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骑兵编制和训练之刍议

唐朝前期，在北衙禁军不断发展约过程中，使用“百骑”、“千骑”、“万骆”3个专用名词（3），似可看作3个官职，可从其词义反映北衙各级骑兵约人员定额。
北宋禁军的骑兵在日常操练中．有时以25人为l队．每队另设押队和旗头2人。（4）．共27人。应作为是时禁军骑兵编制系列中的一级。
戚继光为了抗击倭寇．于隆庆二年(1568年)创办骑6兵营。按规定．每队12人．每旗3队，每局3旗，每司4局，每部2司．每营3部．共2700人。按照队、旗、局、司、部、营六级编制而成。这是配备有原始火器的骑兵编制。
明朝中晚期，在冷兵器与原始火器同时使用的情况下、孙承宗等创办车、骑、步3个兵种分队联合成营的制度。其中的骑兵分队，每伍为5人，内立一“管伍”领之，二伍为什．外立一“管什”领之；二什为队．外立一“管队”统之。另外、还配有“传督”、“背招”各1人。“管队”领导25名骑兵。这是骑兵分队的完整编制。其上，还有三级：2队为1乘．乘下所属50名骑兵。4乘为l衡，衡下所辖200名骑兵。2衡为l冲，冲下所隶400名骑兵。据此、骑兵分队为伍、什、队三级．分别管理包括自己在内的5、11、25名骑兵。其上，还有乘、衡、冲三级，依次统领50、200、400名骑兵。400名骑兵共六级领导，可独当“一面”⑤。
上述7条史料中，《六韬》的记载、戚继光骑兵营、孙承宗等分队联合成营中的骑兵，均有较完整的骑兵编制。唐朝前期北衙禁军的组织系统．也可视作较完整的骑兵编制。再参照上面的零层史料，基本可以认定，中原农业民族区的骑兵编制．可能在某一朝代．某一时期有稳定的情况、但对骑兵历史长河而言，没有像步兵、车兵之编制那样基本化一的趋势，“十进位制“虽有所用．但不连贯．又没能坚持。明显地呈现出级别无定制、人员无常规的情况，形成这种情况是有原因的。军队编制，主要是根据该战斗群体如何能够更好地发挥其功能。中原农业民族区的骑兵多数情况下从事阵地战、守城战、内线作战．虽也有些运动战．但不够普遍，并且常与车兵．特别是步兵紧密配合，协同作战。同时，又较早地使闻火器。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也就勿需统一编制．更不必锐意坚持适合运动战的“十进位制”。从具体情况出发，根据实际需要而定骑兵的编制，成为其基本的指导思想。
骑兵编制中．战土有军籍，战马需注册，人马均立档案。后勤部门向战士发粮饷、武器、盔甲等；向战马发草料和马盔甲等。战士伤病，需要医生；战马伤病．需要兽医。战士到年龄，解甲归田（各民族、各时代战士退休午龄不一)；战马到年龄，退出沙场(战马一般18—20岁退役)。战士立功受奖，有时也要奖励战马。这一切，按规定均记录在案，特别是中原骑兵的上述制度更严格些（6）。
(二)“十进位制”在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编制中长久不衰
我国北方游枚民族区的骑兵编制，透过散乱的史料、似乎看到某些条理。
匈奴民族中．全民军事化．全军骑兵化。在其军事编制中，“大者万余骑”．由万长统领，依次为千骑、百骑、什骑，分别由“千长、百长、什长”领之⑦。
东汉末年．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乌桓的军队均为骑兵，由“千夫长、百夫长以相统顿’（8）。与乌桓同在东胡联盟中的鲜卑，“语言、习俗与乌桓同”（9）。记载鲜卑的史书中．又多次见“万骑”、“千骑”字样。大体可以判定，鲜卑与乌桓——样，也承袭了匈奴骑兵的十进位制。
柔然是个典型骑兵化的民族。其社仑可汗于402年建立政权前夕，“始立军法：千人为军，军置将一人，百人置幢．幢置帅一人”（10）。这是柔然族骑兵编制中最基本的两级，虽然机构的称渭不同，但十进位制还是相同的。
