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进来学习）——《中国震撼》

二、这个崛起不寻常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崛起的最大特点就是和平，对外没有发动战争，对内保持了安定团结，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非同

寻常的奇迹。回顾世界历史，西方崛起的过程几乎就是一部动荡与战争的历史。以欧美工业革命迅速发展的19世纪中后期为例，1840

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1848年整个欧洲几乎都爆发了革命和动乱。到了19世纪下半叶，英国、法国等西方大国已经把非洲瓜

分完毕，其间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几乎没有间断过。在非洲以外，1853年爆发了英国、法国、土耳其与俄国之间的克里米亚战

争。1858年法国侵占印度支那，并于1865年实现了对印度支那的控制。1860年英国与法国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攻占了北京

，掠夺和烧毁了圆明园。同年，法国还进军叙利亚，并在拉美干预墨西哥内政，扶植起了一个亲法的皇帝（1861～1867）。这段时间

意大利也经历了血与火的国家统一（1859～1870）。1871年法国的巴黎公社遭血腥镇压。普法战争（1868～1871）后，随着法兰西第

二帝国的覆灭，德国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领导下实现了统一。


1846～1847年的美国与墨西哥战争，使美国获得了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大片土地和丰富资源。1861年美国爆发了南北战争，阵亡

的军人达63万，占交战双方军人的30%～40%。美国南北战争也有英国的影子，因为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美国南方农业是英国工业原料的

供应地。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南北战争实际上也是美国力求摆脱对英国依赖的一场国内战争。南北战争后的1867年，美国开始了对印

第安人的大规模杀戮。那一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法案，驱赶印第安人，建立所谓印第安人定居点，美国人开始移居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

草原。到1883年，也就是这个法案通过后的15年，上千万的印第安人已被杀戮，美国无偿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和资源。华人的命运也非

常凄凉。1870年时，华人曾占到爱达荷州人口的三分之一，他们帮助美国修建了东西铁路，但和黑人一样，他们没有土地和自由。牛

仔的自由只属于男性白人，其中多数是欧洲来的穷人。


今天国内一些学者讨论西方崛起，不愿意提及这些西方自己都不再否认的历史，这实在是令人费解的。通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国人都

知道什么叫“第一桶金”，并且了解了“第一桶金”对于财富积累的重大意义。西方崛起的“第一桶金”无疑是血和火带来的。我们

一些地方矿难频发，令人悲痛，有些人甚至把这种情况描绘成“带血的GDP”，如果可以这样类比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整个西方崛

起时期的GDP是血流成河的GDP。


中国崛起不是一般国家的崛起，而是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人民的崛起，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我们今

天遇到的问题，西方历史上也都曾遇到过。在欧洲工业革命时期，贫富差距之大、社会公正之少、贪污腐败之严重、侵略掠夺之血腥

，令人发指。但是与今天的中国相比，当时这些国家可以相对容易地“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如英国可以把罪犯出口到澳大利亚，把

失业者出口到非洲，把异教徒出口到美洲，还能自己制订世界政治和经济的所有“游戏规则”，其贫富差距大于今天的中国几十倍也

没什么问题，因为上千万黑人奴隶和华人苦力都是合法的。而中国今天则要在自己的国土上，化解所有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

各种矛盾和难题。


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时，其本土人口只有1000多万人，少于今天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法国19世纪工业革命时，人口也只有2000多万

，而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进行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在自己境内消化所有

的问题，没有发动战争，没有对外进行掠夺，而是给大部分国人和全球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并使中国成了带动世界经济增长

的火车头。正是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成功及其模式的意义非同寻常。中国人硬是靠自己的智慧、苦干乃至牺牲，闯出了自己的发展

道路和模式，开辟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广阔前景。有了这样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积累，我们可以从容自信地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

。


三、从中国超越日本说起

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越日本引来了全世界的关注。西方媒体几乎都在第一时间刊登了这一消息并发表了评论。英国《泰晤士报》指

出，中国跃居世界第二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代表着全球经济和政治权力的转移。美国《纽约时报》将这一超越称为中国国力增强

的“里程碑”，“尽管早就被预测到了，但这仍然有力地证明，中国的确处于优势地位，世界其他国家必须重新评估这个新的经济超

级大国”。
　　法国《费加罗报》认为，人们期待已久的事情成了现实，而这一发展趋势尚未结束。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现在也大都预测，少则十

年多则二十年，中国经济规模可能超过美国。


相比之下，中国媒体的相关报道和评论则显得低调，大都强调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中国的人均GDP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

所以中国这个世界第二的含金量不高。持这种观点的人又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秉承谦虚谨慎、韬光养晦精神的人，他们更多地看

到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担心GDP拔高了会导致国家承担过重的国际责任。而另一类则属于看不到或者不愿意看到中国迅速

发展的人，他们不仅认为中国GDP超过日本没有什么了不起，而且还认为1840年的时候中国GDP也是世界第一，不还是照样挨打。其实

谦虚谨慎也好，韬光养晦也好，关键是要能够实事求是地看待自己，对中国今天真正的经济规模要心中有数。如果韬光养晦意味着随

意贬低自己，最后弄得人民对自己的国家失去信心，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失去信心，那也是危险的。那些不愿意看到中国模式成功的人

就经常利用这一点来误导民众，唱衰中国，造成了部分国人中大国小民心态的蔓延。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我们应该把中国崛起的真相

如实地告诉百姓。在过去二十多年中，我走访过一百多个国家，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整体进步最快、人民生活改善最多的国家。中国今

天遇到的所有问题，其他大国在崛起过程中也都遇到过，最终也都可以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得到解决。我们完全可以在这样一种新的

认知基础上，重新凝聚全社会对于中国发展道路的共识，确立一种自信自尊自强的韬光养晦，而非精神萎靡不振的韬光养晦，这才有

利于我们更好地应对国内外各种挑战，为中国走向更大的辉煌开辟新的前景。


至于中国人均GDP等有关的统计和排名，我想只要引入两个因素，一切都会发生变化：第一个因素是用货币的购买力平价（PPP），而

不是官方汇率来进行计算。打个比方，日本餐馆吃饭比中国贵10倍。按照官方汇率来计算，同样准备一顿饭，日本餐馆创造的GDP就

比中国餐馆大10倍，以此类推，误差自然越来越大。一般认为，购买力平价计算出来的结果更靠谱，所以国际学界越来越多地采用这

个方法来进行跨国比较，其中最负盛名的是英国著名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所作的研究。他用购买力平价

计算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总量在1992年就超过了日本，在2009年超过了包括德国、英国、法国在内的欧洲12个老牌工业国经济总

和，并可能在2015年超过美国（见2009年8月1日《21世纪经济报道》）。关于购买力平价，我在下一章中还要细谈。


其实，无论你是否采用购买力平价，美国中央情报局历来都是以购买力平价来预测中国的实力的。美国人今天谈论G2〔美国著名经济

学家伯格斯滕提出来的“G2”是指由中、美两国组成一个Group来代替旧有的G8，即八国集团，以携手合作解决世界经济问题。〕不

是空穴来风，也不是要把中国“捧死”，而是大势所趋，他们不得不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它对俄罗斯没有这么说，对印度没有这么

说，甚至对欧洲盟友也没有这么说，但对中国却说了这样的话，因为没有中国的合作，美国面临的难题一个也解决不了。当然中国不

愿意与美国一起去当世界警察，这样做只会四处树敌，也不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行事风格。


第二个因素是把中国人的房产算进去。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强的置业传统，住房自有率全球领先。我们也许可以采用家庭净资产来进行

一些比较，因为家庭净资产比人均GDP更能反映出一个国家老百姓的真实家底。所谓家庭净资产指的是一个家庭所拥有的资产总值，

即房产、储蓄、股票等减去所有债务之后的家庭资产。我手头没有日本的数据，只有比日本更发达的美国的数据。2010年3月23日的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在一篇题为“评估你的中产地位”的文章中，把典型的美国家庭净资产界定为8.4万美元（the typical

household has a net worth of 84000 dollars），并认为这是金融危机导致房产和股票缩水的结果。根据2010年3月美联储发表的

统计，由于金融危机，美国家庭的总资产平均缩水25%，跌到了2004年的水平。这一年，美国家庭中位（median）净资产为9.3万美元

。按照1美元等于6.7元人民币的汇率来折算，那么8.4万美元约等于56万人民币；9.3万美元约等于62万元人民币。即使在最高的2007

年，美国家庭中位净资产为15万美元左右，约为100万人民币，而中国现在家庭中位净资产达到56万和62万的有多少？达到100万元的

有多少？我没有这方面的权威数据，但我估计中国家庭净资产为56万到62万的总有数千万户，也许上亿。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中国人

财富增长的速度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比。当然，美国人习惯了大举借贷消费，几十年如此，自然成了世界第一消费大国，但这也埋

下了今天金融海啸的祸根。这对我们亦有启示：我们不应该学美国人过度借贷，但我想只要把中国人的财产、资产适当盘活，中国可

以逐渐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


至于1840年中国GDP世界第一却还挨打，那是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一盘散沙的传统大国，而英国已具备“现代国家”的形态，这

使英国具有当时中国尚不具备的现代生产力、民族凝聚力和战争动员力。假设在1840年的时候，中国哪怕有一个省能够接近当时的“

现代国家”的水平。比方说，广东省先发展起来了，并接近了英国当时的工业和贸易水平，那么整个战争可能就不会发生，因为这意

味着至少你的这个省已经具备了相当程度的现代政府能力、工业能力、外贸能力、防御能力、涉外交涉能力等，这一切足以阻吓当时

的英国。今天中国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若论国防实力，早在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就一举全歼了“皇家苏格兰

团”等英国最精锐的部队。


这里还要补充一点。谈论中日比较，我们一定要了解日本现代化的原始积累是怎么完成的，否则就很难理解中国今天和平崛起的意义

。当年中国在现代化的起点上落后了一步，中国便丧失了现代化的先发优势，最后落到了处处被动挨打的地步。日本19世纪下半叶的

明治维新成功后，立刻加入了弱肉强食的西方列强行列，对中国发动了甲午战争。

击败中国后，日本勒索赔款达2.3亿两白银。2.3亿两白银是个什么概念？它相当于当时中国政府3年的财政收入。日本用这些中国的

巨额赔偿投资教育、开办工厂、建设城市、扩军备战，整体经济和军事实力迅速地上了一个很高的台阶。日本现代化原始积累和后来

的发展过程中，榨取了中国人多少血汗、资金、资源？伤害了多少中国人的生命？真是罄竹难书呀！相比之下，随着外敌入侵，白银

外流，国库空空，中国走向了衰败。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中国又被迫支付战争赔款4.5亿两白银，中国从此成了任人宰割

的“东亚病夫”。

综观中国近代史，甲午战争之前和“九一八事变”之前，都是中国经济发展较快，国力呈上升态势的时期，但日本发动的两次战争使

中国现代化事业突然夭折，经济倒退数十年，无数生灵涂炭。中国最后是从一贫如洗、一穷二白的起点出发，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

，走和平崛起之路，一步一步地赶了上来，并终于在现代经济和现代国防的基础上，实现了在经济规模上对日本的真正超越。2010年

9月24日，日本在中国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释放其在钓鱼岛海域非法扣押的中国渔船船长，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日实力此长彼

消的变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规模超越日本，对于中国的未来，对于整个世界的未来，都具有伟大的里程碑意义。


四、GDP悖论
　　中国人有GDP情结，但又老是被GDP困扰，所以我们需要花点篇幅再谈谈这个问题。中国似乎面临着一种尴尬：说中国崛起了，就

说中国经济的总量和综合实力已达世界第二；说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就用按官方汇率折算出来的人均GDP,那么中国还排在世界100

位左右，低于阿尔巴尼亚云云。不过我五年前去过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和港口城市杜拉斯，其繁华程度不如中国沿海地区的任何一

个地级市。中国已经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在人均GDP问题上应该给国人一个实事求是的解释。


让我先回忆一段与GDP有关的经历。2008年4月的一天，我去尼日利亚最大城市拉各斯讲学。在拉各斯的旅馆里碰到一位刚访问了赤道

几内亚的中国商人，我们聊了起来。我问他赤道几内亚和尼日利亚比较，哪个国家更好一些？“那当然是尼日利亚。”他很肯定地告

诉我。我说：“怎么可能呢？赤道几内亚的人均GDP可是2万美元，而尼日利亚才2千美元。”他告诉我，“拉各斯不管多么破破烂烂

，但至少有自来水，可赤道几内亚首都大部分地区没有自来水，没有污水排水系统。最可怕的是疟疾，在赤道几内亚常驻的中国人，

包括历任中国大使在内，没有不得疟疾的。”他接着跟我描述患非洲疟疾的恐怖：“高烧，浑身痛，脑袋像要爆炸，人都恍惚了，真

想撞墙寻死。”以我自己的观察，拉各斯的市容比北京至少落后三十年。如果这位中国商人所述属实，我可以想像赤道几内亚的落后

程度，但北京2009年的人均GDP才1万美元，赤道几内亚的人均GDP已是北京的两倍。


如何解释这种有悖常理的现象？其实原因并不复杂：

1970年代中期，赤道几内亚突然发现了石油，但这些资源都控制在总统及其几个亲属的手中，接着外国公司来那里投资开发石油，所

以这个贫穷的小国就突然有了人均GDP2万美元的虚名。靠资源“一夜暴富”，但这种“富裕”没有给人民带来自来水，没有带来污水

排水系统，没有带来就业和中产阶级，其国家的财富完全控制在极少数人手中，所以人均GDP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我

可以打个比方：假设北京市现在人均GDP最高的区是朝阳区，最低的是延庆县，但某日延庆县突然发现了大金矿，之后又有大公司来

投资，而延庆县的人口又比较少，其人均GDP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超过北京的朝阳区。所以当我们考察一个地方的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

时，一定要考虑多种因素，如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医疗水平、住房水平、人均寿命等。相比之下，稍好一点的是联合国人类发

