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学者新论：中日关系的战略思考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5:20:50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副研究员 王屏
中日关系的现状令人忧虑，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不言自明。走向“富裕”的中国与走向“自立”的日本，在“民族意识”整合的过程中相互碰撞，有时甚至产生火花。两个同时“崛起”的近邻大国是否能在和平中稳步行进？处理未来的中日关系我们的回旋余地和空间究竟有多大？这一切都与我们两国如何为对方进行战略定位息息相关。
1、搞好中日关系是两国国家利益的需要
看待中日关系要有战略眼光。处理中日关系需要战略思维。讲“战略”，就要看大局、有长远打算。对国际战略环境的准确判断、对国家总体战略目标的合理设定是中日两国处理相互关系的基本前提。对日应采取何种外交政策完全由我国所处的国际战略环境和国家设定的战略目标而定。吸取近代落后挨打的教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让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人过上富裕的生活无疑是我们追求的国家战略目标。为营造达此目标的国际战略环境，我们制定了相应的亚洲外交战略。日本是我们的重要邻国，中日双边关系一直受到我国政府的格外重视。30年来，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牵一发而动全身。两国不论哪一方的政治生态变动都会给对方带来重大的影响。因此，认为一句“抵制日货”或“中国威胁”的口号就能改变中日关系的大局，似乎过于简单化。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近30年里，我国的对日政策基本是在“理想主义”外交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这使中日关系在“友好”的气氛中保持了“一团和气”的局面。但同时也使本该浮出水面的矛盾被掩盖起来。
冷战结束以前，日本政府基本上也是实行“理想主义”的对华外交政策。近10年来，随着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动以及美国国际战略的调整，日本的对华政策处于动荡的调整态势，“现实主义”色彩浓重。特别是最近几个月，日本的对华外交战略随着日本军事战略的调整出现急剧的变化，甚至咄咄逼人。日本外交起伏不定，方向不明，甚至推行恶化邻国关系的“恶邻外交”。日本四面出击，八面树敌，搞得朝鲜半岛怨声载道，弄得神州大地一片喊“打”声。究其因，是由于日本在对华战略定位上出现偏差。战略目标的错位源于对战略环境的误判。本来，两年前日本曾把中日关系定位在仅次于美国的、“21世纪初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上，并且要与中国建立一种“共存共荣”的关系。认为“合作与竞争”是未来中日关系的主要特征。可是，不知不觉之中日本却把中国当成“战略对手”并与中国搞“对抗”，还将台湾作为日本与美国的“共同战略目标”。在“历史问题”上，日本一会“道歉”，一会否定，在台湾问题上，日本一会承认“一个中国”、反对“台独”，一会与美勾结妄图染指我台湾，干涉我内政。日本不是将中国视为一支和平的力量，而是主观臆断地说中国搞“扩张”，给他们带来了威胁。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均收入有目共睹。中国政府多次强调我们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睦邻外交政策。中国的“睦邻、富邻、安邻”亚洲战略具有相当程度的连贯性与稳定性。前几天，温家宝总理在访印期间还再次重申中国政府“不树敌，不当头，也永远不称霸”的一贯主张。但是，日本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无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主张，再三生事。终于，以新版右翼教科书被日本政府审定放行为导火索，国人忍无可忍了，起而“抵制日货”并反对日本“入常”。偏执的战略思维能力，笨拙的外交交往能力，缺少连续性和灵活性外交决策能力，使小泉外交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中日关系处于僵局之中，我们面临着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但是，越是在此时，我们越要理性地思考，用智慧而不是蛮干来化解矛盾，促成中日关系能有新的转机。我们在正视历史的同时也要勇敢地面向未来，我们必须从“历史的阴影”中走出。近代日本的侵华史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有良知的日本人对此也予以承认。中日友好交流的历史有2千余年，我们不应将特殊阶段的历史事实定格为日本民族性格的普遍性特征。日本民族与中华民族一样是勤劳、勇敢的民族，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一起缔造和发扬了东方的传统文化。我们不能因为日本少数右派政治家的不当言行而否定整个日本民族。我们也不应因为某一届日本政府推行了错误的对华政策而与全体日本人民交恶。我们在分析日本人中国观的误区时也要检讨自己的日本观是否也存在着误区。我们应当承认在对日研究上还存在着许多盲点，在研究方法上还有僵化思维和意识形态化的倾向。我们对此进行了反思，但同时也不能因为目前日本存在着冷战思维就再倒退回去。同样，日本也应充分认识到正确处理“历史问题”对搞好中日关系的重要意义以及搞不好中日关系将给日本带来的损失。中日两国的国家利益决定了双方要从战略高度去认识和处理中日关系，通过寻求利益上的结合点来缓和两国国民感情上的矛盾与冲突，通过共同与历史对话寻找在“历史认识”上的共识。“历史问题”的战略意义不宜过分夸大。历史是由无数个横断面构成的时间与空间的多维、立体的客观世界。任何视所观察的对象为静止目标，任何以点代面的非科学、非辩证的认识历史的方法都不是正确的方法，也不会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结论。能不能遵循理性思维、能不能正确面对历史，这是对中日两国在未来处理关系时的严峻考验。历史不是“包袱”而是一面镜子，我们只有“以史为鉴”，方能面向未来。
