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转帖）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6 14:27:23
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
综述
正像整个人类文明的摇篮是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南亚的恒河流域、西亚的两河流域和东亚的黄河流域，哲学的最早发源地也是在古代的东方。埃及、巴比伦，特别是印度、中国是闪烁着人类最早哲学智慧之光的国家。稍晚于东方产生了哲学思维，并以其哲学思考持续久远、影响广泛而著称于世的是古希腊。中国哲学，印度哲学，与发源于希腊盛行于欧洲的西方哲学，并称为世界的三大哲学传统。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即是相对印度哲学和西方哲学而言。
从研究内容来看，概括先秦至近代，三千余年的中国哲学主要探讨了以下问题：
世界本原问题
这一问题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世界起源于什么?二是世界存在及其发展变化的根据是什么?归结起来，先后主要有八种观点：①“天本论”。这是春秋战国时期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孔子、孟子都曾肯定意志之天、性理之天对世界、人世以及人的道德属性的决定作用。②“道本论”。这是道家的基本观点，为老子首先发明。③“气本论”。这是一条贯穿中国哲学史始终的主线，可溯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阴阳家，无分儒家与道家，但最著名的代表是儒家，如东汉王充，唐代柳宗元、刘禹锡，北宋张载，明代王廷相，明清之际王夫之。④“无本论”。以魏晋玄学为代表。⑤“理本论”。以北宋二程、南宋朱熹为代表。⑥“性本论”。以南宋张栻及湖湘一派为代表。⑦“心本论”。以南宋陆九渊、明代王守仁为代表。⑧“以太说”。以近代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孙中山为代表。
天人关系
这是世界本原论的进一步深化，与世界本原论紧密联系在一起。主要有“天人感应论”，“天道自然论”，“天人合一论”。天人感应论发端于春秋战国，全盛于汉代，西汉董仲舒是最典型的代表。天道自然论无分儒家与道家，老子，荀子，王充、柳宗元，刘禹锡，张载，王廷相，王夫之等，都是著名的天道自然论者。坚持天道自然的哲学家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解，一部分认为人在自然面前是消极的，被动的，因而提倡自然无为，如道家，特别是老庄；一部分既承认自然法则的客观性，又肯定人对自然的主体能动作用，如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刘禹锡提出“天人交相胜”，“还相用”。宋代以降，“天人合一论”，即整体合观人与自然，成为各派哲学家的共识。所不同的是，气本论者合一于“气”，理本论者合一于“理”，性本论者合一于“性”，心本论者合一于心，实有论者合一于“实有”。
名实关系
名称、概念与实在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论题。孔子首倡“正名”，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强调名必可言，言必可行，具有名实相符的思想。稍后的墨子重视对实际事物的选取，认为空泛地讨论事物之名是没有意义的，关键在于对实际事物作出正确的选择。道家以其虚无之道否认名可表实的功用，认为道不可名。战国时代的公孙龙强调概念的确定性，提出“白马非马”的命题，认为白马专指白色的马，马泛指马类，二者不同。后期墨家意识到不同的指实的范围不同，把概念分为达名、类名、私名，即普遍概念、类概念、专用名称。荀子提出“制名指实”、“约定俗成”的原则，主张实同则名同，实异则名异，以实为制名的基础。
形神关系
即形体与精神的关系。先秦时期，《管子》中有“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的形神论，有二元论倾向。荀子提出“形具而神生”的命题，肯定形是神产生和存在的物质基础。到汉代，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形神关系的观点已臻系统化，形成了两大派别。一派主张形神相离，认为精神主宰形体，形体灭后精神可以独立存在。如晋僧慧远认为，神感物而非物，所以物化而不灭。道教追求形神俱存，永生不灭，但认为形依靠神而存在，所谓“形须神而立”。另一派主张形神相即，认为形体是精神存在的前提，形在则神在，形灭则神灭。如桓谭以烛喻形，以火喻神，认为火不能离开烛而独立存在，神也不能脱离形而独存。南北朝时期的范缜对形神关系作了精辟分析，提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用中国哲学的体用范畴，对形存则神存、形灭则神灭作了最高的哲学总结。
知行关系
在中国哲学史上，知行关系比较侧重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的关系，也包含一般认识论的意义，主要涉及知识来源、认识过程、求知方法和验知标准。孔子认为有“生而知之”和“学而知之”，提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程序，把行看得比学文重要。老子根本否认行对知的意义，认为“不出户，知天下”，出之愈远，知之愈少，并提出“涤除玄览”的直观体验方法，作为求 “道”的根本方法。墨子以“三表”，即“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之利”，作为衡量知识价值的标准，已经涉及到行为在认识过程中检验知识的功用。荀子将“行”引入认识论，明确强调行比知重要。宋以后，程朱理学提出“知先行后”，阳明心学“销行以归知”，王夫之继承中国古代重行的思维传统，批判总结了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的知行观，提出知行统一，由行致知，将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观推进到最高阶段。
动静关系
在中国哲学史上，大多数哲学家都肯定天地万物的运动和变化，肯定动与静是运动变化过程中互相依存、互相蕴涵、互相转化的两个方面。但对动与静何者为本、何者为主的问题却有不同看法。一般来说，道家主静，儒家主动。老子说：“归根曰静，静曰复命。”王弼说：“动起于静。”认为静是动之本。王夫之的动静观是儒家动静观的最高成果。他说：“方动即静，方静旋动。静即含动，动不舍静。”认为动与静互相包含，不可分离。并进一步提出：“静者静动，非不动也。”以动为本，把静视为动的一种形式，比较完备地解决了动与静的辨证关系。
古今关系
关于历史的变迁，中国传统哲学有三种不同的观点：退化论，循环论，进化论。老子推崇太古的原始社会，认为人类文明是人类失去素朴本性的原由，提倡绝圣弃智，反朴归真，退回到结绳记事的年代。战国邹衍提出五德终始说，认为历史朝代是按照水、火、木、金、土五种德性相生相克的原则，周而复始，不断更替。先秦法家一般都承认历史发展，主张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实行不同的治国方策。董仲舒提出“公羊三世说”，把《春秋》所记鲁国十二公的历史由近及远分成“有见，有闻，有传闻”三个阶段。东汉何休发展了这一观点，称 “传闻之世”为“衰乱世”，“有闻之世”为“升平世”，“有见之世”为“太平世”，认为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就是这样由乱到治，由低级到高级，由野蛮到文明，由落后到进步，一步步循序渐进，向前发展。公羊三世说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直到清末维新运动，仍然以其为基本理论依据。
最后，归结起来说，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①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和西方哲人分门别类、比较重视个别事物分析、比较重视微观研究的思维方式不同，我国古代哲学家很早就开始整体合观天人关系，把自然社会、宇宙人生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都看作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谐平衡的有序运动，把实现“天人合一”当作整合天人关系的最高理想境界。②哲学始终没有像欧洲中世纪那样变成神学的婢女。在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原始宗教、多神教一直在民间存在；道教自东汉创立，佛教、基督教自西汉、明末先后传入中国，都成为了中国宗教的主导力量。但是，神学与反神学、宗教与反宗教、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斗争与融合，一日也未停止过。作为中国文化的基础与主干，儒家哲学虽经秦火灾难性打击，以及魏晋隋唐道教、佛教两次高潮的冲击，但都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底以及思想体系的开放性、包容性，最终创立宋明理学，实现援道入儒，援佛入儒，儒道佛三教合流。宗教神学，无论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始终都没有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③以伦理为本位的人道主义。西方的人道主义以个性自由为本位，中国的人道主义以社会伦理为本位。以伦理为本位是儒家哲学最显著的特征，也是中国哲学最显著的特征。黑格尔曾经认为中国只有伦理学，没有思辨哲学。这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如果说西方哲学发展所走的是本体论、认识论的路线，中国哲学发展所走的则是伦理学的路径。正是通过对伦理学的研究，儒家哲学促进中国思辨哲学达到它的巅峰，同时形成极具中国特色的以伦理为本位的人道主义精神。④知行统一的认识论。虽然，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观具有浓厚的伦理学色彩，古代哲学家所理解的知和行与现代认识论所讲的认识和实践，还具有本质的区别。但是，绝大多数古代哲学家都主张知行同一，都是可知论者，很少有西方那样的不可知论者。即使庄子，也不是绝对的不可知论者。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
