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中国新领导集体展魅力 威望增加超乎美国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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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的观察与评估

　　孔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想不到，他们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速度要比想象中快；想不到，他们威望的增加比想象中要多；想不到，中国外交政策越来越全面、越来越自信。”

　　中国新领导集体推行的政策具有划时代意义，执政主要有三个支柱：平衡地区经济发展，追求社会公平公正，加强政治透明度和政治制度化。

　　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自小布什上台以来比以前更明显了，理所当然地，中国会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从而取得某种制衡。

　　中国新的领导集体在过去近两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三项重大成就：经济继续高速增长、国内基本保持稳定、在国外成功地减少了许多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忧虑。

　　10年前“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的东盟国家在谈起今天的中国时，看到更多的是中国给他们带来的机遇而非挑战。

　　政府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有经济高速增长，人民就非常满意，因为经济周期会对高增长产生影响。所以，政府还必须从其他方面，例如法律程序和政治制度建设方面提高人民的满意度。

　　需要处理好与日本的关系，至少不能让日本成为中国崛起道路中的“敌人或者绊脚石”。

　　2002年11月13日，2003年3月16日，2004年9月19日，乍听起来就像三个没有任何联系的日子。但是历史将记住这三个时间，因为它们合奏了新世纪之初中国政治权力和平交接的三部曲。从十六大选举胡锦涛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到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胡锦涛和温家宝为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再到胡锦涛当选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实现了一次和平、有序的权力交接。对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中国观察家们，这三部曲中的每一篇章都扣人心弦，既制造了悬念，也揭开了谜底。

　　事实上，自胡锦涛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起，美国的中国观察家们便开始了对中国领导集体的猜测。谁是胡锦涛？中国会被带向何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经常性地勾勒中国政坛变迁的画面。结果，当胡锦涛正式接任中央军委主席，中国领导权交接尘埃落定时，习惯了权力斗争思维的许多美国中国观察家们都颇感意外。

　　因而，12月20日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的采访时，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蓝普顿（DavidLampton，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系主任）用了几个“想不到”来概括他对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总体评价，“想不到，他们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速度要比想象中快；想不到，他们威望的增加比想象中要多；想不到，中国外交政策越来越全面、越来越自信。”

　　在关注中国权力和平交接的同时，美国的中国观察家们也非常关心新的领导集体的政策方针，以期判断中国的未来走向。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美国纽约州哈米尔顿学院（HamiltonCol－lege）教授李成（ChengLi）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梅瀚澜（H.LymanMiller）。李成在其文章中认为，中国新领导集体推行的政策方针具有划时代意义，主要有三个支柱：平衡地区经济发展，追求社会公平公正，加强政治透明度和政治制度化。具体来讲，新的领导集体主张减少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强调西部大开发和复兴东北老工业区。在落实“三个代表”思想的同时，主张“执政为民”，强调保护困难群体，正面面对艾滋病问题，着力解决“三农”难题，颁布了中央1号文件确保农民权益，并首次把进城劳工列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政治上，新领导集体主张增加透明度，公开政治局会议和学习的情况，加大反腐败力度，公开选拔干部，明确干部责任制。此外，新领导集体还倡导党内民主、党内选举多票制。

　　同样地，胡佛研究所研究员梅瀚澜也注意到中国新领导非凡的执政能力。他在文章中认为，中国新领导集体自上任以来出色地应付一系列挑战。首先，在国内战胜了“非典”危机，妥善解决了香港关于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争议。在国外，巧妙化解了因美国入侵伊拉克而可能导致的中美正面外交对抗，从而维护了中美关系的大局。此外，中国政府在朝核危机问题上采取主动，倡导“六边会谈”，积极进行外交斡旋，进而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