突厥骑兵的编制是否“十进位制”，无正面记载，但有几个现象值得深思。基数词“十’’在该民族中历史悠久，且使用率较高。传说中，一个“十岁”小儿被月足，弃之。后被母狼救养，又与母狼合．“遂生十男”。蕃衍成突厥人。这个古老的小故事中，两次使用“十”。又西突厥分为“十姓”，以“十箭部落”或“十设”称之。凑足“十’。，并非偶然。突厥汗国开国者系“土门可汗”。土门(mUhMu)，可译成汉语中的“万夫长”。基此，突厥骑兵的编制．很可能也延续“十进位制”。
回鹘亦是全军骑兵化的民族。骑兵编制长期以来不清楚。然而用突厥文书写的《回鹘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却多次使用“千夫长”一词；在北面第6行写道，磨延啜系“先行队的千夫长”；东面第11行写道，磨延啜“送一千夫长至炽俟”，南面第2行写道，“炽俟人被我的千夫长驱逐而来”（11）。由此可知．回鹘骑兵中有“千夫长”一级的官员．领导1000名骑兵。这是十进位制编制中最关键的一环。
女真兴起时，不同级别的酋长以猛安、谋克称之。“猛安者千夫长也，谋克者百夫长也”（12）。金朝建立以后，“十人长”一词常常出现于史籍。宗室阿里刺、宗室奕、忽土、勃术鲁定方等人都担任过此职（13）。女真一满族首领努尔哈赤兴起时．骑兵占相当的比重。“凡出兵校猎．不计人之多寡．各随族党屯寨而行。猎时．每人各取一矢，几十人设长一、领之，各分队伍，毋敢乱者．其长称为牛录额真。”（14）既然“十人设长一”，那么其长“牛录额真”，当与汉语中十夫长的含意同之，至少当时如此。女真和女真一满的十进位制．随着步兵比重的增长，而有所改变。这种编制，最典型的莫过于早期蒙古。军事家成吉恩汗按照这个惯例，以千人为基础，下起十人、百人，上承万人．待骑兵队伍编制起来。分别由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万夫长统领（13）。然而随着成吉思汗事业的发展，千夫长统领的骑兵可能多于或少于1000名．万夫长统领的骑兵也可能多于或少于10000名，但十进位制形式一直不变。同时．这种军事编制与地方行政组织合为一体．战时为兵．平时为民，各级组织领导依旧。前者．为军官与士兵的关系，后者，系领主与属民的关系。

军政如此合一，进一步加强十进位制的隶属性。我国北方各游牧民族的06兵，大体都具有这种关系。由蒙古汗国——察台台汗国演变而来的帖木儿帝国(1336一l500年)，其骑兵编制与蒙古早期完全相同。
通过上述考索不难看出．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中，除少数外．其骑兵编制多采用“十进位制”。尽管某些北方游牧民族这种制度不够完整、系统．但其基本稍神还是流传下来。所以这是一种古老的骑兵组织形式，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长期以来．中原农业民族区的步兵编制是围绕“伍法”而不断改进．故有“诸家兵法，惟伍法为要”（15）的说法。车兵编制，春秋时期已定制、车上甲士3人，还有72名步卒跟随以配合作战。然而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编制，既没有接受中原农业民族步兵编制的影响，又毅然跳出车兵编制的窜臼。前者．纵然对中原步兵适合，但对游牧民族骑兵却不方便。后者，战车和步卒很难有机结合，常常脱节，显得臃肿、累赘，从而削弱整体的机动灵活性。应当承认．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编制是一种特殊的组织体系．在军事编制方面是一次重要的发展乃至革新。
（三） 评“十进位制”编制
为什么北方游牧民族对“十进位制”的编制感到极大兴趣，并长用而不衰呢?至今未见具体而理想的解释。
