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山师长讲“712大捷”：炮兵消耗3400多吨炮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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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4月28日，14集团军40师师长刘昌友指挥他的部队，经过三昼夜的血战，收复了被越军非法占领达五年之久的我国神圣领土——云南省麻栗坡县老山地区，并在此之后的数月内，击退了敌军数十次的反扑，牢牢地守住了老山，谱写了一部人民军队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诗篇，为中华民族捍卫领土主权的历史谱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打最漂亮的就是“7.12大捷”。

越军指挥这次反扑的是二军区司令武立，这个武立是个中国通，上世是五十年代中期曾在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过。他和我们昆明军区前指的黄德懋将军是同学，对我军的战略战术可以讲是烂熟于心。越军非法入侵老山地区的五年多的时间，他苦心经营，把老山地区建成一个综合亚热带山岳丛林地带特点、现代化防御工事和火力配合，由王牌军驻守的强大战略支撑点。这家伙曾经在作战会议上吹牛：“如果中国军队攻上老山，我这个司令不当了！”但他作梦也没有想到，我只用了三天就把他那支曾经战胜过美军的王牌部队和永固工事打了个稀巴烂，收复了老山和松毛岭高地和那拉地区。

我军攻占老山、松毛岭等地后，越军先后组织了数十次的进攻，但都被我军击退了。大概越军高层和武立觉着这种“零打碎敲”的方式不能解决问题，想来个一战定输赢。拼血本孤注一掷制定“MB-84北方战役计划”又叫“北光行动”的作战计划（北光是越北的一个地名）。
我为什么说他们是孤注一掷呢？首先看他们投入作战的兵力：此次“北光行动”越军参战兵力有4万多，有一些部队都是从侵柬兵力一线部队中调回的精锐之师，因而对我军形成1.67:1的兵力优势。大口径火炮为1:1.1（我方略占优势）、炮弹近10万发，这几乎是其国内大口径炮弹战略储备的一半。

对于这计划武立还是信心满满的，在5月25日的作战会议上他说：“各位，我们的作战计划是两侧牵制中间突破……我这个司令还是要当的！”

我们的部队也不是“吃干饭”的，通过各种侦察手段，已经明确获得敌军的动向，备战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

从各种渠道得来的情报表明，敌人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日期已经迫在眉睫了。7月10日，军区前指又在磨山召开紧急会议，张铚秀司令员和军区的主要领导都出席了。马上可能就要开仗了，得先行一步，前指的会还没完，我就让师作战科长把师所属部队军政主官先叫到师指挥所等候。他们刚到不久，我和陈培忠政委就从磨山赶回了师部。在会上我传达前指的会议精神和敌情通报及我军最新的军事布署。为了对付越军的进攻，在船头地区（八里河东山、老山、松毛岭、那拉口子等都在船头地区内）。我军除了继续保持强大的炮火优势外，总兵力也达到3万人以上。我们师的任务是负责泸江以西地区的防御作战（即老山、松毛岭高地和那拉口子地区）。

这次作战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如果把八里河东山和老山作为船头地区的两扇大门的话，那么松毛岭、那拉山口就是这两扇大门上的门坎，没有门坎大门就关不上！越军肯定要在这里和我们死拼，对此必需要有充足的思想准备。而这一带的形地不如老山，不是地形险要易守难攻，而是易攻不易守。根据各种情报汇总，敌人极有可能在这几天发动进攻。部队必须在11号凌晨前作好一切战斗准备，白天三分之一、晚上二分之一的战斗人员进入前沿阵地，其他人在掩体内休息。武立不是准备打三天收复失地吗？我们准备和他血战五天。具体兵力使用：119团打两天，撤下休整，由118团接替，118团已在曼文待命；118团打3天，休整后，119团再把三个营并为两个营再上（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马上为119团补充未经训练的新兵）。师里决定把直属队的驾驶员和其他后勤人员编为三个连，已在平寨展开军训，作为预备队。我们要坚决打好这一仗，不惜战到最后一个人，也不能让越军得逞。

这次打敌反扑的作战，一定要充分发挥我们的炮兵优势，以火炮歼敌为主。除了阵地现有的炮弹储备，后勤再抽调200台汽车抢运炮弹。每门迫击炮至少要准备3根撞针，一根弯了换上再打！122毫米榴弹炮计划每门炮打7吨炮弹（54式122毫米榴弹炮炮弹全重，包括弹丸、发射药筒重约30千克，7吨约有240发炮弹），66式152毫米加农榴弹炮打8吨（约合130发炮弹），59式130加农炮打9吨（约合200发）。在短时间内打出这么多炮弹，要超过教程的两倍还多，炮管会打红了。我讲了打红也得打（后来炮战最激烈时，炮管上的烤漆都迸落了，炮管打得通红，战士们抽烟往炮管上一按就着了）。如果按教程打，这个仗就没法打了。战后有人说我不按规矩“出牌”，我说什么叫规矩？规矩是人定的，是实战中打出来的。我们师老山地区防御作战战例后被选入解放军国防大学和美国西点军校的教材，炮兵作战使用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这不就成规矩了吗？当然这是后话。在那次会议的最后我强调指出：炮兵不打掉三分之二以上的敌人，不算完成任务！战后统计，敌人伤亡的百分之八十都是我们火炮打的。
让我高兴的是，我们师的易副师长是个老炮兵，很有两下子，前段攻老山，炮就打得很好，这回我对他也充满了信心！

