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被汉人遗忘的辉煌——歼灭满洲官兵人数最多的厦门大 ...

阿拉维之剑网友（小号骑士团、诺曼甲士、萨克森战斧等）写了一篇《被汉人遗忘的辉煌——歼灭满洲官兵人数最多的厦门大海战》，其中高度评价厦门庚子海战使“满清有生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还说厦门庚子海战中郑成功采取的战术和日本在对马海战中采取的战术一样，并在对我的回帖中说日本舰队在对马海战中“主动挨敌”并且“被动方式接敌”，还说这是日本海军的战略思想。

我对此有不同看法，特总结如下：


一、厦门庚子海战“满清有生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言过于实

厦门庚子海战确实是郑成功的一次战术性胜利，但远不是战略性胜利，总体上没改变敌强我弱的不利态势。说“使满洲有生力量的精华遭到前所未有的毁灭性打击”实在太夸大，有许多吹嘘成份。


1、“满洲八旗满洲官数不多，大至千把人也就”是完全错误的

厦门庚子海战“满清有生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的论据之一就是满洲军官只有1000多人，据不完全统计在厦门庚子海战战死了60人，比例不小。但是满洲军官只有1000多人这个论断是完全错误的。

顺治十七年三月（厦门庚子海战前）清政府曾核定统计过一次八旗军官人数，正好有这个史料，当时满洲军官不止1000多人，而是起码2387人以上。

《清史稿 职官制》

（1）京营满洲兵：

八旗都统，满、蒙、汉军旗各一人。副都统，旗各二人。参领，副参领，俱九十有六人（满洲、汉军各四十人，蒙古十有六人）。佐领，骁骑校，俱千一百五十有一人（满洲各六百八十有一人，蒙古各二百有四人，汉军各二百六十有六人）。协理事务参领四十人（满洲、汉军各十有六人，蒙古八人）。

护军统领，八人。护军参领，副参领，俱百十有二人（满洲各八十人，蒙古各三十有二人）。委署参领，五十有六人。护军校，八百八十有五人（满洲六百八十一人，蒙古二百有四人）。委署护军校，五十有六人。协理事务参领、副参领，各八人。

顺治十七年，定固山额真汉语为都统，梅勒章京称副都统，牛录章京称佐领，分得拨什库称骁骑校，巴牙喇纛章京称护军统领，甲喇章京为护军参领，并定员额如前所列。

顺治元年，定侍卫人员：领侍卫内大臣，内大臣，各六人（镶黄、正黄、正白旗各二人）。散秩大臣无员限。协理事务侍卫班领，侍卫班领，各十有二人。署班领二十有四人。侍卫什长七十有九人，宗室九人。侍卫一等，六十人（旗各二十人），宗室九人（旗各三人）。侍卫二等，百五十人（旗各五十人）。侍卫三等，二百七十人（旗各九十人），宗室六十有三人（旗各二十一人）。蓝翎侍卫九十人（旗各三十人）。四等侍卫、汉侍卫，俱无员限。亲军校，署亲军校，各七十七人。

前锋统领，左右翼各一人，参领、侍卫各八人，委署侍卫各四人，前锋校各四十有四人。

（2）地方驻防满洲兵：

盛京地区：盛京昂邦章京一人，副都统四人，城守尉四人，协领十有五人，佐领百三十有一人，骁骑校二百有七人。（顺治三年）

吉林地区：宁古塔昂邦章京一人，副都统七人，协领二十有三人，参领一人，佐领百三十有七人，防御八十有一人，骁骑校百四十有一人。（顺治十年）

江南地区：江宁总管一人，副都统二人，协领十人，佐领四十有六人，防御、骁骑校共五十有六人。（顺治十年）

浙江地区：浙江总管一人，副都统二人，协领十有四人，佐领三十有四人，骁骑校四十有八人。（顺治十七年）

陕西地区：山西昂邦章京一人，副都统二人，协领八人，佐领二十有三人，防御、骁骑校各四十人。（顺治二年）

福建地区：福建都统一人，副都统一人，协领九人，佐领、防御各十人，骁骑校二十有二人。（顺治十七年）

（3）总结

明确是满洲旗人的军官：八旗都统，满洲共8人。副都统，满洲共16人。参领、副参领，满洲共40人。佐领、骁骑校，满洲共681人。协理事务参领，满洲共16人。护军统领，满洲共8人。护军参领、副参领，满洲共80人。护军校，满洲共681人。侍卫什长9人(宗室)，侍卫一等9人(宗室)，侍卫三等63人(宗室)。以上共计1611人。

