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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洲：甲午战争中国失败是制度的失败
2014-06-08 第107期
刘亚洲：甲午战争中国失败是制度的失败
6月3日，《甲午殇思》图书首发式暨“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系列报道研讨会在国防大学举行，军界学者汇集一堂，共同研讨甲午战争的历史启迪。凤凰大学问刊发部分发言内容，与读者分享。
刘亚洲：甲午战争中国之败并非海军之败，也非陆军之败，而是国家之败。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是现代国民意识的胜利。
徐焰：甲午战争使中国觉醒了，中国有日本这个邻居也是幸运的，它使我们懂得要向强敌学习，中国要复兴应该向日本学习。
金一南：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突变的，它严酷地检验了中国是一个传统的而非现代的国家，是皇帝个人的而非全民族的国家，中国的觉醒就要放弃历史的包袱。（战略的核心是抉择，抉择的核心是放弃。）
刘亚洲：习近平主席说，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甲午战争是一场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两个国家命运的战争，这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日本。再往大处看，它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当然，受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对中国而言，这场战争的历史深刻性在于两点：一，战争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至今仍在追问之中。二，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战争的伤口并未愈合，仍然横亘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对这场战争疑问的解答，构成了我们民族进步的阶梯。从这个意义上讲，甲午战争已成为一种标志、一个符号。
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大清帝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在唤醒了清朝的同时也唤醒了日本。中日两国同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但这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形。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当饭吃的消化了，强身健体；当衣穿的只撑起了一个模样。福泽渝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日本就是按照福泽渝吉这个顺序走的，而清朝则反着走。结果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分别接待过中国和日本两个代表团，后来有人问他对中日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他说：“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回去就算了。”
19世纪中叶，中国发起洋务运动，经历了30年的军事改革，建立了一支表面上脱胎换骨的新式海军和陆军，但它的军事变革是失败的，主要是观念落后，制度落后。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评价彼得大帝的改革那样，“大胡子剃掉了，德式西服穿上了，但是留大胡子、穿旧式服装时期的那些思想去留下了”。清朝的军事改革从根子上没能摆脱农耕文明的桎梏。农耕文明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天下太平，有饭吃就满足，它的眼睛是向内而不是向外看的。北洋水师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铁甲舰，却是一支农民的海军。
当时清朝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古代的文明太灿烂了，反而成了我们的包袱。日本从来不是领导世界历史文明潮流的国家，这反而使它在全面西化时能够轻装上阵。况且日本是个爱学习的民族，谁强就跟谁学，而且学得有模有样。二战结束后，东京的废墟瓦砾还没有清除干净，裕仁天皇就签发了向美国派出留学生的诏令。所以，明治维新短短30多年时间，便把日本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并不让人惊讶。日本与清朝的对决，是一个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的对决。清朝怎么能赢？
当时日本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最主要的标志是人的觉醒。日本沿袭中国文化上千年，其国家形态与它的文化母国是一样的：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那时候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和日本来，都一致承认中日两国人民的忍耐和坚韧无与伦比，但另一个印象就是麻木不仁，对压迫逆来顺受，毫无主动性和创造性。日本有本侮辱中国人的书叫《支那论》，说中国人“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没有感觉，仍能继续活着。”其实以此来形容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人，也不差分毫。但西风东渐之际，日本人断然斩断了上千年的文化脐带，脱亚入欧，加入了西方的发展行列，人民变成了国民。
百姓是不是国民，有两条重要标准，一是有没有权利，二是有没有财富。在明治维新的同时，日本还搞了“自由民权”运动，其核心是“纳税人的参政权”。大久保利通说：“国家强大源于民众的富足。”日本走了和清朝洋务运动相反的路，鼓励民间资本。而清朝腐朽的制度不仅阻碍了民族发展，为敌国入侵提供可能性，并在关键时刻出卖民族利益。甲午战败后赔了那么多钱，可战前买军舰，竟一分也掏不出来。有了国民，就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很多日本学者在总结甲午战争经验时都认为，国民意识是战争胜利的最大法宝。
徐焰：甲午战争使我们懂得要向强敌学习
徐焰：我讲的题目是“甲午吹来觉醒的风”，这个带有点艺术性，有点像东方红里面讲的“北方吹来十月的风”。甲午战争真的是惊醒了中华民族，现在甲午战争研究成为了一种热潮了，很多人都觉得“甲午耻，犹未雪，屠城恨何时灭”。不过一个社会的现代化又表现为理性化水平，而不是情绪化的简单激愤，对历史上的败绩灾祸进行深刻的反思并得到启迪，才能使坏事变成好事。现在，愤青们简单地泄愤，或者祥林嫂似的整天唠唠叨叨怎么打了我、侵略了我，毫无益处。对日本侵华要深刻反思，其实甲午战败也极大地推动了我们的进步，研究历史也要掌握两分法。
下面我讲第一个问题：“日转强、中衰弱，战前理念定结局”。甲午战争失败后，许多人发过感慨──有指着颐和园船坊的吟诗之责，有大骂李鸿章卖国的口诛笔伐，也有对帝后不和、督抚难协的叹息。其实，历史表象后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经济体制。1949年，毛主席陪柳亚子第一次游颐和园，柳亚子说慈禧太后祸国殃民，毛主席说不能这么看，如果慈禧太后不把北洋水师的钱拿来修颐和园能打败日本吗？还不如修一个颐和园让后人欣赏呢。
回想2000年夏天，我作为赴日本参加亚太各国军官研讨班的中方军队代表，曾自豪地穿着中国军装，在路边日本人多少带有些诧异的目光下来到最大的军港横须贺南面的九十九里滨，参观了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打开日本国门的登陆地。这里相当于中国鸦片战争时的虎门，却树立着一座当年曾由著名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揭幕的“开国纪念碑”。对强手入侵本国不反感反而表示佩服，认为给自己带来文明进步并值得本国努力学习，我深感此点正是日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可惊、可怕之处！
中国人在广东虎门所建的纪念馆，笔者也曾去参观过，里面讲的只是“入侵”和“抵抗”，这固然是对的，不过总感到缺少了另一方面的内容。早在1853年，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提出殖民地及殖民主义有“双重使命”，即破坏性使命和建设性使命，两者都是既有积极方面又有消极方面。当年日本国门同时跟中国一样被西方打开，但日本抓住机会学习了西方，中国错过了历史机遇期。
1894年甲午之战开始时，清王朝在日本面前已是一个腐朽的纸老虎，表面上有人口、经济总量、军队总数和部分武器的优势，实际上在国家的近代经济成分和军队的战术、技术和先进装备方面都处于绝对劣势。若仔细分析双方的“硬实力”对比，此刻已是日强中弱，在“软实力”方面双方的差距更悬殊，胜败属谁在战前就毋庸置疑了。
以敌为师，以强手为师，恰恰是一个能崛起的民族应具备的精神。多少年来，国人不断申诉日本侵略的暴行，这对教育后人自然必要，却不应只陷入简单的悲情意识，而需要从中日两国社会进程方面深入研究，即达到真正的“知彼知己”。
第二个问题，讲一讲“千年沉梦醒自甲午，民族崛起以日为师”。在近代历史上，日本给中国带来最大的伤害，也带来最大的觉醒。梁启超当年曾评论：“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 1960年6月，毛泽东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也说过：“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一个人从自己的影子上最容易看到自己身材的缺陷，日本过去作为中国的一个文化附庸，恰恰是中国的影子，中国人考察东洋三岛的崛起最能看到自己的不足。
