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媒体详解中国经济大势 称决策层已有足够遏制下滑准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23:32:53
原标题：正确判断中国经济大局大势
尚前名
一边是经济增速持续放缓，一边是决策层密切关注、密集调研中从容静观，成竹在胸，上半年，经济运行中所出现的这一幕格外引人注目。虽然看似不同寻常，但真正了解中国经济的人一定能体会到背后的高瞻远瞩和良苦用心。
今年上半年，尽管面临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但中国经济运行总体上依然保持平稳，主要指标仍处于年度预期的合理区间，经济结构调整稳中有进，转型升级稳中提质。
因此，尽管增速有所放缓，但更多是延续了自去年开始的经济“趋稳”的表现。
更为重要的是，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经济转型成为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唯一途径，这就要求宏观经济政策不能仅仅关注增长速度，而应统筹推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
因为稳增长可以为调结构创造有效空间和条件，调结构能够为经济发展增添后劲，两者相辅相成；而通过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则可为稳增长和调结构注入新的动力。
尤其是在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没有滑出“下限”，物价涨幅没有超出“上限”的当下，宏观调控更应该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着力调结构、促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放眼未来，经济运行环境将更加错综复杂，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并存，经济既有增长动力，也有下行压力，中国要想真正打赢经济转型升级这场“硬仗”，就必须保持政策和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使市场主体有稳定的预期；同时，也要增强调控的针对性和预见性，做到稳中有为，这样才能为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构筑坚实基础。
原标题：中国经济：“短痛”易“久安”
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更多体现的是“稳”，而非海外机构所谓“下降”、“放缓”乃至“衰退边缘”的“唱空”噪音
尚前名 王仁贵
“中国经济所发生的变化，不完全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包含着经济规律带来的潜在增长速度的必然变化。”针对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表示，中国经济已经逐步迈入了一个新的增长阶段——从以前10%左右的潜在增长区间走向7%---8%的潜在增长区间。
“实际上，去年经济增长从一季度的8.1%到四季度的7.9%，就已经开启了这一进程。”在他看来，上半年的经济运行中更多体现的是“稳”，而非海外机构所谓“下降”、“放缓”乃至“衰退边缘”的“唱空”噪音。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或许还来自于决策层改革立意上的刻意为之。事实上，海内外市场已经形成共识，尽管经济增速放缓，但与往年不同的是，这一次中央并没有祭出“经济刺激”的大旗。甚至当银行业出现了罕见的“钱荒”之后，依然表现出了冷静和审慎。
“我们其实是可以让经济增长得更快的，但是我们把增长目标调低了，因为我们希望通过压低增长率来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答案早在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于加州庄园会面时就已经露出水面。“这说明，一方面，当前经济增速下降的程度并没有超过决策层的心理底线；另一方面，如果真有必要，中央依然有足够的方法来遏制经济下滑。”采访中，有专家表示，当前决策层意见统一、政策准备充分，信心坚定，“将会在下半年的工作中集中得以体现。”
冷静看待内外风险因素
在外界看来，中国愿意承受增速放缓的压力来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说明既有的经济发展方式中存在的某些矛盾和挑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这其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莫过于金融机构资金“错配”导致的系统性风险加大以及产能过剩。
受访专家们普遍认为，当前我国经济领域之所以出现“金融热、实体冷”现象，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大量资金或投向了房地产领域，或通过理财产品等形式在金融系统内部空转，并未真正用于实体投资。
“这就相当于金融体系内形成了一个高水位的‘堰塞湖’，如果不采取合适的方式把流动性疏导到实体经济中去，任由钱赚钱的金融活动在金融体系内自我膨胀，一不小心就可能发生垮塌。”采访中，中国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左小蕾表示，不久前爆发的“钱荒”就是一个警示。
产能过剩则是另一个颇为棘手的难题。“我国的产能呈现行业面广、绝对过剩程度高、持续时间长等特点。”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为本刊记者分析说，当前产能过剩行业已从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造船等传统行业扩展到风电、光伏、碳纤维等新兴战略性产业，许多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75%，处于严重过剩，有的处于绝对过剩状态。
值得重视的是，这二者之间并非孤立。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产能过剩，实体经济效益下滑，才导致金融业将资金投向其他领域。然而，当实体经济由于不赚钱而被资金“抛弃”后，其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因之路更加举步维艰。这也反映出当前宏观调控面临的一大挑战——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
外部风险因素同样值得警惕。比如，与2008年后的走势相反，今年上半年，发达国家经济适度恢复增长，但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却整体持续走低，这不免让人联想到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只顾一己私利、以邻为壑、转嫁风险所采取的种种手段。尤其是中国经济，一度成为外部投机资金围追堵截的重点对象。
一方面，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放任本币竞相贬值，持续造成人民币快速升值态势，打击中国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并因输入性通胀导致物价水平波动，严重影响本已遭受成本上升压力的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另一方面，通过加快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谈判，打造“经济北约”，进一步挤压中国经济发展空间，意图遏制中国竞争力的同时继续强化美元独霸的全球经贸格局。
“中国如何把握和安排好政策调控和国内改革的轻重缓急，显得尤其重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王在邦告诉本刊记者，随着世界经济步入全面深度调整的新阶段，每个大国都面临着不容忽视的压力与风险，如何转危为机？关键在于谁敢抛却旧的生产关系率先调整、谁能痛下决心勇于自我改革。
应对风险留足政策“后手”
在接受采访时，左小蕾提到了一条经济学基本理论——“充分就业，长期均衡增长水平”，意思是，在现有的增长水平下，如果除了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以外，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失业，那么就可以将此时的增长水平界定为长期均衡增长水平。
“按照这一理论来判断，对当前的中国而言，7%---8%左右的经济增速是符合经济发展阶段的规律性的。”但是，她同时提醒，这并不说明当前增速的投入产出比和增长结构是完全合理的，也不说明阶段性的稳定增长速度就是未来可持续的增长速度，实际上中国经济依然存在下行风险。
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如果经济真的继续下滑，中国政府是否有能力应对？在专家们看来，答案是肯定的，目前至少有以下三种储备政策操作。
首先，加大利于眼前又利于长远、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健康型投资。
这两年多来，由于在宏观上采取收缩政策，特别是房地产政策的调控层层加码，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已经明显回落。在2008年之前，投资的年增长总是会超过25%，而现在已经下降到不足20%，而东部地区的投资增速不到全国水平的一半。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回落，工业增加值的增长回落就更快了。
在正常年份，工业增加值平均每年保持25%的增长率，而2010---2012年的增长率则下降到了不足10%，今年一季度更是只有7.8%。这无疑是导致经济放缓的直接原因，因为在中国的GDP中，工业增加值占了几乎一半。如果允许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速再次回到25%或更高的水平，那么，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势头就可以迅速得到制止和扭转。
“从短期来看，当前最应该马上投资的是影响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公共消费型产品。”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特别向本刊记者强调，这种投资属于补足发展欠账、提高经济结构合理性。事实上，在专家们眼中，中国在保障房建设、棚户区改造、市政、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环保技术和设备制造等领域依然具有足够的投资空间。
其次，真正为中小民营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有专家谈到，虽然国家已两次出台过“非公36条”，但现实中的落实情况并不让人满意。因此只要真正放宽对民营资本进入到能源、金融、通信、军工等传统垄断行业的限制，积极引导巨大的民间资金参与有效率的经济活动，就可以增强整体经济的运行动力和活力。
其三，着力释放消费需求。为了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范剑平认为，可加快落实收入分配改革指导意见，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根本上理顺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收入分配关系；明确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政策，探索建立政府、企业、个人共同承担的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释放其消费潜力；大力培育信息消费、环保消费和社区消费等新的消费增长点。
下半年调控“稳”字当头
放眼下半年，专家们建议，宏观政策应该继续保持“稳中求进”，以稳为基调，强调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
“因为‘稳增长’政策从去年来看和预期是相一致的，所以这个政策千万不能有大的调整。即使是在转型方面，也要注意既积极又稳妥。”张立群谈到，现在很多方面希望改革的红利赶快释放，希望城镇化的效果赶快释放，这实际上还是对过去高增长的留恋。
他强调，改革的红利包括新型城镇化带来的效果和“四万亿”是不一样的，后者是一种救急措施，是一个总量的扩张，所以效果会很快被感受到。但是现在所进行的转型和改革，是与转变发展方式有关的体制机制的完善，其效果的显现是一个逐步的、相对缓慢的过程，想要在短期内见效不切实际。
“具体而言，就是要坚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范剑平表示，在财政政策方面，要发挥好宽松财政政策支持经济发展的作用，切实落实好已经出台的减轻企业负担的政策措施，积极推动营改增的试点工作，严防地方政府变相征税，严禁征收过头税和过头费。
同时，保持财政支出强度，中央政府预算投资、民生支出等重点领域要按照财政预算支出落实到位。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坚决制止大手大脚和铺张浪费。
在货币政策方面，他表示，应当科学研判经济和金融形势，密切跟踪金融市场变化，特别要关注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后出现的新动向，强化宏观审慎监管，防控热钱借道跨境流动，灵活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工具，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适度，防范局部性金融风险演变为系统性金融风险。
同时要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加大直接融资的比重，降低中长期贷款的比例，大力发展债券市场，适时启动IPO，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使新增货币更多地进入到战略性新兴产业、三农、小微企业、铁路、环保等基础设施领域和保障房等民生流域。此外还应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避免过快单边升值。http://news.ifeng.com/shendu/lwx ... tml#_rightinnewsdoc原标题：正确判断中国经济大局大势
尚前名
一边是经济增速持续放缓，一边是决策层密切关注、密集调研中从容静观，成竹在胸，上半年，经济运行中所出现的这一幕格外引人注目。虽然看似不同寻常，但真正了解中国经济的人一定能体会到背后的高瞻远瞩和良苦用心。
今年上半年，尽管面临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但中国经济运行总体上依然保持平稳，主要指标仍处于年度预期的合理区间，经济结构调整稳中有进，转型升级稳中提质。
因此，尽管增速有所放缓，但更多是延续了自去年开始的经济“趋稳”的表现。
更为重要的是，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经济转型成为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唯一途径，这就要求宏观经济政策不能仅仅关注增长速度，而应统筹推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
因为稳增长可以为调结构创造有效空间和条件，调结构能够为经济发展增添后劲，两者相辅相成；而通过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则可为稳增长和调结构注入新的动力。
尤其是在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没有滑出“下限”，物价涨幅没有超出“上限”的当下，宏观调控更应该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着力调结构、促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放眼未来，经济运行环境将更加错综复杂，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并存，经济既有增长动力，也有下行压力，中国要想真正打赢经济转型升级这场“硬仗”，就必须保持政策和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使市场主体有稳定的预期；同时，也要增强调控的针对性和预见性，做到稳中有为，这样才能为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构筑坚实基础。
原标题：中国经济：“短痛”易“久安”
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更多体现的是“稳”，而非海外机构所谓“下降”、“放缓”乃至“衰退边缘”的“唱空”噪音
尚前名 王仁贵
“中国经济所发生的变化，不完全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包含着经济规律带来的潜在增长速度的必然变化。”针对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表示，中国经济已经逐步迈入了一个新的增长阶段——从以前10%左右的潜在增长区间走向7%---8%的潜在增长区间。
“实际上，去年经济增长从一季度的8.1%到四季度的7.9%，就已经开启了这一进程。”在他看来，上半年的经济运行中更多体现的是“稳”，而非海外机构所谓“下降”、“放缓”乃至“衰退边缘”的“唱空”噪音。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或许还来自于决策层改革立意上的刻意为之。事实上，海内外市场已经形成共识，尽管经济增速放缓，但与往年不同的是，这一次中央并没有祭出“经济刺激”的大旗。甚至当银行业出现了罕见的“钱荒”之后，依然表现出了冷静和审慎。
