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报务员的回忆]之一第三十三章：

今日（6月10日）上传的是【回忆】之一的三十三章。以及【回忆】之二 “保定”、“大连”两章中的相关章节。

                                 三十三  开  城（一）

1953年6月初，我随“代表团解释队”抵达朝鲜千年古城开城。它位于北纬38度线以南，濒临西海岸，冬暖夏凉、气候宜人，是理想的避暑胜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三八”线南北分别由美苏军队占领，这个处于“三八”线边的城市在1950年“6.25”朝鲜战争爆发后几经易手，目前由我方控制，1951年停战谈判开始被确定为非军事区。从市容看道路、房屋基本完好，看样子战争创伤不太严重。市区大而零散，古现代建筑混杂，最引起我注意的是古代寺庙、民宅外观结构几乎和国内相同，如同国内每家都有一股共同的中国味一样，朝鲜也有一股共同的不难闻的特殊异味。所有大小道路都是自然形成的米粒大小的白黄色砂石，下雨走路不积水不粘泥，刮风不起灰，讨厌的是走路要不断倒鞋坑里的沙子。开城有很多华侨，听口音是山东人，穿着和国内一样的以兰灰色为主的服装，小学生们也带着红领巾。
我刚到开城，是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派出的开城广播电台试播组住在一大房间内，一张大桌子上放满了他们的设备，那台磁带录音机不断反复播放“北京、北京，开城呼叫、开城呼叫”。我听这声音很耳熟，这不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常播放重要新闻播音员的声音吗？一位身穿便衣的工作人员调试设备，我忍不住问他：“那位播音员人没有来，只有他的录音？”他用手指着自己小声说：“就是我。”我惊讶道：“噢，原来是你！可你平时说话不是这个声音呀！”他重新录音呼叫，和我想象的那位播音员的声音一模一样。同住数日，当时也没有问他的大名。事后我猜想是夏青？是齐越？还是方明？凭我多年的听觉我敢肯定三者必有其一。这个谜我始终还是没有揭开。他们一台500W的电台车停在院里，不知是发射功率太小，还是什么原因，北京一直呼叫不通，广播电台最终没有开播。
我们在开城等了数日，因谈判双方就是否携带通讯工具未能达成协议，我们也就不能随“代表团解释队”到南朝鲜执行任务，我按业务归口到代表团通信处干老本行。吴培业同志，这位1938年就参加革命，解放战争初期随叶剑英同志在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工作，后又跟随毛主席、党中央转战陕北、西柏坡的老报务工作者，两年来我两一直为执行同一个任务而数次合作，他给了我无数的帮助提携。随后他回到了北京，他的爱人和我同年参军，干同一行的乔敬荣同志，在开城工作一段后也提前回国，1954年收到他们从北京寄来的相片仍然是那么精神，直到2001年才打听他们在保定某干休所，我们常有电话书信来往，听的出来，五十年后他俩仍然是那么健谈热情。忆往事，我怎能不常常怀念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里与战友们建立起来的深厚友情。
在安东认识的 “走不到一块”的李光绳处长恰恰走到了一块。原来就认识的总台组长赵智，参谋刘华兴、郭明志、暴松涛和报务员张占山、柏德华、边燮悌、递洪祥、乔敬荣等一批通信报务人员又到一起了。不久，我领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胸章，还有一枚金属制作的“朝中停战谈判代表团”长条形徽章，正式成为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城谈判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后随着停战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停战协定即将签字，整个代表团为停战和停战以后的各项工作忙碌起来，工作人员急增，最多时超过了万人。通信处作为代表团的一个重要部门，领导、机构、人员和装备器材也大量增加。通信处下属单位有：收信台、发射台、电话队、电话站、军邮站等。根据停战协定又调来一批五个口岸（新义州、满浦、清津、兴南、咸兴）台、站需要的通信人员，全处最多时超过三百人。这个时期调入的有副处长段华夫、董协理员、指导员曹守正以及英语、朝语翻译和勤杂人员等。专业技术人员大部分来自通信部、各大区、新华社、中联部、志愿军。全部话务员及三分之一的报务人员是女性。
收信台主任为任继斌（在抗战时期曾任黄克诚的警卫员）、副主任赵智（收发信台合并前任发信台主任）。收信台有六个报务组，业务组、快机电传组、机务组、发电组各一个，共有一百五十多人。我是报务六组组长，副组长是李占山。柏德华及新华社来的王悌云、陈修悌都是组长，每个报务组最多时超过三十人，各组组长、副组长、报务人员经常调整调换。联络对象有总部、各大区、“志司”及各兵团、军、志后及各分部、代表团各口岸和朝鲜人民军总部及军团，还有一些特殊电台。
收信台有两台收讯机，专门用英文打字机抄收《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法新社》等国外通讯社的新闻电讯稿。代表团秘书处将搜集的国外电讯稿选编译为内部《参考消息》。这份由手工刻印，字迹潦草，装订粗糙每天出两大本的内部刊物，内容十分丰富，正反面的都有，很受各部门的欢迎。我调到处里后对这份《参考消息》情有独钟，篇篇必读。另外，驻开城的新华社著名记者沈建图（即江南，1955年4月报道万隆会议途中飞机被敌爆炸牺牲）和法国《人道报》记者贝却敌，关于朝鲜停战谈判脍炙人口的新闻报道，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收信台设一个党支部，委员有任继斌、赵智、王悌云、柏德华和我。我是宣传青年委员兼团支部书记，具体抓团员和青年的工作。收信台除个别领导超过三十岁以外，其余大部分是二十左右的男女青年，活泼好动，开展团的工作较为容易，特别是团支部其他委员李基端、张天一、洪汝奎、毛福宝等，不仅各有特长，而且个个精明能干，又善于组织，把全台的青年工作搞得红红火火。隔三岔五都有晚会，三天两头有比赛。晚会表演的节目中，由李基端编导的“盆碗瓢勺”大合奏最为精彩，除二胡、口琴外洗脸盆、饭碗、搪瓷瓷缸子、铁皮水瓢和罐头筒子……各种“乐器”应有尽有，把大家乐得前俯后仰。我负责团的工作，当然要积极参与，我敲的是最大的“乐器”洗脸盆 ，这是我生平唯一的一次奏乐表演。在爬山比赛中百分之八十多的团员和青年参加活动，我也奋力攀爬，还吸引了其他单位的青年积极参与。在1953年年终总结时，根据我各方面的表现，受到代表团的通令嘉奖。
