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新论:悼念费孝通 反思被\"西化\"的社科界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乔新生

                     

　　著名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于2005年4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作为一代宗师，对其学术贡献进行系统的梳理，需要很高的学识。现在人们悼念这位中国社会学的开创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更多的是出于朴素的爱国热情。社会科学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在中国生根发芽，凝聚了几代人的辛勤劳动。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作为社会科学中的基础学科，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大多是由受过西方教育的学者开创的。在政治学领域，包括胡适之先生在内的一大批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在充分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最早的政治学主张。在经济学方面，那些远涉重洋的留学青年，在制作自己的毕业论文时，大多将目光投向灾难深重的祖国。他们的经济学观点，不但影响了西方经济学界，而且奠定了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在社会科学界，费孝通先生通过对江村的调查，开创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创建了独具特色的社会学体系。可以说，正是这样一批学者，使得中国的社会科学从一开始就站在了比较高的起点上。
　　然而，在中国学术发展的长河中，曾经出现过几十年的断流。在许多莫名其妙的政治观念影响下，中国的学术发展进入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期。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学者虽然看到了国外社会科学发展的景象，大量引进国外的学术著作和学术观点，但却迷失了自己的方向。正是因为有费孝通这样的学者，走出书斋，走向田野，中国的社会科学才重新焕发出了生机。费孝通先生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没有停留在已有的学术积淀上设坛讲学，而是因应时代的变化，重新进行田野调查，并且重新发现了苏南模式，发现了中国农村致富之道。
　　我习惯于带着虔诚的心态拜读大师著作。当我在《瞭望周刊》上看到费孝通先生的调查报告之后，产生了一种别样的心情。那种平易近人的文风，仿佛是在湖边的垂柳下，手中摇晃着芭蕉扇，谈天说地。如果按照当今严谨的作文范式，费孝通先生的研究成果可能都不能算作学术成果。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和那些鸿篇巨制相比，费孝通先生告诉了我们他的结论，并且给我们提供了得出结论的调查数据。不仅如此，费孝通先生还通过自己的叙述，让我们了解到了调查的经过。在不经意间，给了我们许多生动感人的细节。
　　现在，笔者正在沿着费孝通先生的思路，进行中国当代农村法制调查。可是，在调查的过程中，所遇到的艰辛和挫折，并不是常人所能够想象的。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转型期，每个人都想有所作为，可是每个人都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的作为。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大量的细节被有意识地掩盖了。寻找转轨期的细节，犹如打开历史的纱布，重新审视某些人所不愿意让公众看到的伤疤。费孝通先生应该感到庆幸，在那样的时代，他能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村庄里，自由地走动，随意调查，并且能够将调查的结论整理出来，公开发表。
　　中国社会科学的断层，可能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大。在费孝通先生之后，我们可能不缺西方现代的社会科学术语，但我们缺少了费孝通先生这样的创造者；我们可能很快地就会适应西方国家所营造的学术氛围，并且在那样的学术语境中自由翱翔，但是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可能不再是中国问题，或者当我们在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已经习惯于西方的思维方式，离中国的国情越来越远。
　　中国学术这种“亲密地疏离”，可能会让中国的社会科学更像是一门“科学”，但是，这又有什么作用呢？当我们用西方人的思路、西方人的本体意识、西方人的叙述方法、西方人的表达方式来看待中国问题的时候，我们没有了融入感和亲切感，而只有高高在上的“学术”。难道这就是中国社会科学未来发展的方向吗?
　　费孝通先生远去了，他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学术观点，还有一种治学的方法，一种纯粹中国式的治学方法。正是在方法论上的创新，使得费孝通先生在百年之后仍然站在高高的科学之巅。
　　有的人走出乡村，远涉重洋，可是他的目光总是探寻着那片故土；有的人从未走出过国门，可是他们的思想早已经被奴化。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界，我们不需要思想的侏儒，不需要行动的矮子。在悼念费孝通先生的日子里，中国的整个社会科学界都应该低下头去，对中国一个世纪的学术发展进行全面的反思。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乔新生