综述
正像整个人类文明的摇篮是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南亚的恒河流域、西亚的两河流域和东亚的黄河流域，哲学的最早发源地也是在古代的东方。埃及、巴比伦，特别是印度、中国是闪烁着人类最早哲学智慧之光的国家。稍晚于东方产生了哲学思维，并以其哲学思考持续久远、影响广泛而著称于世的是古希腊。中国哲学，印度哲学，与发源于希腊盛行于欧洲的西方哲学，并称为世界的三大哲学传统。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即是相对印度哲学和西方哲学而言。
从研究内容来看，概括先秦至近代，三千余年的中国哲学主要探讨了以下问题：
世界本原问题
这一问题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世界起源于什么?二是世界存在及其发展变化的根据是什么?归结起来，先后主要有八种观点：①“天本论”。这是春秋战国时期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孔子、孟子都曾肯定意志之天、性理之天对世界、人世以及人的道德属性的决定作用。②“道本论”。这是道家的基本观点，为老子首先发明。③“气本论”。这是一条贯穿中国哲学史始终的主线，可溯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阴阳家，无分儒家与道家，但最著名的代表是儒家，如东汉王充，唐代柳宗元、刘禹锡，北宋张载，明代王廷相，明清之际王夫之。④“无本论”。以魏晋玄学为代表。⑤“理本论”。以北宋二程、南宋朱熹为代表。⑥“性本论”。以南宋张栻及湖湘一派为代表。⑦“心本论”。以南宋陆九渊、明代王守仁为代表。⑧“以太说”。以近代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孙中山为代表。
天人关系
这是世界本原论的进一步深化，与世界本原论紧密联系在一起。主要有“天人感应论”，“天道自然论”，“天人合一论”。天人感应论发端于春秋战国，全盛于汉代，西汉董仲舒是最典型的代表。天道自然论无分儒家与道家，老子，荀子，王充、柳宗元，刘禹锡，张载，王廷相，王夫之等，都是著名的天道自然论者。坚持天道自然的哲学家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解，一部分认为人在自然面前是消极的，被动的，因而提倡自然无为，如道家，特别是老庄；一部分既承认自然法则的客观性，又肯定人对自然的主体能动作用，如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刘禹锡提出“天人交相胜”，“还相用”。宋代以降，“天人合一论”，即整体合观人与自然，成为各派哲学家的共识。所不同的是，气本论者合一于“气”，理本论者合一于“理”，性本论者合一于“性”，心本论者合一于心，实有论者合一于“实有”。
名实关系
名称、概念与实在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论题。孔子首倡“正名”，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强调名必可言，言必可行，具有名实相符的思想。稍后的墨子重视对实际事物的选取，认为空泛地讨论事物之名是没有意义的，关键在于对实际事物作出正确的选择。道家以其虚无之道否认名可表实的功用，认为道不可名。战国时代的公孙龙强调概念的确定性，提出“白马非马”的命题，认为白马专指白色的马，马泛指马类，二者不同。后期墨家意识到不同的指实的范围不同，把概念分为达名、类名、私名，即普遍概念、类概念、专用名称。荀子提出“制名指实”、“约定俗成”的原则，主张实同则名同，实异则名异，以实为制名的基础。
形神关系
即形体与精神的关系。先秦时期，《管子》中有“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的形神论，有二元论倾向。荀子提出“形具而神生”的命题，肯定形是神产生和存在的物质基础。到汉代，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形神关系的观点已臻系统化，形成了两大派别。一派主张形神相离，认为精神主宰形体，形体灭后精神可以独立存在。如晋僧慧远认为，神感物而非物，所以物化而不灭。道教追求形神俱存，永生不灭，但认为形依靠神而存在，所谓“形须神而立”。另一派主张形神相即，认为形体是精神存在的前提，形在则神在，形灭则神灭。如桓谭以烛喻形，以火喻神，认为火不能离开烛而独立存在，神也不能脱离形而独存。南北朝时期的范缜对形神关系作了精辟分析，提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用中国哲学的体用范畴，对形存则神存、形灭则神灭作了最高的哲学总结。
知行关系
在中国哲学史上，知行关系比较侧重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的关系，也包含一般认识论的意义，主要涉及知识来源、认识过程、求知方法和验知标准。孔子认为有“生而知之”和“学而知之”，提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程序，把行看得比学文重要。老子根本否认行对知的意义，认为“不出户，知天下”，出之愈远，知之愈少，并提出“涤除玄览”的直观体验方法，作为求 “道”的根本方法。墨子以“三表”，即“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之利”，作为衡量知识价值的标准，已经涉及到行为在认识过程中检验知识的功用。荀子将“行”引入认识论，明确强调行比知重要。宋以后，程朱理学提出“知先行后”，阳明心学“销行以归知”，王夫之继承中国古代重行的思维传统，批判总结了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的知行观，提出知行统一，由行致知，将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观推进到最高阶段。
动静关系
在中国哲学史上，大多数哲学家都肯定天地万物的运动和变化，肯定动与静是运动变化过程中互相依存、互相蕴涵、互相转化的两个方面。但对动与静何者为本、何者为主的问题却有不同看法。一般来说，道家主静，儒家主动。老子说：“归根曰静，静曰复命。”王弼说：“动起于静。”认为静是动之本。王夫之的动静观是儒家动静观的最高成果。他说：“方动即静，方静旋动。静即含动，动不舍静。”认为动与静互相包含，不可分离。并进一步提出：“静者静动，非不动也。”以动为本，把静视为动的一种形式，比较完备地解决了动与静的辨证关系。
古今关系
关于历史的变迁，中国传统哲学有三种不同的观点：退化论，循环论，进化论。老子推崇太古的原始社会，认为人类文明是人类失去素朴本性的原由，提倡绝圣弃智，反朴归真，退回到结绳记事的年代。战国邹衍提出五德终始说，认为历史朝代是按照水、火、木、金、土五种德性相生相克的原则，周而复始，不断更替。先秦法家一般都承认历史发展，主张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实行不同的治国方策。董仲舒提出“公羊三世说”，把《春秋》所记鲁国十二公的历史由近及远分成“有见，有闻，有传闻”三个阶段。东汉何休发展了这一观点，称 “传闻之世”为“衰乱世”，“有闻之世”为“升平世”，“有见之世”为“太平世”，认为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就是这样由乱到治，由低级到高级，由野蛮到文明，由落后到进步，一步步循序渐进，向前发展。公羊三世说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直到清末维新运动，仍然以其为基本理论依据。
最后，归结起来说，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①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和西方哲人分门别类、比较重视个别事物分析、比较重视微观研究的思维方式不同，我国古代哲学家很早就开始整体合观天人关系，把自然社会、宇宙人生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都看作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谐平衡的有序运动，把实现“天人合一”当作整合天人关系的最高理想境界。②哲学始终没有像欧洲中世纪那样变成神学的婢女。在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原始宗教、多神教一直在民间存在；道教自东汉创立，佛教、基督教自西汉、明末先后传入中国，都成为了中国宗教的主导力量。但是，神学与反神学、宗教与反宗教、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斗争与融合，一日也未停止过。作为中国文化的基础与主干，儒家哲学虽经秦火灾难性打击，以及魏晋隋唐道教、佛教两次高潮的冲击，但都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底以及思想体系的开放性、包容性，最终创立宋明理学，实现援道入儒，援佛入儒，儒道佛三教合流。宗教神学，无论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始终都没有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③以伦理为本位的人道主义。西方的人道主义以个性自由为本位，中国的人道主义以社会伦理为本位。以伦理为本位是儒家哲学最显著的特征，也是中国哲学最显著的特征。黑格尔曾经认为中国只有伦理学，没有思辨哲学。这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如果说西方哲学发展所走的是本体论、认识论的路线，中国哲学发展所走的则是伦理学的路径。正是通过对伦理学的研究，儒家哲学促进中国思辨哲学达到它的巅峰，同时形成极具中国特色的以伦理为本位的人道主义精神。④知行统一的认识论。虽然，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观具有浓厚的伦理学色彩，古代哲学家所理解的知和行与现代认识论所讲的认识和实践，还具有本质的区别。但是，绝大多数古代哲学家都主张知行同一，都是可知论者，很少有西方那样的不可知论者。即使庄子，也不是绝对的不可知论者。
综述