明确是旗人的军官：领侍卫内大臣6人，内大臣6人，协理事务侍卫班领12人，侍卫班领12人，署班领24人，侍卫什长79人，侍卫一等60人，侍卫二等150人，侍卫三等270人，蓝翎侍卫90人，亲军校77人，署亲军校77人。盛京地区驻防军官362人，吉林地区驻防军官360人，江南地区驻防军官115人，浙江地区驻防军官99人，陕西地区驻防军官114人，福建地区驻防军官53人。以上共计1966人。按照满、汉、蒙各三分之一计算，满洲军官有655人。

明确是满、蒙旗人的军官：护军委署参领56人，委署护军校56人，协理事务参领8人，副参领8人。前锋统领2人，参领、侍卫16人，委署侍卫8人，前锋校88人。以上共计242人。按照满、汉、蒙各三分之一计算，满洲军官有121人。

以上三项统计，顺治末期厦门庚子海战前，满洲军官就有2387人（还不包括轻车都尉、协领、骑都尉、云骑尉、长史、王府典仪等和没有员额限制的四等侍卫）。


2、折库讷说“计在京各旗披甲马兵、不过百人”说的是汉军旗情况，根本不是满洲兵情况

厦门庚子海战“满清有生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的论据之二就是满清高官折库讷曾密奏“计在京各旗披甲马兵、不过百人”。既然厦门庚子海战后，满洲兵只剩100多人了，那还不是“满清有生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吗？看似很确凿，其实完全是断章取义，误引史料。折库讷说“计在京各旗披甲马兵、不过百人”仅仅是说八旗汉军旗的“披甲马兵”，根本不是说满洲兵，更不是说整体的八旗军力。

我查阅了史料原文，首先这是顺治十六年七月厦门庚子海战前的密折，和厦门庚子海战根本无关，况且折库讷谈的是汉军旗的事情，不是满洲兵的情况。拿折库讷说“计在京各旗披甲马兵、不过百人”证明“满清有生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完全是鸡同鸭讲，牛头不对马嘴，两者根本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件事。

附

顺治实录记载顺治十六年七月，翰林院掌院学士折库讷密折：

翰林院掌院学士折库讷、密陈四事。一曰均田以为披甲人恒产。年来用兵。披甲人买马制械。奴仆逃亡。生业凋零。艰难日甚。我国家初定中原。凡官属兵丁、俱计丁授田。富厚有力之家、得田每至数百晌。满洲披甲人、或止父子或止兄弟、或止一身、得田不过数晌。征役甚烦。授田甚少。殊为可悯。今当有事之秋。应勿论人丁多少。概视差等、均授以田。其闲散人户、亦行量给。凡有增减定例。或十年、或十五年、一加编审。如此、则田亩得均。而甲兵日广。居则资生有策。行则军威克壮矣。一曰增汉军兵力。今各省驻防出征、多用汉军。计在京各旗披甲马兵、不过百人。而固山额真、梅勒章京、甲喇章京、牛录章京、亦在其内。兵少若此、征战安所赖乎。按汉军定例。不论新旧、每壮丁五名、各出马步甲一副。合而计之、其堪披甲者、亦不甚多。臣愚以为凡直隶、山西、陕西、山东、河南各省人民。有精壮善骑射者。请敕督抚提镇、凡司道副参以上、每年定限选拔送京。编入汉军牛录披甲。训练二三年。皆同旧人。或令驻防。或令出征。事必有济矣。一曰慎选绿旗官兵。今天下钱粮、大半耗于绿旗。虽星罗棋布。遍满海内。一有寇警、仍请在内禁旅。此皆将帅失人故也。今后凡提镇等紧要员缺。请不论满洲、蒙古、汉军、汉人、但选其夙娴军旅、精明强干之员补授。至该地方武弁、及闲散听用各员内。不乏才干之人。若该督抚提镇、所见既确。一遇紧要缺出、宜即酌量升补。以示鼓励。简阅士卒内精勇者、号为前锋兵。钱粮量加优给。视其劳绩擢用。以开上进之路。汰其老弱、不得充数冒滥。庶军事修明。不致虚糜粮饷。而地方有事、亦有攸赖矣。一曰亟收人心。近闻江南各州县寇乱、有望风迎降者。有缚官献城者。此皆将帅纪律不明。有司抚绥无术。以致若此。夫叛逆固不可宽。若详究其由、岂有阖城官民同谋从逆之理。必有奸宄之徒、首为倡乱。今天威远震。大军已发。灭寇在旦夕间。设将叛逆之人、概伸国法。数十城百姓、尽加诛戮。不但有伤我皇上如天之仁。恐后此有不幸而陷于贼者、将益坚其从逆之心矣。请速密谕大兵、但诛其渠魁。其迫胁株连愚民、概与赦免。则财赋之地、不至伤残。而圣德垂之万世矣。

