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媒体札记：贪官几许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1 03:47:52
媒体札记：贪官几许[url]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0820?full=y[/url]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徐达内
新华社看上去正在部署一个系列攻势，试图扭转在中国民间日益深入人心的“无官不贪”论。是通过新华每日电讯展开，由戴立言署名。
昨日以《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吗?》开篇，为示隆重，选在要闻二版刊发，而非汇聚作者来稿的评论版。标题虽然是问号，但正文第一段就已然给出否定回答：“社会上、网络上，经常有人这样调侃：现在的领导干部，全抓起来有冤枉的，排成队隔一个抓一个有漏网的。那就是说：领导干部大多数都是贪官。党员干部队伍真是腐败到这步田地了吗？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和研究认为，这种观点更多的是人们对腐败易发多发的一种‘吐槽’，是网络情绪的一种宣泄，既不具有真实性，也不具有科学性。”
以习近平那句“我们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始终是好的”为旗帜，文章从“被查处的领导干部人数占全部领导干部总数的比例”“领导干部做出的成绩和在群众中的口碑”、“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监督的过程”三个视角提供辩词：“2012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通过查处案件共处分约16.1万名党员领导干部……贪污贿赂类案件处分30315人，仅占同期受处分人数的18.9%……在我国，公民的犯罪率，高于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率，但能说中国人大多数是犯罪分子么？”；“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官员像我国的官员那样，如此痴迷于、专注于本地区本部门经济社会发展事宜，尽管有人可能夹杂些个人升迁的动机、有一些违反科学发展观的现象，但是您得承认，总体上，这些人大多数是在干好事、是在为老百姓谋幸福吧？”；“如果没有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甩开膀子带领广大群众艰苦奋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能取得举世瞩目、世界公认的成就，也不可能形成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好局面。很难设想：以贪官为主体的领导干部队伍，30多年间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中国奇迹’。这是多么荒谬的悖论啊！”
按照戴立言的分析，之所以“‘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这种错误观点会有市场”，是因为“直观感受”：“作风问题就发生在群众身边，群众看得最清、感受最深，严重影响党群干群关系、损害党和政府形象。有人说‘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恐怕主要是感受到官员作风问题的普遍性。这也是为什么中央反复强调要下大气力转变作风的原因。”
再有就是“新媒体、自媒体巨大的聚集和放大效应带来的挑战”：“‘人人都有麦克风’，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公民现场报道’，这深刻改变了社会舆论的生成机制。社会转型期贫富差距扩大导致的不满、政府不够公开透明引发的猜疑、消极腐败现象引发的信任危机、特权现象和阶层固化导致的负面情绪，通过网络、微博等大量宣泄，加剧了舆论环境的复杂态势，为“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等一些错误观点滋生蔓延提供了土壤。当今中国，“腐败”已经成为人们借以发泄不满的一个泛义词，几乎可以用于任何领域……‘腐败’在西方总体上是一个狭义词，‘道德风险’、‘丑闻’这些对政府和公职人员名誉杀伤力小得多的词汇，是媒体更为常用的……腐败的定义越泛，媒体用得越多，人们感知的‘腐败’也越多，容易造成‘无官不腐’的错觉。”
接下来，这篇文章亦公开宣布，“错觉”之外还有“阴谋”：“客观地说，是不是还有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某些热衷于制造虚假信息和传播谣言的人，某些怎么看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都不顺眼的人，用‘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的论调，故意抹黑我们的党、国家和干部队伍？这并不奇怪。永远不要指望这些人会说共产党干部的好话。”
应该说，新华每日电讯并不是一家非常受关注的党报。但在新华网昨天一早带头将该文荐于首页后，新浪搜狐腾讯凤凰也陆续察觉不同寻常之处，跟进重点展示。都不用怎么改标题，“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吗？”，这样一个设问句式就已经足够有吸引力了。
戴立言至少有一个判断是正确的，即“新媒体、自媒体深刻改变了社会舆论的生成机制”。这篇《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吗？》迅速成为微博论坛上的议论热点，压倒性的是反唇相讥，宣布标题中那个问号可以直接去掉。新浪热评排行榜中，此文所获跟帖遥遥领先，24小时内即达40万之多，最热一条是“就此问题作个民调——作肯定回答的，请点支持。认为不是的，请不要点”。截至今日午前，显示有超过4万人次就是认定“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
被微博意见领袖集中嘲笑的段落，是“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官员像我国的官员那样，如此痴迷于、专注于本地区本部门经济社会发展事宜”。@五岳散人宣布，自己作为一个老编辑，愿意义务改稿为“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官员像我国的官员那样，如此痴迷于、专注于老百姓的钱包”，在他看来，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之说“真不是猜想”：“要是按照正常国家的标准，收受或者接受几百港币、几十美元的礼品、宴请就算受贿的话，我们这里没有一个清官，我保证，一个都他妈没有”。
@谢文则是主攻文章中的逻辑漏洞：“这位名叫‘戴立言’的作者居然使用了以果论因的颠倒逻辑：因为抓到判刑的腐败分子少，所以总体上领导干部中的腐败分子必然少。而现实告诉我们：因为抓到的腐败分子比百姓看到的腐败分子少的太多。由于缺乏监督制约机制，所以百姓认为贪官其实远比抓到的多，绝大多数贪官漏网，而且互相包庇。”
即使拥有中国社会报编委这么一个体制内职业身份，@徐付群也要以个人微博“诛心”喉舌：“终于有人打开天窗说亮话地给贪官撑腰了。百姓们从这篇文章中读到了失望，贪官们则从这篇文章中读出了无比欢乐……这是一篇真正给广大干部撑腰的雄文。”
在绝大多数媒体账号止于转发摘录之时，最终又是@南都评论昨晚勇于站出来，宣布戴立言这一问“让人无法置答”：“发出质问者称‘腐败’不过是人们借以发泄不满的一个泛义词，天可怜见，谁愿意被腐败包围，人们从中能落得什么好处？希望领导干部没一个贪官，希望他们都能以财产公开等证据证明自己，感动民众，荡涤社会。”
但这大概也就是在新华社重点评论面前，市场化媒体所能做到的极限了。今晨，几无报纸转载这篇《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吗?》，更莫提将微博中的吐槽公开发表出来。
正好，戴立言可以就此再发第二论《真的是“越反越腐”吗？》。又是主动抛出问题，再行否决：“如果我们党不是这样一以贯之地反对腐败，改革开放之初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严重状况就不可能得到遏制，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举世瞩目的成就。对此，连国外反腐败专家也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中国的反腐败成绩是‘足以同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解决温饱问题、极大地消除贫困相提并论的一个巨大贡献’。”
又有数据作为支撑：“违纪违法受处分的党员占党员总数的比例很小……从性质上说，并不是所有违纪党员都是腐败分子，其中能称得上腐败分子的很少。这充分说明我们党员的主流是好的...在办案力度不减的前提下，高级干部违纪违法的案件数量呈明显下降趋势，从一、二十年前每年二、三十件，逐步减少到了现在每年十件左右，情况是在好转，并不是‘越反越腐’啊！”
沿袭昨天第一论思路，戴立言重申“腐败是社会毒瘤，非今日才有，也非中国特有”：“与我们处于相同或类似发展阶段国家，包括发达国家也都经历过腐败高发的过程，不少国家的腐败问题远比中国更加严重。这样的比较并不是为腐败的发生寻找客观原因，放松反腐败的努力。恰恰相反，这是为了使我们把问题看得更全面、更清楚、更透彻，从而更加从容自信、坚定有力地与腐败做斗争。”
接连两论，有破有立，再加上新华网连续推荐，新华每日电讯电子版更是将这两篇文章并列树作首页重点，“戴立言”用意已昭然若揭。