　　同时，梅瀚澜也注意到了中国政府在改革方面的举措。国务院进行了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取消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组建商务部。把国家计划委员会改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增设银监会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从而进一步推进改革，实现加入WTO的承诺。格外引人注意的是，2004年宪法修正案提出了保护私有财产和保护人权的条款。此外，新政府决定取消领导人进行国事访问时的迎送仪式，取消中央领导人夏季北戴河避暑，并探讨减少行政机关出版物。

　　梅瀚澜认为为，这些政策表明新一届政府既不是因循守旧，也不愿维持现状。相反，政府认识到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的必要，所以新政府的政策中处处透着新意。

　　对于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执政风格，蓝普顿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我们不应该夸大两届政府之间的差异，因为其中一些反映了不同的领导风格，而另一些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烙印”。比如，胡锦涛和温家宝在中国内陆地区有很长生活经历，因而他们对地区发展不平衡、人民收入不均有着深刻体会，所以政策也会折射这种生活背景。而事实上，江泽民和朱镕基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已经越来越重视地区发展不平衡和收入不均问题，1999年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再如，在对外关系中，第三代领导人跟美国打交道很从容，新一届领导更喜欢和拉美国家、欧洲国家、东盟国家打交道。蓝普顿认为，这种区别既反映了领导风格的不同，也反映了国际格局的变化，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自小布什上台以来比以前更明显了，理所当然地，中国会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从而取得某种制衡。成就

　　除了战胜一系列内政外交的挑战，蓝普顿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中国新的领导集体在过去近两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三项重大成就：经济继续高速增长、国内基本保持稳定、在国外成功地减少了许多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忧虑。

　　首先，虽然经受“非典”袭击，2003年中国GDP仍然增长9.1%，吸引外资530亿美元。2004年上半年GDP增长在9%左右，中国在前十个月吸引外资已经达到2003年全年的水平。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500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日本。

　　其次，虽然中国一些地方的上访数量不断增加，但是中国社会整体保持了相对稳定。蓝普顿认为，当前的经济高速增长、社会总体稳定与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们奠定了今天发展的基础。

　　最后，新领导集体提出了“和平崛起”的外交纲领，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减少了许多国家、特别是邻国对中国快速崛起的担忧。“和平崛起”自2003年11月在博鳌论坛上提出后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关注，而温家宝总理在美国访问期间则对中国的外交理论作了正式阐述。此后，胡锦涛、温家宝在“和平崛起”的纲领下展开了一系列“魅力外交”（charmdiplomacy）。在东南亚，中国继续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并正式确定了与东盟国家在2010年建立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在推进东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中国还积极推进东亚区域经济的协作，例如中国已开始与日本、韩国和东盟探讨建立整个东亚自由贸易区，同时将于2007年在北京主办“第二届东亚首脑会议”（EastAsiaSummit）。在地区安全方面，2003年10月中国与东盟正式宣布建立“面向和平和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2003年年底，中国率先与东盟十国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从而极大减少了东盟国家对中国快速崛起的担忧。与此同时，为了减少在南海领土问题上发生冲突，中国还首次与东盟国家签订了行为宣言，极大地增加相互信任。其结果是，10年前“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的东盟国家在谈起今天的中国时，看到更多的是中国给他们带来的机遇而非挑战。

　　在东北亚，为了解决朝核危机，中国倡导组建了包括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韩国和朝鲜在内的“六方会谈”（Six-PartyTalk）机制，积极进行外交斡旋，树立了中国维护地区和平和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

　　在中亚及周边地区，中国继续以“上海合作组织”（SCO）为平台，推进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五国的关系。在这一框架下，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反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合作；中国与俄罗斯最终完成了边界谈判，正式解决了两国之间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在南亚，中国实现了与印度和巴基斯坦同时友好，分别与两国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并且积极推动印巴和解。

