史不能重来一次，后人只能就其过程和结果来进行考察。那么，毛泽东到底为什么要做出刘邓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决策呢？这就很有必要考察一下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

从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在一年时间里，战争基本上是扭在解放区内打的。对于人民解放军来说，当时的形势是敌强我弱，不得不实行主动的内线作战。这样可以依托老根据地的有利条件，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掩护，有人力补充部队消耗，容易得到粮食供应，伤病员也能得到较好地安置。而且解放军对根据地的地形熟悉，便于诱敌深入后能在运动中伺机歼灭敌人。这样打了一年，共消灭国民党军97个半旅，包括其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极大消耗了国民党军的实力。同时，解放军在连续作战中得到了锻炼，缴获了敌人的很多武器装备，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实力有了很大增强，并完成了从分散游击作战到集中主力实施大兵团作战的转变。上述种种，都为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准备了有利条件。

然而，长期的内线作战也打烂了解放区，造成了对解放区经济的严重破坏。晋冀鲁豫野战军第2纵队司令员陈再道后来回忆说：“前几个月在冀鲁豫地区拉锯式的战斗，打过来，打过去，有些地方，老百姓的耕牛、猪、羊、鸡、鸭几乎全打光了。地里种不上粮食，部队没饭吃，怎么能打仗。当时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绝大部分都用于军费开支。一个战士一年平均要用三千斤小米，包括吃穿用及装具等。野战军、地方军加起来四十多万人，长期下去实在养不起。我们早一点打出去，就可以早一点减轻解放区人民的负担。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的总体战。再强的军队，没饭吃是打不了仗的。”

众所周知，从古至今，打仗实际上就是打钱粮，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撑，是无法将战争进行下去的。上述的晋冀鲁豫解放区情况就已如此严重，经济条件更差的陕甘宁边区则被摧毁成了一片残破。到了1947年，因为战争和天灾，陕甘宁边区内本来就较少的田地基本上都未能得到及时耕种，粮食减产一半以上，所有纺织运输等副业生产全部停顿，至1948年春荒时就有40万人民群众陷入了饥饿状态，已经接近全区剩余总人口的一半。而军队的粮食则来自于老百姓缴纳的公粮，老百姓自己都没地种、没饭吃了，军队还怎么能吃饱肚子打仗呢？即便是经济条件较好的山东解放区，为了支持部队作战，人民群众也承受了极大的负担，仅粮食一项就几乎被征走了总收成的35%，有的地区甚至更多，老百姓的日子快要过不下去了。随着国民党军不断集团推进，山东解放区的面积被日益压缩，大量资源丧失，解放军回旋困难，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后来谈到当时的局面时曾感叹道：“山东的水都快喝干了！”

为了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人民解放军就要不断发展壮大。然而解放区的经济在战争中遭到了极大破坏，人民群众自身的生存都艰难万分，已无力供养中共庞大的党政军人员。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中共中央不得不发出指示，要求各解放区建立完善的财政制度，厉行节约，精简机关和后方人员，增加生产和财政收入，减轻群众负担，一切为了战争胜利。后来，毛泽东将之概括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口号，向全党全军推广。

更加重要的是，为了总体战的胜利，从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去，获得新的资源供给，并破坏国统区的战争潜力，已经成为战争发展的必然趋势。毛泽东之所以被称为是伟大的战略家，就在于他总是目光如炬，谋划在先，超人一筹，并有极强的实行力。早在战争之初，毛泽东就决心发动外线攻势，扩大解放区，大量歼灭敌人，以迫使蒋介石停止战争。为此他亲自制定了几个战略计划，要求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主力向中原的豫东、徐州地区出击；华中野战军主力出击津浦铁路蚌浦段及其东侧地区；晋察冀野战军、晋绥野战军协同作战，逐一占领平汉、正太、同蒲三条铁路和保定、石门（石家庄）、太原、大同四城；中原军区主力突围后西进鄂西北及豫陕鄂边地区，分散坚持和钳制部分敌人。因为当时国共军队力量悬殊，上述外线攻势或未能实施，或遭到失败。毛泽东不得不逐步将外线作战方针调整为内线作战方针，先立足于内线歼敌，以待时机扭转战局。

经过了第一年作战后，解放军的力量得到了很大增强，转入外线作战的条件已逐步成熟。同时，解放区的经济也难以继续支持战争，客观上要求必须考虑转入外线作战。而进入1947年后，国民党军变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集中力量先攻击陕北和山东解放区，中原防御则缺乏主力部队支撑，有空虚之虞。因此，毛泽东决心抓住有利时机，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据此命令刘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首先南渡黄河，经略中原，与陈毅、粟裕的华东野战军夹津浦铁路密切配合作战，机动歼敌，击破国民党军顾祝同集团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同时命令陈赓、谢富治纵队西进陕北，直接配合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作战，打破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的重点进攻。此时，在毛泽东的战略规划中，刘邓大军南下中原作战是确定了的，但还没有将跃进大别山作为最终目标。

根据中央的命令，刘伯承、邓小平组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经过一段时间休整后，于1947年6月30日突然从鲁西南地区强渡黄河，一举突破了国民党军的黄河天险。随后刘邓指挥发起了鲁西南战役，连续作战到7月底，取得大捷，共歼灭国民党军9个半旅5.6万余人，打乱了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部署，支援了陕北和山东战场的作战。影片《挺进中原》的开头即是在这时候。在此期间，毛泽东命令陈赓、谢富治纵队不去陕北，而是准备南渡黄河进入豫西，配合陕北和中原战场机动作战。同时，陈毅、粟裕的华东野战军也奉中央命令分成三路，部分跳到外线，寻机歼敌，配合刘邓大军转战。经过这一连串手笔，毛泽东导演的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大戏就此拉开了序幕。

在鲁西南战役中，刘邓所部因为歼击据守羊山集的国民党军整编第66师而啃上了硬骨头，久攻不克。就在双方酣战之时，7月23日，毛泽东电告刘邓：“在目前情况下，为了确保与扩大已经开始取得的主动权，对军事部署建议如下：刘、邓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

要知道，在此之前，毛泽东曾多次指示刘邓，要求他们争取在陇海路以北的内线多歼灭敌人，有依托地向外线发展。现在却突然建议刘邓不要后方，南下直出大别山作战。这不是一个小的战略部署改动，而是关系到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未来生死存亡的大抉择。本来，无论是在冀鲁豫，还是在鲁西南，或是出豫皖苏地区机动歼敌，既能依托老区，又有兄弟部队支援配合，就地展开和得到后方接济都较为容易。而大别山虽是革命老区，但已沦于敌手多年，群众基础已经不好，粮食、弹药、冬衣、人员补充、伤员安置都是问题，能不能建立根据地实是未知之数。且鲁西南战役尚未结束，即使结束，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经连续作战，需要休整，大批伤员、民工和俘虏军官需要送到黄河以北，补充进部队的大量解放战士也需要教育改造，这都要求有一定时间进行消化处理。中央为什么这么急呢？

不久当鲁西南战役全胜结束后，刘邓致电中央，除拥护中央7月23日电报的指示精神外，又陈述了自己的困难，并建议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先在陇海路南北机动作战两个月，争取歼敌7、8个旅后再南下大别山。第二天，毛泽东给刘邓发了一封绝密电报，其中有一段文字深深震动了二人：“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以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这就是说，如果不是陕北战局真困难到了难以支持的地步，毛泽东是不会如此急地想让刘邓迅速出动以调动敌人的。然而毛泽东并没有下死命令，而仍然是建议的口吻，让刘邓自己选择是继续在内线歼敌还是直出大别山。

对此，42年后，邓小平回忆说：“部队过黄河后一下消灭了敌人四个师部、九个半旅，旗开得胜，那气势是很了不起的。过黄河实际上就是开始反攻。但是，反攻深入到什么程度？歼敌九个半旅，这只是一个声势，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进一步行动？我们打电报给军委，说趁势还能够在晋冀鲁豫地区继续歼灭一些敌人，吸引和牵制更多的敌人，形势很好啊。毛主席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给刘邓，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实际上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