其实，虽然有网络吐槽者在讥笑着“戴立言”实为“代人立言”，但这个名字已在中央喉舌媒体中出现多次。5月29日和6月3日人民日报上均有其署名评论发表，其中后一篇《反腐倡廉的成效有目共睹》，提早一步就以“高级干部违纪违法的案件数量呈明显下降趋势”、“贪腐案件只占违纪违法案件总数的不足1/5”为据，明确宣布“认为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的悲观情绪是“以偏概全的错觉”。
或许正是为了唱和新华社，最高党报今天刊出《改善党的“微循环”系统》，以其中“基层政府工作出了微恙”的表述，而获门户首页集体展示。
文章原刊于人民日报旗下人民论坛杂志，将基层政府比作“党和国家的毛细血管”，强调基层干部言行举止“关乎党和政府的执政根基”：“党的微循环系统确实出了微恙，尚属于‘疾在腠理’阶段，但必须记住：不治，将恐深！”
与戴立言相仿，作者雍天荣同样宣称“社会上出现了对基层干部污名化的倾向，在网络上表现尤为明显”：“由于网络拟态环境的影响，呈现出一边倒的‘地方官员很坏’、‘地方政府很差’的负面评价。有学者研究后指出：对于基层党和政府的形象，群众的态度是‘总体肯定，个体否定’、‘抽象肯定，具体否定’。”
根据这篇文章的分析，之所以会出现“基层干部被污名化”倾向，除了“富人治村”的乡村治理结构在无奈中已经形成外，也与舆论形势之变化有莫大干系：“基层工作条件艰苦、任务繁重，很多人不愿意下到基层，基层干部队伍整体素质距离党和政府的要求还有距离，个别人角色的混淆与错位疏离了官民关系，自媒体舆论环境放大了基层干部的负面形象。近年来，随着一些新媒体突飞猛进的发展，渐成碎片化的网络舆论冲击着传统媒体的话语垄断权，逐渐成为左右社会问题的重要舆论力量，形成了网络拟态环境。网络辩论更注重立场，尊重的不是真相，看中的是你站在谁的立场上说话。由于预设的身份标签的存在，大多网民会自动站在草根一边，形成简单的官民二分对立态势：凡是官都是错的，凡是民都是对的。”
“这种舆论判断根本不能代表真理”——这是人民日报在由作者教育“大多网民”。虽然这篇文章只是被刊发在评论版最右下角，但经由各门户将之与新华每日电讯《真的是“越反越腐”吗？》并列置于首页展示，敏感的“大多网民”已然相信，两大喉舌再一次双剑合壁。
这不，@雷颐不仅以“只是‘基层’、只是‘微恙’！”来反讽中共高层之病入膏肓，更联想至余波不断的“宪政”系列争论，认定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这“奇文两篇”，是“与杨晓青、郑志学、苏长和等的大批判文章互相补充、配合”。
的确，“微恙”这种病情诊断，在一边倒的“地方官员很坏”、“地方政府很差”呼声面前，显得独木难支。反驳者的论据近在眼前，就是延安城管。
那个跳出猛跺的“临时工”城管当然算不上干部，但他的局长张建朝应该算是典型的基层官员。从人肉搜索趋势来看，张局长的仕途俨然就要重蹈“天价烟”局长周久耕的覆辙。
至少有一项指控现在是被确认了，那就是“座驾严重超标，配车超过部级领导配车”。持续跟踪报道的人民网昨天下午再出重拳，以“城管霸气，局长霸道，大楼雄霸”的排比句式烘托气氛，刊发《延安市城管局长被指拥豪华公车，超部长级》：“有市民向人民网陕西频道新闻调查部爆料称，6月3日在延安市城管局大厦前拍到了延安市城管局长张建朝的座驾，是一辆丰田霸道VX型越野车，车牌号码为‘陕JAO111’，经专业人士辨认网友爆料的车辆照片，这辆公车最低配报价也要40多万元。”
人民网果然是人民网。列举公务用车配备标准自是看家本领，更有《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提前为张建朝预备好：“在采访中，有群众质疑，延安精神的灵魂是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而延安市城管局局长的豪华座驾显得非常刺眼，和中央‘八项规定’及延安精神叫板。”
沿着人民网开辟的道路前进，新京报今晨刊出延安城管局一方的回应，即局长越野车系“下属单位借给城管局使用”，并获各门户首页推荐。根据报道中所引延安市城管局纪委书记王成章的说法，购车款来自2007年中石油长庆油田公司对延安市城管局自来水公司帮助抢险的奖励，“延安市城管局自来水公司属市城管局下属单位，考虑到市城管局工作人员常走山路，没有越野车，就用长庆油田的奖金买了丰田霸道车，借给市城管局使用”。
至于此前另一个被舆论“找茬”的标靶——城管大厦，延安市城管局党委书记侯世怀的辩词则是：“延安市城管局办公楼在全延安，‘豪华程度’只属于中等，只是办公环境稍微好一些，办公面积稍有超标”。
“原来车也是‘临时工’”，这下，连@环球时报都抠起了鼻孔。@郑渊洁警告“千万别把延安弄成临时工的摇篮”；@米瑞蓉质问：“城管管理城市，要走山路干什么？你又不是村管队？！一个谎言总是要用无数个谎言来遮盖”；@老徐时评认定：“谁是活雷锋甘愿把豪车借给你用？还不是因为手里有权！你怎么不把自己老婆借给别人用用？应该彻查一下这位局长，既然手下敢这么无法无天，作为局长肯定罪责难逃”；@王巍w振臂一呼：“借车借房借女人一律按行贿索贿清理，中央调查组干点正经事吧！”；@徐昕更是高声叫道：“延安城管局长张建朝，你是不是该下课了？”
说起来，@南都评论真是有先见之明，前天晚间，即有预言：“延安城管‘临时工’踩人暴行曝光后，像无数‘躺着中枪’或‘拔出萝卜带出泥’的个案一样，雄壮的30层延安‘城管大厦’进入公众视野，高潮是‘城管大厦’招牌被高效拆除。倘若深究，不难印证：对于一个机构，工作人员行为不端、办公大楼富丽堂皇、官员腐败，从来都是一连串的事件，鲜有例外。”
今晨，这个代表南方都市报评论部的账号又可推荐自家社论《权责一致，破除临时工“执法”困境》，向张局长的“替罪羊”表达些许同情：“作为问责对象刚进入大众视线时，临时工难免受到舆论谴责。如今，残暴的‘执法者’变身为不幸的临时工，这些人平时享受权力的快感，然而在颟顸的问责风暴中，其朝不保夕的命运，似乎也值得同情。要解决临时工困境，就必须解决临时工人事制度的合法性问题”。
的确，当那个触目惊心的跳跺瞬间被制作成动态图片，在“看看天朝城管……大家往死里转这图！”的号召下传遍中国互联网，激发起民众旧恨新仇之时，市场化媒体渐渐将延安的“革命火种”引向幕后。新闻晨报用通版讲解《城管执法困境两点待破：别一出事总说是临时工，也别指望靠作秀就行》的道理，晶报所刊《不是“临时工”才奇怪》更获凤凰网重点推荐：“在现代社会谈论临时工话题，不能假装看不见潜规则存在……好好查查那些管临时工的正式工，比揪住几个临时工不放重要得多”。
但没有哪一句会比“城管相对其他部门何尝不是临时工”听上去更辛酸。这是中国青年报今天由赵阳——这个已成为自身群体代言人的南京城管——自诉悲哀：“人们把协管员称作‘临时工’，然而以城管目前的尴尬地位，城管相对其他政府部门而言何尝不是‘临时工’？城管为体制背黑锅，协管员为城管背黑锅，临时工就成了中国最忙最坏的人……现在的社会矛盾冲突很多，而城管不是灭火的‘消防队’，很多时候恰恰成了‘点炸药包的人’。”
正如这篇《只纠结城管本身，永远破解不了它》的标题所示，中国青年报今天是借机梳理了“一城之管”的存废之争。文中引用赵阳的说法就是，“即便取消城管，也不解决暴力执法的问题”，“与其取消，不如加强监督，规范一下城管的工作”：“如果把就业、社保、贫富差距问题解决了，怎么会有那么多小贩呢？小贩少了，暴力执法也会少了，也就不会有老百姓跟你拼命了。如果只是纠结于城管问题本身，永远都不会找到答案。”
除了由赵阳讲诉委屈，这家中央媒体还专门为一位基层城管队员提供了自诉版面，由他抱怨“大家总骂城管素质低，招高学历又骂浪费”：“媒体对城管的误解，多数也是历史原因形成的，主要是城管自身的问题造成的。但现在，我觉得媒体的问题也不少。城管，是媒体监督政府、批评政府的一个突破口、一个靶子。用一些媒体的话说，城管是‘新闻富矿’。因为政府存在的问题，在城管身上都能挖得到。而同时，媒体对城管批评，受到的限制会很少。从我跟媒体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我的个人体会是，媒体人对城管的误解，很多是带有个人情绪或个人利益而刻意为之，挟媒体之公器以泄私愤。比如，他们的亲友是小贩，或者跟城管有过冲突。或者是带着一种先入为主的惯性思维去报道，有些连城管的全程都搞不清楚，就侃侃而谈。”
这种对“挟媒体公器以泄私愤”的痛恨，看起来是城管队员们的共同感受。以今年3月那起轰动一时的“小贩妈妈被反铐双手”的事件为例，中国青年报另引广州市城管大队一名队员的博客分析：“‘掐脖子的动作不当，但想要处理得更好、更合适一点，我只能回答：很难很难！’...从小贩开始向城管砸东西的那一刻开始，城管无法完全避免肢体接触...同时，因为男女有别，城管碰小贩其他身体部位，也会遇到类似问题。如2012年3月深圳‘城管胸袭女档主’事件，而碰头部则可能成了‘城管摸女小贩脸’……如果城管去碰小孩，立马会有配图新闻：‘城管强抢小贩婴孩’。”
叹息“舆论总是以一种挑剔的眼光来审视”的同时，这篇城管自述稿亦主动提及同期发生的安徽城管打学生之事。今天正是高考首日，中国青年报昨日曾作报道，称那位两周前因为拍摄城管粗暴执法而遭围殴的安徽濉溪县学生已经放弃今年高考。眼见“两败俱伤”，这位从业十年的城管队员虽然承认“打市民是绝对错误的”，但难掩心情复杂：“很郁闷，很遗憾，很生气，对涉事的协管员又有一点理解...按照我们平常遇到的场景，执法时，会有路人拍摄，特别是充满正义感、对城管误会比较深的青年学生。他们往往一边拍，一边严厉指责城管又在抢东西什么的，其实他们并不了解事情全貌。不排除当时双方有言语冲突的可能。”媒体札记：贪官几许[url]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0820?full=y[/url]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徐达内
新华社看上去正在部署一个系列攻势，试图扭转在中国民间日益深入人心的“无官不贪”论。是通过新华每日电讯展开，由戴立言署名。
昨日以《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吗?》开篇，为示隆重，选在要闻二版刊发，而非汇聚作者来稿的评论版。标题虽然是问号，但正文第一段就已然给出否定回答：“社会上、网络上，经常有人这样调侃：现在的领导干部，全抓起来有冤枉的，排成队隔一个抓一个有漏网的。那就是说：领导干部大多数都是贪官。党员干部队伍真是腐败到这步田地了吗？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和研究认为，这种观点更多的是人们对腐败易发多发的一种‘吐槽’，是网络情绪的一种宣泄，既不具有真实性，也不具有科学性。”