展指数，因为它包括了一些社会指数，但这个指数也有自己的问题，例如，其中的人均GDP比重过高；未考虑住房和住房自有率，而

住房是中国人最大的资产所在，所以用它来衡量中国也欠准确。



2009年夏天，我曾在日内瓦参加过一次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办公室（HDRO）召开的研讨会。许多与会者都对人类发展指数的编撰方法

提出了批评。俄罗斯代表认为报告使用的数据必须更加公正，编写报告的过程应该有更大的透明度。摩洛哥代表认为现在的国家排名

方法不科学。他认为应该按照可比程度把国家进行分类后，再来进行比较，比方说，资源稀少的穷国和资源富裕的富国放在一起比较

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伊朗代表认为应该设计出一种指标，把外部因素，如金融危机、粮食危机、燃料危机等，对一个国家造成的损害

也融入发展指标体系。中国代表则认为应该“慎重引入不成熟的或有争议的指数和计算方法，重视吸收借用广大发展中国家日益丰富

的发展知识和成功经验，更好地反映人类面临的各种发展挑战”。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的负责人最后也承认，这个指数系统确实存有

争议，只能通过大家的努力不断地加以修正和完善。换言之，即使对于国际组织的指标体系，我们也要用实事求是的眼光来加以检验

，并慎重地使用。在指标体系上，中国学者应该作出自己原创性的贡献。


此外，我们还要了解一下计算GDP的两种主要方法，一种是按照官方汇率来计算，另外一种是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我们现在的统

计还是沿用第一种方法，而我个人一直认为购买力平价法才能相对准确一些，因为国际上普遍认为官方汇率低估了人民币的实际购买

力。用购买力平价法可以更为准确地反映一个国家经济的实际状况。我前面已经举了在日本餐馆吃饭比中国贵10倍的例子。我还可以

拿欧洲的理发价格来作一个比较。欧洲一个男孩子简单理个发需花20欧元，在中国一线大城市，这样理个发大约20元。2009年初欧元

对人民币的官方汇率是1欧元等于10元人民币，那么欧洲男孩子理发需人民币200元，按照当时的官方汇率来计算，欧洲男孩子理发这

一项活动所创造的GDP就是中国的10倍，所以官方汇率计算的GDP容易造成对各国实际经济规模的严重误读。鉴于这个情况，国际上越

来越多的机构开始采用购买力平价法来计算GDP，也就是通过对不同国家一揽子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来计算出一个国家货币在本国的

实际购买力，然后在实际购买力的基础上进行跨国比较，以纠正汇率计算方法可能带来的扭曲。当然即使采用购买力平价，也不一定

能保证准确地比较，比方说，所选的一揽子商品的质量差异就不容易比较。但总体上，购买力平价相对于官方汇率，似乎更为准确。

也许中国以后可以同时公布用官方汇率和购买力平价两种方法计算出来的GDP，这样有利于国人和外界更加客观地了解中国。

我个人并不介意在某些场合继续使用官方汇率计算法，它也许有助于我们保持那份谦虚向上的精神。中国人习惯了以静制动，以退为

进，所以中国的崛起很有定力。但同时我也认为，我们对于自己的真实实力一定要有个比较准确的把握，既不夸张，也不缩小，从而

给国人和外界一个比较令人信服的介绍。况且采用购买力平价有利于纠正现在统计中的一些偏差，从而避免中国自己的决策失误。比

方说，按照官方汇率的计算，中国的外贸占GDP的比重达60～70%。这个数据显然夸大了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中国外向型经济加大

了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这是事实，但我个人认为不可能达到这个程度。在外贸依存度的统计中，对外贸易额是根据官方汇率和美元计

算的，而中国的GDP是根据人民币计算的，这样一来，外贸的比例自然被放大了许多。


采用购买力平价也有利于防止外国势力误判中国，有利于避免地缘政治危机。安格斯·麦迪森就谈过末代香港总督彭定康当年误判了

中国的实力，这可能导致了他后来与中国在香港政治改革问题上的冲突。彭定康1997年曾在《经济学人》杂志上撰文，称“英国的

GDP几乎是中国的两倍，中国的GDP大致等于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的合计”，而根据麦迪森用购买力平价法的计算，当时英国的GDP

大约为中国的三分之一。中国的GDP是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总和的6.5倍。

我个人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采用更为实事求是的购买力平价法将是国际统计界的大势所趋。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有勇气超越西

方的主流指标体系，超越西方指标体系影响下产生的许多国际机构的各种指数。我们要真正地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独立地开发更为客

观准确的指标体系，并从标准上来影响世界范围内的国际比较。就像我在前面提到的，如果要衡量中国人的财富，融入两个因素，现

在的许多评估和排名都会发生重大变化：一是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二是房产。中国人房产一般占家庭净资产的60%左右，任何一种涉

及生活水平的国际比较，如果不能反映这个事实，就无法反映中国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如果我们比较瑞士和上海，瑞士的住房自有率

才36%，上海为75%，相当多市民拥有的房产还不止一套。尽管瑞士名义GDP比上海高5倍，但吃饭和理发比上海贵10倍，住房自有率只

有上海的一半，所以许多上海市民拥有的财富和生活水平明显高于瑞士的平均水平。

还有一项硬指标，那就是人均预期寿命，中国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人均预期寿命都达到了80岁，超过纽约。根据我的观察，人均预

期寿命达到80岁的，一定是发达国家水准，全世界没有例外。所以我们要努力建立一套实事求是的指标体系，更为准确地反映中国和

世界的实际状况，这将是中国软实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可以大有作为。

如果说GDP更多地反映了量的变化，那么我们还要注意到中国出现的许多质的变化。韩国《中央日报》2010年2月8日发表了一篇题为

“中国的华为现象”，对中国发展从量变到质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去年年底，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传出一条让西方IT行业震惊的消息。中国通讯设备公司华为获得瑞典的第四代通讯网建设项目。

以拥有世界最高通信技术水平自居的爱立信公司便位于瑞典。在发达国家市场，中国公司击败全球技术水平第一的公司？业界自然会

对此感到惊讶。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值得惊讶的事情。华为具备了不逊于竞争对手的技术水平，这一切才成为可能。中国还由此产生“

华为现象”一词。不仅仅是IT，电动汽车业的比亚迪、去年在纽约上市的中国脐带血库企业集团、太阳能产业的领头羊无锡尚德等正

成长为世界级技术企业。去年开通的武广高速铁路中也出现“华为现象”。武广高铁平均时速达350公里，超过德、日、法等发达国

家。透过高铁，我们似乎看到中国的技术开发速度。“不过十年时间，怎么能”业界既感叹又称赞。


中国的超级跃升是有秘诀的。中国并不是单纯地追赶发达国家的技术，而是一下跨过技术开发过程的三四个阶段，一跃达到发达国家

的水平，实现飞跃。以市场换技术，再把尖端技术移植到中国企业。专家认为，中国在汽车、造船、钢铁、航空等大型产业实现了飞

跃。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根本原因是国家领导力。过去十多年，研发投资年增长率达20%左右。此外政府还直接参与海外优秀人才的引

进工作。企业也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正是国家和企业共同努力进行技术研发，才制造出“瑞典冲击”。在中国各个行业，都活跃着一

个又一个“华为”。尽管如此，韩国对中国的认识仍停留在“假冒伪劣国家”。只有改变对中国的认识，才能懂得真实的中国。

应该说这种量和质的共同进步才是中国震撼世界的力量所在。

五、迈向第一
　　安格斯·麦迪森采用购买力平价法对世界经济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跨长度的比较研究，并得出了不少令人回味的结论。

他认为早在1992年中国经济规模就已超过日本；到2009年又超过了西欧12个老牌发达国家的总和（英国、瑞士、瑞典、挪威、芬兰、

意大利、德国、法国、荷兰、丹麦、比利时、奥地利）；到2015年将超过美国；到2030年，将是美国的1.13倍。这不禁使人想起了毛

泽东主席在1956年曾经说过的一段话：
  　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

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

样，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安格斯·麦迪森的这个评估正好验证了毛泽东主席当年的预测。


美国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2010年报告也预测，中国最早会在2020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高盛公司2003年曾预测，

中国GDP会在2041年之前与美国相当。然而，五年后的2008年，高盛公司又作了类似的预测，但把时间表提前到了2027年。对中国超

越美国预测最乐观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他于2010年在美国《外交政策》上

撰文预测：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到2040年，中国GDP将达123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40%，为全球第一，远超只占14%的美国

。福格尔预测届时中国人均收入将达8.5万美元，为欧盟的两倍多，也超过日本，但仍不及美国。福格尔说，“这是二三十年后的前

景，但它正以超过我们想像的速度来临。”为什么福格尔作出如此乐观的预测呢？他的理由是做预测不仅要考虑量变，还要考虑质变

。他认为中国现在进入了大规模城市化的进程：“每个工业劳动者的生产率是农业劳动者的5倍，这意味着从农村每转移出一个劳动

力，就会创造出5倍的生产率。”现在还难以判断福格尔的预测是否靠得住，但他在1999年曾预测到2015年时，中国汽车的年产量将

达到1000万辆，比当时所有经济学家都乐观，尽管1998年中国汽车的年产量才50万辆。但后来的发展证明，中国到了2009年已经成为

世界汽车产销第一大国，当年销售了1350万辆汽车。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2010年8月也预计到2015年，美国GDP将占全球的18.3%，而中国将占16.9%。

瑞银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认为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16年,最迟在2018年超过美国。她的计算中预设了中美双方大致保持现在的增长率，

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每年升值5%，那么中国GDP将在2016年超过美国，并在2021年超过美国一倍多。中国经济学家王建也指出：中国

的工业净产值在2009年第一次超过了美国，中国的工业增加值也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从历史上看，美国工业规模在1892年超过

英国之后的二十年，美国便实现了对英国的全面超越。他预言中国股市在2020年将是美国的4倍。即使按照官方汇率，多数西方学者

今天也认为中国经济大概在2030年左右可以超越美国。



由此看来，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主流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少则十年、多则二十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安格斯·麦迪森还

认为，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如果还是不用购买力平价法的话，就显得很不专业。我自己亦认为：过去承认中国落后是实事求是，今天承

认中国的巨大进步也是实事求是。其实，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中国已经登上了，或者退一步说，已经被推上了世界“老二”的位

子。风物长宜放眼量，以后我们还可能被推上“老大”的位置，我们当然应该继续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不要因为外国人的乐观预测

而得意忘形，不要因为我们自己的迅速发展而忘乎所以。我们面临的挑战还很多，很尖锐，但我们也应该做一些未雨绸缪的长线思考

。如果中国经济总量超过了美国，那时候中国应该怎样在世界上行事，应该如何影响世界未来的发展，特别是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

演变。与其老在那里谦虚推让，还不如早早做好软、硬实力上的准备。我们需要新的大国意识。大国需要大智慧、大战略、大担当；

需要自己的话语权；需要理性从容的国民心态；需要拒绝沙文主义；需要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二章、中国的1+1大于2

　　一、“准发达国家”板块
2009年，全国都在谈论房价上涨，但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型城市房价涨幅为1.5%，结果引来无数媒体和网民的炮轰。

“1.5%这个数字和大家实际感受的差距太大。”连统计局前局长也承认这一点。后来又出来一个国土部的统计数字，2009年中国房价

上涨了25.1%，这个增幅似乎比较靠谱，但这个统计称中国城镇住宅均价为每平方米4474元。这个均价给人的感觉似乎也不太靠谱。

问题出在哪里？统计方法自然有改进的余地，但我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统计的是全国城镇的房价，而2009年房价高涨主要集中在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海南等地，中小城市涨幅相对较小。既然统计的是全国的平均数，那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海南等

地的涨幅就被拉平了，使人不容易从全国均价中找到感觉。这也说明中国发达地区的问题已经更容易成为影响中国全局的问题，所以

才有国务院出台的一个接一个房价调控措施。


中国的面积大，人口多，情况复杂，用全国平均数统计往往就面临这种尴尬。这很像天气预报，如果你预报的是新加坡的天气，你说

新加坡今天平均气温是32摄氏度，谁都相信，因为新加坡从东到西最远才42公里，从南到北最远才23公里，全国面积为692.7平方公

里，大约为北京市面积的二十五分之一。但如果你预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的平均气温为32摄氏度，那恐怕只有气象统计学上的意义

了，对于生活在中国不同地方的居民几乎毫无意义，因为我们国家横跨了从温带到热带的广袤大地，气候类型多种多样。同一季节，

北国还是冰雪严寒，南国早已是鸟语花香了。从南到北，中国不同地方的冬季的温差可达40摄氏度以上。


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人口规模超过美国、加拿大、欧洲、澳大利亚、日本、俄罗斯之和，这是漫长历史中“百国

之和”的结果。正因如此，当我们用“中国人均GDP”来研究中国国情时，就会遇到用“中国平均气温”研究中国气候一样的尴尬。

在中国做天气预报，我们一定要有区域的概念，要对不同的区域进行预报，否则绝大多数国人很难找到感觉。就像讨论房价时，一个

人可以振振有词地说：中国城市的房价还算贵？不就是每平方米4000多元么。你说他对还是错？对于中国国情的判断也类似，中国国

家太大，我们需要有“板块概念”和“板块关系概念”，才可能较为准确地把握中国的真实国情，才能使中国人和外国人找到较为准

确的感觉。


2009年4月，新浪等网站上曾流传一则热帖“英国大学生在上海”。文章道出了普通英国大学生访问中国发达板块的观感：

　　来自英国35所大学的200多名大学生在上海逗留两周，体验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他们一到浦东国际机场，就发现这里比伦敦希

思罗机场更大、更漂亮、更现代化。和伦敦希思罗机场相比，浦东机场简直是豪华的。他们到了南京路步行街，才发现这里步行街的

规模是英国最繁华的伦敦牛津街的十多倍，琳琅满目的商品和多彩的时尚让他们震惊在英国的教科书上，中国是个没有电力、没有楼

房的破烂国家。
　　一些寄宿中国家庭的英国学生对中国人家里的电器设施感到羡慕，一些则惊讶于英超联赛在中国的深入人心的免费电视转播；他

们看到一户中国家庭的电视机竟然可以收看120个频道，因为在英国，大部分家庭能收到的电视频道只有67个，晚上几乎无事可做，

“这大概是英国人特别喜欢泡酒吧的原因。”一个学生不无幽默地说。还有的学生对卡拉ok表示出浓厚的兴趣；有的学生还对中国人

天天饮食都如此丰富表示了“由衷地仰慕”。


在浦东世纪公园、在虹桥枢纽工地、在新天地和城隍庙、在世博会的工地上，宏伟的公共建筑、高耸繁华的商业大厦、宽广壮阔的市

政建设场面，都是这些英国孩子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在登临环球金融贸易大厦和参观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时候，随行的中方陪同人员看