收信台群众最喜欢的体育活动是篮球，组与组的比赛天天都有，我们的男子篮球队在赵智、柏德华的率领下十分活跃。它受过高人指点（志愿军篮球队派人指导训练过），训练有素，有一定实力，讲究技战术，在与外单位比赛中胜多负少。通信处、机要处两个单位的篮球队爱较劲互不服气，别看机要处人数少球队可厉害。打过几次我们总是输得多赢得少，对方觉得我们的水平不过如此。可通信处的小伙子们不服输，经过充分准备商定再战。那一天地点放在满月台，双方人马倾巢出动，还吸引了许多观众，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个单位的处长亲临观战，各拿一把椅子并坐在一起，有说有笑寒暄不已，比赛开始他们的脸比队员绷的还紧，拉拉队拼命为自己队加油。比赛结果通信处大胜机要处，我没有上场，也难以抑制胜利者的心情，终于报了一箭之仇。胜负双方表情不同，赛后不久彼此又像一家人，离不开扯不断的工作关系，把两家紧紧捆在一起，亲密友谊始终居第一。我们的文体活动开展得比较好，当然得益于相对比较稳定的环境，也得益于志愿军体工队的影响、帮助和辅导。他们在停战前或停战后基本上都在开城。男篮、女排两支球队经常深入基层表演、辅导外，还邀请兵团、军和朝鲜人民军球队来开城比赛。在与人民军女排的比赛中以0比3败北，看的我很不舒服。男篮还不错，后来成为八一队、国家队主力队员的马清盛就出自志愿军男子篮球队。
有祖国人民的全力支援，大批建筑、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开城，我们的生活明显改善。营级以上干部吃中灶，我们吃的大灶也不错，大米、白面、高粱米随便吃，猪肉罐头、蛋粉、豆油、花生米、四川榨菜要啥有啥。至今我最爱吃的油炸花生米和榨菜，就是那时吃上的瘾。食堂是能容纳二百人的大蓆棚，没有桌凳，吃饭时走的、站的、蹲的、说的、笑的，还有三五人成堆边吃边打闹的。开大会、晚会都在里面。开始住的是民房，后来人多了又住进了油毡顶、蓆围墙、大通铺的大棚里。入冬前，通信处的住宿条件也迅速改观，由代表团统一安排，工程兵突击施工，为通信处所属单位兴建了两幢宿舍和一个食堂。这种简易房设计合理，墙体是两层木板中间填充着锯末，防潮、防风、防寒，安上了玻璃窗户，睡上了单人床。我们舒适愉快地度过了冬天。
1953年10月，我先到收信台台部，不久又调到通信处当参谋。通信处迁入收信台背后平坡上的一幢日式二层小白楼内，处机关二十多人办公住宿都在这里。在二楼的办公室里，能看见来凤庄风景区和板门店非军事区的轮廓。办公室的右侧是篮球场，可供早操、队列训练都很方便；左侧是新修建的木质小会议室，里面放一张自己制作的乒乓球桌，经常有人打乒乓球，段处长、任主任及我们几个参谋都是乒乓球爱好者，段处长常常是大汗淋漓，技术不这么样缠着不让走，只得陪他多打几局才肯作罢。
不久，李处长调回新华社，段华夫升任处长，处里的参谋是：有线参谋郭明志、综合参谋暴松涛、人事队列参谋刘华兴、军邮参谋（即军邮站长）侯立民，我是无线参谋。后刘华兴和报务员王淑英夫妇调回北京，由我接手老刘交给的队列统计、人事档案保管。队列统计对我来说是一件新工作，接手前老刘做每月填报一次的队列统计时，报表摆了一桌子，加加减减反复核对好几天。我看得很烦。接手后有点怵，逐步找到了窍门，一般是半天最多一天就准确无误地上报，送处长审阅时，他说：“老刘每次摆弄好几天，你这么快就完了，对吧？”我肯定地回答：“不会错反复核对了的。”他给了满意的一笑。
我也有为难或出纰漏的时候。我过去长期在基层做技术工作，到机关工作时间又不长，文秘要领，行文格式基本不懂，一天，段处长让我起草一份文件，这可把我难住了，不办吧是领导交给的任务，求别人吧不好意思，显得自己无能。真是老虎想吃天鹅肉无从下手。像小学生考试遇到难题一样，硬着头皮用两小时写了四百字左右的文稿，心情忐忑的把“答卷”交给处长，我傻坐在那里等着打分。一个小时后，他把修改过的文件轻轻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我偷偷察看他的表情，已准备好轻则指点一阵，重则不留面子地在众人面前训一顿。出乎我的意料，他面如常态，什么也没有说忙他的去了。我一看文稿几乎全部改动，漂亮的钢笔草体字加添一旁，我写的字仍清晰可见，我从头到尾看了几遍，逐字逐句比较对照，突然发现还给我留了一个无关紧要的“的”字，差距水平出来了，处长的文采绝非一日之寒，令我无比佩服，更令我心悦诚服的是他的处事方式，他没有批评我，更没有指责训斥我，而是以表率的作用引导我，我沉思琢磨良久，他是用这种无声的工作方法，培养锻炼新人，等于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课，尽管我自感得了零分，但对提高我的文案能力和处事方法起了很大促进作用。常以此教育我的下属和子孙。

                                    保  定  探  友
           
2008年10月13日下午两点由北京到达保定。我第一个要看的是老领导、老战友吴培业、乔敬荣夫妇，途中先给他们挂了电话，恰巧老乔在家，老吴又去给青少年做传统教育报告去了。我边在汽车里颠簸，边思索起老吴这个人来。这人劲头还是那么大，前些年我在大连和他联系上后，就听说他忙得不行，经常为中小学生做传统教育报告，我还劝他要节制一下。再说有一把年纪了，我对老乔说：老吴这个人不能表扬，越表扬越积极，你要管一管他。她说，就是，他这个人经不起表扬，越表扬越积极，谁说也不听，拿他没办法。我在《回忆》中多次提及到老吴，我俩关系之密切从中可见一斑。他是一位老革命、老报务工作者，1938年参加革命，1946年随叶剑英、罗瑞卿在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工作，1947年——1949年曾随毛主席、党中央转战陕北、西柏坡，1949年4月随党中央进驻北京。我是1950年10月调到军委总台后认识他们夫妇的，他任报务组长，老乔、我都是报务员。1951年——1953年，我和老吴多次合作，参加外交部、中国红十字总会组成的、准备赴南朝鲜慰问我被俘人员代表团的通信联络工作，他是电台的负责人，我俩配合默契，对我帮助不小。1953年，他、老乔及我又同在朝鲜开城谈判代表团通信处工作，1954年他俩回国，从此一别就是五十四年，我多次打听他们的消息，直到2001年从赵智那里知道他们在保定一个干休所才取得联系。
