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里·伯曼：埃及应吸取马克思的教训

http://www.guancha.cn/SheriBerman/2013_08_18_166377.shtml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曾经写道，历史总是在重复自己，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他想到的是1848年的法国二月革命，当时，反对王朝的民主起义分崩离析，一切以拿破仑党建立独裁统治而告终，与60年前的法国大革命别无二致。

1848年，法国工人与自由党人携手进行民主反抗活动，推翻了王朝。不过，旧秩序刚一覆灭，反对派几乎立即就四分五裂，自由党人认为工人阶级的要求“激进”，并对此越来越警惕。于是保王党招安了心怀恐惧的自由党人，建立了新型专制统治。

在今天的埃及，正在上演同样的戏——自由派和威权派本色出演，而伊斯兰派则充当了当年的社会党人。又一次，缺乏经验和耐心的群众运动在夺权之后因不自量力而失败。又一次，自由派被他们曾经的伙伴的变革诉求吓倒，转而乞求旧政权的保护。与1848年一样，威权派也乐于重新掌权。

如果埃及军方将镇压继续下去，而自由派又继续予以支持，那么他们就会正中马克思当代后继者的下怀。“全世界伊斯兰派，联合起来！”他们可能会呼喊道，“你们失去的只是锁链。”而且不幸的是，他们将是正确的。

埃及自由派曾与伊斯兰派携手推翻了威权政权，短短两年之后，自由派却恳求军方发动政变来终结该国的首次民主尝试，但这并不是什么意外。一国政治进程的前期，除了推翻旧制度的渴望，自由派和民主派往往没有其他共识。

建立一个稳定的民主制度是个包含两阶段的过程。首先要推翻旧政权，然后再代之以一个可持续的民主政权。由于第一阶段相当激动人心，许多人认为，独裁者下台就完事了。但第二阶段才更加艰难。有许多例子显示，广泛的联盟团结在一起推翻了独裁者，却较少能够继续合作，并就新政权的面貌达成一致。反抗运动往往会偃旗息鼓，成为内斗和旧政权卷土重来的牺牲品。

1848年是“民众之春”的鼻祖，是有组织的工人运动首次登上政治舞台，而他们的诉求吓坏了自由派。中产阶级期望经济自由化；许多工人要求更剧烈的经济和社会变革。自由派青睐有限开放的政治体制，而工人团体希望能全盘民主化，并能掌握由此带来的权力。当情况变得清晰，即工人和社会党人可能会赢得胜利，自由党人却退却了，回到了保王党的怀抱之中，认为恢复威权体制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今天的埃及上演的几乎是同样的剧情。多年的威权统治意味着，允许民众和平地表达异议的政治和社会制度遭到了系统性压制。政府还有意加深社会分歧。因此，当民主到来的时候，长期休眠的不信任和敌意以极端的言辞、大规模抗议活动和暴力的形式喷薄而出。这些东西往往会吓坏自由派，因为他们青睐秩序和温和，厌恶极端的社会实验。1789年和1848年的欧洲是这样，今天的埃及自由派也是这样。

问题是，面对这种恐惧，自由派应该作何反应。在东欧和南欧国家于20世纪末期向民主转型的过程中，极端主义和宗教不是主要的因素。因此，不同的集团能够就游戏规则达成一致。而且，这也不是大多数欧洲国家第一次尝试民主制度，更何况还有欧盟(EuropeanUnion)在旁出手相助。然而，在埃及和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极端主义的威胁让自由派恐惧，由于历经多年威权统治，这些国家缺乏妥协文化，也没有一个奉行民主的强大邻国来引导他们。

1848年的惨败以温和派消亡为代价，强化了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激进元素，在自由党人和工人之间划下一道经久不愈的恶毒创痕。当自由党人抛弃民主，温和的社会党人看上去就像是被耍弄的傻子，宣扬非民主策略的激进分子变得越来越壮大。1850年，马克斯和恩格斯(Engels)提醒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LondonCommunistLeague)，说他们已经预见到，一个代表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德国政党“很快就会执掌政权，并且立即就会利用他们刚刚赢得的政权来反对工人。你们已看到，这个预言是证实了。”他们继续警告说，“为了坚决而严厉地声讨这个从胜利的头一个小时起就背叛工人的政党，工人应该拥有武装和严密的组织。”这可不是任何人希望今天的伊斯兰派吸取的教训。

