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取代宋朝是历史的巨大进步

早在二十多年之前，学者李干就在《元代社会经济史》中指出，“元朝取代宋朝，不是什么历史的倒退”，“元代整个社会生产力不是停滞不前，而是向前发展的”。

然而这样的真知灼见，长期以来却被人们忽视。许许多多认为元朝落后宋朝先进的不负责任言论仍在漫天飞舞，这是一种很可悲的现象，侧面反映了落后的夷夏思想仍在扰乱正常的历史研究。

下面，我们就本着对历史的负责态度来分析一下，看看元朝时代与宋朝时代相比进步程度究竟有多么巨大！

首先我们从普通百姓生活变迁角度来感受这一时代进步。

在元朝之前，中国人上厕所大便后用的是厕筹，也叫厕牏，也就是木片或竹片，这种大便后的非一次性用品，可供家居长期使用，但须时时勤加洗涤。如宋人苏东坡在《追和戊寅岁上元》一诗中就曾写道：“石建方欣洗牏厕。”直到元初时代，中国广大人民仍然还用这种厕筹，如元初时代的刘因曾在《郭翁诗》里写道：“家无十岁僮，百役一身寄。效儿浣厕牏，代妇理中馈。”诗里显然是说这个郭老翁没仆人，冲洗厕筹的事情要自己动手。

中国历史中最早的手纸记录是《元史》里关于元世祖忽必烈儿媳妇伯蓝也怯赤（又名阔阔真）的。《元史》说她“性孝谨，善事中宫，世祖每称之为贤德媳妇。侍昭睿顺圣皇后，不离左右，至溷厕所用纸，亦以面擦，令柔软以进。”

在元朝时代，手纸首先由蒙古皇室贵族成员开始使用，然后官员阶层纷纷效法，随后推广开来，普及到广大城镇居民。然而，厕筹这种东西在某些地方仍然还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如元末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里有记载：“今寺观削木为筹，置溷圊中，名曰厕筹。”从陶宗仪所指出的元末寺庙和道观里仍还保留着用厕筹的习惯来看，元朝手纸普及率是可以想象的。

在元朝以前，中国民居多为茅屋。唐人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就曾写道：“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连杜甫都住茅屋，唐人民居情形可想而知。《中国民俗》一书则在《宋代物质生活民俗》一节里告诉我们：“宋代屋顶覆盖茅草是较为普遍的现象。”

该书引用北宋欧阳修《夷陵县至喜堂记》介绍说：“夷陵为下县……而民之列处，灶廪渂井无异位，一室之间，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茅竹，故岁常火灾。”又引南宋陆游《入蜀记》介绍石首县民居说：“道旁民屋，苫茅皆厚尺余，整洁而无一枝乱。”介绍巴东县民居则说“自令廨而下，皆茅茨，了无片瓦。”

由此可见，宋代民居在唐代民居多为茅屋的基础上并没多大改变。事实上，宋人梅尧臣的《陶者》一诗就真实反映了宋代贫民民居的现象：“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粼粼居大厦。”

而经过元朝时代的经济大发展之后，大部分人民则住上了瓦房。

周霆震（他的诗曾被誉为元末诗史，堪与杜甫相比）曾在《大风发屋雨雹交集》一诗中写道：“大风西北来，屋瓦去如走。”虽然大风吹走屋顶几片瓦，然而他不必担忧“茅屋为秋风所破”了。

陈基在《新城行》一诗里写道：“新城城中齐覆瓦，万瓦鳞鳞次第成。”由此可见当时民居比起宋代的“皆用茅竹，故岁常火灾”是多么巨大的进步。

戴良在《次韵春雪禁体》一诗里描写元末山村春雪景象：“千逵晓滑乍羞明，万瓦夜寒仍待伴。村村掩土蛰迷户，处处压林巢覆卵。”

李孝光《清明郊行》一诗也写道：“清明处处麦风斜，诗老得闲长在家。远树小村千瓦雪，不知落日上梨花。”
由此可见，经过元朝时代的经济大发展，社会大进步，广大乡村已经遍地瓦房，那个连县衙门都“了无片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最令后人吃惊的是，在宋代，中国人多有穿纸衣的可悲现象，而在元朝时代，广大中国人民才开始普遍享受棉衣的温暖。
穿造纸衣在宋人笔下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记载，如宋人苏易简在《文房四谱》卷四中有记载：“亦尝闻造纸衣之法，每百幅用胡桃、乳香各一两煮之，不尔，蒸之亦妙，如蒸之即恒。洒乳香等水，令热熟阴干，用箭干横卷向而蹙。”