　　由于中国政府的一系列外交努力，中国的周边安全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之一。

　　中国的多边外交并不局限于自己的邻国。胡锦涛出访非洲，巩固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谊；胡锦涛出访拉美国家，则为中国建立了新朋友。同样地，中国对欧政策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2003年10月第六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后，中欧决定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这一框架下，中欧之间的贸易关系继续深化，欧盟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盟15国获得了中国授予的“旅游目的地国地位”（ApprovedDestinationSta－tus）。在安全方面，中欧共同开发“伽利略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alileoGlobalNavigationSatelliteSystem)，并就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进行了多次努力。在人权方面，中欧之间也进行了多次对话。因此，在评价中欧关系时，去年10月,中国第一个“对欧盟政策文件”认为中欧关系处于历史上最佳时期。

　　此外，中国继续巩固与美国的友好关系。中国在反对恐怖主义方面和防止核扩散方面，特别是在解决朝核危机方面给予了美国积极配合，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充分考虑中国的立场。同时，中美之间在经贸合作方面继续深化，中国取代了墨西哥成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因此，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评价中美关系时认为，中美关系处于“中美建交以来的最好时期”。

　　中国的积极外交政策在全世界掀起了“中国热”，“中国的崛起”成为美国的中国观察家们所讨论的热门话题。世界各国对中国快速崛起而带来的机遇大多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这令美国的中国观察家们惊叹不已。许多观察家把中国新领导集体的外交政策称为“中国新外交”，而另外一些观察家则惊叹中国外交的娴熟程度，认为中国的外交既是“成熟和老练”的表现，也是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象征。蓝普顿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中国外交中的从容使他感到，“中国领导人已经告别了中国的屈辱历史，对中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自信。”挑战

　　在中国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蓝普顿指出，基于自身的观念，他希望中国政治改革的速度更快些，政治改革路线图更清楚些。他认为，虽然前苏联的经验证明，步子太快不好的事情可能会发生，但是一个速度合理、更清晰的政治改革路线有助于中国的长期稳定和长期发展，同时也会减少西方对中国未来的猜测。过去几年，基层选举在中国不断扩大，由村发展到镇，由镇到乡，由乡到城区，蓝普顿认为基层选举的规模还可以继续扩大，级别也应不断上升以适应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的需要。为加快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党内民主还可以加速。

　　美国著名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Lardy)11月17日在约翰·霍普金斯的一次题为《中国：硬着陆还是软着陆》的演讲中认为，所谓“软着陆”就是经济增长减速，但是就业增长不减速。为了抑制高比例固定资产投资（2002年为42%，2003年上半年为45%左右）所导致的经济过热，中国主要是通过控制银行信贷的方式来减少企业投资和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来源。但是，为了追求经济增长和解决地方就业，地方政府仍继续鼓励银行对地方企业增加信贷，结果抵消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度。同时，中国通胀率高于名义利率水平，实际利率为负数，结果国有银行实际上也在鼓励各级企业利用信贷方式扩大生产规模。因而，企业缺乏足够的激励不进行扩大再生产。再者，由于国有银行实行信贷紧缩，中小企业受到不少影响，而它们恰恰是创造就业的主力军，提供了近一半以上的就业机会。虽然国有大型企业特别是资本密集型企业继续得到银行支援，不断扩大再生产，但是资本密集型企业往往创造不了太多的就业，而且带来能源电力的紧张，结果反而加剧了经济过热。最后，由于通胀率大于名义利率，一些百姓开始取出存款投资于房地产。结果，国有银行存款资金减少，房地产价格不断飙升。

　　在展望未来时，蓝普顿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新一届领导集体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首先，如何继续同时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发展摆脱不了经济规律所决定的周期，任何一国的经济都不可能永远持续高增长。政府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有经济高速增长，人民就非常满意，因为经济周期会对高增长产生影响。所以，政府还必须从其他方面，例如法律程序和政治制度建设方面提高人民的满意度。即使中国经济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政府仍然必须处理经济不断增长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参与诉求。