见他们的脚在颤抖，同学之间相对无言。上海地铁的干净、快捷，相比长期“trackwork”的伦敦地铁几乎是两个时代的作品；上海

创意产业的高速发展、张江科学城的宏伟气势和林林总总的现代社区，更是在每次大巴集合时，让一些大学生不愿意挪脚，总想再看

看，再拍几张照片。很多时候，在晚饭的桌前，中国陪同人员都会听到青年们脱口而出的共鸣：中国才是真正的发达国家。


我走访过世界上除冰岛以外的所有发达国家，英国也去过多次，可以理解英国学生受到的震动，一是中国发达地区发展非常之快，可

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确实在许多方面都走到了发达国家前面；二是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往往过于片面，造成了西方普通民众对中

国的诸多偏见和误解。记得有一次我乘飞机从柏林飞往北京，坐我边上的是两位自费到中国旅行的德国老妇人，她们一路不停地问我

北京机场下来能不能换外汇，机场有没有出租车，旅馆是否容易找，但当飞机抵达北京首都机场新候机楼的一瞬间，她们脸上的表情

只能用“震惊”两字来形容。如此富丽堂皇的现代化机场，我想她们一辈子都没见到过，绝大多数西方人一辈子也没有见过。其实，

柏林现有的机场仍相当落后，甚至比不上中国多数省会的机场。柏林已斥资34亿美元要建造一个新机场，从十四年前就开始建设了，

至今尚未建成,各种常年不断的官司和政府财政赤字影响了工程的进度。持平地说，通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很多地方与发达国

家的差距迅速缩小。西方国家长久以来故步自封得厉害，总以为自己代表了世界的最好水平，历史到了西方的水平就终结了。而事实

上，崛起的中国不仅在追赶西方，而且在追赶的过程中，正在重新界定着现代化的涵义。

中国大中型城市几乎都在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中国人拥抱现代化事业的热情和势头，都是绝大多数西方人从未见过的，也是人类历

史上从未有过的。摩天大楼、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超级商厦、城市地铁、电动汽车等，过去都是西方的专利，而今天西方突然发现

中国在所有这些领域中几乎全面领先，而且中国人往往做得更快、更多、更好、更新、更时尚、更低碳。难怪当新闻报道了武汉到广

州的高速列车2009年12月26日开通后，英国《每日邮报》很快就用了共有17个英文单词的超长标题和5张巨幅照片进行报道，对这趟

世界上最快的高速列车仅用4年就建成表示惊叹。文章刊登后，英国网民迅速跟帖表达了他们的“不可思议”之感。一位网民说：“

请把中国工程师请到苏格兰爱丁堡来吧。一条12英里的铁路，最高时速仅70公里，已经拖了3年了，要到2011年才能完工。”另一位

美国的网民说：“跟我们的纽约世贸中心遗址形成了鲜明对比，八年过去了，现在还是个大土坑。”另一个人说：“看看我们波士顿

的工程项目，由于贪婪的工会吸血鬼，预算超支350%，还得延期二十年以上才能完成。”还有一个网民写道：“瞧瞧，一个国家专心

办事情，那会发生什么？中国，干得不错。”


当然，光看鲜亮的城市是不够的。我们的城乡差距还是很大，城市内部也有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我们的城乡差距大于所有的发达国家

。要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一个13亿人口的超大型国家内，解决城乡差距，将是一个长期的挑战。但是换一个角度思考一下

，这何尝不是中国的潜力和机遇所在呢？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过去三十年的中国是世界上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国家。我估计今后三十年

，世界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国家还是中国，不断缩小中国的城乡差距意味着今后三十年内，中国还将是世界上发展机遇最多的国家。


中国城乡差别固然大，但从全球范围看，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在过去三十年中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只是规模不如城市。我们一些人由

于不满国内的城乡差距，称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这显然夸张了，他们一定没有去过非洲，可能欧洲也走得不多。欧

洲远没有中国发达板块所展示出的那种活力，不少地方，如法国的马赛，意大利的罗马、那不勒斯、热那亚等城市给人感觉暮气沉沉

，基础设施严重老化，已明显落后于中国的一线城市，而非洲的绝大部分城市还达不到中国农村的平均水平：非洲人均寿命才50岁左

右，中国农村人均寿命为70岁左右。中国农村彩电都开始普及了，大多数人住的是砖房，甚至是楼房，而非洲城市中一半以上的人住

的是贫民窟，没有电力供应，而农村居民则大都住茅草房，往往连窗都没有。按照联合国的最新统计，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89%的

农村人口没有电力，也就是说农村的10人中9个人用不上电。发展中国家平均41%的农村人口没有电，我们现在相对较落后的西藏自治

区的电力覆盖率也已超过70%，超过了印度的整体水平。我从电视画面上注意到甘肃舟曲被泥石流冲垮的公寓楼上均装有空调，这显

然超过了印度孟买的水平。我们村村通公路的工程都快完成了，这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不可思议的。看中国农村，我们还要考虑

到中国农村土地的潜在价值。例如，不久前开始的重庆农村土地流转试验中，重庆远郊的宅基地挂牌拍卖，1亩地拍得10万元，而中

国发达板块的农村地价早已是这个价值的无数倍了。我想随着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入，农村土地资产的适当盘活可以为广大农

民创造巨大的财富，为新农村建设带来大量的资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土地制度为实现这种前景奠定了基础。这也是采用西方土地

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所不可能做到的。当然，要把中国农村真正建设到今天发达国家农村的水平，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大概需要等

到中国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之后才能达到。

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这对读懂中国是个巨大的挑战。我个人以为，为了避免类似“中国平均气温”的尴尬，我们需要细读中国

，至少可以把中国分成两大板块来理解和把握（如必要的话还可以细分），我们除了要看到两个板块各自的特点，还要看到两个板块

之间的关系，这样我们就可以较为准确地把握今天的中国，并给国人和世界一个更为信服的解释。以我之见，中国的两大板块，一个

是“准发达国家”板块（或“发达板块”），另一个是“新兴经济体”板块（或“新兴板块”），这两大板块之间实现了高度互补的

良性互动，这也是中国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并将继续推动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不断发展。当然我这里只是提出概念，详细论证还需更

多的社会科学家共同参与才能完成。


我说的中国“准发达国家”板块，包括整个沿海发达地区，特别是长三角都市圈、珠三角都市圈和京津唐都市圈，辽东半岛和胶东半

岛的城市群，也包括一些内地城市。估计这个板块的人口至少3亿。这个板块已经成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领头羊。我之所以称这

个板块为“准发达国家”板块，是因为它已经具备了发达经济体的主要特征，如人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5～80岁；北京和上海的人均预

期寿命高于纽约；基础设施水平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商业繁华程度和生活方便程度也超过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人均GDP，如

果按照购买力平价，已经达到1.5万到2.5万美元左右；人均教育水平也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整体科技实力强于一般发达国家

；住房自有率超过了发达国家，居民的住房平均面积和质量均超过日本和中国香港的水平（这也是中国GDP超越日本的意义之一）；

如果实地观察，你可以感到这个板块内城市的总体水平已不低于南欧发达国家，如希腊、葡萄牙、意大利的多数城镇等。这个板块内

大城市的总体水平超过发达国家的许多都市，如罗马、雅典、里斯本、马赛、热那亚、那不勒斯等。我之所以还保留了“准”字，是

因为这个板块的某些方面尚未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准，比方说环境指标、公民文化素质等。所以我们还是要谦虚谨慎，认真努力，

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争取后来居上。


据安格斯·麦迪森2009年3月的计算，中美之间的经济差距已经从1978年的4.4倍缩小到了2006年的1.17倍。考虑到中国的城乡差别大

于美国，那么中国发达地区的城市群与美国纽约的差距应该大大小于1.17倍。所以今天很多中国人从中国的一线城市抵达纽约时，确

实会有弗里德曼前面叙述的那种“究竟谁是第三世界”的感觉。我自己去纽约也有这种感觉。至于纽约的人均GDP高于北京、上海5倍

的结论，我想除了统计方法有问题外，也与多数人实地访问感受相差甚远，我对这种结论是敬而远之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2月28日发布的《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2008～2009）》也可大致印证中国“准发达国家”板块

的实力：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等省的GDP已超过了G20部分国家。2008年，广东省的经济总量已超过沙特阿拉伯、阿根廷和南非，

在G20各国中可排到第16位。上海、北京已处于后工业化阶段，天津、广东已处于工业化后期后半阶段，浙江、江苏、山东已处于工

业化后期前半阶段。从人均GDP来看，上海、北京和天津三个直辖市也超过了G20的部分国家，其中上海可排在第12位。长三角的经济

规模也超过了韩国和印度，而这些评估采用的都是官方汇率，如果改为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话，这个排名还会提高很多。


二、中国的中产阶层有多大？

　　中国这么一个巨大的发达板块也意味着中国已经具有一个相当庞大的中产阶级。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已经

进入了中产阶层成长的黄金期，中产阶层估计已达到全国人口的23%，也就是3亿左右，而且中产阶层正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扩大

。一般认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40%应该属于中产。中产阶层如何定义很有争议，全世界都没有统一的标准。我对印度自称有3亿中产

阶层一直比较好奇，因为我多次访问印度的直觉告诉我印度的中产阶级的人数不会超过中国的三分之一。后来我请教了一位资深的印

度经济学家，印度这个中产阶级人数是怎么算出来的，他说那是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马丁·拉瓦雷（Martin Ravallion）的一个研

究计算出来的。我就去查了马丁·拉瓦雷的研究，发现他用了一个非常宽泛的标准，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日均收入为2美元至13美元

〔年均收入为730～4745美元〕的人，都算中产阶级，他认为一旦超过2美元，一个人就算脱贫了，用这个标准可以更好地衡量新兴经

济体国民走向富裕的情况。我又查了他用这个标准对中国和印度作的比较：按照2005年的标准，处于这个收入段的中国人为8亿，印

度人为2.64亿。这个标准显然低了一些，说中国有8亿中产阶级，大多数中国人是不信的，但马丁·拉瓦雷的研究证明了我的判断，

印度中产阶级的规模比中国小得多（见英国《经济学人》


2009年2月12日关于新兴经济体中产阶级情况的研究报告）。
2010年亚洲银行发布了一份名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2010年关键指标》的报告，称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为8.17亿。它采用的指标和马

丁·拉瓦雷差异不大，即每天消费2～20美元〔年消费730～7300美元〕的人群。亚行把这部分中产阶级又划分为“底层”、“中层”

和“高层”三类。报告认为中国有3.03亿属于底层中产阶级，另外5亿属于中、高层的中产阶级。中国人对自己的要求总是比较高，

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目前还是少数。在印度，你入住任何一个饭店，帮你搬行李的服务生，他可能住在贫民窟，会说几句英语，

就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但你到北京和上海的星巴克，问在那里喝咖啡的小白领，你算不算中产阶级？他说，我算什么中产阶级，我

只有一套房子。

其实，即使对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公民来说，一生奋斗下来的最大的物质财富也就是一套产权房。所以结合中国的情况，仅考虑经济因

素的话，我比较倾向于把拥有一套房产和一份比较稳定的收入作为中产阶层的一个大致标准。这个标准不低，而且也不是专门为发展

中国家定做的，因为仅从房子自有率来看，法国为55%，日本为60%，美国为60%，大致反映了这些国家中产阶级的规模（瑞士为36%，

但瑞士属于一个特殊类型）。中产阶层也包括所谓“房奴”，因为西方在55岁前付清房贷的也是少数，大部分人相当长时间内都是“

房奴”，欧洲人一般认为能拿到银行房贷本身就是银行对你中产地位的一种确认。


中国居民的住房自有率已经超过上述国家。这无疑是中国过去六十年发展，特别是近三十多年来高速发展的结果。如果这样进行评估

的话，我估计中国中产阶层人数早就超过了日本的总人口（1.3亿），其规模可能在四个法国的人口（2.6亿）与美国的人口（3亿）

之间，也可能略微超过美国总人口。哈佛大学东亚经济研究所主任德怀特·帕金斯（Dwight Perkins）认为中国中产阶层规模成长的

速度正在加快，到2020年有望达到7亿人。他使用的是年收入1.18～1.77万美元的经济标准（约8～12万人民币之间）。


一些消费数据也有助于我们判断中国中产阶层的大致规模：早在2003年，中国出境游达到2020万人次，首次超过了日本。中国游客

2009年在法国的平均购物消费超过了日本游客；2009年，中国成了世界轿车产销第一大国，表明一个上亿人的巨大汽车消费群正在形

成。到2009年底，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已经超过了美国，为世界第二，约占世界的25%。越来越多的西方品牌公司不再使用代理商，转

向直销中国市场，因为中国市场的表现在今天的世界上可谓一枝独秀。瑞士手表出口中国大陆已从2000年占瑞士手表出口总额的0.2%

跃升到了2009年的5.3%，超过日本，尽管中国对名牌手表征收很高的关税。如果把中国大陆和香港算在一起的话，那么两地2009年从

瑞士进口的手表接近瑞士当年手表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而香港进口手表的主要购买者是大陆游客。如果我们搁置关于名牌消费是好

是坏的价值争论，只进行事实分析，那么这些信息可以表明中国的消费能力已经不是如一些人所称的仅限于少数巨富，而是一个庞大

的中产阶层消费群体已经形成。


我们甚至可以与美国作个比较。我前面提到的中美家庭净资产比较就很能说明问题，因为家庭净资产远比人均GDP更加能体现出老百

姓的真实家底。如前所述，美国去年的中位家庭净资产大约在8.4万美元与9.3万美元之间，也就是56万人民币与62万人民币之间。我

估计中国大概有上亿的家庭净资产已达到或超过这个水平。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房产的升值，其中不排除有泡沫的成分

