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舰船知识》：中日问题不在于沟通

进入新年，随着美日发表了涉及台湾问题的共同声明，以及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新动作,中日之间关系问题又成为了舆论关心的焦点，与之相关的专家评述也频繁出现在各种媒体之上。这其中，有几位专家称：“……唯有加强中美日三国的沟通，明确阐明各自的战略意图和政策态度，才能更好保持和维护台海两岸乃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海峡两岸应以春节包机等缓和两岸形势的事件为契机，增加沟通和互信，减少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这才能从根本上扫除美日干涉台海问题的借口。……”总之，几位专家给中日关系开出的药方子，就是加强“沟通”，似乎是认为只要加强沟通，就能够解决目前中日之间存在的问题。这似乎就像两个人有了冲突，旁人上来拉开双方后，常用的一句话：“误会，都是误会。”
　　笔者个人一向敬重各类“专家”，只是这一次，实在无法认同此中“专家”的论点。
　　众所周知，国家之间需要沟通，人和人之间都会产生误会，遑论国家之间。但是，国家之间是否有足够的“沟通”，并不是决定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而中日之间目前存在的问题，更不能用“缺乏沟通”的理由来解释。因为，众所周知，决定国际关系的最核心因素，是权力和利益，国家权力的大小，决定了利益的分配。这是经过过去数百年近现代国际关系实践检验过的道理。中日之间目前存在的问题也是一样。
　　为了让问题更加清楚，我们可以简单历数一下中日关系中的几个问题，看看“沟通”在其中能够起到何种作用。
　　历史问题：中日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历史问题。其实历史问题很简单，只要日本彻底承认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对以往所作的事情真正反省，中方并无意在这件事情上和日本纠缠，毕竟双边的正常交往会带来巨大的利益。但问题在于包括一些政治家在内的日本右翼，反复的在这件事情上作出种种表演，或参拜，或“失言”，或修改教科书，导致这一问题被频繁加温。中国政府多次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但为什么这些人一定要如此作呢？--道理很简单--利益使然。他们之所以要这样作，是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因为国内政治既然总体向右转，那么跟风右转，既可以获得选民支持，又可以获得政治资金，何乐而不为？中方的抗议，无法转化成他们所需要的选票和金钱，对他们来说，就只能是耳旁一阵风而已。对于普通的日本右翼来说，否认侵略历史，本身就是要重振“日本精神”、重塑大国地位。显然，在这种问题上，单纯的“沟通”恐怕是不会有什么作用的。
　　钓鱼岛问题：中日关系中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就是领土问题。双方各自都主张己方拥有钓鱼岛的主权，中方为了双边关系的大局，还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然而日方作为回应的，却是逐渐加强对钓鱼岛的控制。钓鱼岛问题争执了这么多年，日方非常清楚中方的立场，而它们正是在完全了解中方立场的同时，试图把对钓鱼岛的占领变成既成事实。在此问题上，从实践来看，“沟通”能起到的作用似乎也很有限。而且，“沟通”需要共同的价值观作为前提，很多日本人对于历史和领土的观念，和中国有着较大的差异，“沟通”起来也并不是那么容易。例如一本学术书籍中提到一个案例：此书作者在日本生活期间颇受一个民间团体的照顾，临回中国前，董事长为其举办了一个小型送别会，作者很是感动，在聊天中，董事长说，日本国土狭小，所以以后还要再去中国旅行。当作者正要表示欢迎之意的时候，董事长接着说：“但是战前日本很大，有台湾、朝鲜、满洲，战败了，都没了。”该作者的话当时就只好梗在喉咙里了。有这样的领土观念，“沟通”能起多大的作用，是很令人怀疑的。
　　日军遗留化学武器问题：60多年前，日本军队在侵华战争中遗留下了大量化学武器，1997年，中日两国同时作为缔约国加入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根据规定，日本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必须在10年内，即2007年4月前彻底销毁完毕。这件事情的事实和责任原本非常清楚，但进展却始终不是那么顺利。就拿遗留化武数量来说，经过“沟通”，中方认为总数有200万枚，分布在当时被日军占领过的中国领土上；日方则声称，总共只有70万枚，且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北，而且其中67万枚都在吉林敦化的哈尔巴岭，双方观点有很大的分歧。此时的过程也算是一种“沟通”，中日共同对南京中央门外的一处地点进行了发掘，找到的化武数量总计33097枚(日方判断还有约3000枚没有发掘)，只要有简单的数学能力，就能看出日方原有数字的谬误，日方也显然不缺会数数的人，但他们依然把“70万枚”作为谈判和工作的前提。日方装这个“鸵鸟”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若是认同了中方的说法，则日方要作的工作，要花的钱，要负的责任，都要成倍增加。哪怕只是为了这份利益，负责谈判的官员也要死死咬住原有的说法不放。但我们能够清楚看到，这一问题的存在，其直接原因是日方缺乏诚意，根本原因是日方不愿意承担责任，而不在于双方缺乏“沟通”。