“我们其实是可以让经济增长得更快的，但是我们把增长目标调低了，因为我们希望通过压低增长率来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答案早在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于加州庄园会面时就已经露出水面。“这说明，一方面，当前经济增速下降的程度并没有超过决策层的心理底线；另一方面，如果真有必要，中央依然有足够的方法来遏制经济下滑。”采访中，有专家表示，当前决策层意见统一、政策准备充分，信心坚定，“将会在下半年的工作中集中得以体现。”
冷静看待内外风险因素
在外界看来，中国愿意承受增速放缓的压力来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说明既有的经济发展方式中存在的某些矛盾和挑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这其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莫过于金融机构资金“错配”导致的系统性风险加大以及产能过剩。
受访专家们普遍认为，当前我国经济领域之所以出现“金融热、实体冷”现象，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大量资金或投向了房地产领域，或通过理财产品等形式在金融系统内部空转，并未真正用于实体投资。
“这就相当于金融体系内形成了一个高水位的‘堰塞湖’，如果不采取合适的方式把流动性疏导到实体经济中去，任由钱赚钱的金融活动在金融体系内自我膨胀，一不小心就可能发生垮塌。”采访中，中国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左小蕾表示，不久前爆发的“钱荒”就是一个警示。
产能过剩则是另一个颇为棘手的难题。“我国的产能呈现行业面广、绝对过剩程度高、持续时间长等特点。”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为本刊记者分析说，当前产能过剩行业已从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造船等传统行业扩展到风电、光伏、碳纤维等新兴战略性产业，许多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75%，处于严重过剩，有的处于绝对过剩状态。
值得重视的是，这二者之间并非孤立。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产能过剩，实体经济效益下滑，才导致金融业将资金投向其他领域。然而，当实体经济由于不赚钱而被资金“抛弃”后，其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因之路更加举步维艰。这也反映出当前宏观调控面临的一大挑战——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
外部风险因素同样值得警惕。比如，与2008年后的走势相反，今年上半年，发达国家经济适度恢复增长，但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却整体持续走低，这不免让人联想到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只顾一己私利、以邻为壑、转嫁风险所采取的种种手段。尤其是中国经济，一度成为外部投机资金围追堵截的重点对象。
一方面，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放任本币竞相贬值，持续造成人民币快速升值态势，打击中国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并因输入性通胀导致物价水平波动，严重影响本已遭受成本上升压力的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另一方面，通过加快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谈判，打造“经济北约”，进一步挤压中国经济发展空间，意图遏制中国竞争力的同时继续强化美元独霸的全球经贸格局。
“中国如何把握和安排好政策调控和国内改革的轻重缓急，显得尤其重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王在邦告诉本刊记者，随着世界经济步入全面深度调整的新阶段，每个大国都面临着不容忽视的压力与风险，如何转危为机？关键在于谁敢抛却旧的生产关系率先调整、谁能痛下决心勇于自我改革。
应对风险留足政策“后手”
在接受采访时，左小蕾提到了一条经济学基本理论——“充分就业，长期均衡增长水平”，意思是，在现有的增长水平下，如果除了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以外，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失业，那么就可以将此时的增长水平界定为长期均衡增长水平。
“按照这一理论来判断，对当前的中国而言，7%---8%左右的经济增速是符合经济发展阶段的规律性的。”但是，她同时提醒，这并不说明当前增速的投入产出比和增长结构是完全合理的，也不说明阶段性的稳定增长速度就是未来可持续的增长速度，实际上中国经济依然存在下行风险。
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如果经济真的继续下滑，中国政府是否有能力应对？在专家们看来，答案是肯定的，目前至少有以下三种储备政策操作。
首先，加大利于眼前又利于长远、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健康型投资。
这两年多来，由于在宏观上采取收缩政策，特别是房地产政策的调控层层加码，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已经明显回落。在2008年之前，投资的年增长总是会超过25%，而现在已经下降到不足20%，而东部地区的投资增速不到全国水平的一半。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回落，工业增加值的增长回落就更快了。
在正常年份，工业增加值平均每年保持25%的增长率，而2010---2012年的增长率则下降到了不足10%，今年一季度更是只有7.8%。这无疑是导致经济放缓的直接原因，因为在中国的GDP中，工业增加值占了几乎一半。如果允许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速再次回到25%或更高的水平，那么，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势头就可以迅速得到制止和扭转。
“从短期来看，当前最应该马上投资的是影响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公共消费型产品。”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特别向本刊记者强调，这种投资属于补足发展欠账、提高经济结构合理性。事实上，在专家们眼中，中国在保障房建设、棚户区改造、市政、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环保技术和设备制造等领域依然具有足够的投资空间。
其次，真正为中小民营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有专家谈到，虽然国家已两次出台过“非公36条”，但现实中的落实情况并不让人满意。因此只要真正放宽对民营资本进入到能源、金融、通信、军工等传统垄断行业的限制，积极引导巨大的民间资金参与有效率的经济活动，就可以增强整体经济的运行动力和活力。
其三，着力释放消费需求。为了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范剑平认为，可加快落实收入分配改革指导意见，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根本上理顺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收入分配关系；明确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政策，探索建立政府、企业、个人共同承担的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释放其消费潜力；大力培育信息消费、环保消费和社区消费等新的消费增长点。
下半年调控“稳”字当头
放眼下半年，专家们建议，宏观政策应该继续保持“稳中求进”，以稳为基调，强调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
“因为‘稳增长’政策从去年来看和预期是相一致的，所以这个政策千万不能有大的调整。即使是在转型方面，也要注意既积极又稳妥。”张立群谈到，现在很多方面希望改革的红利赶快释放，希望城镇化的效果赶快释放，这实际上还是对过去高增长的留恋。
他强调，改革的红利包括新型城镇化带来的效果和“四万亿”是不一样的，后者是一种救急措施，是一个总量的扩张，所以效果会很快被感受到。但是现在所进行的转型和改革，是与转变发展方式有关的体制机制的完善，其效果的显现是一个逐步的、相对缓慢的过程，想要在短期内见效不切实际。
“具体而言，就是要坚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范剑平表示，在财政政策方面，要发挥好宽松财政政策支持经济发展的作用，切实落实好已经出台的减轻企业负担的政策措施，积极推动营改增的试点工作，严防地方政府变相征税，严禁征收过头税和过头费。
同时，保持财政支出强度，中央政府预算投资、民生支出等重点领域要按照财政预算支出落实到位。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坚决制止大手大脚和铺张浪费。
在货币政策方面，他表示，应当科学研判经济和金融形势，密切跟踪金融市场变化，特别要关注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后出现的新动向，强化宏观审慎监管，防控热钱借道跨境流动，灵活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工具，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适度，防范局部性金融风险演变为系统性金融风险。
同时要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加大直接融资的比重，降低中长期贷款的比例，大力发展债券市场，适时启动IPO，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使新增货币更多地进入到战略性新兴产业、三农、小微企业、铁路、环保等基础设施领域和保障房等民生流域。此外还应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避免过快单边升值。http://news.ifeng.com/shendu/lwx ... tml#_rightinnewsdoc
尚前名
一边是经济增速持续放缓，一边是决策层密切关注、密集调研中从容静观，成竹在胸，上半年，经济运行中所出现的这一幕格外引人注目。虽然看似不同寻常，但真正了解中国经济的人一定能体会到背后的高瞻远瞩和良苦用心。
今年上半年，尽管面临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但中国经济运行总体上依然保持平稳，主要指标仍处于年度预期的合理区间，经济结构调整稳中有进，转型升级稳中提质。
因此，尽管增速有所放缓，但更多是延续了自去年开始的经济“趋稳”的表现。
更为重要的是，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经济转型成为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唯一途径，这就要求宏观经济政策不能仅仅关注增长速度，而应统筹推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
因为稳增长可以为调结构创造有效空间和条件，调结构能够为经济发展增添后劲，两者相辅相成；而通过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则可为稳增长和调结构注入新的动力。
尤其是在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没有滑出“下限”，物价涨幅没有超出“上限”的当下，宏观调控更应该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着力调结构、促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放眼未来，经济运行环境将更加错综复杂，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并存，经济既有增长动力，也有下行压力，中国要想真正打赢经济转型升级这场“硬仗”，就必须保持政策和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使市场主体有稳定的预期；同时，也要增强调控的针对性和预见性，做到稳中有为，这样才能为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构筑坚实基础。
原标题：中国经济：“短痛”易“久安”
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更多体现的是“稳”，而非海外机构所谓“下降”、“放缓”乃至“衰退边缘”的“唱空”噪音
尚前名 王仁贵
“中国经济所发生的变化，不完全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包含着经济规律带来的潜在增长速度的必然变化。”针对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表示，中国经济已经逐步迈入了一个新的增长阶段——从以前10%左右的潜在增长区间走向7%---8%的潜在增长区间。
“实际上，去年经济增长从一季度的8.1%到四季度的7.9%，就已经开启了这一进程。”在他看来，上半年的经济运行中更多体现的是“稳”，而非海外机构所谓“下降”、“放缓”乃至“衰退边缘”的“唱空”噪音。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或许还来自于决策层改革立意上的刻意为之。事实上，海内外市场已经形成共识，尽管经济增速放缓，但与往年不同的是，这一次中央并没有祭出“经济刺激”的大旗。甚至当银行业出现了罕见的“钱荒”之后，依然表现出了冷静和审慎。
“我们其实是可以让经济增长得更快的，但是我们把增长目标调低了，因为我们希望通过压低增长率来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答案早在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于加州庄园会面时就已经露出水面。“这说明，一方面，当前经济增速下降的程度并没有超过决策层的心理底线；另一方面，如果真有必要，中央依然有足够的方法来遏制经济下滑。”采访中，有专家表示，当前决策层意见统一、政策准备充分，信心坚定，“将会在下半年的工作中集中得以体现。”
冷静看待内外风险因素
在外界看来，中国愿意承受增速放缓的压力来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说明既有的经济发展方式中存在的某些矛盾和挑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这其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莫过于金融机构资金“错配”导致的系统性风险加大以及产能过剩。
受访专家们普遍认为，当前我国经济领域之所以出现“金融热、实体冷”现象，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大量资金或投向了房地产领域，或通过理财产品等形式在金融系统内部空转，并未真正用于实体投资。
“这就相当于金融体系内形成了一个高水位的‘堰塞湖’，如果不采取合适的方式把流动性疏导到实体经济中去，任由钱赚钱的金融活动在金融体系内自我膨胀，一不小心就可能发生垮塌。”采访中，中国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左小蕾表示，不久前爆发的“钱荒”就是一个警示。
产能过剩则是另一个颇为棘手的难题。“我国的产能呈现行业面广、绝对过剩程度高、持续时间长等特点。”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为本刊记者分析说，当前产能过剩行业已从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造船等传统行业扩展到风电、光伏、碳纤维等新兴战略性产业，许多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75%，处于严重过剩，有的处于绝对过剩状态。
值得重视的是，这二者之间并非孤立。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产能过剩，实体经济效益下滑，才导致金融业将资金投向其他领域。然而，当实体经济由于不赚钱而被资金“抛弃”后，其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因之路更加举步维艰。这也反映出当前宏观调控面临的一大挑战——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
外部风险因素同样值得警惕。比如，与2008年后的走势相反，今年上半年，发达国家经济适度恢复增长，但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却整体持续走低，这不免让人联想到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只顾一己私利、以邻为壑、转嫁风险所采取的种种手段。尤其是中国经济，一度成为外部投机资金围追堵截的重点对象。