正像整个人类文明的摇篮是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南亚的恒河流域、西亚的两河流域和东亚的黄河流域，哲学的最早发源地也是在古代的东方。埃及、巴比伦，特别是印度、中国是闪烁着人类最早哲学智慧之光的国家。稍晚于东方产生了哲学思维，并以其哲学思考持续久远、影响广泛而著称于世的是古希腊。中国哲学，印度哲学，与发源于希腊盛行于欧洲的西方哲学，并称为世界的三大哲学传统。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即是相对印度哲学和西方哲学而言。
从研究内容来看，概括先秦至近代，三千余年的中国哲学主要探讨了以下问题：
世界本原问题
这一问题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世界起源于什么?二是世界存在及其发展变化的根据是什么?归结起来，先后主要有八种观点：①“天本论”。这是春秋战国时期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孔子、孟子都曾肯定意志之天、性理之天对世界、人世以及人的道德属性的决定作用。②“道本论”。这是道家的基本观点，为老子首先发明。③“气本论”。这是一条贯穿中国哲学史始终的主线，可溯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阴阳家，无分儒家与道家，但最著名的代表是儒家，如东汉王充，唐代柳宗元、刘禹锡，北宋张载，明代王廷相，明清之际王夫之。④“无本论”。以魏晋玄学为代表。⑤“理本论”。以北宋二程、南宋朱熹为代表。⑥“性本论”。以南宋张栻及湖湘一派为代表。⑦“心本论”。以南宋陆九渊、明代王守仁为代表。⑧“以太说”。以近代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孙中山为代表。
天人关系
这是世界本原论的进一步深化，与世界本原论紧密联系在一起。主要有“天人感应论”，“天道自然论”，“天人合一论”。天人感应论发端于春秋战国，全盛于汉代，西汉董仲舒是最典型的代表。天道自然论无分儒家与道家，老子，荀子，王充、柳宗元，刘禹锡，张载，王廷相，王夫之等，都是著名的天道自然论者。坚持天道自然的哲学家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解，一部分认为人在自然面前是消极的，被动的，因而提倡自然无为，如道家，特别是老庄；一部分既承认自然法则的客观性，又肯定人对自然的主体能动作用，如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刘禹锡提出“天人交相胜”，“还相用”。宋代以降，“天人合一论”，即整体合观人与自然，成为各派哲学家的共识。所不同的是，气本论者合一于“气”，理本论者合一于“理”，性本论者合一于“性”，心本论者合一于心，实有论者合一于“实有”。
名实关系
名称、概念与实在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论题。孔子首倡“正名”，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强调名必可言，言必可行，具有名实相符的思想。稍后的墨子重视对实际事物的选取，认为空泛地讨论事物之名是没有意义的，关键在于对实际事物作出正确的选择。道家以其虚无之道否认名可表实的功用，认为道不可名。战国时代的公孙龙强调概念的确定性，提出“白马非马”的命题，认为白马专指白色的马，马泛指马类，二者不同。后期墨家意识到不同的指实的范围不同，把概念分为达名、类名、私名，即普遍概念、类概念、专用名称。荀子提出“制名指实”、“约定俗成”的原则，主张实同则名同，实异则名异，以实为制名的基础。
形神关系
即形体与精神的关系。先秦时期，《管子》中有“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的形神论，有二元论倾向。荀子提出“形具而神生”的命题，肯定形是神产生和存在的物质基础。到汉代，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形神关系的观点已臻系统化，形成了两大派别。一派主张形神相离，认为精神主宰形体，形体灭后精神可以独立存在。如晋僧慧远认为，神感物而非物，所以物化而不灭。道教追求形神俱存，永生不灭，但认为形依靠神而存在，所谓“形须神而立”。另一派主张形神相即，认为形体是精神存在的前提，形在则神在，形灭则神灭。如桓谭以烛喻形，以火喻神，认为火不能离开烛而独立存在，神也不能脱离形而独存。南北朝时期的范缜对形神关系作了精辟分析，提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用中国哲学的体用范畴，对形存则神存、形灭则神灭作了最高的哲学总结。
知行关系
在中国哲学史上，知行关系比较侧重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的关系，也包含一般认识论的意义，主要涉及知识来源、认识过程、求知方法和验知标准。孔子认为有“生而知之”和“学而知之”，提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程序，把行看得比学文重要。老子根本否认行对知的意义，认为“不出户，知天下”，出之愈远，知之愈少，并提出“涤除玄览”的直观体验方法，作为求 “道”的根本方法。墨子以“三表”，即“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之利”，作为衡量知识价值的标准，已经涉及到行为在认识过程中检验知识的功用。荀子将“行”引入认识论，明确强调行比知重要。宋以后，程朱理学提出“知先行后”，阳明心学“销行以归知”，王夫之继承中国古代重行的思维传统，批判总结了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的知行观，提出知行统一，由行致知，将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观推进到最高阶段。
动静关系
在中国哲学史上，大多数哲学家都肯定天地万物的运动和变化，肯定动与静是运动变化过程中互相依存、互相蕴涵、互相转化的两个方面。但对动与静何者为本、何者为主的问题却有不同看法。一般来说，道家主静，儒家主动。老子说：“归根曰静，静曰复命。”王弼说：“动起于静。”认为静是动之本。王夫之的动静观是儒家动静观的最高成果。他说：“方动即静，方静旋动。静即含动，动不舍静。”认为动与静互相包含，不可分离。并进一步提出：“静者静动，非不动也。”以动为本，把静视为动的一种形式，比较完备地解决了动与静的辨证关系。
古今关系
关于历史的变迁，中国传统哲学有三种不同的观点：退化论，循环论，进化论。老子推崇太古的原始社会，认为人类文明是人类失去素朴本性的原由，提倡绝圣弃智，反朴归真，退回到结绳记事的年代。战国邹衍提出五德终始说，认为历史朝代是按照水、火、木、金、土五种德性相生相克的原则，周而复始，不断更替。先秦法家一般都承认历史发展，主张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实行不同的治国方策。董仲舒提出“公羊三世说”，把《春秋》所记鲁国十二公的历史由近及远分成“有见，有闻，有传闻”三个阶段。东汉何休发展了这一观点，称 “传闻之世”为“衰乱世”，“有闻之世”为“升平世”，“有见之世”为“太平世”，认为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就是这样由乱到治，由低级到高级，由野蛮到文明，由落后到进步，一步步循序渐进，向前发展。公羊三世说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直到清末维新运动，仍然以其为基本理论依据。
最后，归结起来说，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①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和西方哲人分门别类、比较重视个别事物分析、比较重视微观研究的思维方式不同，我国古代哲学家很早就开始整体合观天人关系，把自然社会、宇宙人生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都看作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谐平衡的有序运动，把实现“天人合一”当作整合天人关系的最高理想境界。②哲学始终没有像欧洲中世纪那样变成神学的婢女。在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原始宗教、多神教一直在民间存在；道教自东汉创立，佛教、基督教自西汉、明末先后传入中国，都成为了中国宗教的主导力量。但是，神学与反神学、宗教与反宗教、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斗争与融合，一日也未停止过。作为中国文化的基础与主干，儒家哲学虽经秦火灾难性打击，以及魏晋隋唐道教、佛教两次高潮的冲击，但都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底以及思想体系的开放性、包容性，最终创立宋明理学，实现援道入儒，援佛入儒，儒道佛三教合流。宗教神学，无论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始终都没有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③以伦理为本位的人道主义。西方的人道主义以个性自由为本位，中国的人道主义以社会伦理为本位。以伦理为本位是儒家哲学最显著的特征，也是中国哲学最显著的特征。黑格尔曾经认为中国只有伦理学，没有思辨哲学。这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如果说西方哲学发展所走的是本体论、认识论的路线，中国哲学发展所走的则是伦理学的路径。正是通过对伦理学的研究，儒家哲学促进中国思辨哲学达到它的巅峰，同时形成极具中国特色的以伦理为本位的人道主义精神。④知行统一的认识论。虽然，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观具有浓厚的伦理学色彩，古代哲学家所理解的知和行与现代认识论所讲的认识和实践，还具有本质的区别。但是，绝大多数古代哲学家都主张知行同一，都是可知论者，很少有西方那样的不可知论者。即使庄子，也不是绝对的不可知论者。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
综述
正像整个人类文明的摇篮是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南亚的恒河流域、西亚的两河流域和东亚的黄河流域，哲学的最早发源地也是在古代的东方。埃及、巴比伦，特别是印度、中国是闪烁着人类最早哲学智慧之光的国家。稍晚于东方产生了哲学思维，并以其哲学思考持续久远、影响广泛而著称于世的是古希腊。中国哲学，印度哲学，与发源于希腊盛行于欧洲的西方哲学，并称为世界的三大哲学传统。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即是相对印度哲学和西方哲学而言。
