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 印度空军为何按兵不动

由于这些信件的公开，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当年战争中一个看似矛盾的事实：尽管印度陆军在中国军队面前遭遇惨败，但印度却始终没有动用印度空军的作战部队。印度陆军对那场战争的回忆只有委屈，即使陆军身陷绝境，空军也没有真正实施救援。如果不是尼赫鲁受到了美国驻印度大使加尔布莱斯和印度情报局局长穆里克的强烈影响，恐怕战争的进程和结局都会发生变化。加尔布莱斯在向尼赫鲁做出建议时，显然糅杂了美国的冷战忧虑，而穆里克缺乏真实情报支撑的言论，则导致了对中国威胁程度夸大的误判。

由于缺少真实可靠的情报，加上对过高估计了中国军队的实力，导致了对中国可能采取的惩戒行动的畏惧，印度政府和印度军队最终做出了非常糟糕的决定。由于对未知情况的莫名恐惧，导致了印度政府高层一片惊惶，整个政府的决策过程陷入混乱。

美国给印度政府的建议是，动用印度空军作战部队参加中印战争是不明智的，这在印度政府的决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按照美国人的建议，印度东部城市，以及提斯普尔（Tezpur）和古瓦哈蒂（Guwahati）空军基地，加尔各答工业区和油井设施等可能成为中国轰炸的目标，这使得印度政府失去了动用本国空军的勇气。而根据印度获得的情报，中国在罗多克（Rudok）、噶达克（Gartok）和塔什贡（Tashigong）拥有随时可用的空军基地，这更让印度政府的决策变得混乱——事实上，即使到2010年中国也没有建立这样的基地。结果，印度政府作出了除了对陆军的补给行动进行有限支援外，不使用空军加入作战的决定，以防止酿成某种灾难性的后果。至于尼赫鲁向肯尼迪提出的援助12个全天候超音速战斗机中队的要求，看起来也过于“天真”和不够成熟和理性。这不是个小数目的援助，任何盟友都不会轻易给予印度。印军帕里特少将在他《高高喜马拉雅山上的战争》一书中写道，当时他担任国防部军事办公室空军主任，看到尼赫鲁要求美军派出战斗机中队支援的信件草稿时，他只能在沮丧的环境中欢迎这些来自外界的援助，无论它们来自何方。印度政府是否征求过空军高层的意见，至今尚不知晓。

根据当时的信息，中国空军的装备中，只有米格-15、米格-17战斗机，以及伊尔-28（轰5）轰炸机，此外还有少量米格-19战斗机。位于西藏的机场由于地处高原且基础设施较差，战斗机难以利用这些机场实施进攻作战。伊尔-28轰炸机是当时中国唯一能对印度东部地区构成威胁的飞机。事实上，1962年的中国空军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衰弱的时期：苏联在1960年8月停止了对华军事援助，中国的航空工业濒临崩溃边缘。由于无法获得足够的备件，中国空军实际出勤率很低，其作战士气可能也不会很高。根据来自中国的情报，西方估计，由于苏联中断了备件等器材的供应，中国空军几乎难以升空作战。此外，大陆与台湾方面的对峙局面，使中国政府把很大精力放在东部沿海地区，在那里派驻了大量陆军和空军部队，并没有太多的空中力量能用于中印战场。

应该指出的是，事后看来，从1962年对印作战到1979年对越作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表现出非常显著的国土防空倾向，而不是偏重于空中进攻作战。中国当时已经开始仿制性能较好的苏制图-16/轰6轰炸机，但总的来说，对于国土防空的偏好，对中国空军作战思想产生的影响，要远大于那些“短腿”的战斗机。如果做一下事后诸葛亮，那么也许更为正确的判断应该是，中国空军根本不可能对印度城市发动进攻？这是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假设。

相比之下，印度拥有技术更为先进的战机，其中包括法制“飓风”、“神秘”、英制“蚊蚋”、“猎人”和“堪培拉”。虽然空中防御系统的建设还很薄弱，但其中一些飞机已经驻扎在东部地区。凭借空军固有的高度灵活性，印度空军不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就能在该地区补充必要的装备，强化空中防御力量。

不幸的是，印度空军对形势的认识也非常不足，这同样是因为缺少必要的情报和信息。在中印战争爆发之前，印度空军并没有对中国在西藏地区的军事能力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对中国军事实力及其作战意图了解的匮乏，显然限制了印度的战备水平，完全难以应对即将出现的战况。对中国方面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的恐惧被放大化了，影响到了印度方面所有的决策。