下午三时到达老吴家，刚刚进门回到家的老吴听说我要来，喜出望外地早早在门外迎候我们，车刚一停稳就快步走来，两人就亲热地又寒暄又握手，见到半个多世纪前的老战友那个激动劲儿、兴奋劲儿难以用语言表达。让我更为惊喜的是：我看到的是一位走路快快的、腰板直直的、面色红红的、体魄壮壮的、眼睛神神的、听力聪聪的、话音亮亮的，八十有四的老者，这一切集中展现在他那一对又长又白又密令人羡慕的“长寿眉”上。在他面前我甘拜下风，无法与他相比，尽管我比他还小好几岁。随着我两交谈不断地深入，我越发觉得他是一个心态平和、性格开朗、热情健谈、豁达大度、善于社交、淡薄名利、甘于奉献的人。这些长处，五十年后不但没有淡化，反而有所长进。在他身上看不出那种不求上进、或贪图安逸、或倚老卖老、或养尊处优、或孤独失落、或度日如年、或无所事事的心态，始终保持着乐观、进取、向上、“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我通常理解的保持晚节，只要做到遵纪守法、不贪不占、管好自己的家人就不错了，从老吴身上我看到一个革命者在广义上保持晚节的内涵更加广泛，层次更高。他持之以恒、长期参与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活动，为保定被评为全国军民共建文明城市做出积极贡献，他本人被评为1996年全国一级“星星火炬”奖章获得者。他只念过六年书，凭他长期积累的知识、经验，炼就出来的好口才、表达能力，再加上他那健康的体魄、充沛的精力，以通俗易懂、青少年喜闻乐见、理论与实例相结合的方法，不要讲稿，而又生动、形象地与中小学生谈心、交朋友的方法，博得了中小学生、老师、家长的热烈欢迎和社会的积极反应。我们进门前他在讲课，据他说明天一大早还要给另一个学校上课，他真是个“闲不住的人儿”啊！看到这般情景，我只是劝他减少、节制一下社会活动，但绝不再忍心劝阻他完全放弃从事社会公益活动，只要他身体条件允许，只要他喜欢，就放心让他干吧，说不定这还是他保持健康长寿、乐观向上的良方秘诀呢。
我两携手进入半新不旧的房内，如果不是听出那熟悉的声音，我万万认不出那位迎上来的老太太就是当年年轻、秀气、苗条和我同龄的老战友乔敬荣。如今她发福了，我说，你胖多了，过去你挺瘦的。她毫无忌虑地说，就是，人老了紧注意慢注意还是这么胖。我说，胖点好有福气，她淡淡一笑。老乔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50年我刚到八大处总台工作时，每逢文艺晚会必有她登台演出的情景。她那优美的舞姿、动情悦耳的歌喉，总会博得阵阵掌声。交谈中，得知她1954年回国后即转业到地方，随在现役老吴的调动先后到张家口、西安、河南等地工作，离休后老两口在保定定居。
自从与老吴、老乔取得联系后，就经常保持书信电话来往。后来他俩又把认识我，并曾在一块工作过的老战友张金福、赵戈介绍给我。老乔问我，还记得吧？我惊喜地说，不仅记得，而且非常熟悉，赵戈还是我的老领导。张金福就是那个长得白白的，发报技术挺好的小孩，是不是？她连说了几个对字后，接着说，老赵说你是高中文化。我说，那里，就是个初中程度。她说，老张对你印象也不错，说你挺爱学习的。我想，看来这些老同志们，几十年后，对一同战斗、工作过的老战友的相互印象，仍然牢牢印在脑子里，将来到保定一定要看看他们。今天我才知道，原来他们几个不仅同在一个干休所，还是邻居，同在只有他们三个平均八十一岁老党员组成的支部里过组织生活，由年龄最小、七十四岁的老张任书记，三个人边学习边聊天时才把我扯出来的。
当我们把话题转到赵戈、张金福时，老吴说，老赵就不叫他了，眼睛不行，一会下去再看他吧。随即拿起电话说：“老张，上来一趟，老杨看你来了。”对方问，哪个老杨？老吴加重语气说，就是杨茂森同志。老张偕同老伴很快就过来了，我两照例寒暄一阵，他说，你还记得我吧？我说，我不仅记得，咱们都在报务一组，组长马继茹、副组长程文志。你别见怪，那个时候你还是个小孩，长得白白的，都叫你小白脸，整天不说话就是爱笑，发报技术可好啦。他说，是、是，我对你印象最深的是爱学习。我们四个当年总台的报务员凑合在一起热火朝天地聊起来没个完，仿佛又回到了五六十年前在北京八大处、朝鲜战场上那紧张、繁忙、愉快的战斗、工作、生活环境里，沉浸在美好、幸福的回忆中，似乎一下子“返老还童”都变成了十几二十来岁的小青年。正在我们忘记都已是老态龙钟、耄耋之年、不亦乐乎的时候，出去了一阵的儿子进来说饭已订好了，走吧。我心想，这儿子怪机灵的真会办事。
我们在一家据说是那一带最好的饭店就餐。照例还是边吃、边喝、边谈，说话最多的还是我们四个老报务员，虽然在时隔半个多世纪里各有变故，经历不同，但重逢后的共同语言还是三天三夜说不完，恨不得把知心话儿一下子抖搂完，恨不得多知道一些彼此的酸甜苦辣咸。那种相会恨晚、更怨见面时间太短、更怕别后才意识到还有许多话儿没有说完，留下莫大的遗憾的心情溢于言表。席间，当我称赞老吴的身体健壮时，他说，人家都说我长得是长寿眉，能活百岁。我说，差不多，看你这个样子没问题。他指着餐桌上的红烧肉说，我平时就爱吃这个，还爱喝几口白酒。又指着红葡萄酒说，它这个不好喝，我自己做的葡萄酒才好喝了，回头给你尝一尝。饭后，他还真的送给我一瓶葡萄酒，我感叹：自酿美酒赠战友，醉酒倍思友谊情。我见老张不吃不喝，一时无语沉静下来，我才发现他低着头翻阅我那本《回忆》。我说，先吃，回去再看，可不能白看啊，还等你提意见呢。他指着最后一页的最后几个字说，这一句话写得好！说完又参与到话匣子中来。我问他，腿是不是有点不好？他说，唉，这是前几年得脑血栓留的后遗症，就是走路有点瘸，不要紧。据他当医生的老伴说，老张这病老犯，每年都得住一次医院。看来，他虽然比我小的多也得要好好注意身体啊。。        
十四日早晨不到八点，我正准备去看我一个本家姐姐的时候，老吴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我说你一大早这么远跑来干什么？又不好找，他说好找，一看“陕”字头的车牌就能找到，老乔还催我快去买些东西送送吧。我说，买啥东西，什么都不要，能看到你们最重要。他问我，今天还要去哪儿？我说，六分部干休所有个本家姐姐；另一个干休所有位原来在旅大警备区的老同事。
老吴随着上班、上学的人流急匆匆地远去，我目视他的背影，他怎么也不像八十多岁的老翁。他不是急于回家，而是忙于按时赶到一个学校，那里的孩子们正翘首期待着他们的吴爷爷做传统教育报告。看来，这位老模范还要继续模范下去。
同样是在我寄出照片和信件不久，收到了老吴夫妇写来的信，除表示招待不周感到愧疚、见面恨短许多话没有说完的心情外，他满怀热情地回顾了我们见面时的情景，他是这样写的：“你想，一晃五十四年没有见过面，那天见到你真是喜出望外，人生恐怕只有一个五十四年。这次见面真是可贵可亲。我和敬荣知道你一直没有忘记我们，年年都写信问候。特别是这次能亲切会面一起叙旧，我们深为感动。”当我去信称赞他为社会活动做出新贡献立新功，并劝他保重身体，减少社会活动时，他写道：“我已84岁了，敬荣也80岁了，我做了一点社会工作只能是弥补一下离休后的空虚，充实充实生活而已，谈不上什么功，我接受你的意见量力而行就是。”多么深厚的战友情啊，老吴这个人我知道，说归说，做归做，恐怕还是要“外甥打灯照舅（造旧）”，干他那一直放不下的社会工作。
注：2012年88岁的老吴得了脑血栓，幸亏发现的早控制住了，没有留下明显的后遗症，社会活动不再参加了。

大  连  会  友

