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宣传是不能占领思想阵地--------上海老范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超级军网时间：2024/04/29 17:51:27

政治宣传的“失语症”——致周民锋教授的信 尊敬的周民锋教授，您好！您发来的E－mail收到，在此谨表示感谢！您感到疑惑的是，象我这样的民间思想家在民间到底有多少？依我的感觉，在大陆似乎很少――至少我到现在还未遇到过，但在境外与海外的华人中，可能不少。例如在我给茅于轼的第二封信中所附录的一篇《贱卖中国》的文章，就是出自海外的一个民间的经济学家之手。我由此感到悲哀的是，老百姓只能在懵懵懂懂中过日子。这就如同在清末民初时期那样――传统的思想、理论已无法解释当时的世界，而当时的统治者又严禁海外各种学说入境传播，如果你我都生活在那样一种状况下，岂不悲复又悲！这种感受源自我近日的一些见闻。听朋友介绍，杨浦公园内常有一帮退休人员聚在一起议论国事。跑去一听，发现所议所论与百年之前无甚区别，思想极度贫乏，多为埋怨官员腐败、社会不公、道德论丧等。这种思想、理性贫乏的状况在网上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网上青年人居多，但舆论的主流或是极左、或是民族主义的，其间虽有一些真知灼见，但始终不能成为主流。而掌握学术资源的学者们，由于俱怕政治高压，基本上都是远离民众、远离现实，表现出强烈的犬儒主义与功利化倾向。学者们的这种状况的造成既有外因也有内因。外因是政治高压与名利诱惑，内因则是由于中国文化缺乏理性主义传统，由此造成中国学者普遍的理性不昌。此论断显然是一个大题目，这里只能简单谈谈。我认为中国学者的理性不昌（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主要表现为迷信权威，缺乏创新。过去是子曰诗云，现在是洋人西哲。还有一点则是追求时摩，凡是西方的新理论，那肯定是具有学术价值的，而旧的理论，譬如马克思主义理论、韦伯的理论，那肯定是没有（学术）价值的。这些人不知道，西方现在是后现代化，我们是前现代化，西方的大师肯定也是关注他们那个时空的问题，只是他们关注的问题与我们的不同，因而他们提出的理论，于我们不一定适用。此其一。其二，中国学者大多忽视理性主义，不知西方人由于理性主义文化传统的影响，尽管他自称是一个非理性主义者，实际上理性主义的精神仍然非常强烈，他们对理性主义的批判，有时是理性主义的自我批判、自我完善。中国学者由于忽视理性主义的作用，因而容易滑入相对主义和神秘主义，由于理性不昌，又容易陷入为学术而学术、为解构而解构的倾向中。由此造成了我前面感的悲哀――官员不会讲理，学者不屑讲理，民众无理可讲，整个社会患了“失语症”。 有人说哲学起源于惊谔，我认为哲学起源于问题（惊谔也是问题）。推而广之，一切科学与学科似乎都是如此。我是从问题进入主义，故我的学说里学术上的毛病不少，诚如你所批评的，定义不严谨、推理不严密等。我认为真正的思想创造应该是“从问题到主义”，而不是“从主义到问题”；是从社会现实问题出发，探讨有效解决方案并系统化为理论、学说，而不是从先验的理论出发，由观念到问题演绎出结论。故我认为你提出的应该象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那样构筑起一个经得起推敲的演绎“元点”，由此“元点”出发去演绎理论的做法是既不可能也无必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世上一切事物及其观念都具有绝对性与相对性，而你要求的“元点”是绝对的，这样的“绝对元点”很可能不存在；其次，即使这样的“绝对元点”存在，对于一个理论体系的内洽也不见得有任何帮助。笛卡尔的大理性主义自认为有一个无可置疑的起点，但其理论体系又如何呢？你说马克思的学说也有一个起点，这种说法我过去未曾听说过。如果马克思主义学说如你所言是以一个人的存在为起点的话，那么我认为这个起点至今都是争论不清的――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的存在？而且马克思主义学说内部也很难说存在着完美的逻辑内洽，否则就不会有社会民主主义与列宁主义的争论了。理论体系是客观世界内在逻辑的反映，因此任何一个比较全面的理论体系都会反映出这种矛盾来，显得在内洽上存在某种矛盾。无内洽矛盾的理论体系一般而言都是无价值或价值不大的。这是我的看法，提出来供你参考。从问题出发，我认为中国所有问题的毛病出在文化上，即理性主义缺失。理性当然不是万能的，但没有理性是万万不能的。理性、合理性是现代化的核心理念，理性主义所要解决的实际就是主观与客观的相符。理性主义认为，在现象世界的背后是本体世界（本质），因此仅有经验是不够的，经验只能解释现象，只能知其然，要知其所以然，必须依靠逻辑理性。只有通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推理与判断，我们才能接近真理性的认识，这就是毛泽东所言的“实事求是”。我将我的新理性主义等同于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辩证法。我不知道毛的这一论点错在哪里，或是有什么不周全之处，望您能指出。我记得上次会面时你对“实事求是”有一段脱口而出的评论，很精采，但当时未能全部记住，麻烦您能否通过书面详述之。政治宣传的“失语症”——致周民锋教授的信 尊敬的周民锋教授，您好！您发来的E－mail收到，在此谨表示感谢！您感到疑惑的是，象我这样的民间思想家在民间到底有多少？依我的感觉，在大陆似乎很少――至少我到现在还未遇到过，但在境外与海外的华人中，可能不少。例如在我给茅于轼的第二封信中所附录的一篇《贱卖中国》的文章，就是出自海外的一个民间的经济学家之手。我由此感到悲哀的是，老百姓只能在懵懵懂懂中过日子。这就如同在清末民初时期那样――传统的思想、理论已无法解释当时的世界，而当时的统治者又严禁海外各种学说入境传播，如果你我都生活在那样一种状况下，岂不悲复又悲！这种感受源自我近日的一些见闻。听朋友介绍，杨浦公园内常有一帮退休人员聚在一起议论国事。跑去一听，发现所议所论与百年之前无甚区别，思想极度贫乏，多为埋怨官员腐败、社会不公、道德论丧等。这种思想、理性贫乏的状况在网上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网上青年人居多，但舆论的主流或是极左、或是民族主义的，其间虽有一些真知灼见，但始终不能成为主流。而掌握学术资源的学者们，由于俱怕政治高压，基本上都是远离民众、远离现实，表现出强烈的犬儒主义与功利化倾向。学者们的这种状况的造成既有外因也有内因。