，毕竟当年日本房产泡沫的时候，日本人的资产也一下子超过了美国人。不过我们也要考虑到人民币币值可能被低估以及美国家庭平

均人口多于中国等情况。

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关于中国城镇家庭净财富的一个调查大致可以印证我的判断。该中心2008年的调研（抽样样本定位在15个

城市，收集了约2100个样本数据）发现我国2008年城镇家庭净财富平均为60.7万元。在我国家庭资产构成中，房产是最主要的资产，

占比62.72%，而现金、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占比超过15%（见2009年9月27日“中国消费金融与投资教育调研报告发布”，搜狐理财频

道）。这个调查虽然不是家庭中位净资产评估，但足以说明我们城镇居民的家底不薄。而且这还是2008年的调查，2008年之后，中国

城镇家庭净财富还在增加。无疑，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中国人财富增长的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仅此一点，中国模式就值得充分肯定

。许多定居美国的华人今天也坦承，如果过去十年没有在祖国购买房产的话，今天想要衣锦还乡都不容易了。这些年中国进步得快，

美国退步得也快，一进一退，中国的发达板块与美国差距就大大缩小了。


这里还要说明一点，美国的家庭净资产似乎并不是很大，但美国人的消费能力却长期保持世界第一，这是由多种原因形成的。首先是

中位统计把美国的富豪群体给略掉了。还是以2004年为例，这一年美国有750万个家庭的净资产超过100万美元。他们构成了一个巨大

的高消费群体。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人借贷消费的习惯。特别是过去这二十年，美国借贷消费的习惯被推到了极端：今日花明日

的钱，自己花别人的钱才算本事。中国人赚100块花70块，叫大手大脚，赚100块花100块，叫败家子。美国人赚100块花100块是不正

常，赚100块花300、500块才算好汉。如能及时行乐，见上帝时留下一屁股债，那就是英雄了。美国国家行为也是中国人说的“寅吃

卯粮”。整个美国经济都是以超前贷款消费来刺激发展的。长达二十年的超规模信贷消费自然造就了一个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不过

这种做法也是导致这次金融海啸的主要原因。但美国似乎还是有办法，因为世界经济和金融目前还主要是以美元为交换手段，美国仍

然可以靠印钞票、发行国债来实现某种平衡。美国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实力来压制别国货币升值以平衡自己的亏损，如当年逼日元升值

那样。


中国已经悟出了问题的要害，正在逐渐把人民币与一揽子货币挂起钩来，并力争使人民币较快地国际化，最终强势出牌。但美国是不

会轻易接受人民币国际化对它带来的挑战的。一个欧元已经给它带来了太多的麻烦，再来一个人民币也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它会感到

吃不消，对此我们要心中有数。我们一定要防止美国诱发的金融危机。这种危机一旦发生，中国经济将受重创，甚至倒退数十年并引

发政治动荡。但换一个角度看，美国的做法对我们也有启示。我们不应该像美国人那样过度地依赖信贷消费，但我们也要考虑如何盘

活中国家庭的资产，适度地扩大信贷消费，从而释放百姓的消费能力。在美国没有贷款记录的人一般被认为是没有信用的人。在瑞士

房贷还清的人要被征高额的财富税，因为你被看作是富人。中国不必照搬西方的做法，但适度扩大信贷消费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方

向。这对于我们经济结构的调整很重要，对于我们把经济从过度依赖出口转为以内需驱动为主也很重要。



三、“新兴经济体”板块
　　除了上述巨大的“准发达国家”板块外，中国还有另一板块，即一个超大型“新兴经济体”板块。“新兴经济体”概念在国际上

一般是指蓬勃发展的后发国家和地区，以区别于大多数停滞不前的后发国家。我用这个概念是因为只有这个概念才能概括中国后发地

区的特点。这个板块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如果说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特征是赤贫多、文盲多、疾病多、经济毫无活力、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话，那么中国的这个板块

，通过过去数十年的努力，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水平了。
　　这个板块的特点是：赤贫已基本消除，初中教育基本普及，主要传染性疾病已被控制住，温饱问题已经解决。这个板块的人民勤

劳智慧，虽总体上不算富裕，但绝大部分的人有房有地。如果把这些资产算进去，他们的净资产大大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第二，这个板块本身充满了活力。中国中西部地区近年来的发展势头十分引人注目，经济增长速度普遍高于中国的发达板块。以

2009年为例，内蒙古、重庆、四川、湖南、陕西、湖北、安徽等13个省市的全年GDP增长均超过10%。其中内蒙古以17%的增长率高居

全国GDP增速的榜首，而且是连续七年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安徽省的总产值也超过了1万亿元，成为中国第14个迈入GDP“万亿元俱

乐部”行列的省份。2009年中国西交会在成都举行，会上达成的投资和贸易协议总额超过了过去十年的总和。这些现象都在传达着一

个信息：中国中西部大发展的势头已经来临。
　　第三，这个板块有自己的优势，特别是自然资源优势和人力资源优势。它向中国的发达地区输送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

同时也接受发达板块在人才、技术和市场等方面的辐射。正因为这种良性互动的关系，这个板块本身也开始成为越来越大的消费市场

。这个板块除了与沿海地区的良性互动外，也大力吸引外资，推动经济的高速发展。
　　第四，中国两大板块良性互动的格局已经形成。随着中国发达板块不断地进入以产业升级为主要特征的经济结构调整，越来越多

的产业成规模地转向新兴板块。最近，国家又把一系列中西部区域发展规划上升为整个国家的战略，这些地区已经迎来了加快工业化

和城镇化的历史机遇。
　　第五，这个板块内部也形成了自己的增长极。虽然整体上，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条件不如东部地区，但中西部也有不少发展条件相

对较好的地区，形成了独特的经济圈和城市群效应，这些经济圈在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农产品深加工等方面都有自己的优势

。它们在开发内需市场、推动城乡统筹发展方面甚至走在了沿海地区的前面。中国内地惟一的直辖市重庆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010年3月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曾这样叙述重庆的发展：
　　重庆的目标是争取在2020年建设成为中国西部的经济中心城市，以及中国西部开发的领头羊、增长极。重庆是中国大城市、大农

村并存的地区，将争取用10年时间把重庆建设成为城乡统筹的直辖市。近些年在西部开发政策的推动下，以及去年中国应对金融危机

的政策支持下，重庆发展迅速，2009年经济增长14.9%，位居全国第三位。2010年的情况可能会更好，预计将达到16%。重庆尽管地处

内陆，但一直注重与国际接轨，加快开放的步骤。在利用外资方面，2007年只有10亿美元，2008、2009两年取得了翻两番的成绩，到

去年全市实际利用外资达到了40亿美元。今年预计利用外资将达到60亿美元。


黄奇帆还谈到：
　　重庆51%的常住人口是城镇人口，49%是农村人口。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城镇人口将增加到70%。重庆在城市化和工业化

中有几条措施。其中，城市是按照城市群的模式发展的，重庆主城未来将是1000平方公里、10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在它周围有30个

中等城市，将积聚起600万到700万的人口，另外还有100多个中心镇。未来重庆的城市将是“一个特大城市+30个中等城市+100多个小

城市”组成的城市群。为了推动这个城市群发展，重庆推进了“五个重庆”建设，让这个城市群处在森林中，是畅通的、宜居的、平

安的、健康的。另外，通过城乡统筹发展，对农村地区主要进行四个方面的改善。第一，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包括道路、通信、能

源等，让农民在农村享受的基础设施水平能与城市一体化。第二，改善农村的教育、卫生、文化等设施，让农民在农村享受像城市一

样比较好的教育、医疗和文化设施。第三，让农村的农民像城里人一样，有养老、医疗等保险，有社会保障。第四，在农民大量进城

过程中产生的农民工，他们有工作之后就定居在城市，不再返回农村，使其成为城市居民。
　　此外，覆盖全国的高速公路网已经形成，高速铁路网正在迅速形成，这也大大推动了中国这两大板块的良性互动。中国已经是世

界上最大的人力流动和物资流动的国家。在中国这个“文明型国家”的范围内，过去那种“自成一体”的产业分工格局已被打破，地

区间产业分工趋向合理。全国范围内的产业链整合迅速推进，高效统一的全国大市场正在形成之中。随着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加速和

中国这两个板块的互利互动，中国的区域发展会逐步变得更加平衡，地区差别也会逐步缩小，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的发达板块会不断

壮大，新兴板块会逐步缩小，直至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


四、为什么中国的1+1大于2？
　　中国人自己看中国也好，外国人看中国也好，都有个“盲人摸象”的问题，因为中国太大了。如果你无法摸到大象的全身，只能

摸到一部分，就容易把大象说成了一根绳子、一根柱子、一堵墙、一把扇子，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我们常用的GDP的总量非常大，

但人均GDP仍然很低的说法，也无法把问题说清楚，因为它还是没有解决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所以不容易使人找到感觉。究竟如何才

能比较准确地把握中国的真实发展水平并预测中国的未来，我倾向于采用“板块概念”和“板块关系概念”来分析。


我想这首先是为了理顺量和质的关系。如果只是泛泛谈中国经济总量比较大或者中国人均收入比较低，那我们讨论的还只是一个量的

概念，而不是质的区别，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异不只是一个量的差别，而更是质的差别，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差别，

是现代国家和非现代国家的差别。
　　今天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大型的“准发达国家”板块和一个超大型的“新兴经济体”板块。如果说前者的主要特点是现代经济、

现代管理、现代研发、现代服务业，那么后者的主要特点就是巨大的规模效应和成本效应，两者的结合某种意义上就是质和量的结合

。这种结合便产生了1+1大于2的中国效应。正是这种结合使得中国崛起得如此之快。根据学者胡鞍钢的计算，互联网用户，1993年美

国大约是中国的3000倍，2008年中国已经是美国的1.2倍了。手机用户，1987年中国和美国的差距达到了1760倍，但现在美国的用户

只相当于中国的40%。宽带发展，2000年美国是中国的300倍，但到了2008年中国就超过了美国。我们本来以为2020年中国才可能成为

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结果在2009年就做到了。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之所以成为全世界的热门话题，不是中国人自己想谈这个话题，

中国人不想谈，我们想低调做人，想韬光养晦，而是外部世界不断地感受到来自中国1+1大于2的冲击波，他们不得不对中国刮目相看

。


第二，“板块”的概念有利于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真实状况。前面我已经提到了“中国平均气温”思维方式对国人、对外界带来的困惑

和尴尬。说中国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今天已很难说服人。凡是了解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情况的人都很难接受。我们在许多方面，

包括农村大部分地区，都比他们做得好。同样，如果光说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又会使人忽视中国还有不发达的一面。所以当你

把中国两个板块及其互动关系说清楚时，人家对中国的真实发展水平和前景就比较清楚了。瑞士一些钟表企业受了“中国平均气温”

思维的影响，认为中国还是一个穷国，所以不看好中国市场的消费能力，他们坚持把销售重点继续放在美国和日本市场（如TAG

Heuer 探戈 豪雅），结果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两年的销售额大幅下降，而那些有板块意识的公司（如OMEGA），早就立足于开发

中国市场，因为他们认识到中国内部光是发达板块的实际消费能力就可能超过了日本，甚至可能超过美国。这些公司在中国市场的销

售额近年直线上升。可以说，中国的发达板块在2009年拯救了瑞士的钟表业。
　　对中国人自己也一样，“板块”的概念是为了更加客观地评估自己，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和发展自己。我们不能老是用“中国还

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作为借口，来原谅自己的不足。像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其多数的参照系就应该是纽约、伦敦、巴黎、东

京，就是要扎扎实实地争取在越来越多的方面超越西方大都市。我们发达板块的参照标准应该是发达国家的水平，这能激励我们更好

地学习和创新，最终做得比发达国家更好。同样我们的“新兴经济体”板块，也应该找到自己的参照系，汲取别人的经验教训，不断

地取得新的进步，达到新的高度。

第三，两个板块的概念可以使我们对中国的认识从“静态”转入“动态”。中国经济不是一批数字的堆积，更不是数字游戏，而是两

个板块之间的大规模互动。中国的1+1，不是欧洲+非洲。欧洲与非洲的关系或多或少是一种后殖民关系。欧洲的富裕在某种程度上是

建立在非洲贫困落后的基础之上的。换言之，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使得非洲很难发展起来。比方说，欧洲巨额的农业补贴

使整个非洲无法发挥自己在农业方面的比较优势。而在中国内部，我们的1+1两个板块是同文同种，血脉相连，血浓于水，上面还有

一个比较中性的、高效的中央政府在全面规划和大力推动1+1的良性互动，所以中国这两个板块的关系是互相提携、共同发展的关系

，这将使得中国经济和社会充满了活力。

第四，1+1也体现出中国发展模式的战略考量。这也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当年邓小平为什么那么迫切地希望中国条件好的地方率

先发展起来。在这个西方强国虎视眈眈的世界上，如果没有自己的发达板块，中国就会处处被动挨打，其经济也可能被西方发达国家

及其跨国公司完全打垮，整个国家都可能沦为发达国家的附庸。一旦有什么危机，中国立刻成为最大的牺牲品。亚洲金融危机给泰国

、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带来的悲剧，这次金融海啸给东欧带来的灾难，都说明了这个问题。我们从改革开放之初就确定让一些条件较好

的地方先发展起来。邓小平多次说过，中国内地要有几个香港才好，就是为了尽快地形成我们自己的发达板块。有了这样的板块，才

能带动整个国家的发展，中国才会有竞争力。这样的板块意味着中国形成了自己的“核心产业”、“龙头企业”、“拳头产品”和巨

大的消费群体。

这有点像中国古代“田忌赛马”的故事。田忌的总体实力不如对手，但在孙子的指导下，通过对上、中、下马的重新组合，利用了自

己的某些相对优势，取得了比赛的胜利。中国也是这样，通过尽快地形成自己的发达板块，创造了国际竞争中的局部的非对称优势，

从而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在这个高度竞争的国际环境下，带动了整个国家的进步，走出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越走越宽广