对此，应纳入北方游牧民族骑兵员善长的作战方式即运动战中，进行层层剖析。兵法言：“兵重(指编制过大)者滞而不神，兵轻者便而多利，”（17）在十人队里，十夫长对其他9人及其战马了如指掌．管理起来从容自如，至少不太复杂。这是一支易于领导的整体力量。对此．勿需过多论证。经过严格训练的、由l0名骑兵织成的队伍，足以成为一个小型的战斗集体。具有一定的进攻、防守、巡逻的能力，很多情况下可以独立行动。对敌容易产生某种牵制、威胁的作用。若超过10人，则人多马亦多，行动不便．不宜协调．准以互相呼应。如少于10人，不仅独立战斗能力不强．而且对敌人威胁也不大，甚至容易被敌方吃掉。在进攻或防御的半径上，古人未依今人那祥有着科学的计算，但经验使他们值得，以十名骑兵组成最基本的作战单位比较合适。
10名十夫长中．任命一人为百夫长。北方游牧民族骑兵中，百夫长与其余9名十夫长．除军事关系及前文所言的行政关系外．还有一层乡里关系，从而为进一步密切、协调提供条件。干夫长、万夫长的产生及其关系也是如此。
百夫长领导百名骑兵对规模不大的运动战较为适合。在袭击、闪击、迂回、包抄、穿插、分割、追击、夜战、风战等各种形式的运动战中．既可以陆续接应，又具有较强的战斗能力。同时．还不笨重冗杂．显得格外的灵活机动。在较大规模的战斗中，千夫长领导的千人队，更大规模的战斗中，万夫长领导的万人队，大体均能产生这种机制。
总之，北方游牧民族骑兵按“十进位制”编制，分层领导，上下统属，从而构成攻守自如、互相配合的若干层次之战斗单位。波斯史家志费尼认为，蒙古汗国“组织军队的最好方法确实莫过于此。”（18）。北方游牧民族骑兵与中原、中亚、欧洲人的战斗中，经常占据主动、乃至获得胜利．与十进位制的军事编制，直接相关。
在这里，顺便对下面说法进行辨析。有人认为：“突厥所长，惟恃骑射．见利即前，知难便走，风驰电卷．不恒其阵，……队不列行．行无定所．……胜之求财．败无惭色．无警夜巡昼之劳．无构垒馈粮之费”（19）据此，突厥骑兵似乎没有战阵，军容无序，队伍不整．白天不设防．夜间不巡逻，进与退在于是否有财利可图．甚至失败了也不羞耻，简直是一批无组织、无纪律的乌合之众。中原人对匈奴、契丹等骑兵．亦有类似说法。事实上．几乎均与此相反。在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编制中．组织严密，各有专员。尽管具有高度的机动灵活性，但每名骑兵都知道自己在十人队里的位置．十人队在百人队里的位置，百人队在于人队里的位置……。行军时，有行军的顺序；战斗时，有战斗的队列。并非一窝蜂而上，随随便便而下!更不是知难便走的人群。
公元前200年，匈奴冒顿单于率40万骑兵将汉高诅刘邦等包围在白登山(今大同东北)。
值得注意的是偌多匈奴骑兵是根据战马颜色行列在4个方面；西面尽白马，东面尽青马，北面尽深黑马，南面尽红马（20）。这既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威武军阵，又是四色分明，互相映衬的雄伟、壮观的画面．反映匈奴骑兵编制的严密性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突厥骑兵作战时．“有严整队列”。据鸣沙之战的记载看，“一般组成战阵以后．以强弓锐箭为掩护，少数敢死队员率先冲锋，冲破敌阵以后．大军一齐进击．伯恩斯坦称之为传统的‘古典式对阵战’”（21）。契丹、西夏和女真的骑兵战阵还要复杂一些。
包括骑兵在内的北方民族之军队．具有严格的军纪。社仑可汗、李光弼、耶律阿保机、李元昊、完颜阿骨打等，都能本着“赏以树信，罚以建威”的原则治军。将领的威与信具备，则军队必整肃坚韧。社仑可汗立军纪，战场上，“先登者赐以虏获，退懦者以石击首杀之，或临时捶挞’（22）。蒙古汗国规定：“当他们进行战争时，如果在十个人中有一个、两个、三个或数名逃走，整个十夫集团都要被处死，……如果一个人、两个人或数人都勇敢地走向战斗，而十夫集团中的其他人则没有尾追而上，后者同样也都要被处死：如果十夫集团中的一人或数人被俘，其战友不去解救、他们也要被处死。”（23）以严格的军纪保证了有序的战阵、完整的编制。这种措施可直接导向胜利。