又如《渑水燕谈录》卷十记载北宋熙宁八年，淮西大饥时，“提刑司督诸郡多造纸袄为衣。
又如《宋史》卷一九四《兵八》记载，当士兵中“有衣纸而擐甲者”时，王安石叹为“极窘”之象，还指出“此最为大忧”。

再如《宋史》卷四八三《李观象传》也记载李观象担任冷酷残忍的周行逢的书记时，“惧及祸，清苦自励，以求知遇，帐帏、寝衣悉以纸为之。”

还有，南宋刘应时在《剑南集》卷四八《雨寒戏作》一诗里也说：“幸有藜烹粥,何惭纸为襦。”襦就是短衣。刘应时虽自嘲说“何惭纸为襦”，然而他事实上心里还是很惭愧的。

由此可见，造纸衣穿纸衣在宋朝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而现今某些学者和网络写手往往无限美化粉饰宋朝，胡乱引用不知从哪里冒出的鸡的屁数字，却对这种现象选择性失明，实在令人不齿。而元朝时代大力发展棉纺织业推动社会大进步却被此类人污蔑为文明倒退，真真是可忍孰不可忍！

著名宋史学者王曾瑜在《中国古代的丝麻棉》一文中曾引用宋陆游《天气作雪戏作》诗句“奇温吉贝裘”以此来说明“陆游的诗还是印证了一句老话，物以稀为贵”，并指出“宋时棉花和棉织品尚为稀世之珍”。
为什么宋代的棉织品如王曾瑜所说“尚为稀世之珍”呢？

陈贤春、陈虹合著的《元代棉织业的勃兴及其历史意义》一文告诉我们：“早在两汉时期，我国东南沿海和西南地区已有棉花种植和棉纺织生产，后历经魏晋、隋唐、下迄两宋，它的发展仍然局限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元朝时，我国的棉织业在全国各地得到了迅速的勃兴。”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则指出宋末元初“当时南方的制棉工具和方法实际上也还是落后的”，并引用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对松江乌泥泾地区在元代初期的“踏车樵弓之制”落后生产方式的描述加以说明：“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乌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闽广）。初元踏车樵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掸成剂，厥功甚艰。”


那么，这种“制棉工具和方法实际上也还是落后的”情形是怎样在元朝得到改变的呢？
这就不能不说到元朝时代的一位妇女纺织家的伟大贡献！
她，就是黄道婆！

黄道婆生于南宋末淳佑年间，是松江府乌泥泾（上海旧城西南九里）人，少年时为生活所迫，沦为童养媳，因为不堪凌辱虐待离家出走，流落崖州（海南岛南端的崖县）。黄道婆从当地黎族人民那里学会运用制棉工具的技能和棉布织造方法，于元成宗元贞年间遇顺道海船返回故乡，她把崖州进步的制棉生产工具和先进的织花技术也带到了松江，从此在松江府以东五十里乌泥泾地方教人制棉，传授“做造捍、弹、纺、织之具”，又以崖州织被面法教授当地妇女。元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里是这样描述她的先进技艺的：“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帨，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

《中国通史》对这位旷古绝今的妇女纺织家的伟大贡献是这样介绍的：“黄道婆在棉织业上的贡献，是将黎族先进的棉纺织技术和内地原有的纺织工艺结合起来，在制棉工具和织造方法上作出一系列重要的发明和技术革新。如以前除去棉籽是由手剥，她则创制了轧棉籽用的搅机；以前弹花用的是线弦竹弓，她则代之以强而有力的绳弦大弓；她还设计出性能良好的三锭脚踏纱车，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纱工具；此外，她还改进了织造机具和提花技术，从而使从碾棉籽、弹花、纺纱到织布的整个棉纺织技术和效率得到了全面的提高。”