李肇星部长日前指出，“30多年来，中日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间往来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发展，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重要利益，也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日本是我国重要近邻，彼此利益交融密不可分，两国人民往来频繁，交往密切，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发展。友好相处、合作双赢，是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继续按照“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实现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对于我确保并延长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稳定周边环境，推动区域合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2、搞好中日关系是亚洲区域合作的需要
冷战后的东亚国际关系格局在探索中出现新的征兆。东亚是“冷战”结束后世界上唯一保留旧秩序的地区，东亚也是世界上区域合作相对落后的地区。然而，当“区域主义”一词在欧洲未流行时，一百多年前的亚洲就已经形成了区域合作的思想。这就是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产生于日本民间的“亚细亚连带论”主张。但遗憾的是这种民间的理想主义最终被日本政府所推行的现实主义的“大陆政策”所取代，近代亚洲并未实现真正意义的区域合作。“大东亚共荣圈”成为日本侵略亚洲的遮羞布，“解放亚洲”成为当时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愚弄年轻士兵走向战场的欺骗性口号。“亚洲联合”、“亚洲一体”成为近代亚洲人民未尽的事业和理想。近代亚洲的百年屈辱史早已结束，战后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冷战”体制也已崩溃。但令人不解的是在东亚地区，作为“冷战”体制一角的“日美同盟”不仅冰山不倒，近几个月甚至“寒气逼人”。美国在东亚地区导演着一幕幕不合适宜的“冷战剧”，而日本却甘愿充当炮灰。国人只看得眼花缭乱，目瞪口呆。“东亚共同体”刚刚拉开帷幕，却让人有曲终幕谢的感觉。搞霸权的国家不愿看到东亚各国团结一致走上和平发展之路，他们绞尽脑汁竭尽其挑拨离间之能事。一个时期以来，中日双方都认识到加强合作既符合本国的核心利益，也能促进区域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协调发展。加强区域合作，构建“东亚共同体”是目前东亚各国积极追求的目标。但是，中日关系如不能协调发展，势必会影响到东亚区域合作大目标的实现，同时也会影响到中日两国自身的民族利益。
在日本，总有那么一小部分右派政治家及右倾文人想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脚下的亚洲。他们认为日本“既非东洋亦非西洋”，说日本人是“地球人”，他们抱着过了时的“亚洲观”不撒手。明知亚洲的振兴是大势所趋，却非要逆历史潮流而动。日本著名的中国学专家沟口雄三教授反复告诫日本人，不要“失掉亚洲根基”，要正视一个“用欧洲标准无法衡量的，溢出这样的标准之外的中国世界”的存在。他指出，“亚洲的现实发生了巨大变化，先进的日本与落后的中国这样的图式正在失去现实依据”。在东亚区域合作问题上，韩国表现出积极的热情和令人钦佩的具体行动。近代亡国的屈辱历史使得他们更渴望东亚的和平与发展，最近，韩国总统明确表达了“韩国要在东北亚发挥平衡员的作用”这一愿望。对此，日本有舆论惊呼：美、日，韩“南方三角同盟”出现解体迹象！韩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原有的“冷战”体制已无法适应未来东亚国际关系新秩序，他们希望能为东亚的区域合作做贡献，这使韩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地位迅速提升。我们也期盼着东亚区域合作的大环境能逐渐得到完善，这与中国的“睦邻、安邻、富邻”政策相一致，也有利于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与韩国相比，日本似乎在自我“边缘化”。日本是亚洲现代化建设起步较早的国家，他有许多可以传授给亚洲邻国的建设经验。近30年来，日本在经济上给予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以巨大的帮助与指导，同时，日本也从与亚洲各国的经济交往中获得巨大经济利益。日本与亚洲的合作是一种双赢的利益关系。日本与亚洲搞不好关系，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在亚洲多边区域合作中，我们视日本为缺之不可的重要战略伙伴。中日互有需要，双方也应为亚洲的振兴负起责任。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不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但现实中两国关系却复杂多变，枝节横生。这其中，既有历史问题上的感情纠葛，也有现实利益上的冲突。两国都应站在历史的高度、地缘政治的高度以及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度，全面地审视和调整相互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整个亚洲民族利益的需要。中国成为经济大国、日本成为政治大国都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两国人民要适当地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和相互评判的价值标准。未来的亚洲，中日之间应防止出现“一山不容二虎”的“对峙局面”，因为那样既不符合两国的国家利益，也不符合亚洲各国的区域利益。两国对“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形成共识。均衡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应该成为未来处理中日关系时的一种战略性思考。进入21世纪后的亚洲需要我们中日两国以及亚洲各国之间携手并进，共创美好未来。作为亚洲的两个大国，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都应理性地面对过去与未来，勇敢地接受历史留给我们的正负两种遗产。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共生的世界，具有共同文化传统的东亚各国之间更应认真地进行对话并共同与历史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副研究员 王屏
