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抗议者只骂人 开口便是“汉奸”

原题：茅于轼：抗议者只骂人

茅于轼家中常接到电话，辱骂他和他的家人，这些人并不自报家门，开口便是“茅贼”“汉奸”。他最被诟病的三个观点是：不赞成为保证粮食产量划定18亿亩红线政策；廉租房不应设有独立厕所；要替富人说话。

茅于轼的两个世界

作为中国最具争议的知识分子之一，茅于轼具备一种超越分歧、控制局面的能力——无论别人说什么，他都笃定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生活，不屈从于来自任何一个世界的压力：农村或者城市，穷人或者精英，左，抑或右.

本刊记者/刘炎迅王臣（发自北京、山西）

84岁的茅于轼正在面临一场战争。这或许是他人生最艰难的一场。

在他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住处，他的夫人赵燕玲打开录音电话，里面传出“打倒茅于轼”“长沙，老贼你敢去吗？”之类的语句。

与电话中的评价相反，茅于轼住处的矮桌和墙壁上，挂满了颁发给他的奖状和证书，亦有各种舆论活动的现场照片，茅于轼穿着西服，在一群景仰者面前，侃侃而谈，他获得了鲜花、掌声，以及荣誉。

此刻，在阴雨绵绵的下午，茅于轼就坐在这“两个世界”的中间。略有花白的头发清爽而整齐地向后梳着，在一张宽大舒坦的布艺沙发上，他保持着上身微微前倾的姿势，始终微笑着，浅浅的，似乎随时愿意倾听来者的谈话，并用他缓慢而苍老的声音回应。

这间公寓装修得很朴素，看得出很多年没有改动过，茅于轼和他的太太在此已住了36年。这或许是种有意思的反差，作为已到人生暮年的老人，他本人仍在努力迈步向前，但仍以某种形式与过去的那个世界保持着联系——那些电话中传递的愤怒，或者，这间已明显过时的居室。

“我选择做一块冰，给历史一条冰线”

使茅于轼再次走进舆论焦点，是最近在他身边再次发生的两个世界的冲突。

4月25日，沈阳，茅于轼受沈阳市工商联邀请去作演讲，题目是：《非公经济的新思路》。在茅于轼看来，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史，就是国有经济非公有化的过程，就像他以往的演讲中那样，他打算回顾1949年以来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诸多社会问题，以及解决办法。

演讲刚刚开始5分钟，茅于轼刚刚讲到“雇佣工人不是剥削”时，台下第一排嘉宾席中突然传出声音：“这不是经济论坛吗？怎么谈起政治啦？”

说话者是辽宁党史学会副秘书长王新年。他事后回忆说，他偶然在微博中看到茅将赴沈阳演讲，于是不请自到，还坐在了第一排。

反对者的突然出现，让会场一阵骚动，会务人员阻止了王新年，并将他带出会场。

茅于轼则没有听清楚王新年说了什么，只是估计“他应该并不知道我想要讲什么，因为我只讲了5分钟”，茅于轼站在讲台上，大声说：”不要对他动武。”

这并不是茅于轼第一次碰到在演讲现场的抗议。5年前，在上海，正讲着，台下扔上来一只鞋；两年前在北京，突然有四五个人演讲中跑上讲台，要把他拉下去。

沈阳事件通过互联网得以传播，又在传播中获得发酵，终于在5月4日的长沙演讲前后，达到了一个小高潮。

从4月30日开始，茅家便接到电话，质疑茅于轼的观点，辱骂他和他的家人，这些人并不自报家门，开口便是“茅贼”“汉奸”，这些电话通常在深夜打来。茅于轼耳背，听不到，赵燕玲能听到，强忍着不去接，但第二天一早，还是忍不住要打开录音听听，对方到底会说些什么。

有人劝茅于轼，这种情况下，最好放弃长沙之行，但茅于轼他坚持要去：“已经约好了，有几百人等着。”

等着他的不只有听众，还有抗议者。抗议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宋阳标说，沈阳之后，许多反对茅于轼言论的人网上讨论，并决定在茅于轼来长沙时进行一场辩论，“但是他躲起来了”。

宋阳标提供了一段精心剪裁的现场视频，一段开明宗义的字幕后，《东方红》背景音乐下，红旗招展，人们拉着横幅，举着喇叭，合唱《国际歌》，并高呼：“打倒汉奸卖国贼”……

宋阳标并没有经历过呼喊这些口号的时代。他是一位70后媒体人，曾经的同事都记得他古文功底扎实，业务能力很强。有一次他看到报社男厕所小便池前总是污水横流，忍不住写了一份檄文，总编辑还特别表扬他有公德心；因为不满偶有学校老师诱奸或猥亵女学生的报道，宋阳标拒绝被实习生称为“老师”，并常常感慨社会道德沦丧，人心不古。

宋阳标反对茅于轼的理由是，“茅于轼关于钓鱼岛、汪精卫、转基因的一些观点”，“我们痛恨压迫和不公，资本主义造成全球性的压迫和剥削，必须反对。”

在他眼里，茅于轼是支持资本主义、反对1949年以后中国的国家制度、为富人辩白、践踏穷人的人。“这不是左右之争”，他说，“茅于轼的观点是卖国言论，无论左右都应该痛斥他。”

