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汉语中有70%的人文、科学类词语是从日语来的吗？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21: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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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中有70%的外来语吗？——与《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的作者王彬彬教授商榷
国内知名的《凯迪》网站最近转载了《上海文学》随笔精品*第二辑*守望灵魂*中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先生的文章《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一文。文章说：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数量是很惊人的。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这些都是日本人对西方相应语词的翻译，传入中国后，便在汉语中牢牢扎根。我们每天用以高谈阔论、冥思苦想和说‘东’道‘西’时所用的概念，竟大都是日本人弄出来的，——想到这一层，我的头皮就有些发麻。”
王教授还在文章中问：
“每当我想到我们用以思考、演说、写作的概念中，有70％是日本人所营造时，我就寻思起这样的问题：这一事实100年来对中国人的思维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王教授还在文章中得出结论：
“最后我想说：由于我们使用的西方概念，基本上是日本人替我们翻译的，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也就永远地隔着一个日本。”
仔细拜读了王教授的这篇一万两千多字的长文，原以为王教授能在文章中为我们提供令人信服的根据，以证明王教授上述观点之正确。遗憾的是看完全文，不但没有能够发现类似的证据，甚至对上述观点是否能够成立也产生了巨大的疑问。下面我就从五个方面来谈一谈自己不成熟的看法，还请各位多多指正。
一， 中日外来语的定义
日语原来是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后来从中国学习了汉字，于是将汉字作为日语的文字。在汉字输入日语的过程中，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译音”法。比如日语中的“山”，日语发音是“YAMA”，于是就用“雅吗”这两个汉字来做日语“山”的文字。这样不仅麻烦，而且难度也大。
第二阶段是“译意”法。比如日语中的“山”，直接用“山”这个汉字来做日语“山”的文字，但是日语汉字“山”的发音不读“SHAN”而读“YAMA”。日本人把日语中这一类汉字的发音称为“训读”。与训读相对应的日语汉字的发音称为“音读”，比如“判断”，这个词汇原来日语中没有，所以就不存在“训读”的问题，可以直接摹仿汉字的读音，直接引用汉字的文字和意思，读近似汉语的发音“HANGDANG”，日语汉字也写为“判断”。
第三阶段是将汉字简化为“假名”。“假”在这里的意思不是“真假”的假，而是“假借”的假。假名有两种，一种称为“平假名”，是根据汉字的草书演变而来，一种称为“片假名”是根据楷书的边旁部首演变而来。在现代日语中，“平假名”一般用来当注音符号和表示语法关系的助词使用，“片假名”主要用来当“外来语”的文字符号使用。
第四阶段是将传统词汇和外来语词汇分开。在汉字刚刚传入日语时，自然带去了许多日本语言中原本没有的词汇，这些本当也可以算是外来语，但是由于日语是全盘接受汉字的文字，所以没有必要区别出外来语和非外来语。到了日本的现代，为了将来自西方等国的外来词汇与来自中国和日本的传统词汇相区别，所以才产生了“外来语”的特别区分。
日语中的“外来语”，从文字形式上来说，是指用“片假名”书写的外来语，也就是说用汉字书写的单词全部不算外来语，换句话说，王教授在文章中列举的那些汉语单词，在日语中根本不被称为“外来语”。从发音上来说，是直接模仿外语单词的发音，也就是直接用日语的文字记录外语单词的发音，是纯粹的音译。从词汇来源上说，是指“从除了中国以外的国家传来日本的词汇”，当然现在也有一些来自汉语的外来语，比如“饺子”，日语的外来语写成“ギョウーザー”，发音为“GYAOZA”。
汉语中的外来语定义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有什么公认的定义，如果望文生义，或按约定俗成的不成文说法，一般指来自外国的“音译”词汇，比如“苏维埃”，“咖啡”，“可乐”，“互联网”等。
由此可见，日语中的外来语词汇和汉语中的外来语词汇的定义和范围都是非常不同的，王教授却在文章中说汉语中70%的词汇来自日语外来语，所以我对王教授是否具备足够的日语知识来讨论这个问题表示疑问。
二， 中日外来语的数量
一般认为，汉语中外来语的数量很少，少得可以忽略不见，所以汉语中没有专门处理外来语的明文规定，更没有专门的外来语词典等。我想这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汉语固有的词汇量丰富，许多外国的新东西，都可以从原来的词汇中找出相近的词汇。二是汉语具有非常完善的造词功能，能够用固有的汉字将外来语词汇翻译得几乎与汉语固有词汇完全一致。换句话说，汉语的造词能力非常成熟，翻译一个外来语词汇与创造一个汉语固有词汇几乎一样。所以就不需要在汉语词汇中特别区分出一个外来语的概念。
事实上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都有一个不断更新和创作新词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有必要根据这个词汇的不同来源而特别区分出外来语或非外来语？我想对于不同的语言来说可能结论会不一样，就目前来看，汉语是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由于日语本身是一个不成熟不完善的语言体系，无法像汉语那样从容自如地妥善处理外来词汇，尤其是在日本公布了“当用汉字”、限制汉字在日语中的使用之后，使得日语在处理外来词汇的能力方面更加脆弱，尤其是面对当代科技日新月异，新的词汇蜂拥而来的局面，只好退回到“音译”这条老路上去。由于直接用日语的片假名记录外来词汇的发音，使得日语的外来语数量与日俱增。更由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音译法，同一个外语词汇有几个日语外来语的现象也很普遍。这就使得外来语词汇成了日语语言学家面临的一大难题。
对此，日本人目前唯一的补救措施就是几年出版一次《外来语新词典》。我手中有一本1999年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时代日语外来语辞典》，那是根据在这之前日本出版的外来语最新词汇词典翻译编制的。在这本词典中已经收录了45000条外来语词汇。如果现在再编制，可能数量还要多。45000个词汇是多少？一般人可能没有什么具体的概念，那么我给你一个比较的基准，一本《新华字典》收录的汉字词汇是一万二千条左右。
必须特别说明的是，这45000个外来语中没有一个汉字，也就是说这里面没有一个王教授所说的，在当代汉语里占70%的那种“日语外来语”词汇。
所以，个人觉得，日语中的外来语词汇泛滥成灾，是当代日语文字不如当代汉语文字的具体表现之一。日本这个学生实在没有学好汉语。
王教授在文章中说，汉语中70%的词汇来自日语外来语。王教授能用如此精确的数字判定原本非常模糊的汉语词汇量，确实让人非常惊叹。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能看到这样精确的数字是怎样计算出来的，所以不免对这个统计数字的真伪产生了疑问。
王教授告诉我们，这个数字是来自雷颐先生在介绍美国学者任达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的《“黄金十年”》的文章。我不知道王教授是否对这个美国人提出的数据有过怀疑或作过任何的分析考证。我只从文章中看到王教授不仅对这个数字确信无疑，而且断定在中国过去一百年里，都有70%的日语外来语充当着汉语的词汇，以至于使王教授觉得“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就在我写这篇谈论日语‘外来语’的文章时，也必须大量使用日语‘外来语’，否则就根本无法成文。”
众所周知，一百年来，日语和汉语的词汇是在变动中的，日语和汉语中的外来语词汇也是一个变量，它不是一层不变的。那么我想请问，这个70%是怎样计算出来的？是根据这一百年中某一年的汉语使用现状计算出来的，还是根据这一百年中不断变化的数据同步计算出来的？
如今的网上论坛充斥着许多异想天开、不负责任信口开河的论点，希望王教授对如此重大的数字是经过严肃的确认才发表的，而不只是轻率地以讹传讹。
三， 汉语外来语的产生
王教授在文章中花了许多笔墨为我们介绍了汉语外来语的产生，特别介绍了日语外来语译法怎样战胜了汉语外来语译法。王教授还将1898年梁启超把日语《佳人之奇遇》和《经国美谈》翻译成汉语，定为所谓日语“外来语”进入中国的开始，以鲁迅翻译过日本教科书等作为所谓日语“外来语”大规模地进入了中国的标志，以王国维批评过严复的翻译理念，以及日本人翻译的“进化论”译案战胜了严复的“天演论”译案为依据，便断定日语外来语翻译法战胜了汉语的外来语翻译法。我觉得王教授的这番推断有着非常多的漏洞。
稍微熟悉一点中国近代史的人都会知道，1840年鸦片战争后签署的《中英南京条约》中有一条“开放五口通商”，在这之前，已经有不少西方商人、传教师等来到中国，在这之后，更多的西方商人、传教师等合法地进入了中国。他们在中国经商、传教、办学校，这里面自然也要编制教科书。与此同时，中国的许多地方，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也有很多人飘扬出海。在这样的中外交流中，许多的外来语产生出来，并在文人中和非文人中流传，应该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所以把外来语开始进入中国的时间定在六十年后的1898年是非常明显地对中国历史的无知。一个美国人这样说尚且情由可原谅，一个中国的教授也这样人云亦云，实在令人诧异。
从王教授文章中列举的所谓的日语外来语单词来看，比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在日语中并不被当成是外来语。为什么日本人不把这些词汇定为外来语呢？我想应该有下列几种可能：
1， 像王教授所说的那样，这些单词是日本人根据汉字翻译制造的；
2， 这些词汇首先被中国人翻译制造出来，然后传到日本去的；
3， 由中国人和日本人共同翻译制造的；
4， 无法确定究竟是由日本人最先翻译的，还是中国人最先翻译的；
5， 不管是谁最先翻译的，这些词汇都是根据汉语的造词特点或原理，甚至根据汉语的典籍等翻译制造出来的。如果不是从国家的角度去考虑，而是从汉语文字的角度去考虑，那么这些词汇都是根据汉语来翻译的，区别只是懂汉语的日本人和懂汉语的中国人而已。所以都仍然属于汉语词汇。
6， 是为了与战后日语中出现的大量直接用片假名音译的外来语相区别。用汉字翻译的外来语可以通过原来的汉字去联想外来语词汇的意思，而用片假名翻译的外来语根本无法想象其词汇的意思。
我们只要稍微回顾一下日本的历史就会明白上述的任何一种情况都是可能的。日本的明治维新发生在1868年——1869年，也就是说，在中国对西方开放了三十年后，才开始对外开放，才开始大量引进学习西方的东西，所以这些词汇先形成于中国再传到日本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我这样说的另一个根据是王教授提供的。王教授说梁启超在将日语《佳人之奇遇》翻译成中文的时候还不懂日语，但是根据日语的汉字可以明白文章的意思。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梁启超在去日本之前已经知道这些日语汉字的意思，也就是说，在这之前，中国已经有了这些汉字词汇，所以梁启超才会一看就懂。
王教授在文章中举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电话”，他说因为鲁迅先生曾将“电话”这个词汇说成是日本人首先翻译的，所以这个单词一定是日本人发明的。并且以有中国人将“电话”翻译成“德律风”，因而证明中国人的翻译如果不使用日本人翻译的词汇，就简直不通。其实中日两国文字中那些相同的单词，究竟是中国人首先翻译的，还是日本人首先翻译的，并不重要，实际上也不可能一一加以考证。但是只根据几个单词是日本人先翻译出来的，就推断说中国人的外来语词汇的翻译不如日本人的翻译，甚至把所有这些词汇都说成是日本人翻译的，实在是经不住推敲。
