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拿国情说事确实不是借口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23:42:02
我们喜欢用“国情”、“维稳”这类字眼来说事。对此我很理解，我国确实有特殊的国情，中国的复杂真的无国可比，不谨慎考虑国情，按大众的迫切希望行事，国家必将大乱。但我要说明的是，除了人口众多是60年前就有的国情以外，其它能让我国的改革畏手畏脚的国情，都是建国以后自我发展出来的，与远去的历史无关，也无关大清和民国。也就是说，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国情捆住了自己的手脚。
很多人经常气愤地说：找什么借口，比我们贫穷，比我们人口素质低的国家，都能搞“一人一票”，就连不丹这样的穷国也搞起了全民选举，我们为什么老是拿国情忽悠人。对此我想说，中国可以在民国的时候搞全民选举，更是可以在台湾、香港、奥门这些地方搞直选，但在大陆确实要顾及国情。民国的盲文比现在多得多，经济也无法和现在相比，但人的纯洁度要比现在好几倍，特别是能够影响民众选择的知识分子，没有被“招安”，仍然是有良知的中国人。现在的中国一定是5000年历史中，奸商、娼妓、流氓、小偷、骗子、无赖、赌徒、瘾君子、杀人犯、腐败官员、啃老族最多的时代；这个时代有最强烈的拜金风，最不讲人情味，良知最缺失，道德最败坏，最没有社会责任感。而台湾、香港、奥门这些地方的中国人，不仅受到了健全的现代法制的塑造，也经过了文明的契约精神、信用制度的雕琢，这些中国人如果手中有一票，意味着的是社会责任感，这是如今的大陆人无法比拟的。
而大陆的中国人，从来都被排斥在国事之外，他们没有忧国忧民的习惯，绝大多数人除了自己的小日子，心中再也装不下其他人。而且由于国家没有建立起信用制度，所以他们不是在信用社会中成长起来的。而作为人，有渴求自由的天性，没有信用制度的约束来提高我们的文明程度，只有法制的强制，而且这些法律也经常被不法官员奸污。在这样的社会中成长出来的人，文化教育再高，也不会有多少社会责任感。在这样的人群中搞“一人一票”，得到的结果不会比在民国时搞民选好多少。所以，很多人投出来的选票会给毫无脑力和希望的老好人——单位一年一度的优秀评选，大家就是这样选择的。更多的时候是不讲规矩、不讲制度，违法也在所不辞。村委会搞的直选成功了吗？家族势力比拼，贿选突出，这样的直选，用来选县长，会有多大的良好效果？我担心选出地痞流氓，更是腐败透顶、草菅人命。
所以，中国人不能一下子搞“一人一票”，不是文化素质的问题，更不是经济的问题，而是已经告别封建君王时代100年的大陆人，仍然与现代文明没有沾多少边，倒是养成了许多阻碍文明发展的坏品质。特别是至今还没有受到制度文明的教化，也就是，大陆人仍然是一个不懂得制度，不尊重法制，只屈从于权利的强压，与现代的信用社会、民权社会、民主文明无关的落后人群。封建社会消失了，中国人也理应像绝大多数国家的人民一样，逐步成为现代文明人，可是，结果令人遗憾。
如果说中国人有一点现代文明的味道，那么也只是经济和物质方面的。这样的人，有好日子反而坏事，贫穷的人疲于生计，哪会关心什么民权。而这些过着好日子的大陆人，嘴里喊出要民权，似乎有了做文明人的意识，却经常做出不文明的事。如果允许现在的大陆人，像西方国家的民众一样经常到街上游行，本来很正义的事，也会演变成打砸抢烧的事件。抗议日本人购岛的游行，蛮正义的，但他们不管国内产的、日本进口的，见日本牌子的车就砸。砸车是抵制日本货，我们可以理解。有无辜的中国人被游行者砸得头破血流，这就不好理解了。现代文明人需要言论自由，但轻信、盲从的大陆人，会因为太“自由”，轻易地把大中国“谣翻天”。
大陆人有这些坏毛病，绝对不是天生的。原因是，人们长期听不到第二种声音，听到一点异样的声响，就好奇得不得了。敏感的事之所以敏感，是因为我们总是封锁消息，害怕所谓的负面影响。其实，敏感的事听多了，人们就会失去兴趣，敏感事就变成了平常事。游行次数多了，大陆人也会养成讲秩序的好习惯。压制太强，就会产生弹簧效应；长期在严管下屈服的人，一旦成群走上街头，不会大乱才是怪事！
