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复兴是中华文明复兴的关键

  我们都知道，精神文明财富大体分为三类：
1。哲学，即世界观与方法论，人生观与价值观。
2。科学，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与形学
3。艺术，即雕刻绘画音乐诗歌等等，以激发情绪为主要目的
  其中哲学起到统领精神文明全体的作用，即所谓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西学东渐以来，一些外来名词被用中国传统哲学概念很好地翻译了，比如以“理“这个概念为中心，创造出物理（physics)、心理(psychology)、生理(phisiology)、理论(theory)等名词。但这远远不够。我们现在说“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却不知“天下为事者必遵法仪“。我们知道充分必要条件，却不了解小故大故。我们倡导“人的全面发展“，却将儒家的“修身“放到一边。这些西方的哲学原理我们的先贤也早就独立地发现了，只是我们善于遗忘。
   中华文明的复兴，必将以中国哲学精华的复兴为关键和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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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自己一直希望沿着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的思想脉络，梳理一下“理“这个重要的中国哲学概念的演化，没想到最近发现了一篇这样的小文，看来认为这个概念重要的不只我一个，呵呵
   理：
       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宋明哲学的重要范畴。
      “理”这个词作为哲学概念出现于战国时期。《管子·心术》说：“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四时篇》以阴阳为“天地之大理”。孟子以为理是人心所具有的道德观念。《告子上》说：“心子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庄子》中有“天理”、“万物之理”等概念，“天理”指自然之理,“万物之理”指事物变化之理。《善性篇》提出“道、理也”的命题，把理和道直接联系起来。荀子提出了“事理”、“物理”等概念，他所谓的理，既有社会方面的内容，也有自然方面的内容，他强调用天地之理治理天地万物的思想，具有认识自然规律，改造自然界的意义。韩非明确提出,理是事物的具体规律,是“成物之交”，即事物的条理、法则，认为“万物各异理”， 即不同事物具有不同规律。 他还提出理就是方圆、短长、粗细、坚脆、大小、轻重、白黑等等的分别。《吕氏春秋》进一步提出“理也者，是非之宗也”，把理视作判断是非的根据。
　　两汉时期，董仲舒认为，理由天授，故称“天理”。王充则讲“物气之理”，批判天人感应论是“失道理之实”。
　　魏晋时期,有“辨名析理”之风,王弼说：“不能辨名则不可与言理”,又说：“物无妄然,必由其理”，承认事物是有规律的;但他认为,“事有归,理有会”,如能总其会,理虽众多,“可以至约穷也”。至约就是“无”，也就是可以抽象概括为“无”。裴认为理以“有”为体，它是客观事物的真实规律，包括社会伦理。欧阳建认为，理是客观事物的规律,不依人们的称谓为转移,但人可以认识理，语言可以表达理，“诚以理得于心，非言不畅”,“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即认识必须随客观事物及其规律而变化。郭象认为,理是必然性,“不得已者，理之必然者也”。但必然也就是自然，故又称“自然之理”。
　　唐代佛教华严宗提出理、事范畴，认为事是“心缘色”而起，理是“平等真如”，即本体世界。“事显而理隐”。为了把二者调和起来，又提出理即事、事即理，理事相融而无碍的理论。
　　北宋以后，随着理学思潮的出现，理成为程朱理学的最高哲学范畴。周敦颐提出“理性命”的问题，但未作进一步发挥。张载强调理的客观性，他说“理不在人，皆在物，人但物中之一物耳”。他认为“万物皆有理”，因此主张穷理。他从气本论学说出发，提出“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涂，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把理看作是气化运动的规律。程颢、程颐第一次把理作为最高本体，建立了理本论哲学。他们认为，理是“形而上者”，是事物之“所以然者”，是永恒不变的宇宙本体，万事万物都是从理派生出来的。朱熹进一步发展了二程思想，提出理先于天地万物而存在，又是天地万物的“主宰”，是万事万物运动变化的推动者；一事一物各有其理，而太极则是众理的总名，又是真理和道德的标准。这个理也有自然界具体规律的含义，他说“阴阳五行错综不失条绪，便是理”。但他所谓的理主要是以社会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本体。
　　陆九渊以为天下之“理”是人所共由而不能违抗的，他提出了 “心即理”的命题。王守仁更强调“心外无理”。这就把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完全合一了。
　　明代中期以后,一些唯物主义者继承张载的学说,强调理在气中。从程朱理学中分化出来的罗钦顺，反对朱熹理主宰气的思想,提出理是物质之气的运动规律,“理只是气之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气之动静、往来、阖辟、升降，产生了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千条万绪，纷纭，而卒不可乱,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他把理解释成气所固有的客观规律。王廷相也反对在元气之上有一个主宰者，反对理先于天地而存在，认为理是气之理，合一则理一,气万则理万,理随物而变。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全面批判了程朱的理本论，论证了“理者气之理”的学说，认为理是“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理虽不可见，但“气之条绪节文，乃理之了见者也”。王夫之所谓理，有两方面意义，一是指“天地万物已然之条理”，即自然规律；一是指“健顺五常,天以命人而人受为性之至理”,即道德的准则。二者都是气之理，气外更无虚托孤立之理。戴震在此基础上，提出“分理”的思想，强调理是具体的，是“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即标志事物互相区别的本质属性。他认为有物必有则，物是实体实事，是自然，理是必然，必然不离自然，批判了以理为“如有物焉”的理学思想。  我们都知道，精神文明财富大体分为三类：