以习近平那句“我们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始终是好的”为旗帜，文章从“被查处的领导干部人数占全部领导干部总数的比例”“领导干部做出的成绩和在群众中的口碑”、“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监督的过程”三个视角提供辩词：“2012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通过查处案件共处分约16.1万名党员领导干部……贪污贿赂类案件处分30315人，仅占同期受处分人数的18.9%……在我国，公民的犯罪率，高于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率，但能说中国人大多数是犯罪分子么？”；“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官员像我国的官员那样，如此痴迷于、专注于本地区本部门经济社会发展事宜，尽管有人可能夹杂些个人升迁的动机、有一些违反科学发展观的现象，但是您得承认，总体上，这些人大多数是在干好事、是在为老百姓谋幸福吧？”；“如果没有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甩开膀子带领广大群众艰苦奋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能取得举世瞩目、世界公认的成就，也不可能形成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好局面。很难设想：以贪官为主体的领导干部队伍，30多年间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中国奇迹’。这是多么荒谬的悖论啊！”
按照戴立言的分析，之所以“‘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这种错误观点会有市场”，是因为“直观感受”：“作风问题就发生在群众身边，群众看得最清、感受最深，严重影响党群干群关系、损害党和政府形象。有人说‘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恐怕主要是感受到官员作风问题的普遍性。这也是为什么中央反复强调要下大气力转变作风的原因。”
再有就是“新媒体、自媒体巨大的聚集和放大效应带来的挑战”：“‘人人都有麦克风’，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公民现场报道’，这深刻改变了社会舆论的生成机制。社会转型期贫富差距扩大导致的不满、政府不够公开透明引发的猜疑、消极腐败现象引发的信任危机、特权现象和阶层固化导致的负面情绪，通过网络、微博等大量宣泄，加剧了舆论环境的复杂态势，为“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等一些错误观点滋生蔓延提供了土壤。当今中国，“腐败”已经成为人们借以发泄不满的一个泛义词，几乎可以用于任何领域……‘腐败’在西方总体上是一个狭义词，‘道德风险’、‘丑闻’这些对政府和公职人员名誉杀伤力小得多的词汇，是媒体更为常用的……腐败的定义越泛，媒体用得越多，人们感知的‘腐败’也越多，容易造成‘无官不腐’的错觉。”
接下来，这篇文章亦公开宣布，“错觉”之外还有“阴谋”：“客观地说，是不是还有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某些热衷于制造虚假信息和传播谣言的人，某些怎么看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都不顺眼的人，用‘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的论调，故意抹黑我们的党、国家和干部队伍？这并不奇怪。永远不要指望这些人会说共产党干部的好话。”
应该说，新华每日电讯并不是一家非常受关注的党报。但在新华网昨天一早带头将该文荐于首页后，新浪搜狐腾讯凤凰也陆续察觉不同寻常之处，跟进重点展示。都不用怎么改标题，“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吗？”，这样一个设问句式就已经足够有吸引力了。
戴立言至少有一个判断是正确的，即“新媒体、自媒体深刻改变了社会舆论的生成机制”。这篇《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吗？》迅速成为微博论坛上的议论热点，压倒性的是反唇相讥，宣布标题中那个问号可以直接去掉。新浪热评排行榜中，此文所获跟帖遥遥领先，24小时内即达40万之多，最热一条是“就此问题作个民调——作肯定回答的，请点支持。认为不是的，请不要点”。截至今日午前，显示有超过4万人次就是认定“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
被微博意见领袖集中嘲笑的段落，是“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官员像我国的官员那样，如此痴迷于、专注于本地区本部门经济社会发展事宜”。@五岳散人宣布，自己作为一个老编辑，愿意义务改稿为“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官员像我国的官员那样，如此痴迷于、专注于老百姓的钱包”，在他看来，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之说“真不是猜想”：“要是按照正常国家的标准，收受或者接受几百港币、几十美元的礼品、宴请就算受贿的话，我们这里没有一个清官，我保证，一个都他妈没有”。
@谢文则是主攻文章中的逻辑漏洞：“这位名叫‘戴立言’的作者居然使用了以果论因的颠倒逻辑：因为抓到判刑的腐败分子少，所以总体上领导干部中的腐败分子必然少。而现实告诉我们：因为抓到的腐败分子比百姓看到的腐败分子少的太多。由于缺乏监督制约机制，所以百姓认为贪官其实远比抓到的多，绝大多数贪官漏网，而且互相包庇。”
即使拥有中国社会报编委这么一个体制内职业身份，@徐付群也要以个人微博“诛心”喉舌：“终于有人打开天窗说亮话地给贪官撑腰了。百姓们从这篇文章中读到了失望，贪官们则从这篇文章中读出了无比欢乐……这是一篇真正给广大干部撑腰的雄文。”
在绝大多数媒体账号止于转发摘录之时，最终又是@南都评论昨晚勇于站出来，宣布戴立言这一问“让人无法置答”：“发出质问者称‘腐败’不过是人们借以发泄不满的一个泛义词，天可怜见，谁愿意被腐败包围，人们从中能落得什么好处？希望领导干部没一个贪官，希望他们都能以财产公开等证据证明自己，感动民众，荡涤社会。”
但这大概也就是在新华社重点评论面前，市场化媒体所能做到的极限了。今晨，几无报纸转载这篇《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吗?》，更莫提将微博中的吐槽公开发表出来。
正好，戴立言可以就此再发第二论《真的是“越反越腐”吗？》。又是主动抛出问题，再行否决：“如果我们党不是这样一以贯之地反对腐败，改革开放之初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严重状况就不可能得到遏制，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举世瞩目的成就。对此，连国外反腐败专家也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中国的反腐败成绩是‘足以同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解决温饱问题、极大地消除贫困相提并论的一个巨大贡献’。”
又有数据作为支撑：“违纪违法受处分的党员占党员总数的比例很小……从性质上说，并不是所有违纪党员都是腐败分子，其中能称得上腐败分子的很少。这充分说明我们党员的主流是好的...在办案力度不减的前提下，高级干部违纪违法的案件数量呈明显下降趋势，从一、二十年前每年二、三十件，逐步减少到了现在每年十件左右，情况是在好转，并不是‘越反越腐’啊！”
沿袭昨天第一论思路，戴立言重申“腐败是社会毒瘤，非今日才有，也非中国特有”：“与我们处于相同或类似发展阶段国家，包括发达国家也都经历过腐败高发的过程，不少国家的腐败问题远比中国更加严重。这样的比较并不是为腐败的发生寻找客观原因，放松反腐败的努力。恰恰相反，这是为了使我们把问题看得更全面、更清楚、更透彻，从而更加从容自信、坚定有力地与腐败做斗争。”
接连两论，有破有立，再加上新华网连续推荐，新华每日电讯电子版更是将这两篇文章并列树作首页重点，“戴立言”用意已昭然若揭。
其实，虽然有网络吐槽者在讥笑着“戴立言”实为“代人立言”，但这个名字已在中央喉舌媒体中出现多次。5月29日和6月3日人民日报上均有其署名评论发表，其中后一篇《反腐倡廉的成效有目共睹》，提早一步就以“高级干部违纪违法的案件数量呈明显下降趋势”、“贪腐案件只占违纪违法案件总数的不足1/5”为据，明确宣布“认为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的悲观情绪是“以偏概全的错觉”。
或许正是为了唱和新华社，最高党报今天刊出《改善党的“微循环”系统》，以其中“基层政府工作出了微恙”的表述，而获门户首页集体展示。
文章原刊于人民日报旗下人民论坛杂志，将基层政府比作“党和国家的毛细血管”，强调基层干部言行举止“关乎党和政府的执政根基”：“党的微循环系统确实出了微恙，尚属于‘疾在腠理’阶段，但必须记住：不治，将恐深！”
与戴立言相仿，作者雍天荣同样宣称“社会上出现了对基层干部污名化的倾向，在网络上表现尤为明显”：“由于网络拟态环境的影响，呈现出一边倒的‘地方官员很坏’、‘地方政府很差’的负面评价。有学者研究后指出：对于基层党和政府的形象，群众的态度是‘总体肯定，个体否定’、‘抽象肯定，具体否定’。”