从研究内容来看，概括先秦至近代，三千余年的中国哲学主要探讨了以下问题：
世界本原问题
这一问题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世界起源于什么?二是世界存在及其发展变化的根据是什么?归结起来，先后主要有八种观点：①“天本论”。这是春秋战国时期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孔子、孟子都曾肯定意志之天、性理之天对世界、人世以及人的道德属性的决定作用。②“道本论”。这是道家的基本观点，为老子首先发明。③“气本论”。这是一条贯穿中国哲学史始终的主线，可溯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阴阳家，无分儒家与道家，但最著名的代表是儒家，如东汉王充，唐代柳宗元、刘禹锡，北宋张载，明代王廷相，明清之际王夫之。④“无本论”。以魏晋玄学为代表。⑤“理本论”。以北宋二程、南宋朱熹为代表。⑥“性本论”。以南宋张栻及湖湘一派为代表。⑦“心本论”。以南宋陆九渊、明代王守仁为代表。⑧“以太说”。以近代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孙中山为代表。
天人关系
这是世界本原论的进一步深化，与世界本原论紧密联系在一起。主要有“天人感应论”，“天道自然论”，“天人合一论”。天人感应论发端于春秋战国，全盛于汉代，西汉董仲舒是最典型的代表。天道自然论无分儒家与道家，老子，荀子，王充、柳宗元，刘禹锡，张载，王廷相，王夫之等，都是著名的天道自然论者。坚持天道自然的哲学家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解，一部分认为人在自然面前是消极的，被动的，因而提倡自然无为，如道家，特别是老庄；一部分既承认自然法则的客观性，又肯定人对自然的主体能动作用，如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刘禹锡提出“天人交相胜”，“还相用”。宋代以降，“天人合一论”，即整体合观人与自然，成为各派哲学家的共识。所不同的是，气本论者合一于“气”，理本论者合一于“理”，性本论者合一于“性”，心本论者合一于心，实有论者合一于“实有”。
名实关系
名称、概念与实在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论题。孔子首倡“正名”，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强调名必可言，言必可行，具有名实相符的思想。稍后的墨子重视对实际事物的选取，认为空泛地讨论事物之名是没有意义的，关键在于对实际事物作出正确的选择。道家以其虚无之道否认名可表实的功用，认为道不可名。战国时代的公孙龙强调概念的确定性，提出“白马非马”的命题，认为白马专指白色的马，马泛指马类，二者不同。后期墨家意识到不同的指实的范围不同，把概念分为达名、类名、私名，即普遍概念、类概念、专用名称。荀子提出“制名指实”、“约定俗成”的原则，主张实同则名同，实异则名异，以实为制名的基础。
形神关系
即形体与精神的关系。先秦时期，《管子》中有“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的形神论，有二元论倾向。荀子提出“形具而神生”的命题，肯定形是神产生和存在的物质基础。到汉代，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形神关系的观点已臻系统化，形成了两大派别。一派主张形神相离，认为精神主宰形体，形体灭后精神可以独立存在。如晋僧慧远认为，神感物而非物，所以物化而不灭。道教追求形神俱存，永生不灭，但认为形依靠神而存在，所谓“形须神而立”。另一派主张形神相即，认为形体是精神存在的前提，形在则神在，形灭则神灭。如桓谭以烛喻形，以火喻神，认为火不能离开烛而独立存在，神也不能脱离形而独存。南北朝时期的范缜对形神关系作了精辟分析，提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用中国哲学的体用范畴，对形存则神存、形灭则神灭作了最高的哲学总结。
知行关系
在中国哲学史上，知行关系比较侧重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的关系，也包含一般认识论的意义，主要涉及知识来源、认识过程、求知方法和验知标准。孔子认为有“生而知之”和“学而知之”，提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程序，把行看得比学文重要。老子根本否认行对知的意义，认为“不出户，知天下”，出之愈远，知之愈少，并提出“涤除玄览”的直观体验方法，作为求 “道”的根本方法。墨子以“三表”，即“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之利”，作为衡量知识价值的标准，已经涉及到行为在认识过程中检验知识的功用。荀子将“行”引入认识论，明确强调行比知重要。宋以后，程朱理学提出“知先行后”，阳明心学“销行以归知”，王夫之继承中国古代重行的思维传统，批判总结了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的知行观，提出知行统一，由行致知，将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观推进到最高阶段。
动静关系
在中国哲学史上，大多数哲学家都肯定天地万物的运动和变化，肯定动与静是运动变化过程中互相依存、互相蕴涵、互相转化的两个方面。但对动与静何者为本、何者为主的问题却有不同看法。一般来说，道家主静，儒家主动。老子说：“归根曰静，静曰复命。”王弼说：“动起于静。”认为静是动之本。王夫之的动静观是儒家动静观的最高成果。他说：“方动即静，方静旋动。静即含动，动不舍静。”认为动与静互相包含，不可分离。并进一步提出：“静者静动，非不动也。”以动为本，把静视为动的一种形式，比较完备地解决了动与静的辨证关系。
古今关系
关于历史的变迁，中国传统哲学有三种不同的观点：退化论，循环论，进化论。老子推崇太古的原始社会，认为人类文明是人类失去素朴本性的原由，提倡绝圣弃智，反朴归真，退回到结绳记事的年代。战国邹衍提出五德终始说，认为历史朝代是按照水、火、木、金、土五种德性相生相克的原则，周而复始，不断更替。先秦法家一般都承认历史发展，主张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实行不同的治国方策。董仲舒提出“公羊三世说”，把《春秋》所记鲁国十二公的历史由近及远分成“有见，有闻，有传闻”三个阶段。东汉何休发展了这一观点，称 “传闻之世”为“衰乱世”，“有闻之世”为“升平世”，“有见之世”为“太平世”，认为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就是这样由乱到治，由低级到高级，由野蛮到文明，由落后到进步，一步步循序渐进，向前发展。公羊三世说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直到清末维新运动，仍然以其为基本理论依据。
最后，归结起来说，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①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和西方哲人分门别类、比较重视个别事物分析、比较重视微观研究的思维方式不同，我国古代哲学家很早就开始整体合观天人关系，把自然社会、宇宙人生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都看作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谐平衡的有序运动，把实现“天人合一”当作整合天人关系的最高理想境界。②哲学始终没有像欧洲中世纪那样变成神学的婢女。在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原始宗教、多神教一直在民间存在；道教自东汉创立，佛教、基督教自西汉、明末先后传入中国，都成为了中国宗教的主导力量。但是，神学与反神学、宗教与反宗教、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斗争与融合，一日也未停止过。作为中国文化的基础与主干，儒家哲学虽经秦火灾难性打击，以及魏晋隋唐道教、佛教两次高潮的冲击，但都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底以及思想体系的开放性、包容性，最终创立宋明理学，实现援道入儒，援佛入儒，儒道佛三教合流。宗教神学，无论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始终都没有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③以伦理为本位的人道主义。西方的人道主义以个性自由为本位，中国的人道主义以社会伦理为本位。以伦理为本位是儒家哲学最显著的特征，也是中国哲学最显著的特征。黑格尔曾经认为中国只有伦理学，没有思辨哲学。这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如果说西方哲学发展所走的是本体论、认识论的路线，中国哲学发展所走的则是伦理学的路径。正是通过对伦理学的研究，儒家哲学促进中国思辨哲学达到它的巅峰，同时形成极具中国特色的以伦理为本位的人道主义精神。④知行统一的认识论。虽然，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观具有浓厚的伦理学色彩，古代哲学家所理解的知和行与现代认识论所讲的认识和实践，还具有本质的区别。但是，绝大多数古代哲学家都主张知行同一，都是可知论者，很少有西方那样的不可知论者。即使庄子，也不是绝对的不可知论者。
对传统文化很有兴趣，也抱以很大的希望。无奈自己水平太差，只好抛砖引玉，以期与同学们互相提携共同进步。
文化或是文明，都是人类共同劳动与智慧的结晶。人为地把文化分为东西两个对立的体系，只看各种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不看各种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融，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文化偏见。这种文化偏见，已经成为人类文明走向未来的一种精神障碍。