中日关系的现状令人忧虑，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不言自明。走向“富裕”的中国与走向“自立”的日本，在“民族意识”整合的过程中相互碰撞，有时甚至产生火花。两个同时“崛起”的近邻大国是否能在和平中稳步行进？处理未来的中日关系我们的回旋余地和空间究竟有多大？这一切都与我们两国如何为对方进行战略定位息息相关。
1、搞好中日关系是两国国家利益的需要
看待中日关系要有战略眼光。处理中日关系需要战略思维。讲“战略”，就要看大局、有长远打算。对国际战略环境的准确判断、对国家总体战略目标的合理设定是中日两国处理相互关系的基本前提。对日应采取何种外交政策完全由我国所处的国际战略环境和国家设定的战略目标而定。吸取近代落后挨打的教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让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人过上富裕的生活无疑是我们追求的国家战略目标。为营造达此目标的国际战略环境，我们制定了相应的亚洲外交战略。日本是我们的重要邻国，中日双边关系一直受到我国政府的格外重视。30年来，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牵一发而动全身。两国不论哪一方的政治生态变动都会给对方带来重大的影响。因此，认为一句“抵制日货”或“中国威胁”的口号就能改变中日关系的大局，似乎过于简单化。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近30年里，我国的对日政策基本是在“理想主义”外交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这使中日关系在“友好”的气氛中保持了“一团和气”的局面。但同时也使本该浮出水面的矛盾被掩盖起来。
冷战结束以前，日本政府基本上也是实行“理想主义”的对华外交政策。近10年来，随着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动以及美国国际战略的调整，日本的对华政策处于动荡的调整态势，“现实主义”色彩浓重。特别是最近几个月，日本的对华外交战略随着日本军事战略的调整出现急剧的变化，甚至咄咄逼人。日本外交起伏不定，方向不明，甚至推行恶化邻国关系的“恶邻外交”。日本四面出击，八面树敌，搞得朝鲜半岛怨声载道，弄得神州大地一片喊“打”声。究其因，是由于日本在对华战略定位上出现偏差。战略目标的错位源于对战略环境的误判。本来，两年前日本曾把中日关系定位在仅次于美国的、“21世纪初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上，并且要与中国建立一种“共存共荣”的关系。认为“合作与竞争”是未来中日关系的主要特征。可是，不知不觉之中日本却把中国当成“战略对手”并与中国搞“对抗”，还将台湾作为日本与美国的“共同战略目标”。在“历史问题”上，日本一会“道歉”，一会否定，在台湾问题上，日本一会承认“一个中国”、反对“台独”，一会与美勾结妄图染指我台湾，干涉我内政。日本不是将中国视为一支和平的力量，而是主观臆断地说中国搞“扩张”，给他们带来了威胁。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均收入有目共睹。中国政府多次强调我们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睦邻外交政策。中国的“睦邻、富邻、安邻”亚洲战略具有相当程度的连贯性与稳定性。前几天，温家宝总理在访印期间还再次重申中国政府“不树敌，不当头，也永远不称霸”的一贯主张。但是，日本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无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主张，再三生事。终于，以新版右翼教科书被日本政府审定放行为导火索，国人忍无可忍了，起而“抵制日货”并反对日本“入常”。偏执的战略思维能力，笨拙的外交交往能力，缺少连续性和灵活性外交决策能力，使小泉外交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中日关系处于僵局之中，我们面临着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但是，越是在此时，我们越要理性地思考，用智慧而不是蛮干来化解矛盾，促成中日关系能有新的转机。我们在正视历史的同时也要勇敢地面向未来，我们必须从“历史的阴影”中走出。近代日本的侵华史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有良知的日本人对此也予以承认。中日友好交流的历史有2千余年，我们不应将特殊阶段的历史事实定格为日本民族性格的普遍性特征。日本民族与中华民族一样是勤劳、勇敢的民族，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一起缔造和发扬了东方的传统文化。我们不能因为日本少数右派政治家的不当言行而否定整个日本民族。我们也不应因为某一届日本政府推行了错误的对华政策而与全体日本人民交恶。我们在分析日本人中国观的误区时也要检讨自己的日本观是否也存在着误区。我们应当承认在对日研究上还存在着许多盲点，在研究方法上还有僵化思维和意识形态化的倾向。我们对此进行了反思，但同时也不能因为目前日本存在着冷战思维就再倒退回去。同样，日本也应充分认识到正确处理“历史问题”对搞好中日关系的重要意义以及搞不好中日关系将给日本带来的损失。中日两国的国家利益决定了双方要从战略高度去认识和处理中日关系，通过寻求利益上的结合点来缓和两国国民感情上的矛盾与冲突，通过共同与历史对话寻找在“历史认识”上的共识。“历史问题”的战略意义不宜过分夸大。历史是由无数个横断面构成的时间与空间的多维、立体的客观世界。任何视所观察的对象为静止目标，任何以点代面的非科学、非辩证的认识历史的方法都不是正确的方法，也不会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结论。能不能遵循理性思维、能不能正确面对历史，这是对中日两国在未来处理关系时的严峻考验。历史不是“包袱”而是一面镜子，我们只有“以史为鉴”，方能面向未来。