根据这篇文章的分析，之所以会出现“基层干部被污名化”倾向，除了“富人治村”的乡村治理结构在无奈中已经形成外，也与舆论形势之变化有莫大干系：“基层工作条件艰苦、任务繁重，很多人不愿意下到基层，基层干部队伍整体素质距离党和政府的要求还有距离，个别人角色的混淆与错位疏离了官民关系，自媒体舆论环境放大了基层干部的负面形象。近年来，随着一些新媒体突飞猛进的发展，渐成碎片化的网络舆论冲击着传统媒体的话语垄断权，逐渐成为左右社会问题的重要舆论力量，形成了网络拟态环境。网络辩论更注重立场，尊重的不是真相，看中的是你站在谁的立场上说话。由于预设的身份标签的存在，大多网民会自动站在草根一边，形成简单的官民二分对立态势：凡是官都是错的，凡是民都是对的。”
“这种舆论判断根本不能代表真理”——这是人民日报在由作者教育“大多网民”。虽然这篇文章只是被刊发在评论版最右下角，但经由各门户将之与新华每日电讯《真的是“越反越腐”吗？》并列置于首页展示，敏感的“大多网民”已然相信，两大喉舌再一次双剑合壁。
这不，@雷颐不仅以“只是‘基层’、只是‘微恙’！”来反讽中共高层之病入膏肓，更联想至余波不断的“宪政”系列争论，认定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这“奇文两篇”，是“与杨晓青、郑志学、苏长和等的大批判文章互相补充、配合”。
的确，“微恙”这种病情诊断，在一边倒的“地方官员很坏”、“地方政府很差”呼声面前，显得独木难支。反驳者的论据近在眼前，就是延安城管。
那个跳出猛跺的“临时工”城管当然算不上干部，但他的局长张建朝应该算是典型的基层官员。从人肉搜索趋势来看，张局长的仕途俨然就要重蹈“天价烟”局长周久耕的覆辙。
至少有一项指控现在是被确认了，那就是“座驾严重超标，配车超过部级领导配车”。持续跟踪报道的人民网昨天下午再出重拳，以“城管霸气，局长霸道，大楼雄霸”的排比句式烘托气氛，刊发《延安市城管局长被指拥豪华公车，超部长级》：“有市民向人民网陕西频道新闻调查部爆料称，6月3日在延安市城管局大厦前拍到了延安市城管局长张建朝的座驾，是一辆丰田霸道VX型越野车，车牌号码为‘陕JAO111’，经专业人士辨认网友爆料的车辆照片，这辆公车最低配报价也要40多万元。”
人民网果然是人民网。列举公务用车配备标准自是看家本领，更有《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提前为张建朝预备好：“在采访中，有群众质疑，延安精神的灵魂是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而延安市城管局局长的豪华座驾显得非常刺眼，和中央‘八项规定’及延安精神叫板。”
沿着人民网开辟的道路前进，新京报今晨刊出延安城管局一方的回应，即局长越野车系“下属单位借给城管局使用”，并获各门户首页推荐。根据报道中所引延安市城管局纪委书记王成章的说法，购车款来自2007年中石油长庆油田公司对延安市城管局自来水公司帮助抢险的奖励，“延安市城管局自来水公司属市城管局下属单位，考虑到市城管局工作人员常走山路，没有越野车，就用长庆油田的奖金买了丰田霸道车，借给市城管局使用”。
至于此前另一个被舆论“找茬”的标靶——城管大厦，延安市城管局党委书记侯世怀的辩词则是：“延安市城管局办公楼在全延安，‘豪华程度’只属于中等，只是办公环境稍微好一些，办公面积稍有超标”。
“原来车也是‘临时工’”，这下，连@环球时报都抠起了鼻孔。@郑渊洁警告“千万别把延安弄成临时工的摇篮”；@米瑞蓉质问：“城管管理城市，要走山路干什么？你又不是村管队？！一个谎言总是要用无数个谎言来遮盖”；@老徐时评认定：“谁是活雷锋甘愿把豪车借给你用？还不是因为手里有权！你怎么不把自己老婆借给别人用用？应该彻查一下这位局长，既然手下敢这么无法无天，作为局长肯定罪责难逃”；@王巍w振臂一呼：“借车借房借女人一律按行贿索贿清理，中央调查组干点正经事吧！”；@徐昕更是高声叫道：“延安城管局长张建朝，你是不是该下课了？”
说起来，@南都评论真是有先见之明，前天晚间，即有预言：“延安城管‘临时工’踩人暴行曝光后，像无数‘躺着中枪’或‘拔出萝卜带出泥’的个案一样，雄壮的30层延安‘城管大厦’进入公众视野，高潮是‘城管大厦’招牌被高效拆除。倘若深究，不难印证：对于一个机构，工作人员行为不端、办公大楼富丽堂皇、官员腐败，从来都是一连串的事件，鲜有例外。”
今晨，这个代表南方都市报评论部的账号又可推荐自家社论《权责一致，破除临时工“执法”困境》，向张局长的“替罪羊”表达些许同情：“作为问责对象刚进入大众视线时，临时工难免受到舆论谴责。如今，残暴的‘执法者’变身为不幸的临时工，这些人平时享受权力的快感，然而在颟顸的问责风暴中，其朝不保夕的命运，似乎也值得同情。要解决临时工困境，就必须解决临时工人事制度的合法性问题”。
的确，当那个触目惊心的跳跺瞬间被制作成动态图片，在“看看天朝城管……大家往死里转这图！”的号召下传遍中国互联网，激发起民众旧恨新仇之时，市场化媒体渐渐将延安的“革命火种”引向幕后。新闻晨报用通版讲解《城管执法困境两点待破：别一出事总说是临时工，也别指望靠作秀就行》的道理，晶报所刊《不是“临时工”才奇怪》更获凤凰网重点推荐：“在现代社会谈论临时工话题，不能假装看不见潜规则存在……好好查查那些管临时工的正式工，比揪住几个临时工不放重要得多”。
但没有哪一句会比“城管相对其他部门何尝不是临时工”听上去更辛酸。这是中国青年报今天由赵阳——这个已成为自身群体代言人的南京城管——自诉悲哀：“人们把协管员称作‘临时工’，然而以城管目前的尴尬地位，城管相对其他政府部门而言何尝不是‘临时工’？城管为体制背黑锅，协管员为城管背黑锅，临时工就成了中国最忙最坏的人……现在的社会矛盾冲突很多，而城管不是灭火的‘消防队’，很多时候恰恰成了‘点炸药包的人’。”
正如这篇《只纠结城管本身，永远破解不了它》的标题所示，中国青年报今天是借机梳理了“一城之管”的存废之争。文中引用赵阳的说法就是，“即便取消城管，也不解决暴力执法的问题”，“与其取消，不如加强监督，规范一下城管的工作”：“如果把就业、社保、贫富差距问题解决了，怎么会有那么多小贩呢？小贩少了，暴力执法也会少了，也就不会有老百姓跟你拼命了。如果只是纠结于城管问题本身，永远都不会找到答案。”
除了由赵阳讲诉委屈，这家中央媒体还专门为一位基层城管队员提供了自诉版面，由他抱怨“大家总骂城管素质低，招高学历又骂浪费”：“媒体对城管的误解，多数也是历史原因形成的，主要是城管自身的问题造成的。但现在，我觉得媒体的问题也不少。城管，是媒体监督政府、批评政府的一个突破口、一个靶子。用一些媒体的话说，城管是‘新闻富矿’。因为政府存在的问题，在城管身上都能挖得到。而同时，媒体对城管批评，受到的限制会很少。从我跟媒体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我的个人体会是，媒体人对城管的误解，很多是带有个人情绪或个人利益而刻意为之，挟媒体之公器以泄私愤。比如，他们的亲友是小贩，或者跟城管有过冲突。或者是带着一种先入为主的惯性思维去报道，有些连城管的全程都搞不清楚，就侃侃而谈。”
这种对“挟媒体公器以泄私愤”的痛恨，看起来是城管队员们的共同感受。以今年3月那起轰动一时的“小贩妈妈被反铐双手”的事件为例，中国青年报另引广州市城管大队一名队员的博客分析：“‘掐脖子的动作不当，但想要处理得更好、更合适一点，我只能回答：很难很难！’...从小贩开始向城管砸东西的那一刻开始，城管无法完全避免肢体接触...同时，因为男女有别，城管碰小贩其他身体部位，也会遇到类似问题。如2012年3月深圳‘城管胸袭女档主’事件，而碰头部则可能成了‘城管摸女小贩脸’……如果城管去碰小孩，立马会有配图新闻：‘城管强抢小贩婴孩’。”
叹息“舆论总是以一种挑剔的眼光来审视”的同时，这篇城管自述稿亦主动提及同期发生的安徽城管打学生之事。今天正是高考首日，中国青年报昨日曾作报道，称那位两周前因为拍摄城管粗暴执法而遭围殴的安徽濉溪县学生已经放弃今年高考。眼见“两败俱伤”，这位从业十年的城管队员虽然承认“打市民是绝对错误的”，但难掩心情复杂：“很郁闷，很遗憾，很生气，对涉事的协管员又有一点理解...按照我们平常遇到的场景，执法时，会有路人拍摄，特别是充满正义感、对城管误会比较深的青年学生。他们往往一边拍，一边严厉指责城管又在抢东西什么的，其实他们并不了解事情全貌。不排除当时双方有言语冲突的可能。”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徐达内
新华社看上去正在部署一个系列攻势，试图扭转在中国民间日益深入人心的“无官不贪”论。是通过新华每日电讯展开，由戴立言署名。
昨日以《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吗?》开篇，为示隆重，选在要闻二版刊发，而非汇聚作者来稿的评论版。标题虽然是问号，但正文第一段就已然给出否定回答：“社会上、网络上，经常有人这样调侃：现在的领导干部，全抓起来有冤枉的，排成队隔一个抓一个有漏网的。那就是说：领导干部大多数都是贪官。党员干部队伍真是腐败到这步田地了吗？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和研究认为，这种观点更多的是人们对腐败易发多发的一种‘吐槽’，是网络情绪的一种宣泄，既不具有真实性，也不具有科学性。”
以习近平那句“我们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始终是好的”为旗帜，文章从“被查处的领导干部人数占全部领导干部总数的比例”“领导干部做出的成绩和在群众中的口碑”、“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监督的过程”三个视角提供辩词：“2012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通过查处案件共处分约16.1万名党员领导干部……贪污贿赂类案件处分30315人，仅占同期受处分人数的18.9%……在我国，公民的犯罪率，高于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率，但能说中国人大多数是犯罪分子么？”；“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官员像我国的官员那样，如此痴迷于、专注于本地区本部门经济社会发展事宜，尽管有人可能夹杂些个人升迁的动机、有一些违反科学发展观的现象，但是您得承认，总体上，这些人大多数是在干好事、是在为老百姓谋幸福吧？”；“如果没有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甩开膀子带领广大群众艰苦奋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能取得举世瞩目、世界公认的成就，也不可能形成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好局面。很难设想：以贪官为主体的领导干部队伍，30多年间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中国奇迹’。这是多么荒谬的悖论啊！”