我们强烈要求改变的事很多，但由于这些发展出来的国情的影响，我们只能干着急。腐败问题很严重，财产公开很棘手。在中国，只要你是官，没有一点问题是不可能的，但是，谁敢大规模开杀戒，谁敢一下子公开，这些大小官员可是捏着国家的命脉。决定国家发展的大问题，需要万分小心处理的敏感事，能让国家出大状况的机密，他们都了如指掌。而且，由于我们的体制对腐败毫无免疫能力，经过长期的发展壮大，腐败官员的力量已经很强大，如果他们扭成绳，绝对有“颠覆”的能量。现在迟迟不能搞全面公开，就是这股反对势力太大的缘故。
腐败问题如果不采取治本的办法，搞不好还会更加严重。就像机构改革，越改越臃肿，庞大的财政供养人群，使中国税负之重，苦不堪言，但有什么办法呢？你敢像十多年前国企改革一样，让公职人员下岗吗？这些人是国家稳定的基础，因为他们受教育程度最高，同样对国家的法规政策、大小问题都很了解。如果这些人下岗了，加入了煽动、对抗的行列，才是国家真正的大不稳定。我们这些没有进过政府大院，却喜欢在网上批评政府的“局外人”，能给国家带来多大的不安？为了稳定的需要，我们的负担虽然很重，社会保障总是缺钱，但这一吃公饭的群体还得增加，这对维稳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正因如此，机构改革是不会动人的，可是不动人的改革我们还能期待什么？这样的改革只会让他们的日子更有优越感，让我们的负担更加沉重。
这些都是我们在改革中需要尊重的国情，它是中国几十年唯经济论形成的，更是制度的缺陷造成的恶果，改革不得不考虑这样的现状和国情。目前的中国就像一辆高速行驶的车，我们把车速加快到了危险的地步，但从快到慢需要一个减速的过程，如果忽然刹车，一定会车毁人亡。不过，问题还得面对，改革不能停止。我们不仅仅需要过好日子，需要有安全感的保障，“一人一票”、官员财产公开、百姓监督、言论自由，这些文明国度里有的我们同样需要。这类文明问题不能解决，车速还会加快；现在的中国已经有一点刹车失灵的感觉，这是我们忧虑的地方。
（要转载请署名：别了还来）bbs.tianya.cn/post-free-3759188-1.shtml我们喜欢用“国情”、“维稳”这类字眼来说事。对此我很理解，我国确实有特殊的国情，中国的复杂真的无国可比，不谨慎考虑国情，按大众的迫切希望行事，国家必将大乱。但我要说明的是，除了人口众多是60年前就有的国情以外，其它能让我国的改革畏手畏脚的国情，都是建国以后自我发展出来的，与远去的历史无关，也无关大清和民国。也就是说，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国情捆住了自己的手脚。
很多人经常气愤地说：找什么借口，比我们贫穷，比我们人口素质低的国家，都能搞“一人一票”，就连不丹这样的穷国也搞起了全民选举，我们为什么老是拿国情忽悠人。对此我想说，中国可以在民国的时候搞全民选举，更是可以在台湾、香港、奥门这些地方搞直选，但在大陆确实要顾及国情。民国的盲文比现在多得多，经济也无法和现在相比，但人的纯洁度要比现在好几倍，特别是能够影响民众选择的知识分子，没有被“招安”，仍然是有良知的中国人。现在的中国一定是5000年历史中，奸商、娼妓、流氓、小偷、骗子、无赖、赌徒、瘾君子、杀人犯、腐败官员、啃老族最多的时代；这个时代有最强烈的拜金风，最不讲人情味，良知最缺失，道德最败坏，最没有社会责任感。而台湾、香港、奥门这些地方的中国人，不仅受到了健全的现代法制的塑造，也经过了文明的契约精神、信用制度的雕琢，这些中国人如果手中有一票，意味着的是社会责任感，这是如今的大陆人无法比拟的。