毛泽东的密电非是虚言。陕北本来就是贫瘠之地，又经战争反复折腾，当时已是赤地千里，经济全面破产，陕甘宁边区人口死走逃亡已接近一半。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只能得到些黑豆充饥，还经常饿着肚子打仗，连彭德怀本人都虚弱得长年拉稀。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人员冒死转战陕北，日夜与胡宗南部打圈圈。毛泽东在给刘邓的电报中把话说得很重，如果真的不能尽快调动敌人，减轻陕北的压力，那么一旦陕北失败，胡宗南几十万大军就将东调加入中原战场，解放战争形势危矣！当时中共中央仍在陕北，而陕北要是失败了，中央将会如何？这是一个天大的责任！

刘邓焉能看不懂电文中的意思，他们对全国战局，对鲁西南形势变化进行了反复权衡。当时华东野战军在七月分兵后突然连吃败仗，内外线兵团均遭重创，一时仅能自保，无力调动敌人。而陈赓、谢富治纵队还在山西，且实力不足。能在中原战场足够吸引调动国民党军队的战略行动，只有依靠刘邓所部来完成。在这种危急形势下，刘邓执行中央命令不打折扣，有再多的困难，还是毅然扛下了这副重担。7月30日，他们即致电中央，“决心于休整半个月后出动，以适应全局之需。照现在情况，我们当面有十九个旅，至少有十个旅会尾我行动，故我不宜仍在豫皖苏，而以直趋大别山，先与陈谢集团成犄角势，实行宽大机动为宜，准备无后方作战。”刘邓不去豫皖苏，要直出大别山了。虽万千人，吾往矣！

因为进入8月后，鲁西南地区连降暴雨，黄河水位猛涨。国民党军的飞机又天天飞到大堤附近投弹轰炸，黄河大堤有决口的危险。这时四周的国民党军也围拢过来，企图逼迫刘邓大军在黄河以南背水决战。形势危急，刘邓决定不与敌人恋战，不再休整半月，抓紧时间南进，越快越好。8月7日，刘邓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4个主力纵队分三路南下，直奔大别山。

为了配合刘邓部南下，毛泽东又调整了部署，命令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主力7个纵队组成西兵团，在鲁西南地区掩护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然后挺进豫皖苏地区，在外线机动歼敌，逐步将鲁西南、豫皖苏两区创造成有利战场及支援刘邓的后方。华东野战军另外3个纵队组成东兵团，在许世友、谭震林指挥下担任保卫胶东解放区和钳制山东战场国民党军的任务。陈赓、谢富治纵队经加强力量组成陈谢集团并归刘邓指挥后，南渡黄河挺进豫西，放手发展，机动作战，东可配合刘邓、陈粟，西可配合陕北战场作战。这样，经毛泽东的一流规划后，除华北军区部队外，关内战场的其余各部人民解放军已组成了五大战略集团：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在陕北拖住胡宗南集团，许世友、谭震林的华野东兵团在山东拖住范汉杰集团，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则于中央突破，挺进中原，威逼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及和南京、武汉等重镇。如此，全国性的战略反攻布局已成，人民解放军要彻底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从根本上扭转战局。

在关键的中原地区，毛泽东对成品字形挺进的三路大军寄寓了厚望。其中尤其是担负着最艰巨任务的刘邓大军。对于刘邓所部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毛泽东在8月6日给刘邓的电报中做了预测：“我两路南出后，合肥、安庆、鄂东、汉口、平汉沿线汉水流域及南阳、潼关、洛阳等地均须守备，而要守备这许多地方，非有几十个旅不可。敌在山东、鲁西、陕北之机动部队共有四十五个旅(山东二十九、鲁西八、陕北八)，守备兵力则有九十六个旅(被歼者在内)。为要抽出几十个旅守备长江、汉水、平汉各地，不但有大减陇海线及其以北各地守备兵力之可能，且有将机动兵力一部改为守备兵力之可能。如此，则全局可能起变化。只有在我南出兵团不能大量歼敌，因而不能立足，被迫缩回之情况下，就只能起临时调动敌人之作用，不能起变化全局之作用，且需付以较大伤亡、减员之代价。此种代价，无论起何种作用均须准备付出，但如能取得变化全局之作用，则付出此种代价更加值得。”

毛泽东说得非常明白了。之所以要刘邓部千里跃进大别山，既是早已有所构思的外线战略反攻，又是被陕北、山东战场危局所逼出来的。只要能调动陕北、山东战场的国民党军回援，减轻两解放区压力，哪怕仅是临时调动了敌人，也是迫切需要的。为此而付出一定的代价，是值得的。毛泽东站在全局的高度上设下了一个巨大的赌局，他在赌人民解放军终于能够打到外线并在中原立住脚，迫使国民党军不得不改重点进攻为重点守备，从而扭转战局，从根本上变战略防御为战略进攻，直至与国民党军进行决战。

经过了上述考察，我们就能知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刘邓大军既然已南渡黄河开始转入外线作战，也就没有半途而归的道理。鲁西南战役结束没几天，就面临了背水而战的危机。此时最保险的就是先去豫皖苏展开，但因华野刚遭重创，战斗力大减，亟待休整，两军联手大量歼敌的机会不大，刘邓部仍有可能在南下时遭到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即如此，索性拉开战略空间，越过豫皖苏，直入大别山，即使遭到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仍会对国民党政权腹心地区造成重大威胁，有可能调动部分敌人主力回援，从而减轻陕北、山东战场的压力，给兄弟部队寻机展开歼敌的有利战机。而国民党军在大别山地区兵力空虚，刘邓大军容易先敌展开，迅速建立根据地。一旦在大别山站住脚，则外线作战的趋势便已形成，敌人腹心压力加大，不回兵都不可能了，有利于晋冀鲁豫、陕北、山东各解放区逐步度过难关。后来的历史证明，陈谢集团向南挺进后，胡宗南不得不抽调2个整编军拱卫西安，增援豫西，从而减轻了陕北战场的压力。而刘邓大军更是吸引了国民党军23个旅回援，减轻了山东战场的压力。由此，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部署完全被打乱，不得不在保持攻势的同时还要紧急抽调兵力东防西堵。陈毅、粟裕则抓住战机，率华东野战军西兵团突然越过陇海铁路进入敌人兵力空虚的豫皖苏地区，迅速展开，机动作战，开辟了大片新区，使得外线作战趋势已不可逆转。国民党军在陕北、山东的重点进攻久未取得决定性战果，而解放军主力已先后转入外线作战，迅速控制了大片地区，在中原地区形成了新的战略攻势，威胁长江沿线的国民党政权腹心地区。国民党军不得不收缩兵力，转攻为守，这又给了解放军在中原地区大量歼敌的战机。从此，战争主动权转入了解放军之手，毛泽东的豪赌终于取得了成功。

影片中刘邓大军南下进入了豫东黄泛区，这是1938年蒋介石为阻挡日军而下令炸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以致黄河决口改道而造成的泛滥区。纵横40余里一片泽国，村庄废弃，渺无人烟，泥水浅至膝，深至腰，泥泞难行。太行旅炮兵团长周大明指挥战士们艰难推炮行进。3营长张震山认为部队是要南下打开封。旅长方军则告诉周大明，蒋介石已亲自坐镇开封，想逼迫解放军背水决战。刘邓首长决定，甩开敌人，向南挺进，打回老家大别山去。一个叫来弟的姑娘追着周大明团非要参军，和周大明闹了个顶牛。后来方军命令周大明收下了来弟。大反派国民党军长白建业发现刘邓大军相继越过陇海路、黄泛区、沙河，直奔汝河，判断刘邓所部是要直取大别山，问鼎中原。他不顾蒋介石判断刘邓大军是北渡不成南下流窜，三次直呈蒋介石，终于获得蒋介石同意，受命指挥各路国民党军在汝河前消灭刘邓所部。前有河流守敌拦路，后有追兵紧紧尾随，形势危急。为了抢渡汝河，掩护野司首长过河，方军命令周大明将笨重的大炮炸毁，全军轻装前进，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太行旅将士前头开道，浴血奋战，掩护野司首长渡过了汝河。经过艰难跋涉，刘邓大军终于到达了大别山。这时，片中插曲《歌唱大别山》高昂响起，表达出了全军将士们喜悦振奋的心情。

