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国民军事教育制度

斯巴达是古代希腊与雅典齐名的奴隶制城邦。雅典和斯巴达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各树一帜，成为古代希腊两种主要城邦类型的典型代表。雅典工商业发达，文化教育繁荣昌盛，实行进步的奴隶主民主政治；斯巴达则以农立国，文化相对落后，实行保守的贵族寡头政治。在军事方面，雅典的海军居希腊各邦之首；斯巴达则以陆军称雄。斯巴达军队在作战中凶猛强悍，是希腊其他各邦军队所无法比拟的，后来，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前404年）中惨遭失败，并臣服于斯巴达。
斯巴达以武力称霸希腊，与其实行严格的国民军事教育制度有着直接关系。
斯巴达军事教育制度始于来库古改革时代。关于来库古其人及其生活年代，自古至今，众说纷纭，但一般认为，来库古改革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其时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末。普鲁塔克在《来库古传》中认为，斯巴达的政治体制、份地制度、教育制度、公餐制度以至社会风气几乎都是来库古规定的。
来库古立法规定，新生婴儿必须经过长老检查，认为健壮的才准许父母养育，否则就命令抛弃于山峪的弃婴场，以免长大后不能成为强壮的战士。斯巴达的教育从婴儿坠地便已开始，母亲对于刚刚出世的婴儿就用酒洗浴，认为这样可以使孩子的身体变得像铁一样结实；幼儿阶段，母亲训练孩子不怕黑暗、不怕孤独、不计较食物、不啼哭喧豗。
对于子女的教育并不是由父亲的意志来决定的，法律也不允许父亲照自己的意愿来培养和锻炼孩子。当孩子们长到7岁的时候，来库古就命令把他们由国家接收并编入连队，他们在连队中受着统一的锻炼与教养。他们同吃同睡，接受各种各样的体育锻炼，如跑步、掷铁饼、投标枪、角力等；也有军事训练，如斗拳、击剑等。为了训练男孩肉体的忍痛能力，每年都要借敬神之名赤身裸体鞭笞一次，并不许大声叫喊或啼哭求饶。斯巴达人希望用这种棍棒的训练方式教育出坚韧不拔、英勇不屈的战士。在少年团队里，他们终年必须赤脚走路，穿粗朴的衣服，吃简单粗糙的食物。在冬天里，他们必须在冰冷的河里洗澡，睡在自己编织的未经刀削的芦苇垫上，只放一些蓟毛借以取暖。自14岁起，他们就跟随青年参加屠杀希洛人的活动，白天潜伏在隐蔽的地方，侦探希洛人中的强悍者或有反抗嫌疑者，到夜间便摸进希洛人的村子将其杀掉，以此训练勇敢精神和对希洛人的残酷无情。
在少年团体里，斯巴达青少年必须学习、背诵《荷马史诗》，因为“来库古看到包含在史诗中的政治与纪律的教训比其中所含欢乐放肆的刺激更值得严肃注视”。他们还必须学习拉哥尼亚语，以便在军事上简短明了地表达自己的意图。但斯巴达人并不重视语文的学习，他们认为沉默寡言、不好文饰、出言简当才是战士的品格。雅典作家色诺芬描写到：“在斯巴达，从男孩那里比从石像还难得听到声音，可以说男孩比女孩还要娴静寡言。
青年男子到20岁时，便正式成为军人，受正规军事训练，参加军事活动。斯巴达军队约40人成一小队，约500人成一中队，组成密集的步兵方阵。军事训练的主要内容就是使用武器和操练步兵方阵。每个人从20至60岁，都必须每日出操，参加军事训练。这使斯巴达的步兵方阵在战斗中进退娴熟、接应机敏、战斗力强，成为常胜军队。
斯巴达也非常重视对女子的教育。女子有专设的学校，她们在学校里学习诗歌、音乐、舞蹈，接受各种体育锻炼。据普鲁塔克记载，斯巴达的少女为了使身体结实、必须竞走、格斗、掷铁饼、投标枪，使得未来的孩子在母亲的妊孕中就有结实的身体，以保证婴儿的正常发育，做母亲的也因为身体健康而易于分娩。
