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从科技视角看甲午之殇：有“器”无“力”终是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8:28:02
1861年，经历了鸦片战争的清王朝内外交困，“自强”“求富”成为洋务派的心声。以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主张学习西方的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抱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发展近代工业，以延续清政府的统治。
30年后，中日甲午海战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也打破了中国长久以来的大国迷梦。此后的中国，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沉沦与挣扎。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科学技术逐步开始了连续、加速的发展，洋务运动是其中很重要的环节。但洋务运动中的科技发展是极有限度的，社会体制没有进步，科技不可能单独发展。”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王扬宗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洋务运动“有名无实”
如今，无论是社会史还是自然史，对甲午战争及此前的洋务运动的评价都褒贬不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教授郑大华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惨败，特别是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是号称“自强”的洋务运动彻底失败的标志，但这并不意味着洋务运动的破产，不能因此否定洋务运动在中国科学进程中的历史意义。
翻译西方科学书籍，是洋务运动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贡献之一。王扬宗介绍，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创办了一些学堂、译书机构，在此期间仅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的书籍就有近200种。
但是，由于当时大多数人读不懂这些书籍，对西方科学知识也缺乏兴趣，因此社会反响十分有限。
在人才培养方面，王扬宗认为，当时的新式学堂类似于现在的职业学校，本土培养的人才并非真正的高层次人才，而留学的人才数量很少，留美幼童中完成学业者极少。即便是培养出的少量人才，在甲午战争之前基本也都没有得到重用。
除通过译书传递西方科学知识外，洋务运动期间，我国还出现了不少官办工业、西方企业和民营企业，也引进了不少“洋枪洋炮”，依托新式工业的兴起，科学技术水平有了些许发展。
“官办的工业主要是军事工业，以军火、造船业为主，培育了一些熟练工人和技术工人。民营的工业主要包括金属矿山采矿、煤矿开采工业等，大多数规模很小。”王扬宗说。
不过，在近代科技史专家看来，这一时期的科技发展十分有限。例如，最关键核心的技术并没有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重要企业的技术负责人都是外国人。总而言之，洋务运动没有给中国建立起现代化必要的、起码的人才基础和制度基础。
对此，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的“上谕恭跋”里也曾说：“甲午以前，我国士大夫言西学者，以为西人之长不过在船坚炮利，机器精奇，故学知者亦不过炮械船舰而已。此实我国致败之由也。”
科技功利主义今犹存
甲午海战及其此后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再因战争和运动而中断，如何保证中国科学发展的可持续性，成为历史遗留的重要问题。
一百多年前，洋务运动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将科学技术作为兴邦的利器。即使是当时最有名的科学家李善兰，也曾在其翻译的《重学》序言中写道：“今欧罗巴各国，日益富强，为中国边患。推原其故，制器精也。惟原制器之精，算学明也”“异日人人习算，制器日精，以威海外各国，令震慑奉朝贡，则是书之刻，其功岂浅鲜哉”。
对于洋务运动中重技术、轻科学的功利思想，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亢宽盈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由我国当时的内外环境等决定的，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不过，在王扬宗看来，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们对科学技术的理解都非常粗浅。“如今，科技界在谈科学意义时，往往将其政治化，对科学意义本身的追求则是次要的。”
“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我国要求科技发展讲经济效益，生存问题成了中国科技界最重要的事情。如今，国家对科技的支持比过去大得多了，但是还有很多后遗症，相当多的国有科研机构、大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通过各种渠道赚取科研经费。”王扬宗表示，当下我国科研体制还存在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许多弊病，各类科研资源掌握在不同的部门、官员手中，科技界的权力结构失衡，治理结构不尽合理。
对此，他建议，党和政府应给予科学共同体更大的自主权，使其能在学术发展、交流、创新、规范中发挥重要作用，摆脱科研的“官本位”，保证科学技术发展突破体制束缚，实现可持续发展。