那么，什么是“卖国贼”和“汉奸”？茅于轼回答，“卖国求荣的人就是汉奸，如果为了老百姓的利益，出让国家利益，我觉得不错，因为百姓利益是主要的，国家利益是次要的，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老百姓。”

这次抗议最终的结果，是茅于轼改在一个相对较小的会场里，作了一次不公开演讲。演讲最后，茅于轼意味深长地说，“历史是一锅滚水，太沸腾了，雾气太大，就看不清，我选择做一块冰，给历史一条冰线。”

“百折不挠的事实派”

茅于轼的生活一直介于两个世界之间。一边是穷人，一边是精英；一边是农村，一边是城市；如今，一边是所谓的“左”，另一边是所谓的“右”。

但茅于轼本人没有简单的赞成或反对。“我是百折不挠的事实派。”他说。

这种态度或许与他的家庭有关。1929年，茅于轼出生于南京，父亲茅以新是铁路机械工程师，伯父茅以升是著名桥梁专家，著名的钱塘江大桥就是他主持修建的。全家都是当时的知识精英，支持抗战，投身于国家建设。

茅于轼有兄妹4人，他排行老大。他的中学教育和大部分大学教育都是在1949年以前完成的。1950年，他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自愿到边远的齐齐哈尔铁路局工作，先是当火车司机，后来又担任技术员、工程师。

茅于轼是个不错的技术人员，但他又不是一般的人。当时铁路局的一项硬性规定是，每天下班后，政治学习两小时。茅于轼觉得那是浪费时间，因此每当下了班，大家都规规矩矩坐下来学习时，他就拂袖而去。“我猜别人一定对我很有意见。”他回忆说，“其实他们未见得愿意浪费时间，只不过不好意思反对而已。”

1958年，他为这种政治态度付出了代价，被打成右派，之后下放到山东农村。这个“百折不挠的事实派”觉得，国家将青年知识分子放置在农村，而不是更合适研究学习的地方，是在浪费人才，浪费国家的人力资源。

不过，他也没有激烈的反抗，而是将压抑转移到艺术上。他喜欢上了贝多芬的《艾格蒙特序曲》，认为其中表现了极端的愤怒，并充满了反抗精神。在国庆10周年的文艺晚会上，他还演奏了这首乐曲。他还喜欢听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那是对受迫害者的同情和声嘶力竭的呼唤”。

“右派”被取消了出版权，茅于轼的专著《蒸汽机车操纵与焚火》再版时只好用当时才一岁儿子的名字；他还被剃了光头，这是当时的右派符号，剃光头的人必定是反革命，出门必会被打。

多年以后，茅于轼回顾过去，说自己“尽量谨小慎微，不声不响，夹着尾巴做人。不论别人怎么骂我、斗我，永远是忍气吞声”。但是他说，这也使他保持了内心与外界的距离，“无论什么环境，我都不为所动”。

1976年前后，他回到北京铁道研究院，在运输经济室上班，研究课题是：铁路列车的重量、速度、密度的最优组合。他在这段时间里推导出择优分配原理，用经济常识解释非线性规划中的拉氏乘数法，又用经济学常识推导了变分法中的欧拉方程。这项课题后来获得了铁道部的嘉奖，也成就了茅于轼最重要的理论成就“择优分配原理”。那一年，他50岁。

出人意料地，茅于轼对于十余年的放逐生活没有怨言，他不只一次地说：“辩证地看，12年失去了干事业的机会，但也获得了对我国农村的深刻认识和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文革，他都是在农村与农民共同经历的，“我甚至吃过蚂蚱。”

1981年，在参加了一次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的计量经济学研讨班后，茅于轼正式接触现代经济学，并开始大量阅读西方经济著作，不断完善自己的构想。1985年，他写出《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奠定了他作为经济学家的地位。

同年，在申请调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技术经济所未果后——原因是他不是学经济出身，他调入了美国所，研究方向依然是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

“我有个强烈愿望，就是希望这个国家富裕起来。”他说，“我在美国所的10年中大约有2/3的研究成果都是关于中国改革的。我相信这批文章对中国改革多少起了点推动作用。”
身边的反对者

一边是理论中的中国，一边是中国现实实际，如何用学者的智识，创建适于中国现实的政策和制度，这是他思考的主要内容。有感于国人经济知识的匮乏，他也开始着手撰写一些普及性的经济理论文章。

1993年，茅于轼正式退休，与4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了天则经济研究所。“天则”语出《诗经》“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几年后，天则所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民间智库，20年来，虽然几经坎坷，天则坚持存活了下来，茅于轼也一直是研究所的法人代表。

也是这一年，他出版了《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一书。书中大部分内容，来自他1986年在哈佛大学访问研究的思考。这本书旨在引导读者自我思考，体会出自己能掌握的经济学。

多年以后，他依然希望能用这一套观念来影响公众。“没什么对或错，关键是事实是什么，你的思考是什么。”

他最被诟病的三个观点便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不赞成为保证粮食产量划定18亿亩红线政策；廉租房不应设有独立厕所；要替富人说话。