美国驻印度大使加尔布莱斯花费了很多时间给尼赫鲁施压，让其放弃使用飞机加入对华作战的念头，因为那样可能扩大战争的范围。美国不能支持，也不能派出战斗机部队担负防御任务。加尔布莱斯如此建议尼赫鲁不大可能是完全出于自己的意愿，他的背后显然有美国政府的支持——很可能来自美国军方和中情局。美国正承担着冷战的巨大压力，此外美国并不清楚中苏关系的裂隙究竟有多大。而且，尼赫鲁非常相信加尔布莱斯的话，几乎是毫无顾忌地加以采纳。

后来在出版的《大使记事》一书中，1962年11月19日，尼赫鲁匆忙致信肯尼迪的那天，加尔布莱斯写道：“印度人从上到下陷入无比震动，他们希望美国派出空军援助他们（保卫东部地区），这样他们就能动用空军参与战术作战，而不会使东部城市防御空虚……我认为印度发动任何空中作战行动都是不明智的。”后来他又写道，“接下来几天，我以最强烈的姿态反对印度人的这一动议。”在1962年11月21日的记事中，加尔布莱斯继续解释自己敦促行为的思想逻辑，“（中国飞机）从位于西藏的机场起飞，可以很容易到达印度位于恒河平原的城市。而印度人则绝对没有机会报复中国，因为西藏几乎没有任何重要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一天当日上午10时，加尔布莱斯会见了尼赫鲁总理。

美国人如此考虑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可能是，当时冷战正值高峰期，而古巴导弹危机也就发生在这个历史时刻。任何明确表明支持印度立场的做法都可能会刺激苏联。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不愿意与战争中的印度瓜葛太深的原因。一旦这种印象形成，可能促使原本没有彻底决裂的苏联和中国重新接近。由于冷战的压力，美国不希望另一个重要地区卷入一场重大战争，因此建议尼赫鲁不要动用空军参战，以免扩大中印战争的范围。究竟美国是否有意夸大了来自中国的空中威胁现在仍有争论。而苏联在1962年10月也还无法支持印度，因为苏联正和美国在古巴导弹危机问题上不可开交。

从冷战环境考虑，美国对中苏关系裂隙程度判断不清，加上当时爆发的古巴导弹危机，肯尼迪不想在中印冲突问题上介入过多。

这些因素深深影响了印度政府决策精英们，而不久后印度军方也开始相信，使用印度空军发动进攻作战会导致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报复——他们会阻断印度陆军对空军的保障和支援行动，而这些对空军十分重要。前线与中国军队作战的印军部队曾多次要求空军提供近距空中支援，但这些要求一律遭到拒绝，其缘由就在于此。

曾有资料提到美国“企业”号航空母舰出现在印度洋，并向孟加拉湾方向运动，但实际上尽管尼赫鲁几近乞求，直到战争结束美国也没有提供实质性的援助。作为对印度政府要求援助的回应，美国政府提出，应由英联邦国家来对印度给予帮助。在英国首相麦克米兰协助下，肯尼迪总统制定出了总额1.2亿美元的联合军事援助计划。其他英联邦国家也被要求在援助中承担相应的义务，理由是“与美国武器装备相比，印度更加熟悉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的武器装备。”美国的援助仅限于非作战装备。这样，对印度的援助可以来自西方国家，不必要非得是美国，美国担心苏联的反应。

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空军计划在印度联合举行“什克沙演习”，以检验德里和东部地区的防空能力，演习最终于中印结束冲突后的1963年进行。根据援助计划，西方各国向印度援助了飞机和其他装备。此外，美国同意在美国本土为印度训练一定数目的飞行员。美国还向印度提供了急需的冬装、一些运输机，后来又提供了一批防空雷达，这些雷达后来全部沿喜马拉雅山脉从西到东部署。加拿大派出了一个中队的“野牛”运输机，英国也为印度海军军官提供了了潜艇训练。这些援助，有些是免费的，有些是低价提供的，有些则是全额收费的。

有趣的是，后来印度和美苏的关系都发生了进一步变化，到1965年印巴战争爆发时，印度已经能够从美国和苏联获得重要军事装备了。毫无疑问，印度的不结盟政策现在已经成了“双结盟政策”，外界特别西方世界，关于印度外交政策的质疑不断。即使在印度国内，人们也在怀疑印度不结盟政策的制定者是在寻求美国的军事干预。当然，对于印度，国家利益必然至上，政策和原则只能让位。