日本对中国的态度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唐代到元代是仰视，从元朝打败忽必烈的入侵大军之后一直到甲午战争之前是平视，甲午战争以后是俯视。日本曾经以中国为师，但有三点不学：不采用科举制度，上层较务实；宫廷无太监，内耗相对少；家产行“长子继承制”不搞均分，贵族子弟奋斗精神强。从经济政策看，中国自古便有两条不如日本——中国单一重农，日本农商并重；中国重陆轻海，日本海陆并重。日本有这些传统强项，在明治维新后便激发其对外开放并重视争夺海权；中国的传统弱项，在西方打开国门和被迫搞洋务时则成为沉重的历史包袱，古老农耕民族的保守封闭及在此社会基础上滋生的东方专制主义长期阻碍了民族的复兴，百姓只知朝廷不知国家，不知世界，闭目塞听。
甲午战争之前很多人沉迷于同治中兴，对中法战争期间海军大败和陆上损失多少倍于敌的不光彩之事尽力回避，只将边境一场小胜宣传为“镇南关大捷”而自我陶醉。到了甲午战争则一败涂地，这样国人才向外心悦诚服地学习，学谁？学日本。20世纪初期几万有志青年赴日本学习，国民党第一代领导人大部分都留学日本，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都是求学于日本，西方的先进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都是经过日本二道贩子转手传到中国来的。日语是近代汉语最大的外来词汇来源，我们常用的“共产党”、“社会主义”、“干部”、“民主”、“科学”都是来自于日本，现代人常用的“经济”、“投资”、“广告”、“破产”、“法人”等也是来自于日本。中国的维新变法、民主革命，乃至于后来的改革开放，其实都是以日本为坐标。我记得1978年秋天，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访问了日本，他参观了日产公司之后讲了一句话：“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是现代化。”所以中国与日本为邻，既是不幸也是幸运。以日本为鉴，中华民族走向了复兴。早先是中强日弱，甲午战争之后转变为日强中弱，现在又转为中强日弱，日本人心里很不适应，这恰恰是经历了沧桑之后的人间正道。
最后一点，“注重国民性研究，明确本民族的奋斗方向。”地理环境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特点，过去我们很长时间里滥用阶级分析法，提到日本侵华，就是日本统治者的责任，讲到中国战败，就是统治者腐朽无能，而人民总是英勇抗击的。其实研究一下甲午战争，日本人民绝大多数拥护侵略，中国不但是统治者无能，人民也萎靡不振。
分析社会问题我们讲阶级性当然很重要，但是民族特点也不容忽视。早在五四运动时期，鲁迅便引用日文的“国民性”一词来分析中华民族传统中的优劣两面，《阿Q正传》便是剖析国民病弱的代表作。可惜这种研究后来在“革命群众不容污蔑”的一味颂扬声中湮没，不少教科书中只讲民族优长而忌讳提及短处，这种做法其实正是“形而上学猖獗”的表现。
中国向来注重民族传统，轻视对外学习。相反，日本尽管也有弱点，比如日本民族有岛民心态，狭隘扩张，但他们努力学习他人。所以我们经常讲日本鬼子真可恨、日本产品真可爱。中国抗日胜利，这里面其实也包含着向敌国日本学习的成果。觉醒起来的中国人学习世界各民族的一切长处，包括自己对手的长处，才能走向强国之路。所以，要努力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改造、社会的改造，深化我们现在各领域的改革，这才是我们研究甲午战争所应该具有的现实意义。
金一南：应将甲午战争这个包袱变成改革的动力
金一南：中国常有这么两句话，一个是中国历史悠久，还有另外一句话，包袱沉重。我们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是非常辉煌的历史，但也确实有沉重的包袱。1894年的甲午战争就是这样，可以说它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也可以说它是一个沉重的包袱。
从今天对甲午战争的研究也能感觉到这一点。我们写着、争着、辩着，挺热闹，其实很多人内心里觉得它就是个包袱。刘亚洲政委讲过一句十分精辟话：“胜利者有一百个爸爸，失败者永远是孤儿”。1894年的甲午战争就是这么个孤儿。因为它是个失败者。我们今天讲起孤儿，肯定要讲父母的遗弃，讲社会的失职，讲环境的压迫，甚至也要讲本人的不争。我们可以总结出很多、挖掘出很多，甚至连事物本身不具有的意义我们都能挖掘出来，就因为它是这样的一个孤儿。孤儿即使得到救助，也难免人们之间的互相指责、相互报怨、相互推诿。因为孤儿就是包袱，家庭的包袱，社会的包袱。怎样把甲午战争这个孤儿一样的沉重历史包袱，变成促使中华民族真正奋发、真正向上的社会财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开掘出甲午战争所包含的全部促使我们加倍警醒、加倍努力的巨大财富。
我觉得甲午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很大的觉醒，就是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认识。西方从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后，现代民族国家就逐渐成型，而我们中国一直没有成型，中国长期以来就是这句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谁的？皇帝的。打败了，谁打败了？皇帝打败了。割地，割谁的地？皇帝的地。赔谁的款？赔皇帝的款。所以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当地民众在远处观战，英军登陆后，民众还主动向侵略者出售蔬菜、牲畜、粮食。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周围民众也加入哄抢园内财物行列。帮英军引路的中国人也有，像三元里抗争那只是个别现象。甲午战争严酷地检验了当时的中国是传统而非现代的国家，是皇帝个人而非全民族的国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甲午战败可以说是中国人第一次对民族国家的觉醒。当然这一觉醒还是很不够的，还不是民族的觉醒，只是封建士大夫阶层的觉醒，是统治集团少精英人物的觉醒。
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梁启超推出戊戌维新，认识到仅仅从器物层面改造中国是不行的，中国不是器不如人，而是制度不如人。但这个觉醒还不是广泛的，真正广泛的是到1919年五四运动。一战之后，中国自以为是胜利者，结果照样被别人肢解，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被转让给日本。哪有战胜国被当作战败国一样处理的？于是五四运动爆发。1919年五四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觉醒面空前扩大了，但还不能称为民族的觉醒。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人真正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杀中国的人，要占中国的地，整个民族都要遭殃，我们才真正认识到这个国家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才认识到不管如何，倒霉的都是老百姓。赔款赔谁的钱？老百姓的钱，统治阶层提高赋税，大家都交钱。割地割谁的地？当然是割大家的地。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4年甲午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到1937年全面抗战，中国人真正的觉醒就经历了这样漫长的过程
这个转变过程，甲午战争起到了重大的催化作用。甲午战争之前孙中山还是一个改良派，还给清廷不断地提建议，要改良它。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孙中山再不给李鸿章写建议书了，他去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提出口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场战争彻底改变了孙中山，他觉得这个王朝不行了，必须推翻它，大清王朝本身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实现自己民族利益的最大障碍，必须抛弃它。孙中山就这样，由一个温和的改良者变成为一个激烈的革命者。孙中山思想的突变，就是这场战争所带来的突变。
我们中国人讲究渐进式发展，能够适应由这种发展方式积累出来的渐变。我们不喜欢突变，所以对突变往往准备不足，尤其是战争带来的突变。结果又往往被突变所左右。甲午战争就是这样的突变。人们对政权的认识、对国家的认识、对民族自身的认识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如果说甲午战争前一些弊端还被遮羞布掩盖的话，战争把遮羞布完全撕掉了。在这场与外敌装备差距最小的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一条舰都没有留下来，日本联合舰队却一艘未沉，这种巨大的反差不能不对整个民族的思想体系和社会架构产生巨大震撼，由此产生出空前强烈的变革动力。
一个西方人讲：甲午战争之后，世界看中国、看日本的立场完全改变了，甚至中国人自己看自己的观念也改变了。
今天，通过对甲午战争120周年的殇思，我们正在努力完成这样的转换：把历史的包袱转换成现实的财富，转换成民族向上的动力，知耻而后勇的动力，突破任何阻挡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动力。