1995年7月，我同老伴第一次坐飞机去大连，看望刚到那里在大学工作的女儿。这里曾经是我俩工作过十多年的地方，我在旅大警备区（第三兵团），她在八一小学。那里有我五六十年代同在北京工作、朝鲜战斗过的许多战友，自1966年我转业到地方后，一直没有同他们联系过。这次去大连曾试图寻找分别三十年的战友，听说警备区已撤消，估计他们都已各奔东西，因时间又短，主要是没下功夫，所以一无所获，心中留下了许多遗憾。
2000年9月，女婿要出国，我俩为帮助女儿料理家务第二次去大连。女婿的三舅是沈阳军区大连某干休所的现役军官，在和这位善于交往的亲戚交谈中，我提到想找一找曾在旅大警备区一起工作、从朝鲜回来的老战友时，他满口答应：“只要人在大连就一定能找到，凡是我答应的事没有办不成的”。我随即写给了他几个人的名字，并提供了一些线索。当晚他就打来电话说：“你找的郭明志找到了。”并将对方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我心想这人办事真痛快，真是雷厉风行，哪里有不感激之理。我是个性急的人，随即把电话打了过去，接电话的正是老郭，通名报姓后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可找到你啦！”他十分惊喜当即把这一喜讯转告了其他几位老战友。
第二天下午，老伴听到有人在楼下向邻居打听我的名字，催我赶快下去看一看是不是找我，我急忙走下楼梯，两位老者迎面正要上楼，我都不敢相认，是不是这二位？他俩几乎是同时叫了一声“老杨”，一听这耳熟的声音，这不就是三十多年前曾在朝鲜开城谈判代表团和旅大一起战斗、工作，亲如手足的老暴（松涛）、老柏（德华）吗！我急忙扯住他们的手领入屋内，忙说：“不是听出你们说话的口音，我真不敢相认”。相互端详一番，似乎都感觉到对方老了，分别时正是三十几岁的青壮年，如今都已是白发苍苍、满脸皱纹、掉牙脱发……七十岁左右的老人了。交谈中得知其他老同志都好，我要好的几位都在大连，他们中有在部队或地方代管干休所的，有先后转业到外地后又调回大连的。之后，陆续登门的有郭明志、侯立民、郑兴良以及赵智、柏德华等。期间，我也到这些战友们家中探望，大家都有一个子孙满堂、收入可观、和谐幸福的家庭。这些同志都是从1950年起就同在军委通信部、开城代表团、旅大警备区（原第三兵团）工作过的老战友，老同事，其中有我的上级和下属。
老郭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他是在大连的战友中职级最高的，刚刚从警备区一个部门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他对人热情大方，好帮人排忧解难，善于结交朋友和对外交往，他是老战友、老同事的义务“联络官”，他有几本记得密密麻麻的电话本，上面写满了姓名、电话号码，战友们向我介绍：你要找谁问老郭，他总有办法。我就通过他找到了原警备区防空处长李希平，打听到转业到外地的工作的递洪祥、李基端、洪汝魁等。我试图请他帮我寻找在解放战争中同在一个部队，1955年曾在大连空军工作的老上级，电台队长李濮、机要科长王少林，他又不厌其烦地四处打听，虽然没有着落，但我对他那种帮人帮到底、比办自己的事还认真的好心肠十分感动。将心比心，要是放在我身上也不一定都能办到。这次见面，他一再表示，趁我来大连一定要找机会大家在一起“坐一坐”。
不久，抗战时给黄克诚当过警卫员，五十年代初曾在通信部工作、后到开城代表团通信处任收信台主任，回国后又到海军某研究所任所长，已是八十高龄的任继斌来到大连，老郭当即举办了家庭宴会，为几十年没见过的我们两接风。邀来的还有赵智、柏德华、暴松涛、侯立民、丁昌兴、裴维刚等。由女主人，当年志愿军老战士、脾气好、待人温和、开城代表团的美女话务员、老郭的老伴小吴亲自烹调出味美而丰盛的饭菜。几十年不见的老战友相聚哪有不吃不喝之理，边吃边喝边聊，女主人不停地为大家敬酒，要我这个稀客多吃从来没有见过的鲍鱼之类的珍贵海味。几个海量的更是开怀畅饮，几瓶茅台下肚头不晕脸不红。席间，都是耄耋之年的人儿了，仍像当年的小伙子一样，谈笑风生、漫无边际地什么都聊，谈现在、说过去，拉家长道里短，不时拉扯出当年谁和谁谈对象啦，谁看上哪个女的了等等，甚至把从不为人所知，一直羞谈的“小秘密”、“隐私”几十年后也主动“解密”。这是出于老战友久别重逢难得相见而激情奋发，恨不得把所有话儿一下子抖露出来，还是酒过三巡，半带醉意、倍加兴奋难以抑制地酒后吐真言？大概两者兼而有之吧。当然，谈的更多的是当年在朝鲜战场上战斗、工作、生活的情景。这些人思路清晰且记忆力极好，就连那些细枝末节都记得清清楚楚，道得明明白白，尤其是老柏记忆力好得出奇，许多往事我都想不起来，甚至记错，他都能准确而详细地描绘出来。这些老头子们凑合在一起，那个热火劲不亚于当年，真是一次难得、难忘而又动情、动容的聚会。
席间，陪老任一同赴宴，曾是他的部下，现在大连的一位女青年听得更是入神，不时环顾左右，聆听这些前辈们如此地激情豪放，都有一簿出生入死、南征北战的经历，而生活内涵又十分丰富多彩的史册。我问她：“你听的烦吧？”答曰：“过去我知道的很少，父辈们过来真不容易，看到老前辈在一起说说笑笑，身体都那么好，我很开心。”
我环顾四周，逐个察言观色，发现这些几十年不见的“老家伙”们都很硬朗，大家都有一个好的身体，尤其是任继斌，都八十开外的人啦，还能独自一人不远千里从天津来到大连，真不简单。我惊叹：“没有一个眼盲耳背、离不了拐仗的，真不容易。”我们这些人都是开城代表团通信处的骨干，有收信台的正副主任（任、赵）、通信处的四个参谋（郭、暴、侯、杨）及组长（柏、裴  ）、口岸电台台长丁昌兴等。令人痛惜的是任、侯两位战友，03、04年先后离开了大家，我和老郭、老暴还到老侯家看望并参加了他的追悼仪式。
我几次去大连，老郭都要邀大家到外面“坐一坐”，大多是他做东。凡是来大连的老战友，他都要自掏腰包招待一番，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两口子收入高。凡接触过他的人都知道，几十年来在待人交往中总是十分大方，这让我想起当年在朝鲜时，每人发的津贴费本来就有限，差距也不大，他常常为大家照相分文不取，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能这样做确实不易。在位时不用说，如今离休多年，上门求他帮助的已经不多，但他家里仍然是门庭若市，当地老相识，无论过去职位高低，都爱上门探望聊天，常有外地老战友拖儿带女到大连旅游找上门来，不论以往官大官小、都要热情安排招待。还有不少过去受过他帮助、指点的人是抱着感恩的心情登门看望，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出力的。他在人们的视野里一直没有被遗忘。“好人必有好报”，这些理念至今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而自觉奉行。
注：十多年来，我两一直保持着联系，每次去大连都要看看他老俩口，他原来吸烟喝酒怪吓人的嗜好算是彻底一刀两断了，老“慢支”也好了许多，走起路来还小跑呢。
