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对汉族的主体性影响有多大？

　　有人鼓吹原有汉族似乎已经灭亡好几次了，似乎曾出现过好几次新汉族，就有些像今日的埃及人中绝大多数已经不是三四千年前创造辉煌古文明的古埃及人种那样。如果汉族真是这样，就得承认，也不必自卑。还有人说，蒙元时期，中原地区曾实行过“初夜权”制，使大量汉族人民非其父血统，但又给不出任何证据。民族压迫曾给中原居民还来极大的痛苦，这是不用置疑的，但是，也不该无中生有信口开河，想要人们承认，必须拿出证据来。如果没什么可信的根据，又说不出道理来，那么只好问，胡乱鼓吹谣言的人究竟怀着一付什么心肠。
                                 
　　1211年成吉思汗攻金国，也就是开始进攻中原，至1234年金灭，1279年宋灭，其间极残酷的战争及杀戮，给中原百姓带来了无穷痛苦。至1368年元灭，其间民族压迫造成的痛苦也极为深重。
　　初期蒙古人不占领土地，只是抢掠财富，且认为只有汉人工匠有用，掠去做奴隶，而农民是没有用的，只一味屠杀，让他们的血液肥沃土壤，成为好牧场。汉族人不得不向南方逃跑。这样，华北地区人口下降极剧。后来，蒙古人开始占领土地，搜括赋税，情况稍好一点，但大屠杀仍有发生。
　　蒙古灭金后，北方人口下降至一千多万，约为金统治后期人口的1/3至1/4。人口下降的幅度接近东汉三国时期，不过死亡比例可能要少一点，有专家估计约有一千多万人逃向南宋。另一点不同的是东汉三国时期人口剧烈下降原因中瘟疫可能是主要的，而这次下降原因中屠杀，因而被迫逃跑，则可能是主要的。不论什么原因，广大北方地区人口极剧下降是事实，在此期间，汉族的主体性仍能保持吗？
                                 
　　在蒙古占领华北过程中的人口大浩劫中，女真人口损失最大；汉人的损失虽然也很大，但是，还是有些不同。初期蒙古人南侵，不分青红皂白，胡乱屠杀，汉人不能不起兵自保，就有些像东汉末至南北朝期间的坞壁。武装集团，或可称之军阀，其民族意识和政治观念似不清晰，有亲金的，有亲宋的，蒙古人来了投降的也不少。华北金统治区大部分都由这些力量割据。金人挡不住蒙古人，就想让这些武装来挡灾，于是给了这些军队头目封官许愿。这些军队多数本来只求自保，并不想为什么人卖命。成吉斯汗任命木华黎经略华北后，蒙古人的政策有调整，也招徠这些军事头目，也给他们高官、高爵位名目。其中有些就在蒙古势大时投降，实质上保护了汉族人的性命。于是，相对而言，汉族人口的损失可能低于女真。
                                    
　　这样的军阀中河北张柔是很有名的，在金国他的官最高为“骠骑将军、中都留守，兼大兴府尹、本路经略使，行元帅事”；接着他投降蒙古，蒙古人“还其旧职，得以便宜行事”，整集旧部，他的官也不小。他的儿子张弘范则更有名，后曾任主帅攻击南宋最后一点力量。
　　还有河北史秉直在金国时是一大土豪，和弟史进道、子侄史天倪、史天泽、史天祥等率乡人降蒙古，皆为官，其中史天泽更为有名。
　　山东严实则曾先后归附金、宋、蒙元。先在山东长清率三十万户降蒙古，因战功授“东平路行军万户”，东平路含东平、彰德、大名府、磁、思、博、睿、滑等州县。史载，他曾多次在蒙古军欲屠杀百姓时劝阻，“百姓未尝敌我，岂可与执兵刃者同戮，不若留之，以供刍秣。”救下百姓无数。他及子侄长期任东平路行军万户，成为当地‘世候’。
　　从民族主主义者看来，这几位都算作是汉奸，但他们对于保护汉族同胞少受屠戮，还是起了好作用的。
　　这几位是在《元史·147卷148卷155卷156卷》中有记载的，至于官没这么大，没有留名的则不知几多。
                                            
　　即使汉族人口极剧下降到一千多万，外来人口数量和汉族一千多万相比，仍是极少数。
　　在成吉斯汗崛起称汗时，蒙古族并不占有整个内蒙古，内蒙古中他们只有呼伦贝尔盟西部及锡林郭勒盟北部小部分土地，他们主要占有地区是现蒙古国及更北的地区。当时内蒙古大部为辽和金所占有。由于蒙古高原自然条件限制，估计当时蒙古族总人口最高只能是一百万量级。
　　这些人也不可能都进入中原。西征至欧洲的匈牙利和中东的地中海沿岸，占领俄罗斯、中亚、中东等广袤土地，都需要蒙古人去统治，还有大量蒙古人留在蒙古高原，这样，进入中原的蒙古人几十万吧。即使都溶入汉族，这个数量对汉族主体性难有影响，何况后来还有大量蒙古人逃回蒙古高原。
                                       