从上述斯巴达的教育状况不难看出，它的一切教育活动都与军事紧密相关。斯巴达对男子的教育，就是要使每个男子都成为身体健壮、训练有素、英勇善战的战士；对女子的教育，则要使之成为养育刚强战士的母亲。那么，为什么在斯巴达的教育制度中会带有这种浓厚的军事色彩呢？
首先，斯巴达在国家形成之后，在社会制度和生活习俗各方面都存在着较多的军事民主制时代的遗风。斯巴达的“二王制”、长老会议、公民大会，从形式到权限都基本上与军事民主制时代的行政机构相同。在军事民主制时代，一个部落的全体成年男子都必须是战士，都必须随军事首长（巴赛勒斯）出征。斯巴达全体公民终年的军事训练，终年的军事活动，无疑是这一原始制度在奴隶制下的畸形发展。
其次，斯巴达是一个在对外征服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国家。几乎是把被征服国家的各阶层人民一律加以奴役。因此，被征服者时常起义反抗。被征服的美塞尼亚人就曾发动过几次大起义，其中规模最大的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约前685—前668年），历时近20年之久。斯巴达男子悉数从军，战争结束归来时，后方的妇女和边民“私通”所生的“斯巴达之子”（意为“私生子”）都已经成人了。因此，这次战争大大提高了斯巴达人的警惕性，为了防范起义，斯巴达人从小就处于严峻的军营生活之中，接受严格的军事教育。
第三，斯巴达对希洛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必然激起他们的强烈反抗。斯巴达把大量被征服居民变为希洛人，强迫希洛人为他们耕种土地，并且缴纳田中整个产品的一半。希洛人还必须服兵役（主要充当辎重兵，做苦役），甚至遭到斯巴达人无情的屠杀，这就迫使希洛人起义反抗。因此，斯巴达人“在征服、掠夺敌人的过程中，他们不知不觉地使自己也套上了奴隶式的枷锁；因为在后来几个世纪的历史中，斯巴达人是在对起义造反的极度惶恐中渡过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希洛人老是等待着斯巴达人发生灾难，“他们好像是丛莽中的一支伏兵，遇到机会，立即出击（起义）。例如，公元前464年，斯巴达发生大地震，希洛人乘机从四面八方集合起来，对斯巴达人形成很大威胁，以致斯巴达人一度不得不向自己的老敌手雅典求援。在这种起义的威胁之下，斯巴达就必须维持一支惯征善战的军队。
第四，从人口方面来说，学者们推估斯巴达人和希洛人的人数比例为1比7，而斯巴达所有的邻邦，如阿尔喀斯人、美塞尼亚人、阿卡地亚人都与它为敌，所以斯巴达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就必须实行严格的军事教育制度，使每个公民都具有铁的纪律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具有英勇杀敌的本领。
第五，斯巴达对希洛人残酷的经济剥削，又为这种长期脱离生产、专事练兵打仗的军事教育制度提供了可能。据普鲁塔克记载，每户斯巴达公民每年可以从其一份份地上获得82麦斗大麦以及适量的酒和油，大约可供一家老小六口之需。因此，斯巴达人完全可以不必劳动，而只维护这种坐享其成的统治地位。正如H．瓦朗在其《古代奴隶制度史》一书中所说：“在希腊，那些凭武力站住脚根的民族一般都保持自己的军事特点，他们借以取胜的条件对于进一步维护他们的统治也是最适用的。因此他们仍然保持武装状态。……要保持掌握武装的特权，胜利者必须把劳动委于被征服的民族。”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总之，斯巴达的军事教育制度是由斯巴达在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历史遗留和城邦国家建成后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它的教育制度完全是为从事战争这一目的而服务的。