印度的错误，在于错误估计了中国的意图——印度认为面对挑衅中国不会诉诸战争，这种错误估计让印度放松了警惕。由于此前中印关系名义上仍处于紧密时期，印度的情报工作甚至来不及充分调整。更糟糕的是，尼赫鲁自二战以来存在的忽视武装力量建设的倾向，最终造成中国军事行动对印度军政当局的强烈震动，印度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由于这些信件的公开，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当年战争中一个看似矛盾的事实：尽管印度陆军在中国军队面前遭遇惨败，但印度却始终没有动用印度空军的作战部队。印度陆军对那场战争的回忆只有委屈，即使陆军身陷绝境，空军也没有真正实施救援。如果不是尼赫鲁受到了美国驻印度大使加尔布莱斯和印度情报局局长穆里克的强烈影响，恐怕战争的进程和结局都会发生变化。加尔布莱斯在向尼赫鲁做出建议时，显然糅杂了美国的冷战忧虑，而穆里克缺乏真实情报支撑的言论，则导致了对中国威胁程度夸大的误判。

由于缺少真实可靠的情报，加上对过高估计了中国军队的实力，导致了对中国可能采取的惩戒行动的畏惧，印度政府和印度军队最终做出了非常糟糕的决定。由于对未知情况的莫名恐惧，导致了印度政府高层一片惊惶，整个政府的决策过程陷入混乱。

美国给印度政府的建议是，动用印度空军作战部队参加中印战争是不明智的，这在印度政府的决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按照美国人的建议，印度东部城市，以及提斯普尔（Tezpur）和古瓦哈蒂（Guwahati）空军基地，加尔各答工业区和油井设施等可能成为中国轰炸的目标，这使得印度政府失去了动用本国空军的勇气。而根据印度获得的情报，中国在罗多克（Rudok）、噶达克（Gartok）和塔什贡（Tashigong）拥有随时可用的空军基地，这更让印度政府的决策变得混乱——事实上，即使到2010年中国也没有建立这样的基地。结果，印度政府作出了除了对陆军的补给行动进行有限支援外，不使用空军加入作战的决定，以防止酿成某种灾难性的后果。至于尼赫鲁向肯尼迪提出的援助12个全天候超音速战斗机中队的要求，看起来也过于“天真”和不够成熟和理性。这不是个小数目的援助，任何盟友都不会轻易给予印度。印军帕里特少将在他《高高喜马拉雅山上的战争》一书中写道，当时他担任国防部军事办公室空军主任，看到尼赫鲁要求美军派出战斗机中队支援的信件草稿时，他只能在沮丧的环境中欢迎这些来自外界的援助，无论它们来自何方。印度政府是否征求过空军高层的意见，至今尚不知晓。

根据当时的信息，中国空军的装备中，只有米格-15、米格-17战斗机，以及伊尔-28（轰5）轰炸机，此外还有少量米格-19战斗机。位于西藏的机场由于地处高原且基础设施较差，战斗机难以利用这些机场实施进攻作战。伊尔-28轰炸机是当时中国唯一能对印度东部地区构成威胁的飞机。事实上，1962年的中国空军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衰弱的时期：苏联在1960年8月停止了对华军事援助，中国的航空工业濒临崩溃边缘。由于无法获得足够的备件，中国空军实际出勤率很低，其作战士气可能也不会很高。根据来自中国的情报，西方估计，由于苏联中断了备件等器材的供应，中国空军几乎难以升空作战。此外，大陆与台湾方面的对峙局面，使中国政府把很大精力放在东部沿海地区，在那里派驻了大量陆军和空军部队，并没有太多的空中力量能用于中印战场。

应该指出的是，事后看来，从1962年对印作战到1979年对越作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表现出非常显著的国土防空倾向，而不是偏重于空中进攻作战。中国当时已经开始仿制性能较好的苏制图-16/轰6轰炸机，但总的来说，对于国土防空的偏好，对中国空军作战思想产生的影响，要远大于那些“短腿”的战斗机。如果做一下事后诸葛亮，那么也许更为正确的判断应该是，中国空军根本不可能对印度城市发动进攻？这是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假设。

相比之下，印度拥有技术更为先进的战机，其中包括法制“飓风”、“神秘”、英制“蚊蚋”、“猎人”和“堪培拉”。虽然空中防御系统的建设还很薄弱，但其中一些飞机已经驻扎在东部地区。凭借空军固有的高度灵活性，印度空军不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就能在该地区补充必要的装备，强化空中防御力量。

不幸的是，印度空军对形势的认识也非常不足，这同样是因为缺少必要的情报和信息。在中印战争爆发之前，印度空军并没有对中国在西藏地区的军事能力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对中国军事实力及其作战意图了解的匮乏，显然限制了印度的战备水平，完全难以应对即将出现的战况。对中国方面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的恐惧被放大化了，影响到了印度方面所有的决策。