比如就拿“电话”这个单词来说，在日语中写成“电话”时，并不被日本人看成是外来语，只有在写成“テレホン”或“テレフォン”时，才被看成是外来语。而这两个日语外来语的发音如果用汉字翻译出来，恰好就是“德律风”。考虑到当时鲁迅身在日本，他所接触到的充其量是在日本的中国人翻译出来的“德律风”，甚至很可能是学习了日本人的音译法才弄出来的这样单词。不同的是中国人早就不再使用“德律风”了，而日本人直到今天还在同时使用着“テレホン”，“テレフォン”，“电话”这三个词汇。
严复确实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了不起的翻译家，但是严复并不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的翻译家，更不是中国外来语词汇推广的官方代表。事实上外语翻译词汇的产生、流行和被全民确认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所以就算有证据能证明严复翻译的几个外来语不完善，也不能简单就认定日本人的词汇翻译战胜了所有中国人的词汇翻译。
从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统一推广简化字的实践来看就会明白，许多简化字不是根据专家学者创造出来的，而是先在民间流传，然后再得到专家学者的认可。我想外来语词汇在中国得到认可，也一样会经过这样的过程吧。当然也不排除先有个别专家学者提出来，然后得到大家的认可。
比如“MOBILE TELEPHONE”这个词，在日语中翻译为“携带电话”，现在简化为“携带”，在汉语中有过几种说法，有“携带电话”，“移动电话”，“行动电话”，“大哥大”，直到现在，才形成了最理想的译案“手机”。
“手机”这个词，你可以称它是外来语吗？这与传统的中国词汇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我以为是没有，因为这个词汇与我们给“提篮”，“吊桶”之类的东西起名时，没有任何不同。硬要把这一类词汇专门作为外来语来特别处理，是完全没有必要，也是非常可笑的。甚至以为只因为我们对这个词汇的不同叫法就会影响我们的思维，更属荒唐和异想天开。
更何况，在过去一百年中，日本与中国交好的时间非常短暂，与其同时，影响中国的外国文化还有许多国家。在抗日战争之前，西方列强在中国有不同的殖民地性质的势力范围，日本只是其中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直到中苏交恶之前，中国深受苏联的影响，事实上在政治经济体制，乃至思想、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是全盘接受了苏联的模式。八十年代对外开放后更是大量学习吸收西方的东西。
四， 翻译的标准信达雅
只因为王国维批评过严复的翻译过分追求“雅”，王教授就否定了严复的翻译三原则“信、达、雅”，甚至把这解释成严复的词汇译案败给日本学人原因之一。其实在王国维和严复的时代，文人之间的争论和交流是很平常的，并不如今天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某人一句话，就成了大家共认的一段历史，充其量也就证明当时某人对某件事的某种看法而已。今日许多文人往往以当年文坛上的一两次交流中的片言只语作为今天做学问的依据，是非常片面的做法。打个不太妥当的比喻，有点像文革中的那一套。比如文革中的造反派根据鲁迅三十年代说的一句话，就把周扬等人打成“四条汉子”揪出来批斗。
在谈到外来语的翻译时，必然少不了谈翻译的标准。我不知道日本翻译界是否认同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标准，根据我从事翻译工作二十几年的肤浅经验和对中国翻译界情况的了解，今日中国的翻译界依然是以这三条标准作为衡量翻译水准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
就算我们能证明严复当年的翻译是由于太过雅而不便于普及，并成为他的翻译的一大缺陷，我们同样无法否认“信、达、雅”这个标准是错误的。只能说明严复的失败是没有能够严格按照他自己确立的标准去翻译。比如过分追求“雅”而损害了“达”。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关于“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一直是有争议的，比如鲁迅先生就不很认同，而主张“硬译”，实际上就是偏重“信”而害“雅”，正如梁实秋在批评鲁迅的“硬译”文章中所说的那样，“硬译”的出发点是为了忠实地将原著的意思告诉读者，可是让读者看不懂的“硬译”译文，又怎么可能让读者忠实了解原著的意思呢？
我们只要简单注意一下生活中的词汇，就能知道，凡是能够符合这三条标准的译词，都是好的受欢迎的可以流传下去的词汇。比如“手机”，“可口可乐”，“佳能”，“互联网”，“电脑”，“超市”等。
现代日语中的外来语翻译只强调“信”完全放弃了“达和雅”，结果造成外来语大泛滥，成为令日本学人头痛的问题，搞得日本人常常在自己的国家里不知道许多标牌上写的日语外来语是什么意思。由此亦可以反证“信，达，雅”是多么地缺一不可。
五， 词汇与思维的关系
王教授在这篇文章中最耸人听闻的发言是“最后我想说：由于我们使用的西方概念，基本上是日本人替我们翻译的，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也就永远地隔着一个日本。”
我不是一个生物学家，也不知道王教授是否具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即，使用怎样的单词是否会影响一个人的思维习惯，是否会成为接受某种新的东西的一种障碍。以我非常局限的个人经历来看，我想使用怎样的词汇是完全不会影响一个人的思维习惯的，左右一个人的思维习惯的东西是他的思想、道德、文化、习惯、时代背景等。
比如我是在文革中长大的，就算我们当时使用的汉语中的词汇70%是来自地道的日语外来语，我的思维习惯也丝毫与日本人的思维习惯没有关系，完全是地道的文革思维习惯。后来我学习了日语、英语等，更重要的是学习了解了日本人、欧美人的思想、文化、历史、思维习惯等之后，才逐渐改变了我在文革中形成的思维习惯。但是尽管我已经与外国人打了二十几年的交道，接触了成千上万的外国人，但是我的思维习惯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我现在只是能够理解日本人、欧美人的思维习惯，也能在工作中按照他们的思维习惯去和他们共事，但是当我一旦回到没有外国人的工作或生活环境中时，我往往仍然会自然地恢复到儿时形成的思维方式上，只有在进行重大决策时，或进行严肃思考时，比如现在，才会以不同的思维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以为只学会一些外国的词汇，就学会了外国的思维方式，好比说一些无知青年会说几句外语，就了解了外国，就可以像外国人一样思考、一样工作，一样合作了，那实在是太过肤浅了吧。
如果把语言比喻成一座房子，词汇好比是砖瓦，语法才是大梁和基础，只要不改变大梁和基础，换用怎样的砖瓦，更何况只是部分地更换一些砖瓦，是不可能改变这座房子的基本结构的。我们用这样的词汇或那样的词汇表达，就好比我们穿这样的衣服或那样的衣服，我们可以穿日本人的衣服，非洲人的衣服，但不能因此就改变我们是中国人的属性。
汉语影响了日本人一千多年，不是70%的词汇影响，而是100%的词汇影响，还加上中国的思想文化等对日本的影响。可是当日本人通过汉字词汇去接受西方思想的时候，怎么就没有感觉到在日本和西方中间，永远隔着一个中国？
王教授，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2003/11/29草稿 2003/12/1修订
十年前就有人提出异议了——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6&id=381477
汉语中有70%的外来语吗？——与《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的作者王彬彬教授商榷
国内知名的《凯迪》网站最近转载了《上海文学》随笔精品*第二辑*守望灵魂*中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先生的文章《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一文。文章说：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数量是很惊人的。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这些都是日本人对西方相应语词的翻译，传入中国后，便在汉语中牢牢扎根。我们每天用以高谈阔论、冥思苦想和说‘东’道‘西’时所用的概念，竟大都是日本人弄出来的，——想到这一层，我的头皮就有些发麻。”
王教授还在文章中问：
“每当我想到我们用以思考、演说、写作的概念中，有70％是日本人所营造时，我就寻思起这样的问题：这一事实100年来对中国人的思维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王教授还在文章中得出结论：
“最后我想说：由于我们使用的西方概念，基本上是日本人替我们翻译的，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也就永远地隔着一个日本。”
仔细拜读了王教授的这篇一万两千多字的长文，原以为王教授能在文章中为我们提供令人信服的根据，以证明王教授上述观点之正确。遗憾的是看完全文，不但没有能够发现类似的证据，甚至对上述观点是否能够成立也产生了巨大的疑问。下面我就从五个方面来谈一谈自己不成熟的看法，还请各位多多指正。
一， 中日外来语的定义
日语原来是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后来从中国学习了汉字，于是将汉字作为日语的文字。在汉字输入日语的过程中，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译音”法。比如日语中的“山”，日语发音是“YAMA”，于是就用“雅吗”这两个汉字来做日语“山”的文字。这样不仅麻烦，而且难度也大。
第二阶段是“译意”法。比如日语中的“山”，直接用“山”这个汉字来做日语“山”的文字，但是日语汉字“山”的发音不读“SHAN”而读“YAMA”。日本人把日语中这一类汉字的发音称为“训读”。与训读相对应的日语汉字的发音称为“音读”，比如“判断”，这个词汇原来日语中没有，所以就不存在“训读”的问题，可以直接摹仿汉字的读音，直接引用汉字的文字和意思，读近似汉语的发音“HANGDANG”，日语汉字也写为“判断”。
第三阶段是将汉字简化为“假名”。“假”在这里的意思不是“真假”的假，而是“假借”的假。假名有两种，一种称为“平假名”，是根据汉字的草书演变而来，一种称为“片假名”是根据楷书的边旁部首演变而来。在现代日语中，“平假名”一般用来当注音符号和表示语法关系的助词使用，“片假名”主要用来当“外来语”的文字符号使用。
第四阶段是将传统词汇和外来语词汇分开。在汉字刚刚传入日语时，自然带去了许多日本语言中原本没有的词汇，这些本当也可以算是外来语，但是由于日语是全盘接受汉字的文字，所以没有必要区别出外来语和非外来语。到了日本的现代，为了将来自西方等国的外来词汇与来自中国和日本的传统词汇相区别，所以才产生了“外来语”的特别区分。
日语中的“外来语”，从文字形式上来说，是指用“片假名”书写的外来语，也就是说用汉字书写的单词全部不算外来语，换句话说，王教授在文章中列举的那些汉语单词，在日语中根本不被称为“外来语”。从发音上来说，是直接模仿外语单词的发音，也就是直接用日语的文字记录外语单词的发音，是纯粹的音译。从词汇来源上说，是指“从除了中国以外的国家传来日本的词汇”，当然现在也有一些来自汉语的外来语，比如“饺子”，日语的外来语写成“ギョウーザー”，发音为“GYAOZA”。
汉语中的外来语定义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有什么公认的定义，如果望文生义，或按约定俗成的不成文说法，一般指来自外国的“音译”词汇，比如“苏维埃”，“咖啡”，“可乐”，“互联网”等。
由此可见，日语中的外来语词汇和汉语中的外来语词汇的定义和范围都是非常不同的，王教授却在文章中说汉语中70%的词汇来自日语外来语，所以我对王教授是否具备足够的日语知识来讨论这个问题表示疑问。
二， 中日外来语的数量