反对者既来自左边，也来自右边。没有独立厕所的廉租房有歧视低收入者的嫌疑，至于替富人说话，在中国贫富差距悬殊、仇富心理强大的社会背景下，无疑与当年提出“政治学习是浪费时间”一样，自己为自己在胸前挂了一个靶子。

反对者也在他身边。

80后青年张林就曾是茅于轼的怀疑者。这个戴着眼镜说话轻声细语的青年，在读研究生时，曾把茅于轼不必死守18亿亩红线的观点带回山东农村老家，到处问乡亲们的看法。这个小规模调查的结果是：大部分人认为，“这个姓茅的老头根本不懂村里的事儿”，“瞎说八道，耕地不设红线，全被有钱人拿去搞开发，农民怎么活？”

从中国社科院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张林参加了天则经济所的研究助手应聘。张林的另一个选择是去国家粮食局做公务员。但在做最后选择时，他不顾父母的反对，成为了茅于轼的助手。

“我仍然对18亿亩红线的观点心存怀疑，”张林说，但茅于轼其他很多观点，都让他觉得耳目一新，他直觉感到，至少这个学者是值得观察的。

他还记得第一次去茅于轼家，算是面试，几乎没有寒暄，茅于轼就说：来吧，我们做题。张林一看，桌上放着早就准备好的一大张经济学问题。全部做完用了两个多小时。茅于轼告诉这位经济学研究生，那些图形和表格，代表着怎样的社会细节，比如，其中一道题是：正态分布是什么？张林就照本宣科地说了一通教科书理论。茅于轼听后说，其实说白了，“没有任何一个元素起最主要作用的状态，就是正态分布”，然后将之运用到中国粮食产量的现实中。张林说他几乎是张大的嘴巴听完了讲解，“感觉自己此前都不能算真的懂经济学”。

通过面试后，茅于轼认真地对他说：“我们的天则所，是一家民间研究机构，不会让你升官和发财，可能还会给你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但如果你想做一个真正清楚的人，留在这里，你是值得的。”

彼时刚从学校毕业，张林还是个“穷人”，茅于轼亲自帮他租房，特意选在研究所附近的小区。房间不大，只是个五六平方米的小单间，茅于轼怕他觉得不方便，告诉他，非工作时间也可以使用办公室、电脑、沙发、冰箱、微波炉和纯净水。张林颇为感动，“在外人看来，茅老是个著名的经济学家，有人捧有人骂，而在日常生活细节里，他是个很为别人着想的老者。”

张林最初的怀疑慢慢变成了认同。“他是个严谨的人。”他说，“他所提出的理论，都是经过对中国现实的深入思考。”张林印象深刻的是，在操作一个“饥荒年份非正常死亡人口推算”项目时，茅于轼指出数字写法上需要注意的问题，比如：南京大屠杀的死难人数不能写成300000，只能写“三十万”，或3×105。

跟随茅于轼的另一个结果是，张林经常被陌生的电话和邮件称呼为“汉奸小走狗”。但茅于轼的平和影响了他，他援引政治学者刘瑜的话说，当今中国的理性和民主的水平线在上升，“我们现在做的人文经济学，就是帮助这个水平线上升的力量”。

不过，茅于轼本人对这些“遭遇”似乎无所谓。从全国各地寄来信件中，不只有谩骂，甚至还有PS的茅于轼艳照，茅于轼接过张林递过来的信，看一下，就丢掉了。他唯一的不满是这些电话打来的时间——通常是后半夜，他耳背，听不到，但是会干扰他太太的睡眠。

“切实地扎进事实细节里”

在张林眼里，茅于轼属于那种老派文人，斯文，儒雅，说话慢条斯理，不温不火。张林从没见过茅于轼发过脾气，连提高声音说话都没有过。

当《中国新闻周刊》与他讨论，如何看待有人质疑他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时，他丝毫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意思，悠然地回答：“我的专业能力，我想不需要自我确认。”这有点像武林高手的“无招胜有招”，当他没有抛出观点时，任何回击都是无用的。

“他像一团棉花，不管遇到多重的拳头，都用一种方式一种语调回应。”一位采访过他的媒体记者说。有人认为这显示了他的傲慢——他甚至不屑于对各种质疑加以直接回应。

但从某种角度看，这也是他铸造尊严的过程，使他具备一种超越分歧、控制局面的能力——无论别人说什么，他都笃定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生活，不屈从于来自任何一个世界的压力：农村或者城市，穷人或者精英，左，抑或右。

他赞扬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感慨三十年改革带来的变化与成就，但又转过来批评政府的手伸得太长，破坏了市场秩序；他认为市场在创造财富上是有效的，但也承认有许多问题不能完全依靠市场；反对者不满他对毛时代的否定，但他却说：我还是赞同治官走“群众路线”的……

这些都是他真实而一贯的表达，有时甚至会让人觉得面目不清。但他说，“我提出各种批评，根本上是期望这个国家越来越好。这可以视为左右之间的共同目标，理性的底线。至于实现方式有差异，都可以谈。”