今日（6月10日）上传的是【回忆】之一的三十三章。以及【回忆】之二 “保定”、“大连”两章中的相关章节。

                                 三十三  开  城（一）

1953年6月初，我随“代表团解释队”抵达朝鲜千年古城开城。它位于北纬38度线以南，濒临西海岸，冬暖夏凉、气候宜人，是理想的避暑胜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三八”线南北分别由美苏军队占领，这个处于“三八”线边的城市在1950年“6.25”朝鲜战争爆发后几经易手，目前由我方控制，1951年停战谈判开始被确定为非军事区。从市容看道路、房屋基本完好，看样子战争创伤不太严重。市区大而零散，古现代建筑混杂，最引起我注意的是古代寺庙、民宅外观结构几乎和国内相同，如同国内每家都有一股共同的中国味一样，朝鲜也有一股共同的不难闻的特殊异味。所有大小道路都是自然形成的米粒大小的白黄色砂石，下雨走路不积水不粘泥，刮风不起灰，讨厌的是走路要不断倒鞋坑里的沙子。开城有很多华侨，听口音是山东人，穿着和国内一样的以兰灰色为主的服装，小学生们也带着红领巾。
我刚到开城，是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派出的开城广播电台试播组住在一大房间内，一张大桌子上放满了他们的设备，那台磁带录音机不断反复播放“北京、北京，开城呼叫、开城呼叫”。我听这声音很耳熟，这不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常播放重要新闻播音员的声音吗？一位身穿便衣的工作人员调试设备，我忍不住问他：“那位播音员人没有来，只有他的录音？”他用手指着自己小声说：“就是我。”我惊讶道：“噢，原来是你！可你平时说话不是这个声音呀！”他重新录音呼叫，和我想象的那位播音员的声音一模一样。同住数日，当时也没有问他的大名。事后我猜想是夏青？是齐越？还是方明？凭我多年的听觉我敢肯定三者必有其一。这个谜我始终还是没有揭开。他们一台500W的电台车停在院里，不知是发射功率太小，还是什么原因，北京一直呼叫不通，广播电台最终没有开播。
我们在开城等了数日，因谈判双方就是否携带通讯工具未能达成协议，我们也就不能随“代表团解释队”到南朝鲜执行任务，我按业务归口到代表团通信处干老本行。吴培业同志，这位1938年就参加革命，解放战争初期随叶剑英同志在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工作，后又跟随毛主席、党中央转战陕北、西柏坡的老报务工作者，两年来我两一直为执行同一个任务而数次合作，他给了我无数的帮助提携。随后他回到了北京，他的爱人和我同年参军，干同一行的乔敬荣同志，在开城工作一段后也提前回国，1954年收到他们从北京寄来的相片仍然是那么精神，直到2001年才打听他们在保定某干休所，我们常有电话书信来往，听的出来，五十年后他俩仍然是那么健谈热情。忆往事，我怎能不常常怀念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里与战友们建立起来的深厚友情。
在安东认识的 “走不到一块”的李光绳处长恰恰走到了一块。原来就认识的总台组长赵智，参谋刘华兴、郭明志、暴松涛和报务员张占山、柏德华、边燮悌、递洪祥、乔敬荣等一批通信报务人员又到一起了。不久，我领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胸章，还有一枚金属制作的“朝中停战谈判代表团”长条形徽章，正式成为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城谈判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后随着停战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停战协定即将签字，整个代表团为停战和停战以后的各项工作忙碌起来，工作人员急增，最多时超过了万人。通信处作为代表团的一个重要部门，领导、机构、人员和装备器材也大量增加。通信处下属单位有：收信台、发射台、电话队、电话站、军邮站等。根据停战协定又调来一批五个口岸（新义州、满浦、清津、兴南、咸兴）台、站需要的通信人员，全处最多时超过三百人。这个时期调入的有副处长段华夫、董协理员、指导员曹守正以及英语、朝语翻译和勤杂人员等。专业技术人员大部分来自通信部、各大区、新华社、中联部、志愿军。全部话务员及三分之一的报务人员是女性。
收信台主任为任继斌（在抗战时期曾任黄克诚的警卫员）、副主任赵智（收发信台合并前任发信台主任）。收信台有六个报务组，业务组、快机电传组、机务组、发电组各一个，共有一百五十多人。我是报务六组组长，副组长是李占山。柏德华及新华社来的王悌云、陈修悌都是组长，每个报务组最多时超过三十人，各组组长、副组长、报务人员经常调整调换。联络对象有总部、各大区、“志司”及各兵团、军、志后及各分部、代表团各口岸和朝鲜人民军总部及军团，还有一些特殊电台。
收信台有两台收讯机，专门用英文打字机抄收《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法新社》等国外通讯社的新闻电讯稿。代表团秘书处将搜集的国外电讯稿选编译为内部《参考消息》。这份由手工刻印，字迹潦草，装订粗糙每天出两大本的内部刊物，内容十分丰富，正反面的都有，很受各部门的欢迎。我调到处里后对这份《参考消息》情有独钟，篇篇必读。另外，驻开城的新华社著名记者沈建图（即江南，1955年4月报道万隆会议途中飞机被敌爆炸牺牲）和法国《人道报》记者贝却敌，关于朝鲜停战谈判脍炙人口的新闻报道，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收信台设一个党支部，委员有任继斌、赵智、王悌云、柏德华和我。我是宣传青年委员兼团支部书记，具体抓团员和青年的工作。收信台除个别领导超过三十岁以外，其余大部分是二十左右的男女青年，活泼好动，开展团的工作较为容易，特别是团支部其他委员李基端、张天一、洪汝奎、毛福宝等，不仅各有特长，而且个个精明能干，又善于组织，把全台的青年工作搞得红红火火。隔三岔五都有晚会，三天两头有比赛。晚会表演的节目中，由李基端编导的“盆碗瓢勺”大合奏最为精彩，除二胡、口琴外洗脸盆、饭碗、搪瓷瓷缸子、铁皮水瓢和罐头筒子……各种“乐器”应有尽有，把大家乐得前俯后仰。我负责团的工作，当然要积极参与，我敲的是最大的“乐器”洗脸盆 ，这是我生平唯一的一次奏乐表演。在爬山比赛中百分之八十多的团员和青年参加活动，我也奋力攀爬，还吸引了其他单位的青年积极参与。在1953年年终总结时，根据我各方面的表现，受到代表团的通令嘉奖。