《顺治实录》中也有对他这个折子的答复，更可见说得是八旗汉军旗的问题，而非满洲兵

先是部覆翰林院学士折库纳条议。均旗丁田。增汉军兵。收人心三款。不准行。其慎选绿旗官兵一款。以推补提镇、俱有定例听用等官、已分定省分。准行题用。无庸另议具奏。复命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至是、议政王等议、八旗汉军兵丁。因差往各处驻防。以致兵力单弱。请敕直隶、山西、陕西、山东、河南、及各督抚。遍招勇壮、有产业者、咨送前来。以补缺额。各省提督员缺。以后应不分满洲、蒙古、汉军、汉人、选有才干者补授。余款仍照部议可也。


3、八旗满洲兵在三藩之乱时已经腐败

厦门庚子海战“满清有生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的论据之三就是阿拉维之剑网友说由于八旗满洲兵有生力量在厦门庚子海战中遭到毁灭性打击，所以八旗满洲兵在三藩之乱中已经不能作战，只能依靠汉族军队作战。（注：阿拉维之剑的小号萨克森战斧在反驳我的回帖中又说“史实证明，三藩之乱中，满兵打的胜仗相当多，许多记载动不动斩敌上万、数千的。摧城拔寨仍相当锐利。”，我搞不清他到底认为满洲兵在三藩之乱中能不能战？）

这又是一个错误观点。真实的情况是：八旗满洲兵在三藩之乱时已经腐败。这一点，不仅史料中有记载，而且顾诚先生等明史大家也明确提到，其他历史研究成果中也比比皆是。

《清通鉴》中明确提到康熙痛斥八旗腐败无战斗力的话：“观望逗留，不思振旅遄进，竟尔营私适己希图便安，或诿兵甲之不全，或托舟楫之未具，借端引日，坐失时机，不知怎样应对？”（请注意，不肯进兵的原因是“营私适己希图便安”，就是贪图安乐方便）

《清史稿 赵良栋传》提到：昆明之战，八旗大军顿兵昆明坚城之下，不思进取，不敢出战，满洲兵最高指挥官彰泰对要求出战的军官说：“皇上豢养之满州，岂可轻进委之于敌？且尔兵初来，亦宜体养，何可令其伤损？”

顾诚《南明史》：满洲八旗兵进入汉人居住区后，享受着程度不等的胜利者的优待，逐渐滋长起追求生活安逸的风气，远不像入关前后那样淳朴、勇于用命。清朝入关初期咤叱风云的领兵大将由于染上天花，迷恋女色和内部倾轧，凋谢殆尽。到1658年满洲将领已经普遍沉浸于温柔乡中，雄心的逐渐消磨自然还要早一些。

《中国古代兵制》、《中国古代行政改革思想》、《清代兵制》均提到：
八旗兵在关外时，战斗之力颇强，但是入关后腐败 亦颇速。三藩之乱时，八旗兵已不足用了。

《八旗兵为什么在科技同样在落后于对手的情况下战斗力会相差这么大》提到：
八旗腐败远在在抗击“三藩之乱”的时候康熙就已经发现八旗兵已经全无战力了,只得依仗汉军“绿营”作战。

《曾国藩统帅湘军的道德践履与人格魅力》提到：
清王朝依靠八旗兵定鼎中原。但入关后八旗兵逐渐腐败，到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时，已不可用，只好依靠改编的汉人部队即绿营。

《腐败的清政府为什么毫无战斗力？》提到：
八旗军在入关之后就迅速腐化了。三藩之乱基本都靠汉人的绿营在打。八旗的战斗从那时候起就没有多少了。

《寄生虫军队——八旗军》提到：
从顺治、康熙年间起，八旗官兵便已出现追求享受、战斗意志衰退的倾向。在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中，八旗军以往的主力地位已被绿营兵所取代。