　　蒙古人又引入了大量的色目人成为他们统治的助手，可能这些人中会有相当部分留在中国。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在色目人中信奉伊斯兰教者占相当大比例。像回族，由于宗教原因，虽然在多方面都汉化了，但是却不算汉族。考虑汉族的主体性时，不应计入。
                                                
　　蒙元曾向各地派蒙古人为官，从官员数量上看，蒙古人色目人有不小的比例，但是，和整个人口相比，其数量极微。为说明此问题，举元后期（1333年）的《至顺镇江志》上的数据为例予以说明。
　　当地人口和侨寓人口相比，其差距极大：
                                          
　　当地人口        613578人
　　侨寓人口        10555人及奴仆2948人 共13503人
                                    
　　侨寓人口包括：（第二行为奴仆）
　　蒙古      畏兀儿      回回     也里可温     河西     契丹     女真        汉人
　　163人   93人         374人   106人         35人     116人   261人    9407人
　　429人   107人       310人   109人         19人     75人     224人    1675人
                                    
　　表中也里可温指信奉基督教的，河西指党项人，汉人指北方汉族人。奴仆在原文中为‘驱’，应为驱丁或驱口之简称，这里奴仆应包括贵族高官富豪的各级管事人员，所以，蒙古人也不少。除了侨寓外，还有“客”也是外来人口。侨寓指在当地为官或有房或有产业的，不包括外来贫穷人口，否则称‘客’。在“客”中没有提到外族人，应是汉人或南人，这里不赘述其数量。
　　由表可见，即使在比例很小的侨寓人口中，汉族也占绝对多数。非汉族外来人口2412人，只占总人口的0.39%，而蒙古人只占0.097%，其比例约千分之一，微乎其微。镇江应该是个战略要地吧，蒙古人不会不派人占它，其比例尚如此少。南方偏远的、非战略要地的小城镇农村，外族的人口比例当然还要少的多，甚至为零。
　　在南方富饶的水乡，蒙古人可能在几十年间变得不再会骑马急驰，在反元诸义军起事后，除了被杀或逃跑者之外，留下来被同化的也应有一些，但这样的人口比例，对汉族的血缘主体性影响，几乎可以不计。
                                          
　　北方，尤其是其首都附近，蒙古人的比例应该高不少，但是，徐达、常遇春北伐胜利，北方蒙古人逃回蒙古高原，其可能性比南方要大的多，北方的条件使他们较易保持骑马的能力。　　在朱元璋胜利时，皇帝领头，骑马北逃。他们能这样做，是因为蒙古人是古代占领中原后汉化程度最低的外族之一。他们还能跑，连后妃也能骑马跑，一般人更有能力跑。后来的满清帝后大臣乃至军人，即使他们想跑，骑马技术也不行。
　　不论从哪一方面说，蒙古对于汉族的主体性的影响极微，虽然，溶入汉族的蒙古人确是有的，但似应在百分之一以下。
                                    
　　在我们的血管中确实可能流有外族的血，虽然对大多数人而言其成分极微。为此绝不要大惊小怪，更不可自以为就低人一等。绝不要以为纯种民族就有什么高贵之处，鼓吹民族的纯洁，不只愚蠢，而且反动，即反历史潮流而动。
                                                  
　　再说明一点，蒙古族是个了不起的民族，曾经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现在蒙古族在国内是中华大家庭中一员，大家正在共同走富裕之路，而蒙古国则是重要邻国。不过，在十三世纪前半叶，确曾造成华北地区浩劫。写此文只是在叙说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得出一些必然的结论而已。
                                          
　　如果蒙古血统在汉人中的比例低到百分之一以下，那么，靠 DNA来确证，以老朽拙见，必须在大量人群中采血样，才可能得可信的结论。否则很可能漏掉，无所发现。
　　在西安去公墓为先严扫墓时，偶然发现，墓园的管理人员多姓答，谈论之中，他们说，公墓所在地的那个村子人多为此姓，乃蒙古人后裔。如果其言准确，以DNA研究汉族人中蒙古人血统时，漏掉这样的村子，则会造成误差，如恰在这样的村子取样，也可能夸大其血统比例。且不知全国有多少这样的村子。（这个答姓， 不知和蒙元高官答里麻有无关系，他在陕西行台中丞任上致仕，且“全俸优养终身”，见《元史·144卷》）。
　　以DNA技术研究历史是很有前途的，也许将来，除了文献和野外考古外，DNA技术也会成为人们认识历史的重要技术，只是今日这种历史研究还只是在初始期，但愿DNA能早日成为研究历史的支柱之一。