聊完了炮兵再讲讲包打前两天的119团，这支部队和118团一样都是从抗日战争走过来的英雄部队，前身是山西抗日“决死队”，参加过1979年初的自卫反击作战和1984年4月28日攻占662.6高地（松毛岭）的作战，善打硬仗。团长张又侠虽说是开国上将张宗逊的儿子，但绝不是坐火箭升上来的，而是从列兵、班长、排长走过来的，具有丰富作战经验。4月28日以后，他身上长了不少小瘤子，我几次催他看，他都不动窝儿。后来我急了，跟他嚷嚷了好几回：“你再不去，就赶不上打大仗了！”并亲自把他“押到”医院。也是凑巧，7月11日他病好出院赶回部队，这让我对打赢这场仗更有信心。
7月11日夜，越军持续不断的炮击突然停了，师电台台长向我报告，敌人的无线电联络中断了。参谋人员用有线电向各前沿观察所询问，回答也是一样，敌人没有任何动静，多年的军旅生涯直觉地告诉我，马上就要打仗了。

7月11日入夜，越南二军区司令武立，副司令“密”、副参谋长“胜”坐阵那顿督战。三一三师、三五六师、三一六师师长也分别在八里河东山、清水、老山这三个方向督战。我119团两个营的防御正面上有越军的两个主力团，在师作战会议上，我提出“敌打我阵地，我打我前沿”。具体讲就是敌人炮火炮击我阵地时，敌人步兵在阵地前方冲锋，这时我军火炮就应该炮击阵地前沿，消灭冲上来的敌军。我把炮火分为4个层次：60炮、82迫击炮应该打击我们阵地前沿300米地段，300米～1000米用122毫米榴弹炮，1000米～4000米用107毫米、130毫米火箭炮打，第四层敌纵深地带则由152毫米加榴，130毫米加农炮打。整个我防御正面敌人的前沿纵深都在我军的强大炮火控制之下。
7月11日半夜我给张又侠团长打电话，问他如果他当越军指挥官，假定凌晨3点发动进攻，部队应该在什么位置？他回答说应该在阵地前600～800米处，我接着说：“那好，你的部队在这个位置，我就打这里！你告诉赵扣斌（炮群指挥）准备开炮吧。”凌晨2:45分，我师监听电台里，又传来了短时间电流的沙沙声。然后听到越语的呼叫：“3点钟开饭完毕”。

凌晨3点钟，我下达命令：各团炮群开始对表。倒计时1秒时我下令：“炮火准备开始！”

刹那间，700余门大炮同时开火，天崩地裂，震耳欲聋，在曼棍洞师指挥所都能看到敌军阵地升起的火光浓烟，闻到随风飘过来的硝烟味儿。

首轮炮击以后，居然没有动静，监听电台也没有听到越军的反应。据后来抓到的俘虏供述；我军的第一轮炮击就打得敌人死伤惨重，两个营长都被炸死了，但越军的基本战斗队形没有乱，战前上司交代谁乱动枪毙谁！

在我二轮炮击过后，越军顶不住了，监听台里传来越军的一片慌乱呼救之声。本来按照越军的如意算盘是让突击队秘密运动到我前沿阵地，然后再猛烈炮击，部队一拥而上拿下我军阵地。但没想到我军先发制人，这一顿炮弹把越军拦腰斩断，救护、后勤、预备队（战后发现这些预备队的枪还都背在身后）都被消灭，走在最前面的突击队成了孤军。但越军毕竟也是久经战阵的。武立从慌乱中清醒过来，马上下令其炮兵开始准备，隐蔽的敌军远程重炮群的炮弹纷纷落在我军指挥所和炮阵地上，造成了一定伤亡。“有来无往非君子”，敌人一开炮也暴露了目标。我下令远程火炮急速还击。只打了20分钟，监听台就听到越军在向上面报告：“中共军队的炮打得太准了，已经有27门重炮被击毁！”敌人的火炮老实了。激战到7月12日中午，前沿指挥员和120团团长谢圣明向我报告，在南戛山凹处大约有一个营的越军正在休息待命。我一想，如果这个营投入作战，对我松毛岭部队威胁极大。于是我果断向易副师长下达炮击命令，我师的一个122榴弹炮营，配属我师作战41师榴弹炮营及130火箭炮共32门炮发出的炮弹劈头盖脸地砸向越军，越军被打得死伤惨重，完全丧失战斗力。“每门炮再打6发！”我再次下令。越军的一个营就这样全报销了。7月12日这一天，我军炮兵共打了3400多吨炮弹！仅一炮连就发射炮弹1983发，平均每个战士装填炮弹打13.1吨！