。当弗里德曼感叹美国最发达的城市看上去已经不如北京、上海、大连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承认了我们这种非对称优势给美国和整个

西方带来的震撼。有了这样的一个板块，我们在和发达国家的经济竞争中，胜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我们在航天、造船、机电、高铁

、汽车、建筑、地铁等领域内所形成的巨大国际竞争力与这种空间战略布局是分不开的。


实际上，今天的发达国家也力求形成一种1+1大于2的经济区域安排。欧盟在过去十年中扩大到27个成员国，把东欧相对落后的国家都

拉了进来。如果用人均GDP来计算，东欧进来后欧盟反而穷了，东欧把欧盟的人均GDP拉下来不少。但欧盟把东欧拉进来，为的是增加

竞争力，特别是获得东欧相对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市场规模，形成一种欧洲内部的1+1大于2的局面。美国和加拿大拉上了人口大国墨西

哥来建北美自由贸易区，也出于同一个道理。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就出现了市场饱和、人力成本过高这样的问题，然

后都想通过1+1的方法来解决。当然现在欧盟的1+1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1+1由于种种原因，均未达到他们预期的目标，反而造成很大

的内耗，各方抱怨不少。反观中国，其1+1大于2的局面早已改变了整个国家，并开始影响整个世界。中国能做到这个水平，欧洲和北

美做不到，说到底就是因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内部的整合要比跨文明的整合容易得多。这一点我在下一章里再详述。


谈论“文明型国家”内部问题时，我们也要有一种“板块概念”，这样才容易对我们的问题准确定位。有些人总想用以偏概全的方法

来否定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把局部的问题无限夸大进而否定中国的发展模式。其实，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中国出现的问题即

使比美国多4倍也不足为奇（如果你认为美国是一个正常国家的话）。抓住中国出现的一些问题来否定中国整体的巨大进步是不明智

的。比方说，就我自己实地观察来看，上海的腐败情况低于意大利，上海的城市治理水平高于罗马和纽约，上海、江苏、浙江的治理

水平明显超过希腊，尽管希腊和意大利都算发达国家，纽约也是发达国家的顶尖城市。这些成就很了不起，因为1个上海的规模等于2

个希腊、3个瑞士；1个浙江省等于5个希腊；一个江苏省等于7个希腊、10个比利时，我们整个发达板块等于30来个中等欧洲国家之和

，这么大范围内所取得的任何成绩足以对中国国内其他地区产生示范效应，对整个世界产生震撼效应。换言之，采用板块分析为的是

更准确、更实事求是地把握和认识自己，从而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国家的未来。如果中国发达地区在很多地方可以比发达国家做得好

，那么中国其他地区也可以逐步赶上来，甚至后来居上，做得更好，今天的重庆和内蒙古就展示了这种势头。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特

点就是鼓励各个地方良性竞争，一个地方做得好，其他地方就会感到竞争的压力而跟着学。


最后，1+1大于2产生着可喜的“二八效应”。意大利古典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提出了有名的“二八效应”概念。也

就是说，在任何一组东西中，抓住关键的20％就能产生80%的效果。这也是我们生活中的普遍现象：一个公司20％的客户可以创造80

％的收益；一个企业20％的骨干可以带动80％的员工。这也是中国传统哲学提倡的提纲挈领，纲举目张。中国改革开放，从特区起步

，到推动沿海开放，到浦东大开发，到“中西部大开发战略”，其实都是这个道理。今天中国已经形成了20%的地区创造80%的财富，

并推动整个国家全面进步的可喜局面。如果说，中国“准发达国家”板块带来了中国崛起的“二八效应”，那么我们可以说现在的“

中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在80%的地区内，继续采用“二八效应”，即抓住20%的关键城市群发展来带动整个中西部的全面进步。从重

庆都市群、成都都市群、关中都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等的发展势头来看，这种新的“二八效应”正在不断出现。我想中国未来的大趋

势就是“二八效应”的不断扩大和延伸，直至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全面实现。当然，动态的区域发展也会有负面效应：地区差距可能在

一定的时间内被拉大，但我们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使整个国家，使全体人民都富裕起来，所以我们需要有清醒的历史眼光，我们要了解

世界现代化的历史。世界上，除了少数超小型的国家之外，没有一个中等幅员以上的国家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同步发展。美国是先

发展东部，再扩展到西部；日本是先发展中部，再扩展到全国；法国是大巴黎地区先发展起来，再辐射全国。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可以

发挥财富的集聚功能和辐射效应，带动更多的地区发展起来，这是实现整个国家全面发展的捷径。



我在《中国触动全球》一书中，曾以上海浦东为例，说明在富裕地区和相对落后地区之间建立一种良性互动的机制比什么都重要。浦

东的人均GDP早就超过了1万美元，假设中国贵州省的某个地区人均GDP为100美元。如果机械地看，这个差距太大了，两个地区差100

倍，你要把它缩小，甚至采取劫富济贫的方法，但这是不明智的。这里关键是要看浦东经济的发展与中国其他地方发展的关系。浦东

2006年的财政收入是587亿元，其中51.4%上缴中央，也就是说将近300亿是用于全国的发展的，其中一部分可能就用来帮助贵州省的

这个地区了。如果富裕地区和落后地区是这样一种关系，这就是良性循环，我们不用太担心，只要确保让浦东的钱流到落后地区，帮

助那里的人民致富。我当时曾这样说，“就像在一个家庭里，有一个成员特别能赚钱，他的收入比其他家庭成员高，但他能够把赚到

的钱拿出相当一部分来帮助家里暂时还比较贫困的成员，这就是良性循环，何乐而不为呢？”



中国的“准发达国家”板块，就像是全国的浦东，具有人才汇聚多、资源交汇广、增值效应大、辐射能力强的特点。这些特点对于中

国可以说是来之不易，百年不遇，否定了它，搞平均主义，结果一时痛快，最终只会导致全国的贫困。中国“准发达国家”板块是一

个给全国人民下金鸡蛋的母鸡，如果它上缴的财政收入能够服务全国，如果它能继续对欠发达地区提供各种对口帮助，如果它的综合

辐射能力能服务中国其他地区，那我觉得这个母鸡越肥越好，因为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说到底，地区差别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

越好，要辩证地、动态地去看，关键就是看能不能在比较富的地区和比较穷的地区建立良性互动的机制，如果是良性互动，这种差距

带来的正面效应会比较多。
　　从国际经验来看，人均GDP的区域差距短期内难以缩小，在幅员辽阔的国家更为困难。所以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两个板块之间

的良性互动机制是实现全国现代化的最佳途径。回想起来，邓小平当年反复讲：中国要建设几个香港，上海是我们的王牌，广东要带

头超过四小龙，我们要让一些地方先富起来，再带动其他地方的发展，都是这个道理。令人欣慰的是当年邓小平预见的远景，今天正

在不断地变成中国的现实。


第三章、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他认为1949年之前的中华民国重构了一个现代的上层结构，但这个结构仍然无法与中国的下层结构沟通，他以鲁迅的小说为例说

明上层结构的精英人士与底层结构的农民根本无法沟通，所以国民党时期的中国还是一种“头重脚轻”的政治结构。


一、走向“民族国家”的坎坷
　　中国崛起是什么性质的崛起？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大问题。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崛起就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

它无非是按照西方市场经济理论进行了改革，带来了经济总量的提高、中产阶层人数的增多。随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它将越来越多

地接受西方的各种理念及制度安排，最终被接纳为西方社会的成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崛起代表了一种不同性质国家的崛起，其

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坚持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既学习了别人之长，也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实现了一种对西方模式的超越，也实现了一个

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叠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我持后一种观点。


有些人总认为西方模式代表了人类最高的理想，中国要做的无非是全面“转轨”到西方模式，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各个方面都与西方

接轨，而我则认为一个“文明型国家”这样做的话，只会走向混乱和分裂。过去数十年的发展也证明：如果中国当初没有自己的坚持

，而是亦步亦趋跟随西方的话，中国的命运不会比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好，国家大概也早就解体了。中国是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即

中国模式）而崛起的，今后也会继续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并深刻地影响世界的未来。但这不意味着中国与西方

必然走向冲突和对抗。恰恰相反，中国“文明型国家”的特征决定了中国不是一个寻求对抗的国家，而是一个寻求不同体制和平共处

、互相学习、互利共赢的国家，这对世界是好事。当然，如果有国家硬要把对抗强加给中国，那就另当别论了。


为了更好地理解什么叫作“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个概念。什么是“民族国

家”？“民族国家”指的是一些具有共同特性（如语言、宗教或生活方式等）的人民组成的国家。欧洲是“民族国家”的发源地。“

民族国家”的动力是民族主义，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是欧洲推动国家现代化的最大动力，但民族主义的恶性发展也是欧洲近

代无数战争的主要根源。18-19世纪期间，民族主义在欧洲兴起，“民族国家”也随之兴起。
　　欧洲最早形成的“民族国家”可以说是法国。法国通过皇权统一了税收和军队，形成了超强的国家动员能力，并屡屡击败德国统

一之前的普鲁士（当时德国还是一盘散沙的300多个小国）。当铁血宰相俾斯麦统一了德国，形成“民族国家”后，德国便迅速崛起

，并走向了军事扩张的道路。在亚洲，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也形成了“民族国家”，并在1894-1895年甲午战争中击败尚未形成“民

族国家”的中国。19世纪的时候，虽然中国的GDP总量大于英国和日本，但英国和日本当时都具备了现代“民族国家”的体制，因而

也具备了当时中国还不具备的国家凝聚力和战争动员力。受到这种“民族国家”体制的刺激，中国从20世纪初亦开始了自己“民族国

家”建设的艰难历程。在西方政治话语里，“民族国家”已成了“现代国家”的代名词：“民族国家”就是“现代国家”；“现代国

家”就是“民族国家”。尽管西方的这些概念有其不足之处，但为了叙述方便，我这里还是姑且用之。


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仍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95%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当时的中国农村基本上是宗族社会，一个村子一个姓

，知书达理的乡绅可以独立地处理村里的、家族间的各种事务。中国古代的皇帝表面上权力很大，但实际上“天高皇帝远”，中央政

府治理能力有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少技术手段，中央政府往往较多地依赖道德教化和意识形态来实行统治。当时的中国社会是封

闭的，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社会。中央政府没有西方“民族国家”那种高度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甚至也没有多少自己可以掌控的军队

。到了清朝后期，中国传统国家体制显然已无法应对西方“现代国家”带来的挑战，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的失败都说明

了这一点。
　　西方不少学者早就提出过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他们认为中国“民族国家”尚在形成之中，而“文

明形态的国家”在中国却有数千年的历史。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就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繁衍、维系并发展了自己独特的文明，其相对完整

的国家形态至少可以追溯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期。但西方学者采用“文明国家”这个概念往往是为了强调中国从“文明国家”变成“

民族国家”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他们把中国数千年“文明”形态的国家看作是中国建设现代国家的障碍和包袱，也就是说由于中国“

文明国家”的原因，中国无法形成西方意义上那种具有现代法律、经济、国防、教育、政治的“民族国家”或“现代国家”。美国思

想史家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的名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Confucian Chinaandits Modern Fate）就是持这

种观点。西方主流学者一般认为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程不过是一个不得不从“文明国家”变成“现代国家”的过程，如用中国自己的

政治话语来说，就是一个由“天下”变为“国家”的过程。美国知名政治文化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更是把现代中国描述成“一

个文明佯装成的国家”（“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state”）。
　　中国人建设自己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是悲壮的，是长达百年的不懈努力。从清王朝覆灭到走向共和，从五四运动到军阀混战

，从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和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前仆后继，经历了数千万人的牺牲，终于建立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随后又经历了诸多波澜曲折的变革，终于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确立了自己真正的世界大国的地位，并开始迈向世界第一。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曾以大历史观总结了中国近代史，并从中国社会结构出发分析了中国现代国家的建设，他的观点颇有见地。

他认为从民国时期到1949年之后的历史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整体。中国从宋朝繁荣的商品经济退缩到农村村落经济后，中国传统的农业

社会结构无法应对西方现代国家的挑战。随着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中国也开始了自己现代国家的建设过程。他认为1949年之前的中

华民国重构了一个现代的上层结构，但这个结构仍然无法与中国的下层结构沟通，他以鲁迅的小说为例说明上层结构的精英人士与底

层结构的农民根本无法沟通，所以国民党时期的中国还是一种“头重脚轻”的政治结构。毛泽东领导的土地革命则彻底重塑了中国的

下层结构。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强大的动员能力，把普通农民组织起来支援前线，进行了土改和扫盲，为中国社会后来的“数目字管

理”奠定了基础。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则重构了中国的中层结构。所谓中层结构指的就是司法、银行、税收、物流等服务于

现代市场经济的各种技术支持。虽然今天中国还有人认为只有建立与西方同样的政体才算建立了现代国家，还有人仍然怀有所谓的“

现代国家焦虑”，继续激烈地谴责中国自己的文化和政体，但这些人的观点在中国已被边缘化。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对自己文化和国家

的认同从来也没像今天这么强烈，中国现代国家的体制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


二、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通过长达百年的不懈努力，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由上、中、下三层结构组成的强大的现代国家，形成了空前统一的政府、市场、

经济、教育、国防、外交、金融、货币、税收体系。但我们国家又和一般国家不一样，我们“文明国家”的许多传统并未随着现代国

家的建立而消失。恰恰相反，它们被保留了下来，而且在现代国家的载体中得到了更好发挥。

我认为，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接受了现代国家主权和人权的主要观念。中国不会恢复朝贡体系，也不会拥抱种族优越论。我还认

为，中国首先是一个现代国家，而中华文明的种种特质又使它与众不同，这就是“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al-state）与“文明

国家”（civilization-state）在概念上的差别。前者融“文明”与“（现代）国家”为一体，而后者中的“文明”和“（现代）国

家”则常常是一个矛盾体。作为“文明型国家”，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未像现在这样既古老又年轻，既传统又时尚，既中国

又世界。一个古老文明，同时又具备了现代国家的品质，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就是今天的中国。中国“文明型国家”主要有