　　有人鼓吹原有汉族似乎已经灭亡好几次了，似乎曾出现过好几次新汉族，就有些像今日的埃及人中绝大多数已经不是三四千年前创造辉煌古文明的古埃及人种那样。如果汉族真是这样，就得承认，也不必自卑。还有人说，蒙元时期，中原地区曾实行过“初夜权”制，使大量汉族人民非其父血统，但又给不出任何证据。民族压迫曾给中原居民还来极大的痛苦，这是不用置疑的，但是，也不该无中生有信口开河，想要人们承认，必须拿出证据来。如果没什么可信的根据，又说不出道理来，那么只好问，胡乱鼓吹谣言的人究竟怀着一付什么心肠。
                                 
　　1211年成吉思汗攻金国，也就是开始进攻中原，至1234年金灭，1279年宋灭，其间极残酷的战争及杀戮，给中原百姓带来了无穷痛苦。至1368年元灭，其间民族压迫造成的痛苦也极为深重。
　　初期蒙古人不占领土地，只是抢掠财富，且认为只有汉人工匠有用，掠去做奴隶，而农民是没有用的，只一味屠杀，让他们的血液肥沃土壤，成为好牧场。汉族人不得不向南方逃跑。这样，华北地区人口下降极剧。后来，蒙古人开始占领土地，搜括赋税，情况稍好一点，但大屠杀仍有发生。
　　蒙古灭金后，北方人口下降至一千多万，约为金统治后期人口的1/3至1/4。人口下降的幅度接近东汉三国时期，不过死亡比例可能要少一点，有专家估计约有一千多万人逃向南宋。另一点不同的是东汉三国时期人口剧烈下降原因中瘟疫可能是主要的，而这次下降原因中屠杀，因而被迫逃跑，则可能是主要的。不论什么原因，广大北方地区人口极剧下降是事实，在此期间，汉族的主体性仍能保持吗？
                                 
　　在蒙古占领华北过程中的人口大浩劫中，女真人口损失最大；汉人的损失虽然也很大，但是，还是有些不同。初期蒙古人南侵，不分青红皂白，胡乱屠杀，汉人不能不起兵自保，就有些像东汉末至南北朝期间的坞壁。武装集团，或可称之军阀，其民族意识和政治观念似不清晰，有亲金的，有亲宋的，蒙古人来了投降的也不少。华北金统治区大部分都由这些力量割据。金人挡不住蒙古人，就想让这些武装来挡灾，于是给了这些军队头目封官许愿。这些军队多数本来只求自保，并不想为什么人卖命。成吉斯汗任命木华黎经略华北后，蒙古人的政策有调整，也招徠这些军事头目，也给他们高官、高爵位名目。其中有些就在蒙古势大时投降，实质上保护了汉族人的性命。于是，相对而言，汉族人口的损失可能低于女真。
                                    
　　这样的军阀中河北张柔是很有名的，在金国他的官最高为“骠骑将军、中都留守，兼大兴府尹、本路经略使，行元帅事”；接着他投降蒙古，蒙古人“还其旧职，得以便宜行事”，整集旧部，他的官也不小。他的儿子张弘范则更有名，后曾任主帅攻击南宋最后一点力量。
　　还有河北史秉直在金国时是一大土豪，和弟史进道、子侄史天倪、史天泽、史天祥等率乡人降蒙古，皆为官，其中史天泽更为有名。
　　山东严实则曾先后归附金、宋、蒙元。先在山东长清率三十万户降蒙古，因战功授“东平路行军万户”，东平路含东平、彰德、大名府、磁、思、博、睿、滑等州县。史载，他曾多次在蒙古军欲屠杀百姓时劝阻，“百姓未尝敌我，岂可与执兵刃者同戮，不若留之，以供刍秣。”救下百姓无数。他及子侄长期任东平路行军万户，成为当地‘世候’。
　　从民族主主义者看来，这几位都算作是汉奸，但他们对于保护汉族同胞少受屠戮，还是起了好作用的。
　　这几位是在《元史·147卷148卷155卷156卷》中有记载的，至于官没这么大，没有留名的则不知几多。
                                            
　　即使汉族人口极剧下降到一千多万，外来人口数量和汉族一千多万相比，仍是极少数。
　　在成吉斯汗崛起称汗时，蒙古族并不占有整个内蒙古，内蒙古中他们只有呼伦贝尔盟西部及锡林郭勒盟北部小部分土地，他们主要占有地区是现蒙古国及更北的地区。当时内蒙古大部为辽和金所占有。由于蒙古高原自然条件限制，估计当时蒙古族总人口最高只能是一百万量级。
　　这些人也不可能都进入中原。西征至欧洲的匈牙利和中东的地中海沿岸，占领俄罗斯、中亚、中东等广袤土地，都需要蒙古人去统治，还有大量蒙古人留在蒙古高原，这样，进入中原的蒙古人几十万吧。即使都溶入汉族，这个数量对汉族主体性难有影响，何况后来还有大量蒙古人逃回蒙古高原。
                                       