什么叫先进？这就叫先进！

这位伟大的妇女后于元朝至顺元年（1330年）逝世，松江人民感念她的恩德，在元惠宗至元二年(1336)，为她立祠，岁时享祀。后因战乱，祠被毁。至正二十二年(1362) 乡人张守中又出资重建黄道婆之祠并请当时有名的大诗人王逢（就是那位一身傲骨正气义不臣明在诗里嘲讽朱元璋“孺子成名”的元遗民丵王逢）作诗纪念，诗云：“前闻黄四娘，后称宋五嫂，道婆异流辈，不肯崖州老。崖州布被五色缫，组雾紃云灿花草。片帆鲸海得风归，千轴乌泾夺天造。天孙漫司巧，仅解制牛衣。邹母真乃贤，训儿喻断机。道婆遗爱在桑梓，道婆有志覆赤子。荒者唐元万乘君，终腼长衾共昆弟。赵翁立祠兵火毁，张君慨然继绝祀。我歌落叶秋风里，薄功厚飨当愧死。”

从一位饱受虐待的童养媳到一位被时人立祠祭祀、被诗人讴歌传颂的伟大妇女纺织家，这说明了什么呢？

一位傲骨天生不向暴君低头的诗人却不遗余力来讴歌一位劳动妇女，这种社会现象又说明了什么呢？

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曾说过这么一句话：“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这一精辟的观点很合适用来形容元代社会的伟大进步。

其次，我们从科技文化角度来感受这一伟大进步。

宋朝科技成果无疑是相当辉煌的，然而元朝时代与宋朝相比科技水平则更为先进。其中最主要一个原因是：元朝统治者吸收科技知识的态度是主动而非被动，对科技发展的推动也是充满热情的。

在元朝时代，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科学技术在元朝政丵府的扶持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

在天文学方面，由政丵府组织的一系列最先进的大规模天文实测活动南至南沙北达北极圈附近，使得当时中国天文学发展远远超出宋代成就，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许多项天文学先进成果西方数百年后才能赶上。如由郭守敬王恂等编创的《授时历》正是其中最杰出的成果。《中国通史》指出：“《授时历》是中国古代创制的最精密的历法。”自然科学史专家钱宝琮则认为《授时历》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最进步的历法。”又如李约瑟博士曾对郭守敬的简仪装置称赞说：“对于非常广泛地应用于现代天文望远镜的赤道装置而言,郭守敬(的简仪所采用)的装置乃是当之无愧的先驱。”

在数学方面，元代大数学家朱世杰的成就也远远超过宋人，清代数学家罗士琳如是评价说：“汉卿在宋元间，与秦道古（即秦九韶）、李仁卿（即李冶）可称鼎足而三。道古正负开方，仁卿天元如积皆足上下千古，汉卿又兼包众有，充类尽量，神而明之，尤超越乎秦、李之上。”美国著名科学史家萨顿是这样称赞朱世杰著作的：“《四元玉鉴》是中国数学著作中最重要的，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对于朱世杰其人则评价为：“中华民族的、他所生活的时代的、同时也是贯穿古今的一位最杰出的数学科学家。”

在地理学方面，《大元一统志》开中国官修地理总志之先河，也是中国古代史上篇幅最大的一部官修地理志书；元代编修的方志达到160种，数量远远超过了宋代。

在农业技术及农学普及方面，南北东西农作物广泛交流，各地农业技术(如生产工具)取长补短，棉花种植在元代得到全面推广，很多农作物得到普及。政丵府加强了农业科技的总结和普及工作，司农司编辑的《农桑辑要》是中国古代政丵府编行的最早的、指导全国农业生产的综合性农书，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是中国月令体农书中最古的一部，王祯的《农书》是中国第一部对全国农业进行系统研究的农书。

在船舶制造业上，元朝时代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1984年在山东省蓬莱县登州港海湾中发现的蓬莱元代战船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长的中国古战船，古船上一举两得的挂锡工艺，在我国古代船舶中还是首次发现，船上装备有世界上最早的舰炮装置，在当时海军中是最先进的!