（凤凰网独家稿件。感谢主办方《参考消息》和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的大力支持。编辑王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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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洲：甲午战争中国失败是制度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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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洲：甲午战争中国失败是制度的失败
6月3日，《甲午殇思》图书首发式暨“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系列报道研讨会在国防大学举行，军界学者汇集一堂，共同研讨甲午战争的历史启迪。凤凰大学问刊发部分发言内容，与读者分享。
刘亚洲：甲午战争中国之败并非海军之败，也非陆军之败，而是国家之败。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是现代国民意识的胜利。
徐焰：甲午战争使中国觉醒了，中国有日本这个邻居也是幸运的，它使我们懂得要向强敌学习，中国要复兴应该向日本学习。
金一南：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突变的，它严酷地检验了中国是一个传统的而非现代的国家，是皇帝个人的而非全民族的国家，中国的觉醒就要放弃历史的包袱。（战略的核心是抉择，抉择的核心是放弃。）
刘亚洲：习近平主席说，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甲午战争是一场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两个国家命运的战争，这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日本。再往大处看，它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当然，受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对中国而言，这场战争的历史深刻性在于两点：一，战争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至今仍在追问之中。二，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战争的伤口并未愈合，仍然横亘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对这场战争疑问的解答，构成了我们民族进步的阶梯。从这个意义上讲，甲午战争已成为一种标志、一个符号。
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大清帝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在唤醒了清朝的同时也唤醒了日本。中日两国同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但这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形。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当饭吃的消化了，强身健体；当衣穿的只撑起了一个模样。福泽渝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日本就是按照福泽渝吉这个顺序走的，而清朝则反着走。结果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分别接待过中国和日本两个代表团，后来有人问他对中日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他说：“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回去就算了。”
19世纪中叶，中国发起洋务运动，经历了30年的军事改革，建立了一支表面上脱胎换骨的新式海军和陆军，但它的军事变革是失败的，主要是观念落后，制度落后。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评价彼得大帝的改革那样，“大胡子剃掉了，德式西服穿上了，但是留大胡子、穿旧式服装时期的那些思想去留下了”。清朝的军事改革从根子上没能摆脱农耕文明的桎梏。农耕文明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天下太平，有饭吃就满足，它的眼睛是向内而不是向外看的。北洋水师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铁甲舰，却是一支农民的海军。
当时清朝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古代的文明太灿烂了，反而成了我们的包袱。日本从来不是领导世界历史文明潮流的国家，这反而使它在全面西化时能够轻装上阵。况且日本是个爱学习的民族，谁强就跟谁学，而且学得有模有样。二战结束后，东京的废墟瓦砾还没有清除干净，裕仁天皇就签发了向美国派出留学生的诏令。所以，明治维新短短30多年时间，便把日本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并不让人惊讶。日本与清朝的对决，是一个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的对决。清朝怎么能赢？
当时日本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最主要的标志是人的觉醒。日本沿袭中国文化上千年，其国家形态与它的文化母国是一样的：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那时候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和日本来，都一致承认中日两国人民的忍耐和坚韧无与伦比，但另一个印象就是麻木不仁，对压迫逆来顺受，毫无主动性和创造性。日本有本侮辱中国人的书叫《支那论》，说中国人“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没有感觉，仍能继续活着。”其实以此来形容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人，也不差分毫。但西风东渐之际，日本人断然斩断了上千年的文化脐带，脱亚入欧，加入了西方的发展行列，人民变成了国民。
百姓是不是国民，有两条重要标准，一是有没有权利，二是有没有财富。在明治维新的同时，日本还搞了“自由民权”运动，其核心是“纳税人的参政权”。大久保利通说：“国家强大源于民众的富足。”日本走了和清朝洋务运动相反的路，鼓励民间资本。而清朝腐朽的制度不仅阻碍了民族发展，为敌国入侵提供可能性，并在关键时刻出卖民族利益。甲午战败后赔了那么多钱，可战前买军舰，竟一分也掏不出来。有了国民，就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很多日本学者在总结甲午战争经验时都认为，国民意识是战争胜利的最大法宝。
徐焰：甲午战争使我们懂得要向强敌学习
徐焰：我讲的题目是“甲午吹来觉醒的风”，这个带有点艺术性，有点像东方红里面讲的“北方吹来十月的风”。甲午战争真的是惊醒了中华民族，现在甲午战争研究成为了一种热潮了，很多人都觉得“甲午耻，犹未雪，屠城恨何时灭”。不过一个社会的现代化又表现为理性化水平，而不是情绪化的简单激愤，对历史上的败绩灾祸进行深刻的反思并得到启迪，才能使坏事变成好事。现在，愤青们简单地泄愤，或者祥林嫂似的整天唠唠叨叨怎么打了我、侵略了我，毫无益处。对日本侵华要深刻反思，其实甲午战败也极大地推动了我们的进步，研究历史也要掌握两分法。
下面我讲第一个问题：“日转强、中衰弱，战前理念定结局”。甲午战争失败后，许多人发过感慨──有指着颐和园船坊的吟诗之责，有大骂李鸿章卖国的口诛笔伐，也有对帝后不和、督抚难协的叹息。其实，历史表象后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经济体制。1949年，毛主席陪柳亚子第一次游颐和园，柳亚子说慈禧太后祸国殃民，毛主席说不能这么看，如果慈禧太后不把北洋水师的钱拿来修颐和园能打败日本吗？还不如修一个颐和园让后人欣赏呢。
回想2000年夏天，我作为赴日本参加亚太各国军官研讨班的中方军队代表，曾自豪地穿着中国军装，在路边日本人多少带有些诧异的目光下来到最大的军港横须贺南面的九十九里滨，参观了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打开日本国门的登陆地。这里相当于中国鸦片战争时的虎门，却树立着一座当年曾由著名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揭幕的“开国纪念碑”。对强手入侵本国不反感反而表示佩服，认为给自己带来文明进步并值得本国努力学习，我深感此点正是日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可惊、可怕之处！
中国人在广东虎门所建的纪念馆，笔者也曾去参观过，里面讲的只是“入侵”和“抵抗”，这固然是对的，不过总感到缺少了另一方面的内容。早在1853年，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提出殖民地及殖民主义有“双重使命”，即破坏性使命和建设性使命，两者都是既有积极方面又有消极方面。当年日本国门同时跟中国一样被西方打开，但日本抓住机会学习了西方，中国错过了历史机遇期。
1894年甲午之战开始时，清王朝在日本面前已是一个腐朽的纸老虎，表面上有人口、经济总量、军队总数和部分武器的优势，实际上在国家的近代经济成分和军队的战术、技术和先进装备方面都处于绝对劣势。若仔细分析双方的“硬实力”对比，此刻已是日强中弱，在“软实力”方面双方的差距更悬殊，胜败属谁在战前就毋庸置疑了。
以敌为师，以强手为师，恰恰是一个能崛起的民族应具备的精神。多少年来，国人不断申诉日本侵略的暴行，这对教育后人自然必要，却不应只陷入简单的悲情意识，而需要从中日两国社会进程方面深入研究，即达到真正的“知彼知己”。