　　蒙古人又引入了大量的色目人成为他们统治的助手，可能这些人中会有相当部分留在中国。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在色目人中信奉伊斯兰教者占相当大比例。像回族，由于宗教原因，虽然在多方面都汉化了，但是却不算汉族。考虑汉族的主体性时，不应计入。
                                                
　　蒙元曾向各地派蒙古人为官，从官员数量上看，蒙古人色目人有不小的比例，但是，和整个人口相比，其数量极微。为说明此问题，举元后期（1333年）的《至顺镇江志》上的数据为例予以说明。
　　当地人口和侨寓人口相比，其差距极大：
                                          
　　当地人口        613578人
　　侨寓人口        10555人及奴仆2948人 共13503人
                                    
　　侨寓人口包括：（第二行为奴仆）
　　蒙古      畏兀儿      回回     也里可温     河西     契丹     女真        汉人
　　163人   93人         374人   106人         35人     116人   261人    9407人
　　429人   107人       310人   109人         19人     75人     224人    1675人
                                    
　　表中也里可温指信奉基督教的，河西指党项人，汉人指北方汉族人。奴仆在原文中为‘驱’，应为驱丁或驱口之简称，这里奴仆应包括贵族高官富豪的各级管事人员，所以，蒙古人也不少。除了侨寓外，还有“客”也是外来人口。侨寓指在当地为官或有房或有产业的，不包括外来贫穷人口，否则称‘客’。在“客”中没有提到外族人，应是汉人或南人，这里不赘述其数量。
　　由表可见，即使在比例很小的侨寓人口中，汉族也占绝对多数。非汉族外来人口2412人，只占总人口的0.39%，而蒙古人只占0.097%，其比例约千分之一，微乎其微。镇江应该是个战略要地吧，蒙古人不会不派人占它，其比例尚如此少。南方偏远的、非战略要地的小城镇农村，外族的人口比例当然还要少的多，甚至为零。
　　在南方富饶的水乡，蒙古人可能在几十年间变得不再会骑马急驰，在反元诸义军起事后，除了被杀或逃跑者之外，留下来被同化的也应有一些，但这样的人口比例，对汉族的血缘主体性影响，几乎可以不计。
                                          
　　北方，尤其是其首都附近，蒙古人的比例应该高不少，但是，徐达、常遇春北伐胜利，北方蒙古人逃回蒙古高原，其可能性比南方要大的多，北方的条件使他们较易保持骑马的能力。　　在朱元璋胜利时，皇帝领头，骑马北逃。他们能这样做，是因为蒙古人是古代占领中原后汉化程度最低的外族之一。他们还能跑，连后妃也能骑马跑，一般人更有能力跑。后来的满清帝后大臣乃至军人，即使他们想跑，骑马技术也不行。
　　不论从哪一方面说，蒙古对于汉族的主体性的影响极微，虽然，溶入汉族的蒙古人确是有的，但似应在百分之一以下。
                                    
　　在我们的血管中确实可能流有外族的血，虽然对大多数人而言其成分极微。为此绝不要大惊小怪，更不可自以为就低人一等。绝不要以为纯种民族就有什么高贵之处，鼓吹民族的纯洁，不只愚蠢，而且反动，即反历史潮流而动。
                                                  
　　再说明一点，蒙古族是个了不起的民族，曾经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现在蒙古族在国内是中华大家庭中一员，大家正在共同走富裕之路，而蒙古国则是重要邻国。不过，在十三世纪前半叶，确曾造成华北地区浩劫。写此文只是在叙说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得出一些必然的结论而已。
                                          
　　如果蒙古血统在汉人中的比例低到百分之一以下，那么，靠 DNA来确证，以老朽拙见，必须在大量人群中采血样，才可能得可信的结论。否则很可能漏掉，无所发现。
　　在西安去公墓为先严扫墓时，偶然发现，墓园的管理人员多姓答，谈论之中，他们说，公墓所在地的那个村子人多为此姓，乃蒙古人后裔。如果其言准确，以DNA研究汉族人中蒙古人血统时，漏掉这样的村子，则会造成误差，如恰在这样的村子取样，也可能夸大其血统比例。且不知全国有多少这样的村子。（这个答姓， 不知和蒙元高官答里麻有无关系，他在陕西行台中丞任上致仕，且“全俸优养终身”，见《元史·144卷》）。
　　以DNA技术研究历史是很有前途的，也许将来，除了文献和野外考古外，DNA技术也会成为人们认识历史的重要技术，只是今日这种历史研究还只是在初始期，但愿DNA能早日成为研究历史的支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