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 中美经济脱钩

http://www.yicai.com/news/2013/06/2784481.html

这凸显出真正的“脱钩”（decoupling）效应，美国经济在向上、中国经济在向下，而且美国经济复苏对中国经济拉动作用在持续变弱。
2010年以来美国经济持续复苏，但5月中国对美国出口却负增长1.6%，4月份负增长更高，2012年11月就出现负增长，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长率已经从危机之前以及2009年、2010年的两位数，持续下降到个位数乃至负增长。
在更有意义的数据上，实际上，美国从中国进口总额占美国总进口额的比例，在2008年达到20%的峰值之后，近几年一直在15%~20%之间徘徊；而中国对美国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例，则从22%的峰值，持续下滑到目前约15%的水平。
这凸显出真正的“脱钩”（decoupling）效应，美国经济在向上、中国经济在向下，而且美国经济复苏对中国经济拉动作用在持续变弱。
这是一个短期的周期性现象，还是一个重大逻辑变化的开始，对于判断中国经济的中期前景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想强调的是，从美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变迁来看，当前的脱钩，深植于全球生产网络“去中国化”重构的大背景，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脱钩，而且当前只是开始。
充分认识中美脱钩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即便美国经济强势复苏，其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也没有那么强，美国经济复苏不仅在金融上对中国产生资本外流的风险，即便在实体经济层面，也会通过加剧中国产能过剩的方式，加剧中国经济的风险。
美国经济模式调整加剧脱钩
实际上，中国对美国出口的“脱钩”，既源于美国自身模式调整所产生的“进口替代”效应，也源自美国加大从墨西哥等其他经济体进口的“进口转移”效应，尤其是2010年之后。在2005年，美国从墨西哥进口占美国总进口额之比，曾经下滑到9%，但到目前已经复苏到约13%。
美国经济正在以区别于危机前的逻辑复苏，这一新逻辑的关键词是：产能与供给复苏、进口替代。美国经济复苏新逻辑在弱化中美经济关系，这总体都表现为“中美脱钩”，这种脱钩的意义在于，美国经济复苏将越来越表现为中国经济的风险特征，而不是机遇特征。
早在2007年，市场曾流行过一轮新兴市场与美国的脱钩论，但2008年的危机否定了这一点。2009年之后，美国经济依然低迷，但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快速复苏，脱钩论再起，但这种脱钩的本质意义只是在于美国的“去杠杆”，和中国的“加杠杆”。2012年以来越发清晰的美国经济复苏、中国经济回落，则是真正脱钩的开始，这缘于美国经济与中国发展内需的经济模式调整相对应，美国经济模式的调整可以概括为“进口替代”。
危机之前，2002~2007年经济扩张周期，美国消费扩张，但生产、产能、投资、供给端却大幅产业转移，美国通过进口满足国内消费，这产生了“美国消费提高—美国进口增长—新兴经济体出口增长”的美国经济拉动新兴经济体的实体经济循环，这一循环还产生了新兴经济体贸易盈余回流美国的金融循环。
美国经济产能端的复苏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要素价格大幅下降，尤其是2010年页岩气革命带动美国产生了全球层面的“能源比较优势”，美国经济产生了新的模式，即美国消费更多由美国国内的生产所满足，消费提高进一步拉动美国国内生产、产能、投资、供给端的复苏，经济增长并没有带动美国进口的大幅增长，这在投资、消费两端加速了美国经济增长。
而这种美国经济增长的新模式，并没有对新兴经济体尤其是对中国产生太大的进口作用。美国经济复苏对外部经济的拉动力在减弱。我们以数据来衡量如上的新逻辑。
美国生产端的复苏非常清晰。从美国制造业的重要子行业的具体数据来看，美国汽车、计算机、电子等行业的产出不断增长，已回到甚至超过次贷危机前的水平。以2007年为100，美国汽车及零部件生产指数在2008年滑落到接近40，但目前已经复苏到110左右；美国机械行业生产指数也是如此。更突出的美国计算机和电子产品生产指数目前则攀高到接近140。
事实上，2009年以来美国制造业产出增速明显快于其他发达国家，美国官方数据还显示，美国制造业生产率增速较快，在2005年之前的很长时间，美国制造业单位产出持续落后于总体单位劳动产出，但经过危机几年的反复确认，2009年之后美国制造业单位劳动产出已经跃而领先，这意味着制造业在美国国内也已经具备了投入产出比较优势。
2011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5%，高于美国GDP增速，这一景象在持续。对于美国经济来说，制造业正在以快于整体经济增速的水平增长。从展望来看，目前已经趋紧的制造业产能利用率，还在大幅推高美国的投资支出前景，美国高盛2013年5月底发布的对美国投资支出的专题报告预计，资本支出将为2013年美国实际GDP增长贡献1个百分点，而且美国投资支出在2014年将大幅增长9%~10%，高于2013和2012年，其中设备投资增幅高于基建领域投资。实际上，2010年以来，美国设备和软件投资指数已经持续高于总体固定资产投资指数，而尤其在危机之前的几十年里，设备和软件投资一直低于总体固定资产投资指数。这凸显了之前的制造业外流，以及当前的制造业复苏。