外因是政治高压与名利诱惑，内因则是由于中国文化缺乏理性主义传统，由此造成中国学者普遍的理性不昌。此论断显然是一个大题目，这里只能简单谈谈。我认为中国学者的理性不昌（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主要表现为迷信权威，缺乏创新。过去是子曰诗云，现在是洋人西哲。还有一点则是追求时摩，凡是西方的新理论，那肯定是具有学术价值的，而旧的理论，譬如马克思主义理论、韦伯的理论，那肯定是没有（学术）价值的。这些人不知道，西方现在是后现代化，我们是前现代化，西方的大师肯定也是关注他们那个时空的问题，只是他们关注的问题与我们的不同，因而他们提出的理论，于我们不一定适用。此其一。其二，中国学者大多忽视理性主义，不知西方人由于理性主义文化传统的影响，尽管他自称是一个非理性主义者，实际上理性主义的精神仍然非常强烈，他们对理性主义的批判，有时是理性主义的自我批判、自我完善。中国学者由于忽视理性主义的作用，因而容易滑入相对主义和神秘主义，由于理性不昌，又容易陷入为学术而学术、为解构而解构的倾向中。由此造成了我前面感的悲哀――官员不会讲理，学者不屑讲理，民众无理可讲，整个社会患了“失语症”。 有人说哲学起源于惊谔，我认为哲学起源于问题（惊谔也是问题）。推而广之，一切科学与学科似乎都是如此。我是从问题进入主义，故我的学说里学术上的毛病不少，诚如你所批评的，定义不严谨、推理不严密等。我认为真正的思想创造应该是“从问题到主义”，而不是“从主义到问题”；是从社会现实问题出发，探讨有效解决方案并系统化为理论、学说，而不是从先验的理论出发，由观念到问题演绎出结论。故我认为你提出的应该象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那样构筑起一个经得起推敲的演绎“元点”，由此“元点”出发去演绎理论的做法是既不可能也无必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世上一切事物及其观念都具有绝对性与相对性，而你要求的“元点”是绝对的，这样的“绝对元点”很可能不存在；其次，即使这样的“绝对元点”存在，对于一个理论体系的内洽也不见得有任何帮助。笛卡尔的大理性主义自认为有一个无可置疑的起点，但其理论体系又如何呢？你说马克思的学说也有一个起点，这种说法我过去未曾听说过。如果马克思主义学说如你所言是以一个人的存在为起点的话，那么我认为这个起点至今都是争论不清的――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的存在？而且马克思主义学说内部也很难说存在着完美的逻辑内洽，否则就不会有社会民主主义与列宁主义的争论了。理论体系是客观世界内在逻辑的反映，因此任何一个比较全面的理论体系都会反映出这种矛盾来，显得在内洽上存在某种矛盾。无内洽矛盾的理论体系一般而言都是无价值或价值不大的。这是我的看法，提出来供你参考。从问题出发，我认为中国所有问题的毛病出在文化上，即理性主义缺失。理性当然不是万能的，但没有理性是万万不能的。理性、合理性是现代化的核心理念，理性主义所要解决的实际就是主观与客观的相符。理性主义认为，在现象世界的背后是本体世界（本质），因此仅有经验是不够的，经验只能解释现象，只能知其然，要知其所以然，必须依靠逻辑理性。只有通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推理与判断，我们才能接近真理性的认识，这就是毛泽东所言的“实事求是”。我将我的新理性主义等同于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辩证法。我不知道毛的这一论点错在哪里，或是有什么不周全之处，望您能指出。我记得上次会面时你对“实事求是”有一段脱口而出的评论，很精采，但当时未能全部记住，麻烦您能否通过书面详述之。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辩证法，俞吾金也有与你类似的观点，即认为这是斯大林概括出来的，因而是错误的。对此我实难苟同。我认为不能因人废言，斯大林的概括如果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因该有具体的论证加以批判，不能因为斯大林犯过错误就认为他讲的话句句是谬误。你说过，马克思不承认他有哲学。不知道马克思这句话是在什么情况下、针对什么而言的。我记得经济学家凯恩斯曾说过，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哲学，他不是按正确的哲学、就是按错误的哲学在行事（大意）。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难道不是马克思的哲学本意？难道他没有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进行批判改造？难道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不是由他首创？因此以马克思本人的一段话来证明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对的。因为他老人家还说过，在某种条件下，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在中国哲学界有一个普遍流行的观点，这个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十全十美的理论，因而不能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这个观点也是不对的，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理论，只有最不坏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就是最不坏的理论，它可以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但是仅有马克思主义是不够的，马克思主义可以作为新理性主义的思想平台，我们应以此平台来整合人类历史上所有的真理性认识，以构建出一种先进文化，以这个先进文化来指引我们的现代化进程。所以，我主张我们的意识形态既不是一元的，也不是多元的，而应该是“一元为主，多元共存”。关于理性主义的问题，我想通过对一具体问题的分析来阐明自己的观点。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苏东巨变十年来的观察与思考》，作者署名为房宁，文章刊于人民网（<a href="http://www.people.com.cn/">www.people.com.cn</a>）“强国论坛”的“深入讨论区”，由“强国导弹分子”于2004－07－07  14：10：58上贴。