在真实的历史上，国民党军统帅部先是判断刘邓可能要北渡黄河，后来又认为是北渡不能而南下流窜，于是调集军队想将其堵在陇海路以北。因为刘邓部行动迅速，加上连日阴雨，飞机难以侦察，国民党军运动时依靠的车辆又常陷于泥泞中，结果刘邓部先敌越过了陇海铁路，国民党军只能跟在后边追击，始终差了几天行程。在过黄泛区时，部队走得很艰难，速度较慢。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下，时间就是一切！刘邓命令部队彻底轻装，抛弃一些沉重的坛坛罐罐。重型榴弹炮过黄泛区实在是太困难，严重耽误时间，刘邓毅然命令将炮炸掉。为了从敌人手中夺取这些炮，付出了很多战士的生命，炮手们都痛哭不舍。影片中周大明听到炸炮的声音时难过万分，泪流满面，就是这种心情的写照。通过黄泛区后，刘邓大军以急行军又渡过了沙河，直奔汝河。此时蒋介石方才明白过来，判断刘邓所部是有计划地急行南进，“势将遁入大别山”，急忙调动军队抢先在汝河南岸布防，企图与尾追之军夹击刘邓所部。

汝河宽60余米，河堤陡峭，水深丈余，无法徒涉，只能架浮桥。刘邓大军先头3个纵队已先敌通过了汝河，当刘邓率野战军司令部、中原局机关和第6纵队到达汝河北岸时，已有国民党军1个师另1个旅赶到河南岸设下了防线。此时后面还有国民党军3个师正追过来，相距只有20余公里，不到一天即能追上，形势万分危急。刘邓决心破釜沉舟，杀开一条血路。当时刘伯承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即“狭路相逢勇者胜！”影片中的太行旅官兵就是喊着这句口号勇猛冲杀，击溃了拦路之敌。在刘邓指挥下，第6纵队司令员王近山命令16旅坚守北岸阵地，阻击后边追过来的敌军；18旅先头开路，掩护中原局和野司强渡汝河。王近山在后来成为了开国中将，是很有传奇色彩的著名将领，电视剧《亮剑》中的李云龙即是以他为主要原型的。影片中掩护野司强渡汝河的太行旅则是以第6纵队18旅为原型。18旅旅长叫肖永银，是全野战军最年轻的旅长。他13岁在鄂豫皖苏区参军，从一名红军号手一直成长为了共和国的装甲兵少将。受命之后，肖永银命1个营部队怀抱门板、木头，涉渡湍急的汝河，从南岸敌军手里抢下了两个村庄，顽强占住了一个登陆场。接着顶住了国民党军的多轮反扑，掩护了工兵架设浮桥。然后肖永银率2个主力团从桥上冲到南岸，刺刀见红，一路向南杀去，硬是从国民党军中间趟开了一条宽约3公里的通路。与此同时，北岸的16旅在旅长尤太忠指挥下坚守阵地，一次次打退了尾追的国民党军。在第6纵队将士护卫下，刘邓率野司和中原局机关安全渡过了汝河。最后，刘邓率全军急行南进，又徒涉通过了拦在路上的最大一条河流淮河。而当国民党军衔尾追到北岸时，淮河突然涨水，既不能徒涉，又不能架桥，他们只能望水兴叹。经过20昼夜的艰苦行军，刘邓所部冲破了国民党军的重重围追堵截，终于胜利到达了大别山。

影片中最感人的一段情节到来了：当太行旅到达大别山后，从方家坪村里救出了一名昏过去的老大娘。她醒过来后，得知眼前的是人民解放军，不禁激动地问：“李先念回来了没有？”“徐总指挥也回来了吗？”在得到肯定的答案后，她跑过去召呼乡亲们，喊着：“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呢，真的是咱们的红军回来了！”后来她又急切地问道：“3营长，3营长，你们3营长回来了没有？”3营长张震山闻声赶过来，但这位老大娘并不是她的妈妈。老大娘疑惑地念叨着：“我儿子走的时候，他们都叫他3营长！”张震山无奈地说道：“老妈妈，我叫张震山。” 老大娘不禁失望已极，靠在树上仰天悲泣。这时方军闻讯走过来，认出了老大娘，立时热泪盈眶，叫了一声“娘”，然后慢慢走向老大娘，双膝跪地，又叫了一声“娘！”老大娘则抱住方军，悲喜交极地叫着“伢儿”“伢儿”“真的是你回来了”，母子二人抱头在一起。此时，《歌唱大别山》的曲调又悠然响起，银幕前的观众鲜有不鼻子发酸者。

这段情节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方妈妈问的李先念，我们都知道后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红军时期，李先念曾是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红11师政委、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红30军政委。徐总指挥，就是徐向前，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解放战争时期，李先念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在刘邓主力进入大别山后，他也率第12纵队辗转来到大别山与刘邓会合共同坚持斗争。徐向前在解放战争时期曾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刘邓主力挺进大别山后，他留在晋冀鲁豫指挥部队进行内线作战。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中这样直接提及党和国家的现任领导人，在此之前除了毛主席无人不知外，是极其少见的，这也反映了那个新时期思想解放带来的变化。方军在15年前曾是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某部3营长，周大明当时还是红小鬼，外号“小炮兵”。当年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撤离鄂豫皖时，白匪军进来烧杀抢掠，危急关头，方军的妻子将自己的一只耳坠交给了红小鬼周大明带走。后来她死于白匪军手中，与方军的女儿红伢也被白匪军抓去卖了。随着影片情节的展开，这一连串的人物先后被联系在了一起，其核心纽带就是：鄂豫皖。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全国有六大苏区，其中最大的两块就是江西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鄂豫皖苏区是在一系列暴动的基础上形成的。首先是1927年11月的黄麻起义，是由潘忠汝、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等人领导，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1师。在黄麻起义总指挥潘忠汝和副总指挥兼31师师长吴光浩相继牺牲后，中共中央又派徐向前到鄂东北，接掌31师；接着是1929年5月的商南起义，由周维炯、徐子清、徐其虚等人领导，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2师，创建了豫东南苏区；还有1929年11月的六霍起义，由舒传贤、徐百川、姜镜堂等人领导，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3师，创建了皖西苏区。不久，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4师。1930年3月，中共中央派郭述申、许继慎、曹大骏等人到大别山，成立了鄂豫皖特委。接下来，鄂豫皖边区的红军集中整编为红1军，由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下辖第1、2、3师和1个独立旅，共2100余人。活动在鄂东南的红8军一部也改编为红15军，由蔡申熙任军长，共1800余人。至此，统一的鄂豫皖红军和苏区开始形成。

在中共中央的先后派人指导下，鄂豫皖红军越战越强，苏区面积不断扩大。1931年11月7日，在湖北黄安七里坪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下辖红4军和红25军，有10、11、12、73师共4个师。李先念后来就担任了红11师的政委。因为豫皖苏区地理位置非常特殊，东摄南京，西逼武汉，威胁中原腹心之地，对于国民党政权是芒刺在背。1932年7月，蒋介石又调集30万大军对鄂豫皖苏区进行了第四次围剿。因为敌强我弱，红四方面军先后在冯寿二、七里坪、扶山寨三场血战不胜，已失去了打破国民党军围剿的有利时机，只能步步后退。国民党军大举踏入苏区腹地，到处烧杀抢掠，企图彻底毁坏苏区经济，使红四方面军无立足之地。为了摆脱弹尽粮绝之境，红四方面军主力不得不撤出鄂豫皖苏区，于1932年10月12日穿越平汉铁路向西突围，一走就是15年。