李肇星部长日前指出，“30多年来，中日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间往来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发展，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重要利益，也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日本是我国重要近邻，彼此利益交融密不可分，两国人民往来频繁，交往密切，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发展。友好相处、合作双赢，是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继续按照“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实现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对于我确保并延长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稳定周边环境，推动区域合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2、搞好中日关系是亚洲区域合作的需要
冷战后的东亚国际关系格局在探索中出现新的征兆。东亚是“冷战”结束后世界上唯一保留旧秩序的地区，东亚也是世界上区域合作相对落后的地区。然而，当“区域主义”一词在欧洲未流行时，一百多年前的亚洲就已经形成了区域合作的思想。这就是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产生于日本民间的“亚细亚连带论”主张。但遗憾的是这种民间的理想主义最终被日本政府所推行的现实主义的“大陆政策”所取代，近代亚洲并未实现真正意义的区域合作。“大东亚共荣圈”成为日本侵略亚洲的遮羞布，“解放亚洲”成为当时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愚弄年轻士兵走向战场的欺骗性口号。“亚洲联合”、“亚洲一体”成为近代亚洲人民未尽的事业和理想。近代亚洲的百年屈辱史早已结束，战后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冷战”体制也已崩溃。但令人不解的是在东亚地区，作为“冷战”体制一角的“日美同盟”不仅冰山不倒，近几个月甚至“寒气逼人”。美国在东亚地区导演着一幕幕不合适宜的“冷战剧”，而日本却甘愿充当炮灰。国人只看得眼花缭乱，目瞪口呆。“东亚共同体”刚刚拉开帷幕，却让人有曲终幕谢的感觉。搞霸权的国家不愿看到东亚各国团结一致走上和平发展之路，他们绞尽脑汁竭尽其挑拨离间之能事。一个时期以来，中日双方都认识到加强合作既符合本国的核心利益，也能促进区域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协调发展。加强区域合作，构建“东亚共同体”是目前东亚各国积极追求的目标。但是，中日关系如不能协调发展，势必会影响到东亚区域合作大目标的实现，同时也会影响到中日两国自身的民族利益。
在日本，总有那么一小部分右派政治家及右倾文人想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脚下的亚洲。他们认为日本“既非东洋亦非西洋”，说日本人是“地球人”，他们抱着过了时的“亚洲观”不撒手。明知亚洲的振兴是大势所趋，却非要逆历史潮流而动。日本著名的中国学专家沟口雄三教授反复告诫日本人，不要“失掉亚洲根基”，要正视一个“用欧洲标准无法衡量的，溢出这样的标准之外的中国世界”的存在。他指出，“亚洲的现实发生了巨大变化，先进的日本与落后的中国这样的图式正在失去现实依据”。在东亚区域合作问题上，韩国表现出积极的热情和令人钦佩的具体行动。近代亡国的屈辱历史使得他们更渴望东亚的和平与发展，最近，韩国总统明确表达了“韩国要在东北亚发挥平衡员的作用”这一愿望。对此，日本有舆论惊呼：美、日，韩“南方三角同盟”出现解体迹象！韩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原有的“冷战”体制已无法适应未来东亚国际关系新秩序，他们希望能为东亚的区域合作做贡献，这使韩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地位迅速提升。我们也期盼着东亚区域合作的大环境能逐渐得到完善，这与中国的“睦邻、安邻、富邻”政策相一致，也有利于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与韩国相比，日本似乎在自我“边缘化”。日本是亚洲现代化建设起步较早的国家，他有许多可以传授给亚洲邻国的建设经验。近30年来，日本在经济上给予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以巨大的帮助与指导，同时，日本也从与亚洲各国的经济交往中获得巨大经济利益。日本与亚洲的合作是一种双赢的利益关系。日本与亚洲搞不好关系，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在亚洲多边区域合作中，我们视日本为缺之不可的重要战略伙伴。中日互有需要，双方也应为亚洲的振兴负起责任。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不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但现实中两国关系却复杂多变，枝节横生。这其中，既有历史问题上的感情纠葛，也有现实利益上的冲突。两国都应站在历史的高度、地缘政治的高度以及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度，全面地审视和调整相互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整个亚洲民族利益的需要。中国成为经济大国、日本成为政治大国都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两国人民要适当地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和相互评判的价值标准。未来的亚洲，中日之间应防止出现“一山不容二虎”的“对峙局面”，因为那样既不符合两国的国家利益，也不符合亚洲各国的区域利益。两国对“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形成共识。均衡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应该成为未来处理中日关系时的一种战略性思考。进入21世纪后的亚洲需要我们中日两国以及亚洲各国之间携手并进，共创美好未来。作为亚洲的两个大国，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都应理性地面对过去与未来，勇敢地接受历史留给我们的正负两种遗产。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共生的世界，具有共同文化传统的东亚各国之间更应认真地进行对话并共同与历史对话。