他所赞赏的实现方式则是：切实地扎进事实细节里，解决问题，提供方案。

茅于轼和夫人赵燕玲是最早的希望工程的参与者，在一次汇款得到回复后，夫妻二人在山西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创立了中国第一个专门针对农民的小额贷款项目。最初资本是500元钱——用来帮助村里的孩子上学、治病，没有利息；发展生产，则要收取1%的月利息。

他没有以精英的身份施舍，或给予优惠，而是用对待富人的办法，借债，算利息。但他的借款要求又极为简单，仅开个借据就可以。他甚至把这个项目交给了未曾谋面的小学教师雒玉鳎500元在当时对他而言是一笔巨款，雒玉鳌说，他本人的月工资只有43元。

“他很容易相信别人。”张林说，经常有人给茅于轼写信，说自己遇到困难或者投资失败需要帮助，茅于轼都会按上面的地址汇去现金，不问真假，张林和身边人劝他，他说：“怀疑别人的成本太高。”

小额贷款项目尽管发展缓慢，但始终在延续，并渐渐得到了村民的信任。后来，全村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茅于轼，人们叫不清他的名字，干脆称呼为“茅委员”，他听到后，更正为“茅先生”。

另一任小额贷款负责人李乃伟，2002年他刚接手这个项目时，茅于轼写信来说：“一个人做出了成绩，手里又有点权，容易犯骄傲的毛病，办事变得马虎粗心，对人失去热情，危险就可能产生。希望你们切记。”

作为一名普通的山村小学教师，李乃伟深受感动，“他是一个名人，亲自写信来告诉我这些。”这使他感到受到了尊重。

熊伟，另一位民间NGO负责人则回忆起他与茅于轼在1996年的一段交往。当时他还是名中专教师，写信给茅于轼，交流政治和经济观点。他没想到，茅于轼很快回了信，信中的观点让他“深刻领会到一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不过，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个细节：“茅老的两页亲笔回信，是写在一面已经用过的纸张的反面，而当时我基本没有环保意识。”

像所有老派人士，只要认定一件事，便不会轻易改变一样，无论遇到任何阻挠，茅于轼始终坚持：帮助穷人，必须帮助他们获得生产资本，以及一技之长。

2002年，在小额信贷的基础上，茅于轼联合汤敏、吴敬琏、资中筠等社会名士，在北京创办了富平学校，培训农家女成为家政人员，入学免费，但需在就业后逐月偿还。

农民家长认为这是“让闺女去城里伺候有钱人”，甚至有人担心是“人贩子”，不愿自家孩子入学。开学第二年就发生了“非典”，学校10个月没有业务，钱全都亏进去了。后来，一名富平学校毕业人员大意，致使雇主家两岁女儿从沙发摔到地上致死，使得富平学校形象变为负面，但茅于轼都坚持了下来。

很快，家政人员就成为城市普通双职工家庭的“刚需”，西部地区纷纷掀起送保姆进城的热潮，对富平学校扶贫方式的质疑在这股大潮中不攻自破。

抛开对他的观点之争，没人能否认，他就是中国人常说的那种“谦谦君子”。

坐出租车，结账时他必然会给个整数，然后说“不用找了”，他认为这样可以使司机心情愉快地迎接下一位客人；如果是邀请方派车接他，他必然要在下车时与司机握手以示感谢；一次讲座后正值北京下班高峰，他表示要去坐地铁，可以节省时间和汽油，主办方协调再三后，结果是由一位同路的同事“护送”他坐地铁回家；出席演讲或会议，他从不迟到或早退，上台时，第一句必是“谢谢大家”……一位曾邀请茅于轼参与某评奖活动的主办方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次活动上，他认为主办活动对茅于轼的安排有失妥当，他在送茅于轼回家的路上表示歉意，茅于轼回答：“没有关系。我不在意这些。”

财经作家苏小和记得，2004年，他曾去茅于轼家，谈起当时茅于轼一本未能出版的书，他惊讶于茅于轼竟然并不抱怨，“老人微微一笑：从边际效益角度看，宽容能够给所有人带来好处，为什么不呢？”

1999年，茅于轼写过一本《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他试图论证一个道理：市场秩序需要道德基础，市场秩序又可以维护道德。“在这个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的深刻的变化中，中国人的道德观也经历着重新定向的迷茫。”

十余年后，他仍在继续这个思考。这些想法集成了今年3月刚刚出版的《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书名本来用的是“怨气”，出版时改成了“焦虑”。在回答书名的问题时，他写道：“我的直观感觉是社会正义的缺失，简单讲，就是不讲理……不讲理的人什么社会都有，中国的特点是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不主持正义，所以不讲理变成了民怨。”

5月14日，北京陶然亭附近一家文化会馆召开了一场这本书的读书会，9点30分开始，参加者有30余人，有企业职员，学校老师，以及大学生。

茅于轼提前20分钟就下了出租车，他穿着白色衬衫，一件款式很老的浅黄色翻领夹克，一条深蓝色的布裤子，脚套一双银灰色蓝色边的运动鞋（这套着装他保持了半个月之久），慢慢地向会场走去。经过一座仿古小桥时，不断有人迎面而来与他打招呼，他颔首微笑，对来者微微躬身致意。 http://news.ifeng.com/shendu/zgx ... 08/26251948_1.shtml原题：茅于轼：抗议者只骂人

茅于轼家中常接到电话，辱骂他和他的家人，这些人并不自报家门，开口便是“茅贼”“汉奸”。他最被诟病的三个观点是：不赞成为保证粮食产量划定18亿亩红线政策；廉租房不应设有独立厕所；要替富人说话。

茅于轼的两个世界

作为中国最具争议的知识分子之一，茅于轼具备一种超越分歧、控制局面的能力——无论别人说什么，他都笃定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生活，不屈从于来自任何一个世界的压力：农村或者城市，穷人或者精英，左，抑或右.