无市场难创新
党的十八大明确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贾根良看来，洋务运动的兴起和甲午海战的失败，对中国当下的科技创新仍有着警示意义。
“科技兴则国家兴”，但在贾根良看来，单纯的科学技术不可能让国家民族崛起。“科技发展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基础上。单纯强调科技力量，而看不到科技力量成长的必要条件，科技创新没有办法成功。这是甲午海殇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要警惕自主创新战略重蹈洋务运动的覆辙。”贾根良表示。
他表示，鸦片战争后，国外产品在中国的税率很低，通行无阻，使民族企业市场受到挤压，民族企业难以保障生存，更不可能去提高自主科技创新能力。
现如今，外汇占款成为货币发行的基本机制，这已经导致我国科技创新投入的资金成本畸高和民营企业极度缺乏资金，使其根本无法与在华外国资本展开竞争；自由贸易正在使我国科技创新丧失赖以生存的国内价值链高端产品的自主权；高度依赖外国直接投资；政府无法通过自主创新产品的采购对中资企业进行支持。
“最近一年多来，从政府采购上，我们已经看出国家在向保护民族工业方面转变。但是，我国民族工业仍缺乏核心技术，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普遍陷入了‘高端产业低端化’的陷阱。”贾根良说。
对此，他建议，“创新驱动发展”应该建立在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之上，保护民族产业及其国内市场，为自主创新提供发展的空间和土壤。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4/9/303613.shtm 1861年，经历了鸦片战争的清王朝内外交困，“自强”“求富”成为洋务派的心声。以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主张学习西方的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抱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发展近代工业，以延续清政府的统治。
30年后，中日甲午海战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也打破了中国长久以来的大国迷梦。此后的中国，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沉沦与挣扎。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科学技术逐步开始了连续、加速的发展，洋务运动是其中很重要的环节。但洋务运动中的科技发展是极有限度的，社会体制没有进步，科技不可能单独发展。”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王扬宗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洋务运动“有名无实”
如今，无论是社会史还是自然史，对甲午战争及此前的洋务运动的评价都褒贬不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教授郑大华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惨败，特别是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是号称“自强”的洋务运动彻底失败的标志，但这并不意味着洋务运动的破产，不能因此否定洋务运动在中国科学进程中的历史意义。
翻译西方科学书籍，是洋务运动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贡献之一。王扬宗介绍，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创办了一些学堂、译书机构，在此期间仅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的书籍就有近200种。
但是，由于当时大多数人读不懂这些书籍，对西方科学知识也缺乏兴趣，因此社会反响十分有限。
在人才培养方面，王扬宗认为，当时的新式学堂类似于现在的职业学校，本土培养的人才并非真正的高层次人才，而留学的人才数量很少，留美幼童中完成学业者极少。即便是培养出的少量人才，在甲午战争之前基本也都没有得到重用。
除通过译书传递西方科学知识外，洋务运动期间，我国还出现了不少官办工业、西方企业和民营企业，也引进了不少“洋枪洋炮”，依托新式工业的兴起，科学技术水平有了些许发展。
“官办的工业主要是军事工业，以军火、造船业为主，培育了一些熟练工人和技术工人。民营的工业主要包括金属矿山采矿、煤矿开采工业等，大多数规模很小。”王扬宗说。
不过，在近代科技史专家看来，这一时期的科技发展十分有限。例如，最关键核心的技术并没有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重要企业的技术负责人都是外国人。总而言之，洋务运动没有给中国建立起现代化必要的、起码的人才基础和制度基础。
对此，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的“上谕恭跋”里也曾说：“甲午以前，我国士大夫言西学者，以为西人之长不过在船坚炮利，机器精奇，故学知者亦不过炮械船舰而已。此实我国致败之由也。”
科技功利主义今犹存
甲午海战及其此后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再因战争和运动而中断，如何保证中国科学发展的可持续性，成为历史遗留的重要问题。
一百多年前，洋务运动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将科学技术作为兴邦的利器。即使是当时最有名的科学家李善兰，也曾在其翻译的《重学》序言中写道：“今欧罗巴各国，日益富强，为中国边患。推原其故，制器精也。惟原制器之精，算学明也”“异日人人习算，制器日精，以威海外各国，令震慑奉朝贡，则是书之刻，其功岂浅鲜哉”。
