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在血汗工厂的经历。。

讨论区首页里有个有关“血汗工厂”的标题，勾起了我一点回忆，整理下来同各位分享。

当年刚大学毕业，还很稚嫩的我继续着乖学生乖宝宝的习惯，听从了老爹的安排，去了本地一家台商工厂，这是一家当时据称是本市第一大工厂的台资制鞋厂，每天都在招工。高峰时有上万的工人，一般也维持在几千名。像这种劳动密集型企业，即是传说中的货真价实的血汗工厂。当然，当年刚走出校园，思想也没那么深刻，还以为是找了家好单位。

说来能进这工厂，我算是走了后门的，起点比较高。因为老爹和那台商经理算是能称兄道弟的朋友，那经理从我小学时代就认识我，算是对我很欣赏的那种。老爹一打招呼，我直接进去当了经理助理。就算是资本主义企业，也是有人情关系的。

虽然是走关系进去，但毕竟人家的制度还是很严密，没有特殊待遇，一样按时按点上下班：早上7点半准时报到，中午12点-1点午餐时间，下午1-5点正常上班，然后，关键的，5点之后算“加班”，一般要到9点半才停工，赶工的时候甚至有拖到半夜1点半才散的，中间只有半小时，30分钟让你吃晚饭。而第二天，一样7点半打卡。上面提到的那些时间点，迟一秒，这个月的全勤奖就铁定没的，没得商量。除了扣全勤以外，还有迟到积分，打卡时间截止，工厂保卫处准时关大门，迟到的，都要从值班经理面前一个一个排队走过去，迟到越久，排队越久，扣得越多。积分到了一定，不好意思，你不用来了。

除了春节放假5天以外，没有其他法定假日的概念，一个月，休息两天，请假可以，一个月额定三天，但只要请了，这个月就只能拿基本工资，其他奖金，包括整个月的加班费都不算了。基本工资多少，以上世纪90年代末说，是250元。我进去的时候，涨到350。如果请假超过三天，抱歉，你的岗位已经有人顶了，上面说过的，每天都在招工，不怕没人。

上班时间是不许随便走动的，只能在自己的位置上干活，也没多少机会抬头聊天，因为厂房里机器噪音很大，说话得用喊的。整个厂区给工人用的厕所只有一个，女厕那边不知道，男厕这边我数过，一共三个坑，也就是说，厂里至少2000个男工，最多只能同时有3个人蹲。听说最开始是不管你蹲的时间的，这也是很多工人偷懒的地方，后来有一段时间施行了“红帽子”制度，要上厕所的，必须先和领班要一顶大红的太阳帽，从出车间开始到回来，包括蹲的时候，都必须戴着。男工也许觉得无所谓，女工们有意见，闹过，后来取消了，不过就加了时间限制，小的5分钟，大的10分钟。超过了，当旷工一天。——这个我没亲身经历，因为顶着经理助理的光，我或者可以心安理得的蹭经理室的专用厕所，每天都有清洁工打扫的那间。或者可以悠哉悠哉的穿过整个厂区去蹲那个男厕，可只去过一两次，每次去了，我都一天吃不下饭。别问为什么，我有那么一点点的洁癖。

因为是90年代末20世纪初，大学生还算值钱点，整个近万人的工厂，扣掉做外联的那两三个高档部门以外，工厂区里就四个大学生，我一个，挂名经理一个（本地某长嫡亲，真正特招的，办公地点常年在政府部门的），另外俩是从台湾来的经理以上领导。招工标准：高中毕业的勉强，初中的最好，小学的将就，文盲也要。因为大都是纯重复性熟练劳动而已，文凭的价值并没有多少作用。而我这个算得上唯一的大学生，反而很尴尬，跟台方领导们是谈不上话的，连那个老爹朋友也只是交代工作而已。同工友们呢，他们聊的柴米油盐我不懂，我想说的天文地理人家不屑，从进厂到出来，我没交到一个朋友，甚至连工友的名字都没记住一个。