斯巴达是古代希腊与雅典齐名的奴隶制城邦。雅典和斯巴达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各树一帜，成为古代希腊两种主要城邦类型的典型代表。雅典工商业发达，文化教育繁荣昌盛，实行进步的奴隶主民主政治；斯巴达则以农立国，文化相对落后，实行保守的贵族寡头政治。在军事方面，雅典的海军居希腊各邦之首；斯巴达则以陆军称雄。斯巴达军队在作战中凶猛强悍，是希腊其他各邦军队所无法比拟的，后来，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前404年）中惨遭失败，并臣服于斯巴达。
斯巴达以武力称霸希腊，与其实行严格的国民军事教育制度有着直接关系。
斯巴达军事教育制度始于来库古改革时代。关于来库古其人及其生活年代，自古至今，众说纷纭，但一般认为，来库古改革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其时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末。普鲁塔克在《来库古传》中认为，斯巴达的政治体制、份地制度、教育制度、公餐制度以至社会风气几乎都是来库古规定的。
来库古立法规定，新生婴儿必须经过长老检查，认为健壮的才准许父母养育，否则就命令抛弃于山峪的弃婴场，以免长大后不能成为强壮的战士。斯巴达的教育从婴儿坠地便已开始，母亲对于刚刚出世的婴儿就用酒洗浴，认为这样可以使孩子的身体变得像铁一样结实；幼儿阶段，母亲训练孩子不怕黑暗、不怕孤独、不计较食物、不啼哭喧豗。
对于子女的教育并不是由父亲的意志来决定的，法律也不允许父亲照自己的意愿来培养和锻炼孩子。当孩子们长到7岁的时候，来库古就命令把他们由国家接收并编入连队，他们在连队中受着统一的锻炼与教养。他们同吃同睡，接受各种各样的体育锻炼，如跑步、掷铁饼、投标枪、角力等；也有军事训练，如斗拳、击剑等。为了训练男孩肉体的忍痛能力，每年都要借敬神之名赤身裸体鞭笞一次，并不许大声叫喊或啼哭求饶。斯巴达人希望用这种棍棒的训练方式教育出坚韧不拔、英勇不屈的战士。在少年团队里，他们终年必须赤脚走路，穿粗朴的衣服，吃简单粗糙的食物。在冬天里，他们必须在冰冷的河里洗澡，睡在自己编织的未经刀削的芦苇垫上，只放一些蓟毛借以取暖。自14岁起，他们就跟随青年参加屠杀希洛人的活动，白天潜伏在隐蔽的地方，侦探希洛人中的强悍者或有反抗嫌疑者，到夜间便摸进希洛人的村子将其杀掉，以此训练勇敢精神和对希洛人的残酷无情。
在少年团体里，斯巴达青少年必须学习、背诵《荷马史诗》，因为“来库古看到包含在史诗中的政治与纪律的教训比其中所含欢乐放肆的刺激更值得严肃注视”。他们还必须学习拉哥尼亚语，以便在军事上简短明了地表达自己的意图。但斯巴达人并不重视语文的学习，他们认为沉默寡言、不好文饰、出言简当才是战士的品格。雅典作家色诺芬描写到：“在斯巴达，从男孩那里比从石像还难得听到声音，可以说男孩比女孩还要娴静寡言。
青年男子到20岁时，便正式成为军人，受正规军事训练，参加军事活动。斯巴达军队约40人成一小队，约500人成一中队，组成密集的步兵方阵。军事训练的主要内容就是使用武器和操练步兵方阵。每个人从20至60岁，都必须每日出操，参加军事训练。这使斯巴达的步兵方阵在战斗中进退娴熟、接应机敏、战斗力强，成为常胜军队。
斯巴达也非常重视对女子的教育。女子有专设的学校，她们在学校里学习诗歌、音乐、舞蹈，接受各种体育锻炼。据普鲁塔克记载，斯巴达的少女为了使身体结实、必须竞走、格斗、掷铁饼、投标枪，使得未来的孩子在母亲的妊孕中就有结实的身体，以保证婴儿的正常发育，做母亲的也因为身体健康而易于分娩。
从上述斯巴达的教育状况不难看出，它的一切教育活动都与军事紧密相关。斯巴达对男子的教育，就是要使每个男子都成为身体健壮、训练有素、英勇善战的战士；对女子的教育，则要使之成为养育刚强战士的母亲。那么，为什么在斯巴达的教育制度中会带有这种浓厚的军事色彩呢？