自由党人在19世纪的欧洲犯下的错误是，他们把所有的社会党人都看成了极端分子。然而，虽然有部分社会党人是极端分子，其他人依然是反对暴力、信奉民主的。那些人后来成为了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希望进行社会和经济改革，但不是对资本主义或民主制度构成致命威胁的改革。然而，在极长的一段时期内，欧洲的自由派都不愿意承认这种区别；他们反对全盘民主化、积极地镇压整个运动。其结果是灾难性的。

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激进分子、暴力分子和非民主分子开始质疑，为什么工人们要加入一个不愿对他们可能获取的胜利予以认可的制度。当社会党人成为欧洲规模最大的政治力量，自由党人接受了和保皇党之间肮脏的交易，把左翼摒除在权力之外。结果就是，欧洲社会变得越来越分化，越来越矛盾重重。

今天，埃及的自由派正在重蹈覆辙。他们再一次把他们的对手视作狂热分子，认为这些人决意废除自由派珍视的一切。然而，就像不是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是不折不扣的斯大林主义者，也不是所有的伊斯兰派都想实施神权统治。现在存在乐意按游戏规则行事的温和伊斯兰派，他们应该受到鼓励。

伊斯兰派依然是埃及规模最庞大、组织最完善、最受支持的政治力量，重要的一点是，埃及军队和自由派盟友要让伊斯兰派明白，在该地区民主化的未来中，伊斯兰派拥有一席之地。如果所有的伊斯兰派都被妖魔化了，埃及社会的分歧会增大，温和的伊斯兰派会变得边缘化，而埃及的政治前景会陷入泥沼。

1848年过去一个世纪后，社会民主党人、自由党人、乃至温和的保王党最终联合起来，在西欧创建了稳健的民主制度，这个制度本应建立得更早，并且经历更少的暴力冲击。中东的自由派必须从欧洲的动乱历史中吸取教训，而不是盲目地重蹈覆辙。

作者是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政治学教授，著有《至高无上的政治：社会民主与二十世纪欧洲的形成》(The Primacy of Politics: Social Democracy and the Making of Europe's Twentieth Century)一书。


http://www.guancha.cn/SheriBerman/2013_08_18_166377.shtml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曾经写道，历史总是在重复自己，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他想到的是1848年的法国二月革命，当时，反对王朝的民主起义分崩离析，一切以拿破仑党建立独裁统治而告终，与60年前的法国大革命别无二致。

1848年，法国工人与自由党人携手进行民主反抗活动，推翻了王朝。不过，旧秩序刚一覆灭，反对派几乎立即就四分五裂，自由党人认为工人阶级的要求“激进”，并对此越来越警惕。于是保王党招安了心怀恐惧的自由党人，建立了新型专制统治。

在今天的埃及，正在上演同样的戏——自由派和威权派本色出演，而伊斯兰派则充当了当年的社会党人。又一次，缺乏经验和耐心的群众运动在夺权之后因不自量力而失败。又一次，自由派被他们曾经的伙伴的变革诉求吓倒，转而乞求旧政权的保护。与1848年一样，威权派也乐于重新掌权。

如果埃及军方将镇压继续下去，而自由派又继续予以支持，那么他们就会正中马克思当代后继者的下怀。“全世界伊斯兰派，联合起来！”他们可能会呼喊道，“你们失去的只是锁链。”而且不幸的是，他们将是正确的。

埃及自由派曾与伊斯兰派携手推翻了威权政权，短短两年之后，自由派却恳求军方发动政变来终结该国的首次民主尝试，但这并不是什么意外。一国政治进程的前期，除了推翻旧制度的渴望，自由派和民主派往往没有其他共识。

建立一个稳定的民主制度是个包含两阶段的过程。首先要推翻旧政权，然后再代之以一个可持续的民主政权。由于第一阶段相当激动人心，许多人认为，独裁者下台就完事了。但第二阶段才更加艰难。有许多例子显示，广泛的联盟团结在一起推翻了独裁者，却较少能够继续合作，并就新政权的面貌达成一致。反抗运动往往会偃旗息鼓，成为内斗和旧政权卷土重来的牺牲品。