我的工作倒是很清闲，主要还是做点英文资料翻译和工厂生产数据录入整理。前面说的，整个厂区就四个大学生，之前的英文资料要么是总公司或供货商销售方翻好发来的，要么是那两个台方大学生凑一起弄出来的，要么就得求外联部门的那些白富美们帮忙弄。现在都丢给我了，那个痛苦啊，很多专业名词是从来没见识过的，翻英汉字典都没地方查，就算查了，因为陆台翻译规则的不同，还很可能翻得不一样。可以说，那一阵子是我一生中学英语学的最认真的时段。但是到了没东西翻译，没数据需要录入的时候，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呆坐在那里，前面说的，工作时间不允许随便走动，就算办公室里也一样。一开始我还很天真的带了一本书，在没活的时候拿出来翻，然后被某台方领导看到了，当着整个办公室的人的面狠狠的臭了一顿，说什么“给你工资不是让你在这里看小说”等等等等。那你没活给我的时候就让我早点下班滚回家好了啊，抱歉，前面也说过了，和厂房里的工人一样，该加多久的班一样要加多久。

做了两个月，期间刚好度过一个春节长假，那几天，是我这两个月里睡的最爽的几天。也在那几天里，我在脑海里复习了从小学到大学学过的一切政治经济历史法律知识，我意识到，我正在经历的这一切，其实都彻底违反了我在学校里建立起来的各种常识，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又完全契合某些课堂上学到的理论。这也是最最诡异的地方。我不想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当时不想，现在也一样。甚至坦白承认，这两个月，将是我这一辈子中最不愿意重复的60天。

于是春节之后我开始找退路了，联系了几个北漂的同学，给自己画了一个大大的馅饼，之后，我生平第一次违背了家里的安排，老爹的期望。他认为我只要能坚持下去，也能混到像那个挂名经理一样的地位，但我不是那种人，老爹，你也不是那种人的爹。我华丽的滚出了那家工厂：用我在小学中学大学里学到的文笔，认真的用我自己的电脑打印了一份中英双语的辞职信，恭恭敬敬的交到经理那里——这也许也是他在大陆打工十余年间，对，他其实也只是打工仔，并不是老板——收到的第一封正式辞职信。

我自认为我是很潇洒的走出工厂大门的，而我身后，那大门口，还是围着上百个在迫切等待工厂招工窗口打开的人。

顺带说，那两个月，我的工资，第一个月是735.34元，第二个月，我爹告诉我，他直接找过经理抗议过的，所以加到了1000多，到底是多少，我没问过，因为我没去领，是经理亲自转交给我爹的。那时候，我已经踏上北上流浪的日子，这是另一段故事了。

讨论区首页里有个有关“血汗工厂”的标题，勾起了我一点回忆，整理下来同各位分享。

当年刚大学毕业，还很稚嫩的我继续着乖学生乖宝宝的习惯，听从了老爹的安排，去了本地一家台商工厂，这是一家当时据称是本市第一大工厂的台资制鞋厂，每天都在招工。高峰时有上万的工人，一般也维持在几千名。像这种劳动密集型企业，即是传说中的货真价实的血汗工厂。当然，当年刚走出校园，思想也没那么深刻，还以为是找了家好单位。

说来能进这工厂，我算是走了后门的，起点比较高。因为老爹和那台商经理算是能称兄道弟的朋友，那经理从我小学时代就认识我，算是对我很欣赏的那种。老爹一打招呼，我直接进去当了经理助理。就算是资本主义企业，也是有人情关系的。

虽然是走关系进去，但毕竟人家的制度还是很严密，没有特殊待遇，一样按时按点上下班：早上7点半准时报到，中午12点-1点午餐时间，下午1-5点正常上班，然后，关键的，5点之后算“加班”，一般要到9点半才停工，赶工的时候甚至有拖到半夜1点半才散的，中间只有半小时，30分钟让你吃晚饭。而第二天，一样7点半打卡。上面提到的那些时间点，迟一秒，这个月的全勤奖就铁定没的，没得商量。除了扣全勤以外，还有迟到积分，打卡时间截止，工厂保卫处准时关大门，迟到的，都要从值班经理面前一个一个排队走过去，迟到越久，排队越久，扣得越多。积分到了一定，不好意思，你不用来了。

除了春节放假5天以外，没有其他法定假日的概念，一个月，休息两天，请假可以，一个月额定三天，但只要请了，这个月就只能拿基本工资，其他奖金，包括整个月的加班费都不算了。基本工资多少，以上世纪90年代末说，是250元。我进去的时候，涨到350。如果请假超过三天，抱歉，你的岗位已经有人顶了，上面说过的，每天都在招工，不怕没人。

