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评价

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评价，集中体现于《讲堂录》中这样的内容中：
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
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
他认为，如同宋代范仲淹高过韩琦一样，清代的曾国藩也超过与他“并称”的左宗棠。他认为，曾国藩和范仲淹同样，都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他们不仅成就了事功，其思想也影响于社会。
曾国藩与太平军作战，曾屡战屡败，甚至不止一次绝望自杀。王闿运《湘军志·营利》中说，曾国藩“用将则胜，自将则败”，指出他在战役指挥方面并不高明，甚至不如其部将。然而最终能够转败为胜，重要因素之一在于采用的宣传鼓动方式的优越。洪秀全从西方传教士那里得到片断的天主教教义，稍加改装而成为“拜上帝教”，用以动员群众。对于“孔孟诸子之书”，则“尽行禁除”，企图彻底破除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曾国藩注意到太平天国的这一特点，在《讨粤匪檄》中写道：“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他于是以捍卫传统“名教”，“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为号召，动员“凡读书识字者”和“乡野老实之人”参军参战。曾国藩以传统伦理纲常作为维系军心的基本形式，又以亲子师生的宗法关系强化军队内部的人事结构，教育将士习劳忍苦，一扫清朝八旗、绿营的陈腐陋习，终于取得了对太平军作战的最后胜利。毛泽东很早就注意到了曾国藩和洪秀全不同政治策略的优劣。1926年，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曾经指出：
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这是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洪秀全的手段错了。
在中国要成就政治事业，必须“迎合中国人的心理”，这是毛泽东总结曾国藩之所以能够“扑灭”太平天国起义时，认真分析曾氏一方和“洪杨”一方不同策略所得出的结论。
办事：治兵与安民
毛泽东《讲堂录》中写道：“小不谨，大事败矣。克勤小物而可法者，陶桓公是也。忽小败大而可鉴者，恺撒是也。恺撒以不谨于先夜，明日被杀于议场。某军之将，不察于蹬，亡身及军，以至危国，可不惧哉！”这样的内容有可能与曾国藩家书所谓“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曰起而有功”以及曾国藩《杂著·笔记二十七则》中“克勤小物”条所谓“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陶侃综理密微，虽竹头木屑皆储为有用之物”有关。
曾国藩从古代兵法中总结出一套适合于当时战事的战术原则，如以主代客，后发制人；奇正互用，虚实结合；集中兵力，以十攻一等等，很可能也对毛泽东用兵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曾国藩治军十分重视“禁骚扰以安民”，将此列于《劝诫营官四条》的第一条。蔡锷1911年编定的《曾胡治兵语录》中，第八章《仁爱》也有这样的内容：“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毋视为要结粉饰之文。”1858年，他在江西建昌大营作《爱民歌》，以简明通俗的语言要求部队重视军民关系，其中可见如下文句：“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头，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一个被掳挑担去，一家吓哭不安居。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后来，毛泽东为红军制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曾国藩治军经验的某些影响。
当然，湘军作为护卫清王朝专制主义政权的地主武装，所谓“军士与民如一家”的“民”，无疑首先是富绅地主。而毛泽东领导的，则是以最广大劳苦群众作为阶级基础的人民军队。“上门板，捆禾草，扫地，谈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照还，赔偿损失，这些都是红军宣传工作的一种”，然而又都是红军的本质所决定，没有丝毫虚伪的表演成分的。
曾国藩的军事活动经验的积极内容被吸收借鉴，对于毛泽东军事艺术的成熟，应当是有益的。这种吸收和借鉴，曾经受到中共党内当时占据领导地位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攻击。他们在《革命和战争》等刊物上连续发表文章，讥讽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把古代《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更有好些博览的同志，拿半个世纪以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他们蛮横地断言：“这些不合时代的东西——《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只有让我们的敌人——蒋介石专有。”（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页，第133页）其实，革命战争的实践已经证明，他们所谓正统的“现代的战术”、“现代战略”，才是并不符合于中国社会实际的并不合用的理论.