八个特征。这八个特征又可以被简称为“四超”和“四特”。“四超”就是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

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四特”主要由“四超”衍生而来，即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这其中的每一

点都包含了传统“文明”和“（现代）国家”的融合。

1.超大型的人口规模
　　我们有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疆土上的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和欧洲相比，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人口也就是1400万左右，所以中

国的人口约等于100个欧洲中等国家之和。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今天的人口规模也是在自己漫长历史中“百国之和”逐步整合而形

成的。印度是世界人口第二大国，但印度历史上没有经历过中华民族这么长久的人口整合过程，其庞大的人口远远没有中国人这种高

度的文化同质性（相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远远没有中华民族这种凝聚力。印度历史上最长的统一时期是19世纪英国殖民统治

时期，外来的英语也成了印度的主要官方语言，而今天真正掌握英语的人还不到印度总人口的10%。从这个角度看，印度不可能是一

个“文明型国家”。整个西方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而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0%。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特别是现代教育体系的

建立，受过教育和培训的人民是我们“文明型国家”的最大财富。这么巨大的人口都生活在一个经过充分整合的现代国家载体内，他

们既受到传统文明的熏陶，又接受过现代教育，所以产生的规模效应世界上无人可比。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特点就是：学习+创新+巨

大人口产生的规模效应+影响中国和世界。中国的旅游、手机、互联网、高速铁路等行业的迅速发展，都体现了这种规模效应。许多

境外企业投资中国都有一个口号，只要能在中国做到第一，就能做到世界第一。从更广的意义上看，由于人口效应，中国只要改变自

己，往往就能改变世界。比方说，中国汽车产量和销量已经世界第一，随之出现的就是整个世界汽车工业开始了某种面向中国的转型

。中国城市化速度和规模也是世界第一，随之而来的就是世界建筑设计业出现了某种面向中国的转型。这个趋势随着中国的崛起正在

开始扩大到越来越多的领域，如旅游、航空、影视、体育、教育、新能源、现代化模式等。



2.超广阔的疆域国土
　　中国幅员辽阔的疆土也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步“百国之和”而形成的。虽然俄罗斯和加拿大国土面积比中国还要大，但它们从未

经历过“文明型国家”意义上的那种整合历程。前苏联曾尝试创造过“苏维埃民族”，但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化为乌有，以少数民族为

主的各个共和国纷纷独立。如果不是普京上台扭转了亲西方势力主导的所谓“民主化”，俄罗斯还会不断地解体下去。
　　我们一些人比较羡慕小国寡民的生活，实际上大国有大国的难处，小国有小国的困难。小国经不起风浪，而大国遇到风浪，东方

不亮西方亮，回旋余地大得多。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曾对我说，新加坡现在虽然比较发达，但新加坡总是如履薄冰，因为任何一场大

的危机，比方说像“9.11”那样的恐怖主义袭击，就可能使整个新加坡毁于一旦。智利是相对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但2010年一场大地

震，GDP就跌掉一大块，整个经济可能两年内都喘不过气，而中国即使遇到汶川大地震这么大的天灾，整个国家经济纹丝不动。
　　辽阔的疆土也使中国获得了绝大多数国家难以比拟的地缘优势和战略纵深。强势政府的传统和现代国家的体制建设，使我们建立

了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强大的国防能力，彻底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百余年的“挨打”问题。由于可以在超大规模的国土内进行战略布

局，我们今天可以实现西气东输、高铁“四纵四横”等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现代化工程，实现资源的优势支配。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来说

，产业升级往往意味着产业迁移到外国，而中国在自己内部就可以进行大规模的产业梯度转移。一般制造业可以从发达板块转移到新

兴板块，但仍然留在中国，这就延长了中国制造业的生命周期。我们的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中央和地方“两条腿走路”的做法、各级

地方政府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县际竞争与合作等特点都与我们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这个事实有关。
　　“文明型国家”所形成的地缘优势也使我们具有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地缘辐射力。中国过去三十年推动了沿边开发的战略，现在

又与东盟建立了10+1自由贸易区，建立了中亚地区的上海合作组织，并推动中、日、韩之间的经济整合。中国已成为整个东亚经济发

展的最大引擎，并通过东亚推动世界的发展，使中国迅速成为带动全球经济的重要动力。中国这种地缘优势是日本这样缺少地缘优势

的经济大国所难以比拟的。


3.超悠久的历史传统
五千年延绵不断的历史使中国在人类知识的所有领域几乎都形成了自己的知识体系和实践传统。我们在政治、哲学、宗教、语言、教

育、艺术、音乐、戏剧、文学、建筑、军事、体育、医学、饮食等领域内都有博大精深、自成体系的东西。这种传统的丰富性、内源

性、原创性和连续性都是其他民族难以望其项背的。
　　中国源远流长的独特传统资源使我们今天仍然受益匪浅。我们今天讲的“与时俱进”观念，源于数千年前《周易》中的“与时偕

行”。我们今天使用的“和谐社会”概念源于《周易》里的“太和”概念。我们先人“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被用来引导我们的改革

开放。我们说的“船到桥头自然直”，展现的是中国人“敢为天下先”的那种闯劲：船在河里航行可能不稳，因为有暗流，但到了桥

头附近，水流一般会起变化，船就容易直行了，桥洞就可以穿过了。这些都是数千年文明智慧的积累，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中国人实

践理性的哲学传承。正在形成的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也是中国思想独立性和文明内源性的体现，这很像中医，西医能解释也好，不能

解释也好，中国人信这个东西，因为它管用。如果西医不能解释中医治病的效果，就像西方理论解释不了中国模式的成功，这总体上

不是中医不科学或者中国模式不科学的问题，而是西医和西方的理论还没有发展到足以解释中医效果和中国模式效果的水平。我们要

做的不是削足适履，诋毁中医或中国模式以适应西方的理论，而是应该以中国人的成功实践为出发点，去修正西方的理论，去形成自

己的理论。同样，中医的实践也表明，一旦中医与西医较好地结合起来，其治疗效果往往好于单靠中医或西医，就像中国模式已经融

入了大量的西方元素，这本身也体现了中华文明长于综合创新的特点。我们愿意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但我们不放弃自己的优势。中

华文明是一个主体文明，不是一个次生文明。日本作为一种次生文明在吸收西方文明的时候也能保持自己的许多历史传承，更何况中

国呢？


4.超深厚的文化积淀
　　数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也为我们提供了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资源。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在自己五千年的文明历史进程中，创

造了气势恢宏、内涵丰富、绵延不断的文化成就。这是一种“百国之和”的文化荟萃。中国文化崇尚“天人合一”和整体主义。中国

文化中，儒、道、释互补，儒、法、墨共存，表现出多元一体的思想格局。
　　中国文化的丰富性也意味着中国具有海纳百川的文化包容性，可以融多样为一体。中国光是方言就有上万种，北京人、广东人、

上海人在许多生活习惯和思维方法上的差异不亚于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之间的差异，还有56个民族之间的差异，但这些差异都可

以在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框架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文化也开始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复兴时代。这种繁荣和复兴的深度、广度和力度也只有一个文化

资源如此丰富的国家才可能做到。中国人今天的孔子热、老子热、诵经热、书画热、茶道热、旧宅热、文物热、中医热、养生热等，

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繁荣与复兴。过去三十多年的中西文化碰撞，不但没有使多数中国人丧失文化自信，反而促成了中国人新的

文化自觉。这是一种国家全方位对外开放情况下形成的文化自觉，其意义非同凡响。
　　外国许多好东西与中国文化碰撞后，不仅没有削弱中国文化，而且把中国文化呈现得精彩万分。网游来自西方，但在网上世界里

，三国、西游、水浒、封神、山海经、侠客传记都可以大显神通；中国历史、典章与人物都可以成为当代青年快乐资源的一部分。与

外界的大规模文化互动激活了许多中国文化的意象和资源，激活了中国无数的文化创意产业，从Flash、视频、手机新功能到四格漫

画、MV等新技术都是这样。
　　中国近年来影视产业发展迅速，各种作品令人目不暇接。中国五千年连绵不断的历史和无数荡气回肠的历史事件为中国影视产业

提供了用之不尽的素材。截下任何一个历史断面，都可以开发出无数的题材和故事。我们的近、现代史也充满了跌宕起伏的故事。这

些都是包括好莱坞在内的西方影视文化所难以企及的，所以中国电影人最终超越好莱坞应该不是梦，因为最大的文化资源在中国，最

大的观众群体在中国，最大的投资群体最终也是在中国。
　　中国人本文化衍生出来的餐饮文化、养生文化、休闲文化也是其他文化所难以比拟的。中国菜肴之丰富就是一个例子。中国和法

国都有丰富的饮食文化，但中国大的菜系有八个，其中任何一个菜系的丰富性都超过法国菜系。换言之，两者不是一个当量级的：一

个是国别“文化级”的，一个是“百国之和”“文明级”的。中国任何地方的街头餐馆都能做出三四十种菜，而在美国绝大多数的餐

馆只有汉堡包加土豆条，能有三四个菜就不错了。欧洲餐馆的菜肴要丰富一些，但也很少超过七八个品种。中国的餐饮文化比西方餐

饮文化丰富至少十倍，其实，许多其他文化领域内的差异也类似。惟有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才会有这份精彩，中国文化事业百

花齐放的时代已经到来。


5.独特的语言
　　我们使用的是历史悠久、生生不息的汉语。汉语是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与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把中国庞大的人口和辽阔的国土

联系在一起的强大纽带。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是本民族文化的精神血脉，也是民族认同的利器。保持了汉语，就保持了中国文化的根

。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西方殖民化的过程中，失去了自己的语言，结果也就失去了自己文化的根，陷入了今天发展的困境甚至

绝境：永远在那里邯郸学步，自己的传统早已丢了，而别人的东西怎么也学不会，结果整个国家就永远听人摆布，人民生活在动荡与

贫困之中。
　　在现代国家的建设中，我们的汉语也与时俱进，从文体修辞到语法词汇，都吸收了大量外国元素。白话文、简化字和汉语拼音等

语言方面的创新大大方便了汉语的学习和推广。汉语能够翻译世界上所有人文和科学的著作，能够与现代科技完全兼容，并正在展现

出自己的独特优势，如西方语言难以达到的那种简洁度、极为丰富的形象感以及超深厚的文化底蕴。
　　汉字使中国人获得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文化资源。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其影响力将随着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

贸易国、最大的经济体、最大的游客输出国而辐射到全世界。今天世界任何地方的人，只要懂汉语，就更容易谋取到一份工作，而遍

布世界各国的“孔子学院”已经表明中国文字将随着中国的崛起而成为中国最大的软实力之一。
　　我们有些人总是担心中国人缺少宗教情怀。其实只要稍微熟悉一点世界历史的人就知道，人类历史上宗教冲突导致了无数的战争

，光是基督教各个教派之间以及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就有上千年的历史，造成了无数生命遭杀戮的人间悲剧。这些冲突还在

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继续着。我们的老百姓不一定信教，但依我之见，中国人的文化和信仰就蕴藏在中国的文字中。一个中国人，只要

学会了中文，能够听说读写，能够使用一二百个成语，中国文化的基本元素往往就融化在他的血液中了，他就学会了许多做人做事的

道理，如与人为善、自食其力、勤俭持家、好学不倦、自强不息、同舟共济等。当你走遍世界的时候，你就知道中国文化中的这些基

本信条是多么的珍贵。世界上多少民族的文化就是缺少这么一些基本信条，结果是暴力犯罪猖獗，发展毫无起色，一个接一个地成了

扶不起的阿斗。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文字和文化教育，把这些中国传统价值激发出来，从而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温馨和善。


6.独特的政治
　　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也意味着中国政治形态也是独特的，因为治理这

样的“文明型国家”只能以自己的方法为主。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政府都必须处理好民生问题，解决好天灾人祸问题，应对好人口规

模和疆土规模带来的特殊挑战，否则就要失去“天命”。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人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观。中国人目光比较

远大，思维方式更注重整体效果。中国人历来把国家长治久安、国运昌盛放在一个极为突出的地位。很难想像多数中国人会接受每四

五年换一个中央政权这种源于西方的所谓多党民主政治。中国历史上比较繁荣昌盛的朝代都与比较强势开明的政府联系在一起。
　　中国今天的政党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中国执政党本质上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传统的延续，而不是代表不同利

益群体进行互相竞争的西方政党。“文明型国家”的最大特点是“百国之和”，这种国家如果采用西方多党竞争制度，极易陷入党争

而四分五裂。辛亥革命后中国迅速失控，四分五裂，天下大乱，这是我们必须永远记取的深刻教训。西方不少人只认同多党竞争产生

的政权合法性，这是十分浅薄的政治观念。我曾遇到美国学者质疑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我问他为什么不首先质疑一下他自己国家的合

法性：你占了别人的土地，通过殖民、移民、灭绝印第安人，才形成了今天的美国。我请他给我解释这样的国家合法性和正当性在哪

里？按照中国人的政治理念，按照国际法，侵略和种族灭绝是不能产生合法性的。最后他只能跟我说，这是历史，换言之，即使从他

的角度来看，这也只是一种非常勉强的历史合法性，历史就是这么演变过来的。
　　纵观人类历史，最常见的合法性就是历史合法性。一个“文明型国家”数千年形成的政治理念和历史传承是最大的合法性来源。

中国政权合法性形成的时候，今天西方的绝大多数国家尚不存在。这种历史合法性的最大特点就是“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和“民心

向背”的治国理念，这是中国在数千年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内都远远领先西方的关键所在，是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体现，也是中国模

式今天超越西方模式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我们倒是可以用中国“选贤任能”的理念来质疑西方政权合法性的来源：没有“选贤任能”的理念，一个政权怎么能有资格执政

？这样的政权能对国民负责吗？能对世界负责吗？小布什执政八年给美国带来了经济衰退，给伊拉克带来了灭顶之灾，给世界带来了

金融海啸，就是一个例子。
　　中国独特的政治还表现在它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具有多元包容的特性。我们历史上有朝贡制度、藩属制度

、将军都护府制度、改土归流制度、郡县制等等，这种制度多样性和包容性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下是难以想像的，但在中

