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讨论』香港：从竞选到禅让的代价是什么？

当曾荫权不孚众望，果然成为“唯一”竞选人时，“特首”终于披着民主的御衣，实现了从竞选到禅让的“胜利大转移”。一眼望去确实是件好事：一场没有对手的选举，自不必像美国佬那样把竞选变成富人的游戏，节约自不待言；二来特别的有利于“稳定”，这尤其符合最广大专制政体的共同爱好——坐稳江山，只要继续“执政”着，不是盛世胜似盛世。

        8年前，香港回归时，“特首”是一个“单项选择”，大陆和香港人民都理解；接下来的澳门回归，“特首”也是一个“单项选择”，大陆和澳门人民同样理解；再接下来，香港特首“自动连任”，开始有诸多人不解；这一次，对人民而言，是△＜0，无解，对领导而言，既使他们运用“高等数学”，可能也只能算出一个虚解。

        专制政体也好，民主政体也好，都生民怨，怨艾可能各不相同，但却可能同样激烈。所不同的是，对待这民怨，民主政体是“导”，专制政体是“堵”。这“导”的方法，在日常生活中，是言论自由，在政治生活中，是民主选举。

        言论自由是可以促进社会稳定的。因为言论自由让民众的痛苦和怨恨有发泄的途径，如同锅炉中的气体能得到释放一样，“压力”自然降低。在政治上，设法为人民保留“希望”，也是平息民怨的一种有效方法。这“希望”，就是让民众对官员进行票选。它一方面让民众体验“当家作主”的感觉，另一方面，它在政府和民众间砌起了一道“防火墙”：如果这官员“不行”，民众的不满情绪将会集中于官员本身。

        为什么《水浒》这样的流氓无产者文学在极端高压的封建社会里能够流行开来？就是由于统治者发现了其“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好处。当民众的“仇恨”只对准官员时，对“皇帝”而言，其政权依然是安全的，这种情况下“丢卒”就能“保猪”；但是当民众“恨屋及乌”，把“仇恨”转向朝庭时，任何人可能都“无力回天”，因为这个时候，“民心就是最大的权力”。

        并非每一片乌云都能带来风暴，但执政者一定不能因此而产生麻痹的心理，甚至因“眼前的胜利”而以为社会可以“二世三世乃至万万世”。当第一代香港特首黯然下台时，香港人民可以归咎于其个人原因；如果第二代特首有一天也黯然“告负”，香港人民还会这样“理性”吗？

        今天的社会，已不可能再根据对最高权力的服从去评价人们的卑劣。每一个人心，都是一个裁判，也是一张存折，他的喜怒哀乐全部储蓄其中，这每一种感情都会与日俱增；他也可以一生不动用，但也可能于一旦之间把其中的某项全部提取出来，把自己从一个最温和、最善良的人变成一个最野蛮的暴民，而他本人可以浑然不知，因为在其个人看来，只是在履行自己裁判的权力而已。而这，正是香港从竞选到“禅让”所必须支付的风险储蓄。当曾荫权不孚众望，果然成为“唯一”竞选人时，“特首”终于披着民主的御衣，实现了从竞选到禅让的“胜利大转移”。一眼望去确实是件好事：一场没有对手的选举，自不必像美国佬那样把竞选变成富人的游戏，节约自不待言；二来特别的有利于“稳定”，这尤其符合最广大专制政体的共同爱好——坐稳江山，只要继续“执政”着，不是盛世胜似盛世。

        8年前，香港回归时，“特首”是一个“单项选择”，大陆和香港人民都理解；接下来的澳门回归，“特首”也是一个“单项选择”，大陆和澳门人民同样理解；再接下来，香港特首“自动连任”，开始有诸多人不解；这一次，对人民而言，是△＜0，无解，对领导而言，既使他们运用“高等数学”，可能也只能算出一个虚解。

        专制政体也好，民主政体也好，都生民怨，怨艾可能各不相同，但却可能同样激烈。所不同的是，对待这民怨，民主政体是“导”，专制政体是“堵”。这“导”的方法，在日常生活中，是言论自由，在政治生活中，是民主选举。

        言论自由是可以促进社会稳定的。因为言论自由让民众的痛苦和怨恨有发泄的途径，如同锅炉中的气体能得到释放一样，“压力”自然降低。在政治上，设法为人民保留“希望”，也是平息民怨的一种有效方法。这“希望”，就是让民众对官员进行票选。它一方面让民众体验“当家作主”的感觉，另一方面，它在政府和民众间砌起了一道“防火墙”：如果这官员“不行”，民众的不满情绪将会集中于官员本身。

        为什么《水浒》这样的流氓无产者文学在极端高压的封建社会里能够流行开来？就是由于统治者发现了其“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好处。当民众的“仇恨”只对准官员时，对“皇帝”而言，其政权依然是安全的，这种情况下“丢卒”就能“保猪”；但是当民众“恨屋及乌”，把“仇恨”转向朝庭时，任何人可能都“无力回天”，因为这个时候，“民心就是最大的权力”。

        并非每一片乌云都能带来风暴，但执政者一定不能因此而产生麻痹的心理，甚至因“眼前的胜利”而以为社会可以“二世三世乃至万万世”。当第一代香港特首黯然下台时，香港人民可以归咎于其个人原因；如果第二代特首有一天也黯然“告负”，香港人民还会这样“理性”吗？

        今天的社会，已不可能再根据对最高权力的服从去评价人们的卑劣。每一个人心，都是一个裁判，也是一张存折，他的喜怒哀乐全部储蓄其中，这每一种感情都会与日俱增；他也可以一生不动用，但也可能于一旦之间把其中的某项全部提取出来，把自己从一个最温和、最善良的人变成一个最野蛮的暴民，而他本人可以浑然不知，因为在其个人看来，只是在履行自己裁判的权力而已。而这，正是香港从竞选到“禅让”所必须支付的风险储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