该文认为苏东发生巨变之时经济状况不是很糟，关键是当时的统治者放弃了话语权，不知对错误的自由主义思潮进行说理性的批判，只知一味以暴力进行压制，这样做的结果是使自己执政的合法性资源渐渐流失，到了最后，所有讲道理的人都觉得，只有共产党下台才是合理的。而共产党下台有没有增进人民的利益呢？没有，如果当时苏东各国的统治者采取理性主义实事求是的另一种做法，有可能会得到比今天更好一些的结果。为说明作者的观点，请允许我不厌其烦地大段引用原文：<p class="MsoNormal" style="MARGIN: 0in 28.25pt 0pt 27pt; TEXT-INDENT: 28.5pt; LINE-HEIGHT: 19pt; mso-line-height-rule: exactly;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6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57gd;">“意识形态的失语症<p class="MsoNormal" style="MARGIN: 0in 28.25pt 0pt 27pt; TEXT-INDENT: 28.5pt; LINE-HEIGHT: 19pt; mso-line-height-rule: exactly;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6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57gd;">“不受约束的演变与无人抗争的崩溃还表明了苏东执政党是意识形态上的失败者。意识形态本是共产党的‘强项’，但普遍信奉的经济决定论的意识形态，把东欧共产党人搞傻了，搞僵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少了辩证法，多了形而上学。<p class="MsoNormal" style="MARGIN: 0in 28.25pt 0pt 27pt; TEXT-INDENT: 28.5pt; LINE-HEIGHT: 19pt; mso-line-height-rule: exactly;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6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57gd;">“中国西汉著名的思想家贾谊，在总结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王朝迅速崛起和急倏灭亡的历史经验教训时，曾经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他曾问道：强大的秦国竟败于‘一夫作难’，是因为秦国‘不施仁义’。秦国为何‘不施仁义’？他指出，并非秦国有何克服不了的困难，也非秦国没有智识之士，而是秦国‘多忌讳之禁’，这也不许说，那也不让讲，结果‘忠臣不谏，智者不谋’，壅闭伤国。按现在的说法就是，缺乏言论自由，缺乏民主。在古代封建社会，思想禁锢、缺乏民主都造成如此的损害，何况现代社会。<p class="MsoNormal" style="MARGIN: 0in 28.25pt 0pt 27pt; TEXT-INDENT: 28.5pt; LINE-HEIGHT: 19pt; mso-line-height-rule: exactly;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6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57gd;">“苏东共产党人掌权几十年始终没有学会如何在民主条件下执政，始终没有找到通过真正意义的选举获得政治合法性的方法。在原苏联体制下，‘民主’与‘专政’始终是对立的。许多问题、矛盾本来是因为不民主或民主不够，但却要靠加强‘专政’的方式来解决。结果越强化控制，民主就越少；民主越少，政权基础就越小，问题就越积越多。在和平时期没有民主政治环境的锤炼，东欧共产党人变得色厉内荏、外强中干。专政搞到了头，问题还是没解决，于是又需要放松，结果问题、矛盾又一起跑出来，掉进了‘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在意识形态方面，苏东执政党囿于经济决定论的桎梏，无法主导社会的思潮流向，一味地利用控制手段封杀不同意见。但长此以往，由于执政党的主流话语日益脱离实际的社会生活，反而导致了执政党的主流话语的自我边缘化。执政党不仅不能掌握社会思想的领导权，反将思想领导权拱手让给知识分子中的反对派。<p class="MsoNormal" style="MARGIN: 0in 28.25pt 0pt 27pt; TEXT-INDENT: 28.5pt; LINE-HEIGHT: 19pt; mso-line-height-rule: exactly;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6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57gd;">“‘天鹅绒革命’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性’的社会变革。在苏东共产党人掌握的官方话语实际上退出了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情况下，苏联、东欧国家在80年代后发生了广泛而深刻思想转化，形成了强大的颠覆性的社会语境。在‘众口一词’之下，共产党政权除了下台以外似乎也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回头看，当时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经济困难，政治反对派的势力也并不强大。如果那样的经济困难即可使制度瓦解、政权垮台，今天这个世界上社会动乱与政权更迭恐怕会让人目不暇接了。苏东巨变在意识层面是以社会思想转变为动因，以颠覆性话语为手段的‘思想－话语’型的社会变革。可以说那是一次‘话语的革命’，而当时颠覆性的话语又是以一部分主流知识分子主导，所以也可以说是一次秀才造反。以往‘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而这次秀才造反则一蹴而就。”我认为造成这一恶果的认识论上的原因，在于理性主义的缺失。而这一点又表现在统治集团与知识分子这两个方面。