按照戴立言的分析，之所以“‘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这种错误观点会有市场”，是因为“直观感受”：“作风问题就发生在群众身边，群众看得最清、感受最深，严重影响党群干群关系、损害党和政府形象。有人说‘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恐怕主要是感受到官员作风问题的普遍性。这也是为什么中央反复强调要下大气力转变作风的原因。”
再有就是“新媒体、自媒体巨大的聚集和放大效应带来的挑战”：“‘人人都有麦克风’，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公民现场报道’，这深刻改变了社会舆论的生成机制。社会转型期贫富差距扩大导致的不满、政府不够公开透明引发的猜疑、消极腐败现象引发的信任危机、特权现象和阶层固化导致的负面情绪，通过网络、微博等大量宣泄，加剧了舆论环境的复杂态势，为“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等一些错误观点滋生蔓延提供了土壤。当今中国，“腐败”已经成为人们借以发泄不满的一个泛义词，几乎可以用于任何领域……‘腐败’在西方总体上是一个狭义词，‘道德风险’、‘丑闻’这些对政府和公职人员名誉杀伤力小得多的词汇，是媒体更为常用的……腐败的定义越泛，媒体用得越多，人们感知的‘腐败’也越多，容易造成‘无官不腐’的错觉。”
接下来，这篇文章亦公开宣布，“错觉”之外还有“阴谋”：“客观地说，是不是还有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某些热衷于制造虚假信息和传播谣言的人，某些怎么看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都不顺眼的人，用‘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的论调，故意抹黑我们的党、国家和干部队伍？这并不奇怪。永远不要指望这些人会说共产党干部的好话。”
应该说，新华每日电讯并不是一家非常受关注的党报。但在新华网昨天一早带头将该文荐于首页后，新浪搜狐腾讯凤凰也陆续察觉不同寻常之处，跟进重点展示。都不用怎么改标题，“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吗？”，这样一个设问句式就已经足够有吸引力了。
戴立言至少有一个判断是正确的，即“新媒体、自媒体深刻改变了社会舆论的生成机制”。这篇《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吗？》迅速成为微博论坛上的议论热点，压倒性的是反唇相讥，宣布标题中那个问号可以直接去掉。新浪热评排行榜中，此文所获跟帖遥遥领先，24小时内即达40万之多，最热一条是“就此问题作个民调——作肯定回答的，请点支持。认为不是的，请不要点”。截至今日午前，显示有超过4万人次就是认定“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
被微博意见领袖集中嘲笑的段落，是“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官员像我国的官员那样，如此痴迷于、专注于本地区本部门经济社会发展事宜”。@五岳散人宣布，自己作为一个老编辑，愿意义务改稿为“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官员像我国的官员那样，如此痴迷于、专注于老百姓的钱包”，在他看来，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之说“真不是猜想”：“要是按照正常国家的标准，收受或者接受几百港币、几十美元的礼品、宴请就算受贿的话，我们这里没有一个清官，我保证，一个都他妈没有”。
@谢文则是主攻文章中的逻辑漏洞：“这位名叫‘戴立言’的作者居然使用了以果论因的颠倒逻辑：因为抓到判刑的腐败分子少，所以总体上领导干部中的腐败分子必然少。而现实告诉我们：因为抓到的腐败分子比百姓看到的腐败分子少的太多。由于缺乏监督制约机制，所以百姓认为贪官其实远比抓到的多，绝大多数贪官漏网，而且互相包庇。”
即使拥有中国社会报编委这么一个体制内职业身份，@徐付群也要以个人微博“诛心”喉舌：“终于有人打开天窗说亮话地给贪官撑腰了。百姓们从这篇文章中读到了失望，贪官们则从这篇文章中读出了无比欢乐……这是一篇真正给广大干部撑腰的雄文。”
在绝大多数媒体账号止于转发摘录之时，最终又是@南都评论昨晚勇于站出来，宣布戴立言这一问“让人无法置答”：“发出质问者称‘腐败’不过是人们借以发泄不满的一个泛义词，天可怜见，谁愿意被腐败包围，人们从中能落得什么好处？希望领导干部没一个贪官，希望他们都能以财产公开等证据证明自己，感动民众，荡涤社会。”
但这大概也就是在新华社重点评论面前，市场化媒体所能做到的极限了。今晨，几无报纸转载这篇《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吗?》，更莫提将微博中的吐槽公开发表出来。
正好，戴立言可以就此再发第二论《真的是“越反越腐”吗？》。又是主动抛出问题，再行否决：“如果我们党不是这样一以贯之地反对腐败，改革开放之初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严重状况就不可能得到遏制，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举世瞩目的成就。对此，连国外反腐败专家也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中国的反腐败成绩是‘足以同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解决温饱问题、极大地消除贫困相提并论的一个巨大贡献’。”
又有数据作为支撑：“违纪违法受处分的党员占党员总数的比例很小……从性质上说，并不是所有违纪党员都是腐败分子，其中能称得上腐败分子的很少。这充分说明我们党员的主流是好的...在办案力度不减的前提下，高级干部违纪违法的案件数量呈明显下降趋势，从一、二十年前每年二、三十件，逐步减少到了现在每年十件左右，情况是在好转，并不是‘越反越腐’啊！”
沿袭昨天第一论思路，戴立言重申“腐败是社会毒瘤，非今日才有，也非中国特有”：“与我们处于相同或类似发展阶段国家，包括发达国家也都经历过腐败高发的过程，不少国家的腐败问题远比中国更加严重。这样的比较并不是为腐败的发生寻找客观原因，放松反腐败的努力。恰恰相反，这是为了使我们把问题看得更全面、更清楚、更透彻，从而更加从容自信、坚定有力地与腐败做斗争。”
接连两论，有破有立，再加上新华网连续推荐，新华每日电讯电子版更是将这两篇文章并列树作首页重点，“戴立言”用意已昭然若揭。
其实，虽然有网络吐槽者在讥笑着“戴立言”实为“代人立言”，但这个名字已在中央喉舌媒体中出现多次。5月29日和6月3日人民日报上均有其署名评论发表，其中后一篇《反腐倡廉的成效有目共睹》，提早一步就以“高级干部违纪违法的案件数量呈明显下降趋势”、“贪腐案件只占违纪违法案件总数的不足1/5”为据，明确宣布“认为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的悲观情绪是“以偏概全的错觉”。
或许正是为了唱和新华社，最高党报今天刊出《改善党的“微循环”系统》，以其中“基层政府工作出了微恙”的表述，而获门户首页集体展示。
文章原刊于人民日报旗下人民论坛杂志，将基层政府比作“党和国家的毛细血管”，强调基层干部言行举止“关乎党和政府的执政根基”：“党的微循环系统确实出了微恙，尚属于‘疾在腠理’阶段，但必须记住：不治，将恐深！”
与戴立言相仿，作者雍天荣同样宣称“社会上出现了对基层干部污名化的倾向，在网络上表现尤为明显”：“由于网络拟态环境的影响，呈现出一边倒的‘地方官员很坏’、‘地方政府很差’的负面评价。有学者研究后指出：对于基层党和政府的形象，群众的态度是‘总体肯定，个体否定’、‘抽象肯定，具体否定’。”
根据这篇文章的分析，之所以会出现“基层干部被污名化”倾向，除了“富人治村”的乡村治理结构在无奈中已经形成外，也与舆论形势之变化有莫大干系：“基层工作条件艰苦、任务繁重，很多人不愿意下到基层，基层干部队伍整体素质距离党和政府的要求还有距离，个别人角色的混淆与错位疏离了官民关系，自媒体舆论环境放大了基层干部的负面形象。近年来，随着一些新媒体突飞猛进的发展，渐成碎片化的网络舆论冲击着传统媒体的话语垄断权，逐渐成为左右社会问题的重要舆论力量，形成了网络拟态环境。网络辩论更注重立场，尊重的不是真相，看中的是你站在谁的立场上说话。由于预设的身份标签的存在，大多网民会自动站在草根一边，形成简单的官民二分对立态势：凡是官都是错的，凡是民都是对的。”
“这种舆论判断根本不能代表真理”——这是人民日报在由作者教育“大多网民”。虽然这篇文章只是被刊发在评论版最右下角，但经由各门户将之与新华每日电讯《真的是“越反越腐”吗？》并列置于首页展示，敏感的“大多网民”已然相信，两大喉舌再一次双剑合壁。
这不，@雷颐不仅以“只是‘基层’、只是‘微恙’！”来反讽中共高层之病入膏肓，更联想至余波不断的“宪政”系列争论，认定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这“奇文两篇”，是“与杨晓青、郑志学、苏长和等的大批判文章互相补充、配合”。
的确，“微恙”这种病情诊断，在一边倒的“地方官员很坏”、“地方政府很差”呼声面前，显得独木难支。反驳者的论据近在眼前，就是延安城管。
那个跳出猛跺的“临时工”城管当然算不上干部，但他的局长张建朝应该算是典型的基层官员。从人肉搜索趋势来看，张局长的仕途俨然就要重蹈“天价烟”局长周久耕的覆辙。