军队编制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它关系到力量的结构、调配、使用等。如编制得法，则力量安排行序，调配、使用方便、合理，其整体功能可大大提高。否则力量可能或积压、或短缺、或内耗，致使整体功能大为减弱。编制，取决于功能的发挥，这是一条普遍性的规律。如果编制不当，致使功能不显，则这种编制就应改革。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编制热衷于“十进位制”，当是其最佳选择，井独具风格。中原农业民族骑兵编制不定制，不能视为落后。孙武、李靖、戚继光等都是中原农业民族中有名望的建军、练兵、指挥战斗的专家，他们均没有执意追求“十进位制”的骑兵编制．可见这种编制对他们并非适用。
二、骑兵训练之述论
兵家历来重视军事训练。吴起认为，军人“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24)。其意为，军人往住因为没有本事而牺牲，军事技艺不熟练而失败。所以用兵之法。首先是训练。“士不先教，不可用也”，“不教民战，是谓弃之”（25）等理论是实战中的总结，一直为兵家守。
(一)骑兵的综合性训练及骑射技术
军事训练的内容很广泛，这里仅就技艺的训练论之，技艺训练是军事训练中的重要内容。
骑兵也需要像步兵那样通过某些项日进行综合性圳练即基础训练。如角抵，亦称角力，相当于今天的摔跤，手搏，亦称拳击，犹如今天的散打，负重走跑跳；使用器械的套路等。这些训练项目均有悠久的历史，不仅是包括骑兵在内的军人之经常性活动，而且也是古代老百姓的体育活动。骑兵战士通过这些训练能够增强体力、耐力、灵敏程度和使用武器的技能。这是起码的要求，勿需详论。
然而各兵种的训练方式方法有许多不同。骑兵训练与步兵、车兵训练相比，呈现明显的特点，甚至做了重大改革。骑兵和车兵对马匹都要进行许多项目的训练。表面看似乎相同，实质上却有很大差别。按照马的功能，战车使用的马，属于挽用类型，圳练它的驾车能力，致使它的挽用技能尽量发挥。对于骑兵。不是任何马部可以骑到战场上，该兵种所使用的系乘用型的马，其四肢、体型与挽用型马育明显的差别。乘用马通过训练，使其在战场上能够更好地发挥乘用潜力。从整体言，训练战车的马，比较简单容易；训练骑兵的马，就比较复杂困难了。
要用马，必须先驯马。虽然马通人性，但毕竟是兽类。要想使它更好地接受骑士的意图，使马的力量成为有效益的消耗，应当以人为主，尽量沟通人马之间的关系，致使人马—体化。对此，并非轻而易举，颇需要对战马进行细致、耐心的调教，使其建立“后效行为”。正常情况下，驯马者对战马必须保持亲近、和平的关系。即使烈性马，也要爱抚，为其解痒，提供洁净饮水，加草添料，并时常洗刷，从而解除其恐惧心理，增加人马间情感。驯化过程带有很大的感化因素。驯练战马的高难度动作，离不开马具，持别是衔、镳、辔（络头）三者互相联系，组成一个灵敏的传导体系。下面以训练战马卧倒为例进一步说明之。牵动一侧缓绳，传导给马镳、马衔、对马的齿龈、口角产生难以忍受约压迫感，强制战马卧倒，卧倒后，立即缓和缰绳，解除镳衔对口角、齿龈的压迫，同时对马给于表扬或酬赏，包括食物酬赏。假如战马本想就范，可适当惩处。于是牵动一侧缰绳—一马头偏斜一—压迫齿龈口角—一卧倒一一缓和—侧缰绳—一解除对齿龈口角的压迫——表扬或酬赏。整个过程依次相连，反复进行。于是在马的中枢神经建立起巩固的信息贮存即记忆（26）。马的信息贮存，虽不如人那样容易，但比其它家畜方便得多。如此耐心调教，久而久之，骑士一旦牵动一侧缰绳，马就立刻卧倒。左转、右拐、前进、后退、加速、减慢等，通过马具或战士的特殊动作，甚至语言等来实现，但比训练卧倒容易得多。战马，正加兵家所言：“戢其耳目，无令惊骇。习其弛逐，闭其进止，人马相亲，然后可使。”（27）至于战马对骑士的深厚情感，历史上有许多生动、典型事例(对此，另有专文)，这里就不一一论述了。这种情感，是在长期生活中建立起来的。特别需要骑士爱马尽心，待马善良，投入更多的工作和耐心。