收信台群众最喜欢的体育活动是篮球，组与组的比赛天天都有，我们的男子篮球队在赵智、柏德华的率领下十分活跃。它受过高人指点（志愿军篮球队派人指导训练过），训练有素，有一定实力，讲究技战术，在与外单位比赛中胜多负少。通信处、机要处两个单位的篮球队爱较劲互不服气，别看机要处人数少球队可厉害。打过几次我们总是输得多赢得少，对方觉得我们的水平不过如此。可通信处的小伙子们不服输，经过充分准备商定再战。那一天地点放在满月台，双方人马倾巢出动，还吸引了许多观众，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个单位的处长亲临观战，各拿一把椅子并坐在一起，有说有笑寒暄不已，比赛开始他们的脸比队员绷的还紧，拉拉队拼命为自己队加油。比赛结果通信处大胜机要处，我没有上场，也难以抑制胜利者的心情，终于报了一箭之仇。胜负双方表情不同，赛后不久彼此又像一家人，离不开扯不断的工作关系，把两家紧紧捆在一起，亲密友谊始终居第一。我们的文体活动开展得比较好，当然得益于相对比较稳定的环境，也得益于志愿军体工队的影响、帮助和辅导。他们在停战前或停战后基本上都在开城。男篮、女排两支球队经常深入基层表演、辅导外，还邀请兵团、军和朝鲜人民军球队来开城比赛。在与人民军女排的比赛中以0比3败北，看的我很不舒服。男篮还不错，后来成为八一队、国家队主力队员的马清盛就出自志愿军男子篮球队。
有祖国人民的全力支援，大批建筑、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开城，我们的生活明显改善。营级以上干部吃中灶，我们吃的大灶也不错，大米、白面、高粱米随便吃，猪肉罐头、蛋粉、豆油、花生米、四川榨菜要啥有啥。至今我最爱吃的油炸花生米和榨菜，就是那时吃上的瘾。食堂是能容纳二百人的大蓆棚，没有桌凳，吃饭时走的、站的、蹲的、说的、笑的，还有三五人成堆边吃边打闹的。开大会、晚会都在里面。开始住的是民房，后来人多了又住进了油毡顶、蓆围墙、大通铺的大棚里。入冬前，通信处的住宿条件也迅速改观，由代表团统一安排，工程兵突击施工，为通信处所属单位兴建了两幢宿舍和一个食堂。这种简易房设计合理，墙体是两层木板中间填充着锯末，防潮、防风、防寒，安上了玻璃窗户，睡上了单人床。我们舒适愉快地度过了冬天。
1953年10月，我先到收信台台部，不久又调到通信处当参谋。通信处迁入收信台背后平坡上的一幢日式二层小白楼内，处机关二十多人办公住宿都在这里。在二楼的办公室里，能看见来凤庄风景区和板门店非军事区的轮廓。办公室的右侧是篮球场，可供早操、队列训练都很方便；左侧是新修建的木质小会议室，里面放一张自己制作的乒乓球桌，经常有人打乒乓球，段处长、任主任及我们几个参谋都是乒乓球爱好者，段处长常常是大汗淋漓，技术不这么样缠着不让走，只得陪他多打几局才肯作罢。
不久，李处长调回新华社，段华夫升任处长，处里的参谋是：有线参谋郭明志、综合参谋暴松涛、人事队列参谋刘华兴、军邮参谋（即军邮站长）侯立民，我是无线参谋。后刘华兴和报务员王淑英夫妇调回北京，由我接手老刘交给的队列统计、人事档案保管。队列统计对我来说是一件新工作，接手前老刘做每月填报一次的队列统计时，报表摆了一桌子，加加减减反复核对好几天。我看得很烦。接手后有点怵，逐步找到了窍门，一般是半天最多一天就准确无误地上报，送处长审阅时，他说：“老刘每次摆弄好几天，你这么快就完了，对吧？”我肯定地回答：“不会错反复核对了的。”他给了满意的一笑。
我也有为难或出纰漏的时候。我过去长期在基层做技术工作，到机关工作时间又不长，文秘要领，行文格式基本不懂，一天，段处长让我起草一份文件，这可把我难住了，不办吧是领导交给的任务，求别人吧不好意思，显得自己无能。真是老虎想吃天鹅肉无从下手。像小学生考试遇到难题一样，硬着头皮用两小时写了四百字左右的文稿，心情忐忑的把“答卷”交给处长，我傻坐在那里等着打分。一个小时后，他把修改过的文件轻轻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我偷偷察看他的表情，已准备好轻则指点一阵，重则不留面子地在众人面前训一顿。出乎我的意料，他面如常态，什么也没有说忙他的去了。我一看文稿几乎全部改动，漂亮的钢笔草体字加添一旁，我写的字仍清晰可见，我从头到尾看了几遍，逐字逐句比较对照，突然发现还给我留了一个无关紧要的“的”字，差距水平出来了，处长的文采绝非一日之寒，令我无比佩服，更令我心悦诚服的是他的处事方式，他没有批评我，更没有指责训斥我，而是以表率的作用引导我，我沉思琢磨良久，他是用这种无声的工作方法，培养锻炼新人，等于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课，尽管我自感得了零分，但对提高我的文案能力和处事方法起了很大促进作用。常以此教育我的下属和子孙。

                                    保  定  探  友
           
2008年10月13日下午两点由北京到达保定。我第一个要看的是老领导、老战友吴培业、乔敬荣夫妇，途中先给他们挂了电话，恰巧老乔在家，老吴又去给青少年做传统教育报告去了。我边在汽车里颠簸，边思索起老吴这个人来。这人劲头还是那么大，前些年我在大连和他联系上后，就听说他忙得不行，经常为中小学生做传统教育报告，我还劝他要节制一下。再说有一把年纪了，我对老乔说：老吴这个人不能表扬，越表扬越积极，你要管一管他。她说，就是，他这个人经不起表扬，越表扬越积极，谁说也不听，拿他没办法。我在《回忆》中多次提及到老吴，我俩关系之密切从中可见一斑。他是一位老革命、老报务工作者，1938年参加革命，1946年随叶剑英、罗瑞卿在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工作，1947年——1949年曾随毛主席、党中央转战陕北、西柏坡，1949年4月随党中央进驻北京。我是1950年10月调到军委总台后认识他们夫妇的，他任报务组长，老乔、我都是报务员。1951年——1953年，我和老吴多次合作，参加外交部、中国红十字总会组成的、准备赴南朝鲜慰问我被俘人员代表团的通信联络工作，他是电台的负责人，我俩配合默契，对我帮助不小。1953年，他、老乔及我又同在朝鲜开城谈判代表团通信处工作，1954年他俩回国，从此一别就是五十四年，我多次打听他们的消息，直到2001年从赵智那里知道他们在保定一个干休所才取得联系。