100年来，西方列强用“西方中心论”的文化霸权主义，在中国人当中培植起一种殖民地的文化心理，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和历史，看不起也不愿看的“妄自菲薄”。它已经成为中国人心灵上一付沉重的精神枷锁，在世界文明之林中，一直挺不直自己民族文化的脊梁。2l世纪的中国，要进入富强、民主、文明的新阶段，就需要在文化建设上有一个大的发展。正如江泽民主席在1997年5月26日，一个座谈会上讲话中所指出的：“一个民族既努力实现自己的经济腾飞，又努力繁荣自己的民族文化，才能真正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100年来，西方列强用“西方中心论”的文化霸权主义，在中国人当中培植起一种殖民地的文化心理，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和历史，看不起也不愿看的“妄自菲薄”。它已经成为中国人心灵上一付沉重的精神枷锁，在世界文明之林中，一直挺不直自己民族文化的脊梁。2l世纪的中国，要进入富强、民主、文明的新阶段，就需要在文化建设上有一个大的发展。正如江泽民主席在1997年5月26日，一个座谈会上讲话中所指出的：“一个民族既努力实现自己的经济腾飞，又努力繁荣自己的民族文化，才能真正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今天儒家所拥有的地位，是由于儒家在产生以后，在从古到今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所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独占大一统思想地位后而形成的。儒家主张礼治，强调传统的伦常关系，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等。儒家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历空前之厄，但还是绵延至今，其原因是因为儒学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且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东方最有价值的知识系统，以至于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国学（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儒家是国学的核心与主体。
中华文化的正源在于先秦诸子百家。后世历经两千多年，思想都无法和那个开放竞争的时代相比了。
当然，受那个时代的局限性，有些学说已经不适应现代，但是很多哲学思想却可以传承发扬的。
当然，受那个时代的局限性，有些学说已经不适应现代，但是很多哲学思想却可以传承发扬的。
现存的儒家思想(不同于孔子的思想)作为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将阶级视为人类社会的基础，鼓吹封建道德观，强调通过个人的自我约束，而忽略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西方学者认为儒家思想是亚洲国家难于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重要因素之一。
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
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
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
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
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
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
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
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
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
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
儒家学说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就是新儒学，新儒学又称新儒家，是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儒家学派。狭义的新儒学，是指梁漱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
■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是新儒学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儒家学者在西方文明冲击之下被动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些内容以求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思想。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是新儒学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日趋成熟的托古改制的社会改良思想，即用儒学来解释改良思想。代表作有《大同书》等。
■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是新儒学的嬗变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孙文的籍古创制，孙文在学习西方民主经验和思考西方弊政的基础上，仿慕儒家体制创立了政权与治权分立的民权学说和五权分立的政体学说。在《建国方略》中慕仿周礼制订了非常详细的“结会”“动议”等程序和仪规；在《民族主义》讲稿中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家道德，作为复兴民族的基础；在《民权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圣贤才智平庸愚劣”的观念来讲解真平等与假平等的分野。在《民生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倡导的大同主义作为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义语。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是新儒学的开宗明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梁溯溟、张君劢、熊十力等人开始在“新儒学”旗帜下进行的儒学研究。新儒学开宗的政治基础是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三民主义中含有儒学的内容。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新儒学的活动主要体现于思想领域；新儒学的目标是在汇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释和发展儒学。代表作有梁溯溟的《乡村建设》、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主要成果是熊十力继承陆王心学构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和冯友兰的“新理学”。总的说来，新儒学基本上是以儒学的“内圣外王”为立宗之本的，它是在儒学遭到普遍责难的时候出现的。这一阶段的新儒学在思想研究领域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是没有对社会发展产生有价值的影响。
■从新中国建立到大陆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新儒学的沉寂阶段，这一阶段不仅中国大陆的新儒学研究归于沉寂，海外新儒学亦甚少成绩。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是新儒学的恢复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尚在进行之中。恢复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过去的一些新儒学著作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学术界开始反思和讨论新儒学的功过利弊。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在过去“新儒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儒学和新儒学进行彻底的和全面的去糟取精古为今用。发展阶段的新儒学是当代和谐文化的组成部分，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最高成果。
■大众儒学，是一种新的新儒学研究派别，是当代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概念和定义是刘周在“全世界都来践行大众儒学，促进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倡议书）”和“刘周倡议书答疑”中首次提出的。大众儒学的主要观点是：