　　其次，还要面临如何避免台海发生重大冲突的挑战。自改革开放以来，海峡两岸的经贸和人员往来不断增加，两岸经济不断融合。自2002年起，大陆取代美国成为台湾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出口市场，吸纳1/4的台湾出口。同样，大约50万台湾人在大陆生活或工作，台湾在大陆的投资接近1000亿美元。然而，自民进党上台以来，陈水扁在台湾岛内大力推行“去中国化”教育，使得两岸对话陷入僵局，紧张局势不断升温。这是摆在新的领导集体面前的一大挑战。

　　最后一个挑战，是如何确保中国不断强大，但又不至于引起其他国家的无谓担忧。中国提出的“和平崛起”理论和积极的多边外交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快速崛起的忧虑，但是，中国仍然面临如何减少美国对中国快速崛起的战略猜疑，并减少日本对中国的顾虑和中日之间在国际上的“零和竞争”。虽然美国深陷于伊拉克战争和反恐战争，但它仍然在亚洲保持大量的驻军，特别是在亚洲海军和空军的分布并没有受到伊拉克战争的太大影响。同时，美国在亚洲的同盟体系也基本保持不变。此外，美国仍然是亚洲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贸易伙伴。因而，美国无论在军事、政治或者经济上都还是一个亚太强国。所以，中国必须减少美国对中国崛起和中国在推进地区合作中作用的猜疑，从而减少自身崛起可能与美国发生的冲突。

　　同样地，日本是亚洲最大的经济实体，拥有亚洲最强的科技实力，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中国是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两国经济相互依存，整个东亚问题离开中日合作都无法得到好的解决。因而，需要处理好与日本的关系，至少不能让日本成为中国崛起道路中的“敌人或者绊脚石”。但是，中日之间历史问题复杂棘手，加上两国民族主义高涨，改善与日本的关系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上述三个挑战中的任何一个都非常棘手。中国能否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否实现国家统一，能否和平崛起，将取决于中国新的领导集体能否战胜这些挑战。这才真正是新的领导集体在21世纪初带给美国的中国观察家们的最大悬念。 编辑：龙芯</P><P>
美国学者的观察与评估

　　孔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想不到，他们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速度要比想象中快；想不到，他们威望的增加比想象中要多；想不到，中国外交政策越来越全面、越来越自信。”

　　中国新领导集体推行的政策具有划时代意义，执政主要有三个支柱：平衡地区经济发展，追求社会公平公正，加强政治透明度和政治制度化。

　　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自小布什上台以来比以前更明显了，理所当然地，中国会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从而取得某种制衡。

　　中国新的领导集体在过去近两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三项重大成就：经济继续高速增长、国内基本保持稳定、在国外成功地减少了许多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忧虑。

　　10年前“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的东盟国家在谈起今天的中国时，看到更多的是中国给他们带来的机遇而非挑战。

　　政府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有经济高速增长，人民就非常满意，因为经济周期会对高增长产生影响。所以，政府还必须从其他方面，例如法律程序和政治制度建设方面提高人民的满意度。

　　需要处理好与日本的关系，至少不能让日本成为中国崛起道路中的“敌人或者绊脚石”。

　　2002年11月13日，2003年3月16日，2004年9月19日，乍听起来就像三个没有任何联系的日子。但是历史将记住这三个时间，因为它们合奏了新世纪之初中国政治权力和平交接的三部曲。从十六大选举胡锦涛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到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胡锦涛和温家宝为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再到胡锦涛当选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实现了一次和平、有序的权力交接。对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中国观察家们，这三部曲中的每一篇章都扣人心弦，既制造了悬念，也揭开了谜底。

　　事实上，自胡锦涛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起，美国的中国观察家们便开始了对中国领导集体的猜测。谁是胡锦涛？中国会被带向何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经常性地勾勒中国政坛变迁的画面。结果，当胡锦涛正式接任中央军委主席，中国领导权交接尘埃落定时，习惯了权力斗争思维的许多美国中国观察家们都颇感意外。