                     

　　著名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于2005年4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作为一代宗师，对其学术贡献进行系统的梳理，需要很高的学识。现在人们悼念这位中国社会学的开创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更多的是出于朴素的爱国热情。社会科学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在中国生根发芽，凝聚了几代人的辛勤劳动。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作为社会科学中的基础学科，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大多是由受过西方教育的学者开创的。在政治学领域，包括胡适之先生在内的一大批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在充分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最早的政治学主张。在经济学方面，那些远涉重洋的留学青年，在制作自己的毕业论文时，大多将目光投向灾难深重的祖国。他们的经济学观点，不但影响了西方经济学界，而且奠定了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在社会科学界，费孝通先生通过对江村的调查，开创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创建了独具特色的社会学体系。可以说，正是这样一批学者，使得中国的社会科学从一开始就站在了比较高的起点上。
　　然而，在中国学术发展的长河中，曾经出现过几十年的断流。在许多莫名其妙的政治观念影响下，中国的学术发展进入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期。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学者虽然看到了国外社会科学发展的景象，大量引进国外的学术著作和学术观点，但却迷失了自己的方向。正是因为有费孝通这样的学者，走出书斋，走向田野，中国的社会科学才重新焕发出了生机。费孝通先生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没有停留在已有的学术积淀上设坛讲学，而是因应时代的变化，重新进行田野调查，并且重新发现了苏南模式，发现了中国农村致富之道。
　　我习惯于带着虔诚的心态拜读大师著作。当我在《瞭望周刊》上看到费孝通先生的调查报告之后，产生了一种别样的心情。那种平易近人的文风，仿佛是在湖边的垂柳下，手中摇晃着芭蕉扇，谈天说地。如果按照当今严谨的作文范式，费孝通先生的研究成果可能都不能算作学术成果。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和那些鸿篇巨制相比，费孝通先生告诉了我们他的结论，并且给我们提供了得出结论的调查数据。不仅如此，费孝通先生还通过自己的叙述，让我们了解到了调查的经过。在不经意间，给了我们许多生动感人的细节。
　　现在，笔者正在沿着费孝通先生的思路，进行中国当代农村法制调查。可是，在调查的过程中，所遇到的艰辛和挫折，并不是常人所能够想象的。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转型期，每个人都想有所作为，可是每个人都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的作为。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大量的细节被有意识地掩盖了。寻找转轨期的细节，犹如打开历史的纱布，重新审视某些人所不愿意让公众看到的伤疤。费孝通先生应该感到庆幸，在那样的时代，他能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村庄里，自由地走动，随意调查，并且能够将调查的结论整理出来，公开发表。
　　中国社会科学的断层，可能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大。在费孝通先生之后，我们可能不缺西方现代的社会科学术语，但我们缺少了费孝通先生这样的创造者；我们可能很快地就会适应西方国家所营造的学术氛围，并且在那样的学术语境中自由翱翔，但是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可能不再是中国问题，或者当我们在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已经习惯于西方的思维方式，离中国的国情越来越远。
　　中国学术这种“亲密地疏离”，可能会让中国的社会科学更像是一门“科学”，但是，这又有什么作用呢？当我们用西方人的思路、西方人的本体意识、西方人的叙述方法、西方人的表达方式来看待中国问题的时候，我们没有了融入感和亲切感，而只有高高在上的“学术”。难道这就是中国社会科学未来发展的方向吗?
　　费孝通先生远去了，他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学术观点，还有一种治学的方法，一种纯粹中国式的治学方法。正是在方法论上的创新，使得费孝通先生在百年之后仍然站在高高的科学之巅。
　　有的人走出乡村，远涉重洋，可是他的目光总是探寻着那片故土；有的人从未走出过国门，可是他们的思想早已经被奴化。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界，我们不需要思想的侏儒，不需要行动的矮子。在悼念费孝通先生的日子里，中国的整个社会科学界都应该低下头去，对中国一个世纪的学术发展进行全面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