　　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国内问题，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时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记载的一清二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同时又写明双方“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这说明日本对台湾问题的性质是非常清楚的。如果仅仅以缺乏“沟通”为原因，是无法解释日本为什么要把台湾问题公开纳入日美安保体系目标中去的。日本之所以这样做，其原因很清楚，就是日本政界内部支持台独的势力起了作用。他们很了解两岸关系，并不缺乏相关的信息。他们也正是基于对两岸情况的了解，才作出最后的决策的。
　　综上所述，中日关系中常见的几个大问题，包括日本向欧盟表示反对解除对华军售禁令这样的小问题，都很难用“沟通”这个因素来解释。也许本文首段中的几位专家的话，原本主要是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来谈的，捎带把日本也一起算上，毕竟台湾问题的背后很大程度上涉及到中美关系问题。但是，首先，美国本身也不完全是按照这一套路处理对外关系的，相反，它的对外政策表现出很强的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色彩。其次，日本与美国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它的国内政治气候，对东亚情况的了解，对东亚地区的战略，都有它不同于美国的特点。
　　从日本的国内状况来看，居于政坛主流的新保守主义，试图恢复日本在东亚甚至世界上的政治、军事大国地位。这种政治思想也影响了民众情绪，因此，对外强硬、对过去扩张历史持暧昧(实际上可能是肯定)态度的领导人，在国内政治上的确占有优势。
　　从日本的地区战略看，日本要做世界大国，直接涉及到未来的东亚格局问题。在部分日本决策者看来，中国就成了日本崛起成为大国的障碍。为了消除这一障碍，遏制中国的发展，就成为了必然。日本的某些政治势力之所以要支持台独，也就是为了这一目的。
　　从日本的战略传统来看，日本决策层是实力和利益的忠实信徒。自明治维新之后，对外政策一贯讲究以实力换利益的作法，且极端重利，至今未听说日本跟邻国和平解决领土争端的案例出现。
　　从最近几年日本对于涉台问题所做的种种事情来看，他们的行动，并不是出于缺乏“沟通”才作出的临时决策，而是有着长远的战略考虑的，其级别逐步升高，其准备逐步完善，其动向需要十分警惕。
　　中国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所以“沟通”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手段，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这么看问题，有的国家认同的就是实力政治，丛林法则。如果这个时候再跟它讲些教条的仁义道德，就与宋襄公无异了。现实也很清楚，很多时候，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树欲静而风不止”，不是靠沟通就能解决问题的。
　　最后笔者想说的是，搞社会科学的人，得靠科学态度做学问，不能以愿望代替理智，更不能认为客观世界会围绕自己的愿望运转。更不能在对手的思维方式、利益出发点与自己不同的时候，一厢情愿的制订政策，那样，有可能是对国家前途的不负责。进入新年，随着美日发表了涉及台湾问题的共同声明，以及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新动作,中日之间关系问题又成为了舆论关心的焦点，与之相关的专家评述也频繁出现在各种媒体之上。这其中，有几位专家称：“……唯有加强中美日三国的沟通，明确阐明各自的战略意图和政策态度，才能更好保持和维护台海两岸乃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海峡两岸应以春节包机等缓和两岸形势的事件为契机，增加沟通和互信，减少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这才能从根本上扫除美日干涉台海问题的借口。……”总之，几位专家给中日关系开出的药方子，就是加强“沟通”，似乎是认为只要加强沟通，就能够解决目前中日之间存在的问题。这似乎就像两个人有了冲突，旁人上来拉开双方后，常用的一句话：“误会，都是误会。”
　　笔者个人一向敬重各类“专家”，只是这一次，实在无法认同此中“专家”的论点。
　　众所周知，国家之间需要沟通，人和人之间都会产生误会，遑论国家之间。但是，国家之间是否有足够的“沟通”，并不是决定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而中日之间目前存在的问题，更不能用“缺乏沟通”的理由来解释。因为，众所周知，决定国际关系的最核心因素，是权力和利益，国家权力的大小，决定了利益的分配。这是经过过去数百年近现代国际关系实践检验过的道理。中日之间目前存在的问题也是一样。
　　为了让问题更加清楚，我们可以简单历数一下中日关系中的几个问题，看看“沟通”在其中能够起到何种作用。
　　历史问题：中日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历史问题。其实历史问题很简单，只要日本彻底承认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对以往所作的事情真正反省，中方并无意在这件事情上和日本纠缠，毕竟双边的正常交往会带来巨大的利益。但问题在于包括一些政治家在内的日本右翼，反复的在这件事情上作出种种表演，或参拜，或“失言”，或修改教科书，导致这一问题被频繁加温。中国政府多次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但为什么这些人一定要如此作呢？--道理很简单--利益使然。他们之所以要这样作，是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因为国内政治既然总体向右转，那么跟风右转，既可以获得选民支持，又可以获得政治资金，何乐而不为？中方的抗议，无法转化成他们所需要的选票和金钱，对他们来说，就只能是耳旁一阵风而已。对于普通的日本右翼来说，否认侵略历史，本身就是要重振“日本精神”、重塑大国地位。显然，在这种问题上，单纯的“沟通”恐怕是不会有什么作用的。