刘邓大军正是以当年的红四方面军余部为主力历经改编而成的，中高级指挥员多有鄂豫皖斗争时期的老红军，如今又回到了大别山，等于回了家，怎能不激动万分！片中方军、周大明、方妈妈等人的澎湃情感，是积淀了多么深厚的历史情结呀！影片随着人物关系的不断推进，通过《歌唱大别山》的歌曲一唱三叹，痛快淋漓地渲泻出了这种历史情感。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而银幕前的观众则不得不被带入情境之中，与电影主人公一起悲喜兴叹，感慨历史无常。这是电影《挺进中原》的一个巨大成功。在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中，如《挺进中原》这样寓史寓景于一体来调动观众情绪的，是很少见的。

影片中大别山已进入了冬季，天寒地冻，风雪交加，国民党军更是加强了围困封锁。白建业得意地说道：“天助我们成功啊。共军十万人马，将要困死，饿死，冻死在大别山上！”这时随着画面中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区不畏风雪饥寒的艰难转战，画外响起了另一首插曲《篝火》，词曲坚定深沉，形象地反映了这一段困难时期：“冰封山河行路难，风卷红旗过险关。征途漫漫百战多，寒夜沉沉篝火闪……”

在真实的历史上，刘邓大军面临的艰难处境要比片中所表现的严重百倍。原本以为，回到革命老区，总会有群众出来欢迎和支持的。然而，现实完全不是这样。在十几年中，红军和新四军几进几出大别山，每次撤走后国民党军都会卷土重来，对根据地人民进行残酷的摧残屠杀，积累起来的革命力量几乎被杀光了，一般老百姓都被国民党杀怕了。尤其是罗山、礼山、经扶、光山四个县的群众受苦最深，被称为是“罗礼经光”。加上国民党桂系军队曾在大别山长期驻扎，经营多年，上至师、团长，下到连、排长，甚至老兵们娶的都是当地媳妇，在地方建设上颇有一套，统治基础相当深厚。为了围困刘邓大军，国民党还建立了保甲联防制度，严密控制地方，明里暗里威胁和控制当地群众，协迫群众实行空舍清野，使刘邓大军吃不上饭，穿不上衣，找不到向导带路，无法安置伤病员，难以立足和生存。特别是还有反动地主、乡保长和叛徒指挥的还乡团、小保队，熟悉当地的风俗民情，也熟悉中共武装的一整套游击战术。他们咬住刘邓大军进行袭扰，残害帮助解放军的群众，并大量杀害了刘邓所部的非战斗人员和伤病员，危害极大。

刘邓大军初到大别山时，老百姓非常恐惧，怕他们来了又走，自己再遭国民党的残酷报复屠杀，于是一见就跑，并且是整村整村往山里跑。部队找不到人，连向导也没有，无法吃住，机动困难，立即陷入了困境。加上北方部队不适应南方气候风土，不习惯潮湿阴雨，走不惯水田小路，穿不惯草鞋，吃不惯大米，还有蚊虫叮咬，毒蛇袭击，地方疫病，导致很快出现了大量非战斗减员。由于减员太多，有的部队出现了人少枪多的现象，无法带走，不得不把多余的武器砸掉。因为生活太艰苦，很多补入部队的解放战士出现动摇，偷偷开小差逃跑了。那段时间真是苦啊，是巨大的考验。为了生存，部队中乱要粮，乱拉伕，乱抓向导、打骂人等违犯群众纪律的现象增多，导致老百姓躲得更远。邓小平不得不专门开会整顿纪律，统一思想，要求广大干部深入基层，艰苦细致地做工作，争取群众支持。为了建立根据地，站住脚，必须要发动群众打土豪，要筹款，实行土地改革。刘邓大军迅速展开，除了主力部队行军作战外，每个纵队抽出了3个团转为军区基干武装负责清剿匪特，并派出大量干部战士组成工作组下乡，抓紧时间开展地方工作。到10月中旬，刘邓大军已在17个县建立起了政权。在此期间，因为部队流动大，解决急需的时候多，因而出现了执行政策过左的问题，打击面过大，侵犯了部分群众的利益，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冬天到来时，刘邓大军还没有冬衣，又无后方接济，面临很大困难。刘邓组织全军官兵向当地的商店、富户筹借布匹和棉花，然后自己动手染色并缝制成棉衣，总算解决了这一急需问题。影片中方军等旅部首长亲自动手做棉衣，战士黑牛身披花布来染色而被其他战士取笑等情节，都是对这一时期历史的表现。因为小保队残杀地方工作人员、伤病员非常猖獗，导致部队中出现了“不怕国民党正规军，就怕小保队”的说法。刘邓为镇摄小保队的气焰，专门组织行动对其打击，其中就有二野战史上著名的“宋埠杀匪”事件。刘邓大军艰苦奋斗，初步在大别山站住了脚，在半年中吸引了国民党军15个整编师33个旅的兵力，为其他战场减轻了压力。然而，因为大别山敌情严重，情况极为错综复杂，刘邓所部虽先后占领数十座县城并建立了政权，但往往得而复失，基层政权不得不转入地下。虽经反复争夺，直到刘邓主力转出大别山，也未能将大别山根据地彻底巩固。

影片的最后，刘邓大军四处出击，节节胜利。白建业奉命回援武汉，假意命亲信郑师长在前面抵挡太行旅，自己则偷偷率部逃跑。已经参加地方工作的来弟在侦察敌炮兵阵地时识破了白建业的诡计，为掩护别的战士返回报信，来弟吸引走了敌人，不幸中弹身负重伤。在弥留之际，她向前来救援的周大明报告了敌情，并拿出15年前妈妈牺牲前留给她的一只耳坠。周大明猛然认出，来弟就是方军失散的女儿红伢。来弟知道周大明就是当年的“小炮兵”后，含笑而逝。周大明当机立断，率部直插白建业撤退时必经的黑狮口。他指挥战士们爆破悬崖堵住道路，以坚决的阻击挡住了白建业2个师的逃跑之路。方军率大部队歼灭了郑师长所部后，以急行军赶到黑狮口，全歼了白建业主力。战后，方军告诉周大明红伢已经找到了，周大明难过地将耳坠交给了方军。这时，歌曲《歌唱大别山》再次响起。方军全明白了，他强忍住巨大悲痛，豪迈地说：“挺进大别山，是付出了巨大代价呀，我们胜利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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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27 14:02 上传

1979年时，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推出了一部彩色战斗故事片《挺进中原》，一时吸引了很多观众。这是继《上甘岭》、《红日》、《南征北战》、《战上海》、《延河战火》等影片后，又一部取材于重大历史事件的气势恢宏的战斗故事片。与前述几部影片相比，《挺进中原》不仅向真实历史背景上靠拢推进了一步，同时在革命英雄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高度结合上又有所突破，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解放思想的时代浪潮，在这部影片上就已有所体现。