第二个问题，讲一讲“千年沉梦醒自甲午，民族崛起以日为师”。在近代历史上，日本给中国带来最大的伤害，也带来最大的觉醒。梁启超当年曾评论：“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 1960年6月，毛泽东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也说过：“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一个人从自己的影子上最容易看到自己身材的缺陷，日本过去作为中国的一个文化附庸，恰恰是中国的影子，中国人考察东洋三岛的崛起最能看到自己的不足。
日本对中国的态度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唐代到元代是仰视，从元朝打败忽必烈的入侵大军之后一直到甲午战争之前是平视，甲午战争以后是俯视。日本曾经以中国为师，但有三点不学：不采用科举制度，上层较务实；宫廷无太监，内耗相对少；家产行“长子继承制”不搞均分，贵族子弟奋斗精神强。从经济政策看，中国自古便有两条不如日本——中国单一重农，日本农商并重；中国重陆轻海，日本海陆并重。日本有这些传统强项，在明治维新后便激发其对外开放并重视争夺海权；中国的传统弱项，在西方打开国门和被迫搞洋务时则成为沉重的历史包袱，古老农耕民族的保守封闭及在此社会基础上滋生的东方专制主义长期阻碍了民族的复兴，百姓只知朝廷不知国家，不知世界，闭目塞听。
甲午战争之前很多人沉迷于同治中兴，对中法战争期间海军大败和陆上损失多少倍于敌的不光彩之事尽力回避，只将边境一场小胜宣传为“镇南关大捷”而自我陶醉。到了甲午战争则一败涂地，这样国人才向外心悦诚服地学习，学谁？学日本。20世纪初期几万有志青年赴日本学习，国民党第一代领导人大部分都留学日本，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都是求学于日本，西方的先进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都是经过日本二道贩子转手传到中国来的。日语是近代汉语最大的外来词汇来源，我们常用的“共产党”、“社会主义”、“干部”、“民主”、“科学”都是来自于日本，现代人常用的“经济”、“投资”、“广告”、“破产”、“法人”等也是来自于日本。中国的维新变法、民主革命，乃至于后来的改革开放，其实都是以日本为坐标。我记得1978年秋天，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访问了日本，他参观了日产公司之后讲了一句话：“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是现代化。”所以中国与日本为邻，既是不幸也是幸运。以日本为鉴，中华民族走向了复兴。早先是中强日弱，甲午战争之后转变为日强中弱，现在又转为中强日弱，日本人心里很不适应，这恰恰是经历了沧桑之后的人间正道。
最后一点，“注重国民性研究，明确本民族的奋斗方向。”地理环境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特点，过去我们很长时间里滥用阶级分析法，提到日本侵华，就是日本统治者的责任，讲到中国战败，就是统治者腐朽无能，而人民总是英勇抗击的。其实研究一下甲午战争，日本人民绝大多数拥护侵略，中国不但是统治者无能，人民也萎靡不振。
分析社会问题我们讲阶级性当然很重要，但是民族特点也不容忽视。早在五四运动时期，鲁迅便引用日文的“国民性”一词来分析中华民族传统中的优劣两面，《阿Q正传》便是剖析国民病弱的代表作。可惜这种研究后来在“革命群众不容污蔑”的一味颂扬声中湮没，不少教科书中只讲民族优长而忌讳提及短处，这种做法其实正是“形而上学猖獗”的表现。
中国向来注重民族传统，轻视对外学习。相反，日本尽管也有弱点，比如日本民族有岛民心态，狭隘扩张，但他们努力学习他人。所以我们经常讲日本鬼子真可恨、日本产品真可爱。中国抗日胜利，这里面其实也包含着向敌国日本学习的成果。觉醒起来的中国人学习世界各民族的一切长处，包括自己对手的长处，才能走向强国之路。所以，要努力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改造、社会的改造，深化我们现在各领域的改革，这才是我们研究甲午战争所应该具有的现实意义。
金一南：应将甲午战争这个包袱变成改革的动力
金一南：中国常有这么两句话，一个是中国历史悠久，还有另外一句话，包袱沉重。我们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是非常辉煌的历史，但也确实有沉重的包袱。1894年的甲午战争就是这样，可以说它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也可以说它是一个沉重的包袱。
从今天对甲午战争的研究也能感觉到这一点。我们写着、争着、辩着，挺热闹，其实很多人内心里觉得它就是个包袱。刘亚洲政委讲过一句十分精辟话：“胜利者有一百个爸爸，失败者永远是孤儿”。1894年的甲午战争就是这么个孤儿。因为它是个失败者。我们今天讲起孤儿，肯定要讲父母的遗弃，讲社会的失职，讲环境的压迫，甚至也要讲本人的不争。我们可以总结出很多、挖掘出很多，甚至连事物本身不具有的意义我们都能挖掘出来，就因为它是这样的一个孤儿。孤儿即使得到救助，也难免人们之间的互相指责、相互报怨、相互推诿。因为孤儿就是包袱，家庭的包袱，社会的包袱。怎样把甲午战争这个孤儿一样的沉重历史包袱，变成促使中华民族真正奋发、真正向上的社会财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开掘出甲午战争所包含的全部促使我们加倍警醒、加倍努力的巨大财富。
我觉得甲午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很大的觉醒，就是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认识。西方从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后，现代民族国家就逐渐成型，而我们中国一直没有成型，中国长期以来就是这句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谁的？皇帝的。打败了，谁打败了？皇帝打败了。割地，割谁的地？皇帝的地。赔谁的款？赔皇帝的款。所以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当地民众在远处观战，英军登陆后，民众还主动向侵略者出售蔬菜、牲畜、粮食。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周围民众也加入哄抢园内财物行列。帮英军引路的中国人也有，像三元里抗争那只是个别现象。甲午战争严酷地检验了当时的中国是传统而非现代的国家，是皇帝个人而非全民族的国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甲午战败可以说是中国人第一次对民族国家的觉醒。当然这一觉醒还是很不够的，还不是民族的觉醒，只是封建士大夫阶层的觉醒，是统治集团少精英人物的觉醒。
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梁启超推出戊戌维新，认识到仅仅从器物层面改造中国是不行的，中国不是器不如人，而是制度不如人。但这个觉醒还不是广泛的，真正广泛的是到1919年五四运动。一战之后，中国自以为是胜利者，结果照样被别人肢解，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被转让给日本。哪有战胜国被当作战败国一样处理的？于是五四运动爆发。1919年五四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觉醒面空前扩大了，但还不能称为民族的觉醒。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人真正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杀中国的人，要占中国的地，整个民族都要遭殃，我们才真正认识到这个国家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才认识到不管如何，倒霉的都是老百姓。赔款赔谁的钱？老百姓的钱，统治阶层提高赋税，大家都交钱。割地割谁的地？当然是割大家的地。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4年甲午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到1937年全面抗战，中国人真正的觉醒就经历了这样漫长的过程
这个转变过程，甲午战争起到了重大的催化作用。甲午战争之前孙中山还是一个改良派，还给清廷不断地提建议，要改良它。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孙中山再不给李鸿章写建议书了，他去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提出口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场战争彻底改变了孙中山，他觉得这个王朝不行了，必须推翻它，大清王朝本身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实现自己民族利益的最大障碍，必须抛弃它。孙中山就这样，由一个温和的改良者变成为一个激烈的革命者。孙中山思想的突变，就是这场战争所带来的突变。
我们中国人讲究渐进式发展，能够适应由这种发展方式积累出来的渐变。我们不喜欢突变，所以对突变往往准备不足，尤其是战争带来的突变。结果又往往被突变所左右。甲午战争就是这样的突变。人们对政权的认识、对国家的认识、对民族自身的认识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如果说甲午战争前一些弊端还被遮羞布掩盖的话，战争把遮羞布完全撕掉了。在这场与外敌装备差距最小的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一条舰都没有留下来，日本联合舰队却一艘未沉，这种巨大的反差不能不对整个民族的思想体系和社会架构产生巨大震撼，由此产生出空前强烈的变革动力。
一个西方人讲：甲午战争之后，世界看中国、看日本的立场完全改变了，甚至中国人自己看自己的观念也改变了。
今天，通过对甲午战争120周年的殇思，我们正在努力完成这样的转换：把历史的包袱转换成现实的财富，转换成民族向上的动力，知耻而后勇的动力，突破任何阻挡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动力。