火炮要打得准，炮兵侦察是主要的，在现代化炮位侦察雷达还不能普遍应用的情况下，炮兵侦察员目视侦察就是很重要的。这些炮兵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为我们的炮弹“长眼睛”发挥了重要作用。老山地区地形复杂植被茂盛，为了发现敌人目标经常要爬上大树。指挥排长魏兴成和班长王心安，就是藏在大树上发现了好几处敌人的榴弹炮、加农炮和迫击炮阵地。并指挥我军重炮及时消除这些对我军威胁很大的炮兵。但敌人也不是吃素的，我军的炮兵侦察员是他们的眼中钉，王心安班长就死在越军的高射机枪下，前胸被打了个茶杯大小的血洞！

我们的炮兵神勇，步兵也是真正的英雄钢铁战士，从7月12日凌晨开始，越军不顾我军火炮给其造成的重大伤亡，按照原定方案向我119团所坚守的各个高地发起了几十次排、连、营、团规模的疯狂进攻，均被我军击退。

军民鱼水情，800多台民用车无偿运炮弹。打7.12大反扑时，一线的炮弹消耗得很多，单凭军区的后勤车辆已难保障了。在炮战最紧张时，我们昆明军区张铚秀司令员亲自出马，下令在公路拦截民用车辆，无论你拉的什么货，就地卸下，保证你不会损失。然后派人押车，到建水燕子洞（昆明军区最大的炮弹储存库）拉炮弹。前后可能共征用了800多台民用车辆。那时，战区的百姓，尤其是司机们觉悟还是很高的，他们不要报酬，任劳任怨，冒着危险把炮弹送到了最前沿的炮兵阵地，受到了战士们的一致好评。

1984年7月12日19点50分，老山地区从凌晨开始的隆隆炮声渐渐平息下来了。越军在付出3000多人死伤的惨重代价之后，连我们的一个高地也没夺去！

越二军区司令武立在总参谋长黎中逊面前羞愧难当。不过这位参谋总长还算“大度”，他对武立讲道：“你就是没抓紧时机，再早20分钟进攻，情况就不是这样了。”

其实就是越军早进攻两个钟头、两天，他们也打不赢我们！当然此仗我们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伤亡了500多人，其中的一个连队最后只剩下32个人。“军队的伟力在于民众”，云南边疆各少数民族群众，民工、民兵也为作战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 7月12日以后，敌人虽然仍不时骚扰我们的阵地，但再也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进攻，武立三天收复的计划，仅7月12号一天就把他们彻底打服了!

战后的日子，如何处理敌军尸体成了大问题，有的地方的敌人死尸堆了好几层，天热又不下雨，都腐烂了，用白酒、消毒液带两层口罩都不管用，那个味儿离着老远就闻得见。让他们按照我们的要求来收尸，白天空手打着白旗来，可他们不听，晚上打着手电来，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后来只好由我们去处理。我军烈士有的残肢断臂也很惨，我们找了80多个木匠，昼夜赶制棺材，按照烈士军帽、衣服和鞋底的编号姓名一一装殓好装棺入葬。

7月30号以后，我们师把老山防务交给11军32师后，撤到马关地区休整。1984年底我到14军任副军长。1989年我调云南省军区，又到云南前直到1991年初老山地区作战结束，可以说14军老山作战由我开始，也由我结束。1992年5月我又担任云南边境扫雷指挥部总指挥长。多年的战争，敌我双方埋了数以百万颗的地雷和各种爆炸物，给我们边民造成了重大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扫雷和打仗一样责任重大，我兢兢业业干了几年，在一线战友的艰苦努力无私奉献之下，我们创造了世界扫雷史上的多个第一：扫雷部队未死亡一人，速度比外军快3倍，外军扫雷每平方米耗资2美元（约合16元人民币），而我们只花费人民币4分钱！扫雷任务完成后，我去国防大学进修了一段时间，又任云南省军区副司令。现在我虽然退休赋闲在家，但我仍关注着军事和国家安全，如果有需要我这个老兵，我还会发挥余热，挥戈上阵的。
7月11日半夜我给张又侠团长打电话，问他如果他当越军指挥官，假定凌晨3点发动进攻，部队应该在什么位置？他回答说应该在阵地前600～800米处，我接着说：“那好，你的部队在这个位置，我就打这里！你告诉赵扣斌（炮群指挥）准备开炮吧。”凌晨2:45分，我师监听电台里，又传来了短时间电流的沙沙声。然后听到越语的呼叫：“3点钟开饭完毕”。

凌晨3点钟，我下达命令：各团炮群开始对表。倒计时1秒时我下令：“炮火准备开始！”

刹那间，700余门大炮同时开火，天崩地裂，震耳欲聋，在曼棍洞师指挥所都能看到敌军阵地升起的火光浓烟，闻到随风飘过来的硝烟味儿。

首轮炮击以后，居然没有动静，监听电台也没有听到越军的反应。据后来抓到的俘虏供述；我军的第一轮炮击就打得敌人死伤惨重，两个营长都被炸死了，但越军的基本战斗队形没有乱，战前上司交代谁乱动枪毙谁！