在电影《挺进中原》的片头，随着气势雄壮的乐曲，银幕上赫然出现了几排苍劲有力的金色大字：本片献给一九四七年进军大别山的英雄们！开篇点题，直抒胸臆，豁然揭示了影片所要讲述的是个什么样的历史故事。在新中国电影史上，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为题材的影片，这是第一部。同样要注意的是，涉及到刘伯承、邓小平战争年代事绩的影视艺术作品，这也是第一部。当时刘伯承元帅虽已久病缠身，双目失明，但仍以其德高望重而担任了中央军委副主席。而在经过了几起几落后，邓小平又重新成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并与他的同事们带领中国人民迈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刘邓大军初上银幕，不仅带给了广大电影观众以全新的感觉，而且已经悄然预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电影《挺进中原》由汪遵熹、李林木、温昭礼编剧，张一导演。故事的历史背景是解放战争中期的1947年，刘邓大军突破黄河天险，在鲁西南战役中歼灭国民党军9个半旅，并继续向大别山挺进。以刘邓所部的太行旅为视角，讲述了其一路突破国民党军重重拦阻直到进入大别山建立根据地的惊险征程。塑造了旅长方军、炮兵团长周大明、3营长张震山、女战士来弟等英雄人物形象，通过与穷凶极恶的国民党军将领白建业等反面人物的斗智斗勇，展现出了那个革命历史年代的宏伟战争画卷。片中将方军、周大明、来弟、方妈妈等人间的历史情仇一一道来，映衬出了大别山革命根据在十几年间所经历的血雨腥风，人民军队与老区群众的血肉相连，尤为感人至深。影片中的几首插曲恰到好处，多次在情感喷薄时昂然响起，达成了革命英雄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完美结合，令人久久难忘。可以说，当影片插曲响起的时候，观众很少有人不被带入百感交集的情境之中的。这种独特的观影效应，在同类题材影片中是不多见的。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叙述上，千里跃进大别山曾被誉为是神来之笔，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光辉胜利，是“伟大的战略转折”，在很多年里都是这个定论。不过，随着改革开放后逐步解放思想，历史史料的不断被发掘，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意义也遭到了怀疑。在1947年6月底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南渡黄河转入战略进攻之前，该部本来是全军几大野战军里人数第一、战绩颇佳的一支，擅长大量运动歼敌，能打较大规模的战役。然而在经过大别山转战之后，刘邓所部主力受到很大削弱，已减员过半，重武器丢光，部队作战能力大不如前，成为了解放战争中唯一一支战力大幅下滑的野战军。到了后来的淮海战役时，刘邓主力即使加上战斗力较强的陈赓兵团，也只能在华野多个纵队参战的情况下才吃掉了国民党军黄维兵团，而无力单独完成歼灭敌重兵集团的任务。在整个淮海战役中，刘邓指挥的中原野战军歼敌数量只占全部歼敌数量的五分之一，实际上是给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打了下手。因此，有不少人认为，刘邓大军如果不是千里跃进到大别山和国民党军打转转，而是留在中原，与华东野战军及陈赓兵团互相配合，大量歼敌，则更有助于战争全局，解放战争有可能更早结束。加上后来毛泽东又想让粟裕率华东野战军3个主力纵队打过长江做第二次千里跃进，结果被粟裕的斗胆直呈说服，才演变出了决定性的淮海战役，从而认为刘邓所部跃进大别山实际上是一次不成功的军事行动。

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上述观点跳出了传统定论的束缚，并有大量数据作支撑，应该说很有道理。刘邓大军如果不去大别山，会不会是更好的战略选择呢？可惜历史不能重来一次，后人只能就其过程和结果来进行考察。那么，毛泽东到底为什么要做出刘邓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决策呢？这就很有必要考察一下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

从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在一年时间里，战争基本上是扭在解放区内打的。对于人民解放军来说，当时的形势是敌强我弱，不得不实行主动的内线作战。这样可以依托老根据地的有利条件，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掩护，有人力补充部队消耗，容易得到粮食供应，伤病员也能得到较好地安置。而且解放军对根据地的地形熟悉，便于诱敌深入后能在运动中伺机歼灭敌人。这样打了一年，共消灭国民党军97个半旅，包括其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极大消耗了国民党军的实力。同时，解放军在连续作战中得到了锻炼，缴获了敌人的很多武器装备，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实力有了很大增强，并完成了从分散游击作战到集中主力实施大兵团作战的转变。上述种种，都为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准备了有利条件。

然而，长期的内线作战也打烂了解放区，造成了对解放区经济的严重破坏。晋冀鲁豫野战军第2纵队司令员陈再道后来回忆说：“前几个月在冀鲁豫地区拉锯式的战斗，打过来，打过去，有些地方，老百姓的耕牛、猪、羊、鸡、鸭几乎全打光了。地里种不上粮食，部队没饭吃，怎么能打仗。当时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绝大部分都用于军费开支。一个战士一年平均要用三千斤小米，包括吃穿用及装具等。野战军、地方军加起来四十多万人，长期下去实在养不起。我们早一点打出去，就可以早一点减轻解放区人民的负担。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的总体战。再强的军队，没饭吃是打不了仗的。”

众所周知，从古至今，打仗实际上就是打钱粮，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撑，是无法将战争进行下去的。上述的晋冀鲁豫解放区情况就已如此严重，经济条件更差的陕甘宁边区则被摧毁成了一片残破。到了1947年，因为战争和天灾，陕甘宁边区内本来就较少的田地基本上都未能得到及时耕种，粮食减产一半以上，所有纺织运输等副业生产全部停顿，至1948年春荒时就有40万人民群众陷入了饥饿状态，已经接近全区剩余总人口的一半。而军队的粮食则来自于老百姓缴纳的公粮，老百姓自己都没地种、没饭吃了，军队还怎么能吃饱肚子打仗呢？即便是经济条件较好的山东解放区，为了支持部队作战，人民群众也承受了极大的负担，仅粮食一项就几乎被征走了总收成的35%，有的地区甚至更多，老百姓的日子快要过不下去了。随着国民党军不断集团推进，山东解放区的面积被日益压缩，大量资源丧失，解放军回旋困难，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后来谈到当时的局面时曾感叹道：“山东的水都快喝干了！”

为了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人民解放军就要不断发展壮大。然而解放区的经济在战争中遭到了极大破坏，人民群众自身的生存都艰难万分，已无力供养中共庞大的党政军人员。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中共中央不得不发出指示，要求各解放区建立完善的财政制度，厉行节约，精简机关和后方人员，增加生产和财政收入，减轻群众负担，一切为了战争胜利。后来，毛泽东将之概括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口号，向全党全军推广。

更加重要的是，为了总体战的胜利，从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去，获得新的资源供给，并破坏国统区的战争潜力，已经成为战争发展的必然趋势。毛泽东之所以被称为是伟大的战略家，就在于他总是目光如炬，谋划在先，超人一筹，并有极强的实行力。早在战争之初，毛泽东就决心发动外线攻势，扩大解放区，大量歼灭敌人，以迫使蒋介石停止战争。为此他亲自制定了几个战略计划，要求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主力向中原的豫东、徐州地区出击；华中野战军主力出击津浦铁路蚌浦段及其东侧地区；晋察冀野战军、晋绥野战军协同作战，逐一占领平汉、正太、同蒲三条铁路和保定、石门（石家庄）、太原、大同四城；中原军区主力突围后西进鄂西北及豫陕鄂边地区，分散坚持和钳制部分敌人。因为当时国共军队力量悬殊，上述外线攻势或未能实施，或遭到失败。毛泽东不得不逐步将外线作战方针调整为内线作战方针，先立足于内线歼敌，以待时机扭转战局。

经过了第一年作战后，解放军的力量得到了很大增强，转入外线作战的条件已逐步成熟。同时，解放区的经济也难以继续支持战争，客观上要求必须考虑转入外线作战。而进入1947年后，国民党军变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集中力量先攻击陕北和山东解放区，中原防御则缺乏主力部队支撑，有空虚之虞。因此，毛泽东决心抓住有利时机，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据此命令刘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首先南渡黄河，经略中原，与陈毅、粟裕的华东野战军夹津浦铁路密切配合作战，机动歼敌，击破国民党军顾祝同集团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同时命令陈赓、谢富治纵队西进陕北，直接配合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作战，打破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的重点进攻。此时，在毛泽东的战略规划中，刘邓大军南下中原作战是确定了的，但还没有将跃进大别山作为最终目标。

根据中央的命令，刘伯承、邓小平组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经过一段时间休整后，于1947年6月30日突然从鲁西南地区强渡黄河，一举突破了国民党军的黄河天险。随后刘邓指挥发起了鲁西南战役，连续作战到7月底，取得大捷，共歼灭国民党军9个半旅5.6万余人，打乱了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部署，支援了陕北和山东战场的作战。影片《挺进中原》的开头即是在这时候。在此期间，毛泽东命令陈赓、谢富治纵队不去陕北，而是准备南渡黄河进入豫西，配合陕北和中原战场机动作战。同时，陈毅、粟裕的华东野战军也奉中央命令分成三路，部分跳到外线，寻机歼敌，配合刘邓大军转战。经过这一连串手笔，毛泽东导演的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大戏就此拉开了序幕。

在鲁西南战役中，刘邓所部因为歼击据守羊山集的国民党军整编第66师而啃上了硬骨头，久攻不克。就在双方酣战之时，7月23日，毛泽东电告刘邓：“在目前情况下，为了确保与扩大已经开始取得的主动权，对军事部署建议如下：刘、邓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