（凤凰网独家稿件。感谢主办方《参考消息》和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的大力支持。编辑王德民）
刘亚洲：甲午战争中国失败是制度的失败
2014-06-08 第107期
刘亚洲：甲午战争中国失败是制度的失败
6月3日，《甲午殇思》图书首发式暨“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系列报道研讨会在国防大学举行，军界学者汇集一堂，共同研讨甲午战争的历史启迪。凤凰大学问刊发部分发言内容，与读者分享。
刘亚洲：甲午战争中国之败并非海军之败，也非陆军之败，而是国家之败。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是现代国民意识的胜利。
徐焰：甲午战争使中国觉醒了，中国有日本这个邻居也是幸运的，它使我们懂得要向强敌学习，中国要复兴应该向日本学习。
金一南：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突变的，它严酷地检验了中国是一个传统的而非现代的国家，是皇帝个人的而非全民族的国家，中国的觉醒就要放弃历史的包袱。（战略的核心是抉择，抉择的核心是放弃。）
刘亚洲：习近平主席说，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甲午战争是一场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两个国家命运的战争，这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日本。再往大处看，它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当然，受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对中国而言，这场战争的历史深刻性在于两点：一，战争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至今仍在追问之中。二，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战争的伤口并未愈合，仍然横亘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对这场战争疑问的解答，构成了我们民族进步的阶梯。从这个意义上讲，甲午战争已成为一种标志、一个符号。
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大清帝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在唤醒了清朝的同时也唤醒了日本。中日两国同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但这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形。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当饭吃的消化了，强身健体；当衣穿的只撑起了一个模样。福泽渝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日本就是按照福泽渝吉这个顺序走的，而清朝则反着走。结果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分别接待过中国和日本两个代表团，后来有人问他对中日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他说：“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回去就算了。”
19世纪中叶，中国发起洋务运动，经历了30年的军事改革，建立了一支表面上脱胎换骨的新式海军和陆军，但它的军事变革是失败的，主要是观念落后，制度落后。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评价彼得大帝的改革那样，“大胡子剃掉了，德式西服穿上了，但是留大胡子、穿旧式服装时期的那些思想去留下了”。清朝的军事改革从根子上没能摆脱农耕文明的桎梏。农耕文明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天下太平，有饭吃就满足，它的眼睛是向内而不是向外看的。北洋水师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铁甲舰，却是一支农民的海军。
当时清朝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古代的文明太灿烂了，反而成了我们的包袱。日本从来不是领导世界历史文明潮流的国家，这反而使它在全面西化时能够轻装上阵。况且日本是个爱学习的民族，谁强就跟谁学，而且学得有模有样。二战结束后，东京的废墟瓦砾还没有清除干净，裕仁天皇就签发了向美国派出留学生的诏令。所以，明治维新短短30多年时间，便把日本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并不让人惊讶。日本与清朝的对决，是一个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的对决。清朝怎么能赢？
当时日本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最主要的标志是人的觉醒。日本沿袭中国文化上千年，其国家形态与它的文化母国是一样的：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那时候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和日本来，都一致承认中日两国人民的忍耐和坚韧无与伦比，但另一个印象就是麻木不仁，对压迫逆来顺受，毫无主动性和创造性。日本有本侮辱中国人的书叫《支那论》，说中国人“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没有感觉，仍能继续活着。”其实以此来形容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人，也不差分毫。但西风东渐之际，日本人断然斩断了上千年的文化脐带，脱亚入欧，加入了西方的发展行列，人民变成了国民。
百姓是不是国民，有两条重要标准，一是有没有权利，二是有没有财富。在明治维新的同时，日本还搞了“自由民权”运动，其核心是“纳税人的参政权”。大久保利通说：“国家强大源于民众的富足。”日本走了和清朝洋务运动相反的路，鼓励民间资本。而清朝腐朽的制度不仅阻碍了民族发展，为敌国入侵提供可能性，并在关键时刻出卖民族利益。甲午战败后赔了那么多钱，可战前买军舰，竟一分也掏不出来。有了国民，就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很多日本学者在总结甲午战争经验时都认为，国民意识是战争胜利的最大法宝。
徐焰：甲午战争使我们懂得要向强敌学习
徐焰：我讲的题目是“甲午吹来觉醒的风”，这个带有点艺术性，有点像东方红里面讲的“北方吹来十月的风”。甲午战争真的是惊醒了中华民族，现在甲午战争研究成为了一种热潮了，很多人都觉得“甲午耻，犹未雪，屠城恨何时灭”。不过一个社会的现代化又表现为理性化水平，而不是情绪化的简单激愤，对历史上的败绩灾祸进行深刻的反思并得到启迪，才能使坏事变成好事。现在，愤青们简单地泄愤，或者祥林嫂似的整天唠唠叨叨怎么打了我、侵略了我，毫无益处。对日本侵华要深刻反思，其实甲午战败也极大地推动了我们的进步，研究历史也要掌握两分法。
下面我讲第一个问题：“日转强、中衰弱，战前理念定结局”。甲午战争失败后，许多人发过感慨──有指着颐和园船坊的吟诗之责，有大骂李鸿章卖国的口诛笔伐，也有对帝后不和、督抚难协的叹息。其实，历史表象后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经济体制。1949年，毛主席陪柳亚子第一次游颐和园，柳亚子说慈禧太后祸国殃民，毛主席说不能这么看，如果慈禧太后不把北洋水师的钱拿来修颐和园能打败日本吗？还不如修一个颐和园让后人欣赏呢。
回想2000年夏天，我作为赴日本参加亚太各国军官研讨班的中方军队代表，曾自豪地穿着中国军装，在路边日本人多少带有些诧异的目光下来到最大的军港横须贺南面的九十九里滨，参观了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打开日本国门的登陆地。这里相当于中国鸦片战争时的虎门，却树立着一座当年曾由著名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揭幕的“开国纪念碑”。对强手入侵本国不反感反而表示佩服，认为给自己带来文明进步并值得本国努力学习，我深感此点正是日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可惊、可怕之处！
中国人在广东虎门所建的纪念馆，笔者也曾去参观过，里面讲的只是“入侵”和“抵抗”，这固然是对的，不过总感到缺少了另一方面的内容。早在1853年，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提出殖民地及殖民主义有“双重使命”，即破坏性使命和建设性使命，两者都是既有积极方面又有消极方面。当年日本国门同时跟中国一样被西方打开，但日本抓住机会学习了西方，中国错过了历史机遇期。
1894年甲午之战开始时，清王朝在日本面前已是一个腐朽的纸老虎，表面上有人口、经济总量、军队总数和部分武器的优势，实际上在国家的近代经济成分和军队的战术、技术和先进装备方面都处于绝对劣势。若仔细分析双方的“硬实力”对比，此刻已是日强中弱，在“软实力”方面双方的差距更悬殊，胜败属谁在战前就毋庸置疑了。
以敌为师，以强手为师，恰恰是一个能崛起的民族应具备的精神。多少年来，国人不断申诉日本侵略的暴行，这对教育后人自然必要，却不应只陷入简单的悲情意识，而需要从中日两国社会进程方面深入研究，即达到真正的“知彼知己”。
第二个问题，讲一讲“千年沉梦醒自甲午，民族崛起以日为师”。在近代历史上，日本给中国带来最大的伤害，也带来最大的觉醒。梁启超当年曾评论：“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 1960年6月，毛泽东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也说过：“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一个人从自己的影子上最容易看到自己身材的缺陷，日本过去作为中国的一个文化附庸，恰恰是中国的影子，中国人考察东洋三岛的崛起最能看到自己的不足。