而大陆的中国人，从来都被排斥在国事之外，他们没有忧国忧民的习惯，绝大多数人除了自己的小日子，心中再也装不下其他人。而且由于国家没有建立起信用制度，所以他们不是在信用社会中成长起来的。而作为人，有渴求自由的天性，没有信用制度的约束来提高我们的文明程度，只有法制的强制，而且这些法律也经常被不法官员奸污。在这样的社会中成长出来的人，文化教育再高，也不会有多少社会责任感。在这样的人群中搞“一人一票”，得到的结果不会比在民国时搞民选好多少。所以，很多人投出来的选票会给毫无脑力和希望的老好人——单位一年一度的优秀评选，大家就是这样选择的。更多的时候是不讲规矩、不讲制度，违法也在所不辞。村委会搞的直选成功了吗？家族势力比拼，贿选突出，这样的直选，用来选县长，会有多大的良好效果？我担心选出地痞流氓，更是腐败透顶、草菅人命。
所以，中国人不能一下子搞“一人一票”，不是文化素质的问题，更不是经济的问题，而是已经告别封建君王时代100年的大陆人，仍然与现代文明没有沾多少边，倒是养成了许多阻碍文明发展的坏品质。特别是至今还没有受到制度文明的教化，也就是，大陆人仍然是一个不懂得制度，不尊重法制，只屈从于权利的强压，与现代的信用社会、民权社会、民主文明无关的落后人群。封建社会消失了，中国人也理应像绝大多数国家的人民一样，逐步成为现代文明人，可是，结果令人遗憾。
如果说中国人有一点现代文明的味道，那么也只是经济和物质方面的。这样的人，有好日子反而坏事，贫穷的人疲于生计，哪会关心什么民权。而这些过着好日子的大陆人，嘴里喊出要民权，似乎有了做文明人的意识，却经常做出不文明的事。如果允许现在的大陆人，像西方国家的民众一样经常到街上游行，本来很正义的事，也会演变成打砸抢烧的事件。抗议日本人购岛的游行，蛮正义的，但他们不管国内产的、日本进口的，见日本牌子的车就砸。砸车是抵制日本货，我们可以理解。有无辜的中国人被游行者砸得头破血流，这就不好理解了。现代文明人需要言论自由，但轻信、盲从的大陆人，会因为太“自由”，轻易地把大中国“谣翻天”。
大陆人有这些坏毛病，绝对不是天生的。原因是，人们长期听不到第二种声音，听到一点异样的声响，就好奇得不得了。敏感的事之所以敏感，是因为我们总是封锁消息，害怕所谓的负面影响。其实，敏感的事听多了，人们就会失去兴趣，敏感事就变成了平常事。游行次数多了，大陆人也会养成讲秩序的好习惯。压制太强，就会产生弹簧效应；长期在严管下屈服的人，一旦成群走上街头，不会大乱才是怪事！
我们强烈要求改变的事很多，但由于这些发展出来的国情的影响，我们只能干着急。腐败问题很严重，财产公开很棘手。在中国，只要你是官，没有一点问题是不可能的，但是，谁敢大规模开杀戒，谁敢一下子公开，这些大小官员可是捏着国家的命脉。决定国家发展的大问题，需要万分小心处理的敏感事，能让国家出大状况的机密，他们都了如指掌。而且，由于我们的体制对腐败毫无免疫能力，经过长期的发展壮大，腐败官员的力量已经很强大，如果他们扭成绳，绝对有“颠覆”的能量。现在迟迟不能搞全面公开，就是这股反对势力太大的缘故。
腐败问题如果不采取治本的办法，搞不好还会更加严重。就像机构改革，越改越臃肿，庞大的财政供养人群，使中国税负之重，苦不堪言，但有什么办法呢？你敢像十多年前国企改革一样，让公职人员下岗吗？这些人是国家稳定的基础，因为他们受教育程度最高，同样对国家的法规政策、大小问题都很了解。如果这些人下岗了，加入了煽动、对抗的行列，才是国家真正的大不稳定。我们这些没有进过政府大院，却喜欢在网上批评政府的“局外人”，能给国家带来多大的不安？为了稳定的需要，我们的负担虽然很重，社会保障总是缺钱，但这一吃公饭的群体还得增加，这对维稳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正因如此，机构改革是不会动人的，可是不动人的改革我们还能期待什么？这样的改革只会让他们的日子更有优越感，让我们的负担更加沉重。
这些都是我们在改革中需要尊重的国情，它是中国几十年唯经济论形成的，更是制度的缺陷造成的恶果，改革不得不考虑这样的现状和国情。目前的中国就像一辆高速行驶的车，我们把车速加快到了危险的地步，但从快到慢需要一个减速的过程，如果忽然刹车，一定会车毁人亡。不过，问题还得面对，改革不能停止。我们不仅仅需要过好日子，需要有安全感的保障，“一人一票”、官员财产公开、百姓监督、言论自由，这些文明国度里有的我们同样需要。这类文明问题不能解决，车速还会加快；现在的中国已经有一点刹车失灵的感觉，这是我们忧虑的地方。