一般认为，汉语中外来语的数量很少，少得可以忽略不见，所以汉语中没有专门处理外来语的明文规定，更没有专门的外来语词典等。我想这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汉语固有的词汇量丰富，许多外国的新东西，都可以从原来的词汇中找出相近的词汇。二是汉语具有非常完善的造词功能，能够用固有的汉字将外来语词汇翻译得几乎与汉语固有词汇完全一致。换句话说，汉语的造词能力非常成熟，翻译一个外来语词汇与创造一个汉语固有词汇几乎一样。所以就不需要在汉语词汇中特别区分出一个外来语的概念。
事实上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都有一个不断更新和创作新词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有必要根据这个词汇的不同来源而特别区分出外来语或非外来语？我想对于不同的语言来说可能结论会不一样，就目前来看，汉语是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由于日语本身是一个不成熟不完善的语言体系，无法像汉语那样从容自如地妥善处理外来词汇，尤其是在日本公布了“当用汉字”、限制汉字在日语中的使用之后，使得日语在处理外来词汇的能力方面更加脆弱，尤其是面对当代科技日新月异，新的词汇蜂拥而来的局面，只好退回到“音译”这条老路上去。由于直接用日语的片假名记录外来词汇的发音，使得日语的外来语数量与日俱增。更由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音译法，同一个外语词汇有几个日语外来语的现象也很普遍。这就使得外来语词汇成了日语语言学家面临的一大难题。
对此，日本人目前唯一的补救措施就是几年出版一次《外来语新词典》。我手中有一本1999年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时代日语外来语辞典》，那是根据在这之前日本出版的外来语最新词汇词典翻译编制的。在这本词典中已经收录了45000条外来语词汇。如果现在再编制，可能数量还要多。45000个词汇是多少？一般人可能没有什么具体的概念，那么我给你一个比较的基准，一本《新华字典》收录的汉字词汇是一万二千条左右。
必须特别说明的是，这45000个外来语中没有一个汉字，也就是说这里面没有一个王教授所说的，在当代汉语里占70%的那种“日语外来语”词汇。
所以，个人觉得，日语中的外来语词汇泛滥成灾，是当代日语文字不如当代汉语文字的具体表现之一。日本这个学生实在没有学好汉语。
王教授在文章中说，汉语中70%的词汇来自日语外来语。王教授能用如此精确的数字判定原本非常模糊的汉语词汇量，确实让人非常惊叹。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能看到这样精确的数字是怎样计算出来的，所以不免对这个统计数字的真伪产生了疑问。
王教授告诉我们，这个数字是来自雷颐先生在介绍美国学者任达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的《“黄金十年”》的文章。我不知道王教授是否对这个美国人提出的数据有过怀疑或作过任何的分析考证。我只从文章中看到王教授不仅对这个数字确信无疑，而且断定在中国过去一百年里，都有70%的日语外来语充当着汉语的词汇，以至于使王教授觉得“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就在我写这篇谈论日语‘外来语’的文章时，也必须大量使用日语‘外来语’，否则就根本无法成文。”
众所周知，一百年来，日语和汉语的词汇是在变动中的，日语和汉语中的外来语词汇也是一个变量，它不是一层不变的。那么我想请问，这个70%是怎样计算出来的？是根据这一百年中某一年的汉语使用现状计算出来的，还是根据这一百年中不断变化的数据同步计算出来的？
如今的网上论坛充斥着许多异想天开、不负责任信口开河的论点，希望王教授对如此重大的数字是经过严肃的确认才发表的，而不只是轻率地以讹传讹。
三， 汉语外来语的产生
王教授在文章中花了许多笔墨为我们介绍了汉语外来语的产生，特别介绍了日语外来语译法怎样战胜了汉语外来语译法。王教授还将1898年梁启超把日语《佳人之奇遇》和《经国美谈》翻译成汉语，定为所谓日语“外来语”进入中国的开始，以鲁迅翻译过日本教科书等作为所谓日语“外来语”大规模地进入了中国的标志，以王国维批评过严复的翻译理念，以及日本人翻译的“进化论”译案战胜了严复的“天演论”译案为依据，便断定日语外来语翻译法战胜了汉语的外来语翻译法。我觉得王教授的这番推断有着非常多的漏洞。
稍微熟悉一点中国近代史的人都会知道，1840年鸦片战争后签署的《中英南京条约》中有一条“开放五口通商”，在这之前，已经有不少西方商人、传教师等来到中国，在这之后，更多的西方商人、传教师等合法地进入了中国。他们在中国经商、传教、办学校，这里面自然也要编制教科书。与此同时，中国的许多地方，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也有很多人飘扬出海。在这样的中外交流中，许多的外来语产生出来，并在文人中和非文人中流传，应该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所以把外来语开始进入中国的时间定在六十年后的1898年是非常明显地对中国历史的无知。一个美国人这样说尚且情由可原谅，一个中国的教授也这样人云亦云，实在令人诧异。
从王教授文章中列举的所谓的日语外来语单词来看，比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在日语中并不被当成是外来语。为什么日本人不把这些词汇定为外来语呢？我想应该有下列几种可能：
1， 像王教授所说的那样，这些单词是日本人根据汉字翻译制造的；
2， 这些词汇首先被中国人翻译制造出来，然后传到日本去的；
3， 由中国人和日本人共同翻译制造的；
4， 无法确定究竟是由日本人最先翻译的，还是中国人最先翻译的；
5， 不管是谁最先翻译的，这些词汇都是根据汉语的造词特点或原理，甚至根据汉语的典籍等翻译制造出来的。如果不是从国家的角度去考虑，而是从汉语文字的角度去考虑，那么这些词汇都是根据汉语来翻译的，区别只是懂汉语的日本人和懂汉语的中国人而已。所以都仍然属于汉语词汇。
6， 是为了与战后日语中出现的大量直接用片假名音译的外来语相区别。用汉字翻译的外来语可以通过原来的汉字去联想外来语词汇的意思，而用片假名翻译的外来语根本无法想象其词汇的意思。
我们只要稍微回顾一下日本的历史就会明白上述的任何一种情况都是可能的。日本的明治维新发生在1868年——1869年，也就是说，在中国对西方开放了三十年后，才开始对外开放，才开始大量引进学习西方的东西，所以这些词汇先形成于中国再传到日本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我这样说的另一个根据是王教授提供的。王教授说梁启超在将日语《佳人之奇遇》翻译成中文的时候还不懂日语，但是根据日语的汉字可以明白文章的意思。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梁启超在去日本之前已经知道这些日语汉字的意思，也就是说，在这之前，中国已经有了这些汉字词汇，所以梁启超才会一看就懂。
王教授在文章中举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电话”，他说因为鲁迅先生曾将“电话”这个词汇说成是日本人首先翻译的，所以这个单词一定是日本人发明的。并且以有中国人将“电话”翻译成“德律风”，因而证明中国人的翻译如果不使用日本人翻译的词汇，就简直不通。其实中日两国文字中那些相同的单词，究竟是中国人首先翻译的，还是日本人首先翻译的，并不重要，实际上也不可能一一加以考证。但是只根据几个单词是日本人先翻译出来的，就推断说中国人的外来语词汇的翻译不如日本人的翻译，甚至把所有这些词汇都说成是日本人翻译的，实在是经不住推敲。
比如就拿“电话”这个单词来说，在日语中写成“电话”时，并不被日本人看成是外来语，只有在写成“テレホン”或“テレフォン”时，才被看成是外来语。而这两个日语外来语的发音如果用汉字翻译出来，恰好就是“德律风”。考虑到当时鲁迅身在日本，他所接触到的充其量是在日本的中国人翻译出来的“德律风”，甚至很可能是学习了日本人的音译法才弄出来的这样单词。不同的是中国人早就不再使用“德律风”了，而日本人直到今天还在同时使用着“テレホン”，“テレフォン”，“电话”这三个词汇。
严复确实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了不起的翻译家，但是严复并不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的翻译家，更不是中国外来语词汇推广的官方代表。事实上外语翻译词汇的产生、流行和被全民确认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所以就算有证据能证明严复翻译的几个外来语不完善，也不能简单就认定日本人的词汇翻译战胜了所有中国人的词汇翻译。
从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统一推广简化字的实践来看就会明白，许多简化字不是根据专家学者创造出来的，而是先在民间流传，然后再得到专家学者的认可。我想外来语词汇在中国得到认可，也一样会经过这样的过程吧。当然也不排除先有个别专家学者提出来，然后得到大家的认可。
比如“MOBILE TELEPHONE”这个词，在日语中翻译为“携带电话”，现在简化为“携带”，在汉语中有过几种说法，有“携带电话”，“移动电话”，“行动电话”，“大哥大”，直到现在，才形成了最理想的译案“手机”。
“手机”这个词，你可以称它是外来语吗？这与传统的中国词汇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我以为是没有，因为这个词汇与我们给“提篮”，“吊桶”之类的东西起名时，没有任何不同。硬要把这一类词汇专门作为外来语来特别处理，是完全没有必要，也是非常可笑的。甚至以为只因为我们对这个词汇的不同叫法就会影响我们的思维，更属荒唐和异想天开。
更何况，在过去一百年中，日本与中国交好的时间非常短暂，与其同时，影响中国的外国文化还有许多国家。在抗日战争之前，西方列强在中国有不同的殖民地性质的势力范围，日本只是其中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直到中苏交恶之前，中国深受苏联的影响，事实上在政治经济体制，乃至思想、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是全盘接受了苏联的模式。八十年代对外开放后更是大量学习吸收西方的东西。
四， 翻译的标准信达雅
只因为王国维批评过严复的翻译过分追求“雅”，王教授就否定了严复的翻译三原则“信、达、雅”，甚至把这解释成严复的词汇译案败给日本学人原因之一。其实在王国维和严复的时代，文人之间的争论和交流是很平常的，并不如今天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某人一句话，就成了大家共认的一段历史，充其量也就证明当时某人对某件事的某种看法而已。今日许多文人往往以当年文坛上的一两次交流中的片言只语作为今天做学问的依据，是非常片面的做法。打个不太妥当的比喻，有点像文革中的那一套。比如文革中的造反派根据鲁迅三十年代说的一句话，就把周扬等人打成“四条汉子”揪出来批斗。
在谈到外来语的翻译时，必然少不了谈翻译的标准。我不知道日本翻译界是否认同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标准，根据我从事翻译工作二十几年的肤浅经验和对中国翻译界情况的了解，今日中国的翻译界依然是以这三条标准作为衡量翻译水准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
就算我们能证明严复当年的翻译是由于太过雅而不便于普及，并成为他的翻译的一大缺陷，我们同样无法否认“信、达、雅”这个标准是错误的。只能说明严复的失败是没有能够严格按照他自己确立的标准去翻译。比如过分追求“雅”而损害了“达”。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关于“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一直是有争议的，比如鲁迅先生就不很认同，而主张“硬译”，实际上就是偏重“信”而害“雅”，正如梁实秋在批评鲁迅的“硬译”文章中所说的那样，“硬译”的出发点是为了忠实地将原著的意思告诉读者，可是让读者看不懂的“硬译”译文，又怎么可能让读者忠实了解原著的意思呢？
我们只要简单注意一下生活中的词汇，就能知道，凡是能够符合这三条标准的译词，都是好的受欢迎的可以流传下去的词汇。比如“手机”，“可口可乐”，“佳能”，“互联网”，“电脑”，“超市”等。
现代日语中的外来语翻译只强调“信”完全放弃了“达和雅”，结果造成外来语大泛滥，成为令日本学人头痛的问题，搞得日本人常常在自己的国家里不知道许多标牌上写的日语外来语是什么意思。由此亦可以反证“信，达，雅”是多么地缺一不可。
五， 词汇与思维的关系