对于洋务运动中重技术、轻科学的功利思想，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亢宽盈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由我国当时的内外环境等决定的，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不过，在王扬宗看来，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们对科学技术的理解都非常粗浅。“如今，科技界在谈科学意义时，往往将其政治化，对科学意义本身的追求则是次要的。”
“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我国要求科技发展讲经济效益，生存问题成了中国科技界最重要的事情。如今，国家对科技的支持比过去大得多了，但是还有很多后遗症，相当多的国有科研机构、大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通过各种渠道赚取科研经费。”王扬宗表示，当下我国科研体制还存在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许多弊病，各类科研资源掌握在不同的部门、官员手中，科技界的权力结构失衡，治理结构不尽合理。
对此，他建议，党和政府应给予科学共同体更大的自主权，使其能在学术发展、交流、创新、规范中发挥重要作用，摆脱科研的“官本位”，保证科学技术发展突破体制束缚，实现可持续发展。
无市场难创新
党的十八大明确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贾根良看来，洋务运动的兴起和甲午海战的失败，对中国当下的科技创新仍有着警示意义。
“科技兴则国家兴”，但在贾根良看来，单纯的科学技术不可能让国家民族崛起。“科技发展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基础上。单纯强调科技力量，而看不到科技力量成长的必要条件，科技创新没有办法成功。这是甲午海殇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要警惕自主创新战略重蹈洋务运动的覆辙。”贾根良表示。
他表示，鸦片战争后，国外产品在中国的税率很低，通行无阻，使民族企业市场受到挤压，民族企业难以保障生存，更不可能去提高自主科技创新能力。
现如今，外汇占款成为货币发行的基本机制，这已经导致我国科技创新投入的资金成本畸高和民营企业极度缺乏资金，使其根本无法与在华外国资本展开竞争；自由贸易正在使我国科技创新丧失赖以生存的国内价值链高端产品的自主权；高度依赖外国直接投资；政府无法通过自主创新产品的采购对中资企业进行支持。
“最近一年多来，从政府采购上，我们已经看出国家在向保护民族工业方面转变。但是，我国民族工业仍缺乏核心技术，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普遍陷入了‘高端产业低端化’的陷阱。”贾根良说。
对此，他建议，“创新驱动发展”应该建立在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之上，保护民族产业及其国内市场，为自主创新提供发展的空间和土壤。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4/9/303613.shtm
30年后，中日甲午海战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也打破了中国长久以来的大国迷梦。此后的中国，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沉沦与挣扎。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科学技术逐步开始了连续、加速的发展，洋务运动是其中很重要的环节。但洋务运动中的科技发展是极有限度的，社会体制没有进步，科技不可能单独发展。”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王扬宗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洋务运动“有名无实”
如今，无论是社会史还是自然史，对甲午战争及此前的洋务运动的评价都褒贬不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教授郑大华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惨败，特别是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是号称“自强”的洋务运动彻底失败的标志，但这并不意味着洋务运动的破产，不能因此否定洋务运动在中国科学进程中的历史意义。
翻译西方科学书籍，是洋务运动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贡献之一。王扬宗介绍，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创办了一些学堂、译书机构，在此期间仅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的书籍就有近200种。
但是，由于当时大多数人读不懂这些书籍，对西方科学知识也缺乏兴趣，因此社会反响十分有限。
在人才培养方面，王扬宗认为，当时的新式学堂类似于现在的职业学校，本土培养的人才并非真正的高层次人才，而留学的人才数量很少，留美幼童中完成学业者极少。即便是培养出的少量人才，在甲午战争之前基本也都没有得到重用。
除通过译书传递西方科学知识外，洋务运动期间，我国还出现了不少官办工业、西方企业和民营企业，也引进了不少“洋枪洋炮”，依托新式工业的兴起，科学技术水平有了些许发展。
“官办的工业主要是军事工业，以军火、造船业为主，培育了一些熟练工人和技术工人。民营的工业主要包括金属矿山采矿、煤矿开采工业等，大多数规模很小。”王扬宗说。
不过，在近代科技史专家看来，这一时期的科技发展十分有限。例如，最关键核心的技术并没有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重要企业的技术负责人都是外国人。总而言之，洋务运动没有给中国建立起现代化必要的、起码的人才基础和制度基础。