国这个“文明型国家”中，各种制度可以相处得非常自然。中国可以实行“一国两制”和区域自治制度，现在大陆已经和香港特区、

澳门特区达成了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安排，与台湾地区的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也已生效。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

裕起来，再来带动其他地方，这种思路在一般国家中是难以想像的，而在中国却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1+1大于2的巨大效应。
　　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全国一盘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理念，其他文化无法产生。我曾和印度学者一起探讨中国模式，

他们说从表面看，中国是中央集权，但中国每一项改革实际上都有很强的地方特色，互相竞争又互相补充，所以中国体制要比印度的

体制更有活力。长三角的上海、江苏、浙江的发展模式就很不一样：现代市场经济的三元结构——政府、市场、社会的作用因地而异

，经济结构也差别很大。实际上整个中国都是如此，各个地方既竞争又合作，共同推动了中国奇迹的产生。
　　总之，我们学习了西方，已经建立了强大的现代政府体系，但同时又拥有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资源，两者的结合使我们更容易克

服今天困扰西方民主制度的民粹主义、短视主义、法条主义等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整个世界都会更多地看到中国政治智慧

对人类未来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


7.独特的社会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家庭、家族、宗族纽带而形成的社会。它与我们的先民很早就开始从事定居农业有关，在这种农业活动中

，血缘纽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相比之下，以游牧为主的西方民族很早就形成了以个人为中心的、血缘关系比较淡薄的社会。从这个

意义上看，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属于不同质的社会。中国社会的最大特点是以家庭为基础及其衍生出来的一整套关系和生活方式，而

西方社会是以个人为基础而形成的一整套关系和生活方式。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家庭伦理还衍生出了“舍己为家”和“保家卫国”这种

“家国同构”的社会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又把个人追求与社会目的统一了起来：由个人而家庭，由家庭而社

会，由社会而国家，由国家而天下。在中国现代国家形成过程的百年中，这种价值观又转化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国家凝聚力。
　　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巨变，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过去那种自然经济、社会流动性极低的社会已被一个高速

发展、社会流动性极强的社会取而代之。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社会已经完成了一个从封

闭的农业社会向开放的工业和商业社会转化的进程，并和西方同步地转向信息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普通老百姓的每一个细胞都调动

起来了，要发展、要挣钱、要自我实现，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机会。不过在这样一个快速变革的时候，也产生了各种社会矛

盾和价值失落，这很像一个处在青春期的少年，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同时，又带有青春期的风险和问题。但从历史发展的长期合理

性角度来看，这恐怕是任何一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必经阶段。
　　在这种现代化大潮的冲击下，很多人以为西方个人为中心的社会价值观将取代中国家庭为中心的社会价值观，中国也会走向西方

的那种社会与国家对峙的局面。但事实并非如此，现代化带来了许多中国传统价值的失落，但同时又带来了人们对回归传统价值的向

往，而且是在一个全新基础之上的回归向往。一首《常回家看看》瞬间唱遍中国大江南北就说明了这个事实：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深层

次的结构仍然是家庭。孝敬父母对绝大多数人仍然是天经地义的事，毕竟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中“孝”字的写法延续至今。在今天的

中国，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已经比过去扩大了无数倍，但个人仍然愿意为家庭利益牺牲很多东西，这在以个人为中心的西方社会是很难

想像的。这也是中国社会的凝聚力远远大于西方社会的重要原因之一。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孝敬文化今天完全可以和个人权利并存，

丝毫也不落伍。
　　在政治层面，西方许多人也想当然地认为随着中国中产阶层的壮大，中国也会接受西方对抗性政治模式。但他们今天也发现，今

天的中国中产阶层似乎比其他任何阶层都更珍惜中国的政治稳定。中国中产阶层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了解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太多的

动乱，了解西方“民主化”已经给许多国家带来混乱动荡，了解自己辛辛苦苦的财富积累得益于中国三十多年的政治稳定。中国社会

数千年的文化基因看来大致决定了中国社会未来演变的大趋势：它不会是西方所希望的“社会与国家”对峙冲突模式，而更可能是“

社会与国家”的互动互补模式。这个模式也能使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具凝聚力、竞争力与亲和力。
8.独特的经济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严格讲不是“市场经济学”，而是“人本经济学”，或者说是一种中国人特有的“政治经济学”，其

最大特点是把经济与国计民生联系在一起，与治国安邦联系在一起。多数中国人理解的经济学就是“经世济民”，经济发展是为了百

姓福祉，不是资本利润第一。因为有这种民本的思想，我们今天发展经济的口号是“以人为本”和“让老百姓满意”。在中国漫长的

历史上，一个政府如果不能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不能处理好大灾大难，就会失去民心的支持，失去“天命”，最终被人民推翻。我

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西方“市场经济学”和中国传统“人本经济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结合。光讲市场经济，

不讲人本经济，在中国恐怕行不通。反过来也一样，光讲人本经济，不讲市场经济，中国就竞争不过西方。把“市场经济学”和“人

本经济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就是今天的中国模式，其激发出来的力量看来超过了西方市场经济模式。
　　中国传统经济中，一直比较重视“看得见的手”。中国国有部门的作用可以追溯到西汉的“盐铁官营”，甚至更早。后来的洋务

运动也是政府推动的。从中国市场导向的改革过程来看，如果没有一个强势政府来进行推动和组织，单靠市场的自发作用，那么市场

经济的形成必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中国政府在整个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通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把“数目字管理”和“宏观整合力”结合了起来

，从而使中国经济变得很有竞争力。“数目字管理”对于一个现代国家必不可少，但是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来看，“宏观整合力”也

非常重要。“数目字管理”是西方擅长的，中国已经大致学会了，不少方面比西方做得更好，而“宏观整合力”是中国擅长的，西方

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要学。即使要学，在西方那种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里恐怕也很难做到。而我个人认为，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日益

深入和全球性危机日益增多的世界上，仅仅具备“数目字管理”而不具备“宏观整合力”的国家将竞争不过两者兼具的国家。关于中

国独特的经济，我下一章探讨中国模式时还会进一步阐述。
　　总之，中国本身就是一个精彩万分的大世界。如前所述，如果历史上的古埃及文明、古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

都能够延续至今，并实现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它们今天也可能是“文明型国家”；如果当初古罗马帝国没有四分五裂，并能完成现

代国家的转型，那么欧洲也可能是一个相当规模的“文明型国家”；如果今天数十个国家组成的伊斯兰世界，能完成传统与现代的结

合，并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崛起，那么也可能是一个十亿人口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环顾今日之世界，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

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
　　坦率地说，一个五千年延绵不断的文明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一份最伟大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对此首先要心怀敬意。中

华文明是世界上惟一的活着的古老文明，虽然古老，但至今根深叶茂、生机勃勃。它今天所展现出来的一切，绝对不是“先进”和“

落后”、“民主”和“专制”、“高人权”和“低人权”这些过分简约甚至简陋的概念可以概括的。中华文明的内涵要比这些概念丰

富一千倍、一万倍。凡是能够持续数千年而香火不断的东西，一定有其独特的地方，乃至伟大的智慧，我们切忌简单地拿西方所谓现

代性的标准来随意否定自己的文明，而是要像对待一切珍贵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样，认真地呵护，理性地分析，看看它们已经

给我们带来了多少成就与辉煌，看看它们还能给我们中国和世界带来什么特殊的意义，其中很多内容可以通过继承发扬和推陈出新而

成为我们超越西方模式的最大精神和智力资源。
　　中国这么一个古老的文明今天以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态而迅速崛起，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种“文明型国家”既是一个国

家，又是“百国之和”。作为一个国家，它有世界上最难得的民族凝聚力和宏观整合力，作为“百国之和”，它有世界上最罕见的内

部差异性和复杂性，但作为一个历史延绵不断的统一国家，这些差异最终又能“和而不同”地共存，良性互动，相得益彰，造福国人

，惠及世界。


坐在我边上的英国资深战略学者罗伯特·库珀（Robert G.Cooper）有点不以为然，问我：“难道中国不接受林肯提出的‘民有、民

治、民享’原则吗？”我说：“我们很重视这些原则，但我们还有自己的政治文化传承，这种传承的一个核心是‘民心’的理念，即

‘得民心者得天下’；另一个核心是‘选贤任能’的理念，即治理国家必须靠人才。”阿赫蒂萨里接着说：“我多次访问过中国，而

且也告诉我见到的朋友：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国度，中国与苏联是不一样的国家。中国人做起事情来有自己的思路和方法，我们

要善于汲取中国人的智慧。”在场的埃及前驻美大使哈加格说：“我年轻的时候曾在开罗见到过来访的周恩来总理。他当时对埃及领

导人提出的忠告，我今天都记忆犹新。”来自中非共和国的资深学者萨瓦纳说：“我也认为治理国家关键是要有优秀的领导人，而我

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优秀的领导人。我们国家有个笑话说：中非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引来了所有邻国的妒忌。他们就去问上帝：

为什么您创造世界的时候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中非？没想到上帝是这样回答的：你们不用担心，我虽然给了他们资源，但没有给他们

好的领导人。”大家都笑了。一场晚宴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地成了一场探讨重新认识中国的朋友聚会。


随着中国的崛起，海外关于如何认识中国的文章也越来越多。2009年11月13日的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谈美国向中国学习的文

章。文章说“拥有五千年历史的古老中国在经济危机中仍然保持活力，而‘年轻’的美国却显得年迈虚弱，经济陷入不景气的泥淖中

”，并提到了今天的中国有五个方面值得美国学习。

这五个方面是：

1.明确大的发展目标，以举国之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文章指出“美国政府财政方面已接近破产，今年的预算赤字超过一万亿美元”

。美国“显得缺乏远见，没有向未来投资的长远战略而且即使美国想搞基础设施建设，也会遭到反对”。文章引用美国驻华商会前会

长麦健陆（James McGregor）的话：“我们可以从中国学到的重要一点就是确定目标、制订计划并动员全部力量来推动国家发展。”

2.投资教育,注重人才的战略性培养。虽然中国应试教育问题严重，产生领军人才和创新人才的机制不畅，但这篇文章注意到中国整

体劳动力基础教育的迅速发展，以及对数学和科学教育的重视。文章称：“我们也需要这样做。中国的小孩已经走在我们子女的前面

。”

3.尊老养老的文化使得中国社会有很强的凝聚力。中国文化中“父母培养子女，子女反过来照顾年迈父母的模式千百年来一直在持续

，已经变成一个文化传统”。文章提到，这种传统给中国社会带来许多好处：老年人帮忙带孩子，孩子长大了也照顾父母，使中国的

家庭和社会更有凝聚力和亲和力。文章指出：美国是个人主义社会，老人很孤独，美国疗养院系统现在不堪重负。

4.健康的储蓄习惯。文章提出美国人应学习中国人的储蓄习惯。金融危机其实已经开始改变美国居民的储蓄习惯。美国家庭储蓄率已

从0提高到了4%左右，而中国的相应比率则超过20%。文章认为个人财务稳健使中国国家银行体系拥有更雄厚的财力，可以确保国家建

设所需要的大量资金，而资金可以创造就业机会。

5.民众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命运。文章感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改变了无数普通人的命运，从农家孩子到软件工程师，从一贫如

洗到千万富翁的例子比比皆是。

细看这五个方面，其实都是中国“文明型国家”的特征：举国之力实现大目标的背后是我们强势政府的传统；注重教育是中国儒家的

核心思想；尊老爱幼是中国孝敬文化的延续；储蓄习惯反映了中国人勤俭持家的生活方式；努力改变自己命运更是中国人“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也涵盖了中国举贤才不分高低贵贱的儒家传统。
　　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杰·科恩（Roger Cohen）也于2010年1月21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党民主制度”的文章，谈到他不

再嘲笑“一党民主制度”。他认为这有几个原因：一是中国人有很强的家庭观念。在中国，“你能看到祖父母和孩子们之间那种最自

然的关系；你能听到在沿海城市工厂里的年轻女工在谈论把她们一半的薪水寄回家里，也许在四川农村的父母正等着这些钱给盖第二

层楼呢”。他承认自己受到了震动：“我的钱也是我家里的钱，这个概念对我很新鲜。在目睹了美国社会原子般的分化之后，我感觉

中国人是凝聚在一起的，因为在美国老人通常会被子女‘遗弃’而不得不自己照顾自己。”二是中国今天能专心致志地做事，能不分

心地做大事。三是中国的经济前景灿烂。中国的城市化才开始不久，“中国计划在未来5年新建97座机场和83个地铁系统”。四是“

一党民主制度”看似很矛盾，但看到中国今天的成绩，“我不会再嘲笑这个理念了，‘和而不同’毕竟是中国的一个古老思想，无数

个中国家庭每天都在实践这个思想”。他还说其实美国两党竞选在初选阶段也是一种“一党民主制度”。


2009年1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来华访问，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评论，标题是“低调的超级大国”，文章说：
　　美国总统行程安排有一个巧合之处，在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3个小时的会面结束后，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被安排参观北京

故宫，在其参观北京故宫的同时，捷克居民正在庆祝开启天鹅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的学生抗议二十周年。如果说1989年柏

林墙的倒塌与东欧共产党统治的瓦解，迎来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美国主宰时代的话，那么二十年后奥巴马的首次访华，可以说标志着又

一场一代人的全球强权政治革命。此时此刻，一切都变得毋庸置疑：全球正转向一个真正的多极世界。十年后，让历史学家感兴趣的

，将是此次行程的实质内容，而非基调。奥巴马实际上邀请中国政府成立一个两国委员会，借此推动双方在应对全球最重大问题方面

形成共同立场。没有其他任何国家接到这种邀请，也不太可能得到这种待遇。上周在北京，奥巴马正式承认，在当今世界，没有中国

的帮助，美国能办到的事情相当有限。

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帮助，美国能办到的事情相当有限？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和综合实力的迅速增长及其产生的全球影响。今天亚洲国家