一方面，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放任本币竞相贬值，持续造成人民币快速升值态势，打击中国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并因输入性通胀导致物价水平波动，严重影响本已遭受成本上升压力的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另一方面，通过加快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谈判，打造“经济北约”，进一步挤压中国经济发展空间，意图遏制中国竞争力的同时继续强化美元独霸的全球经贸格局。
“中国如何把握和安排好政策调控和国内改革的轻重缓急，显得尤其重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王在邦告诉本刊记者，随着世界经济步入全面深度调整的新阶段，每个大国都面临着不容忽视的压力与风险，如何转危为机？关键在于谁敢抛却旧的生产关系率先调整、谁能痛下决心勇于自我改革。
应对风险留足政策“后手”
在接受采访时，左小蕾提到了一条经济学基本理论——“充分就业，长期均衡增长水平”，意思是，在现有的增长水平下，如果除了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以外，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失业，那么就可以将此时的增长水平界定为长期均衡增长水平。
“按照这一理论来判断，对当前的中国而言，7%---8%左右的经济增速是符合经济发展阶段的规律性的。”但是，她同时提醒，这并不说明当前增速的投入产出比和增长结构是完全合理的，也不说明阶段性的稳定增长速度就是未来可持续的增长速度，实际上中国经济依然存在下行风险。
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如果经济真的继续下滑，中国政府是否有能力应对？在专家们看来，答案是肯定的，目前至少有以下三种储备政策操作。
首先，加大利于眼前又利于长远、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健康型投资。
这两年多来，由于在宏观上采取收缩政策，特别是房地产政策的调控层层加码，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已经明显回落。在2008年之前，投资的年增长总是会超过25%，而现在已经下降到不足20%，而东部地区的投资增速不到全国水平的一半。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回落，工业增加值的增长回落就更快了。
在正常年份，工业增加值平均每年保持25%的增长率，而2010---2012年的增长率则下降到了不足10%，今年一季度更是只有7.8%。这无疑是导致经济放缓的直接原因，因为在中国的GDP中，工业增加值占了几乎一半。如果允许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速再次回到25%或更高的水平，那么，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势头就可以迅速得到制止和扭转。
“从短期来看，当前最应该马上投资的是影响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公共消费型产品。”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特别向本刊记者强调，这种投资属于补足发展欠账、提高经济结构合理性。事实上，在专家们眼中，中国在保障房建设、棚户区改造、市政、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环保技术和设备制造等领域依然具有足够的投资空间。
其次，真正为中小民营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有专家谈到，虽然国家已两次出台过“非公36条”，但现实中的落实情况并不让人满意。因此只要真正放宽对民营资本进入到能源、金融、通信、军工等传统垄断行业的限制，积极引导巨大的民间资金参与有效率的经济活动，就可以增强整体经济的运行动力和活力。
其三，着力释放消费需求。为了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范剑平认为，可加快落实收入分配改革指导意见，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根本上理顺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收入分配关系；明确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政策，探索建立政府、企业、个人共同承担的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释放其消费潜力；大力培育信息消费、环保消费和社区消费等新的消费增长点。
下半年调控“稳”字当头
放眼下半年，专家们建议，宏观政策应该继续保持“稳中求进”，以稳为基调，强调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
“因为‘稳增长’政策从去年来看和预期是相一致的，所以这个政策千万不能有大的调整。即使是在转型方面，也要注意既积极又稳妥。”张立群谈到，现在很多方面希望改革的红利赶快释放，希望城镇化的效果赶快释放，这实际上还是对过去高增长的留恋。
他强调，改革的红利包括新型城镇化带来的效果和“四万亿”是不一样的，后者是一种救急措施，是一个总量的扩张，所以效果会很快被感受到。但是现在所进行的转型和改革，是与转变发展方式有关的体制机制的完善，其效果的显现是一个逐步的、相对缓慢的过程，想要在短期内见效不切实际。
“具体而言，就是要坚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范剑平表示，在财政政策方面，要发挥好宽松财政政策支持经济发展的作用，切实落实好已经出台的减轻企业负担的政策措施，积极推动营改增的试点工作，严防地方政府变相征税，严禁征收过头税和过头费。
同时，保持财政支出强度，中央政府预算投资、民生支出等重点领域要按照财政预算支出落实到位。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坚决制止大手大脚和铺张浪费。
在货币政策方面，他表示，应当科学研判经济和金融形势，密切跟踪金融市场变化，特别要关注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后出现的新动向，强化宏观审慎监管，防控热钱借道跨境流动，灵活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工具，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适度，防范局部性金融风险演变为系统性金融风险。
同时要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加大直接融资的比重，降低中长期贷款的比例，大力发展债券市场，适时启动IPO，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使新增货币更多地进入到战略性新兴产业、三农、小微企业、铁路、环保等基础设施领域和保障房等民生流域。此外还应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避免过快单边升值。http://news.ifeng.com/shendu/lwx ... tml#_rightinnewsdoc原标题：正确判断中国经济大局大势
尚前名
一边是经济增速持续放缓，一边是决策层密切关注、密集调研中从容静观，成竹在胸，上半年，经济运行中所出现的这一幕格外引人注目。虽然看似不同寻常，但真正了解中国经济的人一定能体会到背后的高瞻远瞩和良苦用心。
今年上半年，尽管面临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但中国经济运行总体上依然保持平稳，主要指标仍处于年度预期的合理区间，经济结构调整稳中有进，转型升级稳中提质。
因此，尽管增速有所放缓，但更多是延续了自去年开始的经济“趋稳”的表现。
更为重要的是，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经济转型成为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唯一途径，这就要求宏观经济政策不能仅仅关注增长速度，而应统筹推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
因为稳增长可以为调结构创造有效空间和条件，调结构能够为经济发展增添后劲，两者相辅相成；而通过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则可为稳增长和调结构注入新的动力。
尤其是在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没有滑出“下限”，物价涨幅没有超出“上限”的当下，宏观调控更应该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着力调结构、促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放眼未来，经济运行环境将更加错综复杂，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并存，经济既有增长动力，也有下行压力，中国要想真正打赢经济转型升级这场“硬仗”，就必须保持政策和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使市场主体有稳定的预期；同时，也要增强调控的针对性和预见性，做到稳中有为，这样才能为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构筑坚实基础。
原标题：中国经济：“短痛”易“久安”
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更多体现的是“稳”，而非海外机构所谓“下降”、“放缓”乃至“衰退边缘”的“唱空”噪音
尚前名 王仁贵
“中国经济所发生的变化，不完全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包含着经济规律带来的潜在增长速度的必然变化。”针对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表示，中国经济已经逐步迈入了一个新的增长阶段——从以前10%左右的潜在增长区间走向7%---8%的潜在增长区间。
“实际上，去年经济增长从一季度的8.1%到四季度的7.9%，就已经开启了这一进程。”在他看来，上半年的经济运行中更多体现的是“稳”，而非海外机构所谓“下降”、“放缓”乃至“衰退边缘”的“唱空”噪音。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或许还来自于决策层改革立意上的刻意为之。事实上，海内外市场已经形成共识，尽管经济增速放缓，但与往年不同的是，这一次中央并没有祭出“经济刺激”的大旗。甚至当银行业出现了罕见的“钱荒”之后，依然表现出了冷静和审慎。
“我们其实是可以让经济增长得更快的，但是我们把增长目标调低了，因为我们希望通过压低增长率来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答案早在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于加州庄园会面时就已经露出水面。“这说明，一方面，当前经济增速下降的程度并没有超过决策层的心理底线；另一方面，如果真有必要，中央依然有足够的方法来遏制经济下滑。”采访中，有专家表示，当前决策层意见统一、政策准备充分，信心坚定，“将会在下半年的工作中集中得以体现。”
冷静看待内外风险因素
在外界看来，中国愿意承受增速放缓的压力来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说明既有的经济发展方式中存在的某些矛盾和挑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这其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莫过于金融机构资金“错配”导致的系统性风险加大以及产能过剩。
受访专家们普遍认为，当前我国经济领域之所以出现“金融热、实体冷”现象，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大量资金或投向了房地产领域，或通过理财产品等形式在金融系统内部空转，并未真正用于实体投资。
“这就相当于金融体系内形成了一个高水位的‘堰塞湖’，如果不采取合适的方式把流动性疏导到实体经济中去，任由钱赚钱的金融活动在金融体系内自我膨胀，一不小心就可能发生垮塌。”采访中，中国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左小蕾表示，不久前爆发的“钱荒”就是一个警示。
产能过剩则是另一个颇为棘手的难题。“我国的产能呈现行业面广、绝对过剩程度高、持续时间长等特点。”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为本刊记者分析说，当前产能过剩行业已从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造船等传统行业扩展到风电、光伏、碳纤维等新兴战略性产业，许多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75%，处于严重过剩，有的处于绝对过剩状态。
值得重视的是，这二者之间并非孤立。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产能过剩，实体经济效益下滑，才导致金融业将资金投向其他领域。然而，当实体经济由于不赚钱而被资金“抛弃”后，其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因之路更加举步维艰。这也反映出当前宏观调控面临的一大挑战——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
外部风险因素同样值得警惕。比如，与2008年后的走势相反，今年上半年，发达国家经济适度恢复增长，但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却整体持续走低，这不免让人联想到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只顾一己私利、以邻为壑、转嫁风险所采取的种种手段。尤其是中国经济，一度成为外部投机资金围追堵截的重点对象。
一方面，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放任本币竞相贬值，持续造成人民币快速升值态势，打击中国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并因输入性通胀导致物价水平波动，严重影响本已遭受成本上升压力的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另一方面，通过加快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谈判，打造“经济北约”，进一步挤压中国经济发展空间，意图遏制中国竞争力的同时继续强化美元独霸的全球经贸格局。
“中国如何把握和安排好政策调控和国内改革的轻重缓急，显得尤其重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王在邦告诉本刊记者，随着世界经济步入全面深度调整的新阶段，每个大国都面临着不容忽视的压力与风险，如何转危为机？关键在于谁敢抛却旧的生产关系率先调整、谁能痛下决心勇于自我改革。
应对风险留足政策“后手”
在接受采访时，左小蕾提到了一条经济学基本理论——“充分就业，长期均衡增长水平”，意思是，在现有的增长水平下，如果除了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以外，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失业，那么就可以将此时的增长水平界定为长期均衡增长水平。
“按照这一理论来判断，对当前的中国而言，7%---8%左右的经济增速是符合经济发展阶段的规律性的。”但是，她同时提醒，这并不说明当前增速的投入产出比和增长结构是完全合理的，也不说明阶段性的稳定增长速度就是未来可持续的增长速度，实际上中国经济依然存在下行风险。
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如果经济真的继续下滑，中国政府是否有能力应对？在专家们看来，答案是肯定的，目前至少有以下三种储备政策操作。
首先，加大利于眼前又利于长远、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健康型投资。
这两年多来，由于在宏观上采取收缩政策，特别是房地产政策的调控层层加码，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已经明显回落。在2008年之前，投资的年增长总是会超过25%，而现在已经下降到不足20%，而东部地区的投资增速不到全国水平的一半。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回落，工业增加值的增长回落就更快了。
在正常年份，工业增加值平均每年保持25%的增长率，而2010---2012年的增长率则下降到了不足10%，今年一季度更是只有7.8%。这无疑是导致经济放缓的直接原因，因为在中国的GDP中，工业增加值占了几乎一半。如果允许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速再次回到25%或更高的水平，那么，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势头就可以迅速得到制止和扭转。
“从短期来看，当前最应该马上投资的是影响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公共消费型产品。”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特别向本刊记者强调，这种投资属于补足发展欠账、提高经济结构合理性。事实上，在专家们眼中，中国在保障房建设、棚户区改造、市政、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环保技术和设备制造等领域依然具有足够的投资空间。