对此，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的“上谕恭跋”里也曾说：“甲午以前，我国士大夫言西学者，以为西人之长不过在船坚炮利，机器精奇，故学知者亦不过炮械船舰而已。此实我国致败之由也。”
科技功利主义今犹存
甲午海战及其此后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再因战争和运动而中断，如何保证中国科学发展的可持续性，成为历史遗留的重要问题。
一百多年前，洋务运动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将科学技术作为兴邦的利器。即使是当时最有名的科学家李善兰，也曾在其翻译的《重学》序言中写道：“今欧罗巴各国，日益富强，为中国边患。推原其故，制器精也。惟原制器之精，算学明也”“异日人人习算，制器日精，以威海外各国，令震慑奉朝贡，则是书之刻，其功岂浅鲜哉”。
对于洋务运动中重技术、轻科学的功利思想，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亢宽盈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由我国当时的内外环境等决定的，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不过，在王扬宗看来，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们对科学技术的理解都非常粗浅。“如今，科技界在谈科学意义时，往往将其政治化，对科学意义本身的追求则是次要的。”
“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我国要求科技发展讲经济效益，生存问题成了中国科技界最重要的事情。如今，国家对科技的支持比过去大得多了，但是还有很多后遗症，相当多的国有科研机构、大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通过各种渠道赚取科研经费。”王扬宗表示，当下我国科研体制还存在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许多弊病，各类科研资源掌握在不同的部门、官员手中，科技界的权力结构失衡，治理结构不尽合理。
对此，他建议，党和政府应给予科学共同体更大的自主权，使其能在学术发展、交流、创新、规范中发挥重要作用，摆脱科研的“官本位”，保证科学技术发展突破体制束缚，实现可持续发展。
无市场难创新
党的十八大明确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贾根良看来，洋务运动的兴起和甲午海战的失败，对中国当下的科技创新仍有着警示意义。
“科技兴则国家兴”，但在贾根良看来，单纯的科学技术不可能让国家民族崛起。“科技发展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基础上。单纯强调科技力量，而看不到科技力量成长的必要条件，科技创新没有办法成功。这是甲午海殇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要警惕自主创新战略重蹈洋务运动的覆辙。”贾根良表示。
他表示，鸦片战争后，国外产品在中国的税率很低，通行无阻，使民族企业市场受到挤压，民族企业难以保障生存，更不可能去提高自主科技创新能力。
现如今，外汇占款成为货币发行的基本机制，这已经导致我国科技创新投入的资金成本畸高和民营企业极度缺乏资金，使其根本无法与在华外国资本展开竞争；自由贸易正在使我国科技创新丧失赖以生存的国内价值链高端产品的自主权；高度依赖外国直接投资；政府无法通过自主创新产品的采购对中资企业进行支持。
“最近一年多来，从政府采购上，我们已经看出国家在向保护民族工业方面转变。但是，我国民族工业仍缺乏核心技术，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普遍陷入了‘高端产业低端化’的陷阱。”贾根良说。
对此，他建议，“创新驱动发展”应该建立在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之上，保护民族产业及其国内市场，为自主创新提供发展的空间和土壤。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4/9/303613.shtm 1861年，经历了鸦片战争的清王朝内外交困，“自强”“求富”成为洋务派的心声。以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主张学习西方的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抱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发展近代工业，以延续清政府的统治。
30年后，中日甲午海战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也打破了中国长久以来的大国迷梦。此后的中国，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沉沦与挣扎。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科学技术逐步开始了连续、加速的发展，洋务运动是其中很重要的环节。但洋务运动中的科技发展是极有限度的，社会体制没有进步，科技不可能单独发展。”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王扬宗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洋务运动“有名无实”
如今，无论是社会史还是自然史，对甲午战争及此前的洋务运动的评价都褒贬不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教授郑大华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惨败，特别是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是号称“自强”的洋务运动彻底失败的标志，但这并不意味着洋务运动的破产，不能因此否定洋务运动在中国科学进程中的历史意义。