王教授在这篇文章中最耸人听闻的发言是“最后我想说：由于我们使用的西方概念，基本上是日本人替我们翻译的，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也就永远地隔着一个日本。”
我不是一个生物学家，也不知道王教授是否具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即，使用怎样的单词是否会影响一个人的思维习惯，是否会成为接受某种新的东西的一种障碍。以我非常局限的个人经历来看，我想使用怎样的词汇是完全不会影响一个人的思维习惯的，左右一个人的思维习惯的东西是他的思想、道德、文化、习惯、时代背景等。
比如我是在文革中长大的，就算我们当时使用的汉语中的词汇70%是来自地道的日语外来语，我的思维习惯也丝毫与日本人的思维习惯没有关系，完全是地道的文革思维习惯。后来我学习了日语、英语等，更重要的是学习了解了日本人、欧美人的思想、文化、历史、思维习惯等之后，才逐渐改变了我在文革中形成的思维习惯。但是尽管我已经与外国人打了二十几年的交道，接触了成千上万的外国人，但是我的思维习惯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我现在只是能够理解日本人、欧美人的思维习惯，也能在工作中按照他们的思维习惯去和他们共事，但是当我一旦回到没有外国人的工作或生活环境中时，我往往仍然会自然地恢复到儿时形成的思维方式上，只有在进行重大决策时，或进行严肃思考时，比如现在，才会以不同的思维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以为只学会一些外国的词汇，就学会了外国的思维方式，好比说一些无知青年会说几句外语，就了解了外国，就可以像外国人一样思考、一样工作，一样合作了，那实在是太过肤浅了吧。
如果把语言比喻成一座房子，词汇好比是砖瓦，语法才是大梁和基础，只要不改变大梁和基础，换用怎样的砖瓦，更何况只是部分地更换一些砖瓦，是不可能改变这座房子的基本结构的。我们用这样的词汇或那样的词汇表达，就好比我们穿这样的衣服或那样的衣服，我们可以穿日本人的衣服，非洲人的衣服，但不能因此就改变我们是中国人的属性。
汉语影响了日本人一千多年，不是70%的词汇影响，而是100%的词汇影响，还加上中国的思想文化等对日本的影响。可是当日本人通过汉字词汇去接受西方思想的时候，怎么就没有感觉到在日本和西方中间，永远隔着一个中国？
王教授，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2003/11/29草稿 2003/12/1修订
后来也不断有人发文质疑——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253186-1.shtml
驳“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谬论
关于现代汉语中的日本外来词的话题，原来我并不关注。2007年在网易新闻论坛中日关系版面上，就不断有人提出这个话题，我并没有理睬。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历史上两国就有着十分频繁的文化交流，中日之间的词汇交换，本是件十分平常的事情。可是，有些人却将这原本应该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政治化了，不顾中国自汉唐以来和西域（或西方）接触，特别是明末清初和晚清时期和西方人士合作，曾经创制了大量的新词汇，为我们今天所使用，并传入日本，成为今天日本现代日语词汇绝大多数部分的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夸大其词，挖空心思地收集整理所谓的“日本外来词”，广为张贴传播，大造声势。妄言之下，似乎中国人离开了日本就无法生活了。不少中国人也妄言妄听，包括一些学者，不负责任的到处传言，甚至执意挑衅，万般诋毁5000年的中华文明，以证明他们的所谓“只有西方才能救中国”论点的正确。是可忍，孰不可忍！迫使我不得不撰文予以驳斥。原打算将这帖子的题目拟订为“谈现代汉语中的日本外来词问题”，现在索性将帖子的题目改成“驳所谓‘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的谬论”，直截了当，一目了然。
一
现在在网络上常看到这样一段话：
考一考你:下面的中文词语里哪一个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
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后勤、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共和、美学、美术、抽象、逻辑、证券、总理、储蓄、创作、刺激、代表、动力、对照、发明、法人、概念、规则、反对、会谈、机关、细胞、系统、印象、原则、参观、劳动、目的、卫生、综合、克服、马铃薯。
答案：统统都是，全部来自日语。没想到吧，其实，来自日语的中文还远远不止这些，数不胜数。虽然日语的文字源于中文，但上面这些词语可都是日本人的创作。
扯淡！我根据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冯天瑜撰写的《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确认的472个属于日本人利用汉字自行创造的新词排查，只有下面几个词了：
服务、政策、方针、哲学、原则、科学、商业、干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美学、美术、抽象、证券、刺激、法人、概念、会谈、细胞、系统、目的、综合、克服、
去掉了一半多。另外，最近暨南大学的曾昭聪教授等发表的《〈新名词训纂〉中的日源外来词研究》一文中认为，“服务”、“方针”这两个词是中国古汉语中词义的引申或有关，不应属于外来词。
是不是日本人的创作汉字新词“远远不止这些，数不胜数”呢？错！这只不过是部分中国人极端媚日的变态心理在作怪。根据《汉语外来语词典》（刘正谈、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编纂，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12月出版）统计，现代汉语中日源外来词共772个［1］，而决不是什么“数不胜数”。而且，其中的7个写的是日语假名，如：キニーネ（奎宁）、カタル（粘膜炎）、カナリア（金丝雀）、おばさん（伯母、姨妈）、コーヒー（咖啡）、コカ（古柯）、コカィン（可卡因），应该予以剔除，还有一个“銭”字，意思为日本货币单位，也应该是固有汉字。因此，《汉语外来语词典》中的日源外来词应该为764个。
但是，就这个764个词中，有一些是现代汉语中不使用的词（可能过去曾经使用过），比如：亜铅（锌）、味之素（味精）、意匠（构思）、运転手（司机）、覚书（备忘录）、可决（通过）、看护妇（护士）、教科书（教材）、训育（道德教育）、论理学（逻辑学）、粁（公里）、公営（国营）、広报（报道）、虎列刺（霍乱）、窒扶斯（伤寒）、水素（氢）、曹达（纯碱）、炭酸瓦斯（二氧化碳）、窒素（氮）、能率（功率）、物语（故事）、劳働组合（工会）、时计（钟表）等等，共48个。这样，《汉语外来语词典》中的日源外来词应该为716个。
还有一些词，是日本固有的名词，中国自己是不使用的，如浮世絵、弓道、仮名、歌舞伎、株式会社、茶道、大正琴、たたみ（搨搨米）、能楽、俳句、仮名、平仮名、美浓纸、和服、和文、浪人、柔道、軍部这18个词是日本的专用名称，就像日本的地名、人名一样，只针对日本使用的。如果一定要算在通用的常用词汇当中，未免有些牵强。
那么，《汉语外来语词典》中的这716个词是不是全都是日本人创制的外来新词呢？不！有许多是由中国人和西方人士共同创制的新词，后来传到日本并为日本人所采用的。比如“基督”，首见于卫三畏1844年在中国出版的《英华韵府历阶》；再比如“天主”一词，早在1599年由著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中国明代学士共同译著的西方伦理箴言集《二十五言》已经采用了［2］；还有，“物理”一词始见于明末学士方以智的《物理小识》［3］，1872年出版的由美国传教士卢公明主持编纂的汉英字典《华英萃林韵府》已经将“物理”与英语的“physics”对译［4］（日本是1875年出版的小学教材《物理阶梯》首先使用“物理”一词的）等等。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明摆在那里，怎么能算是日本人创制的日本外来新词呢？据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教授朱伟京统计，《汉语外来语词典》中74个词是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及中国学者著译书籍中出现过的，有11个词是晚清来华传教士罗存德编《英华字典》中已有的，还有93个词的古今词义基本没有变化的，不应视为日本借词（外来词）［5］。
事实上，网络上流传的所谓“中国从日本引进的汉语词汇”绝大部分源自于《汉语外来语词典》，而《汉语外来语词典》中存在的疏误和缪诈是显然已见的。其实，早在1958年邵荣芬在《中国语文》1958年第7号上就发表了《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的文章，对高名凯、刘正谈先生所著的《现代汉语外来语研究》（下称《研究》）一书提出质疑，指出《研究》中所称的“日语外来词”，“事实上有好多都是汉语本来就有的”，并列举了服从、希望、记录、命名等，而《研究》中认为“先由日本人以汉字的配合去意译欧美语言的词，再由汉族人民搬进现代汉语里面来，加改造而成的现代汉语外来词”，很多意义基本没有改变，如破产、解放、假设、交易、作用、算术、绝对、试验、宿舍、新闻、材料等［6］。《现代汉语外来语研究》和《汉语外来语词典》只注视了清末民国初期中国从日本返回的词汇，而忽略了中国自汉唐以来，特别是明末清初和晚清时期和西方人士合作，创制了大量的新词汇，并流入日本为日本人所采用这个事实，其中的疏误，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了。正如日本目白大学陈力卫教授指出的：“迄今为止好多被认为是从日本进来的词实际上早就存在于英华字典中或西学新书里了。这一事实在中国国内的汉语研究领域内恐怕一直没有得到重视。……高名凯等所编《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中收录的800余条来自日语的词中，实际上有很多出现在我们上述英华字典词例中，如果再对西学新书进行全面调查，就会发现有更多的新词实际上已在中文的语料中使用，以此足以修订许多来源于日语词的看法。”［7］
二
其实只要稍微有点正常思维的人想一想，就会发现问题的所在。那些吹嘘所谓“日本外来语”的帖子，都是只谈清末民国初期中国人从日本引入西方思想，翻译西方著作的例子，只谈留日派和留欧派在音译和意译上的争论，大肆渲染留日派意译的胜利。却刻意回避了中国自古以来学习外来文化，特别是明末清初和西方的交流，徐光启、李之藻等饱学之士和西方利玛窦、邓玉函［8］等西方俊杰合作，翻译大量的东西方学术著作，传播东西方文化，创制汉字学术新词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他们完全是在故意回避，是在刻意掩盖！在他们戏法毯子的遮掩下，似乎中国离开了日本，就不知道西方究竟是在何处了！事实上，日本是在中国的带领下才认识了西方，才看到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是中国人创制的新词汇，为日本译著西方文献奠定了基础和指明了方向［9］，这样的事实是不容回避也无法否定的！日本的明治维新（1868年）并不比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洋务运动（1861年）早，只不过日本的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则失败了。这里的种种原因并不是那些连脑子都没有、闭着眼睛胡诌一气的能够看清楚的。因此，在掩人耳目下的那些所谓“震撼”或“启迪”，只能是梦呓痴语下的自欺欺人；信口雌黄下的那些所谓“醒悟”或“反思”，只能是竹篮打水、空中楼阁般的梦幻。还是让我们回顾一下汉语外来语发展的过程，还历史的本来。
远在东汉、南北朝至唐代，中国人就和西域僧人合作，翻译了许多佛典，创制了大量的新词，丰富了汉语词库。之后许多汉译佛语，融入了大众俗语，至今仍被使用。比如“眼光”、“缘起”、“手续”、“刹那”、“现在”、“翻译”、“翻案”、“方便”、“天堂”、“地狱”、“宿命”、“平等”、“悲观”、“觉悟”、“境界”、“唯心”、“实体”、“实际”、“真实”、“真理”、“真谛”、“信仰”、“因果”、“相对”、“绝对”、“信手拈来”等等［10］。汉唐时代的汉译佛典不仅创制了大量的汉语词汇，也树立了汉语借词（外来词）基本范式。这些词汇都东渡日本，为日本人所采用，直至今日。以上的词汇，有些竟然也被收录在所谓的“日语外来语”中了。