                                                                                      (来源:博览群书)    编辑:方珏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评价，集中体现于《讲堂录》中这样的内容中：
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
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
他认为，如同宋代范仲淹高过韩琦一样，清代的曾国藩也超过与他“并称”的左宗棠。他认为，曾国藩和范仲淹同样，都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他们不仅成就了事功，其思想也影响于社会。
曾国藩与太平军作战，曾屡战屡败，甚至不止一次绝望自杀。王闿运《湘军志·营利》中说，曾国藩“用将则胜，自将则败”，指出他在战役指挥方面并不高明，甚至不如其部将。然而最终能够转败为胜，重要因素之一在于采用的宣传鼓动方式的优越。洪秀全从西方传教士那里得到片断的天主教教义，稍加改装而成为“拜上帝教”，用以动员群众。对于“孔孟诸子之书”，则“尽行禁除”，企图彻底破除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曾国藩注意到太平天国的这一特点，在《讨粤匪檄》中写道：“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他于是以捍卫传统“名教”，“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为号召，动员“凡读书识字者”和“乡野老实之人”参军参战。曾国藩以传统伦理纲常作为维系军心的基本形式，又以亲子师生的宗法关系强化军队内部的人事结构，教育将士习劳忍苦，一扫清朝八旗、绿营的陈腐陋习，终于取得了对太平军作战的最后胜利。毛泽东很早就注意到了曾国藩和洪秀全不同政治策略的优劣。1926年，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曾经指出：
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这是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洪秀全的手段错了。
在中国要成就政治事业，必须“迎合中国人的心理”，这是毛泽东总结曾国藩之所以能够“扑灭”太平天国起义时，认真分析曾氏一方和“洪杨”一方不同策略所得出的结论。
办事：治兵与安民
毛泽东《讲堂录》中写道：“小不谨，大事败矣。克勤小物而可法者，陶桓公是也。忽小败大而可鉴者，恺撒是也。恺撒以不谨于先夜，明日被杀于议场。某军之将，不察于蹬，亡身及军，以至危国，可不惧哉！”这样的内容有可能与曾国藩家书所谓“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曰起而有功”以及曾国藩《杂著·笔记二十七则》中“克勤小物”条所谓“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陶侃综理密微，虽竹头木屑皆储为有用之物”有关。
曾国藩从古代兵法中总结出一套适合于当时战事的战术原则，如以主代客，后发制人；奇正互用，虚实结合；集中兵力，以十攻一等等，很可能也对毛泽东用兵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曾国藩治军十分重视“禁骚扰以安民”，将此列于《劝诫营官四条》的第一条。蔡锷1911年编定的《曾胡治兵语录》中，第八章《仁爱》也有这样的内容：“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毋视为要结粉饰之文。”1858年，他在江西建昌大营作《爱民歌》，以简明通俗的语言要求部队重视军民关系，其中可见如下文句：“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头，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一个被掳挑担去，一家吓哭不安居。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后来，毛泽东为红军制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曾国藩治军经验的某些影响。
当然，湘军作为护卫清王朝专制主义政权的地主武装，所谓“军士与民如一家”的“民”，无疑首先是富绅地主。而毛泽东领导的，则是以最广大劳苦群众作为阶级基础的人民军队。“上门板，捆禾草，扫地，谈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照还，赔偿损失，这些都是红军宣传工作的一种”，然而又都是红军的本质所决定，没有丝毫虚伪的表演成分的。
曾国藩的军事活动经验的积极内容被吸收借鉴，对于毛泽东军事艺术的成熟，应当是有益的。这种吸收和借鉴，曾经受到中共党内当时占据领导地位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攻击。他们在《革命和战争》等刊物上连续发表文章，讥讽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把古代《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更有好些博览的同志，拿半个世纪以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他们蛮横地断言：“这些不合时代的东西——《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只有让我们的敌人——蒋介石专有。”（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页，第133页）其实，革命战争的实践已经证明，他们所谓正统的“现代的战术”、“现代战略”，才是并不符合于中国社会实际的并不合用的理论.
                                                                                      (来源:博览群书)    编辑:方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