除对战士综台性即基础训练和对战马调教外。还得对战士进行上下马和稳固地骑在马背上等项目的训练。好的骑士，上马不踩镫，一跃而骑上；下马不踏磴，—跃而下；由甲马换乘乙马，勿需先下甲马再上乙马，只要跳跃—下就可完成换乘。尽人皆知，战士在马上、远不如在地上稳重。马一旦走动或狂奔，特别是在“越天堑，登丘陵，冒险阻，绝大泽，驰强敌，乱大众”之际，仍能稳坐在马上，才算得上好骑士（28）。为此，在马上颇需要掌握平衡的锻炼，否则就有落马的危险。中原农业民族某些不经严格训练的骑兵，临战前因紧张、害伯而落马者，有之；战马急速前进中由于平衡不当而落马者，亦非罕见，战斗中仅几个回台，因抵挡不住猛烈打击而落马者，多之。种种现象均说明其骑术之不精。
骑兵不仅需要稳固地骑在狂奔于坎坷之途的马上，而且在马身上还得活动自如，练就—套复杂的动作，如向前后左右开弓射箭；挥动武器，稳准狠地打击对方；对于敌方迅猛的劈砍刺，能够稳妥地躲闪避或档拨架……。上述技能当以广义的“骑射”称之。这是骑兵的必要技能。仅就这点言，比步兵操弓、搏击之难度大得多。因为步兵是站在地上，或半跪，或双脚张开，描准开弓，基础稳定，易于使出全身力量，放射程较远，准确程度较高。然而骑兵是坐在马上瞄准开弓，战马在走动或狂奔，基础处于运动中，同时，被瞄准的目标也可能是运动状态。这是在互动情况下的操作，难度有二：其—，—定程度上限制了全身力量，特别是双臂力量的发挥（29），其二，中的之准确程度降低，故练就百发百中和准确有力地打击对方之骑射技术，绝非一日之功，当是在严格教导之下，经过长期而又艰苦操练之结果。元丰元午(1078年)，北宋神宗批准将军刘元的意见：“马军教习不成，请降步军。”（30）元丰六年(1083年)又规定；“骑兵年五十以下，教武技不成而才可以肄习者，并以为步军。”（31）这两条文科从不同角度说明，骑兵不合格，被淘汰后，还可以当步兵。由此可见，就训练的难度言，骑兵明显大于步兵。
(二)以汉朝为例说明中原农业民族骑兵的训练措施
在中原农业民族区乃至整个中国的骑兵发展史上，汉朝的轻骑兵、重骑兵均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骑兵训练的措施也颇具典型性。
汉高祖三年(前206年)，刘邦为适应战争需要，建立了一文精干的骑兵。以具有骑兵战斗经验的秦朝骑士李必、骆甲为左右校尉，由颇熟悉骑兵战阵的灌婴统一领导。其中，许多成员早在秦朝就接受过骑兵训练和骑战考验，故能立即投入战今。在荥阳之战、襄邑之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继之、跟踪追击项羽于垓下，并取得—系列胜利。西汉庞大的骑兵军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也积累了对骑兵训练的经验。
汉初，在西部和北部置马“苑三十六所”。配“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32）。同时，天子设“六厩”，即6个养马场。诸郡国办置养马机构。他们不仅负责马的生产生殖，而且也承担对战马的某些调教工作。有些官员，特别是西北各苑数万名“官奴”，对马的习性、驯育、驾驭等是熟悉的。他们是驯马好手，能够制服烈性马。经过一番调教的马，远不同于苑厩马群中的“生马”，已“告别”许多兽性、野性，变得温驯、灵敏，能够与人接近，经得起许多刺激，易于发挥乘骑功能。一旦战争需要，就可向重骑兵、轻骑兵等提供不同类型、经过初步训练和足够数量的战马。分到骑兵手中后，略加热悉就可使用自如。所以调教战马，一定意义上，也属于骑兵训练的内容。西汉的重马观念及其各种政策，影响到东汉。在长期实践过程中，涌现一大批养马、知马的专家、如金日(石+单)、东门市、黄直、陈君夫、子舆、仪长孺、丁郡都、杨子阿、马援等。还撰写了包括驯马技术在内的马经。10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遗物中，有—仲帛书《相马经》，非常珍贵。