当历史将进入17世纪之际，中国再次与西方接触，以利玛窦、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等大批传教士来到中国，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西方图书文献和仪器物品，仅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就携带7000余册西书至澳门。同时，也向西方传递了中国文化及《四书》、《五经》、《孙子》、《老子》等典籍。其间，中西人士合作，修编历法，译著了许多东西方文献，创制了大量的汉语科学新词汇。如1607年徐光启和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首先厘定了“几何”这个科学名称，并创制了诸如“点”、“线”、“直线”、“平面”、“曲线”、“对角线”、“并行线”（平行线）、“直角”、“钝角”、“三角”、“面积”、“体积”、“相似”、“外似”等等新词汇，引入了西方科学的新概念；1613年利玛窦和李之藻合译的《同文算指》，也创制了诸如“平方”、“立方”、“开方”、“乘方”、“通分”、“约分”等等新词。这样的事迹我相信大家一定已经是耳熟能详的吧。事实上，那些所谓“日本首先把这些事物的英文名称翻译成汉字（实际上是日文）”的说法，都是骗人的鬼话！这样的谎言也只有某些毫无常识的文科之士才会胡乱编造得出来，也只能骗骗那些毫无脑髓的弱智们。可这些毫无常识的文科之士竟然还整天在那里大言不惭的自称什么“有志气”，高谈阔论什么“科学”、“改革”、“反思”、“启迪”，仿佛只有他们才能“救国救世”，实在是令人笑掉大牙啰！
再则，利玛窦于1595年译辑的西方格言集《交友论》出现了“上帝”、“人类”等语，1599年编译的伦理箴言集《二十五言》出现了“上帝”、“天主”、“生物”等语，1602年利玛窦为李之藻印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撰写的总论和各部分说明，厘定了“地球”、“南北二极”、“北极圈”、“南极圈”、“五大洲”、“赤道”、“经线”、“纬线”等等一批地理术语，利玛窦和李之藻合著的《浑盖通宪图说》中出现了“天体”、“赤道”、“子午规”、“地平规”、“天地仪”、“地球仪”等天文地理术语。1584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译述的《天主圣教实录》，意译了“天主”、“宠爱”、“复活”等，音译了“耶稣”等词，将angel译成“天神”，后改译为“天使”，将soul译成“魂灵”，后改译为“灵魂”，并自创了象形表意词“十字架”。1627年葡萄牙人傅讯际和李之藻合译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名理探》就出现了“明确”、“解释”、“剖析”、“推论”等词，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于1623年译著的《西学凡》和《职方外纪》二书，已经创制了诸如“原罪”、“采取”、“处置”、“救世主”、“造物主”、“公法”、“文科”、“理科”、“法科”、“法学”、“地球”、“大西洋”、“热带”等词汇，艾儒略在《欧逻巴总说》一文中具体介绍了欧洲的学制：“欧逻巴诸国，皆尚文学，国王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邑一乡有小学。……”已经向中国引入了“大学”、“中学”和“小学”的概念。还有众多例子，限于篇幅，我就不一一罗列了。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化学系教授钱存训论及当时的情景曾说过：“至少有八十名不同国籍的耶稣会士参与翻译西书为中文的工作，先后译书四百多种，所涉及的范围，对中国人而言，都是新的知识领域。”［11］据他统计，从利玛窦入华，至耶稣会解散（1773年）的一百九十年间，耶稣会士在华著译书437种，其中宗教书251种，占57%；人文学书（地理地图、语言文字、哲学、教育等）55种，占13%；自然科学书131种，占30%。如此多的译著新书，对于中国又都是新的知识领域，所以，新创造的汉语词汇、概念，必定是十分巨大的。
有人向我这样提出：“文言文多是单音节词，白话文多是双音节和多音节词。而且现代许多从西方来的概念，靠文言文本身的单音节词很难对应。”其实这样的说法也是种谬误。我就举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国名曰赤县神州。”［12］这里的“中国”、“赤县”、“神州”都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词，如果将它们看作单音节词，司马迁的那句话就无法理解了。该篇中还有：“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13］这里的“名山”、“大川”、“物类”、“海外人”等等都应该是双音节或多音节词，否则也将无法理解的。这就说明了早在汉代中国的文言文已经不仅是单音节词了。因此，以文言文单音节词为由，来否定明末清初中西方人士对汉语新词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三
1717年康熙下令禁教，至1844年道光解除禁教令，在这“百年禁教”的时期中国和西方文化交流陷入了低潮。而明末清初中西方人士译著的西方文献，非但传播不广，而且已经被人忘得差不多了，西学在中国几成绝学。但解除禁教令后，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力东侵愈演愈烈，西学东渐及新语创译又达到了新的高潮。到19世纪末为止，近60年里中国译著的西学新书远远超过明末清初的190年间，内容更为广泛。
在中国人士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人的配合下，西方人士马礼逊、丁韪良、傅雅兰等译著了诸如《万国公法》、《佐治刍言》、《微积溯源》、《三角数理》、《电学》、《声学》、《光学》、《以太说》、《地学浅释》、《化学鉴原》、《公法总论》、《几何原本》后九章等等西方书籍文献。也创造了许许多多汉语新词汇，如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译著，于1864年刊行的《万国公法》，就厘定了遗产、惯行、关涉、管制、限定、权利、交战、固辞、国权、遵守、臣民、专管、宣战、大局、追求、通知、特派、法院、民主、友谊、维持、异邦、会议、管辖、议定、权威、权利、公法、国政、国法、国民、战时、战争、法院、盟约等新词，并传入日本，被日本视为国际公法范本。［14］之后日本于1866年出版的《毕洒林氏万国公法》和1868年出版的《泰西国法论》采用中国《万国公法》相同的法律词汇术语达250余例。傅雅兰等译著，并由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于1885年出版的《佐治刍言》，创制新词涉及面颇广，如数学、动物学、植物学、天文学等学科名称至今仍被沿用，创作了“执照”、“国债”、“银行”、“资本”、“价值”、“物价”、“公司”、“股份”、“工资”、“巡捕”、“空气”、“机器”、“铁路”、“汽车”、“纺织机器”、“煤气”、“自来水”、“自来水公司”、“自来火”等等词语；首次提出了“动产”、“不动产”的概念，称“动产”为“能移动之产业”，“不动产”为“能传授之产业”，并多次采用了“资本”这个词，提出了“资本”的概念：“所谓资本者，不弟钱财已也，凡值钱之物，如舟车、房屋、铁路及宝石之类，皆可谓之资本。”可当时“资本”一词并未被国人采用，严复、梁启超等均采用“母财”，后来才被传到日本的所谓日源汉字“资本”所取代。［15］《微积溯源》中厘定了变数、函数、微分、积分、系数、极大值、极小值等术语。《电学》厘定了电极、电线、电钟、摩擦生电等。这些书籍都传到日本，其中的汉语新词也随之直接被借用到日语中去了。因此，汉文的“西学新书在日本的利用不仅是通过中国渠道吸收西洋知识的一条途径，而且给日语语汇里灌输了近代概念的新鲜血液。”［16］
外国传教士还在中国开设了出版机构，如1843年英国人在上海创建的墨海书馆，中外人士合作译著刊行了《大美联邦志略》（1851年）、《博物新编》（1855年）、《续几何原本》（1857年）、《植物学》（1858年）、《代微积拾级》（1859年）、《代数学》（1859年）、《全体新论》等书籍，厘定了圆锥、曲线、轴线、代数、微分、积分、系数、椭圆、级数、常数、变数、植物学等等一批术语，并传往日本，为日本人所采用。1844年美国人在澳门开设的花华圣经书房，1845年迁往宁波，1860年迁至上海，改名美华书馆，印刷出版了几十种自然科学书籍，如《万国药方》、《格物质学》、《代形合参》、《八线备旨》、《心算启蒙》、《五大洲图说》、《地理略说》等。1877年在上海成立的益智书会，为当时诸多大学堂编译教科书，如《圆锥曲线》、《金石略辨》、《天文揭要》、《光学揭要》、《西学乐法启蒙》、《中西四大致》、《治心免病法》、《化学卫生论》、《热学图说》、《植物学》、《代数备旨》等。
非但如此，中西人士还编纂中西词典供来华传教士研习汉语。1822年出版的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编纂的《华英字典》（共三部分六卷），已经将“使徒”、“铅笔”、“消化”、“交换”、“审判”、“法律”、“水准”、“医学”、“自然的”、“必要”、“新闻”、“风琴”、“演习”、“半径线”、“精神”、“单位”、“行为”等词汇与英语进行了对译。之后，1844年美国传教士卫三畏编纂的《英华韵府历阶》将“文法”、“新闻纸”（到现在日本的报纸还称为“新闻纸”）、“金刚石”、“内阁”、“领事”、“码”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48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编纂的《英汉字典》将“直径”、“本质”、“知识”、“机器”、“干事”、“物质”、“平面”、“白金”、“偶然”、“教养”、“交际”、“天主”、“默示”、“同情”、“小说”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69年间出版的由德国传教士罗存德编纂的《英华字典》将“园艺”、“侵犯”、“蛋白质”、“阳极”、“映像”、“副官”、“银行”、“麦酒”、“公报”、“想象”、“碳酸”、“阴极”、“克服”、“保险”、“白旗”、“自由”、“文学”、“元帅”、“原罪”、“受难”、“原理”、“特权”、“宣传”、“右翼”、“法则”、“记号”、“随员”、“寒带”、“热带”、“吨”、“恋爱”、“读者”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72年美国传教士卢公明编纂《华英萃林韵府》将“电报”、“电池”、“光线”、“分子”、“民主之国”、“地质论”、“物理”、“光学”、“理论”、“动力”、“国会”、“会议”、“纳税”、“函数”、“微分学”、“代数曲线”、“沿海”、“罗盘”、“闪电”、“午线”、“抛物线”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7］。这些辞典都东传日本，被日本各种英和、和英辞典的编纂所借鉴，为日本学习西方的思想、科技，创造新词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除此之外，中国人还自己开办翻译机构，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海军衙门、税务总司、京师大学堂编译馆、上海的南洋公学、湖北官书局、北洋官书局等。据统计，仅江南制造局及翻译馆从1855年（咸丰三年）到1911年（宣统三年）近60年间，共有468部西方科学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其中总论及杂著44部，天文气象12部，数学164部，理化98部，博物92部，地理58部；所译之书内容广泛，包括算学测量、汽机、化学、地质地理、天文、航海、博物、医、工艺、造船及水陆兵法等共180种。今天常用的很多科学名词，都是江南制造局及翻译馆最初定下来的。有读者曾留言说：“我们现在的普遍看法是，很多科技专有名词都是日本从西文中翻译，然后传入。其实最早日本从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买了很大一批科学书籍回去，存于现在极有名的东洋文库，之后这些名词又‘出口转内销’回来了。”［18］日本目白大学陈力卫教授也证实：“当时日本外务省官员柳原前光曾将江南制造局所译的书籍十数种购回日本，用作教科书和同类学科书籍翻译时的参考。”“据调查仅19世纪出版的汉译西书就有155种被日本人翻刻利用，通过加注释、加日文翻译解释等程序后，其中的‘汉语’词便也随之直接地借用到日语里去了。”［19］事实完全可以证明，许多所谓的“日语外来词”，都是“出口转内销”的“中国产品”。即使没有日语外来词，中国人照样可以翻译西方科学文献，中国人照样可以进行正常交流，照样可以做实验报告博士论文。