先说说统治集团的毛病。统治集团的毛病一是出在经济决定论上，二是出在民主上。将执政的合法性全部建筑在经济增长上是非常危险的。这是一种经验主义价值观的选择。人生在世既有物质上的追求，也有精神上的追求。人不仅追求幸福，还要求有尊严。用哲学家的话来说，人不仅是现象的存在，也是本体的存在。而经验主义的价值观认为，只有（物质）幸福才是一切，而尊严则可有可无。他们所主张的幸福，更多的是物质生活的幸福。这种选择的危险性在于，经济一旦发生波动，就会危及政权的稳定，而经济的波动就如自然灾害一样，在一定程度上讲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一个只追求物质幸福而牺牲尊严的社会，一旦发生较大的经济波动，人民能否自觉地团结在统治者周围（象97年金融风暴袭击韩国时那样）就值得怀疑。实行统治，一要靠暴力，二要靠说理。苏东与中共均是靠暴力取得政权，故不擅长说理，即使说理，也是一种伪理性主义的方式――只许他说不许你说。理性主义就是讲道理，讲道理、以理服人是一种民主的方法。民主既是目的也是手段，但是信奉经验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统治者往往只承认民主的工具作用而否认它的目的作用。即使承认了民主的工具作用，也往往在实际操作中倾向于用暴力来代替民主，因为民主用起来不如暴力来得方便、爽快。表现在对意识形态的领导上，由于理性主义的缺失，自己首先对作为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丧失了信心，因此既不知道用马克思主义来整合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成果，更不知道用这些经过整合后的先进文化来指导自己的现代化进程。作为笃信经验主义的统治者，自己首先下意识地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因此无意也无力用经马克思主义整合后的先进文化来教育人民、教育知识分子。这就是上述文章作者概括的统治者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自我边缘化。既然我无理可说，那就只剩下了暴力。于是主管意识形态的党的宣传部门就演变成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专政机关，于是就有了北大教授声讨中宣部的十四大罪状之举。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神圣的理论，只是众多现代化理论中的一种，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有不少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如果统治集团想恢复话语权，首先要完成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梳理。其次，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要承认自己全力推进的现代化进程就是马克思所要摧毁的资本主义。就象要停止对马克思主义的神圣化一样，也要停止对资本主义的妖魔化，要认识到资本主义只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自然的发展阶段。要对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基本观点进行实事求是、理性主义的梳理，不能在基本观念不清的情况下，借口“摸着石头过河”而稀里胡涂过日子。“只干不说”和“不要争论”都是有强烈经验主义色彩的提法，其合理性极其狭隘，如果将之奉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方针，只能被认为是放弃理性、放弃领导的自废武功之举。也可以说这是当下产生社会“失语症”的政策根源。这是对统治者理性不昌的批判。下面着重谈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批判。既然我们正在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那为何不能马上施行资本主义国家通常施行的宪政法治民主，不能放弃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呢？我认为，这是由于存在着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社会的发育程度；二、文化对制度的支撑。首先分析第一个原因――社会的发育程度。社会的发育程度问题来源于政府与社会的博奕。按照美国加州大学Perry教授的观点，政府与社会的博奕可分为四种类型：1、强政府对强社会――当今西方发达国家的现状；2、强政府对弱社会――中国与原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3、弱政府对强社会――比较少见，如80年代的波兰。当时的雅鲁泽尔斯基将军领导的军政府与瓦文萨领导的“团结工会”和强大的波兰天主教会所组成的社会；4、弱政府对弱社会－－现今黑非洲的大部份国家。根据经验，只有强政府对强社会的博奕，才可能达成双赢，其它三种类型的博奕，不是零和就是双输。中国几千年来主一直是强政府对弱社会的博奕，强政府将弱社会压榨到了无法活下去的地步，就爆发了剧烈的农民起义。过去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我们认为每一次农民起义都推进了社会发展，实则正相反，农民起义破坏了生产力，使几十年、上百年积累起来的财富、技术与文化，在兵荒马乱中化为灰烬。这是典型的双输。苏东巨变的错误在于，当时除波兰外，都是强政府对弱社会的格局。而在自由主义思潮误导下的变革，不是首先加强社会发育，而是首先推翻共产党的强政府，使骤然巨变后的社会在几年之内始终处于弱政府对弱社会的博奕中，由此造成社会动荡、经济发展迟缓的困局。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错误。由于政府专制，对社会管头管脚，严重阻碍了社会机能的自然发育。民众离开官府就变成一盘散沙。在这种情况下推翻专制政府、成立民主政府，可以想见，首先发育出来的社会团体必然是民间的黑社会。有道是，无政府主义是对专制体制的报复，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所以类似苏东各国的变革，首要任务不是推翻强政府，而是应该建立起一个强社会，机能相对加强的社会在与政府的博奕中，迫使政府更多依靠理性与合理性来进行统治，从而使政府由原来的外强中干之强达到真正的强健，不会再出现“七八顶大盖帽，管不好一顶破草帽”这种状况。当然，这是一个渐进的互动过程，不可能要求民间社会发育得如同西方社会一样，才能启动政治体制的民主改革。社会机能增强的过程，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民间理性的增长与统治集团理性的增长应该是同步的，但首先是统治集团的理性增长。民主改革应该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但应该以自上而下为主。