1848年是“民众之春”的鼻祖，是有组织的工人运动首次登上政治舞台，而他们的诉求吓坏了自由派。中产阶级期望经济自由化；许多工人要求更剧烈的经济和社会变革。自由派青睐有限开放的政治体制，而工人团体希望能全盘民主化，并能掌握由此带来的权力。当情况变得清晰，即工人和社会党人可能会赢得胜利，自由党人却退却了，回到了保王党的怀抱之中，认为恢复威权体制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今天的埃及上演的几乎是同样的剧情。多年的威权统治意味着，允许民众和平地表达异议的政治和社会制度遭到了系统性压制。政府还有意加深社会分歧。因此，当民主到来的时候，长期休眠的不信任和敌意以极端的言辞、大规模抗议活动和暴力的形式喷薄而出。这些东西往往会吓坏自由派，因为他们青睐秩序和温和，厌恶极端的社会实验。1789年和1848年的欧洲是这样，今天的埃及自由派也是这样。

问题是，面对这种恐惧，自由派应该作何反应。在东欧和南欧国家于20世纪末期向民主转型的过程中，极端主义和宗教不是主要的因素。因此，不同的集团能够就游戏规则达成一致。而且，这也不是大多数欧洲国家第一次尝试民主制度，更何况还有欧盟(EuropeanUnion)在旁出手相助。然而，在埃及和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极端主义的威胁让自由派恐惧，由于历经多年威权统治，这些国家缺乏妥协文化，也没有一个奉行民主的强大邻国来引导他们。

1848年的惨败以温和派消亡为代价，强化了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激进元素，在自由党人和工人之间划下一道经久不愈的恶毒创痕。当自由党人抛弃民主，温和的社会党人看上去就像是被耍弄的傻子，宣扬非民主策略的激进分子变得越来越壮大。1850年，马克斯和恩格斯(Engels)提醒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LondonCommunistLeague)，说他们已经预见到，一个代表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德国政党“很快就会执掌政权，并且立即就会利用他们刚刚赢得的政权来反对工人。你们已看到，这个预言是证实了。”他们继续警告说，“为了坚决而严厉地声讨这个从胜利的头一个小时起就背叛工人的政党，工人应该拥有武装和严密的组织。”这可不是任何人希望今天的伊斯兰派吸取的教训。

自由党人在19世纪的欧洲犯下的错误是，他们把所有的社会党人都看成了极端分子。然而，虽然有部分社会党人是极端分子，其他人依然是反对暴力、信奉民主的。那些人后来成为了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希望进行社会和经济改革，但不是对资本主义或民主制度构成致命威胁的改革。然而，在极长的一段时期内，欧洲的自由派都不愿意承认这种区别；他们反对全盘民主化、积极地镇压整个运动。其结果是灾难性的。

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激进分子、暴力分子和非民主分子开始质疑，为什么工人们要加入一个不愿对他们可能获取的胜利予以认可的制度。当社会党人成为欧洲规模最大的政治力量，自由党人接受了和保皇党之间肮脏的交易，把左翼摒除在权力之外。结果就是，欧洲社会变得越来越分化，越来越矛盾重重。

今天，埃及的自由派正在重蹈覆辙。他们再一次把他们的对手视作狂热分子，认为这些人决意废除自由派珍视的一切。然而，就像不是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是不折不扣的斯大林主义者，也不是所有的伊斯兰派都想实施神权统治。现在存在乐意按游戏规则行事的温和伊斯兰派，他们应该受到鼓励。

伊斯兰派依然是埃及规模最庞大、组织最完善、最受支持的政治力量，重要的一点是，埃及军队和自由派盟友要让伊斯兰派明白，在该地区民主化的未来中，伊斯兰派拥有一席之地。如果所有的伊斯兰派都被妖魔化了，埃及社会的分歧会增大，温和的伊斯兰派会变得边缘化，而埃及的政治前景会陷入泥沼。

1848年过去一个世纪后，社会民主党人、自由党人、乃至温和的保王党最终联合起来，在西欧创建了稳健的民主制度，这个制度本应建立得更早，并且经历更少的暴力冲击。中东的自由派必须从欧洲的动乱历史中吸取教训，而不是盲目地重蹈覆辙。

作者是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政治学教授，著有《至高无上的政治：社会民主与二十世纪欧洲的形成》(The Primacy of Politics: Social Democracy and the Making of Europe's Twentieth Century)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