从上述可知，其实在近代，日本从中国输入并被采用的新词汇，是中国从日本引进新词汇的数十倍之多！所谓“现代汉语中的日本外来词”，绝大多数是中国人，或与西方人士合作创制的！为什么某些中国人，包括某些学者，闭口不谈这一情况呢？造成好像只有中国向日本输入新词汇的假象呢？是何目的？！！是何居心？！！
驳“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谬论
关于现代汉语中的日本外来词的话题，原来我并不关注。2007年在网易新闻论坛中日关系版面上，就不断有人提出这个话题，我并没有理睬。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历史上两国就有着十分频繁的文化交流，中日之间的词汇交换，本是件十分平常的事情。可是，有些人却将这原本应该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政治化了，不顾中国自汉唐以来和西域（或西方）接触，特别是明末清初和晚清时期和西方人士合作，曾经创制了大量的新词汇，为我们今天所使用，并传入日本，成为今天日本现代日语词汇绝大多数部分的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夸大其词，挖空心思地收集整理所谓的“日本外来词”，广为张贴传播，大造声势。妄言之下，似乎中国人离开了日本就无法生活了。不少中国人也妄言妄听，包括一些学者，不负责任的到处传言，甚至执意挑衅，万般诋毁5000年的中华文明，以证明他们的所谓“只有西方才能救中国”论点的正确。是可忍，孰不可忍！迫使我不得不撰文予以驳斥。原打算将这帖子的题目拟订为“谈现代汉语中的日本外来词问题”，现在索性将帖子的题目改成“驳所谓‘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的谬论”，直截了当，一目了然。
一
现在在网络上常看到这样一段话：
考一考你:下面的中文词语里哪一个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
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后勤、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共和、美学、美术、抽象、逻辑、证券、总理、储蓄、创作、刺激、代表、动力、对照、发明、法人、概念、规则、反对、会谈、机关、细胞、系统、印象、原则、参观、劳动、目的、卫生、综合、克服、马铃薯。
答案：统统都是，全部来自日语。没想到吧，其实，来自日语的中文还远远不止这些，数不胜数。虽然日语的文字源于中文，但上面这些词语可都是日本人的创作。
扯淡！我根据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冯天瑜撰写的《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确认的472个属于日本人利用汉字自行创造的新词排查，只有下面几个词了：
服务、政策、方针、哲学、原则、科学、商业、干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美学、美术、抽象、证券、刺激、法人、概念、会谈、细胞、系统、目的、综合、克服、
去掉了一半多。另外，最近暨南大学的曾昭聪教授等发表的《〈新名词训纂〉中的日源外来词研究》一文中认为，“服务”、“方针”这两个词是中国古汉语中词义的引申或有关，不应属于外来词。
是不是日本人的创作汉字新词“远远不止这些，数不胜数”呢？错！这只不过是部分中国人极端媚日的变态心理在作怪。根据《汉语外来语词典》（刘正谈、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编纂，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12月出版）统计，现代汉语中日源外来词共772个［1］，而决不是什么“数不胜数”。而且，其中的7个写的是日语假名，如：キニーネ（奎宁）、カタル（粘膜炎）、カナリア（金丝雀）、おばさん（伯母、姨妈）、コーヒー（咖啡）、コカ（古柯）、コカィン（可卡因），应该予以剔除，还有一个“銭”字，意思为日本货币单位，也应该是固有汉字。因此，《汉语外来语词典》中的日源外来词应该为764个。
但是，就这个764个词中，有一些是现代汉语中不使用的词（可能过去曾经使用过），比如：亜铅（锌）、味之素（味精）、意匠（构思）、运転手（司机）、覚书（备忘录）、可决（通过）、看护妇（护士）、教科书（教材）、训育（道德教育）、论理学（逻辑学）、粁（公里）、公営（国营）、広报（报道）、虎列刺（霍乱）、窒扶斯（伤寒）、水素（氢）、曹达（纯碱）、炭酸瓦斯（二氧化碳）、窒素（氮）、能率（功率）、物语（故事）、劳働组合（工会）、时计（钟表）等等，共48个。这样，《汉语外来语词典》中的日源外来词应该为716个。
还有一些词，是日本固有的名词，中国自己是不使用的，如浮世絵、弓道、仮名、歌舞伎、株式会社、茶道、大正琴、たたみ（搨搨米）、能楽、俳句、仮名、平仮名、美浓纸、和服、和文、浪人、柔道、軍部这18个词是日本的专用名称，就像日本的地名、人名一样，只针对日本使用的。如果一定要算在通用的常用词汇当中，未免有些牵强。
那么，《汉语外来语词典》中的这716个词是不是全都是日本人创制的外来新词呢？不！有许多是由中国人和西方人士共同创制的新词，后来传到日本并为日本人所采用的。比如“基督”，首见于卫三畏1844年在中国出版的《英华韵府历阶》；再比如“天主”一词，早在1599年由著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中国明代学士共同译著的西方伦理箴言集《二十五言》已经采用了［2］；还有，“物理”一词始见于明末学士方以智的《物理小识》［3］，1872年出版的由美国传教士卢公明主持编纂的汉英字典《华英萃林韵府》已经将“物理”与英语的“physics”对译［4］（日本是1875年出版的小学教材《物理阶梯》首先使用“物理”一词的）等等。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明摆在那里，怎么能算是日本人创制的日本外来新词呢？据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教授朱伟京统计，《汉语外来语词典》中74个词是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及中国学者著译书籍中出现过的，有11个词是晚清来华传教士罗存德编《英华字典》中已有的，还有93个词的古今词义基本没有变化的，不应视为日本借词（外来词）［5］。
事实上，网络上流传的所谓“中国从日本引进的汉语词汇”绝大部分源自于《汉语外来语词典》，而《汉语外来语词典》中存在的疏误和缪诈是显然已见的。其实，早在1958年邵荣芬在《中国语文》1958年第7号上就发表了《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的文章，对高名凯、刘正谈先生所著的《现代汉语外来语研究》（下称《研究》）一书提出质疑，指出《研究》中所称的“日语外来词”，“事实上有好多都是汉语本来就有的”，并列举了服从、希望、记录、命名等，而《研究》中认为“先由日本人以汉字的配合去意译欧美语言的词，再由汉族人民搬进现代汉语里面来，加改造而成的现代汉语外来词”，很多意义基本没有改变，如破产、解放、假设、交易、作用、算术、绝对、试验、宿舍、新闻、材料等［6］。《现代汉语外来语研究》和《汉语外来语词典》只注视了清末民国初期中国从日本返回的词汇，而忽略了中国自汉唐以来，特别是明末清初和晚清时期和西方人士合作，创制了大量的新词汇，并流入日本为日本人所采用这个事实，其中的疏误，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了。正如日本目白大学陈力卫教授指出的：“迄今为止好多被认为是从日本进来的词实际上早就存在于英华字典中或西学新书里了。这一事实在中国国内的汉语研究领域内恐怕一直没有得到重视。……高名凯等所编《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中收录的800余条来自日语的词中，实际上有很多出现在我们上述英华字典词例中，如果再对西学新书进行全面调查，就会发现有更多的新词实际上已在中文的语料中使用，以此足以修订许多来源于日语词的看法。”［7］
二
其实只要稍微有点正常思维的人想一想，就会发现问题的所在。那些吹嘘所谓“日本外来语”的帖子，都是只谈清末民国初期中国人从日本引入西方思想，翻译西方著作的例子，只谈留日派和留欧派在音译和意译上的争论，大肆渲染留日派意译的胜利。却刻意回避了中国自古以来学习外来文化，特别是明末清初和西方的交流，徐光启、李之藻等饱学之士和西方利玛窦、邓玉函［8］等西方俊杰合作，翻译大量的东西方学术著作，传播东西方文化，创制汉字学术新词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他们完全是在故意回避，是在刻意掩盖！在他们戏法毯子的遮掩下，似乎中国离开了日本，就不知道西方究竟是在何处了！事实上，日本是在中国的带领下才认识了西方，才看到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是中国人创制的新词汇，为日本译著西方文献奠定了基础和指明了方向［9］，这样的事实是不容回避也无法否定的！日本的明治维新（1868年）并不比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洋务运动（1861年）早，只不过日本的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则失败了。这里的种种原因并不是那些连脑子都没有、闭着眼睛胡诌一气的能够看清楚的。因此，在掩人耳目下的那些所谓“震撼”或“启迪”，只能是梦呓痴语下的自欺欺人；信口雌黄下的那些所谓“醒悟”或“反思”，只能是竹篮打水、空中楼阁般的梦幻。还是让我们回顾一下汉语外来语发展的过程，还历史的本来。
远在东汉、南北朝至唐代，中国人就和西域僧人合作，翻译了许多佛典，创制了大量的新词，丰富了汉语词库。之后许多汉译佛语，融入了大众俗语，至今仍被使用。比如“眼光”、“缘起”、“手续”、“刹那”、“现在”、“翻译”、“翻案”、“方便”、“天堂”、“地狱”、“宿命”、“平等”、“悲观”、“觉悟”、“境界”、“唯心”、“实体”、“实际”、“真实”、“真理”、“真谛”、“信仰”、“因果”、“相对”、“绝对”、“信手拈来”等等［10］。汉唐时代的汉译佛典不仅创制了大量的汉语词汇，也树立了汉语借词（外来词）基本范式。这些词汇都东渡日本，为日本人所采用，直至今日。以上的词汇，有些竟然也被收录在所谓的“日语外来语”中了。
当历史将进入17世纪之际，中国再次与西方接触，以利玛窦、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等大批传教士来到中国，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西方图书文献和仪器物品，仅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就携带7000余册西书至澳门。同时，也向西方传递了中国文化及《四书》、《五经》、《孙子》、《老子》等典籍。其间，中西人士合作，修编历法，译著了许多东西方文献，创制了大量的汉语科学新词汇。如1607年徐光启和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首先厘定了“几何”这个科学名称，并创制了诸如“点”、“线”、“直线”、“平面”、“曲线”、“对角线”、“并行线”（平行线）、“直角”、“钝角”、“三角”、“面积”、“体积”、“相似”、“外似”等等新词汇，引入了西方科学的新概念；1613年利玛窦和李之藻合译的《同文算指》，也创制了诸如“平方”、“立方”、“开方”、“乘方”、“通分”、“约分”等等新词。这样的事迹我相信大家一定已经是耳熟能详的吧。事实上，那些所谓“日本首先把这些事物的英文名称翻译成汉字（实际上是日文）”的说法，都是骗人的鬼话！这样的谎言也只有某些毫无常识的文科之士才会胡乱编造得出来，也只能骗骗那些毫无脑髓的弱智们。可这些毫无常识的文科之士竟然还整天在那里大言不惭的自称什么“有志气”，高谈阔论什么“科学”、“改革”、“反思”、“启迪”，仿佛只有他们才能“救国救世”，实在是令人笑掉大牙啰！