在我二轮炮击过后，越军顶不住了，监听台里传来越军的一片慌乱呼救之声。本来按照越军的如意算盘是让突击队秘密运动到我前沿阵地，然后再猛烈炮击，部队一拥而上拿下我军阵地。但没想到我军先发制人，这一顿炮弹把越军拦腰斩断，救护、后勤、预备队（战后发现这些预备队的枪还都背在身后）都被消灭，走在最前面的突击队成了孤军。但越军毕竟也是久经战阵的。武立从慌乱中清醒过来，马上下令其炮兵开始准备，隐蔽的敌军远程重炮群的炮弹纷纷落在我军指挥所和炮阵地上，造成了一定伤亡。“有来无往非君子”，敌人一开炮也暴露了目标。我下令远程火炮急速还击。只打了20分钟，监听台就听到越军在向上面报告：“中共军队的炮打得太准了，已经有27门重炮被击毁！”敌人的火炮老实了。激战到7月12日中午，前沿指挥员和120团团长谢圣明向我报告，在南戛山凹处大约有一个营的越军正在休息待命。我一想，如果这个营投入作战，对我松毛岭部队威胁极大。于是我果断向易副师长下达炮击命令，我师的一个122榴弹炮营，配属我师作战41师榴弹炮营及130火箭炮共32门炮发出的炮弹劈头盖脸地砸向越军，越军被打得死伤惨重，完全丧失战斗力。“每门炮再打6发！”我再次下令。越军的一个营就这样全报销了。7月12日这一天，我军炮兵共打了3400多吨炮弹！仅一炮连就发射炮弹1983发，平均每个战士装填炮弹打13.1吨！

火炮要打得准，炮兵侦察是主要的，在现代化炮位侦察雷达还不能普遍应用的情况下，炮兵侦察员目视侦察就是很重要的。这些炮兵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为我们的炮弹“长眼睛”发挥了重要作用。老山地区地形复杂植被茂盛，为了发现敌人目标经常要爬上大树。指挥排长魏兴成和班长王心安，就是藏在大树上发现了好几处敌人的榴弹炮、加农炮和迫击炮阵地。并指挥我军重炮及时消除这些对我军威胁很大的炮兵。但敌人也不是吃素的，我军的炮兵侦察员是他们的眼中钉，王心安班长就死在越军的高射机枪下，前胸被打了个茶杯大小的血洞！

我们的炮兵神勇，步兵也是真正的英雄钢铁战士，从7月12日凌晨开始，越军不顾我军火炮给其造成的重大伤亡，按照原定方案向我119团所坚守的各个高地发起了几十次排、连、营、团规模的疯狂进攻，均被我军击退。

军民鱼水情，800多台民用车无偿运炮弹。打7.12大反扑时，一线的炮弹消耗得很多，单凭军区的后勤车辆已难保障了。在炮战最紧张时，我们昆明军区张铚秀司令员亲自出马，下令在公路拦截民用车辆，无论你拉的什么货，就地卸下，保证你不会损失。然后派人押车，到建水燕子洞（昆明军区最大的炮弹储存库）拉炮弹。前后可能共征用了800多台民用车辆。那时，战区的百姓，尤其是司机们觉悟还是很高的，他们不要报酬，任劳任怨，冒着危险把炮弹送到了最前沿的炮兵阵地，受到了战士们的一致好评。

1984年7月12日19点50分，老山地区从凌晨开始的隆隆炮声渐渐平息下来了。越军在付出3000多人死伤的惨重代价之后，连我们的一个高地也没夺去！

越二军区司令武立在总参谋长黎中逊面前羞愧难当。不过这位参谋总长还算“大度”，他对武立讲道：“你就是没抓紧时机，再早20分钟进攻，情况就不是这样了。”

其实就是越军早进攻两个钟头、两天，他们也打不赢我们！当然此仗我们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伤亡了500多人，其中的一个连队最后只剩下32个人。“军队的伟力在于民众”，云南边疆各少数民族群众，民工、民兵也为作战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 7月12日以后，敌人虽然仍不时骚扰我们的阵地，但再也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进攻，武立三天收复的计划，仅7月12号一天就把他们彻底打服了!

战后的日子，如何处理敌军尸体成了大问题，有的地方的敌人死尸堆了好几层，天热又不下雨，都腐烂了，用白酒、消毒液带两层口罩都不管用，那个味儿离着老远就闻得见。让他们按照我们的要求来收尸，白天空手打着白旗来，可他们不听，晚上打着手电来，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后来只好由我们去处理。我军烈士有的残肢断臂也很惨，我们找了80多个木匠，昼夜赶制棺材，按照烈士军帽、衣服和鞋底的编号姓名一一装殓好装棺入葬。

7月30号以后，我们师把老山防务交给11军32师后，撤到马关地区休整。1984年底我到14军任副军长。1989年我调云南省军区，又到云南前直到1991年初老山地区作战结束，可以说14军老山作战由我开始，也由我结束。1992年5月我又担任云南边境扫雷指挥部总指挥长。多年的战争，敌我双方埋了数以百万颗的地雷和各种爆炸物，给我们边民造成了重大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扫雷和打仗一样责任重大，我兢兢业业干了几年，在一线战友的艰苦努力无私奉献之下，我们创造了世界扫雷史上的多个第一：扫雷部队未死亡一人，速度比外军快3倍，外军扫雷每平方米耗资2美元（约合16元人民币），而我们只花费人民币4分钱！扫雷任务完成后，我去国防大学进修了一段时间，又任云南省军区副司令。现在我虽然退休赋闲在家，但我仍关注着军事和国家安全，如果有需要我这个老兵，我还会发挥余热，挥戈上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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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4月28日，14集团军40师师长刘昌友指挥他的部队，经过三昼夜的血战，收复了被越军非法占领达五年之久的我国神圣领土——云南省麻栗坡县老山地区，并在此之后的数月内，击退了敌军数十次的反扑，牢牢地守住了老山，谱写了一部人民军队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诗篇，为中华民族捍卫领土主权的历史谱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打最漂亮的就是“7.12大捷”。