要知道，在此之前，毛泽东曾多次指示刘邓，要求他们争取在陇海路以北的内线多歼灭敌人，有依托地向外线发展。现在却突然建议刘邓不要后方，南下直出大别山作战。这不是一个小的战略部署改动，而是关系到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未来生死存亡的大抉择。本来，无论是在冀鲁豫，还是在鲁西南，或是出豫皖苏地区机动歼敌，既能依托老区，又有兄弟部队支援配合，就地展开和得到后方接济都较为容易。而大别山虽是革命老区，但已沦于敌手多年，群众基础已经不好，粮食、弹药、冬衣、人员补充、伤员安置都是问题，能不能建立根据地实是未知之数。且鲁西南战役尚未结束，即使结束，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经连续作战，需要休整，大批伤员、民工和俘虏军官需要送到黄河以北，补充进部队的大量解放战士也需要教育改造，这都要求有一定时间进行消化处理。中央为什么这么急呢？

不久当鲁西南战役全胜结束后，刘邓致电中央，除拥护中央7月23日电报的指示精神外，又陈述了自己的困难，并建议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先在陇海路南北机动作战两个月，争取歼敌7、8个旅后再南下大别山。第二天，毛泽东给刘邓发了一封绝密电报，其中有一段文字深深震动了二人：“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以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这就是说，如果不是陕北战局真困难到了难以支持的地步，毛泽东是不会如此急地想让刘邓迅速出动以调动敌人的。然而毛泽东并没有下死命令，而仍然是建议的口吻，让刘邓自己选择是继续在内线歼敌还是直出大别山。

对此，42年后，邓小平回忆说：“部队过黄河后一下消灭了敌人四个师部、九个半旅，旗开得胜，那气势是很了不起的。过黄河实际上就是开始反攻。但是，反攻深入到什么程度？歼敌九个半旅，这只是一个声势，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进一步行动？我们打电报给军委，说趁势还能够在晋冀鲁豫地区继续歼灭一些敌人，吸引和牵制更多的敌人，形势很好啊。毛主席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给刘邓，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实际上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

毛泽东的密电非是虚言。陕北本来就是贫瘠之地，又经战争反复折腾，当时已是赤地千里，经济全面破产，陕甘宁边区人口死走逃亡已接近一半。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只能得到些黑豆充饥，还经常饿着肚子打仗，连彭德怀本人都虚弱得长年拉稀。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人员冒死转战陕北，日夜与胡宗南部打圈圈。毛泽东在给刘邓的电报中把话说得很重，如果真的不能尽快调动敌人，减轻陕北的压力，那么一旦陕北失败，胡宗南几十万大军就将东调加入中原战场，解放战争形势危矣！当时中共中央仍在陕北，而陕北要是失败了，中央将会如何？这是一个天大的责任！

刘邓焉能看不懂电文中的意思，他们对全国战局，对鲁西南形势变化进行了反复权衡。当时华东野战军在七月分兵后突然连吃败仗，内外线兵团均遭重创，一时仅能自保，无力调动敌人。而陈赓、谢富治纵队还在山西，且实力不足。能在中原战场足够吸引调动国民党军队的战略行动，只有依靠刘邓所部来完成。在这种危急形势下，刘邓执行中央命令不打折扣，有再多的困难，还是毅然扛下了这副重担。7月30日，他们即致电中央，“决心于休整半个月后出动，以适应全局之需。照现在情况，我们当面有十九个旅，至少有十个旅会尾我行动，故我不宜仍在豫皖苏，而以直趋大别山，先与陈谢集团成犄角势，实行宽大机动为宜，准备无后方作战。”刘邓不去豫皖苏，要直出大别山了。虽万千人，吾往矣！

因为进入8月后，鲁西南地区连降暴雨，黄河水位猛涨。国民党军的飞机又天天飞到大堤附近投弹轰炸，黄河大堤有决口的危险。这时四周的国民党军也围拢过来，企图逼迫刘邓大军在黄河以南背水决战。形势危急，刘邓决定不与敌人恋战，不再休整半月，抓紧时间南进，越快越好。8月7日，刘邓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4个主力纵队分三路南下，直奔大别山。

为了配合刘邓部南下，毛泽东又调整了部署，命令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主力7个纵队组成西兵团，在鲁西南地区掩护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然后挺进豫皖苏地区，在外线机动歼敌，逐步将鲁西南、豫皖苏两区创造成有利战场及支援刘邓的后方。华东野战军另外3个纵队组成东兵团，在许世友、谭震林指挥下担任保卫胶东解放区和钳制山东战场国民党军的任务。陈赓、谢富治纵队经加强力量组成陈谢集团并归刘邓指挥后，南渡黄河挺进豫西，放手发展，机动作战，东可配合刘邓、陈粟，西可配合陕北战场作战。这样，经毛泽东的一流规划后，除华北军区部队外，关内战场的其余各部人民解放军已组成了五大战略集团：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在陕北拖住胡宗南集团，许世友、谭震林的华野东兵团在山东拖住范汉杰集团，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则于中央突破，挺进中原，威逼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及和南京、武汉等重镇。如此，全国性的战略反攻布局已成，人民解放军要彻底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从根本上扭转战局。

在关键的中原地区，毛泽东对成品字形挺进的三路大军寄寓了厚望。其中尤其是担负着最艰巨任务的刘邓大军。对于刘邓所部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毛泽东在8月6日给刘邓的电报中做了预测：“我两路南出后，合肥、安庆、鄂东、汉口、平汉沿线汉水流域及南阳、潼关、洛阳等地均须守备，而要守备这许多地方，非有几十个旅不可。敌在山东、鲁西、陕北之机动部队共有四十五个旅(山东二十九、鲁西八、陕北八)，守备兵力则有九十六个旅(被歼者在内)。为要抽出几十个旅守备长江、汉水、平汉各地，不但有大减陇海线及其以北各地守备兵力之可能，且有将机动兵力一部改为守备兵力之可能。如此，则全局可能起变化。只有在我南出兵团不能大量歼敌，因而不能立足，被迫缩回之情况下，就只能起临时调动敌人之作用，不能起变化全局之作用，且需付以较大伤亡、减员之代价。此种代价，无论起何种作用均须准备付出，但如能取得变化全局之作用，则付出此种代价更加值得。”

毛泽东说得非常明白了。之所以要刘邓部千里跃进大别山，既是早已有所构思的外线战略反攻，又是被陕北、山东战场危局所逼出来的。只要能调动陕北、山东战场的国民党军回援，减轻两解放区压力，哪怕仅是临时调动了敌人，也是迫切需要的。为此而付出一定的代价，是值得的。毛泽东站在全局的高度上设下了一个巨大的赌局，他在赌人民解放军终于能够打到外线并在中原立住脚，迫使国民党军不得不改重点进攻为重点守备，从而扭转战局，从根本上变战略防御为战略进攻，直至与国民党军进行决战。

经过了上述考察，我们就能知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刘邓大军既然已南渡黄河开始转入外线作战，也就没有半途而归的道理。鲁西南战役结束没几天，就面临了背水而战的危机。此时最保险的就是先去豫皖苏展开，但因华野刚遭重创，战斗力大减，亟待休整，两军联手大量歼敌的机会不大，刘邓部仍有可能在南下时遭到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即如此，索性拉开战略空间，越过豫皖苏，直入大别山，即使遭到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仍会对国民党政权腹心地区造成重大威胁，有可能调动部分敌人主力回援，从而减轻陕北、山东战场的压力，给兄弟部队寻机展开歼敌的有利战机。而国民党军在大别山地区兵力空虚，刘邓大军容易先敌展开，迅速建立根据地。一旦在大别山站住脚，则外线作战的趋势便已形成，敌人腹心压力加大，不回兵都不可能了，有利于晋冀鲁豫、陕北、山东各解放区逐步度过难关。后来的历史证明，陈谢集团向南挺进后，胡宗南不得不抽调2个整编军拱卫西安，增援豫西，从而减轻了陕北战场的压力。而刘邓大军更是吸引了国民党军23个旅回援，减轻了山东战场的压力。由此，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部署完全被打乱，不得不在保持攻势的同时还要紧急抽调兵力东防西堵。陈毅、粟裕则抓住战机，率华东野战军西兵团突然越过陇海铁路进入敌人兵力空虚的豫皖苏地区，迅速展开，机动作战，开辟了大片新区，使得外线作战趋势已不可逆转。国民党军在陕北、山东的重点进攻久未取得决定性战果，而解放军主力已先后转入外线作战，迅速控制了大片地区，在中原地区形成了新的战略攻势，威胁长江沿线的国民党政权腹心地区。国民党军不得不收缩兵力，转攻为守，这又给了解放军在中原地区大量歼敌的战机。从此，战争主动权转入了解放军之手，毛泽东的豪赌终于取得了成功。