●儒学的核心是仁和礼。仁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成员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礼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建立社会的道德秩序，使社会成员对自身的社会地位都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社会成员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社会的道德秩序，遵守符合自身具体情况的道德规范，造反作乱就没有道德依据（即没有意识形态基础）。社会成员既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又没有造反作乱的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所以儒学是一种超越社会形态和阶级形态的社会统治方略和社会管理学说。儒学在历史上曾经作为中国奴隶社会某些诸侯国在某些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又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一史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仁和礼的关系是仁礼一体。不讲仁只讲礼，礼就不会被社会成员普遍认可，就会遭到反对；不讲礼只讲仁，社会成员不受道德约束，就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所以仁和礼是不可分的。社会发展会使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变化，礼的一些具体内容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予以改变和调整，这种改变和调整是仁的体现。
●儒学“仁礼一体”的体系中包含了法的内容，礼和法应该很好的结合。礼的作用主要是预防犯罪，法的作用主要是惩罚犯罪。对犯罪个体的惩罚不是法的全部意义，惩罚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即能不能从总体上减少全社会的犯罪）才是惩罚的主要目的。建立分层践行的“以礼为体，以法为用”的礼法体系，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儒学“民贵君轻”的思想，表明儒学不是把“君”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而是把“民”（即人民大众）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儒学对“舜娶而不告”和“汤武革命”的赞成，表明儒学不是片面维护居上位者的利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内涵一方面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父守父道子守子道；一方面则是：君守君道是臣守臣道的前提，父守父道是子守子道的前提。所以，在居上位者违背仁和礼的时候，居下位者是可以采取积极的或消极的手段来维护仁和礼的。所以，儒学的本质就是大众儒学，其根本精神是维护国家社会的和谐运行。儒学不仅是中国古代的社会统治和社会管理学说，而且与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学说，乃至民主革命学说和共产主义说都是兼容的。
●儒学“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表明礼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目标，就是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暨全社会的和谐。儒学认为，践行仁礼和维护仁礼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汤武革命”和“舜不告而娶”的目的是“复礼”而不是作乱。所以，他们不是在破坏和谐，而是在恢复被破坏了的和谐的基础。所以，“汤武革命”与“克己复礼”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创造和谐、促进和谐的行为。儒学承认一切人（尤其是居下位者）的维护仁礼的责任和权利，可以使人们（尤其是居上位者）在违背仁礼方面，不致走得太远。可以使人们在破坏和谐基础的道路上，不致走得太远。因此，只会对维护社会和谐产生积极作用。它同时也表明礼的根本精神是：不同地位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尊重。所以，儒学文化是一种和谐的文化。
■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是新儒学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儒家学者在西方文明冲击之下被动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些内容以求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思想。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是新儒学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日趋成熟的托古改制的社会改良思想，即用儒学来解释改良思想。代表作有《大同书》等。
■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是新儒学的嬗变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孙文的籍古创制，孙文在学习西方民主经验和思考西方弊政的基础上，仿慕儒家体制创立了政权与治权分立的民权学说和五权分立的政体学说。在《建国方略》中慕仿周礼制订了非常详细的“结会”“动议”等程序和仪规；在《民族主义》讲稿中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家道德，作为复兴民族的基础；在《民权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圣贤才智平庸愚劣”的观念来讲解真平等与假平等的分野。在《民生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倡导的大同主义作为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义语。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是新儒学的开宗明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梁溯溟、张君劢、熊十力等人开始在“新儒学”旗帜下进行的儒学研究。新儒学开宗的政治基础是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三民主义中含有儒学的内容。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新儒学的活动主要体现于思想领域；新儒学的目标是在汇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释和发展儒学。代表作有梁溯溟的《乡村建设》、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主要成果是熊十力继承陆王心学构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和冯友兰的“新理学”。总的说来，新儒学基本上是以儒学的“内圣外王”为立宗之本的，它是在儒学遭到普遍责难的时候出现的。这一阶段的新儒学在思想研究领域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是没有对社会发展产生有价值的影响。
■从新中国建立到大陆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新儒学的沉寂阶段，这一阶段不仅中国大陆的新儒学研究归于沉寂，海外新儒学亦甚少成绩。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是新儒学的恢复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尚在进行之中。恢复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过去的一些新儒学著作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学术界开始反思和讨论新儒学的功过利弊。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在过去“新儒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儒学和新儒学进行彻底的和全面的去糟取精古为今用。发展阶段的新儒学是当代和谐文化的组成部分，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最高成果。
■大众儒学，是一种新的新儒学研究派别，是当代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概念和定义是刘周在“全世界都来践行大众儒学，促进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倡议书）”和“刘周倡议书答疑”中首次提出的。大众儒学的主要观点是：
●儒学的核心是仁和礼。仁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成员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礼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建立社会的道德秩序，使社会成员对自身的社会地位都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社会成员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社会的道德秩序，遵守符合自身具体情况的道德规范，造反作乱就没有道德依据（即没有意识形态基础）。社会成员既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又没有造反作乱的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所以儒学是一种超越社会形态和阶级形态的社会统治方略和社会管理学说。儒学在历史上曾经作为中国奴隶社会某些诸侯国在某些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又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一史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仁和礼的关系是仁礼一体。不讲仁只讲礼，礼就不会被社会成员普遍认可，就会遭到反对；不讲礼只讲仁，社会成员不受道德约束，就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所以仁和礼是不可分的。社会发展会使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变化，礼的一些具体内容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予以改变和调整，这种改变和调整是仁的体现。