下午三时到达老吴家，刚刚进门回到家的老吴听说我要来，喜出望外地早早在门外迎候我们，车刚一停稳就快步走来，两人就亲热地又寒暄又握手，见到半个多世纪前的老战友那个激动劲儿、兴奋劲儿难以用语言表达。让我更为惊喜的是：我看到的是一位走路快快的、腰板直直的、面色红红的、体魄壮壮的、眼睛神神的、听力聪聪的、话音亮亮的，八十有四的老者，这一切集中展现在他那一对又长又白又密令人羡慕的“长寿眉”上。在他面前我甘拜下风，无法与他相比，尽管我比他还小好几岁。随着我两交谈不断地深入，我越发觉得他是一个心态平和、性格开朗、热情健谈、豁达大度、善于社交、淡薄名利、甘于奉献的人。这些长处，五十年后不但没有淡化，反而有所长进。在他身上看不出那种不求上进、或贪图安逸、或倚老卖老、或养尊处优、或孤独失落、或度日如年、或无所事事的心态，始终保持着乐观、进取、向上、“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我通常理解的保持晚节，只要做到遵纪守法、不贪不占、管好自己的家人就不错了，从老吴身上我看到一个革命者在广义上保持晚节的内涵更加广泛，层次更高。他持之以恒、长期参与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活动，为保定被评为全国军民共建文明城市做出积极贡献，他本人被评为1996年全国一级“星星火炬”奖章获得者。他只念过六年书，凭他长期积累的知识、经验，炼就出来的好口才、表达能力，再加上他那健康的体魄、充沛的精力，以通俗易懂、青少年喜闻乐见、理论与实例相结合的方法，不要讲稿，而又生动、形象地与中小学生谈心、交朋友的方法，博得了中小学生、老师、家长的热烈欢迎和社会的积极反应。我们进门前他在讲课，据他说明天一大早还要给另一个学校上课，他真是个“闲不住的人儿”啊！看到这般情景，我只是劝他减少、节制一下社会活动，但绝不再忍心劝阻他完全放弃从事社会公益活动，只要他身体条件允许，只要他喜欢，就放心让他干吧，说不定这还是他保持健康长寿、乐观向上的良方秘诀呢。
我两携手进入半新不旧的房内，如果不是听出那熟悉的声音，我万万认不出那位迎上来的老太太就是当年年轻、秀气、苗条和我同龄的老战友乔敬荣。如今她发福了，我说，你胖多了，过去你挺瘦的。她毫无忌虑地说，就是，人老了紧注意慢注意还是这么胖。我说，胖点好有福气，她淡淡一笑。老乔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50年我刚到八大处总台工作时，每逢文艺晚会必有她登台演出的情景。她那优美的舞姿、动情悦耳的歌喉，总会博得阵阵掌声。交谈中，得知她1954年回国后即转业到地方，随在现役老吴的调动先后到张家口、西安、河南等地工作，离休后老两口在保定定居。
自从与老吴、老乔取得联系后，就经常保持书信电话来往。后来他俩又把认识我，并曾在一块工作过的老战友张金福、赵戈介绍给我。老乔问我，还记得吧？我惊喜地说，不仅记得，而且非常熟悉，赵戈还是我的老领导。张金福就是那个长得白白的，发报技术挺好的小孩，是不是？她连说了几个对字后，接着说，老赵说你是高中文化。我说，那里，就是个初中程度。她说，老张对你印象也不错，说你挺爱学习的。我想，看来这些老同志们，几十年后，对一同战斗、工作过的老战友的相互印象，仍然牢牢印在脑子里，将来到保定一定要看看他们。今天我才知道，原来他们几个不仅同在一个干休所，还是邻居，同在只有他们三个平均八十一岁老党员组成的支部里过组织生活，由年龄最小、七十四岁的老张任书记，三个人边学习边聊天时才把我扯出来的。
当我们把话题转到赵戈、张金福时，老吴说，老赵就不叫他了，眼睛不行，一会下去再看他吧。随即拿起电话说：“老张，上来一趟，老杨看你来了。”对方问，哪个老杨？老吴加重语气说，就是杨茂森同志。老张偕同老伴很快就过来了，我两照例寒暄一阵，他说，你还记得我吧？我说，我不仅记得，咱们都在报务一组，组长马继茹、副组长程文志。你别见怪，那个时候你还是个小孩，长得白白的，都叫你小白脸，整天不说话就是爱笑，发报技术可好啦。他说，是、是，我对你印象最深的是爱学习。我们四个当年总台的报务员凑合在一起热火朝天地聊起来没个完，仿佛又回到了五六十年前在北京八大处、朝鲜战场上那紧张、繁忙、愉快的战斗、工作、生活环境里，沉浸在美好、幸福的回忆中，似乎一下子“返老还童”都变成了十几二十来岁的小青年。正在我们忘记都已是老态龙钟、耄耋之年、不亦乐乎的时候，出去了一阵的儿子进来说饭已订好了，走吧。我心想，这儿子怪机灵的真会办事。
我们在一家据说是那一带最好的饭店就餐。照例还是边吃、边喝、边谈，说话最多的还是我们四个老报务员，虽然在时隔半个多世纪里各有变故，经历不同，但重逢后的共同语言还是三天三夜说不完，恨不得把知心话儿一下子抖搂完，恨不得多知道一些彼此的酸甜苦辣咸。那种相会恨晚、更怨见面时间太短、更怕别后才意识到还有许多话儿没有说完，留下莫大的遗憾的心情溢于言表。席间，当我称赞老吴的身体健壮时，他说，人家都说我长得是长寿眉，能活百岁。我说，差不多，看你这个样子没问题。他指着餐桌上的红烧肉说，我平时就爱吃这个，还爱喝几口白酒。又指着红葡萄酒说，它这个不好喝，我自己做的葡萄酒才好喝了，回头给你尝一尝。饭后，他还真的送给我一瓶葡萄酒，我感叹：自酿美酒赠战友，醉酒倍思友谊情。我见老张不吃不喝，一时无语沉静下来，我才发现他低着头翻阅我那本《回忆》。我说，先吃，回去再看，可不能白看啊，还等你提意见呢。他指着最后一页的最后几个字说，这一句话写得好！说完又参与到话匣子中来。我问他，腿是不是有点不好？他说，唉，这是前几年得脑血栓留的后遗症，就是走路有点瘸，不要紧。据他当医生的老伴说，老张这病老犯，每年都得住一次医院。看来，他虽然比我小的多也得要好好注意身体啊。。        
十四日早晨不到八点，我正准备去看我一个本家姐姐的时候，老吴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我说你一大早这么远跑来干什么？又不好找，他说好找，一看“陕”字头的车牌就能找到，老乔还催我快去买些东西送送吧。我说，买啥东西，什么都不要，能看到你们最重要。他问我，今天还要去哪儿？我说，六分部干休所有个本家姐姐；另一个干休所有位原来在旅大警备区的老同事。
老吴随着上班、上学的人流急匆匆地远去，我目视他的背影，他怎么也不像八十多岁的老翁。他不是急于回家，而是忙于按时赶到一个学校，那里的孩子们正翘首期待着他们的吴爷爷做传统教育报告。看来，这位老模范还要继续模范下去。
同样是在我寄出照片和信件不久，收到了老吴夫妇写来的信，除表示招待不周感到愧疚、见面恨短许多话没有说完的心情外，他满怀热情地回顾了我们见面时的情景，他是这样写的：“你想，一晃五十四年没有见过面，那天见到你真是喜出望外，人生恐怕只有一个五十四年。这次见面真是可贵可亲。我和敬荣知道你一直没有忘记我们，年年都写信问候。特别是这次能亲切会面一起叙旧，我们深为感动。”当我去信称赞他为社会活动做出新贡献立新功，并劝他保重身体，减少社会活动时，他写道：“我已84岁了，敬荣也80岁了，我做了一点社会工作只能是弥补一下离休后的空虚，充实充实生活而已，谈不上什么功，我接受你的意见量力而行就是。”多么深厚的战友情啊，老吴这个人我知道，说归说，做归做，恐怕还是要“外甥打灯照舅（造旧）”，干他那一直放不下的社会工作。
注：2012年88岁的老吴得了脑血栓，幸亏发现的早控制住了，没有留下明显的后遗症，社会活动不再参加了。

大  连  会  友

1995年7月，我同老伴第一次坐飞机去大连，看望刚到那里在大学工作的女儿。这里曾经是我俩工作过十多年的地方，我在旅大警备区（第三兵团），她在八一小学。那里有我五六十年代同在北京工作、朝鲜战斗过的许多战友，自1966年我转业到地方后，一直没有同他们联系过。这次去大连曾试图寻找分别三十年的战友，听说警备区已撤消，估计他们都已各奔东西，因时间又短，主要是没下功夫，所以一无所获，心中留下了许多遗憾。