　　因而，12月20日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的采访时，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蓝普顿（DavidLampton，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系主任）用了几个“想不到”来概括他对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总体评价，“想不到，他们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速度要比想象中快；想不到，他们威望的增加比想象中要多；想不到，中国外交政策越来越全面、越来越自信。”

　　在关注中国权力和平交接的同时，美国的中国观察家们也非常关心新的领导集体的政策方针，以期判断中国的未来走向。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美国纽约州哈米尔顿学院（HamiltonCol－lege）教授李成（ChengLi）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梅瀚澜（H.LymanMiller）。李成在其文章中认为，中国新领导集体推行的政策方针具有划时代意义，主要有三个支柱：平衡地区经济发展，追求社会公平公正，加强政治透明度和政治制度化。具体来讲，新的领导集体主张减少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强调西部大开发和复兴东北老工业区。在落实“三个代表”思想的同时，主张“执政为民”，强调保护困难群体，正面面对艾滋病问题，着力解决“三农”难题，颁布了中央1号文件确保农民权益，并首次把进城劳工列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政治上，新领导集体主张增加透明度，公开政治局会议和学习的情况，加大反腐败力度，公开选拔干部，明确干部责任制。此外，新领导集体还倡导党内民主、党内选举多票制。

　　同样地，胡佛研究所研究员梅瀚澜也注意到中国新领导非凡的执政能力。他在文章中认为，中国新领导集体自上任以来出色地应付一系列挑战。首先，在国内战胜了“非典”危机，妥善解决了香港关于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争议。在国外，巧妙化解了因美国入侵伊拉克而可能导致的中美正面外交对抗，从而维护了中美关系的大局。此外，中国政府在朝核危机问题上采取主动，倡导“六边会谈”，积极进行外交斡旋，进而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

　　同时，梅瀚澜也注意到了中国政府在改革方面的举措。国务院进行了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取消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组建商务部。把国家计划委员会改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增设银监会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从而进一步推进改革，实现加入WTO的承诺。格外引人注意的是，2004年宪法修正案提出了保护私有财产和保护人权的条款。此外，新政府决定取消领导人进行国事访问时的迎送仪式，取消中央领导人夏季北戴河避暑，并探讨减少行政机关出版物。

　　梅瀚澜认为为，这些政策表明新一届政府既不是因循守旧，也不愿维持现状。相反，政府认识到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的必要，所以新政府的政策中处处透着新意。

　　对于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执政风格，蓝普顿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我们不应该夸大两届政府之间的差异，因为其中一些反映了不同的领导风格，而另一些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烙印”。比如，胡锦涛和温家宝在中国内陆地区有很长生活经历，因而他们对地区发展不平衡、人民收入不均有着深刻体会，所以政策也会折射这种生活背景。而事实上，江泽民和朱镕基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已经越来越重视地区发展不平衡和收入不均问题，1999年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再如，在对外关系中，第三代领导人跟美国打交道很从容，新一届领导更喜欢和拉美国家、欧洲国家、东盟国家打交道。蓝普顿认为，这种区别既反映了领导风格的不同，也反映了国际格局的变化，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自小布什上台以来比以前更明显了，理所当然地，中国会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从而取得某种制衡。成就

　　除了战胜一系列内政外交的挑战，蓝普顿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中国新的领导集体在过去近两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三项重大成就：经济继续高速增长、国内基本保持稳定、在国外成功地减少了许多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忧虑。

　　首先，虽然经受“非典”袭击，2003年中国GDP仍然增长9.1%，吸引外资530亿美元。2004年上半年GDP增长在9%左右，中国在前十个月吸引外资已经达到2003年全年的水平。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500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日本。

　　其次，虽然中国一些地方的上访数量不断增加，但是中国社会整体保持了相对稳定。蓝普顿认为，当前的经济高速增长、社会总体稳定与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们奠定了今天发展的基础。