其次，真正为中小民营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有专家谈到，虽然国家已两次出台过“非公36条”，但现实中的落实情况并不让人满意。因此只要真正放宽对民营资本进入到能源、金融、通信、军工等传统垄断行业的限制，积极引导巨大的民间资金参与有效率的经济活动，就可以增强整体经济的运行动力和活力。
其三，着力释放消费需求。为了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范剑平认为，可加快落实收入分配改革指导意见，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根本上理顺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收入分配关系；明确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政策，探索建立政府、企业、个人共同承担的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释放其消费潜力；大力培育信息消费、环保消费和社区消费等新的消费增长点。
下半年调控“稳”字当头
放眼下半年，专家们建议，宏观政策应该继续保持“稳中求进”，以稳为基调，强调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
“因为‘稳增长’政策从去年来看和预期是相一致的，所以这个政策千万不能有大的调整。即使是在转型方面，也要注意既积极又稳妥。”张立群谈到，现在很多方面希望改革的红利赶快释放，希望城镇化的效果赶快释放，这实际上还是对过去高增长的留恋。
他强调，改革的红利包括新型城镇化带来的效果和“四万亿”是不一样的，后者是一种救急措施，是一个总量的扩张，所以效果会很快被感受到。但是现在所进行的转型和改革，是与转变发展方式有关的体制机制的完善，其效果的显现是一个逐步的、相对缓慢的过程，想要在短期内见效不切实际。
“具体而言，就是要坚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范剑平表示，在财政政策方面，要发挥好宽松财政政策支持经济发展的作用，切实落实好已经出台的减轻企业负担的政策措施，积极推动营改增的试点工作，严防地方政府变相征税，严禁征收过头税和过头费。
同时，保持财政支出强度，中央政府预算投资、民生支出等重点领域要按照财政预算支出落实到位。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坚决制止大手大脚和铺张浪费。
在货币政策方面，他表示，应当科学研判经济和金融形势，密切跟踪金融市场变化，特别要关注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后出现的新动向，强化宏观审慎监管，防控热钱借道跨境流动，灵活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工具，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适度，防范局部性金融风险演变为系统性金融风险。
同时要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加大直接融资的比重，降低中长期贷款的比例，大力发展债券市场，适时启动IPO，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使新增货币更多地进入到战略性新兴产业、三农、小微企业、铁路、环保等基础设施领域和保障房等民生流域。此外还应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避免过快单边升值。http://news.ifeng.com/shendu/lwx ... tml#_rightinnewsdoc
原标题：“活血化瘀”盘活四大存量
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同时为结构调整和推进改革腾出更大空间，需要“用好增量，盘活存量”，在资金、市场、就业和房地产四大难点下功夫。
记者王仁贵 实习生陈迪白健
“中央的要求是，少谈成就，多谈问题，把问题说深、说透，尽可能把问题全面反映出来。”7月8日，按照国务院要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相关机构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经济形势的判断。权威人士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透露，“目前，决策层着意形成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框架，在稳增长又调结构、利当前又利长远政策目标上已经形成了可行策略。”
比如，多位接近决策层的研究人士介绍，“用好增量、盘活存量，更有力地支持经济转型升级”这个调控思路，不仅适合于当前资金领域难题的解决，而且在财政收入增幅放缓、社会总需求相对不足、社会就业压力较大和房地产市场失衡等经济“堵塞点”，都可以运用“盘活存量”的调整思路，为经济平稳增长、结构调整和推进改革打开更大的腾挪空间。
多向发力强化资金效率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表示，解决当前财政支出压力，除了压缩开支外，关键在于盘活财政存量。
比如，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之后，财政拨款后，预算执行单位实际上得到的只是一个用款额度。财政资金动用前，资金在国库账户上。近年来，国库留底资金的规模达到3万亿元左右。再一个财政存量是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平时难以纳入到财政统一账户的“私房钱”。审计署最近发布的审计工作报告显示，18个省本级政府设立的财政专户多达478个，存款余额相当于其国库存款的44%。
在金融市场，伴随着人民银行120亿元流动性的注入，“钱荒”影响已经逐步平息。但信贷资金错配的问题还有待更精细的工作。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部长余斌向本刊记者介绍说，上半年，以存款利率3.5%、贷款利率7%、CPI2.5%计算，消费者和生产者面对的实际利率分别为1%和10%左右。
在其看来，实际存款利率过低，消费者倾向于购买各种理财产品，助推了银行的表外业务和影子银行的发展。而实际贷款利率过高，超出实体经济的承受能力，在流动性总体充裕的情况下，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进一步发展，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节。
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向本刊记者谈到他的建议。他说，至少有五大手段可供选择：
一是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如果有需要，效果立竿见影；二是商业银行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提高长期沉淀资产的流动性，发行大额可转让存单(NCDS)将短期负债变成长期负债；三是发展养老金融和消费金融；四是激活资本市场，推动债券市场发展；五是发展一批中小金融机构，构建相互竞争的格局，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打通市场产能错配“梗阻点”
徐洪才表示，一方面存在产能过剩，另一方面相关产业坐拥13亿多人口全球最大市场却开掘不充分，“原本巨大的市场空间在过剩产能和消费被抑制的双重挤压下，变成了一个‘虚胖’的市场。”
其梗阻所在，一方面，化解产能过剩并没有取得大的进展。这进一步阻碍了产业的升级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之相随的则是企业开工不足，劳动者收入难以提升，进而抑制了老百姓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消费不振又进一步促进了产能过剩继续积累。
专家认为，超出合理水平的高房价犹如一个巨大的“黑洞”，严重压抑消费者预期。加上社保体系的不够完善，教育支出不菲等，需要强制消费的地方较多，自由消费空间极为有限。消费不振，消费结构又难以提升，反过来又影响了产业的升级。“要激活中国的市场，需要在遏制产能过剩上动真格，在消费上提供基础和导向。”徐洪才说。
以光伏产业为例。长期以来，中国光伏产业的消费市场严重依赖国外，而国内适合光伏发电特性的分布式市场却迟迟不能跟上，这一情况导致国内光伏企业在面对海外市场波动时显得十分脆弱。而德国、日本、美国等市场的分布式光伏装机量都在这些国家总装机容量中占比接近或高于80%。
其实，中国拥有得天独厚的发展分布式光伏资源条件。据能源基金会报告显示，中国已有建筑面积在450亿平方米以上，其中现有的建筑屋顶可利用面积总计约3.16亿平方米，按照每平方米100瓦计算，大约可以消纳30GW光伏系统。按照年运行1000小时计算，每年就可提供316亿千瓦时的电能，这相当于为3000万户中国家庭解决全年的用电。
然而，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适应分布式发电发展的价格政策和电网运行机制。这些政策空白时常导致光伏业主有心开发光伏屋顶，却无章可循。这种电网环节“卡脖子”的现象，正在严重制约分布式光伏发电的规模化发展。因此，只要解决并网环节的瓶颈，从而撬动分布式这一目前中国光伏利用的“短腿”，不但可以完全改变中国光伏行业产能过剩的困境，而且可以极大激活国内巨大的光伏产品消费市场。
除了产业改造和调整方向有所不同外，钢铁、水泥、煤化工、风机设备和造船等过剩行业也同样发生着类似的故事。“应坚持有扶有控、有保有压原则，增强资金支持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专家认为，应按照“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的要求，对产能过剩行业区分不同情况实施差别化市场引导开发政策。
解开错位循环释放就业潜力
虽然2013年被称为大学毕业生“最难就业季”，但企业劳动力短缺尤其是技术技能型劳动力短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劳动力市场上的错配，实际上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反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表示，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缺乏，反映了当前的人才供给状况无法给予中国的产业升级充分的支持。如何打破这种错配循环，释放我国巨大的就业容纳潜力，显得格外重要。
就业难的深层次原因还在于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过去吸纳就业主要是第二产业，但当经济出现波动，第二产业吸纳就业有限，第三产业却未能承担起吸纳就业的重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第三产业吸纳的就业占比为36.1%，而美国这一比例则达到81%。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二届京交会暨全球服务论坛北京峰会上指出，稳增长说到底是为了保就业，各国发展经验表明，服务业是最大的就业“容纳器”。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农业要现代化，工业要信息化，新增就业主要靠服务业吸纳。因此，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培育服务消费热点，改善服务消费环境，能够实现有就业、惠民生的发展。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为本刊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用五年时间使中国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比重由现在的36%提高到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50%，可以新增1亿个以上就业岗位。这不仅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也是劳动力市场稳定的重要保障。
事实上，在巨大服务市场鼓舞下，目前突飞猛进的信息技术已经为中国“创业季”做好了前景广阔的准备。比如，据淘宝网统计，2006～2012年，我国网络零售总额从263亿元增长到13040亿元，所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从0.3%提高到6.3%。截至目前，从业人员达到1850万人。阿里巴巴集团总参谋长曾鸣展望，2019年，阿里巴巴集团将满足10亿消费者需求、创造1亿个就业机会，服务1000万个中小企业。
腾挪房地产健康发展空间
“北京过高的住房空置率表明，这个市场完全是一个错配的市场。”北京市房地产协会住宅学术委员会委员蔡金水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透露，北京房协做过调查，北京现有住房1000余万套，这其中不包括平房、违章建筑、小产权房，同时还不包括正在新建的楼房和建成后没有卖出的住房，“北京市2012年底常住人口为2160万，700万户，平均一户大概拥有1.3套房子。”
全国的情况同样如此。央行调查统计司的有关研究显示，1991年到2012年我国城镇住宅竣工套数约为1.4亿至1.7亿套，以1990年城镇居民住宅存量为8000万套计，当前我国城镇住宅存量约为2.2亿至2.5亿套。2012年我国城镇人口数为7.12亿，以2011年城市户均人口数(2.87人/户)计算，我国城镇户均住房套数约为1套。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70个大中城市中，5月房价上涨的城市有69个。
建设用地的供需错配同样严重。国土资源部官员曾透露，按照近八年来住房用地的供应，如果按照容积率1.5来计算，可以建出的住房面积达到84.36亿平方米，如果按照人均30平方米的标准来计算，可以满足2.82亿的新增城市人口住房的需求。而同期，真正进入城镇的城市新增实际人口只有1.67亿。
7月11日，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胡存智在全国土地利用动态巡查工作现场会上指出，土地市场存在的违规出让等手段，导致大量土地囤积在用地者手中，长期不开发或开发不足。虽比去年同期下降了近五成，但全国闲置土地仍达到3.55万公顷，其中房地产闲置土地1.07万公顷。
“投资性需求导致供不应求的错配现象日益严重。”受访专家认为，在城镇化进程中，住房增量的建设是现实的需要，同时也需要在存量上有突破。房地产存量的盘活也具有巨大的空间。
在增量方面，如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和棚户区的改造等仍是重点。根据国务院的部署，今后5年再改造城市和国有工矿、林区、垦区的各类棚户区1000万户，其中2013年改造304万户；存量上，则需要强力推进住房信息联网。根据住建部的计划，与住建部联网的城市在2013年6月份将达到500个。时限已过，但有关个人住房信息联网的情况却一直未有下文。
受访专家指出，尽快出台房产税征收方案，是调整住房市场供求错配的“杀手锏”。
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同时为结构调整和推进改革腾出更大空间，需要“用好增量，盘活存量”，在资金、市场、就业和房地产四大难点下功夫。
记者王仁贵 实习生陈迪白健
“中央的要求是，少谈成就，多谈问题，把问题说深、说透，尽可能把问题全面反映出来。”7月8日，按照国务院要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相关机构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经济形势的判断。权威人士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透露，“目前，决策层着意形成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框架，在稳增长又调结构、利当前又利长远政策目标上已经形成了可行策略。”
比如，多位接近决策层的研究人士介绍，“用好增量、盘活存量，更有力地支持经济转型升级”这个调控思路，不仅适合于当前资金领域难题的解决，而且在财政收入增幅放缓、社会总需求相对不足、社会就业压力较大和房地产市场失衡等经济“堵塞点”，都可以运用“盘活存量”的调整思路，为经济平稳增长、结构调整和推进改革打开更大的腾挪空间。
多向发力强化资金效率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表示，解决当前财政支出压力，除了压缩开支外，关键在于盘活财政存量。
比如，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之后，财政拨款后，预算执行单位实际上得到的只是一个用款额度。财政资金动用前，资金在国库账户上。近年来，国库留底资金的规模达到3万亿元左右。再一个财政存量是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平时难以纳入到财政统一账户的“私房钱”。审计署最近发布的审计工作报告显示，18个省本级政府设立的财政专户多达478个，存款余额相当于其国库存款的44%。
在金融市场，伴随着人民银行120亿元流动性的注入，“钱荒”影响已经逐步平息。但信贷资金错配的问题还有待更精细的工作。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部长余斌向本刊记者介绍说，上半年，以存款利率3.5%、贷款利率7%、CPI2.5%计算，消费者和生产者面对的实际利率分别为1%和10%左右。