在宋代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基础上，元朝发明了金属活字、转轮排字法和套色印刷术；在宋朝交子会子基础上，元朝发行的纸币更为先进，通行更为广泛，元人曾自豪讴唱“……交子行，宋真宗会子举。都不如当今钞法通商贾，配成五对为官本，工墨三分任倒除。设制久无更故，民如按堵，法比通衢”……


抛开科技层面有继承累积效应不提，元朝相比宋朝而言最伟大的进步，在于其文化精神是开放宽容进取的。

傅乐成教授曾在《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一文中指出宋代文化的封闭特征：“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到宋，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产生，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转趋单纯与收敛。南宋时，道统的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强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日益加深。宋代对外交通，甚为发达，但其各项学术，都不脱中国民族本位文化的范围，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几达停滞状态。”

而元朝显然改变了宋朝这种“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几达停滞状态”的不良局面。当代美国学者威泽弗德在《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形成》中对元朝文化评价说：“已形成的中国主流文化当然不单是蒙古的，但它也不全是汉族的。忽必烈汗制造了一个融合物，通过他的努力，这种文化将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其广度和深度使人难以预料。”元文化对世界的影响无疑远远超过了宋文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宋朝有海外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共56个，而于元代达到了140 多个。”（《中国全史.元代经济史》）

从统治者文化心态上看，无疑元朝统治者要比宋朝统治者更开放更宽松。宋朝曾发生了乌台诗案这样的文字狱，而元朝时代连郑思肖这样的极端诋毁元朝政丵府的狂人，都能“以寿终”。元朝时代孔齐的《至正直记》书中曾记载这么一件事，宋遗民梁栋因作诗被仇家诬告，说他“讪谤朝廷，有思宋之心”，最后礼部判决说：“诗人吟咏情性，不可诬以谤讪，倘使是谤讪，亦非堂堂天丵朝所不能容者。”由此可见，元朝统治者在文化上所持的是宽容心态而并不是如某些极端讽刺言论所说没有文化的问题。

在这种开放文化格局下，元朝出现了比宋词更为自然，更为市民化的元曲文化。一代大师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里就对元曲推崇备至：“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

另外，白话的普及（元代白话大流行，连圣旨也用上白话）、文字的简化（元刻本上的许多简体文字）、汉字拼音化方案（八思巴文）的提出，这种种文化现象都意味着元朝向近代社会转型的特征远比宋朝更为显著。

综上所述，元朝社会的种种巨大进步都是令人惊叹的！作为21世纪的现代人，我们应把历史真相如实说给子孙后代：元朝取代宋朝是历史的巨大进步！
早在二十多年之前，学者李干就在《元代社会经济史》中指出，“元朝取代宋朝，不是什么历史的倒退”，“元代整个社会生产力不是停滞不前，而是向前发展的”。

然而这样的真知灼见，长期以来却被人们忽视。许许多多认为元朝落后宋朝先进的不负责任言论仍在漫天飞舞，这是一种很可悲的现象，侧面反映了落后的夷夏思想仍在扰乱正常的历史研究。

下面，我们就本着对历史的负责态度来分析一下，看看元朝时代与宋朝时代相比进步程度究竟有多么巨大！

首先我们从普通百姓生活变迁角度来感受这一时代进步。

在元朝之前，中国人上厕所大便后用的是厕筹，也叫厕牏，也就是木片或竹片，这种大便后的非一次性用品，可供家居长期使用，但须时时勤加洗涤。如宋人苏东坡在《追和戊寅岁上元》一诗中就曾写道：“石建方欣洗牏厕。”直到元初时代，中国广大人民仍然还用这种厕筹，如元初时代的刘因曾在《郭翁诗》里写道：“家无十岁僮，百役一身寄。效儿浣厕牏，代妇理中馈。”诗里显然是说这个郭老翁没仆人，冲洗厕筹的事情要自己动手。

中国历史中最早的手纸记录是《元史》里关于元世祖忽必烈儿媳妇伯蓝也怯赤（又名阔阔真）的。《元史》说她“性孝谨，善事中宫，世祖每称之为贤德媳妇。侍昭睿顺圣皇后，不离左右，至溷厕所用纸，亦以面擦，令柔软以进。”

在元朝时代，手纸首先由蒙古皇室贵族成员开始使用，然后官员阶层纷纷效法，随后推广开来，普及到广大城镇居民。然而，厕筹这种东西在某些地方仍然还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如元末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里有记载：“今寺观削木为筹，置溷圊中，名曰厕筹。”从陶宗仪所指出的元末寺庙和道观里仍还保留着用厕筹的习惯来看，元朝手纸普及率是可以想象的。

