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秦皇和汉武如此仇恨商人？

　　秦、汉以来的封建社会有重农轻商，或称之谓重本抑末的传统。也就是以农业为立国之本，商业不过是末流，需要加以抑制。在农业生产水平低下，不得不经常担心是否能填饱肚子的条件下，有这样的观念并不奇怪。何况商人追逐利润的愿望较其它业者更明显一些，常有“无商不奸”之类的看法；也确有商人在积累的金钱后大量兼并土地，以致于影响社会安定的事例。虽然抑制商人及商业可能会严重的影响社会的发展，对于具有这种观念的学者和统治者，还得予以理解。
　　在极度的战乱之后，人口锐减，且大量农民被迫离开土地，粮食不足可能会是致命的危险，所以，有些开国君主极度抵制商业，把人们都赶到农田上去，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纵观两千年的重本抑末，对商业及商人的抑制，就会发现有两位君主做的很过份，似乎对于商人有刻骨仇恨，进行严厉的打击，这就是秦始皇和汉武帝。

　　秦始皇三十三年（214BC）“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为兵，略取南越陆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逋~逃亡）秦始皇征发商人去征服现广东广西一带，这似乎没什么特殊之处，问题在于征发时是把商人和逃亡不法之徒同等对待的，这就为商人的社会地位定了位；且看文意似乎是几商人皆在征发之列。这是不奇怪的，在秦始皇极为欣赏的《韩非子》中就把商人当作“五蠹”之一，是应除掉的。这次南征是件大事，商人被迫害才在史书上有记载，至于没有记载的迫害也不会少。
　　汉武帝则曾搞过“算缗”，即征收商人的财产税，若正常征收也还说的过去，但还有“告缗”，即举报商人自报财产不实者，凡告者可得其财产一半。这样，激发了想不劳而得到财富的不良人的神经，结果中等以上的商人大都破产，极大破坏了正常的经济运转。

　　这是很奇怪的事。发达的商业可以带来大量财富，这两位又都是善于大把花钱的主，为什么不利用商业去获得金钱，反而这样仇恨商人？
　　可能的解释似乎是：没有合适的征商税的手段。商业促进了经济，富了商人，方便了人群，但是，不征税则富不了君王。为什么不征？不是不想征，而是征不了或不会征，即缺乏征税的有效手段。

　　秦、汉时征田租、户赋，成年人要服力役（徭役、兵役），而商人所得高额利润对于国家财政收入几乎毫无贡献。那时君王宫室后边或附近设有买卖货物的“市”，可以收税，但是商人为什么非要把货物运送到宫室附近去卖？只在集市上收税，只能收零售商人的税，对于行商、批发商等都无能为力。而后者中却有许多大商人。
　　虽然，早就有“关市之征”的说法，《管子》《晏子春秋》中也有市赋市租的说法，但是否切实有效地实施，实在可疑。那时人口稀少，有着大片无人居住的旷野，牛马之类牲畜驮着货物长途贩运，原始的交通工具并不一定需要好条件的道路；再加上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在交通要道上设卡收税，可能很长时间见不到一个过路商人，所能征的税甚至可能不抵设收税卡的支出。　　

　　当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各国边界军事重地常驻有人马，顺便收一下过境商税，是可能的。在春秋战国、三国、东晋、南北朝都有与此相关的记载。但敌对之国间的商贸必受很大限制，所以此类税收对国家财政收入不可能有大贡献。到了大一统皇朝，军事关隘都在偏远地区，再没有顺便收税之利了。
　　秦、汉、唐前期（唐玄宗开元以前）都没有正规的征收商业关税记载。唐武则天时，有位官员建议在京城附近设十七个关（如此多的关，大约是为了卡住所有进京的商道），用以征进京的货物税，结果“百姓惊骇，物价飞涨。”（见《新唐书·张知骞传》）只好撤消。唐玄宗天宝以后已经有了征市肆之税的记录，安史之乱后，中央政府实际上已经无力有效的控制全国，各地方政权设卡收商税，藩镇及官员们近于掠夺的横征暴敛，在所难免。
　　直到宋朝才建立了正常的征收商业税的体制，商业税在整个国家财政收入中也占到相当的比例。有趣的是，在宋朝，商人受到尊重也是秦汉唐诸朝所没有过的。

　　秦始皇灭六国，除了巨额军费，还以大量金钱珍宝贿赂东方诸国宠臣们，后来搞那么多的大工程，只过度使用民力是不够的，还需要大量的金钱；汉武帝为了扩张帝国领土，几乎动员了全国财力。他们都需要无限的金钱，当然要在聚敛了大量财富的商人那里打主意。但又没有有效的方法收税，于是就采用了不惜破坏国家经济的野蛮手段来攫取其财富。汉武帝的告缗就不用说了，秦始皇抓商人去南征，顺手把其财产没收也是很自然的事，也可能这本来就是征发他们的目的。
　　不是秦皇汉武本来对商人有什么仇恨，而是垂涎于其金钱，怀壁其罪，因金钱而产生仇恨，应是自然的解释吧。