在其看来，实际存款利率过低，消费者倾向于购买各种理财产品，助推了银行的表外业务和影子银行的发展。而实际贷款利率过高，超出实体经济的承受能力，在流动性总体充裕的情况下，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进一步发展，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节。
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向本刊记者谈到他的建议。他说，至少有五大手段可供选择：
一是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如果有需要，效果立竿见影；二是商业银行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提高长期沉淀资产的流动性，发行大额可转让存单(NCDS)将短期负债变成长期负债；三是发展养老金融和消费金融；四是激活资本市场，推动债券市场发展；五是发展一批中小金融机构，构建相互竞争的格局，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打通市场产能错配“梗阻点”
徐洪才表示，一方面存在产能过剩，另一方面相关产业坐拥13亿多人口全球最大市场却开掘不充分，“原本巨大的市场空间在过剩产能和消费被抑制的双重挤压下，变成了一个‘虚胖’的市场。”
其梗阻所在，一方面，化解产能过剩并没有取得大的进展。这进一步阻碍了产业的升级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之相随的则是企业开工不足，劳动者收入难以提升，进而抑制了老百姓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消费不振又进一步促进了产能过剩继续积累。
专家认为，超出合理水平的高房价犹如一个巨大的“黑洞”，严重压抑消费者预期。加上社保体系的不够完善，教育支出不菲等，需要强制消费的地方较多，自由消费空间极为有限。消费不振，消费结构又难以提升，反过来又影响了产业的升级。“要激活中国的市场，需要在遏制产能过剩上动真格，在消费上提供基础和导向。”徐洪才说。
以光伏产业为例。长期以来，中国光伏产业的消费市场严重依赖国外，而国内适合光伏发电特性的分布式市场却迟迟不能跟上，这一情况导致国内光伏企业在面对海外市场波动时显得十分脆弱。而德国、日本、美国等市场的分布式光伏装机量都在这些国家总装机容量中占比接近或高于80%。
其实，中国拥有得天独厚的发展分布式光伏资源条件。据能源基金会报告显示，中国已有建筑面积在450亿平方米以上，其中现有的建筑屋顶可利用面积总计约3.16亿平方米，按照每平方米100瓦计算，大约可以消纳30GW光伏系统。按照年运行1000小时计算，每年就可提供316亿千瓦时的电能，这相当于为3000万户中国家庭解决全年的用电。
然而，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适应分布式发电发展的价格政策和电网运行机制。这些政策空白时常导致光伏业主有心开发光伏屋顶，却无章可循。这种电网环节“卡脖子”的现象，正在严重制约分布式光伏发电的规模化发展。因此，只要解决并网环节的瓶颈，从而撬动分布式这一目前中国光伏利用的“短腿”，不但可以完全改变中国光伏行业产能过剩的困境，而且可以极大激活国内巨大的光伏产品消费市场。
除了产业改造和调整方向有所不同外，钢铁、水泥、煤化工、风机设备和造船等过剩行业也同样发生着类似的故事。“应坚持有扶有控、有保有压原则，增强资金支持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专家认为，应按照“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的要求，对产能过剩行业区分不同情况实施差别化市场引导开发政策。
解开错位循环释放就业潜力
虽然2013年被称为大学毕业生“最难就业季”，但企业劳动力短缺尤其是技术技能型劳动力短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劳动力市场上的错配，实际上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反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表示，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缺乏，反映了当前的人才供给状况无法给予中国的产业升级充分的支持。如何打破这种错配循环，释放我国巨大的就业容纳潜力，显得格外重要。
就业难的深层次原因还在于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过去吸纳就业主要是第二产业，但当经济出现波动，第二产业吸纳就业有限，第三产业却未能承担起吸纳就业的重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第三产业吸纳的就业占比为36.1%，而美国这一比例则达到81%。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二届京交会暨全球服务论坛北京峰会上指出，稳增长说到底是为了保就业，各国发展经验表明，服务业是最大的就业“容纳器”。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农业要现代化，工业要信息化，新增就业主要靠服务业吸纳。因此，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培育服务消费热点，改善服务消费环境，能够实现有就业、惠民生的发展。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为本刊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用五年时间使中国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比重由现在的36%提高到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50%，可以新增1亿个以上就业岗位。这不仅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也是劳动力市场稳定的重要保障。
事实上，在巨大服务市场鼓舞下，目前突飞猛进的信息技术已经为中国“创业季”做好了前景广阔的准备。比如，据淘宝网统计，2006～2012年，我国网络零售总额从263亿元增长到13040亿元，所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从0.3%提高到6.3%。截至目前，从业人员达到1850万人。阿里巴巴集团总参谋长曾鸣展望，2019年，阿里巴巴集团将满足10亿消费者需求、创造1亿个就业机会，服务1000万个中小企业。
腾挪房地产健康发展空间
“北京过高的住房空置率表明，这个市场完全是一个错配的市场。”北京市房地产协会住宅学术委员会委员蔡金水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透露，北京房协做过调查，北京现有住房1000余万套，这其中不包括平房、违章建筑、小产权房，同时还不包括正在新建的楼房和建成后没有卖出的住房，“北京市2012年底常住人口为2160万，700万户，平均一户大概拥有1.3套房子。”
全国的情况同样如此。央行调查统计司的有关研究显示，1991年到2012年我国城镇住宅竣工套数约为1.4亿至1.7亿套，以1990年城镇居民住宅存量为8000万套计，当前我国城镇住宅存量约为2.2亿至2.5亿套。2012年我国城镇人口数为7.12亿，以2011年城市户均人口数(2.87人/户)计算，我国城镇户均住房套数约为1套。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70个大中城市中，5月房价上涨的城市有69个。
建设用地的供需错配同样严重。国土资源部官员曾透露，按照近八年来住房用地的供应，如果按照容积率1.5来计算，可以建出的住房面积达到84.36亿平方米，如果按照人均30平方米的标准来计算，可以满足2.82亿的新增城市人口住房的需求。而同期，真正进入城镇的城市新增实际人口只有1.67亿。
7月11日，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胡存智在全国土地利用动态巡查工作现场会上指出，土地市场存在的违规出让等手段，导致大量土地囤积在用地者手中，长期不开发或开发不足。虽比去年同期下降了近五成，但全国闲置土地仍达到3.55万公顷，其中房地产闲置土地1.07万公顷。
“投资性需求导致供不应求的错配现象日益严重。”受访专家认为，在城镇化进程中，住房增量的建设是现实的需要，同时也需要在存量上有突破。房地产存量的盘活也具有巨大的空间。
在增量方面，如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和棚户区的改造等仍是重点。根据国务院的部署，今后5年再改造城市和国有工矿、林区、垦区的各类棚户区1000万户，其中2013年改造304万户；存量上，则需要强力推进住房信息联网。根据住建部的计划，与住建部联网的城市在2013年6月份将达到500个。时限已过，但有关个人住房信息联网的情况却一直未有下文。
受访专家指出，尽快出台房产税征收方案，是调整住房市场供求错配的“杀手锏”。
原标题：世界经济步入“大整合时代”
在西方学者和媒体将TPP和TTIP的组合称为“新西方联合”和“经济北约”的2013年，全球经济格局已经进入全新而矛盾日益尖锐的又一个大整合时代
王在邦
当前，随着世界经济步入全面深度调整与温和复苏新阶段，世界经济结构性变化正引发诸多新情况、新矛盾与新问题，中国外部经济环境既孕育着巨大发展机遇，也潜藏着不容忽视的压力与风险。
新趋势催生经济格局变革
多元梯度非对称经济格局日渐成型。
经历冷战后近20年经济全球化的迅猛扩展，长期由发达经济支配和影响的世界经济进程发生历史性变化。市场经济成为全球居支配地位的经济体制后，资本逐利的本性引发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转移，新兴经济体趁势迅速崛起，促使既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二元垂直非对称经济格局向多元梯度非对称经济格局演变。
在这个多元梯度非对称经济格局中，有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与其他广大发展中经济的划分，有美国、英国和西班牙等以服务业为主的虚拟经济群体，有德国、日本、中国和韩国等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群体，也有美俄澳加及沙特、伊朗等能源资源富集国群体。
在这个多元梯度非对称格局中，发达国家因其经历几十甚至几百年的发展积累，一方面，拥有突出的科技优势、产业优势、金融优势和成熟的社会发展水平，主要提供高附加值产品和高端服务；另一方面，也累积了较多的社会与财政负担，劳动成本普遍高企，发展空间狭小，就业压力居高不下，财政政策余地有限。
相比之下，多数的新兴经济科技和金融积累薄弱，产业水平处中下端，但劳动成本低廉，发展空间很大，财政负担较小，经济充满活力。2012年，新兴经济与发展中国家占全球产出比重达51%，首次超过发达经济。
世界科技创新格局多极化态势日益清晰。
受上述多元梯度非对称格局诸因素相互影响，中国、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巴西、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因经济持续增长，财政状况较为宽松，研发与创新投入比重也逐步攀升，已经成为全球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改变长期由美、日、欧占主导的世界科技创新格局。
多数发达国家因财政状况恶化、研发投入增量受限，美国的全球科技领先地位受到侵蚀，欧盟勉强维持相对竞争优势，日本高技术制造业和贸易优势渐失。从存量看，美、欧、日等基础雄厚，在重点科技领域仍然拥有明显优势地位；从增量看，随着全球产业转移加快，研发也在加速转移。
受之影响，发达经济渐呈徘徊停滞局面，中、韩、俄、印等新兴经济体增势喜人，潜力巨大，迟早也将改变存量落后的局面。
全球产业结构呈现从高到低的缓降态势。
与科技创新多极化相适应，发达国家主要贡献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品，多数发展中国家主要贡献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产品，新兴经济体兼有相对低的成本和相对高的科技水平，处在全球产业链中端，对上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拉动能源资源富集国的经济，对下转移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
全球经济增长格局逐渐呈现出新兴和发展中经济、美国和欧日依次降低的三速增长态势，形成美与新兴经济双轮驱动增长模式。
2013年4月和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次最新预测，今明两年新兴经济和发展中经济将分别增长5.3%和5.7%，美国分别增长1.75%和2.75%,欧元区分别增长-0.5%和1%，日本分别增长2%和1.25%。同时，随着新兴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较高速发展，占世界人口多数的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其消费潜力逐步得到释放，将深刻地改变全球贸易和消费格局，凭借日益增长的贡献率真正成为左右世界发展的力量。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立并存的格局日趋固化。
经过近500年的发展，作为世界财富的具体体现，全球资产规模逐步膨胀，且日益超出实体经济所需要的程度。传统上依附于实体经济运行的金融业日益脱离实体经济，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系统。据德意志银行最新统计预测，2012年全球金融资产多达209万亿美元，为全球GDP的291%，构成一个浩瀚的金融海洋。
在资本逐利本性的驱使下，如此大的金融资产势必引发金融衍生品持续蔓延膨胀，完全绑架了实体经济。跨国资本流动时常扰动和冲击实体经济。由于全球财富多数集中在发达经济体，全球经济体系中就形成一个巨大的“食利国集团”，少数乃至个别国家便可凭借拥有或可支配的巨大金融实力在世界范围内呼风唤雨，攻城略地。据统计，2013年，全球对冲基金高达2.5万亿美元。任何一个国家遭遇如此大规模金融资产的冲击都不可能全身而退。
经济核心利益争夺浮出水面
多元梯度非对称经济格局派生诸多复杂矛盾，择其要者，有以下几方面：
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及发展中经济体的矛盾。
这类矛盾涉及国际战略力量对比变化，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前者盘踞世界经济政治主导地位长达几百年，后者则是近代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新兴经济群体性迅速崛起大大超出发达经济的心理承受力。双方矛盾将集中表现为知识产权保护纠纷、产品服务贸易竞争、区域经济事务主导权及国际经济体制机制内的权力再分配角逐。美国在亚太强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在美欧间推出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反映出美欧急欲拼凑排他性区域经济集团，增强与新兴经济体的竞争。
实体经济群体与虚拟经济群体的矛盾。
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果，也构成实体经济存在与运行的重要前提和条件。冷战后全球化加速发展过程中，源自发达国家的跨国资金流动始终是世界经济特别是新兴经济保持稳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吸引外资多寡被视为衡量一国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
但是，就像刚刚过去不久的金融危机表明的那样，以金融系统为主体的虚拟经济完全脱离实体经济，纯粹玩弄以钱生钱的游戏，难免导致过度杠杆化，加剧金融泡沫膨胀以至破裂的风险，无情地绑架实体经济，使世界经济从系统性流动过剩突然转变为流动性短缺。由于存在“食利国家群体”和“创业国家群体”，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矛盾难免表现为国家间矛盾，如美英与中德日等国家间矛盾。
能源资源富集国与消费国的矛盾。
生产和消费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在能源资源富集国与消费国之间，二者相互依赖，互为前提，缺乏持续稳定的能源资源供应，后者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就没有保障。反之，没有消费国群体的持续稳定需求，能源资源富集国的比较优势就荡然无存。同时，二者在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上又彼此竞争，相互制约，供方希望尽可能获取高价收益，需方则期待尽可能减少消费支出。这种情况极易引发投机从而导致市场动荡，刺激能源资源开发多元化，而且正如多年来世界市场上中国一买就贵那样，供需过度失衡极易引发卖多必贱买多必贵的“飞去来器效应”。
经济多极化与金融单极化的矛盾。
世界市场运行需以某种或某些世界货币充当价值尺度、交换媒介和贮藏手段，相对稳定的国际货币关系构成世界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在世界经济格局多极化条件下，国际货币关系却表现为美元霸权。
这种经济多极化与货币单极化的矛盾又派生美元世界化与美元发行权国内化的矛盾，以及全球化条件下宏观政策协调与美元霸权的矛盾，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势必利用美元霸权谋求本国私利，从而绑架世界经济。正是2007年至2009年美联储秘密地近乎无息向金融市场投放7.7万亿美元，导致危机年代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美金融机构在危机年代却赚得金银满钵。
中国应战四大外部风险