影片中刘邓大军南下进入了豫东黄泛区，这是1938年蒋介石为阻挡日军而下令炸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以致黄河决口改道而造成的泛滥区。纵横40余里一片泽国，村庄废弃，渺无人烟，泥水浅至膝，深至腰，泥泞难行。太行旅炮兵团长周大明指挥战士们艰难推炮行进。3营长张震山认为部队是要南下打开封。旅长方军则告诉周大明，蒋介石已亲自坐镇开封，想逼迫解放军背水决战。刘邓首长决定，甩开敌人，向南挺进，打回老家大别山去。一个叫来弟的姑娘追着周大明团非要参军，和周大明闹了个顶牛。后来方军命令周大明收下了来弟。大反派国民党军长白建业发现刘邓大军相继越过陇海路、黄泛区、沙河，直奔汝河，判断刘邓所部是要直取大别山，问鼎中原。他不顾蒋介石判断刘邓大军是北渡不成南下流窜，三次直呈蒋介石，终于获得蒋介石同意，受命指挥各路国民党军在汝河前消灭刘邓所部。前有河流守敌拦路，后有追兵紧紧尾随，形势危急。为了抢渡汝河，掩护野司首长过河，方军命令周大明将笨重的大炮炸毁，全军轻装前进，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太行旅将士前头开道，浴血奋战，掩护野司首长渡过了汝河。经过艰难跋涉，刘邓大军终于到达了大别山。这时，片中插曲《歌唱大别山》高昂响起，表达出了全军将士们喜悦振奋的心情。

在真实的历史上，国民党军统帅部先是判断刘邓可能要北渡黄河，后来又认为是北渡不能而南下流窜，于是调集军队想将其堵在陇海路以北。因为刘邓部行动迅速，加上连日阴雨，飞机难以侦察，国民党军运动时依靠的车辆又常陷于泥泞中，结果刘邓部先敌越过了陇海铁路，国民党军只能跟在后边追击，始终差了几天行程。在过黄泛区时，部队走得很艰难，速度较慢。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下，时间就是一切！刘邓命令部队彻底轻装，抛弃一些沉重的坛坛罐罐。重型榴弹炮过黄泛区实在是太困难，严重耽误时间，刘邓毅然命令将炮炸掉。为了从敌人手中夺取这些炮，付出了很多战士的生命，炮手们都痛哭不舍。影片中周大明听到炸炮的声音时难过万分，泪流满面，就是这种心情的写照。通过黄泛区后，刘邓大军以急行军又渡过了沙河，直奔汝河。此时蒋介石方才明白过来，判断刘邓所部是有计划地急行南进，“势将遁入大别山”，急忙调动军队抢先在汝河南岸布防，企图与尾追之军夹击刘邓所部。

汝河宽60余米，河堤陡峭，水深丈余，无法徒涉，只能架浮桥。刘邓大军先头3个纵队已先敌通过了汝河，当刘邓率野战军司令部、中原局机关和第6纵队到达汝河北岸时，已有国民党军1个师另1个旅赶到河南岸设下了防线。此时后面还有国民党军3个师正追过来，相距只有20余公里，不到一天即能追上，形势万分危急。刘邓决心破釜沉舟，杀开一条血路。当时刘伯承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即“狭路相逢勇者胜！”影片中的太行旅官兵就是喊着这句口号勇猛冲杀，击溃了拦路之敌。在刘邓指挥下，第6纵队司令员王近山命令16旅坚守北岸阵地，阻击后边追过来的敌军；18旅先头开路，掩护中原局和野司强渡汝河。王近山在后来成为了开国中将，是很有传奇色彩的著名将领，电视剧《亮剑》中的李云龙即是以他为主要原型的。影片中掩护野司强渡汝河的太行旅则是以第6纵队18旅为原型。18旅旅长叫肖永银，是全野战军最年轻的旅长。他13岁在鄂豫皖苏区参军，从一名红军号手一直成长为了共和国的装甲兵少将。受命之后，肖永银命1个营部队怀抱门板、木头，涉渡湍急的汝河，从南岸敌军手里抢下了两个村庄，顽强占住了一个登陆场。接着顶住了国民党军的多轮反扑，掩护了工兵架设浮桥。然后肖永银率2个主力团从桥上冲到南岸，刺刀见红，一路向南杀去，硬是从国民党军中间趟开了一条宽约3公里的通路。与此同时，北岸的16旅在旅长尤太忠指挥下坚守阵地，一次次打退了尾追的国民党军。在第6纵队将士护卫下，刘邓率野司和中原局机关安全渡过了汝河。最后，刘邓率全军急行南进，又徒涉通过了拦在路上的最大一条河流淮河。而当国民党军衔尾追到北岸时，淮河突然涨水，既不能徒涉，又不能架桥，他们只能望水兴叹。经过20昼夜的艰苦行军，刘邓所部冲破了国民党军的重重围追堵截，终于胜利到达了大别山。

影片中最感人的一段情节到来了：当太行旅到达大别山后，从方家坪村里救出了一名昏过去的老大娘。她醒过来后，得知眼前的是人民解放军，不禁激动地问：“李先念回来了没有？”“徐总指挥也回来了吗？”在得到肯定的答案后，她跑过去召呼乡亲们，喊着：“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呢，真的是咱们的红军回来了！”后来她又急切地问道：“3营长，3营长，你们3营长回来了没有？”3营长张震山闻声赶过来，但这位老大娘并不是她的妈妈。老大娘疑惑地念叨着：“我儿子走的时候，他们都叫他3营长！”张震山无奈地说道：“老妈妈，我叫张震山。” 老大娘不禁失望已极，靠在树上仰天悲泣。这时方军闻讯走过来，认出了老大娘，立时热泪盈眶，叫了一声“娘”，然后慢慢走向老大娘，双膝跪地，又叫了一声“娘！”老大娘则抱住方军，悲喜交极地叫着“伢儿”“伢儿”“真的是你回来了”，母子二人抱头在一起。此时，《歌唱大别山》的曲调又悠然响起，银幕前的观众鲜有不鼻子发酸者。

这段情节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方妈妈问的李先念，我们都知道后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红军时期，李先念曾是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红11师政委、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红30军政委。徐总指挥，就是徐向前，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解放战争时期，李先念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在刘邓主力进入大别山后，他也率第12纵队辗转来到大别山与刘邓会合共同坚持斗争。徐向前在解放战争时期曾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刘邓主力挺进大别山后，他留在晋冀鲁豫指挥部队进行内线作战。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中这样直接提及党和国家的现任领导人，在此之前除了毛主席无人不知外，是极其少见的，这也反映了那个新时期思想解放带来的变化。方军在15年前曾是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某部3营长，周大明当时还是红小鬼，外号“小炮兵”。当年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撤离鄂豫皖时，白匪军进来烧杀抢掠，危急关头，方军的妻子将自己的一只耳坠交给了红小鬼周大明带走。后来她死于白匪军手中，与方军的女儿红伢也被白匪军抓去卖了。随着影片情节的展开，这一连串的人物先后被联系在了一起，其核心纽带就是：鄂豫皖。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全国有六大苏区，其中最大的两块就是江西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鄂豫皖苏区是在一系列暴动的基础上形成的。首先是1927年11月的黄麻起义，是由潘忠汝、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等人领导，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1师。在黄麻起义总指挥潘忠汝和副总指挥兼31师师长吴光浩相继牺牲后，中共中央又派徐向前到鄂东北，接掌31师；接着是1929年5月的商南起义，由周维炯、徐子清、徐其虚等人领导，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2师，创建了豫东南苏区；还有1929年11月的六霍起义，由舒传贤、徐百川、姜镜堂等人领导，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3师，创建了皖西苏区。不久，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4师。1930年3月，中共中央派郭述申、许继慎、曹大骏等人到大别山，成立了鄂豫皖特委。接下来，鄂豫皖边区的红军集中整编为红1军，由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下辖第1、2、3师和1个独立旅，共2100余人。活动在鄂东南的红8军一部也改编为红15军，由蔡申熙任军长，共1800余人。至此，统一的鄂豫皖红军和苏区开始形成。