西汉骑兵，按领导体系可分为中央系统和郡国系统两大部分。前者，守卫京师和皇宫，其中大部分是通过对后者轮番征调而来的。后者，属于地方部队，有时在中央调动下参加征战活动。这两个系统的骑兵数目，都不算少。
汉朝起用大量秦朝骑士、胡气较重的北方边郡人士和匈奴等民族的降人，使这些人成为骑兵部队的各级指挥员。他们自身都是骑射技艺精良者。战时，指挥战斗；平时，领导训练。基此，汉朝骑兵，特别是西汉骑兵，既继承秦朝骑兵的发展水平，又汲取匈奴等北方民族骑兵的某些长处，有了明显的发展。
“武帝平百粤”，组建中央军队中的北军八校尉。其中，4个校尉是精锐骑兵。他们“岁时讲肄，修武备”（33）每年都有足够的学习、训练的时间。按规定，没有经过训练，甚至技艺不娴熟的战士，不能从军征发。依据法令：“民二十三为正”，“正”系指正式服兵役即现役。“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土，习射御、骑驰、战阵”（34）。该条法律中的“骑士”即骑兵，必须进行走马、骑射和战阵等严格训练。军事训练，在许多场台下，不是自由选择。而是按规章制度的强制性行为。夏练三伏、冬练二九，不避炎热和酷寒，方能练出“真功夫”。经过一段军事训练，完成现役后，归家务农，变成预备役军人。“寓兵于农“的制度，致使民无坐食之弊，国无不练之兵。这是当时包括骑兵训练在内的军制之特点。
军事训练的效果如何，需要通过严格考核制度以检查之。考核分中央和地方两级。据东汉人卫宏《汉旧仪》记载，地方考核即对郡国部队的考核在每年八月，由太守、都尉、令长、县丞、尉等官员参加，“会都市，课殿员”。“会都市”系举行军事演习，检阅武装力量，比试弓马骑射等。
“课殿最”，是通过考核为军士划定等级，上等为“最”，下等为“殿”。对中央部队的考核，每年“立秋”时节举行。在首都郊外演兵场，经过隆重仪式后，骑兵等诸军进行操练比试、战阵演习，非常壮观。对优胜者予以奖励，不合格者进行惩处。奖惩制度，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
经过反复训练以及严格考核，还有必要的奖惩，提高了骑兵的战斗力。这个兵种，不仅在楚汉战争、平定七国之乱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在多次远征西南、西城和大漠南北中，立下辉煌的战功，显示了汉朝的国威、军威。《汉书》卷30《艺文志》列出有关“兵技巧”的书有16种共199篇，与骑射及其训练相关的有8种69篇。这无疑是对骑兵及其训练的文字性总结。
(三)北方游牧民族骑兵训练的特点
古代，我国北方诸民族的生产方式大体是游牧，至少是以游牧为主体，兼及狞猎。这种生产方式，决定了骑兵训练的特点。其中，有两点值得论及。
1，寓骑兵训练于游牧活动中在北方民族，特别是其中的纯游牧民族中，马比一切都重要。它是主要的财富，具有商品的屈性。在生产、生活、交游等活动中，须臾也离不开马。为了生存和发展，常常用要冒着酷热、严寒、暴风雪和弥漫的风沙，翻山越岭，横渡大漠，追逐水草，长途跋涉。如果没有马，则草原经济无法维持。蒙古人中流行一句颇值得玩味的谚语：“人生最大的不幸是少年的时候离开父母，在中途的时候离开马。”同时，马还是特殊的战争武器。故北方很多民族中，家家都有马，户户都养马，无不积极发展养马业（35）。有鉴于此，他们对马的一切，包括习性、功能、调教等都非常熟悉，犹如农业民族熟习土地、农作物一样。