中日关系的现状令人忧虑，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不言自明。走向“富裕”的中国与走向“自立”的日本，在“民族意识”整合的过程中相互碰撞，有时甚至产生火花。两个同时“崛起”的近邻大国是否能在和平中稳步行进？处理未来的中日关系我们的回旋余地和空间究竟有多大？这一切都与我们两国如何为对方进行战略定位息息相关。
1、搞好中日关系是两国国家利益的需要
看待中日关系要有战略眼光。处理中日关系需要战略思维。讲“战略”，就要看大局、有长远打算。对国际战略环境的准确判断、对国家总体战略目标的合理设定是中日两国处理相互关系的基本前提。对日应采取何种外交政策完全由我国所处的国际战略环境和国家设定的战略目标而定。吸取近代落后挨打的教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让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人过上富裕的生活无疑是我们追求的国家战略目标。为营造达此目标的国际战略环境，我们制定了相应的亚洲外交战略。日本是我们的重要邻国，中日双边关系一直受到我国政府的格外重视。30年来，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牵一发而动全身。两国不论哪一方的政治生态变动都会给对方带来重大的影响。因此，认为一句“抵制日货”或“中国威胁”的口号就能改变中日关系的大局，似乎过于简单化。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近30年里，我国的对日政策基本是在“理想主义”外交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这使中日关系在“友好”的气氛中保持了“一团和气”的局面。但同时也使本该浮出水面的矛盾被掩盖起来。
冷战结束以前，日本政府基本上也是实行“理想主义”的对华外交政策。近10年来，随着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动以及美国国际战略的调整，日本的对华政策处于动荡的调整态势，“现实主义”色彩浓重。特别是最近几个月，日本的对华外交战略随着日本军事战略的调整出现急剧的变化，甚至咄咄逼人。日本外交起伏不定，方向不明，甚至推行恶化邻国关系的“恶邻外交”。日本四面出击，八面树敌，搞得朝鲜半岛怨声载道，弄得神州大地一片喊“打”声。究其因，是由于日本在对华战略定位上出现偏差。战略目标的错位源于对战略环境的误判。本来，两年前日本曾把中日关系定位在仅次于美国的、“21世纪初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上，并且要与中国建立一种“共存共荣”的关系。认为“合作与竞争”是未来中日关系的主要特征。可是，不知不觉之中日本却把中国当成“战略对手”并与中国搞“对抗”，还将台湾作为日本与美国的“共同战略目标”。在“历史问题”上，日本一会“道歉”，一会否定，在台湾问题上，日本一会承认“一个中国”、反对“台独”，一会与美勾结妄图染指我台湾，干涉我内政。日本不是将中国视为一支和平的力量，而是主观臆断地说中国搞“扩张”，给他们带来了威胁。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均收入有目共睹。中国政府多次强调我们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睦邻外交政策。中国的“睦邻、富邻、安邻”亚洲战略具有相当程度的连贯性与稳定性。前几天，温家宝总理在访印期间还再次重申中国政府“不树敌，不当头，也永远不称霸”的一贯主张。但是，日本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无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主张，再三生事。终于，以新版右翼教科书被日本政府审定放行为导火索，国人忍无可忍了，起而“抵制日货”并反对日本“入常”。偏执的战略思维能力，笨拙的外交交往能力，缺少连续性和灵活性外交决策能力，使小泉外交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中日关系处于僵局之中，我们面临着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但是，越是在此时，我们越要理性地思考，用智慧而不是蛮干来化解矛盾，促成中日关系能有新的转机。我们在正视历史的同时也要勇敢地面向未来，我们必须从“历史的阴影”中走出。近代日本的侵华史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有良知的日本人对此也予以承认。中日友好交流的历史有2千余年，我们不应将特殊阶段的历史事实定格为日本民族性格的普遍性特征。日本民族与中华民族一样是勤劳、勇敢的民族，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一起缔造和发扬了东方的传统文化。我们不能因为日本少数右派政治家的不当言行而否定整个日本民族。我们也不应因为某一届日本政府推行了错误的对华政策而与全体日本人民交恶。我们在分析日本人中国观的误区时也要检讨自己的日本观是否也存在着误区。我们应当承认在对日研究上还存在着许多盲点，在研究方法上还有僵化思维和意识形态化的倾向。我们对此进行了反思，但同时也不能因为目前日本存在着冷战思维就再倒退回去。同样，日本也应充分认识到正确处理“历史问题”对搞好中日关系的重要意义以及搞不好中日关系将给日本带来的损失。中日两国的国家利益决定了双方要从战略高度去认识和处理中日关系，通过寻求利益上的结合点来缓和两国国民感情上的矛盾与冲突，通过共同与历史对话寻找在“历史认识”上的共识。“历史问题”的战略意义不宜过分夸大。历史是由无数个横断面构成的时间与空间的多维、立体的客观世界。任何视所观察的对象为静止目标，任何以点代面的非科学、非辩证的认识历史的方法都不是正确的方法，也不会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结论。能不能遵循理性思维、能不能正确面对历史，这是对中日两国在未来处理关系时的严峻考验。历史不是“包袱”而是一面镜子，我们只有“以史为鉴”，方能面向未来。