●儒学“仁礼一体”的体系中包含了法的内容，礼和法应该很好的结合。礼的作用主要是预防犯罪，法的作用主要是惩罚犯罪。对犯罪个体的惩罚不是法的全部意义，惩罚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即能不能从总体上减少全社会的犯罪）才是惩罚的主要目的。建立分层践行的“以礼为体，以法为用”的礼法体系，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儒学“民贵君轻”的思想，表明儒学不是把“君”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而是把“民”（即人民大众）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儒学对“舜娶而不告”和“汤武革命”的赞成，表明儒学不是片面维护居上位者的利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内涵一方面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父守父道子守子道；一方面则是：君守君道是臣守臣道的前提，父守父道是子守子道的前提。所以，在居上位者违背仁和礼的时候，居下位者是可以采取积极的或消极的手段来维护仁和礼的。所以，儒学的本质就是大众儒学，其根本精神是维护国家社会的和谐运行。儒学不仅是中国古代的社会统治和社会管理学说，而且与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学说，乃至民主革命学说和共产主义说都是兼容的。
●儒学“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表明礼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目标，就是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暨全社会的和谐。儒学认为，践行仁礼和维护仁礼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汤武革命”和“舜不告而娶”的目的是“复礼”而不是作乱。所以，他们不是在破坏和谐，而是在恢复被破坏了的和谐的基础。所以，“汤武革命”与“克己复礼”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创造和谐、促进和谐的行为。儒学承认一切人（尤其是居下位者）的维护仁礼的责任和权利，可以使人们（尤其是居上位者）在违背仁礼方面，不致走得太远。可以使人们在破坏和谐基础的道路上，不致走得太远。因此，只会对维护社会和谐产生积极作用。它同时也表明礼的根本精神是：不同地位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尊重。所以，儒学文化是一种和谐的文化。
中国的思想普遍不偏激，不像msl
个人感觉中国哲学最大的特征就是“中庸”，不偏不倚也不倒。。。
个人感觉中国哲学最大的特征就是“中庸”，不偏不倚也不倒。。。
中庸之道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观点论，出自儒家文化的《中庸》。中庸之道是人生的大道，事业成功、生活与健康的根本理论，基本包含三层理论：
第一层理论：中不偏，庸不易。是指人生不偏离，不变换自己的目标和主张。这就是一个持之以恒的成功之道。孔子有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第二层理论：指中正、平和。人需要保持中正平和，如果失去中正、平和一定是喜、怒、哀、乐太过，治怒唯有乐，治过喜莫过礼，守礼的方法在于敬。所以月牙山人说：只要保持一颗敬重或者敬畏的心，中正、平和就得以长存，人的健康就得以保障。
第三层理论：中指好的意思，庸同用，即中用的意思。指人要拥有一技之长，做一个有用的人才；又指人要坚守自己的岗位，要在其位谋其职。
中庸之道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观点论，出自儒家文化的《中庸》。中庸之道是人生的大道，事业成功、生活与健康的根本理论，基本包含三层理论：
第一层理论：中不偏，庸不易。是指人生不偏离，不变换自己的目标和主张。这就是一个持之以恒的成功之道。孔子有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第二层理论：指中正、平和。人需要保持中正平和，如果失去中正、平和一定是喜、怒、哀、乐太过，治怒唯有乐，治过喜莫过礼，守礼的方法在于敬。所以月牙山人说：只要保持一颗敬重或者敬畏的心，中正、平和就得以长存，人的健康就得以保障。
第三层理论：中指好的意思，庸同用，即中用的意思。指人要拥有一技之长，做一个有用的人才；又指人要坚守自己的岗位，要在其位谋其职。
小儿科 发表于 2013-9-3 22:18
中庸之道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观点论，出自儒家文化的《中庸》。中庸之道是人生的大道，事业成功、生活 ...
这哲学思想已经深入国人的脑髓。。。
中庸之道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观点论，出自儒家文化的《中庸》。中庸之道是人生的大道，事业成功、生活 ...
这哲学思想已经深入国人的脑髓。。。
怎么这么冷清啊？
怎么这么冷清啊？
因为架构太高屋建瓴了。
因为架构太高屋建瓴了。
raymax1984 发表于 2013-9-4 08:27
因为架构太高屋建瓴了。
那说说你的看法吧？
因为架构太高屋建瓴了。
那说说你的看法吧？
哲学已死！因为哲学家还在书桌前苦思冥想的时候，科学家已经在实验室中把世界本源问题推进到接近终极答案的程度。请参考量子力学史话，霍金＜大设计＞＜时间简史＞
现在研究中国哲学的弊病就是用西式思维揣摩中国古人的心思，罗列了一大堆概念，拼了老命搞分类，洋洋洒洒，其实驴唇不对马嘴。
天人合一？ 以天道的秩序做为人的秩序？还是以人的秩序去影响天道的秩序呢？如果天要杀人，要杀很多很多人，你会怎么做呢？
天人合一？ 以天道的秩序做为人的秩序？还是以人的秩序去影响天道的秩序呢？如果天要杀人，要杀很多很多人 ...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哲学已死！因为哲学家还在书桌前苦思冥想的时候，科学家已经在实验室中把世界本源问题推进到接近终极答案的 ...
哦？不知道霍金敢不敢这么说？
哦？不知道霍金敢不敢这么说？
哦？不知道霍金敢不敢这么说？
中国传统哲学还处在朴素阶段，缺乏系统性，在亚里士多德提出三段论的时候就已经被超越了。近代就跟不用说了，完全跟不上科学发展的脚步。
以前我也觉得古人挺厉害，后来看了西方哲学，人本主义，社会契约，公正等等，发现不重视逻辑思维的中国传统弱暴了。
举个例子，如何看待利己行为和利他行为？如何看待道德？
中国传统哲学认为道德是天生的，神圣的，利他主义是圣人的行为准则。这造成内在道德要求与外在行为表现的冲突：一方面圣人般地道德要求，一方面无处不在的利己行为。
现代哲学早已对道德的本质作了深入地研究。社会学、经济学的发展，成功地揭示了利他行为和利己行为的一致性，解决了这个冲突。请参看社会契约论和经济学原理。为什么自由市场中所有人的利己行为却达到了共赢的积极结果？
近代物理学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哲学家还在为世界起源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理论物理学已近接近这个终极问题的答案了。请参考量子力学和相对论。
中国传统哲学还处在朴素阶段，缺乏系统性，在亚里士多德提出三段论的时候就已经被超越了。近代就跟不用说了，完全跟不上科学发展的脚步。
以前我也觉得古人挺厉害，后来看了西方哲学，人本主义，社会契约，公正等等，发现不重视逻辑思维的中国传统弱暴了。
举个例子，如何看待利己行为和利他行为？如何看待道德？
中国传统哲学认为道德是天生的，神圣的，利他主义是圣人的行为准则。这造成内在道德要求与外在行为表现的冲突：一方面圣人般地道德要求，一方面无处不在的利己行为。
现代哲学早已对道德的本质作了深入地研究。社会学、经济学的发展，成功地揭示了利他行为和利己行为的一致性，解决了这个冲突。请参看社会契约论和经济学原理。为什么自由市场中所有人的利己行为却达到了共赢的积极结果？
近代物理学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哲学家还在为世界起源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理论物理学已近接近这个终极问题的答案了。请参考量子力学和相对论。
中国传统哲学还处在朴素阶段，缺乏系统性，在亚里士多德提出三段论的时候就已经被超越了。近代就跟不用说 ...
中国的传统文化确实也有很大的局限，甚至实际上并不存在西方意义上专门的“哲学”。要不，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泊？
至于哲学和现代物理学的关系，兄台有点太“乐观”了吧？即使我们明确了组成物质的最小粒子，我们就解决了那些终极问题了吗？
中国的传统文化确实也有很大的局限，甚至实际上并不存在西方意义上专门的“哲学”。要不，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泊？
至于哲学和现代物理学的关系，兄台有点太“乐观”了吧？即使我们明确了组成物质的最小粒子，我们就解决了那些终极问题了吗？
阿魏 发表于 2013-9-5 12:27
中国传统哲学还处在朴素阶段，缺乏系统性，在亚里士多德提出三段论的时候就已经被超越了。近代就跟不用说 ...
当你看到西方在波粒二象性上的反复纠缠，就知道他们的思维也存在盲点了。
中国传统哲学还处在朴素阶段，缺乏系统性，在亚里士多德提出三段论的时候就已经被超越了。近代就跟不用说 ...
当你看到西方在波粒二象性上的反复纠缠，就知道他们的思维也存在盲点了。
当你看到西方在波粒二象性上的反复纠缠，就知道他们的思维也存在盲点了。
不知波粒二象性为何物的中国传统哲学就别来掺和了，不够格！
不知波粒二象性为何物的中国传统哲学就别来掺和了，不够格！
中国的传统文化确实也有很大的局限，甚至实际上并不存在西方意义上专门的“哲学”。要不，我们要取其精华 ...