其一，区域经济主导权竞争的压力。
实施“十二五”规划期间，中国通过调结构、促民生、强内需，将无可争议地成为全球最大进口市场，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将与日俱增，中国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仍将相应水涨船高。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群体矛盾发展的背景下，美国在东西两洋强推TPP和TTIP，就是要在多边贸易谈判陷入停滞的背景下打造新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主导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就是力图把中国等主要新兴经济排除在外，这种情况类似布热津斯基提出的“新西方联合”。中国很可能在未来某个时段面临“二次入世”的挑战和压力。
其二，高科技产业竞争压力。
科技多极化格局的酝酿与形成使发达经济与新兴经济间的科技经济竞争空前激烈。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是发达经济和新兴经济改善产业结构和增强自身竞争力的主要诉求，也是双方矛盾竞争展开的主要领域之一。中国作为新兴经济群体的佼佼者，其科技和产业追赶态势尤其明显，势必在更大程度上引发发达经济侧目和联合打压。华为、中兴等民族品牌科技公司近年海外业务遭遇强力阻击，可见一斑。
其三，能源资源保障压力。中国调整产业结构，重视内需拉动，摆脱高能耗低效益发展模式，对外部能源资源依赖程度可望缓解，但随着中国经济规模持续扩展，对外能源资源依赖的总体趋势不会改变。因此，美国等发达国家势必更加重视从能源资源领域入手，阻挠和羁绊中国获取外部能源资源的努力，或在金融领域呼风唤雨，操纵国际大宗商品市场行情。比如，鉴于美自身油气开发特别是页岩气开发始见成效、对中东油气依赖下降以及我对中东油气依赖急剧上升，美欧近年在西亚北非特别是叙利亚局势中推波助澜，唯恐天下不乱，绝非所谓支持民主那么简单。
其四，经济金融安全风险。资本逐利本性、金融全球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矛盾、经济多极化与美元霸权的矛盾以及国家间残酷竞争，使中国等实体经济厚实、金融实力薄弱、竞争经验欠缺的国家面临日益严峻的金融安全压力。近年美欧日近乎同步的量化宽松曾使全球特别是新兴经济面临空前通胀压力，美联储为在美元泛滥的背景下维护美元信誉便蓄意打压黄金价格，伯南克“一句美联储将减少债券购买”立即被市场解读为美将退出量化宽松，导致中国等新兴经济金融市场寒流汹涌。
未来某个时机，不排除美在退出量化宽松引发新兴经济资金外流、金融资产大幅缩水的情况下降低超额准备金利息。果如此，中国等新兴经济的优质资产极易遭遇恶性并购，多少年改革开放积累的经济成果极易遭遇“合法掠夺”。眼下，内外舆论热议“二次东亚金融危机”迫在眉睫并非完全耸人听闻，中国如何把握和安排国内金融改革、促进金融市场发育和推进资本项目开放等问题的轻重缓急，显得尤其重要。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在西方学者和媒体将TPP和TTIP的组合称为“新西方联合”和“经济北约”的2013年，全球经济格局已经进入全新而矛盾日益尖锐的又一个大整合时代
王在邦
当前，随着世界经济步入全面深度调整与温和复苏新阶段，世界经济结构性变化正引发诸多新情况、新矛盾与新问题，中国外部经济环境既孕育着巨大发展机遇，也潜藏着不容忽视的压力与风险。
新趋势催生经济格局变革
多元梯度非对称经济格局日渐成型。
经历冷战后近20年经济全球化的迅猛扩展，长期由发达经济支配和影响的世界经济进程发生历史性变化。市场经济成为全球居支配地位的经济体制后，资本逐利的本性引发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转移，新兴经济体趁势迅速崛起，促使既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二元垂直非对称经济格局向多元梯度非对称经济格局演变。
在这个多元梯度非对称经济格局中，有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与其他广大发展中经济的划分，有美国、英国和西班牙等以服务业为主的虚拟经济群体，有德国、日本、中国和韩国等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群体，也有美俄澳加及沙特、伊朗等能源资源富集国群体。
在这个多元梯度非对称格局中，发达国家因其经历几十甚至几百年的发展积累，一方面，拥有突出的科技优势、产业优势、金融优势和成熟的社会发展水平，主要提供高附加值产品和高端服务；另一方面，也累积了较多的社会与财政负担，劳动成本普遍高企，发展空间狭小，就业压力居高不下，财政政策余地有限。
相比之下，多数的新兴经济科技和金融积累薄弱，产业水平处中下端，但劳动成本低廉，发展空间很大，财政负担较小，经济充满活力。2012年，新兴经济与发展中国家占全球产出比重达51%，首次超过发达经济。
世界科技创新格局多极化态势日益清晰。
受上述多元梯度非对称格局诸因素相互影响，中国、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巴西、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因经济持续增长，财政状况较为宽松，研发与创新投入比重也逐步攀升，已经成为全球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改变长期由美、日、欧占主导的世界科技创新格局。
多数发达国家因财政状况恶化、研发投入增量受限，美国的全球科技领先地位受到侵蚀，欧盟勉强维持相对竞争优势，日本高技术制造业和贸易优势渐失。从存量看，美、欧、日等基础雄厚，在重点科技领域仍然拥有明显优势地位；从增量看，随着全球产业转移加快，研发也在加速转移。
受之影响，发达经济渐呈徘徊停滞局面，中、韩、俄、印等新兴经济体增势喜人，潜力巨大，迟早也将改变存量落后的局面。
全球产业结构呈现从高到低的缓降态势。
与科技创新多极化相适应，发达国家主要贡献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品，多数发展中国家主要贡献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产品，新兴经济体兼有相对低的成本和相对高的科技水平，处在全球产业链中端，对上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拉动能源资源富集国的经济，对下转移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
全球经济增长格局逐渐呈现出新兴和发展中经济、美国和欧日依次降低的三速增长态势，形成美与新兴经济双轮驱动增长模式。
2013年4月和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次最新预测，今明两年新兴经济和发展中经济将分别增长5.3%和5.7%，美国分别增长1.75%和2.75%,欧元区分别增长-0.5%和1%，日本分别增长2%和1.25%。同时，随着新兴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较高速发展，占世界人口多数的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其消费潜力逐步得到释放，将深刻地改变全球贸易和消费格局，凭借日益增长的贡献率真正成为左右世界发展的力量。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立并存的格局日趋固化。
经过近500年的发展，作为世界财富的具体体现，全球资产规模逐步膨胀，且日益超出实体经济所需要的程度。传统上依附于实体经济运行的金融业日益脱离实体经济，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系统。据德意志银行最新统计预测，2012年全球金融资产多达209万亿美元，为全球GDP的291%，构成一个浩瀚的金融海洋。
在资本逐利本性的驱使下，如此大的金融资产势必引发金融衍生品持续蔓延膨胀，完全绑架了实体经济。跨国资本流动时常扰动和冲击实体经济。由于全球财富多数集中在发达经济体，全球经济体系中就形成一个巨大的“食利国集团”，少数乃至个别国家便可凭借拥有或可支配的巨大金融实力在世界范围内呼风唤雨，攻城略地。据统计，2013年，全球对冲基金高达2.5万亿美元。任何一个国家遭遇如此大规模金融资产的冲击都不可能全身而退。
经济核心利益争夺浮出水面
多元梯度非对称经济格局派生诸多复杂矛盾，择其要者，有以下几方面：
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及发展中经济体的矛盾。
这类矛盾涉及国际战略力量对比变化，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前者盘踞世界经济政治主导地位长达几百年，后者则是近代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新兴经济群体性迅速崛起大大超出发达经济的心理承受力。双方矛盾将集中表现为知识产权保护纠纷、产品服务贸易竞争、区域经济事务主导权及国际经济体制机制内的权力再分配角逐。美国在亚太强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在美欧间推出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反映出美欧急欲拼凑排他性区域经济集团，增强与新兴经济体的竞争。
实体经济群体与虚拟经济群体的矛盾。
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果，也构成实体经济存在与运行的重要前提和条件。冷战后全球化加速发展过程中，源自发达国家的跨国资金流动始终是世界经济特别是新兴经济保持稳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吸引外资多寡被视为衡量一国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
但是，就像刚刚过去不久的金融危机表明的那样，以金融系统为主体的虚拟经济完全脱离实体经济，纯粹玩弄以钱生钱的游戏，难免导致过度杠杆化，加剧金融泡沫膨胀以至破裂的风险，无情地绑架实体经济，使世界经济从系统性流动过剩突然转变为流动性短缺。由于存在“食利国家群体”和“创业国家群体”，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矛盾难免表现为国家间矛盾，如美英与中德日等国家间矛盾。
能源资源富集国与消费国的矛盾。
生产和消费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在能源资源富集国与消费国之间，二者相互依赖，互为前提，缺乏持续稳定的能源资源供应，后者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就没有保障。反之，没有消费国群体的持续稳定需求，能源资源富集国的比较优势就荡然无存。同时，二者在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上又彼此竞争，相互制约，供方希望尽可能获取高价收益，需方则期待尽可能减少消费支出。这种情况极易引发投机从而导致市场动荡，刺激能源资源开发多元化，而且正如多年来世界市场上中国一买就贵那样，供需过度失衡极易引发卖多必贱买多必贵的“飞去来器效应”。
经济多极化与金融单极化的矛盾。
世界市场运行需以某种或某些世界货币充当价值尺度、交换媒介和贮藏手段，相对稳定的国际货币关系构成世界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在世界经济格局多极化条件下，国际货币关系却表现为美元霸权。
这种经济多极化与货币单极化的矛盾又派生美元世界化与美元发行权国内化的矛盾，以及全球化条件下宏观政策协调与美元霸权的矛盾，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势必利用美元霸权谋求本国私利，从而绑架世界经济。正是2007年至2009年美联储秘密地近乎无息向金融市场投放7.7万亿美元，导致危机年代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美金融机构在危机年代却赚得金银满钵。
中国应战四大外部风险
其一，区域经济主导权竞争的压力。
实施“十二五”规划期间，中国通过调结构、促民生、强内需，将无可争议地成为全球最大进口市场，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将与日俱增，中国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仍将相应水涨船高。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群体矛盾发展的背景下，美国在东西两洋强推TPP和TTIP，就是要在多边贸易谈判陷入停滞的背景下打造新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主导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就是力图把中国等主要新兴经济排除在外，这种情况类似布热津斯基提出的“新西方联合”。中国很可能在未来某个时段面临“二次入世”的挑战和压力。
其二，高科技产业竞争压力。
科技多极化格局的酝酿与形成使发达经济与新兴经济间的科技经济竞争空前激烈。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是发达经济和新兴经济改善产业结构和增强自身竞争力的主要诉求，也是双方矛盾竞争展开的主要领域之一。中国作为新兴经济群体的佼佼者，其科技和产业追赶态势尤其明显，势必在更大程度上引发发达经济侧目和联合打压。华为、中兴等民族品牌科技公司近年海外业务遭遇强力阻击，可见一斑。
其三，能源资源保障压力。中国调整产业结构，重视内需拉动，摆脱高能耗低效益发展模式，对外部能源资源依赖程度可望缓解，但随着中国经济规模持续扩展，对外能源资源依赖的总体趋势不会改变。因此，美国等发达国家势必更加重视从能源资源领域入手，阻挠和羁绊中国获取外部能源资源的努力，或在金融领域呼风唤雨，操纵国际大宗商品市场行情。比如，鉴于美自身油气开发特别是页岩气开发始见成效、对中东油气依赖下降以及我对中东油气依赖急剧上升，美欧近年在西亚北非特别是叙利亚局势中推波助澜，唯恐天下不乱，绝非所谓支持民主那么简单。
其四，经济金融安全风险。资本逐利本性、金融全球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矛盾、经济多极化与美元霸权的矛盾以及国家间残酷竞争，使中国等实体经济厚实、金融实力薄弱、竞争经验欠缺的国家面临日益严峻的金融安全压力。近年美欧日近乎同步的量化宽松曾使全球特别是新兴经济面临空前通胀压力，美联储为在美元泛滥的背景下维护美元信誉便蓄意打压黄金价格，伯南克“一句美联储将减少债券购买”立即被市场解读为美将退出量化宽松，导致中国等新兴经济金融市场寒流汹涌。
未来某个时机，不排除美在退出量化宽松引发新兴经济资金外流、金融资产大幅缩水的情况下降低超额准备金利息。果如此，中国等新兴经济的优质资产极易遭遇恶性并购，多少年改革开放积累的经济成果极易遭遇“合法掠夺”。眼下，内外舆论热议“二次东亚金融危机”迫在眉睫并非完全耸人听闻，中国如何把握和安排国内金融改革、促进金融市场发育和推进资本项目开放等问题的轻重缓急，显得尤其重要。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原标题：防范四大风险“以稳促进”
力控经济短期下滑超预期和财政金融风险激化两大极端情况，保持经济运行基本稳定，切实推动关键改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全年7.5%目标可期
文/《瞭望》新闻周刊 余斌
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速处在预期范围内。在向7%左右的中速增长阶段转换的进程中，市场预期不稳定，新的平衡尚未建立，中长期潜在增长率下降与短期增长动力不足相叠加，经济增长呈现下行趋势。同时，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如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相脱节、就业岗位与技能不匹配、过剩产能调整进展缓慢等，进一步显现。展望下半年，国际形势总体略好于去年。如果宏观调控把握得当，则全年增速仍可能达到7.5%左右的预期目标。
在由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增长阶段的转换进程中，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超出以往。宏观调控要坚持守住底线、以稳促进的思路，把守底线与调结构、控风险、转动力有机结合，近期要力争宏观经济运行基本稳定，对经济短期下滑超出预期或财政金融风险出现激化的两种极端情况，应提前做好相关预案。
同时，积极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房地产泡沫、严重产能过剩和影子银行等四大风险，切实推动关键领域改革。
上半年五大问题值得关注
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趋于加大，经济运行出现一系列新情况、新特点，尤其是各种结构性矛盾更为突出，值得关注。
PPI降幅扩大，企业回补库存进程受阻。从今年4月份开始，PPI降幅扩大，5、6月份分别达到-2.9%和-2.7%，市场预期恶化。行业产成品库存增速处于7%左右的相对低位，化工、石油加工、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等行业，库存回补进程基本停止，汽车、专用设备、通用设备制造等行业也明显放缓。不少企业改变原来的库存管理模式，“以订单决定生产”逐渐增多。企业补库存进程受阻，对短期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
套利、套汇驱动虚假贸易，引发进出口异常波动。受内外利差、人民币升值，以及出口鼓励措施等因素驱动，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尤其是今年以来，虚假贸易明显增多，引发进出口异常波动。5月份监管措施加强后，这一问题明显暴露。