越军指挥这次反扑的是二军区司令武立，这个武立是个中国通，上世是五十年代中期曾在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过。他和我们昆明军区前指的黄德懋将军是同学，对我军的战略战术可以讲是烂熟于心。越军非法入侵老山地区的五年多的时间，他苦心经营，把老山地区建成一个综合亚热带山岳丛林地带特点、现代化防御工事和火力配合，由王牌军驻守的强大战略支撑点。这家伙曾经在作战会议上吹牛：“如果中国军队攻上老山，我这个司令不当了！”但他作梦也没有想到，我只用了三天就把他那支曾经战胜过美军的王牌部队和永固工事打了个稀巴烂，收复了老山和松毛岭高地和那拉地区。

我军攻占老山、松毛岭等地后，越军先后组织了数十次的进攻，但都被我军击退了。大概越军高层和武立觉着这种“零打碎敲”的方式不能解决问题，想来个一战定输赢。拼血本孤注一掷制定“MB-84北方战役计划”又叫“北光行动”的作战计划（北光是越北的一个地名）。
我为什么说他们是孤注一掷呢？首先看他们投入作战的兵力：此次“北光行动”越军参战兵力有4万多，有一些部队都是从侵柬兵力一线部队中调回的精锐之师，因而对我军形成1.67:1的兵力优势。大口径火炮为1:1.1（我方略占优势）、炮弹近10万发，这几乎是其国内大口径炮弹战略储备的一半。

对于这计划武立还是信心满满的，在5月25日的作战会议上他说：“各位，我们的作战计划是两侧牵制中间突破……我这个司令还是要当的！”

我们的部队也不是“吃干饭”的，通过各种侦察手段，已经明确获得敌军的动向，备战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

从各种渠道得来的情报表明，敌人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日期已经迫在眉睫了。7月10日，军区前指又在磨山召开紧急会议，张铚秀司令员和军区的主要领导都出席了。马上可能就要开仗了，得先行一步，前指的会还没完，我就让师作战科长把师所属部队军政主官先叫到师指挥所等候。他们刚到不久，我和陈培忠政委就从磨山赶回了师部。在会上我传达前指的会议精神和敌情通报及我军最新的军事布署。为了对付越军的进攻，在船头地区（八里河东山、老山、松毛岭、那拉口子等都在船头地区内）。我军除了继续保持强大的炮火优势外，总兵力也达到3万人以上。我们师的任务是负责泸江以西地区的防御作战（即老山、松毛岭高地和那拉口子地区）。

这次作战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如果把八里河东山和老山作为船头地区的两扇大门的话，那么松毛岭、那拉山口就是这两扇大门上的门坎，没有门坎大门就关不上！越军肯定要在这里和我们死拼，对此必需要有充足的思想准备。而这一带的形地不如老山，不是地形险要易守难攻，而是易攻不易守。根据各种情报汇总，敌人极有可能在这几天发动进攻。部队必须在11号凌晨前作好一切战斗准备，白天三分之一、晚上二分之一的战斗人员进入前沿阵地，其他人在掩体内休息。武立不是准备打三天收复失地吗？我们准备和他血战五天。具体兵力使用：119团打两天，撤下休整，由118团接替，118团已在曼文待命；118团打3天，休整后，119团再把三个营并为两个营再上（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马上为119团补充未经训练的新兵）。师里决定把直属队的驾驶员和其他后勤人员编为三个连，已在平寨展开军训，作为预备队。我们要坚决打好这一仗，不惜战到最后一个人，也不能让越军得逞。

这次打敌反扑的作战，一定要充分发挥我们的炮兵优势，以火炮歼敌为主。除了阵地现有的炮弹储备，后勤再抽调200台汽车抢运炮弹。每门迫击炮至少要准备3根撞针，一根弯了换上再打！122毫米榴弹炮计划每门炮打7吨炮弹（54式122毫米榴弹炮炮弹全重，包括弹丸、发射药筒重约30千克，7吨约有240发炮弹），66式152毫米加农榴弹炮打8吨（约合130发炮弹），59式130加农炮打9吨（约合200发）。在短时间内打出这么多炮弹，要超过教程的两倍还多，炮管会打红了。我讲了打红也得打（后来炮战最激烈时，炮管上的烤漆都迸落了，炮管打得通红，战士们抽烟往炮管上一按就着了）。如果按教程打，这个仗就没法打了。战后有人说我不按规矩“出牌”，我说什么叫规矩？规矩是人定的，是实战中打出来的。我们师老山地区防御作战战例后被选入解放军国防大学和美国西点军校的教材，炮兵作战使用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这不就成规矩了吗？当然这是后话。在那次会议的最后我强调指出：炮兵不打掉三分之二以上的敌人，不算完成任务！战后统计，敌人伤亡的百分之八十都是我们火炮打的。
让我高兴的是，我们师的易副师长是个老炮兵，很有两下子，前段攻老山，炮就打得很好，这回我对他也充满了信心！