多看几本书，你就不会这么认为了。再不济，从最简单的开始，量子力学史话，请自行百度。
看了这些，你就会觉得那些哲学家对着书桌思考是多么的可笑了。没有科学事实和逻辑作为根基的思考，就是扯淡。
中国传统哲学大多数时候只有论断，缺乏严密推理，分析分析人性还是还是不错的。不过可惜，西方出了个纳什，博弈论再次完爆厚黑学。
多看几本书，你就不会这么认为了。再不济，从最简单的开始，量子力学史话，请自行百度。
看了这些，你就会觉得那些哲学家对着书桌思考是多么的可笑了。没有科学事实和逻辑作为根基的思考，就是扯淡。
中国传统哲学大多数时候只有论断，缺乏严密推理，分析分析人性还是还是不错的。不过可惜，西方出了个纳什，博弈论再次完爆厚黑学。
阿魏 发表于 2013-9-9 00:38
多看几本书，你就不会这么认为了。再不济，从最简单的开始，量子力学史话，请自行百度。
看了这些，你就 ...
好无知的论断
最可怕的不是不知道，而是不了解一件事物，却妄下论断
多看几本书，你就不会这么认为了。再不济，从最简单的开始，量子力学史话，请自行百度。
看了这些，你就 ...
好无知的论断
最可怕的不是不知道，而是不了解一件事物，却妄下论断
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小小一本，经典永铸
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越研究越离谱，不研究而自在，为道远道，见山见水罢了。
不过总的来讲，哲学是空对空的学问，所以哲学家必须有一门专业特长，这样哲学才会进步，专业特长最好是量子物理，这样听不懂的人最多。
不过总的来讲，哲学是空对空的学问，所以哲学家必须有一门专业特长，这样哲学才会进步，专业特长最好是量子物理，这样听不懂的人最多。
哲学不是空对空，都需要验证滴
好无知的论断
最可怕的不是不知道，而是不了解一件事物，却妄下论断
这就是所谓的一瓶子不响，半瓶子哐当。孔子说，君子衲于言而敏于行。现代人往往反其道而行之。
最可怕的不是不知道，而是不了解一件事物，却妄下论断
这就是所谓的一瓶子不响，半瓶子哐当。孔子说，君子衲于言而敏于行。现代人往往反其道而行之。
这就是所谓的一瓶子不响，半瓶子哐当。孔子说，君子衲于言而敏于行。现代人往往反其道而行之。
这种只有论断没有推理的东西，不在系统的哲学范围内。顶多算是孔老二一时兴起悟出的东西，都是后人的解读而已，谁知道孔老二当时怎么想的。
这种只有论断没有推理的东西，不在系统的哲学范围内。顶多算是孔老二一时兴起悟出的东西，都是后人的解读而已，谁知道孔老二当时怎么想的。
不知波粒二象性为何物的中国传统哲学就别来掺和了，不够格！
哦？那个国家的传统哲学知道波粒二象性？
更本质的问题是，难道哲学的最后答案（如果有的话）就是波粒二象性或者组成物质最小的粒子？你真的知道什么是哲学吗？
哦？那个国家的传统哲学知道波粒二象性？
更本质的问题是，难道哲学的最后答案（如果有的话）就是波粒二象性或者组成物质最小的粒子？你真的知道什么是哲学吗？
阿魏 发表于 2013-9-9 00:38
多看几本书，你就不会这么认为了。再不济，从最简单的开始，量子力学史话，请自行百度。
看了这些，你就 ...
说得好像西方只尊崇博弈论东方只知道厚黑学似的！
你是不是读过几本量子力学的书，然后就觉得世界不过就是这样，放眼望去，尽是些粒子和电磁波？
阿魏 发表于 2013-9-9 00:38
多看几本书，你就不会这么认为了。再不济，从最简单的开始，量子力学史话，请自行百度。
看了这些，你就 ...
说得好像西方只尊崇博弈论东方只知道厚黑学似的！
你是不是读过几本量子力学的书，然后就觉得世界不过就是这样，放眼望去，尽是些粒子和电磁波？
小儿科 发表于 2013-9-9 09:13
说得好像西方只尊崇博弈论东方只知道厚黑学似的！
你是不是读过几本量子力学的书，然后就觉得世界不过 ...
他就是有自恋的典型代表，是谁创造了粒子这个极小的单位，科学界没人说的清楚
说得好像西方只尊崇博弈论东方只知道厚黑学似的！
你是不是读过几本量子力学的书，然后就觉得世界不过 ...
他就是有自恋的典型代表，是谁创造了粒子这个极小的单位，科学界没人说的清楚
儒家传统哲学针对古代巨大人口的社会治理问题，提出了大体切实可行的方案。因为体系系统而比较完整，贴近中国国情，
在历史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长久以来帮助统治者治国理政，创立文治，又深入融入了中国文化的气质和精神，对推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起到巨大作用。
但是儒学在后来趋向成熟，发展空间越来越有限。当国家和民族受到西洋甚至日本的军事，经济威胁和文化冲击后，
必须根据形势调整民族轨道。
于是有各种尝试，但是虽然各自阶段性取得了成果，离中华真正复兴的目标尚远，而国人心急而近利，颇多颠扑。
在历史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长久以来帮助统治者治国理政，创立文治，又深入融入了中国文化的气质和精神，对推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起到巨大作用。
但是儒学在后来趋向成熟，发展空间越来越有限。当国家和民族受到西洋甚至日本的军事，经济威胁和文化冲击后，
必须根据形势调整民族轨道。
于是有各种尝试，但是虽然各自阶段性取得了成果，离中华真正复兴的目标尚远，而国人心急而近利，颇多颠扑。
所以诸子百家融合成的中华气质精神是民族之本，而如果想超越西方科技工业，也需学到西方的精华。
如此方可星辰大海。
如此方可星辰大海。
所以诸子百家融合成的中华气质精神是民族之本，而如果想超越西方科技工业，也需学到西方的精华。
如此方可 ...
未来，我们在意识形态方面应该就是这样的发展方向。首先是民族的，然后努力把它推广为世界的。
如此方可 ...
未来，我们在意识形态方面应该就是这样的发展方向。首先是民族的，然后努力把它推广为世界的。
儒家那些东西哪些还是符合时代而西方没有的？
儒家那些东西哪些还是符合时代而西方没有的？
所以，我们只要照搬西方就行了？
所以，我们只要照搬西方就行了？
不要用“中国古代”涵盖整个“中国”，这套手法无聊得很。
儒家那些东西哪些还是符合时代而西方没有的？
我相信，未来的中国人一定会缔造出符合现代社会的、全新的意识形态体系，并塑造出全新的民族气质和精神。但是，这样的意识形态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我们当然可以回避“儒学”这样的字眼，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社会形态、民族气质与其它民族特别是西方民族是有着很大不同的。而期待中的未来意识形态（非贬义，我也在期待！）必定与这样的不同之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相信，未来的中国人一定会缔造出符合现代社会的、全新的意识形态体系，并塑造出全新的民族气质和精神。但是，这样的意识形态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我们当然可以回避“儒学”这样的字眼，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社会形态、民族气质与其它民族特别是西方民族是有着很大不同的。而期待中的未来意识形态（非贬义，我也在期待！）必定与这样的不同之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