至少有一项指控现在是被确认了，那就是“座驾严重超标，配车超过部级领导配车”。持续跟踪报道的人民网昨天下午再出重拳，以“城管霸气，局长霸道，大楼雄霸”的排比句式烘托气氛，刊发《延安市城管局长被指拥豪华公车，超部长级》：“有市民向人民网陕西频道新闻调查部爆料称，6月3日在延安市城管局大厦前拍到了延安市城管局长张建朝的座驾，是一辆丰田霸道VX型越野车，车牌号码为‘陕JAO111’，经专业人士辨认网友爆料的车辆照片，这辆公车最低配报价也要40多万元。”
人民网果然是人民网。列举公务用车配备标准自是看家本领，更有《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提前为张建朝预备好：“在采访中，有群众质疑，延安精神的灵魂是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而延安市城管局局长的豪华座驾显得非常刺眼，和中央‘八项规定’及延安精神叫板。”
沿着人民网开辟的道路前进，新京报今晨刊出延安城管局一方的回应，即局长越野车系“下属单位借给城管局使用”，并获各门户首页推荐。根据报道中所引延安市城管局纪委书记王成章的说法，购车款来自2007年中石油长庆油田公司对延安市城管局自来水公司帮助抢险的奖励，“延安市城管局自来水公司属市城管局下属单位，考虑到市城管局工作人员常走山路，没有越野车，就用长庆油田的奖金买了丰田霸道车，借给市城管局使用”。
至于此前另一个被舆论“找茬”的标靶——城管大厦，延安市城管局党委书记侯世怀的辩词则是：“延安市城管局办公楼在全延安，‘豪华程度’只属于中等，只是办公环境稍微好一些，办公面积稍有超标”。
“原来车也是‘临时工’”，这下，连@环球时报都抠起了鼻孔。@郑渊洁警告“千万别把延安弄成临时工的摇篮”；@米瑞蓉质问：“城管管理城市，要走山路干什么？你又不是村管队？！一个谎言总是要用无数个谎言来遮盖”；@老徐时评认定：“谁是活雷锋甘愿把豪车借给你用？还不是因为手里有权！你怎么不把自己老婆借给别人用用？应该彻查一下这位局长，既然手下敢这么无法无天，作为局长肯定罪责难逃”；@王巍w振臂一呼：“借车借房借女人一律按行贿索贿清理，中央调查组干点正经事吧！”；@徐昕更是高声叫道：“延安城管局长张建朝，你是不是该下课了？”
说起来，@南都评论真是有先见之明，前天晚间，即有预言：“延安城管‘临时工’踩人暴行曝光后，像无数‘躺着中枪’或‘拔出萝卜带出泥’的个案一样，雄壮的30层延安‘城管大厦’进入公众视野，高潮是‘城管大厦’招牌被高效拆除。倘若深究，不难印证：对于一个机构，工作人员行为不端、办公大楼富丽堂皇、官员腐败，从来都是一连串的事件，鲜有例外。”
今晨，这个代表南方都市报评论部的账号又可推荐自家社论《权责一致，破除临时工“执法”困境》，向张局长的“替罪羊”表达些许同情：“作为问责对象刚进入大众视线时，临时工难免受到舆论谴责。如今，残暴的‘执法者’变身为不幸的临时工，这些人平时享受权力的快感，然而在颟顸的问责风暴中，其朝不保夕的命运，似乎也值得同情。要解决临时工困境，就必须解决临时工人事制度的合法性问题”。
的确，当那个触目惊心的跳跺瞬间被制作成动态图片，在“看看天朝城管……大家往死里转这图！”的号召下传遍中国互联网，激发起民众旧恨新仇之时，市场化媒体渐渐将延安的“革命火种”引向幕后。新闻晨报用通版讲解《城管执法困境两点待破：别一出事总说是临时工，也别指望靠作秀就行》的道理，晶报所刊《不是“临时工”才奇怪》更获凤凰网重点推荐：“在现代社会谈论临时工话题，不能假装看不见潜规则存在……好好查查那些管临时工的正式工，比揪住几个临时工不放重要得多”。
但没有哪一句会比“城管相对其他部门何尝不是临时工”听上去更辛酸。这是中国青年报今天由赵阳——这个已成为自身群体代言人的南京城管——自诉悲哀：“人们把协管员称作‘临时工’，然而以城管目前的尴尬地位，城管相对其他政府部门而言何尝不是‘临时工’？城管为体制背黑锅，协管员为城管背黑锅，临时工就成了中国最忙最坏的人……现在的社会矛盾冲突很多，而城管不是灭火的‘消防队’，很多时候恰恰成了‘点炸药包的人’。”
正如这篇《只纠结城管本身，永远破解不了它》的标题所示，中国青年报今天是借机梳理了“一城之管”的存废之争。文中引用赵阳的说法就是，“即便取消城管，也不解决暴力执法的问题”，“与其取消，不如加强监督，规范一下城管的工作”：“如果把就业、社保、贫富差距问题解决了，怎么会有那么多小贩呢？小贩少了，暴力执法也会少了，也就不会有老百姓跟你拼命了。如果只是纠结于城管问题本身，永远都不会找到答案。”
除了由赵阳讲诉委屈，这家中央媒体还专门为一位基层城管队员提供了自诉版面，由他抱怨“大家总骂城管素质低，招高学历又骂浪费”：“媒体对城管的误解，多数也是历史原因形成的，主要是城管自身的问题造成的。但现在，我觉得媒体的问题也不少。城管，是媒体监督政府、批评政府的一个突破口、一个靶子。用一些媒体的话说，城管是‘新闻富矿’。因为政府存在的问题，在城管身上都能挖得到。而同时，媒体对城管批评，受到的限制会很少。从我跟媒体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我的个人体会是，媒体人对城管的误解，很多是带有个人情绪或个人利益而刻意为之，挟媒体之公器以泄私愤。比如，他们的亲友是小贩，或者跟城管有过冲突。或者是带着一种先入为主的惯性思维去报道，有些连城管的全程都搞不清楚，就侃侃而谈。”
这种对“挟媒体公器以泄私愤”的痛恨，看起来是城管队员们的共同感受。以今年3月那起轰动一时的“小贩妈妈被反铐双手”的事件为例，中国青年报另引广州市城管大队一名队员的博客分析：“‘掐脖子的动作不当，但想要处理得更好、更合适一点，我只能回答：很难很难！’...从小贩开始向城管砸东西的那一刻开始，城管无法完全避免肢体接触...同时，因为男女有别，城管碰小贩其他身体部位，也会遇到类似问题。如2012年3月深圳‘城管胸袭女档主’事件，而碰头部则可能成了‘城管摸女小贩脸’……如果城管去碰小孩，立马会有配图新闻：‘城管强抢小贩婴孩’。”
叹息“舆论总是以一种挑剔的眼光来审视”的同时，这篇城管自述稿亦主动提及同期发生的安徽城管打学生之事。今天正是高考首日，中国青年报昨日曾作报道，称那位两周前因为拍摄城管粗暴执法而遭围殴的安徽濉溪县学生已经放弃今年高考。眼见“两败俱伤”，这位从业十年的城管队员虽然承认“打市民是绝对错误的”，但难掩心情复杂：“很郁闷，很遗憾，很生气，对涉事的协管员又有一点理解...按照我们平常遇到的场景，执法时，会有路人拍摄，特别是充满正义感、对城管误会比较深的青年学生。他们往往一边拍，一边严厉指责城管又在抢东西什么的，其实他们并不了解事情全貌。不排除当时双方有言语冲突的可能。”媒体札记：贪官几许[url]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0820?full=y[/url]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徐达内
新华社看上去正在部署一个系列攻势，试图扭转在中国民间日益深入人心的“无官不贪”论。是通过新华每日电讯展开，由戴立言署名。
昨日以《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吗?》开篇，为示隆重，选在要闻二版刊发，而非汇聚作者来稿的评论版。标题虽然是问号，但正文第一段就已然给出否定回答：“社会上、网络上，经常有人这样调侃：现在的领导干部，全抓起来有冤枉的，排成队隔一个抓一个有漏网的。那就是说：领导干部大多数都是贪官。党员干部队伍真是腐败到这步田地了吗？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和研究认为，这种观点更多的是人们对腐败易发多发的一种‘吐槽’，是网络情绪的一种宣泄，既不具有真实性，也不具有科学性。”
以习近平那句“我们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始终是好的”为旗帜，文章从“被查处的领导干部人数占全部领导干部总数的比例”“领导干部做出的成绩和在群众中的口碑”、“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监督的过程”三个视角提供辩词：“2012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通过查处案件共处分约16.1万名党员领导干部……贪污贿赂类案件处分30315人，仅占同期受处分人数的18.9%……在我国，公民的犯罪率，高于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率，但能说中国人大多数是犯罪分子么？”；“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官员像我国的官员那样，如此痴迷于、专注于本地区本部门经济社会发展事宜，尽管有人可能夹杂些个人升迁的动机、有一些违反科学发展观的现象，但是您得承认，总体上，这些人大多数是在干好事、是在为老百姓谋幸福吧？”；“如果没有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甩开膀子带领广大群众艰苦奋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能取得举世瞩目、世界公认的成就，也不可能形成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好局面。很难设想：以贪官为主体的领导干部队伍，30多年间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中国奇迹’。这是多么荒谬的悖论啊！”
按照戴立言的分析，之所以“‘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这种错误观点会有市场”，是因为“直观感受”：“作风问题就发生在群众身边，群众看得最清、感受最深，严重影响党群干群关系、损害党和政府形象。有人说‘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恐怕主要是感受到官员作风问题的普遍性。这也是为什么中央反复强调要下大气力转变作风的原因。”