的最大贸易伙伴都是中国；日本和韩国走出经济衰退主要靠中国市场的拉动；中国还迅速取代了美国成为拉美主要国家（巴西、智利

等）的最大贸易伙伴，进而也带动了拉美经济的发展。2008-2009年拉美与其他地区的贸易量纷纷下跌，惟有与中国的贸易额迅速增

长。中国在非洲的贸易和投资都在飙升。2010年外向型经济的德国开始成为带领欧洲复苏的火车头，但这期间，中国成了德国产品的

最大进口国，促进了德国经济的率先复苏。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影响力将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外交、文化、军事等无所不包

。西方正在重新认知中国，但这个过程才刚刚开始。我们也希望这种新认知越多越好，越客观越好，我们也鼓励西方的这种努力，但

我们亦了解西方的局限，所以也不抱太多的幻想。西方能理解中国固然好，若还是秉持偏见，那也没办法。中国还会继续走自己的路

，走向更大的辉煌，一个“文明型国家”可以有这份自信。


有些人把美国的制度吹得天花乱坠，还要中国去效仿这种公众信任度如此之低的体制，这何以服人？中国体制有自己的缺点，但一直

在进行改革。正因如此，走遍中华人民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也找不到一个十年内就业增长、百姓收入增长、股市增长均为

零的地方。但有些所谓精英就是中了那个邪，怎么也自信不起来，眼睛里只有美国模式。



现在看来邓小平当初对卡达尔讲的三条意见，就是对中国模式总体思路的一个很好概括：

不照搬西方，不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放弃自己的优势。

在这“三不”的基础上大胆探索体制创新，大胆学习和借鉴别人的长处，同时也发挥自己的优势，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在应

对席卷世界的金融海啸中，中国又展现了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使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难怪美国金融家索罗斯最近

多次感叹：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也是这场金融危机的最大受益者。为什么中国能够成为最大受益者？我认为最主要原因就是

中国通过自己的大胆探索和试验，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
2．强势政府
　　中国有一个比较中性的、强势的、有为的政府，它有明确的现代化导向，能够制定和执行符合自己民族长远利益的战略和政策。

中国政府在发展经济中的作用，从本质上看，也是人口、地域、传统、文化这四个“文明型国家”的“超级因素”所决定的。自秦汉

以来，在中国这个超大型的国家里实行的就是大一统体制，所谓“百代多行秦政治”，地方上搞的就是郡县制，官员由中央通过考试

考绩来选拔任命，而不是像欧洲那样的世袭贵族政治，应该说中国的文官制度领先了欧洲上千年。欧洲是到了启蒙运动后才从中国借

鉴了文官制度。
　　中国超大型的规模也意味着国家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古代的治水防灾、戍边征战等需求使这种强势有为政府的传统延续至今

。这个传统与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的国情密不可分。以中国每年的“春运”为例，老百姓春节就要回家团圆，要探亲访友，这本

身就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每年一个短短的春运就有超过20亿的人次上路。2010年春运的客运流达到25亿人次。25亿是个什么概念这

意味着把美洲、欧洲和非洲的人口在一个月内都挪动一下。除了像中国这样一个比较高效运转的政府体制外，没有任何一种体制可以

处理这种挑战。
　　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历史中形成的政府权威，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政党权威都被用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

，用来组织落实各种改革措施，用来对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矛盾进行协调。纵观整个发展中世界，凡是采用了西方模式的国家，它们面

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Karl Gunnar Myrdal）所说的“软政府”问题。“软政府”的执行能力极弱，政府

被各种既得利益绑架，政客们没完没了地扯皮，往往连修建一条公路的共识都难达成，更无法推动计划生育政策，结果是国家的现代

化事业举步维艰，人民生活迟迟得不到改善，更不要说赶超发达国家了。
　　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但这个过程自然也是矛盾和冲突增加的过程，一个

比较中性的、强势的、有为的政府使我们成功地防止了不少国家变革中出现的那种社会失控和国家解体，减少了改革中不同利益的矛

盾与冲突。中国通过政府动员和劝导，大大降低了解决复杂矛盾的代价。中国今天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行政组织能力．这从举办奥运

会、世博会，应对金融海啸的过程中可见一斑。这种能力对于中国最终成为一流的发达国家至关重要．当然，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

，各级政府自身的改革任务也不轻。在如何进一步调整好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问题上，在如何确保对政府工作的有效监督

等问题上，我们还要不断地探索和创新。政府在经济事务中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抓，有所放。但是在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中

，政府职能的转化与弱化也要靠政府来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政府主动地、大范围地放权就是一个例子。


5．渐进改革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情况复杂的国家，决策者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信息不足，信息不足也意味着决策风险很大

，所以中国决策者在推动改革开放过程中，倾向于减少风险，使政策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处在可控范围之内。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

政府比较注意发挥条条块块的积极性，比较鼓励各种各样的试验，试验成功了再推广。中国的一些传统智慧，如“摸着石头过河”、

“欲速则不达”等，也被用来引导中国的渐进改革。
　　另外，由于地大人多，即使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也没有形成像苏联、东欧那样一种非常完整严密的计划经济体系，这使得中国在

改革的初始条件上比苏联、东欧更加领先一步。即使在当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仍然保持着许多自发、分散和无组织的活动，地

区差异和部门差异都很大，随着改革开放放松了控制，市场因素比较容易地自发成长起来。这些情况再通过中央政府的观察和认可，

逐步上升到改革开放的战略层次，推向全国，这个过程也是渐进的。
　　渐进改革与“休克疗法”为代表的激进改革不同。激进改革是以政治多元化为前提，结果造成了政治参与突然爆炸，完全破坏了

原有的政治秩序；而渐进改革则是以维护政治秩序的稳定、确保政治体制的相对集中为前提的。我们拒绝了“休克疗法”，推动了渐

进改革。我们不是放弃现有不完善的制度，另起炉灶，而是尽可能利用现有不完善的体制来运作，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改革这个体

制本身，使之为现代化事业服务。改革不求十全十美，但求持续渐进，不断纠错，最后通过渐进改革的积累来完成改革大业，实践证

明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成功之道。这里要补充的是，渐进不一定就是慢。恰恰相反，我们改革开放的总体战略是渐进的，但各项具体

措施往往是立竿见影的。比如说，我们对外开放从建立四个沿海经济特区开始，在总体战略上，这是渐进，但就建立特区本身而言，

我们很快作出了决定，很快开始了实施，效率非常之高，体现了渐进改革战略指导下的中国速度与效率。


6．顺序差异
　　我们确立了比较正确的顺序差异。改革不求一步到位，而是分轻重缓急。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形成了先易后难的清晰格局。

我们总体上把改革看作是一个整体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先有后，一般的做法是先从成本较低的改革做起，形成增量，这样阻力比

较少而收益面比较大，这一步迈出后，再来处理存量改革。例如，我们的改革事业先从比较容易的农村改革开始，企业改革先从比较

容易的扩权让利人手，使受益方大大地超过受损方。这样先走一步的改革为其他改革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积累了经验，减少了阻力，

而且带来了连锁反应。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城市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充足的劳动力和良好的示范效应，也推动了城市改革的开始。同样

，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增量，创造了竞争的市场环境，也推动了国有经济存量的改革。
　　这种顺序差异的背后是中国人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的传统。在世界所有文明中，中国人的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能力大概是最强的

。中国人认为解决任何一个问题都要有整体观，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使我们做事情比较有战略眼光，能分轻重缓急。过去三

十多年改革开放也因此而形成了一个清晰的顺序格局：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改革为主，后政治改革。绝

大多数改革并不谋求一步到位，甚至出现进两步、退一步的情况，但总体上我们保证了改革的持续性，出现的问题得以逐步纠正，最

后通过逐步积累来完成改革大业。这种方法符合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内部差异巨大的国情．


7．混合经济
　　中国现在的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经济体制本质上也是一种混合经济。它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

的混合，是市场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的混合，是“市场经济学”与“人本经济学”的混合。
　　总体上看，我们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发挥市场经济支配资源的高效，也确保社会主义宏观整合的长处，同时拒

绝市场原教旨主义。比方说，有人认为十地要素需彻底地市场化，国家应该放弃对土地的控制权，这才是市场经济。但中国人均耕地

面积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土地私有化带来的最大可能就是土地迅速向少数人集聚，造成广大农民失地而陷入贫困。中国历史上

的传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历代革命者的理想都是“耕者有其田”。我们现在没有效法西方的主流模式，而是把土地的所有

权与使用权分开，把宏观整合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结果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化进程、最大的房地产市场、最大的高速铁路网和

世界第二大高速公路网，实现了高于发达国家的住房自有率，绝大多数农民的居住条件也大为改善。
　　随着“温饱”、“小康”目标实现，中国日益现代化，并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基本掌握了西方的“数

目字管理”，有些方面比西方做得更好。与此同时，中国还发展了自己的“宏观整合力”。这种“宏观整合力”的基础包括了国家对

土地、金融、大型骨干企业的控制权，包括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也包括了大力推动民营经济实现跨越式的

发展。


8．对外开放
　　从历史传统来看，中国自秦汉一直到明代郑和下西洋都是相当开放的。开放、互动、交流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也向世界传播

了中华文明。但是郑和下西洋之后的明朝皇帝下令封海，从此中国走向了封闭。如果当时中国保持对外开放，中国至少不会错过工业

革命，那么整个世界的历史恐怕就要改写了。
　　邓小平推动的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独具特色：先是沿海开放，后来是沿江开放、沿边开放，然后是整个内地的开放，现在中

国已经形成了东西南北中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冷战时期，美国有意识地把前苏联阵营排除在世界市场之外，而斯大林推行的“两个世

界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正中了美国下怀。邓小平的战略不一样，他认为中国近代落伍的主要原因就

是闭关自守，所以他大力推动中国全方位开放，融入国际市场，参加国际竞争，在国际竞争中改进自己，发展自己，并有选择地适应

外部世界，有选择地学习别人的经验，但以我为主，绝不盲从。
　　这种高度开放政策背后的自信心也来自中国的历史传承：中华文明只要对外开放，就可以焕发活力，推陈出新。历史上是这样的

情况，今天还是这样，今后还会是这样。对外开放激活了中华文明的所有要素，使中国这个“文明型国家”通过国际互动、借鉴、碰

撞、竞争而面貌焕然一新。与此同时，对外开放也使我们更好了解了外部世界存在的种种问题，使我们确立了更多的政治自信和文化

自觉，中国智慧可以为人类作出自己的贡献。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中国模式是一种最不坏的模式，也就是说，这个模式虽有缺点，有些还相当严重，但它比其他发展中国

家和转型国家的发展模式要好得多，特别是你把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与那些执行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的国家相比：西方1980、1990

年代曾在非洲推行了一个所渭“结构调整方案”，大力削减公共开支，结果导致非洲国家经济和社会危机恶化。美国在俄罗斯推行了

“休克疗法”，今天被很多俄国人称为俄罗斯历史上出现的第三次“浩劫”（前两次分别是13世纪蒙占铁骑的入侵和“二战”中德国

纳粹的入侵）。“华盛顿共识”要求发展中国家，不管条件成熟与否，都推动资本市场自由化，结果引来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后

来的阿根廷金融危机，不少国家的经济倒退二十年，美国今天也尝到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给它自己带来的灾难。回想起来，如果中国没

有自己的主张，未能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而是盲目地跟随西方，后果将不堪设想，甚至对中国可能是灭顶之灾。
　　过去三十来年，中国已经大体上摸索出了一条自己走向现代化的路径。在一个人口比欧盟、美国、日本、俄罗斯之和还要多的国

家，进行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国家保持了稳定，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还成功地避免

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开始的金融浩劫。纵观世界任何国家，能够取得其中一项，就已经很了不得了，但我们几乎全部实现

了，这就是中国模式成功的证明。
　　中国模式是在大规模国际互动与竞争的过程中形成的，所以它充满了生命力和竞争力。中国模式的具体做法在世界上不一定具有

普遍意义，但其背后的一些理念，如“实事求是”、“民生为大”、“和谐中道”、“整体思维”等对世界很多国家都会有启迪，对

解决许多世界性的问题都会有帮助。这一点我在下一章中将探讨。


兼收并蓄与推陈出新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学习的民族，因为我们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千年古训，我们有程门立雪、悬梁刺股、囊萤夜读等无数传

说典故。但在我们历史的某些阶段，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我们闭关自守和闭门锁国，结果导致了国家的落后和衰败。但从1978年开

始，我们又重新打开国门，走上了全方位开放之路，中国人很快就向全世界展现了巨大的学习能力和适应挑战的能力。
　　中国的口号是建立学习型社会、创新型国家。上至中央政治局的定期学习制度，下至无数职员忙着给自己“充电”，都展示了中

国人好学不倦的学习精神。中国人兼收并蓄，从善如流，好的东西我都要学。中国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有选择地借鉴别人的经验：从

经济特区的建设到市场经济的形成，从企业管理到政府运作，从股票市场到证券市场，从科技研发到文化产业，从高速公路到高速铁

路，可以说在我们所有的行业，所有的领域，所有的部门，都借鉴了其他国家
　　的好经验、好方法，并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了消化和创新，这一切推动了中国方方面面的进步。
　　更为宝贵的是在学习别人的过程中我们没有失去自我，而是用自己的眼光来判断，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推陈出新。比方说，在

金融改革这个领域，我们学习了很多西方的经验，但我们保持了国家对主要银行的控股，我们在开放资本市场问胚上采取了谨慎的态

度，结果是我们成功地进行了国有银行体制的改革，同时避免了国际金融浩劫。我们拥抱了信息技术革命并成为这场革命的佼佼者。

我们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变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学习、适应和创新的过程，使中国的经济和贸易规模很快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相比之下，西方故步自封了。西方不少人真以为自己的一切都代表了历史的终点，结果骄傲使人落后，特别是美国，连续八年国

运直线下降，并陷入了世界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欧洲多数国家也面临体制僵化、严重缺乏活力等难题。许多发展中国家

也不具备学习和创新能力，只知道跟着西方话语走，结果导致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危机不断，从菲律宾到泰国，从伊拉克到阿富汗，从

乌克兰到格鲁吉亚都是这样。在当今这个竞争空前激烈的世界上，一个民族惟有不
　　断地学习、兼收并蓄、推陈出新，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中国理念对当今这个世界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