5、6月份，出口增速从1--4月的17.4%分别下降至1%和-3.1%。剔除对香港、台湾、东盟之后，1---5月出口增速为3.4%，比去年同期下降5.2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增速下降0.8个百分点。外贸实际情况较差，这与出口交货值、铁路货物周转量、港口货物吞吐量相对低迷和制造业投资下降反映的情况基本一致。
资金成本高企，金融与实体经济相脱节。上半年，CPI和PPI走势明显背离，同比涨幅分别为2.4%和-2.4%。以存款利率3.5%、贷款利率7%计算，消费者和生产者面对的实际利率分别为1%和10%左右。
一方面，实际存款利率过低，消费者倾向于购买各种理财产品，助推了银行的表外业务和影子银行的发展；另一方面，实际贷款利率过高，超出实体经济的承受能力，在流动性总体充裕的情况下，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进一步发展，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节。
同时，从金融业到实体经济的信贷业务，通过一系列加杠杆的金融运作后，演变成从金融业到金融业、从大银行到中小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资金业务。融资链条不断加长，推动着金融资产规模快速膨胀和资金价格的上涨。金融业看似火热，盈利水平提高，但却以多数实体经济严重缺乏资金或高资金成本为代价，资源配置扭曲加剧。
企业退出通道不畅，过剩产能调整缓慢。当前，我国产能过剩呈现行业面广、绝对过剩程度高等特点，在传统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均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从发展趋势看，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产能过剩矛盾将更加突出。
市场需求不足，往往导致整个行业处于利润低下甚至亏损状态，企业大面积破产倒闭风险增加，有可能引发金融和财政风险。同时，低水平恶性竞争，使优秀企业无法脱颖而出，行业不能顺利实现优胜劣汰和转型升级，将较大程度削弱中长期增长动力。
加快产能调整，是实体经济重新恢复稳定盈利能力的关键。但众多产能过剩行业，正是地方保GDP、税收和就业的重点，往往得到地方政府的多种扶持，加上没有形成有效的退出机制，很多“僵尸”企业被迫艰难维持，产能调整步伐缓慢。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但结构性问题不容忽视。从就业总量看，受人口结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峰值出现和服务业快速发展等因素影响，中期就业压力有所缓解。在当前经济持续下行的背景下，就业形势保持了基本稳定。全国职业岗位供求维持在需求略大于供给状况，局部地区招工难问题仍存在，特别是技术工人、熟练工人、基础工程师需求缺口较大。
但随着结构调整和升级，结构性失业压力有可能逐步突出。一是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显现，毕业生就业签约率明显下降；二是市场需求持续低迷，人工和资金成本明显偏高，部分中小企业开始出现裁员现象；三是高端餐饮、住宿、会展、娱乐等服务业经营状况下滑，部分员工出现摩擦性失业。
注意“三驾马车”新态势
其一，出口竞争力出现下降迹象。由于我国出口竞争力已出现下降迹象，加上与欧美贸易摩擦增多，以及日元大幅度贬值等，出口状况难以明显改善。
下半年，外部市场需求状况总体趋于改善。年初以来，美国个人消费支出持续增长，服务业保持扩张，失业率稳中趋降，稳健且可持续的内生增长正在形成；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趋于稳定，市场恐慌情绪基本消失，政策重点已从治理危机向恢复增长转变；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日元大幅贬值的刺激下，日本实体经济运行状况显著好于市场预期；新兴经济体在相对低速中趋稳，发展中国家整体增速较去年四季度上升了0.2个百分点。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工业制成品占美国和欧盟进口比重持续快速上升，但这一势头在2011年以来出现明显停滞或逆转。在2001年1月到2010年12月期间，我国占美国工业品进口比重平均每年提高1.7个百分点。在2011年2月到2013年4月间，该比重从25.8%上升至26.1%，两年多时间仅提高0.3个百分点。我国占欧盟从区外工业品进口比重，甚至还略有下滑，从2011年2月的29%降至2013年4月的28.1%。国内工资上涨、人民币升值、资金成本高企、土地和原材料价格大幅上升等，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我国工业品的国际竞争力。
国际环境略有改善和我国出口产品竞争能力下降，对下半年出口的影响或可相互抵消。在剔除虚假贸易的影响后，预计2013年全年出口增速与上年大体持平。
其二，投资增速稳中趋降。制造业、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到80%左右。这三大类投资增长均呈下降趋势，预计全年投资增长低于20%。
前5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维持在20%以上的水平，但呈现逐月小幅回落趋势。分大类看，制造业投资增速进一步放缓，5月仅为17.8%，明显低于近5年平均30%的增速。受产能过剩、过度竞争和高成本、低利润等因素影响，企业投资意愿减弱，金融与实体经济相脱节，制造业投资将延续下降趋势。制造业投资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中坚力量，近5年来平均占比达到34%，若持续下行对投资和经济增长均有重要影响。
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今年明显高于去年。但是，1---4月份，基建投资增长24.4%，比1--3月下降1.8个百分点，是自去年初回升以来的首次明显下降。1--5月份基建投资增长24.7%，比前4个月略有回升。基础设施投资是政府调节经济运行的主要手段，在中央、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明显减缓、收支压力不断加大、财政金融风险进一步累积的情况下，基建投资难以维持高增长。
受销量和资金状况良好支撑，前5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增长20.6%，但施工、竣工和新开工面积等主要实物量指标的增速明显放缓，分别较上年同期下降了3.6、3和20个百分点。1--5月份，房地产开发商土地购置面积同比下降13.1%，已连续16个月同比负增长，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仅增长1.0%，表明开发商对未来房地产市场运行仍很谨慎，房地产投资后续增长动力明显不足。
其三，消费增长难以明显改善。需要着力增加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缩小收入差距，解决居民面临的“没钱可花”、“有钱不敢花”等问题。同时，改善消费环境，建立生产者追溯制度，切实维护食品、药品安全，让消费者安心消费、放心消费。
3月份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停止下滑并出现企稳态势，5月实际增速为12.1%，与去年全年持平。去年四季度以来快速下滑的餐饮、烟酒业消费，随着经销策略的改变，也呈现企稳迹象。近年来发展迅速的网购消费增速总体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一季度，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长明显放缓，分别为6.7%和9.3%，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2.1和3.4个百分点。经济增长放缓，对居民收入增长和就业将产生影响。近年来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如“酒精勾兑事件”、“塑化剂事件”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白酒消费；“假鱼翅事件”、“假燕窝事件”的曝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相关消费品的需求。
消费是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稳定力量，近5年来平均拉动GDP增长4.7个百分点。“十二五”规划和党的十八大报告，都提出要建立起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把经济增长转变到立足于消费扩张的轨道。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
力控经济短期下滑超预期和财政金融风险激化两大极端情况，保持经济运行基本稳定，切实推动关键改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全年7.5%目标可期
文/《瞭望》新闻周刊 余斌
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速处在预期范围内。在向7%左右的中速增长阶段转换的进程中，市场预期不稳定，新的平衡尚未建立，中长期潜在增长率下降与短期增长动力不足相叠加，经济增长呈现下行趋势。同时，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如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相脱节、就业岗位与技能不匹配、过剩产能调整进展缓慢等，进一步显现。展望下半年，国际形势总体略好于去年。如果宏观调控把握得当，则全年增速仍可能达到7.5%左右的预期目标。
在由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增长阶段的转换进程中，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超出以往。宏观调控要坚持守住底线、以稳促进的思路，把守底线与调结构、控风险、转动力有机结合，近期要力争宏观经济运行基本稳定，对经济短期下滑超出预期或财政金融风险出现激化的两种极端情况，应提前做好相关预案。
同时，积极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房地产泡沫、严重产能过剩和影子银行等四大风险，切实推动关键领域改革。
上半年五大问题值得关注
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趋于加大，经济运行出现一系列新情况、新特点，尤其是各种结构性矛盾更为突出，值得关注。
PPI降幅扩大，企业回补库存进程受阻。从今年4月份开始，PPI降幅扩大，5、6月份分别达到-2.9%和-2.7%，市场预期恶化。行业产成品库存增速处于7%左右的相对低位，化工、石油加工、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等行业，库存回补进程基本停止，汽车、专用设备、通用设备制造等行业也明显放缓。不少企业改变原来的库存管理模式，“以订单决定生产”逐渐增多。企业补库存进程受阻，对短期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
套利、套汇驱动虚假贸易，引发进出口异常波动。受内外利差、人民币升值，以及出口鼓励措施等因素驱动，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尤其是今年以来，虚假贸易明显增多，引发进出口异常波动。5月份监管措施加强后，这一问题明显暴露。
5、6月份，出口增速从1--4月的17.4%分别下降至1%和-3.1%。剔除对香港、台湾、东盟之后，1---5月出口增速为3.4%，比去年同期下降5.2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增速下降0.8个百分点。外贸实际情况较差，这与出口交货值、铁路货物周转量、港口货物吞吐量相对低迷和制造业投资下降反映的情况基本一致。
资金成本高企，金融与实体经济相脱节。上半年，CPI和PPI走势明显背离，同比涨幅分别为2.4%和-2.4%。以存款利率3.5%、贷款利率7%计算，消费者和生产者面对的实际利率分别为1%和10%左右。
一方面，实际存款利率过低，消费者倾向于购买各种理财产品，助推了银行的表外业务和影子银行的发展；另一方面，实际贷款利率过高，超出实体经济的承受能力，在流动性总体充裕的情况下，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进一步发展，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节。
同时，从金融业到实体经济的信贷业务，通过一系列加杠杆的金融运作后，演变成从金融业到金融业、从大银行到中小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资金业务。融资链条不断加长，推动着金融资产规模快速膨胀和资金价格的上涨。金融业看似火热，盈利水平提高，但却以多数实体经济严重缺乏资金或高资金成本为代价，资源配置扭曲加剧。
企业退出通道不畅，过剩产能调整缓慢。当前，我国产能过剩呈现行业面广、绝对过剩程度高等特点，在传统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均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从发展趋势看，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产能过剩矛盾将更加突出。
市场需求不足，往往导致整个行业处于利润低下甚至亏损状态，企业大面积破产倒闭风险增加，有可能引发金融和财政风险。同时，低水平恶性竞争，使优秀企业无法脱颖而出，行业不能顺利实现优胜劣汰和转型升级，将较大程度削弱中长期增长动力。
加快产能调整，是实体经济重新恢复稳定盈利能力的关键。但众多产能过剩行业，正是地方保GDP、税收和就业的重点，往往得到地方政府的多种扶持，加上没有形成有效的退出机制，很多“僵尸”企业被迫艰难维持，产能调整步伐缓慢。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但结构性问题不容忽视。从就业总量看，受人口结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峰值出现和服务业快速发展等因素影响，中期就业压力有所缓解。在当前经济持续下行的背景下，就业形势保持了基本稳定。全国职业岗位供求维持在需求略大于供给状况，局部地区招工难问题仍存在，特别是技术工人、熟练工人、基础工程师需求缺口较大。
但随着结构调整和升级，结构性失业压力有可能逐步突出。一是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显现，毕业生就业签约率明显下降；二是市场需求持续低迷，人工和资金成本明显偏高，部分中小企业开始出现裁员现象；三是高端餐饮、住宿、会展、娱乐等服务业经营状况下滑，部分员工出现摩擦性失业。
注意“三驾马车”新态势
其一，出口竞争力出现下降迹象。由于我国出口竞争力已出现下降迹象，加上与欧美贸易摩擦增多，以及日元大幅度贬值等，出口状况难以明显改善。
下半年，外部市场需求状况总体趋于改善。年初以来，美国个人消费支出持续增长，服务业保持扩张，失业率稳中趋降，稳健且可持续的内生增长正在形成；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趋于稳定，市场恐慌情绪基本消失，政策重点已从治理危机向恢复增长转变；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日元大幅贬值的刺激下，日本实体经济运行状况显著好于市场预期；新兴经济体在相对低速中趋稳，发展中国家整体增速较去年四季度上升了0.2个百分点。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工业制成品占美国和欧盟进口比重持续快速上升，但这一势头在2011年以来出现明显停滞或逆转。在2001年1月到2010年12月期间，我国占美国工业品进口比重平均每年提高1.7个百分点。在2011年2月到2013年4月间，该比重从25.8%上升至26.1%，两年多时间仅提高0.3个百分点。我国占欧盟从区外工业品进口比重，甚至还略有下滑，从2011年2月的29%降至2013年4月的28.1%。国内工资上涨、人民币升值、资金成本高企、土地和原材料价格大幅上升等，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我国工业品的国际竞争力。
国际环境略有改善和我国出口产品竞争能力下降，对下半年出口的影响或可相互抵消。在剔除虚假贸易的影响后，预计2013年全年出口增速与上年大体持平。
其二，投资增速稳中趋降。制造业、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到80%左右。这三大类投资增长均呈下降趋势，预计全年投资增长低于20%。
前5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维持在20%以上的水平，但呈现逐月小幅回落趋势。分大类看，制造业投资增速进一步放缓，5月仅为17.8%，明显低于近5年平均30%的增速。受产能过剩、过度竞争和高成本、低利润等因素影响，企业投资意愿减弱，金融与实体经济相脱节，制造业投资将延续下降趋势。制造业投资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中坚力量，近5年来平均占比达到34%，若持续下行对投资和经济增长均有重要影响。
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今年明显高于去年。但是，1---4月份，基建投资增长24.4%，比1--3月下降1.8个百分点，是自去年初回升以来的首次明显下降。1--5月份基建投资增长24.7%，比前4个月略有回升。基础设施投资是政府调节经济运行的主要手段，在中央、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明显减缓、收支压力不断加大、财政金融风险进一步累积的情况下，基建投资难以维持高增长。