从制造业就业来看，2000年之后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持续减少，即便是在2003~2007年的繁荣时期也是在下滑，但是从2009年以来，趋势扭转，到2013年第一季度已经累计增加了4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凸显美国制造业的扩张。
这更像是大周期的转折
实际上，从综合能源、土地、劳动力、资本等多种要素的综合成本来看，中美要素价格对比已经不再有鸿沟。以土地价格为例，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工业用地价格已经大幅高于美国。美国页岩气革命之后推动的煤炭、天然气、电力价格下降，也已经产生了很强的比较优势。
劳动力成本目前依然有鸿沟，但却在缩小。随着中国劳动力价格的提升，美国制造业平均薪酬/中国制造业平均薪酬，已经从2001年的25倍下降到2012年的5倍。考虑到双方的劳动生产率差距，2010年美国制造业工人劳动生产率大约是中国的3.7倍，以及劳动力占制造业总成本的下降，加上物流因素，美国制造的成本优势就将凸显。
这意味着，对于一家美国公司来说，将在中国销售的生产配置在中国是有道理的，但在北美销售的生产放在美国就更有道理。事实也是如此。已经有大量的制造业回流美国的例子。美国东南部州正在将制造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定位，类似密西西比州等很多州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税收减免、土地优惠、政府资助等政策，来招商引资。2011年美国对中国投资从2010年的23.1%下降到10.4%，是美国对外投资所有目标国里下降最大的。
有更多理由支撑这更像是大周期转折。从全球贸易格局来看，以WTO为代表的全球贸易，正在被更多区域贸易体系所解构。实际上数据也显示，与美国有自由贸易协定以及目前的TPP国家和美国贸易总体较优。而美国目前致力于构建的TPP和美欧自由贸易区，都不包含中国。在TPP和TTIP进一步达成之后，考虑到中国加入TPP的巨大难度，中国将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游离于一个包含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主要经济体之外的贸易格局。而这样一个横跨两洋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不包含中国的新贸易体系，显然会加剧中美脱钩。http://www.yicai.com/news/2013/06/2784481.html

这凸显出真正的“脱钩”（decoupling）效应，美国经济在向上、中国经济在向下，而且美国经济复苏对中国经济拉动作用在持续变弱。
2010年以来美国经济持续复苏，但5月中国对美国出口却负增长1.6%，4月份负增长更高，2012年11月就出现负增长，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长率已经从危机之前以及2009年、2010年的两位数，持续下降到个位数乃至负增长。
在更有意义的数据上，实际上，美国从中国进口总额占美国总进口额的比例，在2008年达到20%的峰值之后，近几年一直在15%~20%之间徘徊；而中国对美国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例，则从22%的峰值，持续下滑到目前约15%的水平。
这凸显出真正的“脱钩”（decoupling）效应，美国经济在向上、中国经济在向下，而且美国经济复苏对中国经济拉动作用在持续变弱。
这是一个短期的周期性现象，还是一个重大逻辑变化的开始，对于判断中国经济的中期前景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想强调的是，从美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变迁来看，当前的脱钩，深植于全球生产网络“去中国化”重构的大背景，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脱钩，而且当前只是开始。
充分认识中美脱钩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即便美国经济强势复苏，其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也没有那么强，美国经济复苏不仅在金融上对中国产生资本外流的风险，即便在实体经济层面，也会通过加剧中国产能过剩的方式，加剧中国经济的风险。
美国经济模式调整加剧脱钩
实际上，中国对美国出口的“脱钩”，既源于美国自身模式调整所产生的“进口替代”效应，也源自美国加大从墨西哥等其他经济体进口的“进口转移”效应，尤其是2010年之后。在2005年，美国从墨西哥进口占美国总进口额之比，曾经下滑到9%，但到目前已经复苏到约13%。
美国经济正在以区别于危机前的逻辑复苏，这一新逻辑的关键词是：产能与供给复苏、进口替代。美国经济复苏新逻辑在弱化中美经济关系，这总体都表现为“中美脱钩”，这种脱钩的意义在于，美国经济复苏将越来越表现为中国经济的风险特征，而不是机遇特征。