本刊记者/刘炎迅王臣（发自北京、山西）

84岁的茅于轼正在面临一场战争。这或许是他人生最艰难的一场。

在他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住处，他的夫人赵燕玲打开录音电话，里面传出“打倒茅于轼”“长沙，老贼你敢去吗？”之类的语句。

与电话中的评价相反，茅于轼住处的矮桌和墙壁上，挂满了颁发给他的奖状和证书，亦有各种舆论活动的现场照片，茅于轼穿着西服，在一群景仰者面前，侃侃而谈，他获得了鲜花、掌声，以及荣誉。

此刻，在阴雨绵绵的下午，茅于轼就坐在这“两个世界”的中间。略有花白的头发清爽而整齐地向后梳着，在一张宽大舒坦的布艺沙发上，他保持着上身微微前倾的姿势，始终微笑着，浅浅的，似乎随时愿意倾听来者的谈话，并用他缓慢而苍老的声音回应。

这间公寓装修得很朴素，看得出很多年没有改动过，茅于轼和他的太太在此已住了36年。这或许是种有意思的反差，作为已到人生暮年的老人，他本人仍在努力迈步向前，但仍以某种形式与过去的那个世界保持着联系——那些电话中传递的愤怒，或者，这间已明显过时的居室。

“我选择做一块冰，给历史一条冰线”

使茅于轼再次走进舆论焦点，是最近在他身边再次发生的两个世界的冲突。

4月25日，沈阳，茅于轼受沈阳市工商联邀请去作演讲，题目是：《非公经济的新思路》。在茅于轼看来，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史，就是国有经济非公有化的过程，就像他以往的演讲中那样，他打算回顾1949年以来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诸多社会问题，以及解决办法。

演讲刚刚开始5分钟，茅于轼刚刚讲到“雇佣工人不是剥削”时，台下第一排嘉宾席中突然传出声音：“这不是经济论坛吗？怎么谈起政治啦？”

说话者是辽宁党史学会副秘书长王新年。他事后回忆说，他偶然在微博中看到茅将赴沈阳演讲，于是不请自到，还坐在了第一排。

反对者的突然出现，让会场一阵骚动，会务人员阻止了王新年，并将他带出会场。

茅于轼则没有听清楚王新年说了什么，只是估计“他应该并不知道我想要讲什么，因为我只讲了5分钟”，茅于轼站在讲台上，大声说：”不要对他动武。”

这并不是茅于轼第一次碰到在演讲现场的抗议。5年前，在上海，正讲着，台下扔上来一只鞋；两年前在北京，突然有四五个人演讲中跑上讲台，要把他拉下去。

沈阳事件通过互联网得以传播，又在传播中获得发酵，终于在5月4日的长沙演讲前后，达到了一个小高潮。

从4月30日开始，茅家便接到电话，质疑茅于轼的观点，辱骂他和他的家人，这些人并不自报家门，开口便是“茅贼”“汉奸”，这些电话通常在深夜打来。茅于轼耳背，听不到，赵燕玲能听到，强忍着不去接，但第二天一早，还是忍不住要打开录音听听，对方到底会说些什么。

有人劝茅于轼，这种情况下，最好放弃长沙之行，但茅于轼他坚持要去：“已经约好了，有几百人等着。”

等着他的不只有听众，还有抗议者。抗议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宋阳标说，沈阳之后，许多反对茅于轼言论的人网上讨论，并决定在茅于轼来长沙时进行一场辩论，“但是他躲起来了”。

宋阳标提供了一段精心剪裁的现场视频，一段开明宗义的字幕后，《东方红》背景音乐下，红旗招展，人们拉着横幅，举着喇叭，合唱《国际歌》，并高呼：“打倒汉奸卖国贼”……

宋阳标并没有经历过呼喊这些口号的时代。他是一位70后媒体人，曾经的同事都记得他古文功底扎实，业务能力很强。有一次他看到报社男厕所小便池前总是污水横流，忍不住写了一份檄文，总编辑还特别表扬他有公德心；因为不满偶有学校老师诱奸或猥亵女学生的报道，宋阳标拒绝被实习生称为“老师”，并常常感慨社会道德沦丧，人心不古。

宋阳标反对茅于轼的理由是，“茅于轼关于钓鱼岛、汪精卫、转基因的一些观点”，“我们痛恨压迫和不公，资本主义造成全球性的压迫和剥削，必须反对。”

在他眼里，茅于轼是支持资本主义、反对1949年以后中国的国家制度、为富人辩白、践踏穷人的人。“这不是左右之争”，他说，“茅于轼的观点是卖国言论，无论左右都应该痛斥他。”