在中国当前的情况下，首要任务不应该是共产党放弃一党专制，而应该在党的领导下加强民间社会机能的发育。譬如，首先应该建立各级农会，改变农民的弱势群体地位。与此同时，政府应鼓励、培育各类有助于经济发展的民间团体的建立，象各种私营企业商会，各类经济行业协会等。其它如象环保组织与社区义工组织这类社会公益性民众团体也应在鼓励与扶持之列。当前为减轻各级财政负担，依附于政府的各类工青妇等官办群众团体也应逐步独立，使其能靠其成员缴纳的会费开展活动。政府扶育社会发育的目标，就是使我们这个脱胎于农业文明的臣民社会发展为现代的公民社会。因此在研究政治文明的民主变革时，一定不能忽视自己所在社会与政府的发育状态，否则就易犯苏东变革事倍功半的错误。下面谈谈文化与制度的问题。一个社会往往是分为三个层面的，最底层的器物层面，我们可以称为经济层面；在其上面的第二个层面是制度层面――各种政治、法律与经济制度；最高层面是文化层面――各种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和社会大众的风俗习惯等。自由主义要求的变革发生在制度层面。有许多人认为，制度是决定一切的。西方为什么先进、发达？那是因为人家的制度先进。此话不错。但是如果只停留于此，看不到制度得以产生与存在的土壤，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英国人将他们的民主制度移值到印度、香港和新加坡，由于移植地的文化不同，移植产生的后果大不相同，由此可知制度决定论的偏颇。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一种态度，或说是民众的世界观，其核心是哲学。世界上有各个民族，人种当然是民族差异的原因之一，但民族差异的最根本之处在于文化。在各个民族形成的早期，宗教成为文化的主要载体，故各个民族文化往往又深受其宗教的影响。这个世界上有新教文化、天主教文化、东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儒教文化、佛教文化、萨满教文化以及非洲、大洋洲和东南亚各地原住民的原始宗教――巫术文化等。非常不幸的是，自由主义所要求的政、经、法制度是从新教文化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再深入探查新教文化，我们又会发现它和天主教文化一样，是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而古希腊、罗马文化与当时古代世界的其它古文化不同在于，它是唯一一种建立于理性主义哲学基础上的文化，其它文化如古中国、古印度等，都是经验主义的文化。经验主义源自人的动物本能，因此古代各个民族文化都在经验主义的范围内发生、发展是很自然的。古希腊文化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反经验主义的理性主义倾向，这是一次原因不明的跳跃。知晓这一差别，我们就不难理解自由主义制度移植到其他文化土壤上的艰巨性――因为这牵涉到文化与公众心理的转型。自由主义制度植根的文化是理性主义加个人主义，我国传统的文化是经验主义加集体主义。如果不改变文化，盲目地将西方的政治制度移植到当下的中国，其后果必然是类似于苏东转型的灾难。关于制度转型要注意文化差异的问题，国内学者多有论述，我这里就不再赘述，只是有如下几点提醒：1、中国人的经验主义容易导致实用主义与机会主义，而这种实用主义与机会主义的观念是无法支撑自由主义者所要求的政、经、法制度的，譬如市场制度的诚信原则、规则意识与无歧视原则等。说到经验主义，有些自由主义者眼睛就会发亮，因为自由主义的哲学根基是经验主义。他们认为，既然中国文化属于经验主义类型，因此就容易与英美的源于经验主义的自由主义对接。他们不知道，中国的经验主义与建筑于理性主义文化土壤上的英美经验主义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我认为，其差别在以下两个方面：A、中国的经验主义是一种自发的、出自动物本能的意识，由于缺少逻辑理性的支持与梳理，建于其上的整个思想体系缺乏严密性与彻底性；B、中国的经验主义是一种感性的经验主义，与西方的思辨型的经验主义不同，有着强烈的主观经验主义的倾向，西方的思辨型的经验主义一般都是客观性的。由于存在着这两方面的差别，因此导致中国的经验主义文化更易产生实用主义与机会主义。譬如中国人好说“求真务实”，并以为这就是“至理”。接理说，“求真”代表着理性主义，即以人的理性思维来达到对客观事物本质的认识。但在中国人的眼中，“求真”只是现象之真、而非本质之真。中国人所要求的真，是能为自己的主观通过感官所能感觉之真。“求真”只是手段，目的是“务实”，以期得到实效、实绩与实惠等看得见摸得着的表象性的东西。“求真”与“务实”二者并非是同等重要，“求真”是为“务实”服务的，“求真”不能指导“务实”，相反“务实”却能规制“求真”。在这里，最关键的是主观的物质性感受。由此，“黑猫白猫”及“摸着石头过河”等实用主义与机会主义的观念成了主导性观念。在此观念的指导下，官方与民众都奉行“说的不做，做的不说”的行事原则。当然，不是所有说的都不做，所有做的都不说，而是有些说的不做、有些做的不说，具体哪些说的不做，哪些做的不说，你去猜吧。西方自由主义所推崇的法治原则、诚信原则与平等原则，在这种文化土壤上会变成什么样子，是我们预先无法估计的。2、关于集体主义的文化观念集体主义文化支撑的制度是专制政体，现在要这种文化去支撑一个民主、自由的政体，实在是勉为其难。在个人主义的文化观念中，最易为人接受的理念是人人平等，因此西方的社会按费孝通的说法是一个“原子社会”；而中国人由于奉行集体主义的文化，形成了费孝通所称的“差序社会”的格局。在这种社会里，人与人平等的观念是不存在的，尊卑高下的金字塔秩序被认为是构成社会的根本，个人只有在那个集体中才是存在的，离开了集体的个人是不存在的。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高于就是低于，平等被认为是罕见的例外。由此养成了我国国民性格中 “低踩高拜”的特性，即碰到比我地位低的人就用脚踩，地位比我高的人就跪下来拜。两个陌生人若要发生某种关系，双方会首先揣测对方在这个差序社会中的地位，然后决定自己在态度上的卑亢和行动上的踩、拜。这种差序的观念是如此强烈，即使在进入市场体制的今天，无论是统治者与民众，仍然习惯于将人（或法人）分为三六九等。与过去略有不同的仅在于血缘辈份上的差序在淡化，而官位与金钱上的差序在加强。凡西方人认为不需要差序的地方，中国人都能令人匪夷所思地制造出三六九等的差序来。市场体制的推行，唤起了人们的经济理性的同时，也唤起了人们的个人主义观念。我经常遇到一些个体户老板，这些老板在谈起这十几年或几十年的创业经历，感触最深的是《国际歌》中的一句――“从来就没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与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他们将“全靠我们自己”这句话理解为“全靠我自己”。这时你对他说一句西方人的谚语――“成功是你的，失败也是你的”，他会觉得格外亲切。而这句话对于体制内的衮衮诸公而言，或者是“成功是大家的，失败也是大家的”，或者是“成功是个人的，失败是大家的”。