（要转载请署名：别了还来）bbs.tianya.cn/post-free-3759188-1.shtml
很多人经常气愤地说：找什么借口，比我们贫穷，比我们人口素质低的国家，都能搞“一人一票”，就连不丹这样的穷国也搞起了全民选举，我们为什么老是拿国情忽悠人。对此我想说，中国可以在民国的时候搞全民选举，更是可以在台湾、香港、奥门这些地方搞直选，但在大陆确实要顾及国情。民国的盲文比现在多得多，经济也无法和现在相比，但人的纯洁度要比现在好几倍，特别是能够影响民众选择的知识分子，没有被“招安”，仍然是有良知的中国人。现在的中国一定是5000年历史中，奸商、娼妓、流氓、小偷、骗子、无赖、赌徒、瘾君子、杀人犯、腐败官员、啃老族最多的时代；这个时代有最强烈的拜金风，最不讲人情味，良知最缺失，道德最败坏，最没有社会责任感。而台湾、香港、奥门这些地方的中国人，不仅受到了健全的现代法制的塑造，也经过了文明的契约精神、信用制度的雕琢，这些中国人如果手中有一票，意味着的是社会责任感，这是如今的大陆人无法比拟的。
而大陆的中国人，从来都被排斥在国事之外，他们没有忧国忧民的习惯，绝大多数人除了自己的小日子，心中再也装不下其他人。而且由于国家没有建立起信用制度，所以他们不是在信用社会中成长起来的。而作为人，有渴求自由的天性，没有信用制度的约束来提高我们的文明程度，只有法制的强制，而且这些法律也经常被不法官员奸污。在这样的社会中成长出来的人，文化教育再高，也不会有多少社会责任感。在这样的人群中搞“一人一票”，得到的结果不会比在民国时搞民选好多少。所以，很多人投出来的选票会给毫无脑力和希望的老好人——单位一年一度的优秀评选，大家就是这样选择的。更多的时候是不讲规矩、不讲制度，违法也在所不辞。村委会搞的直选成功了吗？家族势力比拼，贿选突出，这样的直选，用来选县长，会有多大的良好效果？我担心选出地痞流氓，更是腐败透顶、草菅人命。
所以，中国人不能一下子搞“一人一票”，不是文化素质的问题，更不是经济的问题，而是已经告别封建君王时代100年的大陆人，仍然与现代文明没有沾多少边，倒是养成了许多阻碍文明发展的坏品质。特别是至今还没有受到制度文明的教化，也就是，大陆人仍然是一个不懂得制度，不尊重法制，只屈从于权利的强压，与现代的信用社会、民权社会、民主文明无关的落后人群。封建社会消失了，中国人也理应像绝大多数国家的人民一样，逐步成为现代文明人，可是，结果令人遗憾。
如果说中国人有一点现代文明的味道，那么也只是经济和物质方面的。这样的人，有好日子反而坏事，贫穷的人疲于生计，哪会关心什么民权。而这些过着好日子的大陆人，嘴里喊出要民权，似乎有了做文明人的意识，却经常做出不文明的事。如果允许现在的大陆人，像西方国家的民众一样经常到街上游行，本来很正义的事，也会演变成打砸抢烧的事件。抗议日本人购岛的游行，蛮正义的，但他们不管国内产的、日本进口的，见日本牌子的车就砸。砸车是抵制日本货，我们可以理解。有无辜的中国人被游行者砸得头破血流，这就不好理解了。现代文明人需要言论自由，但轻信、盲从的大陆人，会因为太“自由”，轻易地把大中国“谣翻天”。
大陆人有这些坏毛病，绝对不是天生的。原因是，人们长期听不到第二种声音，听到一点异样的声响，就好奇得不得了。敏感的事之所以敏感，是因为我们总是封锁消息，害怕所谓的负面影响。其实，敏感的事听多了，人们就会失去兴趣，敏感事就变成了平常事。游行次数多了，大陆人也会养成讲秩序的好习惯。压制太强，就会产生弹簧效应；长期在严管下屈服的人，一旦成群走上街头，不会大乱才是怪事！