聊完了炮兵再讲讲包打前两天的119团，这支部队和118团一样都是从抗日战争走过来的英雄部队，前身是山西抗日“决死队”，参加过1979年初的自卫反击作战和1984年4月28日攻占662.6高地（松毛岭）的作战，善打硬仗。团长张又侠虽说是开国上将张宗逊的儿子，但绝不是坐火箭升上来的，而是从列兵、班长、排长走过来的，具有丰富作战经验。4月28日以后，他身上长了不少小瘤子，我几次催他看，他都不动窝儿。后来我急了，跟他嚷嚷了好几回：“你再不去，就赶不上打大仗了！”并亲自把他“押到”医院。也是凑巧，7月11日他病好出院赶回部队，这让我对打赢这场仗更有信心。
7月11日夜，越军持续不断的炮击突然停了，师电台台长向我报告，敌人的无线电联络中断了。参谋人员用有线电向各前沿观察所询问，回答也是一样，敌人没有任何动静，多年的军旅生涯直觉地告诉我，马上就要打仗了。

7月11日入夜，越南二军区司令武立，副司令“密”、副参谋长“胜”坐阵那顿督战。三一三师、三五六师、三一六师师长也分别在八里河东山、清水、老山这三个方向督战。我119团两个营的防御正面上有越军的两个主力团，在师作战会议上，我提出“敌打我阵地，我打我前沿”。具体讲就是敌人炮火炮击我阵地时，敌人步兵在阵地前方冲锋，这时我军火炮就应该炮击阵地前沿，消灭冲上来的敌军。我把炮火分为4个层次：60炮、82迫击炮应该打击我们阵地前沿300米地段，300米～1000米用122毫米榴弹炮，1000米～4000米用107毫米、130毫米火箭炮打，第四层敌纵深地带则由152毫米加榴，130毫米加农炮打。整个我防御正面敌人的前沿纵深都在我军的强大炮火控制之下。
7月11日半夜我给张又侠团长打电话，问他如果他当越军指挥官，假定凌晨3点发动进攻，部队应该在什么位置？他回答说应该在阵地前600～800米处，我接着说：“那好，你的部队在这个位置，我就打这里！你告诉赵扣斌（炮群指挥）准备开炮吧。”凌晨2:45分，我师监听电台里，又传来了短时间电流的沙沙声。然后听到越语的呼叫：“3点钟开饭完毕”。

凌晨3点钟，我下达命令：各团炮群开始对表。倒计时1秒时我下令：“炮火准备开始！”

刹那间，700余门大炮同时开火，天崩地裂，震耳欲聋，在曼棍洞师指挥所都能看到敌军阵地升起的火光浓烟，闻到随风飘过来的硝烟味儿。

首轮炮击以后，居然没有动静，监听电台也没有听到越军的反应。据后来抓到的俘虏供述；我军的第一轮炮击就打得敌人死伤惨重，两个营长都被炸死了，但越军的基本战斗队形没有乱，战前上司交代谁乱动枪毙谁！

在我二轮炮击过后，越军顶不住了，监听台里传来越军的一片慌乱呼救之声。本来按照越军的如意算盘是让突击队秘密运动到我前沿阵地，然后再猛烈炮击，部队一拥而上拿下我军阵地。但没想到我军先发制人，这一顿炮弹把越军拦腰斩断，救护、后勤、预备队（战后发现这些预备队的枪还都背在身后）都被消灭，走在最前面的突击队成了孤军。但越军毕竟也是久经战阵的。武立从慌乱中清醒过来，马上下令其炮兵开始准备，隐蔽的敌军远程重炮群的炮弹纷纷落在我军指挥所和炮阵地上，造成了一定伤亡。“有来无往非君子”，敌人一开炮也暴露了目标。我下令远程火炮急速还击。只打了20分钟，监听台就听到越军在向上面报告：“中共军队的炮打得太准了，已经有27门重炮被击毁！”敌人的火炮老实了。激战到7月12日中午，前沿指挥员和120团团长谢圣明向我报告，在南戛山凹处大约有一个营的越军正在休息待命。我一想，如果这个营投入作战，对我松毛岭部队威胁极大。于是我果断向易副师长下达炮击命令，我师的一个122榴弹炮营，配属我师作战41师榴弹炮营及130火箭炮共32门炮发出的炮弹劈头盖脸地砸向越军，越军被打得死伤惨重，完全丧失战斗力。“每门炮再打6发！”我再次下令。越军的一个营就这样全报销了。7月12日这一天，我军炮兵共打了3400多吨炮弹！仅一炮连就发射炮弹1983发，平均每个战士装填炮弹打13.1吨！

火炮要打得准，炮兵侦察是主要的，在现代化炮位侦察雷达还不能普遍应用的情况下，炮兵侦察员目视侦察就是很重要的。这些炮兵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为我们的炮弹“长眼睛”发挥了重要作用。老山地区地形复杂植被茂盛，为了发现敌人目标经常要爬上大树。指挥排长魏兴成和班长王心安，就是藏在大树上发现了好几处敌人的榴弹炮、加农炮和迫击炮阵地。并指挥我军重炮及时消除这些对我军威胁很大的炮兵。但敌人也不是吃素的，我军的炮兵侦察员是他们的眼中钉，王心安班长就死在越军的高射机枪下，前胸被打了个茶杯大小的血洞！