李肇星部长日前指出，“30多年来，中日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间往来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发展，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重要利益，也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日本是我国重要近邻，彼此利益交融密不可分，两国人民往来频繁，交往密切，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发展。友好相处、合作双赢，是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继续按照“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实现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对于我确保并延长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稳定周边环境，推动区域合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2、搞好中日关系是亚洲区域合作的需要
冷战后的东亚国际关系格局在探索中出现新的征兆。东亚是“冷战”结束后世界上唯一保留旧秩序的地区，东亚也是世界上区域合作相对落后的地区。然而，当“区域主义”一词在欧洲未流行时，一百多年前的亚洲就已经形成了区域合作的思想。这就是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产生于日本民间的“亚细亚连带论”主张。但遗憾的是这种民间的理想主义最终被日本政府所推行的现实主义的“大陆政策”所取代，近代亚洲并未实现真正意义的区域合作。“大东亚共荣圈”成为日本侵略亚洲的遮羞布，“解放亚洲”成为当时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愚弄年轻士兵走向战场的欺骗性口号。“亚洲联合”、“亚洲一体”成为近代亚洲人民未尽的事业和理想。近代亚洲的百年屈辱史早已结束，战后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冷战”体制也已崩溃。但令人不解的是在东亚地区，作为“冷战”体制一角的“日美同盟”不仅冰山不倒，近几个月甚至“寒气逼人”。美国在东亚地区导演着一幕幕不合适宜的“冷战剧”，而日本却甘愿充当炮灰。国人只看得眼花缭乱，目瞪口呆。“东亚共同体”刚刚拉开帷幕，却让人有曲终幕谢的感觉。搞霸权的国家不愿看到东亚各国团结一致走上和平发展之路，他们绞尽脑汁竭尽其挑拨离间之能事。一个时期以来，中日双方都认识到加强合作既符合本国的核心利益，也能促进区域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协调发展。加强区域合作，构建“东亚共同体”是目前东亚各国积极追求的目标。但是，中日关系如不能协调发展，势必会影响到东亚区域合作大目标的实现，同时也会影响到中日两国自身的民族利益。
在日本，总有那么一小部分右派政治家及右倾文人想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脚下的亚洲。他们认为日本“既非东洋亦非西洋”，说日本人是“地球人”，他们抱着过了时的“亚洲观”不撒手。明知亚洲的振兴是大势所趋，却非要逆历史潮流而动。日本著名的中国学专家沟口雄三教授反复告诫日本人，不要“失掉亚洲根基”，要正视一个“用欧洲标准无法衡量的，溢出这样的标准之外的中国世界”的存在。他指出，“亚洲的现实发生了巨大变化，先进的日本与落后的中国这样的图式正在失去现实依据”。在东亚区域合作问题上，韩国表现出积极的热情和令人钦佩的具体行动。近代亡国的屈辱历史使得他们更渴望东亚的和平与发展，最近，韩国总统明确表达了“韩国要在东北亚发挥平衡员的作用”这一愿望。对此，日本有舆论惊呼：美、日，韩“南方三角同盟”出现解体迹象！韩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原有的“冷战”体制已无法适应未来东亚国际关系新秩序，他们希望能为东亚的区域合作做贡献，这使韩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地位迅速提升。我们也期盼着东亚区域合作的大环境能逐渐得到完善，这与中国的“睦邻、安邻、富邻”政策相一致，也有利于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与韩国相比，日本似乎在自我“边缘化”。日本是亚洲现代化建设起步较早的国家，他有许多可以传授给亚洲邻国的建设经验。近30年来，日本在经济上给予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以巨大的帮助与指导，同时，日本也从与亚洲各国的经济交往中获得巨大经济利益。日本与亚洲的合作是一种双赢的利益关系。日本与亚洲搞不好关系，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在亚洲多边区域合作中，我们视日本为缺之不可的重要战略伙伴。中日互有需要，双方也应为亚洲的振兴负起责任。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不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但现实中两国关系却复杂多变，枝节横生。这其中，既有历史问题上的感情纠葛，也有现实利益上的冲突。两国都应站在历史的高度、地缘政治的高度以及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度，全面地审视和调整相互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整个亚洲民族利益的需要。中国成为经济大国、日本成为政治大国都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两国人民要适当地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和相互评判的价值标准。未来的亚洲，中日之间应防止出现“一山不容二虎”的“对峙局面”，因为那样既不符合两国的国家利益，也不符合亚洲各国的区域利益。两国对“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形成共识。均衡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应该成为未来处理中日关系时的一种战略性思考。进入21世纪后的亚洲需要我们中日两国以及亚洲各国之间携手并进，共创美好未来。作为亚洲的两个大国，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都应理性地面对过去与未来，勇敢地接受历史留给我们的正负两种遗产。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共生的世界，具有共同文化传统的东亚各国之间更应认真地进行对话并共同与历史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副研究员 王屏