上班时间是不许随便走动的，只能在自己的位置上干活，也没多少机会抬头聊天，因为厂房里机器噪音很大，说话得用喊的。整个厂区给工人用的厕所只有一个，女厕那边不知道，男厕这边我数过，一共三个坑，也就是说，厂里至少2000个男工，最多只能同时有3个人蹲。听说最开始是不管你蹲的时间的，这也是很多工人偷懒的地方，后来有一段时间施行了“红帽子”制度，要上厕所的，必须先和领班要一顶大红的太阳帽，从出车间开始到回来，包括蹲的时候，都必须戴着。男工也许觉得无所谓，女工们有意见，闹过，后来取消了，不过就加了时间限制，小的5分钟，大的10分钟。超过了，当旷工一天。——这个我没亲身经历，因为顶着经理助理的光，我或者可以心安理得的蹭经理室的专用厕所，每天都有清洁工打扫的那间。或者可以悠哉悠哉的穿过整个厂区去蹲那个男厕，可只去过一两次，每次去了，我都一天吃不下饭。别问为什么，我有那么一点点的洁癖。

因为是90年代末20世纪初，大学生还算值钱点，整个近万人的工厂，扣掉做外联的那两三个高档部门以外，工厂区里就四个大学生，我一个，挂名经理一个（本地某长嫡亲，真正特招的，办公地点常年在政府部门的），另外俩是从台湾来的经理以上领导。招工标准：高中毕业的勉强，初中的最好，小学的将就，文盲也要。因为大都是纯重复性熟练劳动而已，文凭的价值并没有多少作用。而我这个算得上唯一的大学生，反而很尴尬，跟台方领导们是谈不上话的，连那个老爹朋友也只是交代工作而已。同工友们呢，他们聊的柴米油盐我不懂，我想说的天文地理人家不屑，从进厂到出来，我没交到一个朋友，甚至连工友的名字都没记住一个。

我的工作倒是很清闲，主要还是做点英文资料翻译和工厂生产数据录入整理。前面说的，整个厂区就四个大学生，之前的英文资料要么是总公司或供货商销售方翻好发来的，要么是那两个台方大学生凑一起弄出来的，要么就得求外联部门的那些白富美们帮忙弄。现在都丢给我了，那个痛苦啊，很多专业名词是从来没见识过的，翻英汉字典都没地方查，就算查了，因为陆台翻译规则的不同，还很可能翻得不一样。可以说，那一阵子是我一生中学英语学的最认真的时段。但是到了没东西翻译，没数据需要录入的时候，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呆坐在那里，前面说的，工作时间不允许随便走动，就算办公室里也一样。一开始我还很天真的带了一本书，在没活的时候拿出来翻，然后被某台方领导看到了，当着整个办公室的人的面狠狠的臭了一顿，说什么“给你工资不是让你在这里看小说”等等等等。那你没活给我的时候就让我早点下班滚回家好了啊，抱歉，前面也说过了，和厂房里的工人一样，该加多久的班一样要加多久。

做了两个月，期间刚好度过一个春节长假，那几天，是我这两个月里睡的最爽的几天。也在那几天里，我在脑海里复习了从小学到大学学过的一切政治经济历史法律知识，我意识到，我正在经历的这一切，其实都彻底违反了我在学校里建立起来的各种常识，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又完全契合某些课堂上学到的理论。这也是最最诡异的地方。我不想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当时不想，现在也一样。甚至坦白承认，这两个月，将是我这一辈子中最不愿意重复的60天。

于是春节之后我开始找退路了，联系了几个北漂的同学，给自己画了一个大大的馅饼，之后，我生平第一次违背了家里的安排，老爹的期望。他认为我只要能坚持下去，也能混到像那个挂名经理一样的地位，但我不是那种人，老爹，你也不是那种人的爹。我华丽的滚出了那家工厂：用我在小学中学大学里学到的文笔，认真的用我自己的电脑打印了一份中英双语的辞职信，恭恭敬敬的交到经理那里——这也许也是他在大陆打工十余年间，对，他其实也只是打工仔，并不是老板——收到的第一封正式辞职信。

我自认为我是很潇洒的走出工厂大门的，而我身后，那大门口，还是围着上百个在迫切等待工厂招工窗口打开的人。

顺带说，那两个月，我的工资，第一个月是735.34元，第二个月，我爹告诉我，他直接找过经理抗议过的，所以加到了1000多，到底是多少，我没问过，因为我没去领，是经理亲自转交给我爹的。那时候，我已经踏上北上流浪的日子，这是另一段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