那么，什么是“卖国贼”和“汉奸”？茅于轼回答，“卖国求荣的人就是汉奸，如果为了老百姓的利益，出让国家利益，我觉得不错，因为百姓利益是主要的，国家利益是次要的，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老百姓。”

这次抗议最终的结果，是茅于轼改在一个相对较小的会场里，作了一次不公开演讲。演讲最后，茅于轼意味深长地说，“历史是一锅滚水，太沸腾了，雾气太大，就看不清，我选择做一块冰，给历史一条冰线。”

“百折不挠的事实派”

茅于轼的生活一直介于两个世界之间。一边是穷人，一边是精英；一边是农村，一边是城市；如今，一边是所谓的“左”，另一边是所谓的“右”。

但茅于轼本人没有简单的赞成或反对。“我是百折不挠的事实派。”他说。

这种态度或许与他的家庭有关。1929年，茅于轼出生于南京，父亲茅以新是铁路机械工程师，伯父茅以升是著名桥梁专家，著名的钱塘江大桥就是他主持修建的。全家都是当时的知识精英，支持抗战，投身于国家建设。

茅于轼有兄妹4人，他排行老大。他的中学教育和大部分大学教育都是在1949年以前完成的。1950年，他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自愿到边远的齐齐哈尔铁路局工作，先是当火车司机，后来又担任技术员、工程师。

茅于轼是个不错的技术人员，但他又不是一般的人。当时铁路局的一项硬性规定是，每天下班后，政治学习两小时。茅于轼觉得那是浪费时间，因此每当下了班，大家都规规矩矩坐下来学习时，他就拂袖而去。“我猜别人一定对我很有意见。”他回忆说，“其实他们未见得愿意浪费时间，只不过不好意思反对而已。”

1958年，他为这种政治态度付出了代价，被打成右派，之后下放到山东农村。这个“百折不挠的事实派”觉得，国家将青年知识分子放置在农村，而不是更合适研究学习的地方，是在浪费人才，浪费国家的人力资源。

不过，他也没有激烈的反抗，而是将压抑转移到艺术上。他喜欢上了贝多芬的《艾格蒙特序曲》，认为其中表现了极端的愤怒，并充满了反抗精神。在国庆10周年的文艺晚会上，他还演奏了这首乐曲。他还喜欢听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那是对受迫害者的同情和声嘶力竭的呼唤”。

“右派”被取消了出版权，茅于轼的专著《蒸汽机车操纵与焚火》再版时只好用当时才一岁儿子的名字；他还被剃了光头，这是当时的右派符号，剃光头的人必定是反革命，出门必会被打。

多年以后，茅于轼回顾过去，说自己“尽量谨小慎微，不声不响，夹着尾巴做人。不论别人怎么骂我、斗我，永远是忍气吞声”。但是他说，这也使他保持了内心与外界的距离，“无论什么环境，我都不为所动”。

1976年前后，他回到北京铁道研究院，在运输经济室上班，研究课题是：铁路列车的重量、速度、密度的最优组合。他在这段时间里推导出择优分配原理，用经济常识解释非线性规划中的拉氏乘数法，又用经济学常识推导了变分法中的欧拉方程。这项课题后来获得了铁道部的嘉奖，也成就了茅于轼最重要的理论成就“择优分配原理”。那一年，他50岁。

出人意料地，茅于轼对于十余年的放逐生活没有怨言，他不只一次地说：“辩证地看，12年失去了干事业的机会，但也获得了对我国农村的深刻认识和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文革，他都是在农村与农民共同经历的，“我甚至吃过蚂蚱。”

1981年，在参加了一次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的计量经济学研讨班后，茅于轼正式接触现代经济学，并开始大量阅读西方经济著作，不断完善自己的构想。1985年，他写出《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奠定了他作为经济学家的地位。

同年，在申请调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技术经济所未果后——原因是他不是学经济出身，他调入了美国所，研究方向依然是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

“我有个强烈愿望，就是希望这个国家富裕起来。”他说，“我在美国所的10年中大约有2/3的研究成果都是关于中国改革的。我相信这批文章对中国改革多少起了点推动作用。”
身边的反对者

一边是理论中的中国，一边是中国现实实际，如何用学者的智识，创建适于中国现实的政策和制度，这是他思考的主要内容。有感于国人经济知识的匮乏，他也开始着手撰写一些普及性的经济理论文章。

1993年，茅于轼正式退休，与4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了天则经济研究所。“天则”语出《诗经》“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几年后，天则所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民间智库，20年来，虽然几经坎坷，天则坚持存活了下来，茅于轼也一直是研究所的法人代表。

也是这一年，他出版了《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一书。书中大部分内容，来自他1986年在哈佛大学访问研究的思考。这本书旨在引导读者自我思考，体会出自己能掌握的经济学。

多年以后，他依然希望能用这一套观念来影响公众。“没什么对或错，关键是事实是什么，你的思考是什么。”

他最被诟病的三个观点便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不赞成为保证粮食产量划定18亿亩红线政策；廉租房不应设有独立厕所；要替富人说话。