首先，斯巴达在国家形成之后，在社会制度和生活习俗各方面都存在着较多的军事民主制时代的遗风。斯巴达的“二王制”、长老会议、公民大会，从形式到权限都基本上与军事民主制时代的行政机构相同。在军事民主制时代，一个部落的全体成年男子都必须是战士，都必须随军事首长（巴赛勒斯）出征。斯巴达全体公民终年的军事训练，终年的军事活动，无疑是这一原始制度在奴隶制下的畸形发展。
其次，斯巴达是一个在对外征服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国家。几乎是把被征服国家的各阶层人民一律加以奴役。因此，被征服者时常起义反抗。被征服的美塞尼亚人就曾发动过几次大起义，其中规模最大的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约前685—前668年），历时近20年之久。斯巴达男子悉数从军，战争结束归来时，后方的妇女和边民“私通”所生的“斯巴达之子”（意为“私生子”）都已经成人了。因此，这次战争大大提高了斯巴达人的警惕性，为了防范起义，斯巴达人从小就处于严峻的军营生活之中，接受严格的军事教育。
第三，斯巴达对希洛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必然激起他们的强烈反抗。斯巴达把大量被征服居民变为希洛人，强迫希洛人为他们耕种土地，并且缴纳田中整个产品的一半。希洛人还必须服兵役（主要充当辎重兵，做苦役），甚至遭到斯巴达人无情的屠杀，这就迫使希洛人起义反抗。因此，斯巴达人“在征服、掠夺敌人的过程中，他们不知不觉地使自己也套上了奴隶式的枷锁；因为在后来几个世纪的历史中，斯巴达人是在对起义造反的极度惶恐中渡过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希洛人老是等待着斯巴达人发生灾难，“他们好像是丛莽中的一支伏兵，遇到机会，立即出击（起义）。例如，公元前464年，斯巴达发生大地震，希洛人乘机从四面八方集合起来，对斯巴达人形成很大威胁，以致斯巴达人一度不得不向自己的老敌手雅典求援。在这种起义的威胁之下，斯巴达就必须维持一支惯征善战的军队。
第四，从人口方面来说，学者们推估斯巴达人和希洛人的人数比例为1比7，而斯巴达所有的邻邦，如阿尔喀斯人、美塞尼亚人、阿卡地亚人都与它为敌，所以斯巴达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就必须实行严格的军事教育制度，使每个公民都具有铁的纪律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具有英勇杀敌的本领。
第五，斯巴达对希洛人残酷的经济剥削，又为这种长期脱离生产、专事练兵打仗的军事教育制度提供了可能。据普鲁塔克记载，每户斯巴达公民每年可以从其一份份地上获得82麦斗大麦以及适量的酒和油，大约可供一家老小六口之需。因此，斯巴达人完全可以不必劳动，而只维护这种坐享其成的统治地位。正如H．瓦朗在其《古代奴隶制度史》一书中所说：“在希腊，那些凭武力站住脚根的民族一般都保持自己的军事特点，他们借以取胜的条件对于进一步维护他们的统治也是最适用的。因此他们仍然保持武装状态。……要保持掌握武装的特权，胜利者必须把劳动委于被征服的民族。”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总之，斯巴达的军事教育制度是由斯巴达在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历史遗留和城邦国家建成后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它的教育制度完全是为从事战争这一目的而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