受销量和资金状况良好支撑，前5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增长20.6%，但施工、竣工和新开工面积等主要实物量指标的增速明显放缓，分别较上年同期下降了3.6、3和20个百分点。1--5月份，房地产开发商土地购置面积同比下降13.1%，已连续16个月同比负增长，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仅增长1.0%，表明开发商对未来房地产市场运行仍很谨慎，房地产投资后续增长动力明显不足。
其三，消费增长难以明显改善。需要着力增加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缩小收入差距，解决居民面临的“没钱可花”、“有钱不敢花”等问题。同时，改善消费环境，建立生产者追溯制度，切实维护食品、药品安全，让消费者安心消费、放心消费。
3月份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停止下滑并出现企稳态势，5月实际增速为12.1%，与去年全年持平。去年四季度以来快速下滑的餐饮、烟酒业消费，随着经销策略的改变，也呈现企稳迹象。近年来发展迅速的网购消费增速总体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一季度，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长明显放缓，分别为6.7%和9.3%，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2.1和3.4个百分点。经济增长放缓，对居民收入增长和就业将产生影响。近年来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如“酒精勾兑事件”、“塑化剂事件”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白酒消费；“假鱼翅事件”、“假燕窝事件”的曝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相关消费品的需求。
消费是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稳定力量，近5年来平均拉动GDP增长4.7个百分点。“十二五”规划和党的十八大报告，都提出要建立起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把经济增长转变到立足于消费扩张的轨道。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
原标题：外贸坚持“转方式、调结构”
与去年第四季度相比，外贸增速趋稳缓升迹象明显，总体态势好于全球贸易和主要贸易伙伴增速，预计全年进出口可能实现8%---9%的增长
文/李健
2013年以来，全球经济形势继续低迷，国际市场需求未见起色，我国货物贸易因为一些非常因素，年初时曾表现强劲，但总体上增长缓慢。综合考虑国内外环境，预计下半年进出口低速增长态势不会改变，全年进出口增幅可能仅仅略高于上年。
上半年外贸继续缓慢增长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总值19976.9亿美元，扣除汇率因素后同比增长8.6%。其中，6月份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2%。上半年外贸增长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进出口增长速度前高后低，逐月回落。由于主要发达国家超发货币，人民币与其他货币存在较大利差，因此，受投机者套汇逐利因素影响，今年前几个月内地对香港出口出现了较大的虚增。5月以来这一情况有所收敛。
第二，出口商品中消费类商品增长相对较快。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分别增长10.7%和18.2%。出口金额较大商品中，具有刚性需求的纺织品、服装、家具、鞋类和塑料制品等分别增长10.1%、13.4%、13.7%、10.9%和18.4%，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部件、钢材和集装箱等投资类商品增长率仍然很低。
第三，与主要贸易伙伴贸易形势出现较大差异。上半年，在主要贸易伙伴中，我国与美国、东盟和韩国贸易保持平稳增长，分别增长了5.6%、12.2%和8.4%；对欧盟和日本贸易则继续走低，分别下降了3.1%和9.3%。由于进口需求放缓，我国自金砖国家中俄罗斯、巴西和印度的进口下降，降幅分别达到11.2%、7.4%和29.8%。
第四，民营企业依然是外贸增长主要动力。1---5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41.0%，高于整体增幅30.1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增长36.0%，进口增长43.5%。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低速增长，同比增长0.7%，其中出口增长2.2%，进口下降0.9%。国有企业进出口均出现了下降。
第五，中西部地区进出口增长继续快于东部。1---5月，中部和西部地区进出口分别增长17.1%和15.6%，高于总体增幅6.2和4.7个百分点。其中西藏、宁夏增幅均达1倍以上，安徽、贵州和青海分别增长45.3%、41.9%和34.0%。而东部地区进出口仅增长10.1%。
进出口企业仍面临较大困难
进出口企业目前既面临长期的挑战，也有一些短期的困难。
从长期因素看，一是全球经济正经历深刻调整，国内外需求尚未回暖。当前各国都在致力于解决经济全球化以来积累的一些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不仅发达国家要紧缩开支，量入为出，政府和居民再不敢像以前那样大手大脚花钱，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受发达国家影响，也出现产能相对过剩问题，原来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带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为继。无论发达市场和发展中市场，还是国内市场，都增长缓慢，竞争激烈。
二是国内综合成本上升，企业价格竞争力弱化。现在除了招工难，企业用工成本每年都要有10%左右上涨以外，其他成本如土地、水、电、环保、原材料、物流和管理费用等都在刚性上涨。另一方面，由于充分的市场竞争，大路货出口商品卖价却很难提高，像前几年那样靠规模和低价去争取客户和订单已经越来越不可能。
三是贸易摩擦成为开拓市场越来越大的制约。去年美、欧发起对中国光伏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投诉，涉案金额高达200多亿美元。今年以来，我国出口产品面临的贸易摩擦进一步增多，一季度共有12个国家对我发起22起贸易救济调查，同比增长22.2%。贸易摩擦呈现发起国家多、涉案金额大、多种救济措施并用等特点。
从短期因素看，一是近期人民币较快升值，影响企业接单信心。2012年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升值不到1%。但2013年以来，由于主要发达国家实施超宽松货币供给和超低的利率政策，推动了人民币较快升值。近4个月，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升值近2个百分点。这严重消蚀出口利润，使得一些企业即使有订单也不敢贸然承接。
二是融资条件和其他一些管理趋紧，使企业雪上加霜。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问题一直未能解决。近期，一些金融机构根据上级指示，进一步收紧流动资金贷款，有的银行干脆对受贸易摩擦影响的出口企业只收不贷。一些管理机构从降低本部门风险考虑，提高了管理要求。这些都加重了外贸企业的困难及负担。
转方式调结构仍是关键
当前，全球经济形势趋于缓慢转好。尽管主要发达国家复苏乏力，全球经济将经历一个3至5年的缓慢增长时期。但是欧盟主权债务危机最困难时期已经过去。日本经济也在缓慢走出谷底。美国近期就业形势逐步改善，住房市场回暖，个人支出增长，经济增速缓慢提升。
预计下半年美国经济仍将保持缓慢增长。日本经济有可能由负转正。欧盟经济下滑程度不会进一步加深。发达市场刚性需求将持续回升。发展中经济体，包括金砖国家将在调整中保持增长，增速将与上年持平或略有改善。
国内宏观经济正进入稳中求进区间。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在外部需求走弱和国内主动调控双重作用下，增长持续放缓，一系列潜在风险凸显，引起了“硬着陆”的担忧。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回落至50.1%，接近由扩张到收缩的临界点，表明未来经济仍有下行压力。但是，1---6月份我国投资、消费增长大体平稳，物价总体平稳，库存水平居历史低位，政府稳增长、惠民生、控通胀、防风险和促进结构调整的一系列积极政策效果正在显现。全年来看，经济增长仍然是趋稳和稳中求进的态势。
外贸企业摆脱困境有赖于进一步转方式调结构。去年以来，各级政府推出外贸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政策措施，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是，由于开放不到位、改革不到位，企业出口经营环境没有根本改善。目前国内制造业产能过剩十分严重，稳增长与调结构有一定矛盾，部分落后产能没有被淘汰、转移和升级。外贸新的竞争优势没有焕发出来，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仍然是旧的。因此打造外贸升级版，实现可持续增长必须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必须在稳定外贸增长的同时加快改革，加快转方式和调结构。
政府应当坚持在稳增长同时加快转方式调结构的思路：一是要加大力度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减少行政干预，淡化数量指标要求；二是要细化调结构、转方式支持政策，对鼓励类出口商品真正做到及时足额退税，并给予更多贸易便利化待遇；三是要切实解决有订单企业、鼓励类产业和产品出口企业融资难、资金成本高问题；四是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
与去年第四季度相比，外贸增速趋稳缓升迹象明显，总体态势好于全球贸易和主要贸易伙伴增速，预计全年进出口可能实现8%---9%的增长
文/李健
2013年以来，全球经济形势继续低迷，国际市场需求未见起色，我国货物贸易因为一些非常因素，年初时曾表现强劲，但总体上增长缓慢。综合考虑国内外环境，预计下半年进出口低速增长态势不会改变，全年进出口增幅可能仅仅略高于上年。
上半年外贸继续缓慢增长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总值19976.9亿美元，扣除汇率因素后同比增长8.6%。其中，6月份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2%。上半年外贸增长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进出口增长速度前高后低，逐月回落。由于主要发达国家超发货币，人民币与其他货币存在较大利差，因此，受投机者套汇逐利因素影响，今年前几个月内地对香港出口出现了较大的虚增。5月以来这一情况有所收敛。
第二，出口商品中消费类商品增长相对较快。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分别增长10.7%和18.2%。出口金额较大商品中，具有刚性需求的纺织品、服装、家具、鞋类和塑料制品等分别增长10.1%、13.4%、13.7%、10.9%和18.4%，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部件、钢材和集装箱等投资类商品增长率仍然很低。
第三，与主要贸易伙伴贸易形势出现较大差异。上半年，在主要贸易伙伴中，我国与美国、东盟和韩国贸易保持平稳增长，分别增长了5.6%、12.2%和8.4%；对欧盟和日本贸易则继续走低，分别下降了3.1%和9.3%。由于进口需求放缓，我国自金砖国家中俄罗斯、巴西和印度的进口下降，降幅分别达到11.2%、7.4%和29.8%。
第四，民营企业依然是外贸增长主要动力。1---5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41.0%，高于整体增幅30.1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增长36.0%，进口增长43.5%。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低速增长，同比增长0.7%，其中出口增长2.2%，进口下降0.9%。国有企业进出口均出现了下降。
第五，中西部地区进出口增长继续快于东部。1---5月，中部和西部地区进出口分别增长17.1%和15.6%，高于总体增幅6.2和4.7个百分点。其中西藏、宁夏增幅均达1倍以上，安徽、贵州和青海分别增长45.3%、41.9%和34.0%。而东部地区进出口仅增长10.1%。
进出口企业仍面临较大困难
进出口企业目前既面临长期的挑战，也有一些短期的困难。
从长期因素看，一是全球经济正经历深刻调整，国内外需求尚未回暖。当前各国都在致力于解决经济全球化以来积累的一些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不仅发达国家要紧缩开支，量入为出，政府和居民再不敢像以前那样大手大脚花钱，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受发达国家影响，也出现产能相对过剩问题，原来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带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为继。无论发达市场和发展中市场，还是国内市场，都增长缓慢，竞争激烈。
二是国内综合成本上升，企业价格竞争力弱化。现在除了招工难，企业用工成本每年都要有10%左右上涨以外，其他成本如土地、水、电、环保、原材料、物流和管理费用等都在刚性上涨。另一方面，由于充分的市场竞争，大路货出口商品卖价却很难提高，像前几年那样靠规模和低价去争取客户和订单已经越来越不可能。
三是贸易摩擦成为开拓市场越来越大的制约。去年美、欧发起对中国光伏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投诉，涉案金额高达200多亿美元。今年以来，我国出口产品面临的贸易摩擦进一步增多，一季度共有12个国家对我发起22起贸易救济调查，同比增长22.2%。贸易摩擦呈现发起国家多、涉案金额大、多种救济措施并用等特点。
从短期因素看，一是近期人民币较快升值，影响企业接单信心。2012年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升值不到1%。但2013年以来，由于主要发达国家实施超宽松货币供给和超低的利率政策，推动了人民币较快升值。近4个月，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升值近2个百分点。这严重消蚀出口利润，使得一些企业即使有订单也不敢贸然承接。
二是融资条件和其他一些管理趋紧，使企业雪上加霜。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问题一直未能解决。近期，一些金融机构根据上级指示，进一步收紧流动资金贷款，有的银行干脆对受贸易摩擦影响的出口企业只收不贷。一些管理机构从降低本部门风险考虑，提高了管理要求。这些都加重了外贸企业的困难及负担。
转方式调结构仍是关键
当前，全球经济形势趋于缓慢转好。尽管主要发达国家复苏乏力，全球经济将经历一个3至5年的缓慢增长时期。但是欧盟主权债务危机最困难时期已经过去。日本经济也在缓慢走出谷底。美国近期就业形势逐步改善，住房市场回暖，个人支出增长，经济增速缓慢提升。
预计下半年美国经济仍将保持缓慢增长。日本经济有可能由负转正。欧盟经济下滑程度不会进一步加深。发达市场刚性需求将持续回升。发展中经济体，包括金砖国家将在调整中保持增长，增速将与上年持平或略有改善。
国内宏观经济正进入稳中求进区间。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在外部需求走弱和国内主动调控双重作用下，增长持续放缓，一系列潜在风险凸显，引起了“硬着陆”的担忧。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回落至50.1%，接近由扩张到收缩的临界点，表明未来经济仍有下行压力。但是，1---6月份我国投资、消费增长大体平稳，物价总体平稳，库存水平居历史低位，政府稳增长、惠民生、控通胀、防风险和促进结构调整的一系列积极政策效果正在显现。全年来看，经济增长仍然是趋稳和稳中求进的态势。
外贸企业摆脱困境有赖于进一步转方式调结构。去年以来，各级政府推出外贸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政策措施，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是，由于开放不到位、改革不到位，企业出口经营环境没有根本改善。目前国内制造业产能过剩十分严重，稳增长与调结构有一定矛盾，部分落后产能没有被淘汰、转移和升级。外贸新的竞争优势没有焕发出来，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仍然是旧的。因此打造外贸升级版，实现可持续增长必须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必须在稳定外贸增长的同时加快改革，加快转方式和调结构。
政府应当坚持在稳增长同时加快转方式调结构的思路：一是要加大力度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减少行政干预，淡化数量指标要求；二是要细化调结构、转方式支持政策，对鼓励类出口商品真正做到及时足额退税，并给予更多贸易便利化待遇；三是要切实解决有订单企业、鼓励类产业和产品出口企业融资难、资金成本高问题；四是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