反对者既来自左边，也来自右边。没有独立厕所的廉租房有歧视低收入者的嫌疑，至于替富人说话，在中国贫富差距悬殊、仇富心理强大的社会背景下，无疑与当年提出“政治学习是浪费时间”一样，自己为自己在胸前挂了一个靶子。

反对者也在他身边。

80后青年张林就曾是茅于轼的怀疑者。这个戴着眼镜说话轻声细语的青年，在读研究生时，曾把茅于轼不必死守18亿亩红线的观点带回山东农村老家，到处问乡亲们的看法。这个小规模调查的结果是：大部分人认为，“这个姓茅的老头根本不懂村里的事儿”，“瞎说八道，耕地不设红线，全被有钱人拿去搞开发，农民怎么活？”

从中国社科院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张林参加了天则经济所的研究助手应聘。张林的另一个选择是去国家粮食局做公务员。但在做最后选择时，他不顾父母的反对，成为了茅于轼的助手。

“我仍然对18亿亩红线的观点心存怀疑，”张林说，但茅于轼其他很多观点，都让他觉得耳目一新，他直觉感到，至少这个学者是值得观察的。

他还记得第一次去茅于轼家，算是面试，几乎没有寒暄，茅于轼就说：来吧，我们做题。张林一看，桌上放着早就准备好的一大张经济学问题。全部做完用了两个多小时。茅于轼告诉这位经济学研究生，那些图形和表格，代表着怎样的社会细节，比如，其中一道题是：正态分布是什么？张林就照本宣科地说了一通教科书理论。茅于轼听后说，其实说白了，“没有任何一个元素起最主要作用的状态，就是正态分布”，然后将之运用到中国粮食产量的现实中。张林说他几乎是张大的嘴巴听完了讲解，“感觉自己此前都不能算真的懂经济学”。

通过面试后，茅于轼认真地对他说：“我们的天则所，是一家民间研究机构，不会让你升官和发财，可能还会给你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但如果你想做一个真正清楚的人，留在这里，你是值得的。”

彼时刚从学校毕业，张林还是个“穷人”，茅于轼亲自帮他租房，特意选在研究所附近的小区。房间不大，只是个五六平方米的小单间，茅于轼怕他觉得不方便，告诉他，非工作时间也可以使用办公室、电脑、沙发、冰箱、微波炉和纯净水。张林颇为感动，“在外人看来，茅老是个著名的经济学家，有人捧有人骂，而在日常生活细节里，他是个很为别人着想的老者。”

张林最初的怀疑慢慢变成了认同。“他是个严谨的人。”他说，“他所提出的理论，都是经过对中国现实的深入思考。”张林印象深刻的是，在操作一个“饥荒年份非正常死亡人口推算”项目时，茅于轼指出数字写法上需要注意的问题，比如：南京大屠杀的死难人数不能写成300000，只能写“三十万”，或3×105。

跟随茅于轼的另一个结果是，张林经常被陌生的电话和邮件称呼为“汉奸小走狗”。但茅于轼的平和影响了他，他援引政治学者刘瑜的话说，当今中国的理性和民主的水平线在上升，“我们现在做的人文经济学，就是帮助这个水平线上升的力量”。

不过，茅于轼本人对这些“遭遇”似乎无所谓。从全国各地寄来信件中，不只有谩骂，甚至还有PS的茅于轼艳照，茅于轼接过张林递过来的信，看一下，就丢掉了。他唯一的不满是这些电话打来的时间——通常是后半夜，他耳背，听不到，但是会干扰他太太的睡眠。

“切实地扎进事实细节里”

在张林眼里，茅于轼属于那种老派文人，斯文，儒雅，说话慢条斯理，不温不火。张林从没见过茅于轼发过脾气，连提高声音说话都没有过。

当《中国新闻周刊》与他讨论，如何看待有人质疑他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时，他丝毫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意思，悠然地回答：“我的专业能力，我想不需要自我确认。”这有点像武林高手的“无招胜有招”，当他没有抛出观点时，任何回击都是无用的。

“他像一团棉花，不管遇到多重的拳头，都用一种方式一种语调回应。”一位采访过他的媒体记者说。有人认为这显示了他的傲慢——他甚至不屑于对各种质疑加以直接回应。

但从某种角度看，这也是他铸造尊严的过程，使他具备一种超越分歧、控制局面的能力——无论别人说什么，他都笃定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生活，不屈从于来自任何一个世界的压力：农村或者城市，穷人或者精英，左，抑或右。

他赞扬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感慨三十年改革带来的变化与成就，但又转过来批评政府的手伸得太长，破坏了市场秩序；他认为市场在创造财富上是有效的，但也承认有许多问题不能完全依靠市场；反对者不满他对毛时代的否定，但他却说：我还是赞同治官走“群众路线”的……

这些都是他真实而一贯的表达，有时甚至会让人觉得面目不清。但他说，“我提出各种批评，根本上是期望这个国家越来越好。这可以视为左右之间的共同目标，理性的底线。至于实现方式有差异，都可以谈。”