说到中国人的集体主义文化，我又想到了如下情景：抗日战争中，据说有的地方日本人一个县只派一名士兵。你拿这一点要求美国人对每一个阿富汗或伊拉克村庄只派一个士兵去征服，那无异于羊入虎口。这种古今中外罕见的奇迹，只会发生在中国。另一情景是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描述的，一艘轮船上的职员抓住了一名逃票的年轻妇女，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手伸进这名女子的裤档乱摸，一边摸还一边嚷“光板子”“毛板子”等下流话，满舱的同胞乘客居然无动于衷。我不知道这种情景会否在印度出现。按我的宗教理性理论，中国儒教的理性高于伊斯兰教与印度教、佛教，因此中国人的理性至少应高于伊斯兰教徒、印度教徒。但在抗暴方面，中国人显然不如后者。我认为，这与中国长达两千年的专制统治造成的集体主义片面发展有关。这种集体主义文化孕育出了“奴才哲学”与“暴民哲学”。在需要承担责任、需要挺身而出制止罪恶时，大多数国人的最可能选择是当缩头乌龟，而在忍无可忍、揭竿而起的情况下，又仗着人多势众、乱施暴虐。在这种集体主义文化如此浓厚的土壤上要移植宪政民主、多党政治的制度，很可能结出的果子令人匪夷所思。之所以特别指出集体主义文化的丑陋一面，在于我担心中国人的文化可能比伊斯兰和印度文化对西方民主有更强烈的抵抗力。有人可能会以日本的集体主义的“工团资本主义”来证明东方儒教文化可以与西方制度嫁接，但在90年代，日本的“工团资本主义”也渐趋式微，逐步让位于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西方模式。以上这两点我认为是我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呼吁进行民主改革时所易忽视的问题。知识分子忽视的问题，正是当局坚持一党专制的理由，这些道理是客观存在的，统治者由于缺乏理性而懵然不知。当局的不讲理或不会讲理并不是没有道理可讲，而是有理不会讲，正如民间所说，是“水饺煮在茶壶里，倒不出来”。下面，我准备重点谈谈专制的合理性问题。民间有谚曰，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此话有一定道理。我们这个世界上有美好的东西，也有丑恶的东西；美好的东西存在有充分的理由，丑恶的东西存在有什么理由呢？许多人不知丑恶的东西存在的合理性，他们认为凡是丑恶的东西都不应该存在，于是我们便有了应然世界与实然世界之分。专制统治制度无疑不是美好的东西，也可以说是一种丑恶。大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不知其存在的必然性，对其破口大骂，但这种氏族社会遗存下来的制度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广存于世，可见其内在必然性之强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知政权的合法性不在于正确性而在于合理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框架内，民主、自由这些理念无疑是终极性的理念，具有无可辩驳的正确性（政治上、伦理上的正确性），但不见得具有合理性。所谓合理性在于必然性、可行性与有效性。再正确的理念，譬如“人人平等”，因不具有上述三性，因此就不具合理性，或说合理性不足。政权的合法性在于人民的授权，人民的授权只能来源于政治家们提出的纲领路线的合理性。伟大、光荣、正确固然可敬，但不一定可亲，只有具合理性的纲领路线才是可亲的，才能获得民众的授权。诚如波普尔所言，统治权本身就是一种不可避免之恶，因此专制统治的丑恶是不言而喻的。问题是何以这种制度会在历史上绵延存在几千年，至今仍然是世界上的一种主要政体形式？这显然是由于其本身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人民理性选择的结果，即“两恶相衡取其轻”，如果不选择专制，那必然是更大的恶――混乱与无政府主义。独裁是丑恶的，没有一个独裁者会以独裁为荣，即使是公开宣称自己的政权为独裁的毛泽东，也还要用人民民主来作为独裁的遮羞布。但这并不等于独裁在某种条件下不具合理性。韩国的朴正熙靠军事政变上台，上台以后以独裁方式搞经济建设，史家称为“开发独裁”体制。对此，我国学者王加丰先生认为，<p class="MsoNormal" style="MARGIN: 0in 28.25pt 0pt 27pt; TEXT-INDENT: 28.5pt; LINE-HEIGHT: 19pt; mso-line-height-rule: exactly;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6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57gd;">“朴正熙的独裁权力是受到相当严格的限制的，内有大批受过民主思想熏陶的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外有美国的压力。他必须谨慎地使用手中的独裁权力，严格地限于使它为经济建设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并且要用不断的经济成就来证明这种独裁的合理性，人民才会在一定限度内容忍他的统治，美国人也才会予以默认。<p class="MsoNormal" style="MARGIN: 0in 28.25pt 0pt 27pt; TEXT-INDENT: 28.5pt; LINE-HEIGHT: 19pt; mso-line-height-rule: exactly;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6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57gd;">“可见，不能把朴正熙的独裁与封建帝王的独裁等同起来，也不应把其与法西斯的独裁等同起来。当然，手段上有相同之处，但其目的是不一样的；不同的目的决定了在采用相同的手段（镇压）时会有不同的镇压程度。这里，我们不想否认朴的独裁，他建立的庞大的中央情报局和军队对那一代的韩国人的伤害，不想否认独裁权力一旦使用起来就会超过达到预定目标所需要的限度。我们只是指出：开发独裁体制下的独裁的目的是为了开发，与其他形式的独裁的目的是有区别的；在这种条件下建立起来的独裁如果不是为了开发，是很容易被推翻的。”（引自王加丰所著《朴正熙“开发独裁”体制研究》学苑出版社99年2月版，P4－5）韩国在朴的独裁统治下，基本实现了由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如果韩国在当初不是选择朴正熙的“开发独裁”体制，而是继续李承晚的那种类似于印度和菲律宾的民主体制（这些体制是为美国人所赞许与鼓励的），那么韩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很难达到今天的水平。这就是专制制度的历史合理性。上述的这些议论你看了也许会感到不以为然――中国的政改问题牵涉到许多具体问题，这些问题有的与理性主义有关，有的无关。因此仅靠理性主义显然是不行的，甚至理性主义不一定是主要问题。为了说服你，在此向你推荐另一篇文章《中国要前进，自由主义必须让路》。作者为冼岩，文章刊登于《凤凰周刊》2004年第19期（04年7月5日出版，P38－39）。该文与前引的房宁的文章一样，认为中国由于统治者的失语，“自由主义在中国已成为学界主流，在民间也占据‘道义优势’，已经‘征服和整合了民心’。”作者提醒统治者要注意自由主义的陷阱，但在如何操作的层面上，由于忽视了理性主义的问题，因而陷入了困境。