我们强烈要求改变的事很多，但由于这些发展出来的国情的影响，我们只能干着急。腐败问题很严重，财产公开很棘手。在中国，只要你是官，没有一点问题是不可能的，但是，谁敢大规模开杀戒，谁敢一下子公开，这些大小官员可是捏着国家的命脉。决定国家发展的大问题，需要万分小心处理的敏感事，能让国家出大状况的机密，他们都了如指掌。而且，由于我们的体制对腐败毫无免疫能力，经过长期的发展壮大，腐败官员的力量已经很强大，如果他们扭成绳，绝对有“颠覆”的能量。现在迟迟不能搞全面公开，就是这股反对势力太大的缘故。
腐败问题如果不采取治本的办法，搞不好还会更加严重。就像机构改革，越改越臃肿，庞大的财政供养人群，使中国税负之重，苦不堪言，但有什么办法呢？你敢像十多年前国企改革一样，让公职人员下岗吗？这些人是国家稳定的基础，因为他们受教育程度最高，同样对国家的法规政策、大小问题都很了解。如果这些人下岗了，加入了煽动、对抗的行列，才是国家真正的大不稳定。我们这些没有进过政府大院，却喜欢在网上批评政府的“局外人”，能给国家带来多大的不安？为了稳定的需要，我们的负担虽然很重，社会保障总是缺钱，但这一吃公饭的群体还得增加，这对维稳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正因如此，机构改革是不会动人的，可是不动人的改革我们还能期待什么？这样的改革只会让他们的日子更有优越感，让我们的负担更加沉重。
这些都是我们在改革中需要尊重的国情，它是中国几十年唯经济论形成的，更是制度的缺陷造成的恶果，改革不得不考虑这样的现状和国情。目前的中国就像一辆高速行驶的车，我们把车速加快到了危险的地步，但从快到慢需要一个减速的过程，如果忽然刹车，一定会车毁人亡。不过，问题还得面对，改革不能停止。我们不仅仅需要过好日子，需要有安全感的保障，“一人一票”、官员财产公开、百姓监督、言论自由，这些文明国度里有的我们同样需要。这类文明问题不能解决，车速还会加快；现在的中国已经有一点刹车失灵的感觉，这是我们忧虑的地方。
（要转载请署名：别了还来）bbs.tianya.cn/post-free-3759188-1.shtml我们喜欢用“国情”、“维稳”这类字眼来说事。对此我很理解，我国确实有特殊的国情，中国的复杂真的无国可比，不谨慎考虑国情，按大众的迫切希望行事，国家必将大乱。但我要说明的是，除了人口众多是60年前就有的国情以外，其它能让我国的改革畏手畏脚的国情，都是建国以后自我发展出来的，与远去的历史无关，也无关大清和民国。也就是说，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国情捆住了自己的手脚。
很多人经常气愤地说：找什么借口，比我们贫穷，比我们人口素质低的国家，都能搞“一人一票”，就连不丹这样的穷国也搞起了全民选举，我们为什么老是拿国情忽悠人。对此我想说，中国可以在民国的时候搞全民选举，更是可以在台湾、香港、奥门这些地方搞直选，但在大陆确实要顾及国情。民国的盲文比现在多得多，经济也无法和现在相比，但人的纯洁度要比现在好几倍，特别是能够影响民众选择的知识分子，没有被“招安”，仍然是有良知的中国人。现在的中国一定是5000年历史中，奸商、娼妓、流氓、小偷、骗子、无赖、赌徒、瘾君子、杀人犯、腐败官员、啃老族最多的时代；这个时代有最强烈的拜金风，最不讲人情味，良知最缺失，道德最败坏，最没有社会责任感。而台湾、香港、奥门这些地方的中国人，不仅受到了健全的现代法制的塑造，也经过了文明的契约精神、信用制度的雕琢，这些中国人如果手中有一票，意味着的是社会责任感，这是如今的大陆人无法比拟的。
而大陆的中国人，从来都被排斥在国事之外，他们没有忧国忧民的习惯，绝大多数人除了自己的小日子，心中再也装不下其他人。而且由于国家没有建立起信用制度，所以他们不是在信用社会中成长起来的。而作为人，有渴求自由的天性，没有信用制度的约束来提高我们的文明程度，只有法制的强制，而且这些法律也经常被不法官员奸污。在这样的社会中成长出来的人，文化教育再高，也不会有多少社会责任感。在这样的人群中搞“一人一票”，得到的结果不会比在民国时搞民选好多少。所以，很多人投出来的选票会给毫无脑力和希望的老好人——单位一年一度的优秀评选，大家就是这样选择的。更多的时候是不讲规矩、不讲制度，违法也在所不辞。村委会搞的直选成功了吗？家族势力比拼，贿选突出，这样的直选，用来选县长，会有多大的良好效果？我担心选出地痞流氓，更是腐败透顶、草菅人命。