　　最后，新领导集体提出了“和平崛起”的外交纲领，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减少了许多国家、特别是邻国对中国快速崛起的担忧。“和平崛起”自2003年11月在博鳌论坛上提出后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关注，而温家宝总理在美国访问期间则对中国的外交理论作了正式阐述。此后，胡锦涛、温家宝在“和平崛起”的纲领下展开了一系列“魅力外交”（charmdiplomacy）。在东南亚，中国继续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并正式确定了与东盟国家在2010年建立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在推进东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中国还积极推进东亚区域经济的协作，例如中国已开始与日本、韩国和东盟探讨建立整个东亚自由贸易区，同时将于2007年在北京主办“第二届东亚首脑会议”（EastAsiaSummit）。在地区安全方面，2003年10月中国与东盟正式宣布建立“面向和平和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2003年年底，中国率先与东盟十国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从而极大减少了东盟国家对中国快速崛起的担忧。与此同时，为了减少在南海领土问题上发生冲突，中国还首次与东盟国家签订了行为宣言，极大地增加相互信任。其结果是，10年前“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的东盟国家在谈起今天的中国时，看到更多的是中国给他们带来的机遇而非挑战。

　　在东北亚，为了解决朝核危机，中国倡导组建了包括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韩国和朝鲜在内的“六方会谈”（Six-PartyTalk）机制，积极进行外交斡旋，树立了中国维护地区和平和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

　　在中亚及周边地区，中国继续以“上海合作组织”（SCO）为平台，推进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五国的关系。在这一框架下，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反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合作；中国与俄罗斯最终完成了边界谈判，正式解决了两国之间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在南亚，中国实现了与印度和巴基斯坦同时友好，分别与两国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并且积极推动印巴和解。

　　由于中国政府的一系列外交努力，中国的周边安全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之一。

　　中国的多边外交并不局限于自己的邻国。胡锦涛出访非洲，巩固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谊；胡锦涛出访拉美国家，则为中国建立了新朋友。同样地，中国对欧政策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2003年10月第六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后，中欧决定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这一框架下，中欧之间的贸易关系继续深化，欧盟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盟15国获得了中国授予的“旅游目的地国地位”（ApprovedDestinationSta－tus）。在安全方面，中欧共同开发“伽利略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alileoGlobalNavigationSatelliteSystem)，并就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进行了多次努力。在人权方面，中欧之间也进行了多次对话。因此，在评价中欧关系时，去年10月,中国第一个“对欧盟政策文件”认为中欧关系处于历史上最佳时期。

　　此外，中国继续巩固与美国的友好关系。中国在反对恐怖主义方面和防止核扩散方面，特别是在解决朝核危机方面给予了美国积极配合，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充分考虑中国的立场。同时，中美之间在经贸合作方面继续深化，中国取代了墨西哥成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因此，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评价中美关系时认为，中美关系处于“中美建交以来的最好时期”。

　　中国的积极外交政策在全世界掀起了“中国热”，“中国的崛起”成为美国的中国观察家们所讨论的热门话题。世界各国对中国快速崛起而带来的机遇大多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这令美国的中国观察家们惊叹不已。许多观察家把中国新领导集体的外交政策称为“中国新外交”，而另外一些观察家则惊叹中国外交的娴熟程度，认为中国的外交既是“成熟和老练”的表现，也是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象征。蓝普顿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中国外交中的从容使他感到，“中国领导人已经告别了中国的屈辱历史，对中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自信。”挑战

　　在中国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蓝普顿指出，基于自身的观念，他希望中国政治改革的速度更快些，政治改革路线图更清楚些。他认为，虽然前苏联的经验证明，步子太快不好的事情可能会发生，但是一个速度合理、更清晰的政治改革路线有助于中国的长期稳定和长期发展，同时也会减少西方对中国未来的猜测。过去几年，基层选举在中国不断扩大，由村发展到镇，由镇到乡，由乡到城区，蓝普顿认为基层选举的规模还可以继续扩大，级别也应不断上升以适应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的需要。为加快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党内民主还可以加速。