《八旗子弟的来历》提到：
早在康熙初年，在平定“三藩之乱”的一些战争中，八旗兵已大显疲态。一将领听到吴三桂进兵的消息，竟吓得把大炮埋起来，拼命逃跑。


二、西南满洲兵主力没有参加厦门庚子海战

阿拉维之剑网友在主帖和回帖中多次强调明安达礼率领西南满洲兵主力经荆州支援江宁，并参加了厦门庚子海战。这是错误的。当时，满清主力分兵三路攻打西南的桂王和李定国，郑成功才趁满清主力不在之机攻打南京。西南的满洲兵主力没有参加厦门庚子海战。

1、西南满洲兵主力去向在史料中非常明确

《清史稿 顺治本纪》记载顺治十六年二年对西南满洲兵主力的处置：“令罗托等班师，明安达礼驻防荆州”，多尼率领的满洲兵继续在云南作战，到“十七年五月”才“班师回京”（《清史稿 多尼传》：顺治十五年，多尼“师自湖南入贵州”，“十七年五月，师还，遣内大臣迎劳”）

史料记述非常清楚：西南满洲兵主力，一部分继续在云南作战，直到顺治十七年五月厦门庚子海战发生当月才回到北京，这部分满洲兵肯定没参加江宁之战和厦门庚子海战；另一部分早在顺治十六年二月就班师京城了；只有明安达礼率领的部分改驻防荆州，这部分参加了江宁之战，但没有参加厦门庚子海战。

2、明安达礼率领的满洲兵没有参加厦门庚子海战

《清史稿 明安达礼传》：十五年十二月，命为安南将军，帅师驻防荆州（请注意：在顺治十五年十二月明安达礼已经改驻防荆州，所以阿拉维之剑网友的小号萨克森战斧以“驻贵州的安南将军都亲自跑江宁援救”来证明西南满洲兵主力参加了江宁之战和厦门庚子海战，首先弄错了参战将领的职位和援兵的来源）

在江宁战后，《清史稿 明安达礼传》明确提到：“上令明安达礼移师驻防舟山”，并于十七年召还。

可见，明安达礼率领的满洲兵参加了江宁之战，但没有参加厦门庚子海战。

3、明安达礼率领的满洲兵参见江宁之战人数不多

高阳《清朝的皇帝》引《东华录》：“援兵唯一的主力为梁化凤的三千余人，此外最多不过金山营的一千人，其他各路赴调者，合计亦不过千，连同八旗之师，总共一万人”

高阳先生晚年的著作《清朝的皇帝》在关于清史疑问处的考证和发前人之覆上都做出了新的突破和贡献。文中从太祖到德宗每个皇帝统治中的历史事件的评价和皇帝的特性、优点、缺失都做了很客观的评价。而且大多是用史料作为根据来论述。而且高阳先生从对清人笔记的整理和诗集中能发现前人所不能发现的观点，显示了很强的考据功底和鉴赏能力。不容随意否定。

阿拉维之剑网友的小号萨克森战斧因为高阳先生的考证不符合他的观点，居然信口说史学界有口皆碑的高阳先生是在“骗人”，实在太没有学术讨论的基本道德。

4、西南的抗清势力仍旧牵制了满清相当兵力

阿拉维之剑网友及其小号认为在磨盘山之战后，西南无大的会战，“满清主力去西南打酱油干吗”？甚至还说：“李来亨，除了自守穷山外，还有一丁点战略反击能力吗”

这完全忽视了西南的抗清势力仍旧牵制了满清相当兵力之一事实。

首先，但从军事战略上来讲，没有大的会战就不会牵制对方大量兵力这本身就是错误的。抗战期间，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也没有大的会战，但牵制日军大部分兵力，这是人所共知的。史实是：磨盘山之战后，1660年清军才平定全川，1661年又入缅，1663年清军仍在进攻川东十三家时受挫，到康熙初年，西南才平定。