“经验世界迄今为止提供的答案是含糊的。一方面，苏东转型的大幅震荡和碰碰磕磕、民主宪政在发展中国家的普遍不如人意、中国独立于西方政治模式之外的长期发展，支持理论界进行新的道路探索和理论建构；另一方面，由于当今世界先进国家无一不在自由主义的模式规范之内，这又使得经验无法否认自由主义的宪政民主模式是迄今为止最完满成熟的形态。其它的道路选择，只能支撑起较低的，或者说较为近期的目标。就观念世界本身而言，观念也具有追求终极答案的倾向性特征。关于近期目标的理论不可能成为终极性理论，因此也不可能被普遍认同和接受，更不可能战胜终极性理论成主流；它最多只能作为终极性理论的一种附庸而存在。因此，新权威主义者如萧功秦，也不能不认同自由主义模式为长期目标，而将其权威主义主张降格为一种路径描述。<p class="MsoNormal" style="MARGIN: 0in 28.25pt 0pt 27pt; TEXT-INDENT: 28.5pt; LINE-HEIGHT: 19pt; mso-line-height-rule: exactly;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6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57gd;">“在此，历史凸现了理论需要与实践需要的深刻矛盾：理论的观念属性要求其具有终极性，即要求建构出在对象范围内无所不包、圆满自洽的逻辑体系；实践要求渐进，要求每次推进都只以阶段性目标为目标。但在开放性政治进程中，真正能‘征服和整合民心’，掌握群众的只会是终极而不会是阶段性目标。因此，在竞争性政治博奕中，政治改革易于被导向终极性目标，使改革告别温和和渐进，转向激进和极端。改革指导思想与现实需要的不相适应，可能是近代以来取法于西方的中国政治改革无一不以失败收场的重要原因。要启动政治改革，就必须改造土壤，建构新的、能够为国民普遍认同的温和型意识形态。困难在于，怎和处理理论所要的终极性与实践所必需的阶段性的矛盾。<p class="MsoNormal" style="MARGIN: 0in 28.25pt 0pt 27pt; TEXT-INDENT: 28.5pt; LINE-HEIGHT: 19pt; mso-line-height-rule: exactly;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6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57gd;">“出路可能只有两个方向：要么将一种关于中期阶段性目标的理论提升为终极性理论，完全告别西方范式，在理论上走出一条新路；要么根据中国现实需要为宪政民主目标量身定制一种初级阶段理论。不管朝向哪个方向，新理论纵然可强调对于中国的适应性，但都不可能否认另一种模式（自由主义模式）对于其它国家的适应性。两种模式并存，制度竞争的压力就始终存在，因此，任何挫折都可能导致自我否定。对于起点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国来说，如果在理论和实践上尝试新的道路，背负的压力将远远大于竞争对手。”冼先生不知，在西方社会里有两大主流思潮，一为自由主义，一为社会民主主义（全称应为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这两大思潮就如河流的两道堤岸，一左一右管制着水流，使之不致漫出河道。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是经验主义，社民主义的哲学基础是理性主义。自由主义盛于英美，而社民主义行于欧陆。如果说自由主义一般代表了富人党，那么社民主义则代表了穷人党。民主与自由这两大现代政治范畴，自由主义偏向于自由，社民主义偏向于民主。必须指出，社民主义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血统，其党歌是《国际歌》，其党旗多为红色。社民主义首先是由德国社民党领袖威廉·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针对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提出来的。而德国社民党，则可称为由马克思亲手创立的党，它就是现今的德国执政党。马克思有两个学生，一个是伯恩斯坦，一个是列宁。伯恩斯坦创立的修正主义被认为是现代社民主义的奠基石，列宁的理论在西方被认为极左（激进）理论。自80年代里根与撒切尔以来，自由主义对社民主义取得阶段性的胜利，双方开始互相渗透、互相学习（实际上自凯恩斯主义创立以来，自由主义与社民主义就开始了互相学习与渗透）。但是，社民主义因为代表了弱势群体（中低收入阶层与少数民族、妇女及外来移民），不会轻易被自由主义所压倒。政治斗争往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想当初罗斯福新政时，自由主义不是屈居下风几十年吗？不要认为终极性话语只掌握在自由主义手中，社民主义也掌握着大量的终极性理论。因此我认为冼先生的担心是多余的。中国的政改与现代化进程是一致的，于是又回到了我所提出的路线图上来： 以先进文化改变统治阶级与知识分子的观念（知识分子是统治集团的组成部分）   温和渐进的制度变革    制度变革带来民众观念的变化    民众观念的变化形成新的文化，以支撑新的制度。<line id="_x0000_s1027" to="123.75pt,-28.9pt" from="105.75pt,-28.9pt" style="Z-INDEX: 2; LEFT: 0px; POSITION: absolute; TEXT-ALIGN: left;"><stroke endarrow="block"></stroke></line><line id="_x0000_s1026" to="324pt,-49.2pt" from="306pt,-49.2pt" style="Z-INDEX: 1; LEFT: 0px; POSITION: absolute; TEXT-ALIGN: left;"><stroke endarrow="block"></stroke></line><line id="_x0000_s1028" to="171pt,-49.2pt" from="153pt,-49.2pt" style="Z-INDEX: 3; LEFT: 0px; POSITION: absolute; TEXT-ALIGN: left;"><stroke endarrow="block"></stroke></line>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落实“三个代表”理论中提出的先进文化，即进行观念上的变革，以马克思主义整合现有的各种先进文化，既要批判误国误民的自由主义，也要打破贾谊所说的“忠臣不谏，智士不谋”的“失语症”禁锢。使我们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党制的新权威主义――威权主义体制）下，再干一个20年，让马克思开创的社会民主主义事业在我们手中得以进一步发扬光大。最后再顺便说一句，冼岩先生的文章题目有些偏颇，他认为中国要前进必须让自由主义走开。实际上自由主义不应走开，而是缓行。自由主义思想中的合理性资源对于中国的前进还是有用的。以上观点不知对否，望能得到阁下的指教。