1。哲学，即世界观与方法论，人生观与价值观。
2。科学，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与形学
3。艺术，即雕刻绘画音乐诗歌等等，以激发情绪为主要目的
  其中哲学起到统领精神文明全体的作用，即所谓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西学东渐以来，一些外来名词被用中国传统哲学概念很好地翻译了，比如以“理“这个概念为中心，创造出物理（physics)、心理(psychology)、生理(phisiology)、理论(theory)等名词。但这远远不够。我们现在说“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却不知“天下为事者必遵法仪“。我们知道充分必要条件，却不了解小故大故。我们倡导“人的全面发展“，却将儒家的“修身“放到一边。这些西方的哲学原理我们的先贤也早就独立地发现了，只是我们善于遗忘。
   中华文明的复兴，必将以中国哲学精华的复兴为关键和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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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自己一直希望沿着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的思想脉络，梳理一下“理“这个重要的中国哲学概念的演化，没想到最近发现了一篇这样的小文，看来认为这个概念重要的不只我一个，呵呵
   理：
       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宋明哲学的重要范畴。
      “理”这个词作为哲学概念出现于战国时期。《管子·心术》说：“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四时篇》以阴阳为“天地之大理”。孟子以为理是人心所具有的道德观念。《告子上》说：“心子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庄子》中有“天理”、“万物之理”等概念，“天理”指自然之理,“万物之理”指事物变化之理。《善性篇》提出“道、理也”的命题，把理和道直接联系起来。荀子提出了“事理”、“物理”等概念，他所谓的理，既有社会方面的内容，也有自然方面的内容，他强调用天地之理治理天地万物的思想，具有认识自然规律，改造自然界的意义。韩非明确提出,理是事物的具体规律,是“成物之交”，即事物的条理、法则，认为“万物各异理”， 即不同事物具有不同规律。 他还提出理就是方圆、短长、粗细、坚脆、大小、轻重、白黑等等的分别。《吕氏春秋》进一步提出“理也者，是非之宗也”，把理视作判断是非的根据。
　　两汉时期，董仲舒认为，理由天授，故称“天理”。王充则讲“物气之理”，批判天人感应论是“失道理之实”。
　　魏晋时期,有“辨名析理”之风,王弼说：“不能辨名则不可与言理”,又说：“物无妄然,必由其理”，承认事物是有规律的;但他认为,“事有归,理有会”,如能总其会,理虽众多,“可以至约穷也”。至约就是“无”，也就是可以抽象概括为“无”。裴认为理以“有”为体，它是客观事物的真实规律，包括社会伦理。欧阳建认为，理是客观事物的规律,不依人们的称谓为转移,但人可以认识理，语言可以表达理，“诚以理得于心，非言不畅”,“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即认识必须随客观事物及其规律而变化。郭象认为,理是必然性,“不得已者，理之必然者也”。但必然也就是自然，故又称“自然之理”。
　　唐代佛教华严宗提出理、事范畴，认为事是“心缘色”而起，理是“平等真如”，即本体世界。“事显而理隐”。为了把二者调和起来，又提出理即事、事即理，理事相融而无碍的理论。
　　北宋以后，随着理学思潮的出现，理成为程朱理学的最高哲学范畴。周敦颐提出“理性命”的问题，但未作进一步发挥。张载强调理的客观性，他说“理不在人，皆在物，人但物中之一物耳”。他认为“万物皆有理”，因此主张穷理。他从气本论学说出发，提出“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涂，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把理看作是气化运动的规律。程颢、程颐第一次把理作为最高本体，建立了理本论哲学。他们认为，理是“形而上者”，是事物之“所以然者”，是永恒不变的宇宙本体，万事万物都是从理派生出来的。朱熹进一步发展了二程思想，提出理先于天地万物而存在，又是天地万物的“主宰”，是万事万物运动变化的推动者；一事一物各有其理，而太极则是众理的总名，又是真理和道德的标准。这个理也有自然界具体规律的含义，他说“阴阳五行错综不失条绪，便是理”。但他所谓的理主要是以社会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本体。
　　陆九渊以为天下之“理”是人所共由而不能违抗的，他提出了 “心即理”的命题。王守仁更强调“心外无理”。这就把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完全合一了。
　　明代中期以后,一些唯物主义者继承张载的学说,强调理在气中。从程朱理学中分化出来的罗钦顺，反对朱熹理主宰气的思想,提出理是物质之气的运动规律,“理只是气之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气之动静、往来、阖辟、升降，产生了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千条万绪，纷纭，而卒不可乱,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他把理解释成气所固有的客观规律。王廷相也反对在元气之上有一个主宰者，反对理先于天地而存在，认为理是气之理，合一则理一,气万则理万,理随物而变。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全面批判了程朱的理本论，论证了“理者气之理”的学说，认为理是“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理虽不可见，但“气之条绪节文，乃理之了见者也”。王夫之所谓理，有两方面意义，一是指“天地万物已然之条理”，即自然规律；一是指“健顺五常,天以命人而人受为性之至理”,即道德的准则。二者都是气之理，气外更无虚托孤立之理。戴震在此基础上，提出“分理”的思想，强调理是具体的，是“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即标志事物互相区别的本质属性。他认为有物必有则，物是实体实事，是自然，理是必然，必然不离自然，批判了以理为“如有物焉”的理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