再有就是“新媒体、自媒体巨大的聚集和放大效应带来的挑战”：“‘人人都有麦克风’，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公民现场报道’，这深刻改变了社会舆论的生成机制。社会转型期贫富差距扩大导致的不满、政府不够公开透明引发的猜疑、消极腐败现象引发的信任危机、特权现象和阶层固化导致的负面情绪，通过网络、微博等大量宣泄，加剧了舆论环境的复杂态势，为“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等一些错误观点滋生蔓延提供了土壤。当今中国，“腐败”已经成为人们借以发泄不满的一个泛义词，几乎可以用于任何领域……‘腐败’在西方总体上是一个狭义词，‘道德风险’、‘丑闻’这些对政府和公职人员名誉杀伤力小得多的词汇，是媒体更为常用的……腐败的定义越泛，媒体用得越多，人们感知的‘腐败’也越多，容易造成‘无官不腐’的错觉。”
接下来，这篇文章亦公开宣布，“错觉”之外还有“阴谋”：“客观地说，是不是还有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某些热衷于制造虚假信息和传播谣言的人，某些怎么看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都不顺眼的人，用‘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的论调，故意抹黑我们的党、国家和干部队伍？这并不奇怪。永远不要指望这些人会说共产党干部的好话。”
应该说，新华每日电讯并不是一家非常受关注的党报。但在新华网昨天一早带头将该文荐于首页后，新浪搜狐腾讯凤凰也陆续察觉不同寻常之处，跟进重点展示。都不用怎么改标题，“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吗？”，这样一个设问句式就已经足够有吸引力了。
戴立言至少有一个判断是正确的，即“新媒体、自媒体深刻改变了社会舆论的生成机制”。这篇《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吗？》迅速成为微博论坛上的议论热点，压倒性的是反唇相讥，宣布标题中那个问号可以直接去掉。新浪热评排行榜中，此文所获跟帖遥遥领先，24小时内即达40万之多，最热一条是“就此问题作个民调——作肯定回答的，请点支持。认为不是的，请不要点”。截至今日午前，显示有超过4万人次就是认定“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
被微博意见领袖集中嘲笑的段落，是“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官员像我国的官员那样，如此痴迷于、专注于本地区本部门经济社会发展事宜”。@五岳散人宣布，自己作为一个老编辑，愿意义务改稿为“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官员像我国的官员那样，如此痴迷于、专注于老百姓的钱包”，在他看来，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之说“真不是猜想”：“要是按照正常国家的标准，收受或者接受几百港币、几十美元的礼品、宴请就算受贿的话，我们这里没有一个清官，我保证，一个都他妈没有”。
@谢文则是主攻文章中的逻辑漏洞：“这位名叫‘戴立言’的作者居然使用了以果论因的颠倒逻辑：因为抓到判刑的腐败分子少，所以总体上领导干部中的腐败分子必然少。而现实告诉我们：因为抓到的腐败分子比百姓看到的腐败分子少的太多。由于缺乏监督制约机制，所以百姓认为贪官其实远比抓到的多，绝大多数贪官漏网，而且互相包庇。”
即使拥有中国社会报编委这么一个体制内职业身份，@徐付群也要以个人微博“诛心”喉舌：“终于有人打开天窗说亮话地给贪官撑腰了。百姓们从这篇文章中读到了失望，贪官们则从这篇文章中读出了无比欢乐……这是一篇真正给广大干部撑腰的雄文。”
在绝大多数媒体账号止于转发摘录之时，最终又是@南都评论昨晚勇于站出来，宣布戴立言这一问“让人无法置答”：“发出质问者称‘腐败’不过是人们借以发泄不满的一个泛义词，天可怜见，谁愿意被腐败包围，人们从中能落得什么好处？希望领导干部没一个贪官，希望他们都能以财产公开等证据证明自己，感动民众，荡涤社会。”
但这大概也就是在新华社重点评论面前，市场化媒体所能做到的极限了。今晨，几无报纸转载这篇《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吗?》，更莫提将微博中的吐槽公开发表出来。
正好，戴立言可以就此再发第二论《真的是“越反越腐”吗？》。又是主动抛出问题，再行否决：“如果我们党不是这样一以贯之地反对腐败，改革开放之初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严重状况就不可能得到遏制，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举世瞩目的成就。对此，连国外反腐败专家也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中国的反腐败成绩是‘足以同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解决温饱问题、极大地消除贫困相提并论的一个巨大贡献’。”
又有数据作为支撑：“违纪违法受处分的党员占党员总数的比例很小……从性质上说，并不是所有违纪党员都是腐败分子，其中能称得上腐败分子的很少。这充分说明我们党员的主流是好的...在办案力度不减的前提下，高级干部违纪违法的案件数量呈明显下降趋势，从一、二十年前每年二、三十件，逐步减少到了现在每年十件左右，情况是在好转，并不是‘越反越腐’啊！”
沿袭昨天第一论思路，戴立言重申“腐败是社会毒瘤，非今日才有，也非中国特有”：“与我们处于相同或类似发展阶段国家，包括发达国家也都经历过腐败高发的过程，不少国家的腐败问题远比中国更加严重。这样的比较并不是为腐败的发生寻找客观原因，放松反腐败的努力。恰恰相反，这是为了使我们把问题看得更全面、更清楚、更透彻，从而更加从容自信、坚定有力地与腐败做斗争。”
接连两论，有破有立，再加上新华网连续推荐，新华每日电讯电子版更是将这两篇文章并列树作首页重点，“戴立言”用意已昭然若揭。
其实，虽然有网络吐槽者在讥笑着“戴立言”实为“代人立言”，但这个名字已在中央喉舌媒体中出现多次。5月29日和6月3日人民日报上均有其署名评论发表，其中后一篇《反腐倡廉的成效有目共睹》，提早一步就以“高级干部违纪违法的案件数量呈明显下降趋势”、“贪腐案件只占违纪违法案件总数的不足1/5”为据，明确宣布“认为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的悲观情绪是“以偏概全的错觉”。
或许正是为了唱和新华社，最高党报今天刊出《改善党的“微循环”系统》，以其中“基层政府工作出了微恙”的表述，而获门户首页集体展示。
文章原刊于人民日报旗下人民论坛杂志，将基层政府比作“党和国家的毛细血管”，强调基层干部言行举止“关乎党和政府的执政根基”：“党的微循环系统确实出了微恙，尚属于‘疾在腠理’阶段，但必须记住：不治，将恐深！”
与戴立言相仿，作者雍天荣同样宣称“社会上出现了对基层干部污名化的倾向，在网络上表现尤为明显”：“由于网络拟态环境的影响，呈现出一边倒的‘地方官员很坏’、‘地方政府很差’的负面评价。有学者研究后指出：对于基层党和政府的形象，群众的态度是‘总体肯定，个体否定’、‘抽象肯定，具体否定’。”
根据这篇文章的分析，之所以会出现“基层干部被污名化”倾向，除了“富人治村”的乡村治理结构在无奈中已经形成外，也与舆论形势之变化有莫大干系：“基层工作条件艰苦、任务繁重，很多人不愿意下到基层，基层干部队伍整体素质距离党和政府的要求还有距离，个别人角色的混淆与错位疏离了官民关系，自媒体舆论环境放大了基层干部的负面形象。近年来，随着一些新媒体突飞猛进的发展，渐成碎片化的网络舆论冲击着传统媒体的话语垄断权，逐渐成为左右社会问题的重要舆论力量，形成了网络拟态环境。网络辩论更注重立场，尊重的不是真相，看中的是你站在谁的立场上说话。由于预设的身份标签的存在，大多网民会自动站在草根一边，形成简单的官民二分对立态势：凡是官都是错的，凡是民都是对的。”
“这种舆论判断根本不能代表真理”——这是人民日报在由作者教育“大多网民”。虽然这篇文章只是被刊发在评论版最右下角，但经由各门户将之与新华每日电讯《真的是“越反越腐”吗？》并列置于首页展示，敏感的“大多网民”已然相信，两大喉舌再一次双剑合壁。
这不，@雷颐不仅以“只是‘基层’、只是‘微恙’！”来反讽中共高层之病入膏肓，更联想至余波不断的“宪政”系列争论，认定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这“奇文两篇”，是“与杨晓青、郑志学、苏长和等的大批判文章互相补充、配合”。
的确，“微恙”这种病情诊断，在一边倒的“地方官员很坏”、“地方政府很差”呼声面前，显得独木难支。反驳者的论据近在眼前，就是延安城管。
那个跳出猛跺的“临时工”城管当然算不上干部，但他的局长张建朝应该算是典型的基层官员。从人肉搜索趋势来看，张局长的仕途俨然就要重蹈“天价烟”局长周久耕的覆辙。
至少有一项指控现在是被确认了，那就是“座驾严重超标，配车超过部级领导配车”。持续跟踪报道的人民网昨天下午再出重拳，以“城管霸气，局长霸道，大楼雄霸”的排比句式烘托气氛，刊发《延安市城管局长被指拥豪华公车，超部长级》：“有市民向人民网陕西频道新闻调查部爆料称，6月3日在延安市城管局大厦前拍到了延安市城管局长张建朝的座驾，是一辆丰田霸道VX型越野车，车牌号码为‘陕JAO111’，经专业人士辨认网友爆料的车辆照片，这辆公车最低配报价也要40多万元。”
人民网果然是人民网。列举公务用车配备标准自是看家本领，更有《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提前为张建朝预备好：“在采访中，有群众质疑，延安精神的灵魂是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而延安市城管局局长的豪华座驾显得非常刺眼，和中央‘八项规定’及延安精神叫板。”
沿着人民网开辟的道路前进，新京报今晨刊出延安城管局一方的回应，即局长越野车系“下属单位借给城管局使用”，并获各门户首页推荐。根据报道中所引延安市城管局纪委书记王成章的说法，购车款来自2007年中石油长庆油田公司对延安市城管局自来水公司帮助抢险的奖励，“延安市城管局自来水公司属市城管局下属单位，考虑到市城管局工作人员常走山路，没有越野车，就用长庆油田的奖金买了丰田霸道车，借给市城管局使用”。