日本对中国的态度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唐代到元代是仰视，从元朝打败忽必烈的入侵大军之后一直到甲午战争之前是平视，甲午战争以后是俯视。日本曾经以中国为师，但有三点不学：不采用科举制度，上层较务实；宫廷无太监，内耗相对少；家产行“长子继承制”不搞均分，贵族子弟奋斗精神强。从经济政策看，中国自古便有两条不如日本——中国单一重农，日本农商并重；中国重陆轻海，日本海陆并重。日本有这些传统强项，在明治维新后便激发其对外开放并重视争夺海权；中国的传统弱项，在西方打开国门和被迫搞洋务时则成为沉重的历史包袱，古老农耕民族的保守封闭及在此社会基础上滋生的东方专制主义长期阻碍了民族的复兴，百姓只知朝廷不知国家，不知世界，闭目塞听。
甲午战争之前很多人沉迷于同治中兴，对中法战争期间海军大败和陆上损失多少倍于敌的不光彩之事尽力回避，只将边境一场小胜宣传为“镇南关大捷”而自我陶醉。到了甲午战争则一败涂地，这样国人才向外心悦诚服地学习，学谁？学日本。20世纪初期几万有志青年赴日本学习，国民党第一代领导人大部分都留学日本，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都是求学于日本，西方的先进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都是经过日本二道贩子转手传到中国来的。日语是近代汉语最大的外来词汇来源，我们常用的“共产党”、“社会主义”、“干部”、“民主”、“科学”都是来自于日本，现代人常用的“经济”、“投资”、“广告”、“破产”、“法人”等也是来自于日本。中国的维新变法、民主革命，乃至于后来的改革开放，其实都是以日本为坐标。我记得1978年秋天，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访问了日本，他参观了日产公司之后讲了一句话：“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是现代化。”所以中国与日本为邻，既是不幸也是幸运。以日本为鉴，中华民族走向了复兴。早先是中强日弱，甲午战争之后转变为日强中弱，现在又转为中强日弱，日本人心里很不适应，这恰恰是经历了沧桑之后的人间正道。
最后一点，“注重国民性研究，明确本民族的奋斗方向。”地理环境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特点，过去我们很长时间里滥用阶级分析法，提到日本侵华，就是日本统治者的责任，讲到中国战败，就是统治者腐朽无能，而人民总是英勇抗击的。其实研究一下甲午战争，日本人民绝大多数拥护侵略，中国不但是统治者无能，人民也萎靡不振。
分析社会问题我们讲阶级性当然很重要，但是民族特点也不容忽视。早在五四运动时期，鲁迅便引用日文的“国民性”一词来分析中华民族传统中的优劣两面，《阿Q正传》便是剖析国民病弱的代表作。可惜这种研究后来在“革命群众不容污蔑”的一味颂扬声中湮没，不少教科书中只讲民族优长而忌讳提及短处，这种做法其实正是“形而上学猖獗”的表现。
中国向来注重民族传统，轻视对外学习。相反，日本尽管也有弱点，比如日本民族有岛民心态，狭隘扩张，但他们努力学习他人。所以我们经常讲日本鬼子真可恨、日本产品真可爱。中国抗日胜利，这里面其实也包含着向敌国日本学习的成果。觉醒起来的中国人学习世界各民族的一切长处，包括自己对手的长处，才能走向强国之路。所以，要努力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改造、社会的改造，深化我们现在各领域的改革，这才是我们研究甲午战争所应该具有的现实意义。
金一南：应将甲午战争这个包袱变成改革的动力
金一南：中国常有这么两句话，一个是中国历史悠久，还有另外一句话，包袱沉重。我们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是非常辉煌的历史，但也确实有沉重的包袱。1894年的甲午战争就是这样，可以说它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也可以说它是一个沉重的包袱。
从今天对甲午战争的研究也能感觉到这一点。我们写着、争着、辩着，挺热闹，其实很多人内心里觉得它就是个包袱。刘亚洲政委讲过一句十分精辟话：“胜利者有一百个爸爸，失败者永远是孤儿”。1894年的甲午战争就是这么个孤儿。因为它是个失败者。我们今天讲起孤儿，肯定要讲父母的遗弃，讲社会的失职，讲环境的压迫，甚至也要讲本人的不争。我们可以总结出很多、挖掘出很多，甚至连事物本身不具有的意义我们都能挖掘出来，就因为它是这样的一个孤儿。孤儿即使得到救助，也难免人们之间的互相指责、相互报怨、相互推诿。因为孤儿就是包袱，家庭的包袱，社会的包袱。怎样把甲午战争这个孤儿一样的沉重历史包袱，变成促使中华民族真正奋发、真正向上的社会财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开掘出甲午战争所包含的全部促使我们加倍警醒、加倍努力的巨大财富。
我觉得甲午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很大的觉醒，就是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认识。西方从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后，现代民族国家就逐渐成型，而我们中国一直没有成型，中国长期以来就是这句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谁的？皇帝的。打败了，谁打败了？皇帝打败了。割地，割谁的地？皇帝的地。赔谁的款？赔皇帝的款。所以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当地民众在远处观战，英军登陆后，民众还主动向侵略者出售蔬菜、牲畜、粮食。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周围民众也加入哄抢园内财物行列。帮英军引路的中国人也有，像三元里抗争那只是个别现象。甲午战争严酷地检验了当时的中国是传统而非现代的国家，是皇帝个人而非全民族的国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甲午战败可以说是中国人第一次对民族国家的觉醒。当然这一觉醒还是很不够的，还不是民族的觉醒，只是封建士大夫阶层的觉醒，是统治集团少精英人物的觉醒。
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梁启超推出戊戌维新，认识到仅仅从器物层面改造中国是不行的，中国不是器不如人，而是制度不如人。但这个觉醒还不是广泛的，真正广泛的是到1919年五四运动。一战之后，中国自以为是胜利者，结果照样被别人肢解，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被转让给日本。哪有战胜国被当作战败国一样处理的？于是五四运动爆发。1919年五四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觉醒面空前扩大了，但还不能称为民族的觉醒。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人真正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杀中国的人，要占中国的地，整个民族都要遭殃，我们才真正认识到这个国家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才认识到不管如何，倒霉的都是老百姓。赔款赔谁的钱？老百姓的钱，统治阶层提高赋税，大家都交钱。割地割谁的地？当然是割大家的地。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4年甲午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到1937年全面抗战，中国人真正的觉醒就经历了这样漫长的过程
这个转变过程，甲午战争起到了重大的催化作用。甲午战争之前孙中山还是一个改良派，还给清廷不断地提建议，要改良它。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孙中山再不给李鸿章写建议书了，他去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提出口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场战争彻底改变了孙中山，他觉得这个王朝不行了，必须推翻它，大清王朝本身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实现自己民族利益的最大障碍，必须抛弃它。孙中山就这样，由一个温和的改良者变成为一个激烈的革命者。孙中山思想的突变，就是这场战争所带来的突变。
我们中国人讲究渐进式发展，能够适应由这种发展方式积累出来的渐变。我们不喜欢突变，所以对突变往往准备不足，尤其是战争带来的突变。结果又往往被突变所左右。甲午战争就是这样的突变。人们对政权的认识、对国家的认识、对民族自身的认识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如果说甲午战争前一些弊端还被遮羞布掩盖的话，战争把遮羞布完全撕掉了。在这场与外敌装备差距最小的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一条舰都没有留下来，日本联合舰队却一艘未沉，这种巨大的反差不能不对整个民族的思想体系和社会架构产生巨大震撼，由此产生出空前强烈的变革动力。
一个西方人讲：甲午战争之后，世界看中国、看日本的立场完全改变了，甚至中国人自己看自己的观念也改变了。
今天，通过对甲午战争120周年的殇思，我们正在努力完成这样的转换：把历史的包袱转换成现实的财富，转换成民族向上的动力，知耻而后勇的动力，突破任何阻挡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动力。
（凤凰网独家稿件。感谢主办方《参考消息》和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的大力支持。编辑王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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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洲：甲午战争中国失败是制度的失败