顾诚《南明史》：1663年（康熙二年），在清军步步进逼、形势逐渐恶化的情况下，郝摇旗同刘体纯商议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联合以兴山县为基地的李来亨部对清军实行反击，借以变被动为主动，打破清政府的围剿计划。这个提议得到了李来亨的积极赞同，决定首先合力迎击湖广清军。出战之前，李来亨命人杀猪备酒犒赏了刘、郝两部将士，鼓舞斗志。七月二十三日，李来亨、刘体纯、郝摇旗三部联合对湖广清军大举反击。明军英勇作战，清“楚师全军失利”，董学礼指挥的三万官兵被杀得抱头鼠窜，“带伤、死者甚多”，“除杀伤外，挤窜于南阳河（在兴山县境内），水为不流”。湖广清军一直逃回彝陵（今湖北宜昌市），喘息方定。

顾诚《南明史》：这年秋天，清廷接到湖广清军严重失利的报告，四川当局又一再求援，决定增派满洲八旗兵参战。命西安将军傅喀禅、副都统杜敏带领驻防西安满兵由陕入川，从水路抵巫山；另调京师八旗禁旅一万名，以都统穆里玛为靖西将军、都统图海为定西将军率领前往湖广，加强东路清军实力。

大家请看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的论述，这能算“除了自守穷山外，还有一丁点战略反击能力吗”？！

正因为西南的抗清势力仍旧牵制了满清相当兵力，所以郑成功在东南的作战面对的清军兵力相对较少，参与厦门庚子海战的清军仅4万人，其中大部分是黄梧、施琅指挥的汉族降军水师，八旗兵才1万左右。对此，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高度评价说清军重兵在云贵，在东南对付郑成功已经是捉襟见肘了。请看顾诚《南明史》原文：七月初八日，清廷“命内大臣达素为安南将军，同固山额真索洪、护军统领赖达等统领官兵征剿海逆郑成功”。清朝最高统治者于震惊之余，派出的仅仅是达素、索洪等二流人物，可以想见清廷在重兵聚集云贵之后，已经处于捉襟见肘的境地了。


三、说对马海战日军是“被动方式接敌”更是滑天下之大稽

阿拉维之剑网友说厦门庚子海战中郑成功采取的战术和日本在对马海战中采取的战术一样，并在对我的回帖中说日本舰队在对马海战中“主动挨敌”并且“被动方式接敌”，还说这是日本海军的战略思想。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1、日本海军的战略思想从来不是“主动挨敌”

有史以来，没有任何一个近代海军强国的海军主导思想是“主动挨敌”的。首先能称为海军主导思想的，只有“大舰巨炮”、“海防”、“夺取制海权”这种根本性海军建设和目标之类的才能称为海军主导思想，而不可能是具体海军时的战术安排。

日本近代海军的战略思想一直是“大舰巨炮”，其具体作战策略是“九段渐减迎击作战”，两者都从来不是“主动挨敌”。


2、拿对马海战日军抢占T头和厦门庚子海战郑成功下令各自为战类比并不恰当

拿对马海战日军抢占T头和厦门庚子海战郑成功下令各自为战类比并不恰当，更不能说两者在海战初都是被动挨打。对马海战中，日本是为了抢占T字头，主动采取机动，主动调整战位，主动暴露在沙俄活力射程内，以求得全灭沙俄舰队的战果。而沙俄军舰的火炮命中率低，采用炮弹、火药又落后，对日本军舰的打击微小。日本为求得全歼对手，在对手火力微弱的情况下，暂时进入对手火力投射范围，根本算不上“被动挨打”。而且日本舰队在整个海战中一直保持了舰队一体行动，东乡平八郎一直有效指挥整个舰队集体作战。这和郑成功下令各自为战毫无任何一点相通。


3、说对马海战日本舰队是被动挨打完全违背史实，说日军“被动方式接敌”更是滑天下之大稽

日俄战争中日军主动接敌，根本不是被动挨打。相反，沙俄舰队遭到日军主动截击后，才是被动参战，企图逃跑。

阿拉维之剑网友说日军是“被动方式接敌”的理由是“初战给人家当靶子，这不是被动是什么？”

这一言论完全违背战列舰时代海军作战准则。

在战列舰时代海军作战中，战列舰以舰队为单位统一作战（而非以军舰为单位各自为战），击中火力向对方的军舰射击。为了躲避对方炮击，军舰可以作有限机动，但是不能进行大幅度机动以免扰乱自己舰队的战线。因此，在海战中，所有军舰都是敌方的靶子，必然遭到敌方的集火炮击，最终看那方舰队损失军舰更大。