翻译西方科学书籍，是洋务运动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贡献之一。王扬宗介绍，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创办了一些学堂、译书机构，在此期间仅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的书籍就有近200种。
但是，由于当时大多数人读不懂这些书籍，对西方科学知识也缺乏兴趣，因此社会反响十分有限。
在人才培养方面，王扬宗认为，当时的新式学堂类似于现在的职业学校，本土培养的人才并非真正的高层次人才，而留学的人才数量很少，留美幼童中完成学业者极少。即便是培养出的少量人才，在甲午战争之前基本也都没有得到重用。
除通过译书传递西方科学知识外，洋务运动期间，我国还出现了不少官办工业、西方企业和民营企业，也引进了不少“洋枪洋炮”，依托新式工业的兴起，科学技术水平有了些许发展。
“官办的工业主要是军事工业，以军火、造船业为主，培育了一些熟练工人和技术工人。民营的工业主要包括金属矿山采矿、煤矿开采工业等，大多数规模很小。”王扬宗说。
不过，在近代科技史专家看来，这一时期的科技发展十分有限。例如，最关键核心的技术并没有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重要企业的技术负责人都是外国人。总而言之，洋务运动没有给中国建立起现代化必要的、起码的人才基础和制度基础。
对此，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的“上谕恭跋”里也曾说：“甲午以前，我国士大夫言西学者，以为西人之长不过在船坚炮利，机器精奇，故学知者亦不过炮械船舰而已。此实我国致败之由也。”
科技功利主义今犹存
甲午海战及其此后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再因战争和运动而中断，如何保证中国科学发展的可持续性，成为历史遗留的重要问题。
一百多年前，洋务运动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将科学技术作为兴邦的利器。即使是当时最有名的科学家李善兰，也曾在其翻译的《重学》序言中写道：“今欧罗巴各国，日益富强，为中国边患。推原其故，制器精也。惟原制器之精，算学明也”“异日人人习算，制器日精，以威海外各国，令震慑奉朝贡，则是书之刻，其功岂浅鲜哉”。
对于洋务运动中重技术、轻科学的功利思想，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亢宽盈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由我国当时的内外环境等决定的，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不过，在王扬宗看来，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们对科学技术的理解都非常粗浅。“如今，科技界在谈科学意义时，往往将其政治化，对科学意义本身的追求则是次要的。”
“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我国要求科技发展讲经济效益，生存问题成了中国科技界最重要的事情。如今，国家对科技的支持比过去大得多了，但是还有很多后遗症，相当多的国有科研机构、大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通过各种渠道赚取科研经费。”王扬宗表示，当下我国科研体制还存在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许多弊病，各类科研资源掌握在不同的部门、官员手中，科技界的权力结构失衡，治理结构不尽合理。
对此，他建议，党和政府应给予科学共同体更大的自主权，使其能在学术发展、交流、创新、规范中发挥重要作用，摆脱科研的“官本位”，保证科学技术发展突破体制束缚，实现可持续发展。
无市场难创新
党的十八大明确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贾根良看来，洋务运动的兴起和甲午海战的失败，对中国当下的科技创新仍有着警示意义。
“科技兴则国家兴”，但在贾根良看来，单纯的科学技术不可能让国家民族崛起。“科技发展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基础上。单纯强调科技力量，而看不到科技力量成长的必要条件，科技创新没有办法成功。这是甲午海殇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要警惕自主创新战略重蹈洋务运动的覆辙。”贾根良表示。
他表示，鸦片战争后，国外产品在中国的税率很低，通行无阻，使民族企业市场受到挤压，民族企业难以保障生存，更不可能去提高自主科技创新能力。
现如今，外汇占款成为货币发行的基本机制，这已经导致我国科技创新投入的资金成本畸高和民营企业极度缺乏资金，使其根本无法与在华外国资本展开竞争；自由贸易正在使我国科技创新丧失赖以生存的国内价值链高端产品的自主权；高度依赖外国直接投资；政府无法通过自主创新产品的采购对中资企业进行支持。
“最近一年多来，从政府采购上，我们已经看出国家在向保护民族工业方面转变。但是，我国民族工业仍缺乏核心技术，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普遍陷入了‘高端产业低端化’的陷阱。”贾根良说。
对此，他建议，“创新驱动发展”应该建立在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之上，保护民族产业及其国内市场，为自主创新提供发展的空间和土壤。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4/9/303613.s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