2014-06-08 第107期
刘亚洲：甲午战争中国失败是制度的失败
6月3日，《甲午殇思》图书首发式暨“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系列报道研讨会在国防大学举行，军界学者汇集一堂，共同研讨甲午战争的历史启迪。凤凰大学问刊发部分发言内容，与读者分享。
刘亚洲：甲午战争中国之败并非海军之败，也非陆军之败，而是国家之败。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是现代国民意识的胜利。
徐焰：甲午战争使中国觉醒了，中国有日本这个邻居也是幸运的，它使我们懂得要向强敌学习，中国要复兴应该向日本学习。
金一南：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突变的，它严酷地检验了中国是一个传统的而非现代的国家，是皇帝个人的而非全民族的国家，中国的觉醒就要放弃历史的包袱。（战略的核心是抉择，抉择的核心是放弃。）
刘亚洲：习近平主席说，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甲午战争是一场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两个国家命运的战争，这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日本。再往大处看，它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当然，受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对中国而言，这场战争的历史深刻性在于两点：一，战争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至今仍在追问之中。二，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战争的伤口并未愈合，仍然横亘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对这场战争疑问的解答，构成了我们民族进步的阶梯。从这个意义上讲，甲午战争已成为一种标志、一个符号。
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大清帝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在唤醒了清朝的同时也唤醒了日本。中日两国同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但这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形。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当饭吃的消化了，强身健体；当衣穿的只撑起了一个模样。福泽渝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日本就是按照福泽渝吉这个顺序走的，而清朝则反着走。结果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分别接待过中国和日本两个代表团，后来有人问他对中日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他说：“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回去就算了。”
19世纪中叶，中国发起洋务运动，经历了30年的军事改革，建立了一支表面上脱胎换骨的新式海军和陆军，但它的军事变革是失败的，主要是观念落后，制度落后。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评价彼得大帝的改革那样，“大胡子剃掉了，德式西服穿上了，但是留大胡子、穿旧式服装时期的那些思想去留下了”。清朝的军事改革从根子上没能摆脱农耕文明的桎梏。农耕文明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天下太平，有饭吃就满足，它的眼睛是向内而不是向外看的。北洋水师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铁甲舰，却是一支农民的海军。
当时清朝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古代的文明太灿烂了，反而成了我们的包袱。日本从来不是领导世界历史文明潮流的国家，这反而使它在全面西化时能够轻装上阵。况且日本是个爱学习的民族，谁强就跟谁学，而且学得有模有样。二战结束后，东京的废墟瓦砾还没有清除干净，裕仁天皇就签发了向美国派出留学生的诏令。所以，明治维新短短30多年时间，便把日本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并不让人惊讶。日本与清朝的对决，是一个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的对决。清朝怎么能赢？
当时日本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最主要的标志是人的觉醒。日本沿袭中国文化上千年，其国家形态与它的文化母国是一样的：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那时候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和日本来，都一致承认中日两国人民的忍耐和坚韧无与伦比，但另一个印象就是麻木不仁，对压迫逆来顺受，毫无主动性和创造性。日本有本侮辱中国人的书叫《支那论》，说中国人“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没有感觉，仍能继续活着。”其实以此来形容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人，也不差分毫。但西风东渐之际，日本人断然斩断了上千年的文化脐带，脱亚入欧，加入了西方的发展行列，人民变成了国民。
百姓是不是国民，有两条重要标准，一是有没有权利，二是有没有财富。在明治维新的同时，日本还搞了“自由民权”运动，其核心是“纳税人的参政权”。大久保利通说：“国家强大源于民众的富足。”日本走了和清朝洋务运动相反的路，鼓励民间资本。而清朝腐朽的制度不仅阻碍了民族发展，为敌国入侵提供可能性，并在关键时刻出卖民族利益。甲午战败后赔了那么多钱，可战前买军舰，竟一分也掏不出来。有了国民，就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很多日本学者在总结甲午战争经验时都认为，国民意识是战争胜利的最大法宝。
徐焰：甲午战争使我们懂得要向强敌学习
徐焰：我讲的题目是“甲午吹来觉醒的风”，这个带有点艺术性，有点像东方红里面讲的“北方吹来十月的风”。甲午战争真的是惊醒了中华民族，现在甲午战争研究成为了一种热潮了，很多人都觉得“甲午耻，犹未雪，屠城恨何时灭”。不过一个社会的现代化又表现为理性化水平，而不是情绪化的简单激愤，对历史上的败绩灾祸进行深刻的反思并得到启迪，才能使坏事变成好事。现在，愤青们简单地泄愤，或者祥林嫂似的整天唠唠叨叨怎么打了我、侵略了我，毫无益处。对日本侵华要深刻反思，其实甲午战败也极大地推动了我们的进步，研究历史也要掌握两分法。
下面我讲第一个问题：“日转强、中衰弱，战前理念定结局”。甲午战争失败后，许多人发过感慨──有指着颐和园船坊的吟诗之责，有大骂李鸿章卖国的口诛笔伐，也有对帝后不和、督抚难协的叹息。其实，历史表象后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经济体制。1949年，毛主席陪柳亚子第一次游颐和园，柳亚子说慈禧太后祸国殃民，毛主席说不能这么看，如果慈禧太后不把北洋水师的钱拿来修颐和园能打败日本吗？还不如修一个颐和园让后人欣赏呢。
回想2000年夏天，我作为赴日本参加亚太各国军官研讨班的中方军队代表，曾自豪地穿着中国军装，在路边日本人多少带有些诧异的目光下来到最大的军港横须贺南面的九十九里滨，参观了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打开日本国门的登陆地。这里相当于中国鸦片战争时的虎门，却树立着一座当年曾由著名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揭幕的“开国纪念碑”。对强手入侵本国不反感反而表示佩服，认为给自己带来文明进步并值得本国努力学习，我深感此点正是日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可惊、可怕之处！
中国人在广东虎门所建的纪念馆，笔者也曾去参观过，里面讲的只是“入侵”和“抵抗”，这固然是对的，不过总感到缺少了另一方面的内容。早在1853年，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提出殖民地及殖民主义有“双重使命”，即破坏性使命和建设性使命，两者都是既有积极方面又有消极方面。当年日本国门同时跟中国一样被西方打开，但日本抓住机会学习了西方，中国错过了历史机遇期。
1894年甲午之战开始时，清王朝在日本面前已是一个腐朽的纸老虎，表面上有人口、经济总量、军队总数和部分武器的优势，实际上在国家的近代经济成分和军队的战术、技术和先进装备方面都处于绝对劣势。若仔细分析双方的“硬实力”对比，此刻已是日强中弱，在“软实力”方面双方的差距更悬殊，胜败属谁在战前就毋庸置疑了。
以敌为师，以强手为师，恰恰是一个能崛起的民族应具备的精神。多少年来，国人不断申诉日本侵略的暴行，这对教育后人自然必要，却不应只陷入简单的悲情意识，而需要从中日两国社会进程方面深入研究，即达到真正的“知彼知己”。
第二个问题，讲一讲“千年沉梦醒自甲午，民族崛起以日为师”。在近代历史上，日本给中国带来最大的伤害，也带来最大的觉醒。梁启超当年曾评论：“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 1960年6月，毛泽东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也说过：“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一个人从自己的影子上最容易看到自己身材的缺陷，日本过去作为中国的一个文化附庸，恰恰是中国的影子，中国人考察东洋三岛的崛起最能看到自己的不足。