　　秦、汉以来的封建社会有重农轻商，或称之谓重本抑末的传统。也就是以农业为立国之本，商业不过是末流，需要加以抑制。在农业生产水平低下，不得不经常担心是否能填饱肚子的条件下，有这样的观念并不奇怪。何况商人追逐利润的愿望较其它业者更明显一些，常有“无商不奸”之类的看法；也确有商人在积累的金钱后大量兼并土地，以致于影响社会安定的事例。虽然抑制商人及商业可能会严重的影响社会的发展，对于具有这种观念的学者和统治者，还得予以理解。
　　在极度的战乱之后，人口锐减，且大量农民被迫离开土地，粮食不足可能会是致命的危险，所以，有些开国君主极度抵制商业，把人们都赶到农田上去，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纵观两千年的重本抑末，对商业及商人的抑制，就会发现有两位君主做的很过份，似乎对于商人有刻骨仇恨，进行严厉的打击，这就是秦始皇和汉武帝。

　　秦始皇三十三年（214BC）“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为兵，略取南越陆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逋~逃亡）秦始皇征发商人去征服现广东广西一带，这似乎没什么特殊之处，问题在于征发时是把商人和逃亡不法之徒同等对待的，这就为商人的社会地位定了位；且看文意似乎是几商人皆在征发之列。这是不奇怪的，在秦始皇极为欣赏的《韩非子》中就把商人当作“五蠹”之一，是应除掉的。这次南征是件大事，商人被迫害才在史书上有记载，至于没有记载的迫害也不会少。
　　汉武帝则曾搞过“算缗”，即征收商人的财产税，若正常征收也还说的过去，但还有“告缗”，即举报商人自报财产不实者，凡告者可得其财产一半。这样，激发了想不劳而得到财富的不良人的神经，结果中等以上的商人大都破产，极大破坏了正常的经济运转。

　　这是很奇怪的事。发达的商业可以带来大量财富，这两位又都是善于大把花钱的主，为什么不利用商业去获得金钱，反而这样仇恨商人？
　　可能的解释似乎是：没有合适的征商税的手段。商业促进了经济，富了商人，方便了人群，但是，不征税则富不了君王。为什么不征？不是不想征，而是征不了或不会征，即缺乏征税的有效手段。

　　秦、汉时征田租、户赋，成年人要服力役（徭役、兵役），而商人所得高额利润对于国家财政收入几乎毫无贡献。那时君王宫室后边或附近设有买卖货物的“市”，可以收税，但是商人为什么非要把货物运送到宫室附近去卖？只在集市上收税，只能收零售商人的税，对于行商、批发商等都无能为力。而后者中却有许多大商人。
　　虽然，早就有“关市之征”的说法，《管子》《晏子春秋》中也有市赋市租的说法，但是否切实有效地实施，实在可疑。那时人口稀少，有着大片无人居住的旷野，牛马之类牲畜驮着货物长途贩运，原始的交通工具并不一定需要好条件的道路；再加上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在交通要道上设卡收税，可能很长时间见不到一个过路商人，所能征的税甚至可能不抵设收税卡的支出。　　

　　当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各国边界军事重地常驻有人马，顺便收一下过境商税，是可能的。在春秋战国、三国、东晋、南北朝都有与此相关的记载。但敌对之国间的商贸必受很大限制，所以此类税收对国家财政收入不可能有大贡献。到了大一统皇朝，军事关隘都在偏远地区，再没有顺便收税之利了。
　　秦、汉、唐前期（唐玄宗开元以前）都没有正规的征收商业关税记载。唐武则天时，有位官员建议在京城附近设十七个关（如此多的关，大约是为了卡住所有进京的商道），用以征进京的货物税，结果“百姓惊骇，物价飞涨。”（见《新唐书·张知骞传》）只好撤消。唐玄宗天宝以后已经有了征市肆之税的记录，安史之乱后，中央政府实际上已经无力有效的控制全国，各地方政权设卡收商税，藩镇及官员们近于掠夺的横征暴敛，在所难免。
　　直到宋朝才建立了正常的征收商业税的体制，商业税在整个国家财政收入中也占到相当的比例。有趣的是，在宋朝，商人受到尊重也是秦汉唐诸朝所没有过的。

　　秦始皇灭六国，除了巨额军费，还以大量金钱珍宝贿赂东方诸国宠臣们，后来搞那么多的大工程，只过度使用民力是不够的，还需要大量的金钱；汉武帝为了扩张帝国领土，几乎动员了全国财力。他们都需要无限的金钱，当然要在聚敛了大量财富的商人那里打主意。但又没有有效的方法收税，于是就采用了不惜破坏国家经济的野蛮手段来攫取其财富。汉武帝的告缗就不用说了，秦始皇抓商人去南征，顺手把其财产没收也是很自然的事，也可能这本来就是征发他们的目的。
　　不是秦皇汉武本来对商人有什么仇恨，而是垂涎于其金钱，怀壁其罪，因金钱而产生仇恨，应是自然的解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