早在2007年，市场曾流行过一轮新兴市场与美国的脱钩论，但2008年的危机否定了这一点。2009年之后，美国经济依然低迷，但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快速复苏，脱钩论再起，但这种脱钩的本质意义只是在于美国的“去杠杆”，和中国的“加杠杆”。2012年以来越发清晰的美国经济复苏、中国经济回落，则是真正脱钩的开始，这缘于美国经济与中国发展内需的经济模式调整相对应，美国经济模式的调整可以概括为“进口替代”。
危机之前，2002~2007年经济扩张周期，美国消费扩张，但生产、产能、投资、供给端却大幅产业转移，美国通过进口满足国内消费，这产生了“美国消费提高—美国进口增长—新兴经济体出口增长”的美国经济拉动新兴经济体的实体经济循环，这一循环还产生了新兴经济体贸易盈余回流美国的金融循环。
美国经济产能端的复苏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要素价格大幅下降，尤其是2010年页岩气革命带动美国产生了全球层面的“能源比较优势”，美国经济产生了新的模式，即美国消费更多由美国国内的生产所满足，消费提高进一步拉动美国国内生产、产能、投资、供给端的复苏，经济增长并没有带动美国进口的大幅增长，这在投资、消费两端加速了美国经济增长。
而这种美国经济增长的新模式，并没有对新兴经济体尤其是对中国产生太大的进口作用。美国经济复苏对外部经济的拉动力在减弱。我们以数据来衡量如上的新逻辑。
美国生产端的复苏非常清晰。从美国制造业的重要子行业的具体数据来看，美国汽车、计算机、电子等行业的产出不断增长，已回到甚至超过次贷危机前的水平。以2007年为100，美国汽车及零部件生产指数在2008年滑落到接近40，但目前已经复苏到110左右；美国机械行业生产指数也是如此。更突出的美国计算机和电子产品生产指数目前则攀高到接近140。
事实上，2009年以来美国制造业产出增速明显快于其他发达国家，美国官方数据还显示，美国制造业生产率增速较快，在2005年之前的很长时间，美国制造业单位产出持续落后于总体单位劳动产出，但经过危机几年的反复确认，2009年之后美国制造业单位劳动产出已经跃而领先，这意味着制造业在美国国内也已经具备了投入产出比较优势。
2011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5%，高于美国GDP增速，这一景象在持续。对于美国经济来说，制造业正在以快于整体经济增速的水平增长。从展望来看，目前已经趋紧的制造业产能利用率，还在大幅推高美国的投资支出前景，美国高盛2013年5月底发布的对美国投资支出的专题报告预计，资本支出将为2013年美国实际GDP增长贡献1个百分点，而且美国投资支出在2014年将大幅增长9%~10%，高于2013和2012年，其中设备投资增幅高于基建领域投资。实际上，2010年以来，美国设备和软件投资指数已经持续高于总体固定资产投资指数，而尤其在危机之前的几十年里，设备和软件投资一直低于总体固定资产投资指数。这凸显了之前的制造业外流，以及当前的制造业复苏。
从制造业就业来看，2000年之后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持续减少，即便是在2003~2007年的繁荣时期也是在下滑，但是从2009年以来，趋势扭转，到2013年第一季度已经累计增加了4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凸显美国制造业的扩张。
这更像是大周期的转折
实际上，从综合能源、土地、劳动力、资本等多种要素的综合成本来看，中美要素价格对比已经不再有鸿沟。以土地价格为例，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工业用地价格已经大幅高于美国。美国页岩气革命之后推动的煤炭、天然气、电力价格下降，也已经产生了很强的比较优势。
劳动力成本目前依然有鸿沟，但却在缩小。随着中国劳动力价格的提升，美国制造业平均薪酬/中国制造业平均薪酬，已经从2001年的25倍下降到2012年的5倍。考虑到双方的劳动生产率差距，2010年美国制造业工人劳动生产率大约是中国的3.7倍，以及劳动力占制造业总成本的下降，加上物流因素，美国制造的成本优势就将凸显。
这意味着，对于一家美国公司来说，将在中国销售的生产配置在中国是有道理的，但在北美销售的生产放在美国就更有道理。事实也是如此。已经有大量的制造业回流美国的例子。美国东南部州正在将制造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定位，类似密西西比州等很多州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税收减免、土地优惠、政府资助等政策，来招商引资。2011年美国对中国投资从2010年的23.1%下降到10.4%，是美国对外投资所有目标国里下降最大的。
有更多理由支撑这更像是大周期转折。从全球贸易格局来看，以WTO为代表的全球贸易，正在被更多区域贸易体系所解构。实际上数据也显示，与美国有自由贸易协定以及目前的TPP国家和美国贸易总体较优。而美国目前致力于构建的TPP和美欧自由贸易区，都不包含中国。在TPP和TTIP进一步达成之后，考虑到中国加入TPP的巨大难度，中国将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游离于一个包含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主要经济体之外的贸易格局。而这样一个横跨两洋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不包含中国的新贸易体系，显然会加剧中美脱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