日本对中国的态度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唐代到元代是仰视，从元朝打败忽必烈的入侵大军之后一直到甲午战争之前是平视，甲午战争以后是俯视。日本曾经以中国为师，但有三点不学：不采用科举制度，上层较务实；宫廷无太监，内耗相对少；家产行“长子继承制”不搞均分，贵族子弟奋斗精神强。从经济政策看，中国自古便有两条不如日本——中国单一重农，日本农商并重；中国重陆轻海，日本海陆并重。日本有这些传统强项，在明治维新后便激发其对外开放并重视争夺海权；中国的传统弱项，在西方打开国门和被迫搞洋务时则成为沉重的历史包袱，古老农耕民族的保守封闭及在此社会基础上滋生的东方专制主义长期阻碍了民族的复兴，百姓只知朝廷不知国家，不知世界，闭目塞听。
甲午战争之前很多人沉迷于同治中兴，对中法战争期间海军大败和陆上损失多少倍于敌的不光彩之事尽力回避，只将边境一场小胜宣传为“镇南关大捷”而自我陶醉。到了甲午战争则一败涂地，这样国人才向外心悦诚服地学习，学谁？学日本。20世纪初期几万有志青年赴日本学习，国民党第一代领导人大部分都留学日本，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都是求学于日本，西方的先进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都是经过日本二道贩子转手传到中国来的。日语是近代汉语最大的外来词汇来源，我们常用的“共产党”、“社会主义”、“干部”、“民主”、“科学”都是来自于日本，现代人常用的“经济”、“投资”、“广告”、“破产”、“法人”等也是来自于日本。中国的维新变法、民主革命，乃至于后来的改革开放，其实都是以日本为坐标。我记得1978年秋天，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访问了日本，他参观了日产公司之后讲了一句话：“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是现代化。”所以中国与日本为邻，既是不幸也是幸运。以日本为鉴，中华民族走向了复兴。早先是中强日弱，甲午战争之后转变为日强中弱，现在又转为中强日弱，日本人心里很不适应，这恰恰是经历了沧桑之后的人间正道。
最后一点，“注重国民性研究，明确本民族的奋斗方向。”地理环境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特点，过去我们很长时间里滥用阶级分析法，提到日本侵华，就是日本统治者的责任，讲到中国战败，就是统治者腐朽无能，而人民总是英勇抗击的。其实研究一下甲午战争，日本人民绝大多数拥护侵略，中国不但是统治者无能，人民也萎靡不振。
分析社会问题我们讲阶级性当然很重要，但是民族特点也不容忽视。早在五四运动时期，鲁迅便引用日文的“国民性”一词来分析中华民族传统中的优劣两面，《阿Q正传》便是剖析国民病弱的代表作。可惜这种研究后来在“革命群众不容污蔑”的一味颂扬声中湮没，不少教科书中只讲民族优长而忌讳提及短处，这种做法其实正是“形而上学猖獗”的表现。
中国向来注重民族传统，轻视对外学习。相反，日本尽管也有弱点，比如日本民族有岛民心态，狭隘扩张，但他们努力学习他人。所以我们经常讲日本鬼子真可恨、日本产品真可爱。中国抗日胜利，这里面其实也包含着向敌国日本学习的成果。觉醒起来的中国人学习世界各民族的一切长处，包括自己对手的长处，才能走向强国之路。所以，要努力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改造、社会的改造，深化我们现在各领域的改革，这才是我们研究甲午战争所应该具有的现实意义。
金一南：应将甲午战争这个包袱变成改革的动力
金一南：中国常有这么两句话，一个是中国历史悠久，还有另外一句话，包袱沉重。我们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是非常辉煌的历史，但也确实有沉重的包袱。1894年的甲午战争就是这样，可以说它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也可以说它是一个沉重的包袱。
从今天对甲午战争的研究也能感觉到这一点。我们写着、争着、辩着，挺热闹，其实很多人内心里觉得它就是个包袱。刘亚洲政委讲过一句十分精辟话：“胜利者有一百个爸爸，失败者永远是孤儿”。1894年的甲午战争就是这么个孤儿。因为它是个失败者。我们今天讲起孤儿，肯定要讲父母的遗弃，讲社会的失职，讲环境的压迫，甚至也要讲本人的不争。我们可以总结出很多、挖掘出很多，甚至连事物本身不具有的意义我们都能挖掘出来，就因为它是这样的一个孤儿。孤儿即使得到救助，也难免人们之间的互相指责、相互报怨、相互推诿。因为孤儿就是包袱，家庭的包袱，社会的包袱。怎样把甲午战争这个孤儿一样的沉重历史包袱，变成促使中华民族真正奋发、真正向上的社会财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开掘出甲午战争所包含的全部促使我们加倍警醒、加倍努力的巨大财富。
我觉得甲午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很大的觉醒，就是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认识。西方从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后，现代民族国家就逐渐成型，而我们中国一直没有成型，中国长期以来就是这句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谁的？皇帝的。打败了，谁打败了？皇帝打败了。割地，割谁的地？皇帝的地。赔谁的款？赔皇帝的款。所以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当地民众在远处观战，英军登陆后，民众还主动向侵略者出售蔬菜、牲畜、粮食。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周围民众也加入哄抢园内财物行列。帮英军引路的中国人也有，像三元里抗争那只是个别现象。甲午战争严酷地检验了当时的中国是传统而非现代的国家，是皇帝个人而非全民族的国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甲午战败可以说是中国人第一次对民族国家的觉醒。当然这一觉醒还是很不够的，还不是民族的觉醒，只是封建士大夫阶层的觉醒，是统治集团少精英人物的觉醒。
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梁启超推出戊戌维新，认识到仅仅从器物层面改造中国是不行的，中国不是器不如人，而是制度不如人。但这个觉醒还不是广泛的，真正广泛的是到1919年五四运动。一战之后，中国自以为是胜利者，结果照样被别人肢解，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被转让给日本。哪有战胜国被当作战败国一样处理的？于是五四运动爆发。1919年五四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觉醒面空前扩大了，但还不能称为民族的觉醒。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人真正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杀中国的人，要占中国的地，整个民族都要遭殃，我们才真正认识到这个国家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才认识到不管如何，倒霉的都是老百姓。赔款赔谁的钱？老百姓的钱，统治阶层提高赋税，大家都交钱。割地割谁的地？当然是割大家的地。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4年甲午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到1937年全面抗战，中国人真正的觉醒就经历了这样漫长的过程
这个转变过程，甲午战争起到了重大的催化作用。甲午战争之前孙中山还是一个改良派，还给清廷不断地提建议，要改良它。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孙中山再不给李鸿章写建议书了，他去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提出口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场战争彻底改变了孙中山，他觉得这个王朝不行了，必须推翻它，大清王朝本身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实现自己民族利益的最大障碍，必须抛弃它。孙中山就这样，由一个温和的改良者变成为一个激烈的革命者。孙中山思想的突变，就是这场战争所带来的突变。
我们中国人讲究渐进式发展，能够适应由这种发展方式积累出来的渐变。我们不喜欢突变，所以对突变往往准备不足，尤其是战争带来的突变。结果又往往被突变所左右。甲午战争就是这样的突变。人们对政权的认识、对国家的认识、对民族自身的认识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如果说甲午战争前一些弊端还被遮羞布掩盖的话，战争把遮羞布完全撕掉了。在这场与外敌装备差距最小的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一条舰都没有留下来，日本联合舰队却一艘未沉，这种巨大的反差不能不对整个民族的思想体系和社会架构产生巨大震撼，由此产生出空前强烈的变革动力。
一个西方人讲：甲午战争之后，世界看中国、看日本的立场完全改变了，甚至中国人自己看自己的观念也改变了。
今天，通过对甲午战争120周年的殇思，我们正在努力完成这样的转换：把历史的包袱转换成现实的财富，转换成民族向上的动力，知耻而后勇的动力，突破任何阻挡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动力。
（凤凰网独家稿件。感谢主办方《参考消息》和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的大力支持。编辑王德民）
当时的中国是传统而非现代的国家，是皇帝个人而非全民族的国家
历史局限，传统国家现代化不是那么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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