再则，利玛窦于1595年译辑的西方格言集《交友论》出现了“上帝”、“人类”等语，1599年编译的伦理箴言集《二十五言》出现了“上帝”、“天主”、“生物”等语，1602年利玛窦为李之藻印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撰写的总论和各部分说明，厘定了“地球”、“南北二极”、“北极圈”、“南极圈”、“五大洲”、“赤道”、“经线”、“纬线”等等一批地理术语，利玛窦和李之藻合著的《浑盖通宪图说》中出现了“天体”、“赤道”、“子午规”、“地平规”、“天地仪”、“地球仪”等天文地理术语。1584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译述的《天主圣教实录》，意译了“天主”、“宠爱”、“复活”等，音译了“耶稣”等词，将angel译成“天神”，后改译为“天使”，将soul译成“魂灵”，后改译为“灵魂”，并自创了象形表意词“十字架”。1627年葡萄牙人傅讯际和李之藻合译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名理探》就出现了“明确”、“解释”、“剖析”、“推论”等词，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于1623年译著的《西学凡》和《职方外纪》二书，已经创制了诸如“原罪”、“采取”、“处置”、“救世主”、“造物主”、“公法”、“文科”、“理科”、“法科”、“法学”、“地球”、“大西洋”、“热带”等词汇，艾儒略在《欧逻巴总说》一文中具体介绍了欧洲的学制：“欧逻巴诸国，皆尚文学，国王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邑一乡有小学。……”已经向中国引入了“大学”、“中学”和“小学”的概念。还有众多例子，限于篇幅，我就不一一罗列了。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化学系教授钱存训论及当时的情景曾说过：“至少有八十名不同国籍的耶稣会士参与翻译西书为中文的工作，先后译书四百多种，所涉及的范围，对中国人而言，都是新的知识领域。”［11］据他统计，从利玛窦入华，至耶稣会解散（1773年）的一百九十年间，耶稣会士在华著译书437种，其中宗教书251种，占57%；人文学书（地理地图、语言文字、哲学、教育等）55种，占13%；自然科学书131种，占30%。如此多的译著新书，对于中国又都是新的知识领域，所以，新创造的汉语词汇、概念，必定是十分巨大的。
有人向我这样提出：“文言文多是单音节词，白话文多是双音节和多音节词。而且现代许多从西方来的概念，靠文言文本身的单音节词很难对应。”其实这样的说法也是种谬误。我就举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国名曰赤县神州。”［12］这里的“中国”、“赤县”、“神州”都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词，如果将它们看作单音节词，司马迁的那句话就无法理解了。该篇中还有：“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13］这里的“名山”、“大川”、“物类”、“海外人”等等都应该是双音节或多音节词，否则也将无法理解的。这就说明了早在汉代中国的文言文已经不仅是单音节词了。因此，以文言文单音节词为由，来否定明末清初中西方人士对汉语新词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三
1717年康熙下令禁教，至1844年道光解除禁教令，在这“百年禁教”的时期中国和西方文化交流陷入了低潮。而明末清初中西方人士译著的西方文献，非但传播不广，而且已经被人忘得差不多了，西学在中国几成绝学。但解除禁教令后，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力东侵愈演愈烈，西学东渐及新语创译又达到了新的高潮。到19世纪末为止，近60年里中国译著的西学新书远远超过明末清初的190年间，内容更为广泛。
在中国人士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人的配合下，西方人士马礼逊、丁韪良、傅雅兰等译著了诸如《万国公法》、《佐治刍言》、《微积溯源》、《三角数理》、《电学》、《声学》、《光学》、《以太说》、《地学浅释》、《化学鉴原》、《公法总论》、《几何原本》后九章等等西方书籍文献。也创造了许许多多汉语新词汇，如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译著，于1864年刊行的《万国公法》，就厘定了遗产、惯行、关涉、管制、限定、权利、交战、固辞、国权、遵守、臣民、专管、宣战、大局、追求、通知、特派、法院、民主、友谊、维持、异邦、会议、管辖、议定、权威、权利、公法、国政、国法、国民、战时、战争、法院、盟约等新词，并传入日本，被日本视为国际公法范本。［14］之后日本于1866年出版的《毕洒林氏万国公法》和1868年出版的《泰西国法论》采用中国《万国公法》相同的法律词汇术语达250余例。傅雅兰等译著，并由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于1885年出版的《佐治刍言》，创制新词涉及面颇广，如数学、动物学、植物学、天文学等学科名称至今仍被沿用，创作了“执照”、“国债”、“银行”、“资本”、“价值”、“物价”、“公司”、“股份”、“工资”、“巡捕”、“空气”、“机器”、“铁路”、“汽车”、“纺织机器”、“煤气”、“自来水”、“自来水公司”、“自来火”等等词语；首次提出了“动产”、“不动产”的概念，称“动产”为“能移动之产业”，“不动产”为“能传授之产业”，并多次采用了“资本”这个词，提出了“资本”的概念：“所谓资本者，不弟钱财已也，凡值钱之物，如舟车、房屋、铁路及宝石之类，皆可谓之资本。”可当时“资本”一词并未被国人采用，严复、梁启超等均采用“母财”，后来才被传到日本的所谓日源汉字“资本”所取代。［15］《微积溯源》中厘定了变数、函数、微分、积分、系数、极大值、极小值等术语。《电学》厘定了电极、电线、电钟、摩擦生电等。这些书籍都传到日本，其中的汉语新词也随之直接被借用到日语中去了。因此，汉文的“西学新书在日本的利用不仅是通过中国渠道吸收西洋知识的一条途径，而且给日语语汇里灌输了近代概念的新鲜血液。”［16］
外国传教士还在中国开设了出版机构，如1843年英国人在上海创建的墨海书馆，中外人士合作译著刊行了《大美联邦志略》（1851年）、《博物新编》（1855年）、《续几何原本》（1857年）、《植物学》（1858年）、《代微积拾级》（1859年）、《代数学》（1859年）、《全体新论》等书籍，厘定了圆锥、曲线、轴线、代数、微分、积分、系数、椭圆、级数、常数、变数、植物学等等一批术语，并传往日本，为日本人所采用。1844年美国人在澳门开设的花华圣经书房，1845年迁往宁波，1860年迁至上海，改名美华书馆，印刷出版了几十种自然科学书籍，如《万国药方》、《格物质学》、《代形合参》、《八线备旨》、《心算启蒙》、《五大洲图说》、《地理略说》等。1877年在上海成立的益智书会，为当时诸多大学堂编译教科书，如《圆锥曲线》、《金石略辨》、《天文揭要》、《光学揭要》、《西学乐法启蒙》、《中西四大致》、《治心免病法》、《化学卫生论》、《热学图说》、《植物学》、《代数备旨》等。
非但如此，中西人士还编纂中西词典供来华传教士研习汉语。1822年出版的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编纂的《华英字典》（共三部分六卷），已经将“使徒”、“铅笔”、“消化”、“交换”、“审判”、“法律”、“水准”、“医学”、“自然的”、“必要”、“新闻”、“风琴”、“演习”、“半径线”、“精神”、“单位”、“行为”等词汇与英语进行了对译。之后，1844年美国传教士卫三畏编纂的《英华韵府历阶》将“文法”、“新闻纸”（到现在日本的报纸还称为“新闻纸”）、“金刚石”、“内阁”、“领事”、“码”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48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编纂的《英汉字典》将“直径”、“本质”、“知识”、“机器”、“干事”、“物质”、“平面”、“白金”、“偶然”、“教养”、“交际”、“天主”、“默示”、“同情”、“小说”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69年间出版的由德国传教士罗存德编纂的《英华字典》将“园艺”、“侵犯”、“蛋白质”、“阳极”、“映像”、“副官”、“银行”、“麦酒”、“公报”、“想象”、“碳酸”、“阴极”、“克服”、“保险”、“白旗”、“自由”、“文学”、“元帅”、“原罪”、“受难”、“原理”、“特权”、“宣传”、“右翼”、“法则”、“记号”、“随员”、“寒带”、“热带”、“吨”、“恋爱”、“读者”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72年美国传教士卢公明编纂《华英萃林韵府》将“电报”、“电池”、“光线”、“分子”、“民主之国”、“地质论”、“物理”、“光学”、“理论”、“动力”、“国会”、“会议”、“纳税”、“函数”、“微分学”、“代数曲线”、“沿海”、“罗盘”、“闪电”、“午线”、“抛物线”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7］。这些辞典都东传日本，被日本各种英和、和英辞典的编纂所借鉴，为日本学习西方的思想、科技，创造新词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除此之外，中国人还自己开办翻译机构，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海军衙门、税务总司、京师大学堂编译馆、上海的南洋公学、湖北官书局、北洋官书局等。据统计，仅江南制造局及翻译馆从1855年（咸丰三年）到1911年（宣统三年）近60年间，共有468部西方科学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其中总论及杂著44部，天文气象12部，数学164部，理化98部，博物92部，地理58部；所译之书内容广泛，包括算学测量、汽机、化学、地质地理、天文、航海、博物、医、工艺、造船及水陆兵法等共180种。今天常用的很多科学名词，都是江南制造局及翻译馆最初定下来的。有读者曾留言说：“我们现在的普遍看法是，很多科技专有名词都是日本从西文中翻译，然后传入。其实最早日本从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买了很大一批科学书籍回去，存于现在极有名的东洋文库，之后这些名词又‘出口转内销’回来了。”［18］日本目白大学陈力卫教授也证实：“当时日本外务省官员柳原前光曾将江南制造局所译的书籍十数种购回日本，用作教科书和同类学科书籍翻译时的参考。”“据调查仅19世纪出版的汉译西书就有155种被日本人翻刻利用，通过加注释、加日文翻译解释等程序后，其中的‘汉语’词便也随之直接地借用到日语里去了。”［19］事实完全可以证明，许多所谓的“日语外来词”，都是“出口转内销”的“中国产品”。即使没有日语外来词，中国人照样可以翻译西方科学文献，中国人照样可以进行正常交流，照样可以做实验报告博士论文。
从上述可知，其实在近代，日本从中国输入并被采用的新词汇，是中国从日本引进新词汇的数十倍之多！所谓“现代汉语中的日本外来词”，绝大多数是中国人，或与西方人士合作创制的！为什么某些中国人，包括某些学者，闭口不谈这一情况呢？造成好像只有中国向日本输入新词汇的假象呢？是何目的？！！是何居心？！！
那位教授自己恐怕也不知道实际情况。
这位教授水平有限，对该问题不究竟！
还是先让叫兽研究一下日语从何而来吧
这位教授水平有限，对该问题不究竟！
其实很正常，在自己的专业内有一定知识的人，在其他方面未必比得上普通人。
其实很正常，在自己的专业内有一定知识的人，在其他方面未必比得上普通人。
意匠（构思）、
意匠至今还是日语中比较常用的词，不过肯定不是日本发明的，因为杜甫《丹青引》中就有“意匠惨淡经营中”的句子。当然随着时代的变化，这两个意匠之间已经有了意思上的差距。
不过实话实说，古汉语中两个字的词相对现代汉语要少得多，特别是动名词组如“革命”等，再加上近代西方的很多概念很难用既有词汇准确描述，急于吸收西方文明的中国人就用了当时日本的译法。
意匠至今还是日语中比较常用的词，不过肯定不是日本发明的，因为杜甫《丹青引》中就有“意匠惨淡经营中”的句子。当然随着时代的变化，这两个意匠之间已经有了意思上的差距。
不过实话实说，古汉语中两个字的词相对现代汉语要少得多，特别是动名词组如“革命”等，再加上近代西方的很多概念很难用既有词汇准确描述，急于吸收西方文明的中国人就用了当时日本的译法。
这些脑残教授该回炉。
一、凯迪的立场，……
二、数据支撑非常重要，看不到多少数据，感觉较为空洞
三、吸收外来词汇并不是问题，任何事物都需要不断完善，汉语貌似吸收消化能力还不错，国人应有自信
四、爪机上网，不太方便，……
二、数据支撑非常重要，看不到多少数据，感觉较为空洞
三、吸收外来词汇并不是问题，任何事物都需要不断完善，汉语貌似吸收消化能力还不错，国人应有自信
四、爪机上网，不太方便，……
意匠至今还是日语中比较常用的词，不过肯定不是日本发明的，因为杜甫《丹青引》中就有“意匠惨淡经营中” ...