在中共中央的先后派人指导下，鄂豫皖红军越战越强，苏区面积不断扩大。1931年11月7日，在湖北黄安七里坪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下辖红4军和红25军，有10、11、12、73师共4个师。李先念后来就担任了红11师的政委。因为豫皖苏区地理位置非常特殊，东摄南京，西逼武汉，威胁中原腹心之地，对于国民党政权是芒刺在背。1932年7月，蒋介石又调集30万大军对鄂豫皖苏区进行了第四次围剿。因为敌强我弱，红四方面军先后在冯寿二、七里坪、扶山寨三场血战不胜，已失去了打破国民党军围剿的有利时机，只能步步后退。国民党军大举踏入苏区腹地，到处烧杀抢掠，企图彻底毁坏苏区经济，使红四方面军无立足之地。为了摆脱弹尽粮绝之境，红四方面军主力不得不撤出鄂豫皖苏区，于1932年10月12日穿越平汉铁路向西突围，一走就是15年。

刘邓大军正是以当年的红四方面军余部为主力历经改编而成的，中高级指挥员多有鄂豫皖斗争时期的老红军，如今又回到了大别山，等于回了家，怎能不激动万分！片中方军、周大明、方妈妈等人的澎湃情感，是积淀了多么深厚的历史情结呀！影片随着人物关系的不断推进，通过《歌唱大别山》的歌曲一唱三叹，痛快淋漓地渲泻出了这种历史情感。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而银幕前的观众则不得不被带入情境之中，与电影主人公一起悲喜兴叹，感慨历史无常。这是电影《挺进中原》的一个巨大成功。在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中，如《挺进中原》这样寓史寓景于一体来调动观众情绪的，是很少见的。

影片中大别山已进入了冬季，天寒地冻，风雪交加，国民党军更是加强了围困封锁。白建业得意地说道：“天助我们成功啊。共军十万人马，将要困死，饿死，冻死在大别山上！”这时随着画面中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区不畏风雪饥寒的艰难转战，画外响起了另一首插曲《篝火》，词曲坚定深沉，形象地反映了这一段困难时期：“冰封山河行路难，风卷红旗过险关。征途漫漫百战多，寒夜沉沉篝火闪……”

在真实的历史上，刘邓大军面临的艰难处境要比片中所表现的严重百倍。原本以为，回到革命老区，总会有群众出来欢迎和支持的。然而，现实完全不是这样。在十几年中，红军和新四军几进几出大别山，每次撤走后国民党军都会卷土重来，对根据地人民进行残酷的摧残屠杀，积累起来的革命力量几乎被杀光了，一般老百姓都被国民党杀怕了。尤其是罗山、礼山、经扶、光山四个县的群众受苦最深，被称为是“罗礼经光”。加上国民党桂系军队曾在大别山长期驻扎，经营多年，上至师、团长，下到连、排长，甚至老兵们娶的都是当地媳妇，在地方建设上颇有一套，统治基础相当深厚。为了围困刘邓大军，国民党还建立了保甲联防制度，严密控制地方，明里暗里威胁和控制当地群众，协迫群众实行空舍清野，使刘邓大军吃不上饭，穿不上衣，找不到向导带路，无法安置伤病员，难以立足和生存。特别是还有反动地主、乡保长和叛徒指挥的还乡团、小保队，熟悉当地的风俗民情，也熟悉中共武装的一整套游击战术。他们咬住刘邓大军进行袭扰，残害帮助解放军的群众，并大量杀害了刘邓所部的非战斗人员和伤病员，危害极大。

刘邓大军初到大别山时，老百姓非常恐惧，怕他们来了又走，自己再遭国民党的残酷报复屠杀，于是一见就跑，并且是整村整村往山里跑。部队找不到人，连向导也没有，无法吃住，机动困难，立即陷入了困境。加上北方部队不适应南方气候风土，不习惯潮湿阴雨，走不惯水田小路，穿不惯草鞋，吃不惯大米，还有蚊虫叮咬，毒蛇袭击，地方疫病，导致很快出现了大量非战斗减员。由于减员太多，有的部队出现了人少枪多的现象，无法带走，不得不把多余的武器砸掉。因为生活太艰苦，很多补入部队的解放战士出现动摇，偷偷开小差逃跑了。那段时间真是苦啊，是巨大的考验。为了生存，部队中乱要粮，乱拉伕，乱抓向导、打骂人等违犯群众纪律的现象增多，导致老百姓躲得更远。邓小平不得不专门开会整顿纪律，统一思想，要求广大干部深入基层，艰苦细致地做工作，争取群众支持。为了建立根据地，站住脚，必须要发动群众打土豪，要筹款，实行土地改革。刘邓大军迅速展开，除了主力部队行军作战外，每个纵队抽出了3个团转为军区基干武装负责清剿匪特，并派出大量干部战士组成工作组下乡，抓紧时间开展地方工作。到10月中旬，刘邓大军已在17个县建立起了政权。在此期间，因为部队流动大，解决急需的时候多，因而出现了执行政策过左的问题，打击面过大，侵犯了部分群众的利益，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冬天到来时，刘邓大军还没有冬衣，又无后方接济，面临很大困难。刘邓组织全军官兵向当地的商店、富户筹借布匹和棉花，然后自己动手染色并缝制成棉衣，总算解决了这一急需问题。影片中方军等旅部首长亲自动手做棉衣，战士黑牛身披花布来染色而被其他战士取笑等情节，都是对这一时期历史的表现。因为小保队残杀地方工作人员、伤病员非常猖獗，导致部队中出现了“不怕国民党正规军，就怕小保队”的说法。刘邓为镇摄小保队的气焰，专门组织行动对其打击，其中就有二野战史上著名的“宋埠杀匪”事件。刘邓大军艰苦奋斗，初步在大别山站住了脚，在半年中吸引了国民党军15个整编师33个旅的兵力，为其他战场减轻了压力。然而，因为大别山敌情严重，情况极为错综复杂，刘邓所部虽先后占领数十座县城并建立了政权，但往往得而复失，基层政权不得不转入地下。虽经反复争夺，直到刘邓主力转出大别山，也未能将大别山根据地彻底巩固。

影片的最后，刘邓大军四处出击，节节胜利。白建业奉命回援武汉，假意命亲信郑师长在前面抵挡太行旅，自己则偷偷率部逃跑。已经参加地方工作的来弟在侦察敌炮兵阵地时识破了白建业的诡计，为掩护别的战士返回报信，来弟吸引走了敌人，不幸中弹身负重伤。在弥留之际，她向前来救援的周大明报告了敌情，并拿出15年前妈妈牺牲前留给她的一只耳坠。周大明猛然认出，来弟就是方军失散的女儿红伢。来弟知道周大明就是当年的“小炮兵”后，含笑而逝。周大明当机立断，率部直插白建业撤退时必经的黑狮口。他指挥战士们爆破悬崖堵住道路，以坚决的阻击挡住了白建业2个师的逃跑之路。方军率大部队歼灭了郑师长所部后，以急行军赶到黑狮口，全歼了白建业主力。战后，方军告诉周大明红伢已经找到了，周大明难过地将耳坠交给了方军。这时，歌曲《歌唱大别山》再次响起。方军全明白了，他强忍住巨大悲痛，豪迈地说：“挺进大别山，是付出了巨大代价呀，我们胜利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