他所赞赏的实现方式则是：切实地扎进事实细节里，解决问题，提供方案。

茅于轼和夫人赵燕玲是最早的希望工程的参与者，在一次汇款得到回复后，夫妻二人在山西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创立了中国第一个专门针对农民的小额贷款项目。最初资本是500元钱——用来帮助村里的孩子上学、治病，没有利息；发展生产，则要收取1%的月利息。

他没有以精英的身份施舍，或给予优惠，而是用对待富人的办法，借债，算利息。但他的借款要求又极为简单，仅开个借据就可以。他甚至把这个项目交给了未曾谋面的小学教师雒玉鳎500元在当时对他而言是一笔巨款，雒玉鳌说，他本人的月工资只有43元。

“他很容易相信别人。”张林说，经常有人给茅于轼写信，说自己遇到困难或者投资失败需要帮助，茅于轼都会按上面的地址汇去现金，不问真假，张林和身边人劝他，他说：“怀疑别人的成本太高。”

小额贷款项目尽管发展缓慢，但始终在延续，并渐渐得到了村民的信任。后来，全村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茅于轼，人们叫不清他的名字，干脆称呼为“茅委员”，他听到后，更正为“茅先生”。

另一任小额贷款负责人李乃伟，2002年他刚接手这个项目时，茅于轼写信来说：“一个人做出了成绩，手里又有点权，容易犯骄傲的毛病，办事变得马虎粗心，对人失去热情，危险就可能产生。希望你们切记。”

作为一名普通的山村小学教师，李乃伟深受感动，“他是一个名人，亲自写信来告诉我这些。”这使他感到受到了尊重。

熊伟，另一位民间NGO负责人则回忆起他与茅于轼在1996年的一段交往。当时他还是名中专教师，写信给茅于轼，交流政治和经济观点。他没想到，茅于轼很快回了信，信中的观点让他“深刻领会到一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不过，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个细节：“茅老的两页亲笔回信，是写在一面已经用过的纸张的反面，而当时我基本没有环保意识。”

像所有老派人士，只要认定一件事，便不会轻易改变一样，无论遇到任何阻挠，茅于轼始终坚持：帮助穷人，必须帮助他们获得生产资本，以及一技之长。

2002年，在小额信贷的基础上，茅于轼联合汤敏、吴敬琏、资中筠等社会名士，在北京创办了富平学校，培训农家女成为家政人员，入学免费，但需在就业后逐月偿还。

农民家长认为这是“让闺女去城里伺候有钱人”，甚至有人担心是“人贩子”，不愿自家孩子入学。开学第二年就发生了“非典”，学校10个月没有业务，钱全都亏进去了。后来，一名富平学校毕业人员大意，致使雇主家两岁女儿从沙发摔到地上致死，使得富平学校形象变为负面，但茅于轼都坚持了下来。

很快，家政人员就成为城市普通双职工家庭的“刚需”，西部地区纷纷掀起送保姆进城的热潮，对富平学校扶贫方式的质疑在这股大潮中不攻自破。

抛开对他的观点之争，没人能否认，他就是中国人常说的那种“谦谦君子”。

坐出租车，结账时他必然会给个整数，然后说“不用找了”，他认为这样可以使司机心情愉快地迎接下一位客人；如果是邀请方派车接他，他必然要在下车时与司机握手以示感谢；一次讲座后正值北京下班高峰，他表示要去坐地铁，可以节省时间和汽油，主办方协调再三后，结果是由一位同路的同事“护送”他坐地铁回家；出席演讲或会议，他从不迟到或早退，上台时，第一句必是“谢谢大家”……一位曾邀请茅于轼参与某评奖活动的主办方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次活动上，他认为主办活动对茅于轼的安排有失妥当，他在送茅于轼回家的路上表示歉意，茅于轼回答：“没有关系。我不在意这些。”

财经作家苏小和记得，2004年，他曾去茅于轼家，谈起当时茅于轼一本未能出版的书，他惊讶于茅于轼竟然并不抱怨，“老人微微一笑：从边际效益角度看，宽容能够给所有人带来好处，为什么不呢？”

1999年，茅于轼写过一本《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他试图论证一个道理：市场秩序需要道德基础，市场秩序又可以维护道德。“在这个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的深刻的变化中，中国人的道德观也经历着重新定向的迷茫。”

十余年后，他仍在继续这个思考。这些想法集成了今年3月刚刚出版的《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书名本来用的是“怨气”，出版时改成了“焦虑”。在回答书名的问题时，他写道：“我的直观感觉是社会正义的缺失，简单讲，就是不讲理……不讲理的人什么社会都有，中国的特点是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不主持正义，所以不讲理变成了民怨。”

5月14日，北京陶然亭附近一家文化会馆召开了一场这本书的读书会，9点30分开始，参加者有30余人，有企业职员，学校老师，以及大学生。

茅于轼提前20分钟就下了出租车，他穿着白色衬衫，一件款式很老的浅黄色翻领夹克，一条深蓝色的布裤子，脚套一双银灰色蓝色边的运动鞋（这套着装他保持了半个月之久），慢慢地向会场走去。经过一座仿古小桥时，不断有人迎面而来与他打招呼，他颔首微笑，对来者微微躬身致意。 http://news.ifeng.com/shendu/zgx ... 08/26251948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