至于此前另一个被舆论“找茬”的标靶——城管大厦，延安市城管局党委书记侯世怀的辩词则是：“延安市城管局办公楼在全延安，‘豪华程度’只属于中等，只是办公环境稍微好一些，办公面积稍有超标”。
“原来车也是‘临时工’”，这下，连@环球时报都抠起了鼻孔。@郑渊洁警告“千万别把延安弄成临时工的摇篮”；@米瑞蓉质问：“城管管理城市，要走山路干什么？你又不是村管队？！一个谎言总是要用无数个谎言来遮盖”；@老徐时评认定：“谁是活雷锋甘愿把豪车借给你用？还不是因为手里有权！你怎么不把自己老婆借给别人用用？应该彻查一下这位局长，既然手下敢这么无法无天，作为局长肯定罪责难逃”；@王巍w振臂一呼：“借车借房借女人一律按行贿索贿清理，中央调查组干点正经事吧！”；@徐昕更是高声叫道：“延安城管局长张建朝，你是不是该下课了？”
说起来，@南都评论真是有先见之明，前天晚间，即有预言：“延安城管‘临时工’踩人暴行曝光后，像无数‘躺着中枪’或‘拔出萝卜带出泥’的个案一样，雄壮的30层延安‘城管大厦’进入公众视野，高潮是‘城管大厦’招牌被高效拆除。倘若深究，不难印证：对于一个机构，工作人员行为不端、办公大楼富丽堂皇、官员腐败，从来都是一连串的事件，鲜有例外。”
今晨，这个代表南方都市报评论部的账号又可推荐自家社论《权责一致，破除临时工“执法”困境》，向张局长的“替罪羊”表达些许同情：“作为问责对象刚进入大众视线时，临时工难免受到舆论谴责。如今，残暴的‘执法者’变身为不幸的临时工，这些人平时享受权力的快感，然而在颟顸的问责风暴中，其朝不保夕的命运，似乎也值得同情。要解决临时工困境，就必须解决临时工人事制度的合法性问题”。
的确，当那个触目惊心的跳跺瞬间被制作成动态图片，在“看看天朝城管……大家往死里转这图！”的号召下传遍中国互联网，激发起民众旧恨新仇之时，市场化媒体渐渐将延安的“革命火种”引向幕后。新闻晨报用通版讲解《城管执法困境两点待破：别一出事总说是临时工，也别指望靠作秀就行》的道理，晶报所刊《不是“临时工”才奇怪》更获凤凰网重点推荐：“在现代社会谈论临时工话题，不能假装看不见潜规则存在……好好查查那些管临时工的正式工，比揪住几个临时工不放重要得多”。
但没有哪一句会比“城管相对其他部门何尝不是临时工”听上去更辛酸。这是中国青年报今天由赵阳——这个已成为自身群体代言人的南京城管——自诉悲哀：“人们把协管员称作‘临时工’，然而以城管目前的尴尬地位，城管相对其他政府部门而言何尝不是‘临时工’？城管为体制背黑锅，协管员为城管背黑锅，临时工就成了中国最忙最坏的人……现在的社会矛盾冲突很多，而城管不是灭火的‘消防队’，很多时候恰恰成了‘点炸药包的人’。”
正如这篇《只纠结城管本身，永远破解不了它》的标题所示，中国青年报今天是借机梳理了“一城之管”的存废之争。文中引用赵阳的说法就是，“即便取消城管，也不解决暴力执法的问题”，“与其取消，不如加强监督，规范一下城管的工作”：“如果把就业、社保、贫富差距问题解决了，怎么会有那么多小贩呢？小贩少了，暴力执法也会少了，也就不会有老百姓跟你拼命了。如果只是纠结于城管问题本身，永远都不会找到答案。”
除了由赵阳讲诉委屈，这家中央媒体还专门为一位基层城管队员提供了自诉版面，由他抱怨“大家总骂城管素质低，招高学历又骂浪费”：“媒体对城管的误解，多数也是历史原因形成的，主要是城管自身的问题造成的。但现在，我觉得媒体的问题也不少。城管，是媒体监督政府、批评政府的一个突破口、一个靶子。用一些媒体的话说，城管是‘新闻富矿’。因为政府存在的问题，在城管身上都能挖得到。而同时，媒体对城管批评，受到的限制会很少。从我跟媒体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我的个人体会是，媒体人对城管的误解，很多是带有个人情绪或个人利益而刻意为之，挟媒体之公器以泄私愤。比如，他们的亲友是小贩，或者跟城管有过冲突。或者是带着一种先入为主的惯性思维去报道，有些连城管的全程都搞不清楚，就侃侃而谈。”
这种对“挟媒体公器以泄私愤”的痛恨，看起来是城管队员们的共同感受。以今年3月那起轰动一时的“小贩妈妈被反铐双手”的事件为例，中国青年报另引广州市城管大队一名队员的博客分析：“‘掐脖子的动作不当，但想要处理得更好、更合适一点，我只能回答：很难很难！’...从小贩开始向城管砸东西的那一刻开始，城管无法完全避免肢体接触...同时，因为男女有别，城管碰小贩其他身体部位，也会遇到类似问题。如2012年3月深圳‘城管胸袭女档主’事件，而碰头部则可能成了‘城管摸女小贩脸’……如果城管去碰小孩，立马会有配图新闻：‘城管强抢小贩婴孩’。”
叹息“舆论总是以一种挑剔的眼光来审视”的同时，这篇城管自述稿亦主动提及同期发生的安徽城管打学生之事。今天正是高考首日，中国青年报昨日曾作报道，称那位两周前因为拍摄城管粗暴执法而遭围殴的安徽濉溪县学生已经放弃今年高考。眼见“两败俱伤”，这位从业十年的城管队员虽然承认“打市民是绝对错误的”，但难掩心情复杂：“很郁闷，很遗憾，很生气，对涉事的协管员又有一点理解...按照我们平常遇到的场景，执法时，会有路人拍摄，特别是充满正义感、对城管误会比较深的青年学生。他们往往一边拍，一边严厉指责城管又在抢东西什么的，其实他们并不了解事情全貌。不排除当时双方有言语冲突的可能。”
城管为体制背黑锅，成了“点炸药包的人”。
怎么解决？取消城管或小贩都不现实，非要取消那就城管吧，因为小贩历史上已存在几千年，算文物级别，城管才几十年。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怎么解决？取消城管或小贩都不现实，非要取消那就城管吧，因为小贩历史上已存在几千年，算文物级别，城管才几十年。来自: Android客户端
反正，N多的人都看到了城管抢小贩的东西，打、砸小贩的摊子，却没看到过小贩抢城管的
城管有啥抢的？小贩抢城管制服穿上再摆摊？来自: Android客户端
《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吗?》和城管的文明执法是两个话题吧？如果把领导全部枪毙了，是不是会有一大批人坐直升机成为新的领导啊？
现在确实是无官不贪吧。但我相信肯定会有清官。说实话我们和2000年前没什么本质区别。灵魂上
e8098 发表于 2013-6-16 18:19
反正，N多的人都看到了城管抢小贩的东西，打、砸小贩的摊子，却没看到过小贩抢城管的
如果小贩抗拒城管合理执法，那么没收他们的摊子也没有什么不对，打砸他们的摊子也是合理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小贩对城管施以暴力，城管自身进行防卫也是合理的。城管的人身权利也要维护。
e8098 发表于 2013-6-16 18:19
反正，N多的人都看到了城管抢小贩的东西，打、砸小贩的摊子，却没看到过小贩抢城管的
如果小贩抗拒城管合理执法，那么没收他们的摊子也没有什么不对，打砸他们的摊子也是合理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小贩对城管施以暴力，城管自身进行防卫也是合理的。城管的人身权利也要维护。
ZHANGYULIN 发表于 2013-6-16 19:11 ![]()
如果小贩抗拒城管合理执法，那么没收他们的摊子也没有什么不对，打砸他们的摊子也是合理的，如果在这种 ...
不是那么简单的。如果脱离实际背景，似乎很好分析对错。
然而，摊贩占道经营，违规经营，扰民，污染环境等等因素，怎么产生的，深究起来，恐怕就是跟政府有关了～
另一方面，至少早期城管在清理摊贩方面，遇到暴力、撒泼抗拒，以及城管欺负老实的摊贩，等等，难以理清的
如果小贩抗拒城管合理执法，那么没收他们的摊子也没有什么不对，打砸他们的摊子也是合理的，如果在这种 ...
不是那么简单的。如果脱离实际背景，似乎很好分析对错。
然而，摊贩占道经营，违规经营，扰民，污染环境等等因素，怎么产生的，深究起来，恐怕就是跟政府有关了～
另一方面，至少早期城管在清理摊贩方面，遇到暴力、撒泼抗拒，以及城管欺负老实的摊贩，等等，难以理清的
我觉得目前最重要的是对城管的执法进行法律制度上的规范，城管执法要有一个明确的细则，不能用“文明执法”这样的笼统的说法来规定。对城管的人身不受非法侵犯也应该有个明确的界定。
我希望的是有一部全国性的法律，比如国务院制定的条例颁布，而不是依据地方性法规。
我希望的是有一部全国性的法律，比如国务院制定的条例颁布，而不是依据地方性法规。
yangglemu 发表于 2013-6-16 18:16 ![]()
城管为体制背黑锅，成了“点炸药包的人”。
怎么解决？取消城管或小贩都不现实，非要取消那就城管吧，因为小 ...
没有人要取消小贩，但是小贩要依法依规经营，服从城管的正当执法。
城管为体制背黑锅，成了“点炸药包的人”。
怎么解决？取消城管或小贩都不现实，非要取消那就城管吧，因为小 ...
没有人要取消小贩，但是小贩要依法依规经营，服从城管的正当执法。
e8098 发表于 2013-6-16 19:18 ![]()
不是那么简单的。如果脱离实际背景，似乎很好分析对错。
然而，摊贩占道经营，违规经营，扰民，污染环境 ...
摊贩占道经营，违规经营，扰民，污染环境等等因素是摊贩不自觉造成的，他们法律意识淡薄、公德意识淡薄。
不是那么简单的。如果脱离实际背景，似乎很好分析对错。
然而，摊贩占道经营，违规经营，扰民，污染环境 ...
摊贩占道经营，违规经营，扰民，污染环境等等因素是摊贩不自觉造成的，他们法律意识淡薄、公德意识淡薄。
“延安市城管局党委书记侯世怀的辩词则是：“延安市城管局办公楼在全延安，‘豪华程度’只属于中等”
这真是大实话，其实这就说明了，延安城管局在腐败程度在延安只属于中等，反过来说明延安各局都和城管局一般腐败。延安嘛，腐败水平就当它不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吧，那就是说，全国的腐败程度，普遍超过了延安城管局。
这真是大实话，其实这就说明了，延安城管局在腐败程度在延安只属于中等，反过来说明延安各局都和城管局一般腐败。延安嘛，腐败水平就当它不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吧，那就是说，全国的腐败程度，普遍超过了延安城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