匈奴是典型的“马背上民族”。“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免。”（36）孩子骑羊事，虽为后人怀疑，但匈奴人自幼骑马射猎却是事实。阿拉伯史家说：“突厥人既是牧人，又是马夫、马贩、兽医和骑土”（37）。这个民族的马文化具有丰富内容。他们长期辛勤劳动培育的良马，在我国畜牧业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在世世代代游牧活动中所形成的尚武习性比较典型。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出使辽使时，在《五百长韵》中写道；“儿童能走马，妇女亦腰弓。”（38）由此得知，契丹的孩子、妇女都能骑马射箭，这种技能对青壮年男性，更不在话下。蒙古人“孩时，绳束以板，络之马上，随母出入。三岁，以索维之鞍，俾悍手有所执，从众驰骋。四五岁，挟小弓短矢。及其长，……凡其奔骤也，跂立而不坐……左旋右折，如飞翼，故能左顾而右射。”（39）匈奴、突厥、契丹、蒙古等“马背上民族”，不分男女，自幼就练成一套马上的活动本领。不鞍而骑并不稀罕。甚至能在马身上连续活动两昼夜，趁马吃草的机会，坐睡在马背上。将中原农业民族驯育战马，并集中起来进行骑兵训练等复杂工作，分散在游牧活动中，“化整为零”。非常明显，他们的骑射等搏击本领，其深度、广度，均是中原农业民族望尘莫及的。
此外，上述诸族游牧性的生活方式，还有生活中的主要项目如吃、穿、住等、与战士在战争中的生活极为相近。一定意义上，游牧生活可看作军事生活之实战和难得的军事训练。
2，狞猎活动与骑兵训练的一致性
游牧民族普遍爱好狩猎活动。故游牧和狩猎两种生产方式各有独立活动的同时，又常常结合在一起。这是北方诸族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如此爱好乃至结合，系由许多原因共同促成的。其中，狞猎可作为军事训练是个重要原因。尽人皆知、无论捕捉飞禽，还是猎取野兽，一般都需要武器。弓箭、刀、矛、叉等是常备的。使用这些武器时，需要准确、敏捷。跟踪追击野兽时，还得跃马于山涧，驰骋于草原。一旦遇到突围的猛兽，其求生反抗给猎人带来的危险就更大了。成语“困兽犹斗”较准确地反映了这个意思。
泰常四年(419年)十二月，北魏明元帝率骑兵“西巡，至云中，逾白道，北猎野马于辱孤山、至于黄河，从君子馆西渡，大狩于薛林山”。翌年正月，“自薛林东还。至于屋窦城，飨劳将士，大酺二日，班禽兽以赐之。”（40）从这段记载看到，拓拔鲜卑人的这位皇帝率领数万骑兵，在冬季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行猎在今和林格尔、呼和浩特、武川、托县、清水河县、偏关一带，利用狩猎活动，训练骑兵，并向北部高车、柔然和河西屠各、羌人等耀武示威。当是骑兵训练相符猎活动紧密结合的一例。其实，北魏皇朝前5个皇帝经常行猎。据《魏书》等有关史料统汁、道武帝7次，明元帝22次，大武帝19次，文武帝l2次，献文帝7次。5位皇

帝在位88年间，共行猎67次，平均一年零三个月一次。并且小规模的狩猎还不在其内（41）。如此频繁地出猎，都带有骑兵训练的因素。
蒙古汗国时期，该民族大型狩猎活动常在方圆千里之内进行。“用一两个月或三个月的时间，形成一个猎团，缓慢地、逐步地驱赶着前面的野兽，小心翼翼，唯恐有一头野兽逃出圈子。如果出乎意料……千夫长、百夫长和十夫长要因此受杖，有时甚至被处极刑。如果有士兵没有按照路线行走，或前或后走错一步，就要给他严厉的惩罚。”（42）公元1233年冬，该汗国中书令耶律楚材跟随窝阔台大汗狞猎于狼山，并用诗歌做了精彩描述!“天皇冬狩如行兵，白旄一麾长围成。长围不知几千里，蛰龙震栗山神惊。长围布置如圆阵，万里云屯贯鱼进。千群野马杂山羊，赤熊白鹿奔青。壮士弯弓殒奇兽，更驱虎豹逐贪狼。”（43）从诗中看到，在大汗指挥下、成千上万蒙古骑兵布阵、行进、近踪、驰射等情景。在其过程中，颇需要统一号令，集中指挥。协调进击。从战斗程序和激烈程度言，与实战相似，至少作为骑兵军事演习绰绰有余。