中日关系的现状令人忧虑，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不言自明。走向“富裕”的中国与走向“自立”的日本，在“民族意识”整合的过程中相互碰撞，有时甚至产生火花。两个同时“崛起”的近邻大国是否能在和平中稳步行进？处理未来的中日关系我们的回旋余地和空间究竟有多大？这一切都与我们两国如何为对方进行战略定位息息相关。
1、搞好中日关系是两国国家利益的需要
看待中日关系要有战略眼光。处理中日关系需要战略思维。讲“战略”，就要看大局、有长远打算。对国际战略环境的准确判断、对国家总体战略目标的合理设定是中日两国处理相互关系的基本前提。对日应采取何种外交政策完全由我国所处的国际战略环境和国家设定的战略目标而定。吸取近代落后挨打的教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让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人过上富裕的生活无疑是我们追求的国家战略目标。为营造达此目标的国际战略环境，我们制定了相应的亚洲外交战略。日本是我们的重要邻国，中日双边关系一直受到我国政府的格外重视。30年来，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牵一发而动全身。两国不论哪一方的政治生态变动都会给对方带来重大的影响。因此，认为一句“抵制日货”或“中国威胁”的口号就能改变中日关系的大局，似乎过于简单化。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近30年里，我国的对日政策基本是在“理想主义”外交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这使中日关系在“友好”的气氛中保持了“一团和气”的局面。但同时也使本该浮出水面的矛盾被掩盖起来。
冷战结束以前，日本政府基本上也是实行“理想主义”的对华外交政策。近10年来，随着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动以及美国国际战略的调整，日本的对华政策处于动荡的调整态势，“现实主义”色彩浓重。特别是最近几个月，日本的对华外交战略随着日本军事战略的调整出现急剧的变化，甚至咄咄逼人。日本外交起伏不定，方向不明，甚至推行恶化邻国关系的“恶邻外交”。日本四面出击，八面树敌，搞得朝鲜半岛怨声载道，弄得神州大地一片喊“打”声。究其因，是由于日本在对华战略定位上出现偏差。战略目标的错位源于对战略环境的误判。本来，两年前日本曾把中日关系定位在仅次于美国的、“21世纪初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上，并且要与中国建立一种“共存共荣”的关系。认为“合作与竞争”是未来中日关系的主要特征。可是，不知不觉之中日本却把中国当成“战略对手”并与中国搞“对抗”，还将台湾作为日本与美国的“共同战略目标”。在“历史问题”上，日本一会“道歉”，一会否定，在台湾问题上，日本一会承认“一个中国”、反对“台独”，一会与美勾结妄图染指我台湾，干涉我内政。日本不是将中国视为一支和平的力量，而是主观臆断地说中国搞“扩张”，给他们带来了威胁。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均收入有目共睹。中国政府多次强调我们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睦邻外交政策。中国的“睦邻、富邻、安邻”亚洲战略具有相当程度的连贯性与稳定性。前几天，温家宝总理在访印期间还再次重申中国政府“不树敌，不当头，也永远不称霸”的一贯主张。但是，日本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无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主张，再三生事。终于，以新版右翼教科书被日本政府审定放行为导火索，国人忍无可忍了，起而“抵制日货”并反对日本“入常”。偏执的战略思维能力，笨拙的外交交往能力，缺少连续性和灵活性外交决策能力，使小泉外交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中日关系处于僵局之中，我们面临着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但是，越是在此时，我们越要理性地思考，用智慧而不是蛮干来化解矛盾，促成中日关系能有新的转机。我们在正视历史的同时也要勇敢地面向未来，我们必须从“历史的阴影”中走出。近代日本的侵华史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有良知的日本人对此也予以承认。中日友好交流的历史有2千余年，我们不应将特殊阶段的历史事实定格为日本民族性格的普遍性特征。日本民族与中华民族一样是勤劳、勇敢的民族，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一起缔造和发扬了东方的传统文化。我们不能因为日本少数右派政治家的不当言行而否定整个日本民族。我们也不应因为某一届日本政府推行了错误的对华政策而与全体日本人民交恶。我们在分析日本人中国观的误区时也要检讨自己的日本观是否也存在着误区。我们应当承认在对日研究上还存在着许多盲点，在研究方法上还有僵化思维和意识形态化的倾向。我们对此进行了反思，但同时也不能因为目前日本存在着冷战思维就再倒退回去。同样，日本也应充分认识到正确处理“历史问题”对搞好中日关系的重要意义以及搞不好中日关系将给日本带来的损失。中日两国的国家利益决定了双方要从战略高度去认识和处理中日关系，通过寻求利益上的结合点来缓和两国国民感情上的矛盾与冲突，通过共同与历史对话寻找在“历史认识”上的共识。“历史问题”的战略意义不宜过分夸大。历史是由无数个横断面构成的时间与空间的多维、立体的客观世界。任何视所观察的对象为静止目标，任何以点代面的非科学、非辩证的认识历史的方法都不是正确的方法，也不会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结论。能不能遵循理性思维、能不能正确面对历史，这是对中日两国在未来处理关系时的严峻考验。历史不是“包袱”而是一面镜子，我们只有“以史为鉴”，方能面向未来。