我们的炮兵神勇，步兵也是真正的英雄钢铁战士，从7月12日凌晨开始，越军不顾我军火炮给其造成的重大伤亡，按照原定方案向我119团所坚守的各个高地发起了几十次排、连、营、团规模的疯狂进攻，均被我军击退。

军民鱼水情，800多台民用车无偿运炮弹。打7.12大反扑时，一线的炮弹消耗得很多，单凭军区的后勤车辆已难保障了。在炮战最紧张时，我们昆明军区张铚秀司令员亲自出马，下令在公路拦截民用车辆，无论你拉的什么货，就地卸下，保证你不会损失。然后派人押车，到建水燕子洞（昆明军区最大的炮弹储存库）拉炮弹。前后可能共征用了800多台民用车辆。那时，战区的百姓，尤其是司机们觉悟还是很高的，他们不要报酬，任劳任怨，冒着危险把炮弹送到了最前沿的炮兵阵地，受到了战士们的一致好评。

1984年7月12日19点50分，老山地区从凌晨开始的隆隆炮声渐渐平息下来了。越军在付出3000多人死伤的惨重代价之后，连我们的一个高地也没夺去！

越二军区司令武立在总参谋长黎中逊面前羞愧难当。不过这位参谋总长还算“大度”，他对武立讲道：“你就是没抓紧时机，再早20分钟进攻，情况就不是这样了。”

其实就是越军早进攻两个钟头、两天，他们也打不赢我们！当然此仗我们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伤亡了500多人，其中的一个连队最后只剩下32个人。“军队的伟力在于民众”，云南边疆各少数民族群众，民工、民兵也为作战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 7月12日以后，敌人虽然仍不时骚扰我们的阵地，但再也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进攻，武立三天收复的计划，仅7月12号一天就把他们彻底打服了!

战后的日子，如何处理敌军尸体成了大问题，有的地方的敌人死尸堆了好几层，天热又不下雨，都腐烂了，用白酒、消毒液带两层口罩都不管用，那个味儿离着老远就闻得见。让他们按照我们的要求来收尸，白天空手打着白旗来，可他们不听，晚上打着手电来，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后来只好由我们去处理。我军烈士有的残肢断臂也很惨，我们找了80多个木匠，昼夜赶制棺材，按照烈士军帽、衣服和鞋底的编号姓名一一装殓好装棺入葬。

7月30号以后，我们师把老山防务交给11军32师后，撤到马关地区休整。1984年底我到14军任副军长。1989年我调云南省军区，又到云南前直到1991年初老山地区作战结束，可以说14军老山作战由我开始，也由我结束。1992年5月我又担任云南边境扫雷指挥部总指挥长。多年的战争，敌我双方埋了数以百万颗的地雷和各种爆炸物，给我们边民造成了重大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扫雷和打仗一样责任重大，我兢兢业业干了几年，在一线战友的艰苦努力无私奉献之下，我们创造了世界扫雷史上的多个第一：扫雷部队未死亡一人，速度比外军快3倍，外军扫雷每平方米耗资2美元（约合16元人民币），而我们只花费人民币4分钱！扫雷任务完成后，我去国防大学进修了一段时间，又任云南省军区副司令。现在我虽然退休赋闲在家，但我仍关注着军事和国家安全，如果有需要我这个老兵，我还会发挥余热，挥戈上阵的。
7月11日半夜我给张又侠团长打电话，问他如果他当越军指挥官，假定凌晨3点发动进攻，部队应该在什么位置？他回答说应该在阵地前600～800米处，我接着说：“那好，你的部队在这个位置，我就打这里！你告诉赵扣斌（炮群指挥）准备开炮吧。”凌晨2:45分，我师监听电台里，又传来了短时间电流的沙沙声。然后听到越语的呼叫：“3点钟开饭完毕”。

凌晨3点钟，我下达命令：各团炮群开始对表。倒计时1秒时我下令：“炮火准备开始！”

刹那间，700余门大炮同时开火，天崩地裂，震耳欲聋，在曼棍洞师指挥所都能看到敌军阵地升起的火光浓烟，闻到随风飘过来的硝烟味儿。

首轮炮击以后，居然没有动静，监听电台也没有听到越军的反应。据后来抓到的俘虏供述；我军的第一轮炮击就打得敌人死伤惨重，两个营长都被炸死了，但越军的基本战斗队形没有乱，战前上司交代谁乱动枪毙谁！