在元朝以前，中国民居多为茅屋。唐人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就曾写道：“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连杜甫都住茅屋，唐人民居情形可想而知。《中国民俗》一书则在《宋代物质生活民俗》一节里告诉我们：“宋代屋顶覆盖茅草是较为普遍的现象。”

该书引用北宋欧阳修《夷陵县至喜堂记》介绍说：“夷陵为下县……而民之列处，灶廪渂井无异位，一室之间，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茅竹，故岁常火灾。”又引南宋陆游《入蜀记》介绍石首县民居说：“道旁民屋，苫茅皆厚尺余，整洁而无一枝乱。”介绍巴东县民居则说“自令廨而下，皆茅茨，了无片瓦。”

由此可见，宋代民居在唐代民居多为茅屋的基础上并没多大改变。事实上，宋人梅尧臣的《陶者》一诗就真实反映了宋代贫民民居的现象：“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粼粼居大厦。”

而经过元朝时代的经济大发展之后，大部分人民则住上了瓦房。

周霆震（他的诗曾被誉为元末诗史，堪与杜甫相比）曾在《大风发屋雨雹交集》一诗中写道：“大风西北来，屋瓦去如走。”虽然大风吹走屋顶几片瓦，然而他不必担忧“茅屋为秋风所破”了。

陈基在《新城行》一诗里写道：“新城城中齐覆瓦，万瓦鳞鳞次第成。”由此可见当时民居比起宋代的“皆用茅竹，故岁常火灾”是多么巨大的进步。

戴良在《次韵春雪禁体》一诗里描写元末山村春雪景象：“千逵晓滑乍羞明，万瓦夜寒仍待伴。村村掩土蛰迷户，处处压林巢覆卵。”

李孝光《清明郊行》一诗也写道：“清明处处麦风斜，诗老得闲长在家。远树小村千瓦雪，不知落日上梨花。”
由此可见，经过元朝时代的经济大发展，社会大进步，广大乡村已经遍地瓦房，那个连县衙门都“了无片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最令后人吃惊的是，在宋代，中国人多有穿纸衣的可悲现象，而在元朝时代，广大中国人民才开始普遍享受棉衣的温暖。
穿造纸衣在宋人笔下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记载，如宋人苏易简在《文房四谱》卷四中有记载：“亦尝闻造纸衣之法，每百幅用胡桃、乳香各一两煮之，不尔，蒸之亦妙，如蒸之即恒。洒乳香等水，令热熟阴干，用箭干横卷向而蹙。”

又如《渑水燕谈录》卷十记载北宋熙宁八年，淮西大饥时，“提刑司督诸郡多造纸袄为衣。
又如《宋史》卷一九四《兵八》记载，当士兵中“有衣纸而擐甲者”时，王安石叹为“极窘”之象，还指出“此最为大忧”。

再如《宋史》卷四八三《李观象传》也记载李观象担任冷酷残忍的周行逢的书记时，“惧及祸，清苦自励，以求知遇，帐帏、寝衣悉以纸为之。”

还有，南宋刘应时在《剑南集》卷四八《雨寒戏作》一诗里也说：“幸有藜烹粥,何惭纸为襦。”襦就是短衣。刘应时虽自嘲说“何惭纸为襦”，然而他事实上心里还是很惭愧的。

由此可见，造纸衣穿纸衣在宋朝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而现今某些学者和网络写手往往无限美化粉饰宋朝，胡乱引用不知从哪里冒出的鸡的屁数字，却对这种现象选择性失明，实在令人不齿。而元朝时代大力发展棉纺织业推动社会大进步却被此类人污蔑为文明倒退，真真是可忍孰不可忍！

著名宋史学者王曾瑜在《中国古代的丝麻棉》一文中曾引用宋陆游《天气作雪戏作》诗句“奇温吉贝裘”以此来说明“陆游的诗还是印证了一句老话，物以稀为贵”，并指出“宋时棉花和棉织品尚为稀世之珍”。
为什么宋代的棉织品如王曾瑜所说“尚为稀世之珍”呢？