没看完，比较支持。

太对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精满则自溢,什么东西都要留一出口的.

“象我这样的民间思想家”　　......................

宣传绝对不是针对人民群众的，而是中央政府控制地方政府的有效手段之一！

老范，在漏斗子那里被众小孩乱石打到这里来了？唉，老人家何必着急，何况你的理论还是有缺陷的。你瞧不起列宁，可是如果你能把列宁“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爆发的必然性”先搞清楚了，就知道列宁不是等闲辈，理论至少比那个X会X义X级X段X论的伪科学近乎轮子转功论有水平。你的东西，确少定量分析，指导实践上有待细化。

回taludas,漏斗子那里删帖，你根本无法与之展开正常讨论。对于你的批评，我会认真考虑，谢谢。

比较赞同其中关于民间社会发育的问题，在公民社会基本没有成形前大搞所谓民主，只能是破坏性民粹主义的，确实要踏踏实实建设好公民社会。

上海老范：你的知识丰富。我只看了一小段，一吐为快吧。1、我认为真正的思想创造应该是“从问题到主义”，……由观念到问题演绎出结论。--------这话不新鲜，却较深刻。毛泽东强调过，真理来自实践，来自人民群众。他一再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生搬硬套，其实呢，这些观点不是毛泽东所创，只不过他COPY了一遍而已。邓小平一再强调八个大字“事实求是，解放思想”。这种基本道理，重复一遍，我都觉得累。但这些常识却常被某些人忘记或忽视。这种人多了去了。懒得一提。（好多“著名”学者都这样）

2、我认为中国所有问题的毛病出在文化上，即理性主义缺失。-------------你这种观点是清末以来知识界的一贯观点，没有什么可新奇的。出了问题，推到文化身上，既轻松，又简单、不用负责任，更不用操心如何去解决。文化大革命也许就是你这种思路吧？？？前段时间，在书店去买书，偶然翻到一本外国汉学家写的书，他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他很不理解当时中国政界、知识界的“问题在文化”观点，他的观点很鲜明，也很独特，可惜却不被重视，他认为“中国的问题主要是经济落后，当前最重要的是搞好经济，中国文化并没有太大的问题，更不是当前中国贫弱、受欺负的原因，不应成为替罪羊！！”，七十多年过去了，作者如果还再世，恐怕不会想到，70多年后，还有老范这样的传统观点继续人吧？？悲哀啊。请问1975年，与1977年的中国人，在文化上有何不同，为何中国的表现就完全不同了呢？？？十多年前，我曾经相信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写了很多本分析笔记。但后来，我越来越发现，那只不过是个陷阱，西方的心理学家们，不断进行了探索，不断在否定和摸索中前进，从二十年代，一直读到九十年代，天上阴云渐渐散去，弗洛伊德的阴影早就淡去，真理也越来越浮现在眼前。对于弗洛伊德式的观点，我见得太多太多了，弗洛伊德式的分析法，已经如此深地影响中国几代人，至今还被许多人当成宝贝。所以，请楼主收起“精神分析学”，那种精神分析式的论述，我一眼就看出缺乏逻辑了，无非是那几个套路，我实在没有什么兴趣。我想象不出你提到的那些历史典故有何实际意义，你难道真的相信那种观点，即孔子要为今天的中国落后负责？？2000多年前的人要为今天负罪，这简直是奇天大笑话，可悲，可叹。一推推到古人身上，推到文化身上，也算中国的“粪缸”文化（想起柏杨了？其实他就是精神分析的一代人）至于楼主所说的“中国‘所有’问题的毛病出在文化上”，好一个“所有”，接下来，你就来了个“大体系”！象黑格尔，抑或是“马克思”那样，宣称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超级晕了，“大体系”的时代已经结束百年了。你却仍坚持你的那套简单理论可以解释“中国‘所有’问题”，不是你把自己当神看，就是自欺欺人。好啦，感觉楼主古典的东西读得较多。20世纪了，除了卢梭，马克思，请弄点二十世纪晚期的理论来，好吗？？别沉浸在“分析学”里去了。多年前，就有学者大声疾呼，“为什么国外早被主流界抛弃的学说，早就过时的学说，一、二百年前的，却在中国视为金科玉律，热得不行？如卢梭、亚当斯密”（还包括马克思）。现在已经不是八十年代了。非“经典”作品（其实，被出版社列为“经典”的社会科学类图书，大多数都是古典的、甚至“过时”的）可以买到很多。我没怎么读楼主的文章，却说了这么多，批评这么多，并给楼主下了判断，可能不太准确，仅供参考。不想辩论，楼主安安。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轰炸东京！在2006-3-30 13:34:00的发言： 只有最不坏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就是最不坏的理论，它可以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但是仅有马克思主义是不够的，马克思主义可以作为新理性主义的思想平台，我们应以此平台来整合人类历史上所有的真理性认识，以构建出一种先进文化，以这个先进文化来指引我们的现代化进程。所以，我主张我们的意识形态既不是一元的，也不是多元的，而应该是“一元为主，多元共存”。 </div>原来是“新马克思主义者”，感激你为中国开出的药方，但愿你能治病。呵呵。

简单的宣传是不能占领思想阵地--------上海老范微博：宣传思想文化的新阵地-中国社会科学报宣传阵地你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占领 TG已阻止不了JY在基础教育阵地宣传他们的思想了！（93年 ... 转帖：李殿仁中将：微博——宣传思想文化的新阵地必须占领舆论阵地，不能把这个阵地丢给JY，但更不能让五 ... 看今天宣传阵地的失守，方显当年我军我党是的宣传是何等 ... 占领舆论阵地的一个建议宣传口反应迟钝，思想僵化，手法陈旧，对舆论阵地放任自 ... 占领阵地先，当前最火暴经典的传统武术内功难道舆论阵地真的被国外占领了吗？宣传的最高境界是逻辑+简单，譬如“中国和欧美谁是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