革命是汉语固有的词吧，汤武革命嘛。
革命是汉语固有的词吧，汤武革命嘛。
现在的一些教授、专家、学者总是说一些不负责任的没有依据的非主流的话来哗众取宠。
如果说汉语中的外来语有70%来自日语还比较可信
raymax1984 发表于 2013-6-11 08:17 ![]()
革命是汉语固有的词吧，汤武革命嘛。
呵呵，当时一下子想不出别的例子，就先用这个了。
革命是汉语固有的词吧，汤武革命嘛。
呵呵，当时一下子想不出别的例子，就先用这个了。
"所以这些词汇先形成于中国再传到日本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可能性？很遗憾，这个可能性很小。因为日本在社会制度上先于中国走了几十年，也正是如此，在近代日本才会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大大超越了中国。
在社会科学上，在近代时期特别是清末和民国时期，日本的社会制度远胜于中国，对于西方社会科学的学习和了解更是远超过中国，而日本在学习维新的过程中”意译“的创造了许多汉语词汇来定义和描述西方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科学，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固步自封根本没想过要改革社会，所以对西方社会科学的一些概念几乎完全未知。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才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一系列的反抗侵略的战争失败之后清末中国才开始学习”现代的社会科学“和试图改革社会制度，在此过程中，留学生们带回了日本创造的社会科学的汉语词汇。这是客观现实，是一项真实存在的历史，而且我认为这段历史根本没有必要否认，也不必引以为耻。
日本和中国都是汉字文化圈，不管是什么种族的人创造的词汇，根基还是汉语，都是以汉字为基础通过意译的方式来创造的词汇，这种创造没有离开汉字文化圈。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引进、学习、消化、吸收外来文化是抱持汉文化不断进化不断完善的原因。
就像我上述说的这一段话中就有许多是日本创造的汉语词汇，这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我们现在学习的自然科学的基础科学部分绝大部分是西方发明创造的，我们学习这些自然科学让我们感觉到耻辱了？为此我们就不要学习了？
心胸开阔一点，自信的吸收全世界全人类的一切先进知识，不要过于敏感过于自卑。心胸开阔、海纳百川的民族才是伟大的民族。
心胸开阔、海纳百川——这正是汉民族的民族个性，正是因为这个个性让中华文明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个抱持几千年没有断层的文明。
可能性？很遗憾，这个可能性很小。因为日本在社会制度上先于中国走了几十年，也正是如此，在近代日本才会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大大超越了中国。
在社会科学上，在近代时期特别是清末和民国时期，日本的社会制度远胜于中国，对于西方社会科学的学习和了解更是远超过中国，而日本在学习维新的过程中”意译“的创造了许多汉语词汇来定义和描述西方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科学，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固步自封根本没想过要改革社会，所以对西方社会科学的一些概念几乎完全未知。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才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一系列的反抗侵略的战争失败之后清末中国才开始学习”现代的社会科学“和试图改革社会制度，在此过程中，留学生们带回了日本创造的社会科学的汉语词汇。这是客观现实，是一项真实存在的历史，而且我认为这段历史根本没有必要否认，也不必引以为耻。
日本和中国都是汉字文化圈，不管是什么种族的人创造的词汇，根基还是汉语，都是以汉字为基础通过意译的方式来创造的词汇，这种创造没有离开汉字文化圈。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引进、学习、消化、吸收外来文化是抱持汉文化不断进化不断完善的原因。
就像我上述说的这一段话中就有许多是日本创造的汉语词汇，这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我们现在学习的自然科学的基础科学部分绝大部分是西方发明创造的，我们学习这些自然科学让我们感觉到耻辱了？为此我们就不要学习了？
心胸开阔一点，自信的吸收全世界全人类的一切先进知识，不要过于敏感过于自卑。心胸开阔、海纳百川的民族才是伟大的民族。
心胸开阔、海纳百川——这正是汉民族的民族个性，正是因为这个个性让中华文明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个抱持几千年没有断层的文明。
不反对日本人用汉字玩积木游戏。
日本人搭了几个好积木，就说积木是日本发明的？
日本人搭了几个好积木，就说积木是日本发明的？
外来语是什么意思。比如说OK，是外来语，转化为哦开就未必算外来语了。
至于革命这种，根本不能算外来语，只能说是日本地区对汉语发展滴贡献。
至于革命这种，根本不能算外来语，只能说是日本地区对汉语发展滴贡献。
媚日奴才为了抬高主子，无所不用其及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日语就是由汉语演化而来，所以日本子加工后的外来语是上供给宗主国中国享用的，中国用奴才日本子的供品有什么好说的。
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
去掉前面半句话，标题党么？跟那句“知识越多越反动”有什么区别？
Алексей 发表于 2013-6-11 09:39 ![]()
去掉前面半句话，标题党么？跟那句“知识越多越反动”有什么区别？
断章取义\哗众取宠\牵强附会\煽动情绪\以偏概全，这是街头小报赖以为生的手段。
去掉前面半句话，标题党么？跟那句“知识越多越反动”有什么区别？
断章取义\哗众取宠\牵强附会\煽动情绪\以偏概全，这是街头小报赖以为生的手段。
http://blog.huanqiu.com/89371/2010-02-06/1565973/
驳斥的文章，看看白珉的原文吧
别被日奴忽悠了
驳斥的文章，看看白珉的原文吧
别被日奴忽悠了
raymax1984 发表于 2013-6-11 07:40 ![]()
其实很正常，在自己的专业内有一定知识的人，在其他方面未必比得上普通人。
不懂装懂，故意歪曲事实，这是正常的教授行为？
其实很正常，在自己的专业内有一定知识的人，在其他方面未必比得上普通人。
不懂装懂，故意歪曲事实，这是正常的教授行为？
近代词汇确实很多是来自日本，但这些并不是日语创造的啊，只是日本改革比较早，翻译西方新生词汇比较早而已，汉语之所以是成熟优秀的语言，能够使用数千年，就因为他是包容开放的哦，这又什么好计较的，真是闲的蛋疼
reallancelot 发表于 2013-6-11 09:57 ![]()
http://blog.huanqiu.com/89371/2010-02-06/1565973/
驳斥的文章，看看白珉的原文吧
别被日奴忽悠了
别动不动说人家日奴。
更不要为驳而驳。
白珉的文章我看了，通篇许多牵强附会的论据论点。
在社会科学方面，在近代创造的用于描述西方社会科学的词汇大部分都是日本依据汉字基础意译创造的，这是客观现实。我们借用并再次发展并不可耻，毕竟这些词汇的根基还是汉字，还是基于汉字的本义来创造的。
如果正视这些现实的人就被人抨击为日奴的话，我只能感到悲哀。
我们所学的自然科学的基础绝大部分是西方创造的，难道我们就是西奴了吗？
阿拉伯数字是阿拉伯人发明的，西方根据阿拉伯数字发明创造了那么丰富的数学知识，难道阿拉伯人学习了这些数学知识就是可耻的？
http://blog.huanqiu.com/89371/2010-02-06/1565973/
驳斥的文章，看看白珉的原文吧
别被日奴忽悠了
别动不动说人家日奴。
更不要为驳而驳。
白珉的文章我看了，通篇许多牵强附会的论据论点。
在社会科学方面，在近代创造的用于描述西方社会科学的词汇大部分都是日本依据汉字基础意译创造的，这是客观现实。我们借用并再次发展并不可耻，毕竟这些词汇的根基还是汉字，还是基于汉字的本义来创造的。
如果正视这些现实的人就被人抨击为日奴的话，我只能感到悲哀。
我们所学的自然科学的基础绝大部分是西方创造的，难道我们就是西奴了吗？
阿拉伯数字是阿拉伯人发明的，西方根据阿拉伯数字发明创造了那么丰富的数学知识，难道阿拉伯人学习了这些数学知识就是可耻的？
只要词汇中的单字还是原字的意思就够了，日本人造这些词汇时正是借助了汉字的语意，没有日来词汇，中国人照样能造出相应的词汇，看看汉语的方言多么发达就知道了
"所以这些词汇先形成于中国再传到日本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可能性？很遗憾，这个可能性很小。因为日本 ...
心胸是一会事，屁股是另一回事
可能性？很遗憾，这个可能性很小。因为日本 ...
心胸是一会事，屁股是另一回事
qkxf 发表于 2013-6-11 10:12 ![]()
只要词汇中的单字还是原字的意思就够了，日本人造这些词汇时正是借助了汉字的语意，没有日来词汇，中国人照 ...
这一点我同意，就是先后顺序罢了。日本先于中国一步开放，先于中国一步学习，因此同为汉字文化继承人的日本人先期创造了，然后我们引进了，这本来无关民族尊严国族尊严的事情，某些人却为此非要认为伤害了他的自尊心，这样的狭隘让人耻笑。
只要词汇中的单字还是原字的意思就够了，日本人造这些词汇时正是借助了汉字的语意，没有日来词汇，中国人照 ...
这一点我同意，就是先后顺序罢了。日本先于中国一步开放，先于中国一步学习，因此同为汉字文化继承人的日本人先期创造了，然后我们引进了，这本来无关民族尊严国族尊严的事情，某些人却为此非要认为伤害了他的自尊心，这样的狭隘让人耻笑。
qkxf 发表于 2013-6-11 10:17 ![]()
心胸是一会事，屁股是另一回事
没有心胸的人屁股一定歪了。
心胸是一会事，屁股是另一回事
没有心胸的人屁股一定歪了。
“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去掉前面的定语是无良记的职业病。
在现代汉语中， 日本对汉语的贡献毋庸置疑， 晚清至民国初， 正是日文对汉文的反哺，才迅速弥补了汉文词汇的时代缺失， 这是文明超越国界的一种表现， 中日文明天生就有很强的联系，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心胸狭隘者才会否认这种联系和互动。
在现代汉语中， 日本对汉语的贡献毋庸置疑， 晚清至民国初， 正是日文对汉文的反哺，才迅速弥补了汉文词汇的时代缺失， 这是文明超越国界的一种表现， 中日文明天生就有很强的联系，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心胸狭隘者才会否认这种联系和互动。
rogerkkk123 发表于 2013-6-11 10:34 ![]()
“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去掉前面的定语是无良 ...
终于看到一个心智、人格健全的兄弟了。
“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去掉前面的定语是无良 ...
终于看到一个心智、人格健全的兄弟了。
其他的不说， 到医院去， 你在门上看到的各个标牌词几乎与日本的一模一样。
“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去掉前面的定语是无良 ...
日文对汉文的反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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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觉得很别扭吗？再次重申：日本用汉字玩的积木游戏，不叫日本创造。
日文对汉文的反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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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觉得很别扭吗？再次重申：日本用汉字玩的积木游戏，不叫日本创造。
浪里白沙 发表于 2013-6-11 10:48 ![]()
日文对汉文的反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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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觉得很别扭吗？再次重申：日本用汉字玩的积木游戏 ...
汉语的词汇数量从一道二，二到三，三到万，这个过程算不算创造呢？
日文对汉文的反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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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觉得很别扭吗？再次重申：日本用汉字玩的积木游戏 ...
汉语的词汇数量从一道二，二到三，三到万，这个过程算不算创造呢？
汉语的词汇数量从一道二，二到三，三到万，这个过程算不算创造呢？
质变才叫创造
质变才叫创造
后来也不断有人发文质疑——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253186-1.shtml
驳“离开了日本外来词 ...
这个全面，收了，打脸专用
驳“离开了日本外来词 ...
这个全面，收了，打脸专用
浪里白沙 发表于 2013-6-11 10:55 ![]()
质变才叫创造
哦。呵呵。嘿嘿。嘻嘻。
质变才叫创造
哦。呵呵。嘿嘿。嘻嘻。
浪里白沙 发表于 2013-6-11 10:48 ![]()
日文对汉文的反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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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觉得很别扭吗？再次重申：日本用汉字玩的积木游戏 ...
字为材料，词为成品，虽然比喻不是十分合适，但意思到了。李白用的字都不是他发明，我们也都懂，但是谁会否认李白的诗呢？日本中学也像中国中学一样要学中国古诗词和文言文的。“沛公军霸上”的《鸿门宴》也是日本中学课文。
日文对汉文的反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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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觉得很别扭吗？再次重申：日本用汉字玩的积木游戏 ...
字为材料，词为成品，虽然比喻不是十分合适，但意思到了。李白用的字都不是他发明，我们也都懂，但是谁会否认李白的诗呢？日本中学也像中国中学一样要学中国古诗词和文言文的。“沛公军霸上”的《鸿门宴》也是日本中学课文。
哦。呵呵。嘿嘿。嘻嘻。
你乐什么？日本人既未造字，也改不了字意。用汉字组几个词，就叫“日文对汉文的反哺”？
你乐什么？日本人既未造字，也改不了字意。用汉字组几个词，就叫“日文对汉文的反哺”？
字为材料，词为成品，虽然比喻不是十分合适，但意思到了。李白用的字都不是他发明，我们也都懂，但是谁会 ...
字就是成品，文章归根到底是字的组合，这点在古诗词上表现明显。汉字的意义和生存并不依赖于词，但词脱离了字还有意义么？
字就是成品，文章归根到底是字的组合，这点在古诗词上表现明显。汉字的意义和生存并不依赖于词，但词脱离了字还有意义么？
浪里白沙 发表于 2013-6-11 11:02 ![]()
你乐什么？日本人既未造字，也改不了字意。用汉字组几个词，就叫“日文对汉文的反哺”？
我笑你你的心胸像你的心脏一样小。
对事实视而不见，这会让你感觉舒服一点吗？
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对汉字文化圈做出了继往开来的创造。
把字组合成词还不交创造那叫什么？学过材料科学没？大多数先进材料都是几种常见材料的组合创造。
你乐什么？日本人既未造字，也改不了字意。用汉字组几个词，就叫“日文对汉文的反哺”？
我笑你你的心胸像你的心脏一样小。
对事实视而不见，这会让你感觉舒服一点吗？
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对汉字文化圈做出了继往开来的创造。
把字组合成词还不交创造那叫什么？学过材料科学没？大多数先进材料都是几种常见材料的组合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