在我二轮炮击过后，越军顶不住了，监听台里传来越军的一片慌乱呼救之声。本来按照越军的如意算盘是让突击队秘密运动到我前沿阵地，然后再猛烈炮击，部队一拥而上拿下我军阵地。但没想到我军先发制人，这一顿炮弹把越军拦腰斩断，救护、后勤、预备队（战后发现这些预备队的枪还都背在身后）都被消灭，走在最前面的突击队成了孤军。但越军毕竟也是久经战阵的。武立从慌乱中清醒过来，马上下令其炮兵开始准备，隐蔽的敌军远程重炮群的炮弹纷纷落在我军指挥所和炮阵地上，造成了一定伤亡。“有来无往非君子”，敌人一开炮也暴露了目标。我下令远程火炮急速还击。只打了20分钟，监听台就听到越军在向上面报告：“中共军队的炮打得太准了，已经有27门重炮被击毁！”敌人的火炮老实了。激战到7月12日中午，前沿指挥员和120团团长谢圣明向我报告，在南戛山凹处大约有一个营的越军正在休息待命。我一想，如果这个营投入作战，对我松毛岭部队威胁极大。于是我果断向易副师长下达炮击命令，我师的一个122榴弹炮营，配属我师作战41师榴弹炮营及130火箭炮共32门炮发出的炮弹劈头盖脸地砸向越军，越军被打得死伤惨重，完全丧失战斗力。“每门炮再打6发！”我再次下令。越军的一个营就这样全报销了。7月12日这一天，我军炮兵共打了3400多吨炮弹！仅一炮连就发射炮弹1983发，平均每个战士装填炮弹打13.1吨！

火炮要打得准，炮兵侦察是主要的，在现代化炮位侦察雷达还不能普遍应用的情况下，炮兵侦察员目视侦察就是很重要的。这些炮兵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为我们的炮弹“长眼睛”发挥了重要作用。老山地区地形复杂植被茂盛，为了发现敌人目标经常要爬上大树。指挥排长魏兴成和班长王心安，就是藏在大树上发现了好几处敌人的榴弹炮、加农炮和迫击炮阵地。并指挥我军重炮及时消除这些对我军威胁很大的炮兵。但敌人也不是吃素的，我军的炮兵侦察员是他们的眼中钉，王心安班长就死在越军的高射机枪下，前胸被打了个茶杯大小的血洞！

我们的炮兵神勇，步兵也是真正的英雄钢铁战士，从7月12日凌晨开始，越军不顾我军火炮给其造成的重大伤亡，按照原定方案向我119团所坚守的各个高地发起了几十次排、连、营、团规模的疯狂进攻，均被我军击退。

军民鱼水情，800多台民用车无偿运炮弹。打7.12大反扑时，一线的炮弹消耗得很多，单凭军区的后勤车辆已难保障了。在炮战最紧张时，我们昆明军区张铚秀司令员亲自出马，下令在公路拦截民用车辆，无论你拉的什么货，就地卸下，保证你不会损失。然后派人押车，到建水燕子洞（昆明军区最大的炮弹储存库）拉炮弹。前后可能共征用了800多台民用车辆。那时，战区的百姓，尤其是司机们觉悟还是很高的，他们不要报酬，任劳任怨，冒着危险把炮弹送到了最前沿的炮兵阵地，受到了战士们的一致好评。

1984年7月12日19点50分，老山地区从凌晨开始的隆隆炮声渐渐平息下来了。越军在付出3000多人死伤的惨重代价之后，连我们的一个高地也没夺去！

越二军区司令武立在总参谋长黎中逊面前羞愧难当。不过这位参谋总长还算“大度”，他对武立讲道：“你就是没抓紧时机，再早20分钟进攻，情况就不是这样了。”

其实就是越军早进攻两个钟头、两天，他们也打不赢我们！当然此仗我们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伤亡了500多人，其中的一个连队最后只剩下32个人。“军队的伟力在于民众”，云南边疆各少数民族群众，民工、民兵也为作战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 7月12日以后，敌人虽然仍不时骚扰我们的阵地，但再也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进攻，武立三天收复的计划，仅7月12号一天就把他们彻底打服了!

战后的日子，如何处理敌军尸体成了大问题，有的地方的敌人死尸堆了好几层，天热又不下雨，都腐烂了，用白酒、消毒液带两层口罩都不管用，那个味儿离着老远就闻得见。让他们按照我们的要求来收尸，白天空手打着白旗来，可他们不听，晚上打着手电来，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后来只好由我们去处理。我军烈士有的残肢断臂也很惨，我们找了80多个木匠，昼夜赶制棺材，按照烈士军帽、衣服和鞋底的编号姓名一一装殓好装棺入葬。

7月30号以后，我们师把老山防务交给11军32师后，撤到马关地区休整。1984年底我到14军任副军长。1989年我调云南省军区，又到云南前直到1991年初老山地区作战结束，可以说14军老山作战由我开始，也由我结束。1992年5月我又担任云南边境扫雷指挥部总指挥长。多年的战争，敌我双方埋了数以百万颗的地雷和各种爆炸物，给我们边民造成了重大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扫雷和打仗一样责任重大，我兢兢业业干了几年，在一线战友的艰苦努力无私奉献之下，我们创造了世界扫雷史上的多个第一：扫雷部队未死亡一人，速度比外军快3倍，外军扫雷每平方米耗资2美元（约合16元人民币），而我们只花费人民币4分钱！扫雷任务完成后，我去国防大学进修了一段时间，又任云南省军区副司令。现在我虽然退休赋闲在家，但我仍关注着军事和国家安全，如果有需要我这个老兵，我还会发挥余热，挥戈上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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