李肇星部长日前指出，“30多年来，中日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间往来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发展，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重要利益，也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日本是我国重要近邻，彼此利益交融密不可分，两国人民往来频繁，交往密切，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发展。友好相处、合作双赢，是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继续按照“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实现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对于我确保并延长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稳定周边环境，推动区域合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2、搞好中日关系是亚洲区域合作的需要
冷战后的东亚国际关系格局在探索中出现新的征兆。东亚是“冷战”结束后世界上唯一保留旧秩序的地区，东亚也是世界上区域合作相对落后的地区。然而，当“区域主义”一词在欧洲未流行时，一百多年前的亚洲就已经形成了区域合作的思想。这就是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产生于日本民间的“亚细亚连带论”主张。但遗憾的是这种民间的理想主义最终被日本政府所推行的现实主义的“大陆政策”所取代，近代亚洲并未实现真正意义的区域合作。“大东亚共荣圈”成为日本侵略亚洲的遮羞布，“解放亚洲”成为当时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愚弄年轻士兵走向战场的欺骗性口号。“亚洲联合”、“亚洲一体”成为近代亚洲人民未尽的事业和理想。近代亚洲的百年屈辱史早已结束，战后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冷战”体制也已崩溃。但令人不解的是在东亚地区，作为“冷战”体制一角的“日美同盟”不仅冰山不倒，近几个月甚至“寒气逼人”。美国在东亚地区导演着一幕幕不合适宜的“冷战剧”，而日本却甘愿充当炮灰。国人只看得眼花缭乱，目瞪口呆。“东亚共同体”刚刚拉开帷幕，却让人有曲终幕谢的感觉。搞霸权的国家不愿看到东亚各国团结一致走上和平发展之路，他们绞尽脑汁竭尽其挑拨离间之能事。一个时期以来，中日双方都认识到加强合作既符合本国的核心利益，也能促进区域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协调发展。加强区域合作，构建“东亚共同体”是目前东亚各国积极追求的目标。但是，中日关系如不能协调发展，势必会影响到东亚区域合作大目标的实现，同时也会影响到中日两国自身的民族利益。
在日本，总有那么一小部分右派政治家及右倾文人想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脚下的亚洲。他们认为日本“既非东洋亦非西洋”，说日本人是“地球人”，他们抱着过了时的“亚洲观”不撒手。明知亚洲的振兴是大势所趋，却非要逆历史潮流而动。日本著名的中国学专家沟口雄三教授反复告诫日本人，不要“失掉亚洲根基”，要正视一个“用欧洲标准无法衡量的，溢出这样的标准之外的中国世界”的存在。他指出，“亚洲的现实发生了巨大变化，先进的日本与落后的中国这样的图式正在失去现实依据”。在东亚区域合作问题上，韩国表现出积极的热情和令人钦佩的具体行动。近代亡国的屈辱历史使得他们更渴望东亚的和平与发展，最近，韩国总统明确表达了“韩国要在东北亚发挥平衡员的作用”这一愿望。对此，日本有舆论惊呼：美、日，韩“南方三角同盟”出现解体迹象！韩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原有的“冷战”体制已无法适应未来东亚国际关系新秩序，他们希望能为东亚的区域合作做贡献，这使韩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地位迅速提升。我们也期盼着东亚区域合作的大环境能逐渐得到完善，这与中国的“睦邻、安邻、富邻”政策相一致，也有利于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与韩国相比，日本似乎在自我“边缘化”。日本是亚洲现代化建设起步较早的国家，他有许多可以传授给亚洲邻国的建设经验。近30年来，日本在经济上给予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以巨大的帮助与指导，同时，日本也从与亚洲各国的经济交往中获得巨大经济利益。日本与亚洲的合作是一种双赢的利益关系。日本与亚洲搞不好关系，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在亚洲多边区域合作中，我们视日本为缺之不可的重要战略伙伴。中日互有需要，双方也应为亚洲的振兴负起责任。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不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但现实中两国关系却复杂多变，枝节横生。这其中，既有历史问题上的感情纠葛，也有现实利益上的冲突。两国都应站在历史的高度、地缘政治的高度以及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度，全面地审视和调整相互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整个亚洲民族利益的需要。中国成为经济大国、日本成为政治大国都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两国人民要适当地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和相互评判的价值标准。未来的亚洲，中日之间应防止出现“一山不容二虎”的“对峙局面”，因为那样既不符合两国的国家利益，也不符合亚洲各国的区域利益。两国对“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形成共识。均衡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应该成为未来处理中日关系时的一种战略性思考。进入21世纪后的亚洲需要我们中日两国以及亚洲各国之间携手并进，共创美好未来。作为亚洲的两个大国，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都应理性地面对过去与未来，勇敢地接受历史留给我们的正负两种遗产。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共生的世界，具有共同文化传统的东亚各国之间更应认真地进行对话并共同与历史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