　　钓鱼岛问题：中日关系中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就是领土问题。双方各自都主张己方拥有钓鱼岛的主权，中方为了双边关系的大局，还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然而日方作为回应的，却是逐渐加强对钓鱼岛的控制。钓鱼岛问题争执了这么多年，日方非常清楚中方的立场，而它们正是在完全了解中方立场的同时，试图把对钓鱼岛的占领变成既成事实。在此问题上，从实践来看，“沟通”能起到的作用似乎也很有限。而且，“沟通”需要共同的价值观作为前提，很多日本人对于历史和领土的观念，和中国有着较大的差异，“沟通”起来也并不是那么容易。例如一本学术书籍中提到一个案例：此书作者在日本生活期间颇受一个民间团体的照顾，临回中国前，董事长为其举办了一个小型送别会，作者很是感动，在聊天中，董事长说，日本国土狭小，所以以后还要再去中国旅行。当作者正要表示欢迎之意的时候，董事长接着说：“但是战前日本很大，有台湾、朝鲜、满洲，战败了，都没了。”该作者的话当时就只好梗在喉咙里了。有这样的领土观念，“沟通”能起多大的作用，是很令人怀疑的。
　　日军遗留化学武器问题：60多年前，日本军队在侵华战争中遗留下了大量化学武器，1997年，中日两国同时作为缔约国加入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根据规定，日本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必须在10年内，即2007年4月前彻底销毁完毕。这件事情的事实和责任原本非常清楚，但进展却始终不是那么顺利。就拿遗留化武数量来说，经过“沟通”，中方认为总数有200万枚，分布在当时被日军占领过的中国领土上；日方则声称，总共只有70万枚，且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北，而且其中67万枚都在吉林敦化的哈尔巴岭，双方观点有很大的分歧。此时的过程也算是一种“沟通”，中日共同对南京中央门外的一处地点进行了发掘，找到的化武数量总计33097枚(日方判断还有约3000枚没有发掘)，只要有简单的数学能力，就能看出日方原有数字的谬误，日方也显然不缺会数数的人，但他们依然把“70万枚”作为谈判和工作的前提。日方装这个“鸵鸟”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若是认同了中方的说法，则日方要作的工作，要花的钱，要负的责任，都要成倍增加。哪怕只是为了这份利益，负责谈判的官员也要死死咬住原有的说法不放。但我们能够清楚看到，这一问题的存在，其直接原因是日方缺乏诚意，根本原因是日方不愿意承担责任，而不在于双方缺乏“沟通”。
　　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国内问题，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时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记载的一清二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同时又写明双方“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这说明日本对台湾问题的性质是非常清楚的。如果仅仅以缺乏“沟通”为原因，是无法解释日本为什么要把台湾问题公开纳入日美安保体系目标中去的。日本之所以这样做，其原因很清楚，就是日本政界内部支持台独的势力起了作用。他们很了解两岸关系，并不缺乏相关的信息。他们也正是基于对两岸情况的了解，才作出最后的决策的。
　　综上所述，中日关系中常见的几个大问题，包括日本向欧盟表示反对解除对华军售禁令这样的小问题，都很难用“沟通”这个因素来解释。也许本文首段中的几位专家的话，原本主要是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来谈的，捎带把日本也一起算上，毕竟台湾问题的背后很大程度上涉及到中美关系问题。但是，首先，美国本身也不完全是按照这一套路处理对外关系的，相反，它的对外政策表现出很强的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色彩。其次，日本与美国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它的国内政治气候，对东亚情况的了解，对东亚地区的战略，都有它不同于美国的特点。
　　从日本的国内状况来看，居于政坛主流的新保守主义，试图恢复日本在东亚甚至世界上的政治、军事大国地位。这种政治思想也影响了民众情绪，因此，对外强硬、对过去扩张历史持暧昧(实际上可能是肯定)态度的领导人，在国内政治上的确占有优势。
　　从日本的地区战略看，日本要做世界大国，直接涉及到未来的东亚格局问题。在部分日本决策者看来，中国就成了日本崛起成为大国的障碍。为了消除这一障碍，遏制中国的发展，就成为了必然。日本的某些政治势力之所以要支持台独，也就是为了这一目的。
　　从日本的战略传统来看，日本决策层是实力和利益的忠实信徒。自明治维新之后，对外政策一贯讲究以实力换利益的作法，且极端重利，至今未听说日本跟邻国和平解决领土争端的案例出现。
　　从最近几年日本对于涉台问题所做的种种事情来看，他们的行动，并不是出于缺乏“沟通”才作出的临时决策，而是有着长远的战略考虑的，其级别逐步升高，其准备逐步完善，其动向需要十分警惕。
　　中国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所以“沟通”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手段，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这么看问题，有的国家认同的就是实力政治，丛林法则。如果这个时候再跟它讲些教条的仁义道德，就与宋襄公无异了。现实也很清楚，很多时候，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树欲静而风不止”，不是靠沟通就能解决问题的。
　　最后笔者想说的是，搞社会科学的人，得靠科学态度做学问，不能以愿望代替理智，更不能认为客观世界会围绕自己的愿望运转。更不能在对手的思维方式、利益出发点与自己不同的时候，一厢情愿的制订政策，那样，有可能是对国家前途的不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