2000年9月，女婿要出国，我俩为帮助女儿料理家务第二次去大连。女婿的三舅是沈阳军区大连某干休所的现役军官，在和这位善于交往的亲戚交谈中，我提到想找一找曾在旅大警备区一起工作、从朝鲜回来的老战友时，他满口答应：“只要人在大连就一定能找到，凡是我答应的事没有办不成的”。我随即写给了他几个人的名字，并提供了一些线索。当晚他就打来电话说：“你找的郭明志找到了。”并将对方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我心想这人办事真痛快，真是雷厉风行，哪里有不感激之理。我是个性急的人，随即把电话打了过去，接电话的正是老郭，通名报姓后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可找到你啦！”他十分惊喜当即把这一喜讯转告了其他几位老战友。
第二天下午，老伴听到有人在楼下向邻居打听我的名字，催我赶快下去看一看是不是找我，我急忙走下楼梯，两位老者迎面正要上楼，我都不敢相认，是不是这二位？他俩几乎是同时叫了一声“老杨”，一听这耳熟的声音，这不就是三十多年前曾在朝鲜开城谈判代表团和旅大一起战斗、工作，亲如手足的老暴（松涛）、老柏（德华）吗！我急忙扯住他们的手领入屋内，忙说：“不是听出你们说话的口音，我真不敢相认”。相互端详一番，似乎都感觉到对方老了，分别时正是三十几岁的青壮年，如今都已是白发苍苍、满脸皱纹、掉牙脱发……七十岁左右的老人了。交谈中得知其他老同志都好，我要好的几位都在大连，他们中有在部队或地方代管干休所的，有先后转业到外地后又调回大连的。之后，陆续登门的有郭明志、侯立民、郑兴良以及赵智、柏德华等。期间，我也到这些战友们家中探望，大家都有一个子孙满堂、收入可观、和谐幸福的家庭。这些同志都是从1950年起就同在军委通信部、开城代表团、旅大警备区（原第三兵团）工作过的老战友，老同事，其中有我的上级和下属。
老郭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他是在大连的战友中职级最高的，刚刚从警备区一个部门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他对人热情大方，好帮人排忧解难，善于结交朋友和对外交往，他是老战友、老同事的义务“联络官”，他有几本记得密密麻麻的电话本，上面写满了姓名、电话号码，战友们向我介绍：你要找谁问老郭，他总有办法。我就通过他找到了原警备区防空处长李希平，打听到转业到外地的工作的递洪祥、李基端、洪汝魁等。我试图请他帮我寻找在解放战争中同在一个部队，1955年曾在大连空军工作的老上级，电台队长李濮、机要科长王少林，他又不厌其烦地四处打听，虽然没有着落，但我对他那种帮人帮到底、比办自己的事还认真的好心肠十分感动。将心比心，要是放在我身上也不一定都能办到。这次见面，他一再表示，趁我来大连一定要找机会大家在一起“坐一坐”。
不久，抗战时给黄克诚当过警卫员，五十年代初曾在通信部工作、后到开城代表团通信处任收信台主任，回国后又到海军某研究所任所长，已是八十高龄的任继斌来到大连，老郭当即举办了家庭宴会，为几十年没见过的我们两接风。邀来的还有赵智、柏德华、暴松涛、侯立民、丁昌兴、裴维刚等。由女主人，当年志愿军老战士、脾气好、待人温和、开城代表团的美女话务员、老郭的老伴小吴亲自烹调出味美而丰盛的饭菜。几十年不见的老战友相聚哪有不吃不喝之理，边吃边喝边聊，女主人不停地为大家敬酒，要我这个稀客多吃从来没有见过的鲍鱼之类的珍贵海味。几个海量的更是开怀畅饮，几瓶茅台下肚头不晕脸不红。席间，都是耄耋之年的人儿了，仍像当年的小伙子一样，谈笑风生、漫无边际地什么都聊，谈现在、说过去，拉家长道里短，不时拉扯出当年谁和谁谈对象啦，谁看上哪个女的了等等，甚至把从不为人所知，一直羞谈的“小秘密”、“隐私”几十年后也主动“解密”。这是出于老战友久别重逢难得相见而激情奋发，恨不得把所有话儿一下子抖露出来，还是酒过三巡，半带醉意、倍加兴奋难以抑制地酒后吐真言？大概两者兼而有之吧。当然，谈的更多的是当年在朝鲜战场上战斗、工作、生活的情景。这些人思路清晰且记忆力极好，就连那些细枝末节都记得清清楚楚，道得明明白白，尤其是老柏记忆力好得出奇，许多往事我都想不起来，甚至记错，他都能准确而详细地描绘出来。这些老头子们凑合在一起，那个热火劲不亚于当年，真是一次难得、难忘而又动情、动容的聚会。
席间，陪老任一同赴宴，曾是他的部下，现在大连的一位女青年听得更是入神，不时环顾左右，聆听这些前辈们如此地激情豪放，都有一簿出生入死、南征北战的经历，而生活内涵又十分丰富多彩的史册。我问她：“你听的烦吧？”答曰：“过去我知道的很少，父辈们过来真不容易，看到老前辈在一起说说笑笑，身体都那么好，我很开心。”
我环顾四周，逐个察言观色，发现这些几十年不见的“老家伙”们都很硬朗，大家都有一个好的身体，尤其是任继斌，都八十开外的人啦，还能独自一人不远千里从天津来到大连，真不简单。我惊叹：“没有一个眼盲耳背、离不了拐仗的，真不容易。”我们这些人都是开城代表团通信处的骨干，有收信台的正副主任（任、赵）、通信处的四个参谋（郭、暴、侯、杨）及组长（柏、裴  ）、口岸电台台长丁昌兴等。令人痛惜的是任、侯两位战友，03、04年先后离开了大家，我和老郭、老暴还到老侯家看望并参加了他的追悼仪式。
我几次去大连，老郭都要邀大家到外面“坐一坐”，大多是他做东。凡是来大连的老战友，他都要自掏腰包招待一番，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两口子收入高。凡接触过他的人都知道，几十年来在待人交往中总是十分大方，这让我想起当年在朝鲜时，每人发的津贴费本来就有限，差距也不大，他常常为大家照相分文不取，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能这样做确实不易。在位时不用说，如今离休多年，上门求他帮助的已经不多，但他家里仍然是门庭若市，当地老相识，无论过去职位高低，都爱上门探望聊天，常有外地老战友拖儿带女到大连旅游找上门来，不论以往官大官小、都要热情安排招待。还有不少过去受过他帮助、指点的人是抱着感恩的心情登门看望，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出力的。他在人们的视野里一直没有被遗忘。“好人必有好报”，这些理念至今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而自觉奉行。
注：十多年来，我两一直保持着联系，每次去大连都要看看他老俩口，他原来吸烟喝酒怪吓人的嗜好算是彻底一刀两断了，老“慢支”也好了许多，走起路来还小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