　　美国著名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Lardy)11月17日在约翰·霍普金斯的一次题为《中国：硬着陆还是软着陆》的演讲中认为，所谓“软着陆”就是经济增长减速，但是就业增长不减速。为了抑制高比例固定资产投资（2002年为42%，2003年上半年为45%左右）所导致的经济过热，中国主要是通过控制银行信贷的方式来减少企业投资和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来源。但是，为了追求经济增长和解决地方就业，地方政府仍继续鼓励银行对地方企业增加信贷，结果抵消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度。同时，中国通胀率高于名义利率水平，实际利率为负数，结果国有银行实际上也在鼓励各级企业利用信贷方式扩大生产规模。因而，企业缺乏足够的激励不进行扩大再生产。再者，由于国有银行实行信贷紧缩，中小企业受到不少影响，而它们恰恰是创造就业的主力军，提供了近一半以上的就业机会。虽然国有大型企业特别是资本密集型企业继续得到银行支援，不断扩大再生产，但是资本密集型企业往往创造不了太多的就业，而且带来能源电力的紧张，结果反而加剧了经济过热。最后，由于通胀率大于名义利率，一些百姓开始取出存款投资于房地产。结果，国有银行存款资金减少，房地产价格不断飙升。

　　在展望未来时，蓝普顿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新一届领导集体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首先，如何继续同时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发展摆脱不了经济规律所决定的周期，任何一国的经济都不可能永远持续高增长。政府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有经济高速增长，人民就非常满意，因为经济周期会对高增长产生影响。所以，政府还必须从其他方面，例如法律程序和政治制度建设方面提高人民的满意度。即使中国经济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政府仍然必须处理经济不断增长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参与诉求。

　　其次，还要面临如何避免台海发生重大冲突的挑战。自改革开放以来，海峡两岸的经贸和人员往来不断增加，两岸经济不断融合。自2002年起，大陆取代美国成为台湾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出口市场，吸纳1/4的台湾出口。同样，大约50万台湾人在大陆生活或工作，台湾在大陆的投资接近1000亿美元。然而，自民进党上台以来，陈水扁在台湾岛内大力推行“去中国化”教育，使得两岸对话陷入僵局，紧张局势不断升温。这是摆在新的领导集体面前的一大挑战。

　　最后一个挑战，是如何确保中国不断强大，但又不至于引起其他国家的无谓担忧。中国提出的“和平崛起”理论和积极的多边外交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快速崛起的忧虑，但是，中国仍然面临如何减少美国对中国快速崛起的战略猜疑，并减少日本对中国的顾虑和中日之间在国际上的“零和竞争”。虽然美国深陷于伊拉克战争和反恐战争，但它仍然在亚洲保持大量的驻军，特别是在亚洲海军和空军的分布并没有受到伊拉克战争的太大影响。同时，美国在亚洲的同盟体系也基本保持不变。此外，美国仍然是亚洲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贸易伙伴。因而，美国无论在军事、政治或者经济上都还是一个亚太强国。所以，中国必须减少美国对中国崛起和中国在推进地区合作中作用的猜疑，从而减少自身崛起可能与美国发生的冲突。

　　同样地，日本是亚洲最大的经济实体，拥有亚洲最强的科技实力，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中国是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两国经济相互依存，整个东亚问题离开中日合作都无法得到好的解决。因而，需要处理好与日本的关系，至少不能让日本成为中国崛起道路中的“敌人或者绊脚石”。但是，中日之间历史问题复杂棘手，加上两国民族主义高涨，改善与日本的关系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上述三个挑战中的任何一个都非常棘手。中国能否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否实现国家统一，能否和平崛起，将取决于中国新的领导集体能否战胜这些挑战。这才真正是新的领导集体在21世纪初带给美国的中国观察家们的最大悬念。 编辑：龙芯</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