脑不常用不灵，剑不常磨不利，兵不常练不精。军队训练必须经常化。“练习不素(不经常之意)，则技勇之艺疏。”（44）进取精神常生长在紧张艰苦的环境里。守旧娇气则来自平静安逸的生活中。“军队一走下战场则须臾不可脱离训练场。否则就会像铁生锈一样，使锐气逐渐自我减消，甚至变得不可收拾。”“离开训练场，军人气质就培养不出来”（45）。从寓骑兵训练于游牧活动中、狩猎活动与骑兵训练的一致性两个方面，不难看到如下事实。某种意义上百，游牧生产,包括游牧人常喜欢、世代不能离异的狞猎活动，是培养训练骑兵的“大学校”。同时应特别指出的是，他们世代生活在这所特殊的“大学校”里，终生学习军事技术，不断增长军事才干和使用武器的技能，还有永不间断地锻炼军人气质。故游牧人具有较多的军人气质。在这种生产方式中。政治与军事密切结合，军队与民众的距离不大，民转军非常容易。可以召之即来，来之能战。从而大大减少对新组建军队的专门训练之过程，既节省时间，又节约军事开支。
三、结束语
在中国，骑兵最早出现在北方游牧民族中，中原农业民族的骑兵晚得多。就该兵种总体而言，前者在不断发展中长期保持着领先的地位,包括拙文所考索、论述的编制、训练等在内,许多方面，中原农业民族骑兵落后于北方游牧民族骑兵，这是由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然而也应看到，后者对前者不断产生值得注意的影响，如马鞍、马蹬、骑士与战马的盔甲、抵制骑兵的方式方法和骑兵某些战略战术等。应当提及，从西汉起，中国南北骑兵的发展，许多方面出现整合地趋势。从而进一步提高骑兵的战斗力。这是南北文化不断接触、交流、融合的结果。
十夫长、百夫长、干夫长和万夫长4个名词，偶见于中原农业民族骑兵编制中，但却常为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编制所使用。除十夫长外，其余3个名词最早出于儒家经典。《尚书咸有一德》系商朝太甲时期文献，约成于公元前16世纪。该文载“万夫之长”即“万夫长”。在这里，泛指成千上万的群众首领（46）、属于行政用语。《尚书·牧誓》系周初文献，其中提到“千夫长“、“百夫长”两个词。据孔颖达解释，千夫长为“师帅”、中大夫，领导2500人，百夫长为“卒帅”，上士，领导100人（47），属军事编制中两个级别。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编制经常使用这几个名词，与上述儒家经典的关系，有待继续研究。
任何事物都是遵循多练则熟，熟后则精的轨迹发展着。军队技艺更是如此。由“熟”转“精”过程中，不仅需要继续“多练”，而且还应严格按照要领，循序渐进。就以骑射为例论之。所谓“苦射”，据荀子的标准：“百发失—，不足谓善射”（48），为此必须“百发百中”才能取得这个称号。该标准虽然很高，但经过努力，还能达到。其实，历朝历代都有些善射者。其中较杰出的，不仅百发百中，而且还能拉动硬弓。创造奇迹，战国时期楚国养由基，“百步穿畅”，“进七层甲叶”。西汉李广，跃马射强，“穿石没羽”。十六国前赵刘曜，“铁厚一寸，射而洞之”。隋朝长孙晟，举手辄射，“一箭双雕”。唐朝薛仁贵，“三箭定天山，九部皆席卷”。南宋刘锜，神臂硬弓，“箭塞水注”。蒙古汗国哲别，飞马利箭，见者胆寒……。这些人骑射技艺达到如此高度之原因，虽有一定的身体素质，但长期而又认真、严格地训练毕竞是主要的。他们练骑术，练臂膊，练视力……。天天练。甚至夜间练习射香火，于是也就成就了他们高水平的骑射技术。科学训练，对骑兵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