美国驻印度大使加尔布莱斯花费了很多时间给尼赫鲁施压，让其放弃使用飞机加入对华作战的念头，因为那样可能扩大战争的范围。美国不能支持，也不能派出战斗机部队担负防御任务。加尔布莱斯如此建议尼赫鲁不大可能是完全出于自己的意愿，他的背后显然有美国政府的支持——很可能来自美国军方和中情局。美国正承担着冷战的巨大压力，此外美国并不清楚中苏关系的裂隙究竟有多大。而且，尼赫鲁非常相信加尔布莱斯的话，几乎是毫无顾忌地加以采纳。

后来在出版的《大使记事》一书中，1962年11月19日，尼赫鲁匆忙致信肯尼迪的那天，加尔布莱斯写道：“印度人从上到下陷入无比震动，他们希望美国派出空军援助他们（保卫东部地区），这样他们就能动用空军参与战术作战，而不会使东部城市防御空虚……我认为印度发动任何空中作战行动都是不明智的。”后来他又写道，“接下来几天，我以最强烈的姿态反对印度人的这一动议。”在1962年11月21日的记事中，加尔布莱斯继续解释自己敦促行为的思想逻辑，“（中国飞机）从位于西藏的机场起飞，可以很容易到达印度位于恒河平原的城市。而印度人则绝对没有机会报复中国，因为西藏几乎没有任何重要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一天当日上午10时，加尔布莱斯会见了尼赫鲁总理。

美国人如此考虑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可能是，当时冷战正值高峰期，而古巴导弹危机也就发生在这个历史时刻。任何明确表明支持印度立场的做法都可能会刺激苏联。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不愿意与战争中的印度瓜葛太深的原因。一旦这种印象形成，可能促使原本没有彻底决裂的苏联和中国重新接近。由于冷战的压力，美国不希望另一个重要地区卷入一场重大战争，因此建议尼赫鲁不要动用空军参战，以免扩大中印战争的范围。究竟美国是否有意夸大了来自中国的空中威胁现在仍有争论。而苏联在1962年10月也还无法支持印度，因为苏联正和美国在古巴导弹危机问题上不可开交。

从冷战环境考虑，美国对中苏关系裂隙程度判断不清，加上当时爆发的古巴导弹危机，肯尼迪不想在中印冲突问题上介入过多。

这些因素深深影响了印度政府决策精英们，而不久后印度军方也开始相信，使用印度空军发动进攻作战会导致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报复——他们会阻断印度陆军对空军的保障和支援行动，而这些对空军十分重要。前线与中国军队作战的印军部队曾多次要求空军提供近距空中支援，但这些要求一律遭到拒绝，其缘由就在于此。

曾有资料提到美国“企业”号航空母舰出现在印度洋，并向孟加拉湾方向运动，但实际上尽管尼赫鲁几近乞求，直到战争结束美国也没有提供实质性的援助。作为对印度政府要求援助的回应，美国政府提出，应由英联邦国家来对印度给予帮助。在英国首相麦克米兰协助下，肯尼迪总统制定出了总额1.2亿美元的联合军事援助计划。其他英联邦国家也被要求在援助中承担相应的义务，理由是“与美国武器装备相比，印度更加熟悉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的武器装备。”美国的援助仅限于非作战装备。这样，对印度的援助可以来自西方国家，不必要非得是美国，美国担心苏联的反应。

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空军计划在印度联合举行“什克沙演习”，以检验德里和东部地区的防空能力，演习最终于中印结束冲突后的1963年进行。根据援助计划，西方各国向印度援助了飞机和其他装备。此外，美国同意在美国本土为印度训练一定数目的飞行员。美国还向印度提供了急需的冬装、一些运输机，后来又提供了一批防空雷达，这些雷达后来全部沿喜马拉雅山脉从西到东部署。加拿大派出了一个中队的“野牛”运输机，英国也为印度海军军官提供了了潜艇训练。这些援助，有些是免费的，有些是低价提供的，有些则是全额收费的。

有趣的是，后来印度和美苏的关系都发生了进一步变化，到1965年印巴战争爆发时，印度已经能够从美国和苏联获得重要军事装备了。毫无疑问，印度的不结盟政策现在已经成了“双结盟政策”，外界特别西方世界，关于印度外交政策的质疑不断。即使在印度国内，人们也在怀疑印度不结盟政策的制定者是在寻求美国的军事干预。当然，对于印度，国家利益必然至上，政策和原则只能让位。

印度的错误，在于错误估计了中国的意图——印度认为面对挑衅中国不会诉诸战争，这种错误估计让印度放松了警惕。由于此前中印关系名义上仍处于紧密时期，印度的情报工作甚至来不及充分调整。更糟糕的是，尼赫鲁自二战以来存在的忽视武装力量建设的倾向，最终造成中国军事行动对印度军政当局的强烈震动，印度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