陈贤春、陈虹合著的《元代棉织业的勃兴及其历史意义》一文告诉我们：“早在两汉时期，我国东南沿海和西南地区已有棉花种植和棉纺织生产，后历经魏晋、隋唐、下迄两宋，它的发展仍然局限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元朝时，我国的棉织业在全国各地得到了迅速的勃兴。”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则指出宋末元初“当时南方的制棉工具和方法实际上也还是落后的”，并引用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对松江乌泥泾地区在元代初期的“踏车樵弓之制”落后生产方式的描述加以说明：“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乌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闽广）。初元踏车樵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掸成剂，厥功甚艰。”


那么，这种“制棉工具和方法实际上也还是落后的”情形是怎样在元朝得到改变的呢？
这就不能不说到元朝时代的一位妇女纺织家的伟大贡献！
她，就是黄道婆！

黄道婆生于南宋末淳佑年间，是松江府乌泥泾（上海旧城西南九里）人，少年时为生活所迫，沦为童养媳，因为不堪凌辱虐待离家出走，流落崖州（海南岛南端的崖县）。黄道婆从当地黎族人民那里学会运用制棉工具的技能和棉布织造方法，于元成宗元贞年间遇顺道海船返回故乡，她把崖州进步的制棉生产工具和先进的织花技术也带到了松江，从此在松江府以东五十里乌泥泾地方教人制棉，传授“做造捍、弹、纺、织之具”，又以崖州织被面法教授当地妇女。元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里是这样描述她的先进技艺的：“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帨，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

《中国通史》对这位旷古绝今的妇女纺织家的伟大贡献是这样介绍的：“黄道婆在棉织业上的贡献，是将黎族先进的棉纺织技术和内地原有的纺织工艺结合起来，在制棉工具和织造方法上作出一系列重要的发明和技术革新。如以前除去棉籽是由手剥，她则创制了轧棉籽用的搅机；以前弹花用的是线弦竹弓，她则代之以强而有力的绳弦大弓；她还设计出性能良好的三锭脚踏纱车，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纱工具；此外，她还改进了织造机具和提花技术，从而使从碾棉籽、弹花、纺纱到织布的整个棉纺织技术和效率得到了全面的提高。”

什么叫先进？这就叫先进！

这位伟大的妇女后于元朝至顺元年（1330年）逝世，松江人民感念她的恩德，在元惠宗至元二年(1336)，为她立祠，岁时享祀。后因战乱，祠被毁。至正二十二年(1362) 乡人张守中又出资重建黄道婆之祠并请当时有名的大诗人王逢（就是那位一身傲骨正气义不臣明在诗里嘲讽朱元璋“孺子成名”的元遗民丵王逢）作诗纪念，诗云：“前闻黄四娘，后称宋五嫂，道婆异流辈，不肯崖州老。崖州布被五色缫，组雾紃云灿花草。片帆鲸海得风归，千轴乌泾夺天造。天孙漫司巧，仅解制牛衣。邹母真乃贤，训儿喻断机。道婆遗爱在桑梓，道婆有志覆赤子。荒者唐元万乘君，终腼长衾共昆弟。赵翁立祠兵火毁，张君慨然继绝祀。我歌落叶秋风里，薄功厚飨当愧死。”

从一位饱受虐待的童养媳到一位被时人立祠祭祀、被诗人讴歌传颂的伟大妇女纺织家，这说明了什么呢？

一位傲骨天生不向暴君低头的诗人却不遗余力来讴歌一位劳动妇女，这种社会现象又说明了什么呢？

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曾说过这么一句话：“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这一精辟的观点很合适用来形容元代社会的伟大进步。

其次，我们从科技文化角度来感受这一伟大进步。

宋朝科技成果无疑是相当辉煌的，然而元朝时代与宋朝相比科技水平则更为先进。其中最主要一个原因是：元朝统治者吸收科技知识的态度是主动而非被动，对科技发展的推动也是充满热情的。

在元朝时代，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科学技术在元朝政丵府的扶持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

在天文学方面，由政丵府组织的一系列最先进的大规模天文实测活动南至南沙北达北极圈附近，使得当时中国天文学发展远远超出宋代成就，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许多项天文学先进成果西方数百年后才能赶上。如由郭守敬王恂等编创的《授时历》正是其中最杰出的成果。《中国通史》指出：“《授时历》是中国古代创制的最精密的历法。”自然科学史专家钱宝琮则认为《授时历》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最进步的历法。”又如李约瑟博士曾对郭守敬的简仪装置称赞说：“对于非常广泛地应用于现代天文望远镜的赤道装置而言,郭守敬(的简仪所采用)的装置乃是当之无愧的先驱。”