所以，中国人不能一下子搞“一人一票”，不是文化素质的问题，更不是经济的问题，而是已经告别封建君王时代100年的大陆人，仍然与现代文明没有沾多少边，倒是养成了许多阻碍文明发展的坏品质。特别是至今还没有受到制度文明的教化，也就是，大陆人仍然是一个不懂得制度，不尊重法制，只屈从于权利的强压，与现代的信用社会、民权社会、民主文明无关的落后人群。封建社会消失了，中国人也理应像绝大多数国家的人民一样，逐步成为现代文明人，可是，结果令人遗憾。
如果说中国人有一点现代文明的味道，那么也只是经济和物质方面的。这样的人，有好日子反而坏事，贫穷的人疲于生计，哪会关心什么民权。而这些过着好日子的大陆人，嘴里喊出要民权，似乎有了做文明人的意识，却经常做出不文明的事。如果允许现在的大陆人，像西方国家的民众一样经常到街上游行，本来很正义的事，也会演变成打砸抢烧的事件。抗议日本人购岛的游行，蛮正义的，但他们不管国内产的、日本进口的，见日本牌子的车就砸。砸车是抵制日本货，我们可以理解。有无辜的中国人被游行者砸得头破血流，这就不好理解了。现代文明人需要言论自由，但轻信、盲从的大陆人，会因为太“自由”，轻易地把大中国“谣翻天”。
大陆人有这些坏毛病，绝对不是天生的。原因是，人们长期听不到第二种声音，听到一点异样的声响，就好奇得不得了。敏感的事之所以敏感，是因为我们总是封锁消息，害怕所谓的负面影响。其实，敏感的事听多了，人们就会失去兴趣，敏感事就变成了平常事。游行次数多了，大陆人也会养成讲秩序的好习惯。压制太强，就会产生弹簧效应；长期在严管下屈服的人，一旦成群走上街头，不会大乱才是怪事！
我们强烈要求改变的事很多，但由于这些发展出来的国情的影响，我们只能干着急。腐败问题很严重，财产公开很棘手。在中国，只要你是官，没有一点问题是不可能的，但是，谁敢大规模开杀戒，谁敢一下子公开，这些大小官员可是捏着国家的命脉。决定国家发展的大问题，需要万分小心处理的敏感事，能让国家出大状况的机密，他们都了如指掌。而且，由于我们的体制对腐败毫无免疫能力，经过长期的发展壮大，腐败官员的力量已经很强大，如果他们扭成绳，绝对有“颠覆”的能量。现在迟迟不能搞全面公开，就是这股反对势力太大的缘故。
腐败问题如果不采取治本的办法，搞不好还会更加严重。就像机构改革，越改越臃肿，庞大的财政供养人群，使中国税负之重，苦不堪言，但有什么办法呢？你敢像十多年前国企改革一样，让公职人员下岗吗？这些人是国家稳定的基础，因为他们受教育程度最高，同样对国家的法规政策、大小问题都很了解。如果这些人下岗了，加入了煽动、对抗的行列，才是国家真正的大不稳定。我们这些没有进过政府大院，却喜欢在网上批评政府的“局外人”，能给国家带来多大的不安？为了稳定的需要，我们的负担虽然很重，社会保障总是缺钱，但这一吃公饭的群体还得增加，这对维稳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正因如此，机构改革是不会动人的，可是不动人的改革我们还能期待什么？这样的改革只会让他们的日子更有优越感，让我们的负担更加沉重。
这些都是我们在改革中需要尊重的国情，它是中国几十年唯经济论形成的，更是制度的缺陷造成的恶果，改革不得不考虑这样的现状和国情。目前的中国就像一辆高速行驶的车，我们把车速加快到了危险的地步，但从快到慢需要一个减速的过程，如果忽然刹车，一定会车毁人亡。不过，问题还得面对，改革不能停止。我们不仅仅需要过好日子，需要有安全感的保障，“一人一票”、官员财产公开、百姓监督、言论自由，这些文明国度里有的我们同样需要。这类文明问题不能解决，车速还会加快；现在的中国已经有一点刹车失灵的感觉，这是我们忧虑的地方。
（要转载请署名：别了还来）bbs.tianya.cn/post-free-3759188-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