在数学方面，元代大数学家朱世杰的成就也远远超过宋人，清代数学家罗士琳如是评价说：“汉卿在宋元间，与秦道古（即秦九韶）、李仁卿（即李冶）可称鼎足而三。道古正负开方，仁卿天元如积皆足上下千古，汉卿又兼包众有，充类尽量，神而明之，尤超越乎秦、李之上。”美国著名科学史家萨顿是这样称赞朱世杰著作的：“《四元玉鉴》是中国数学著作中最重要的，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对于朱世杰其人则评价为：“中华民族的、他所生活的时代的、同时也是贯穿古今的一位最杰出的数学科学家。”

在地理学方面，《大元一统志》开中国官修地理总志之先河，也是中国古代史上篇幅最大的一部官修地理志书；元代编修的方志达到160种，数量远远超过了宋代。

在农业技术及农学普及方面，南北东西农作物广泛交流，各地农业技术(如生产工具)取长补短，棉花种植在元代得到全面推广，很多农作物得到普及。政丵府加强了农业科技的总结和普及工作，司农司编辑的《农桑辑要》是中国古代政丵府编行的最早的、指导全国农业生产的综合性农书，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是中国月令体农书中最古的一部，王祯的《农书》是中国第一部对全国农业进行系统研究的农书。

在船舶制造业上，元朝时代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1984年在山东省蓬莱县登州港海湾中发现的蓬莱元代战船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长的中国古战船，古船上一举两得的挂锡工艺，在我国古代船舶中还是首次发现，船上装备有世界上最早的舰炮装置，在当时海军中是最先进的!

在宋代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基础上，元朝发明了金属活字、转轮排字法和套色印刷术；在宋朝交子会子基础上，元朝发行的纸币更为先进，通行更为广泛，元人曾自豪讴唱“……交子行，宋真宗会子举。都不如当今钞法通商贾，配成五对为官本，工墨三分任倒除。设制久无更故，民如按堵，法比通衢”……


抛开科技层面有继承累积效应不提，元朝相比宋朝而言最伟大的进步，在于其文化精神是开放宽容进取的。

傅乐成教授曾在《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一文中指出宋代文化的封闭特征：“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到宋，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产生，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转趋单纯与收敛。南宋时，道统的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强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日益加深。宋代对外交通，甚为发达，但其各项学术，都不脱中国民族本位文化的范围，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几达停滞状态。”

而元朝显然改变了宋朝这种“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几达停滞状态”的不良局面。当代美国学者威泽弗德在《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形成》中对元朝文化评价说：“已形成的中国主流文化当然不单是蒙古的，但它也不全是汉族的。忽必烈汗制造了一个融合物，通过他的努力，这种文化将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其广度和深度使人难以预料。”元文化对世界的影响无疑远远超过了宋文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宋朝有海外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共56个，而于元代达到了140 多个。”（《中国全史.元代经济史》）

从统治者文化心态上看，无疑元朝统治者要比宋朝统治者更开放更宽松。宋朝曾发生了乌台诗案这样的文字狱，而元朝时代连郑思肖这样的极端诋毁元朝政丵府的狂人，都能“以寿终”。元朝时代孔齐的《至正直记》书中曾记载这么一件事，宋遗民梁栋因作诗被仇家诬告，说他“讪谤朝廷，有思宋之心”，最后礼部判决说：“诗人吟咏情性，不可诬以谤讪，倘使是谤讪，亦非堂堂天丵朝所不能容者。”由此可见，元朝统治者在文化上所持的是宽容心态而并不是如某些极端讽刺言论所说没有文化的问题。

在这种开放文化格局下，元朝出现了比宋词更为自然，更为市民化的元曲文化。一代大师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里就对元曲推崇备至：“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

另外，白话的普及（元代白话大流行，连圣旨也用上白话）、文字的简化（元刻本上的许多简体文字）、汉字拼音化方案（八思巴文）的提出，这种种文化现象都意味着元朝向近代社会转型的特征远比宋朝更为显著。

综上所述，元朝社会的种种巨大进步都是令人惊叹的！作为21世纪的现代人，我们应把历史真相如实说给子孙后代：元朝取代宋朝是历史的巨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