之所以要“大舰巨炮”，就是因为巨炮射程远，威力大，能尽早尽快攻击对方并击沉对方。而大舰一方面可以装载更大的巨炮，一方面防御能力也强，能够多承受对方炮击损伤，能撑到对方撤退。

汉语中的被动是指“不能造成有利局面使事情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而日本海军在对马海战完全占上风，海战进程完全按照东乡的计划发展，毫无例外。因此日本海军在对马海战采取的根本不是“被动方式接敌”的战术，日本海军在对马海战中一直采取主动，从来没有被动过。倒是沙俄海军从被发现，被截击，被歼灭，被追击从头到尾一直出于被动状态。

阿拉维之剑网友（小号骑士团、诺曼甲士、萨克森战斧等）写了一篇《被汉人遗忘的辉煌——歼灭满洲官兵人数最多的厦门大海战》，其中高度评价厦门庚子海战使“满清有生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还说厦门庚子海战中郑成功采取的战术和日本在对马海战中采取的战术一样，并在对我的回帖中说日本舰队在对马海战中“主动挨敌”并且“被动方式接敌”，还说这是日本海军的战略思想。

我对此有不同看法，特总结如下：


一、厦门庚子海战“满清有生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言过于实

厦门庚子海战确实是郑成功的一次战术性胜利，但远不是战略性胜利，总体上没改变敌强我弱的不利态势。说“使满洲有生力量的精华遭到前所未有的毁灭性打击”实在太夸大，有许多吹嘘成份。


1、“满洲八旗满洲官数不多，大至千把人也就”是完全错误的

厦门庚子海战“满清有生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的论据之一就是满洲军官只有1000多人，据不完全统计在厦门庚子海战战死了60人，比例不小。但是满洲军官只有1000多人这个论断是完全错误的。

顺治十七年三月（厦门庚子海战前）清政府曾核定统计过一次八旗军官人数，正好有这个史料，当时满洲军官不止1000多人，而是起码2387人以上。

《清史稿 职官制》

（1）京营满洲兵：

八旗都统，满、蒙、汉军旗各一人。副都统，旗各二人。参领，副参领，俱九十有六人（满洲、汉军各四十人，蒙古十有六人）。佐领，骁骑校，俱千一百五十有一人（满洲各六百八十有一人，蒙古各二百有四人，汉军各二百六十有六人）。协理事务参领四十人（满洲、汉军各十有六人，蒙古八人）。

护军统领，八人。护军参领，副参领，俱百十有二人（满洲各八十人，蒙古各三十有二人）。委署参领，五十有六人。护军校，八百八十有五人（满洲六百八十一人，蒙古二百有四人）。委署护军校，五十有六人。协理事务参领、副参领，各八人。

顺治十七年，定固山额真汉语为都统，梅勒章京称副都统，牛录章京称佐领，分得拨什库称骁骑校，巴牙喇纛章京称护军统领，甲喇章京为护军参领，并定员额如前所列。

顺治元年，定侍卫人员：领侍卫内大臣，内大臣，各六人（镶黄、正黄、正白旗各二人）。散秩大臣无员限。协理事务侍卫班领，侍卫班领，各十有二人。署班领二十有四人。侍卫什长七十有九人，宗室九人。侍卫一等，六十人（旗各二十人），宗室九人（旗各三人）。侍卫二等，百五十人（旗各五十人）。侍卫三等，二百七十人（旗各九十人），宗室六十有三人（旗各二十一人）。蓝翎侍卫九十人（旗各三十人）。四等侍卫、汉侍卫，俱无员限。亲军校，署亲军校，各七十七人。

前锋统领，左右翼各一人，参领、侍卫各八人，委署侍卫各四人，前锋校各四十有四人。

（2）地方驻防满洲兵：

盛京地区：盛京昂邦章京一人，副都统四人，城守尉四人，协领十有五人，佐领百三十有一人，骁骑校二百有七人。（顺治三年）

吉林地区：宁古塔昂邦章京一人，副都统七人，协领二十有三人，参领一人，佐领百三十有七人，防御八十有一人，骁骑校百四十有一人。（顺治十年）

江南地区：江宁总管一人，副都统二人，协领十人，佐领四十有六人，防御、骁骑校共五十有六人。（顺治十年）

浙江地区：浙江总管一人，副都统二人，协领十有四人，佐领三十有四人，骁骑校四十有八人。（顺治十七年）

陕西地区：山西昂邦章京一人，副都统二人，协领八人，佐领二十有三人，防御、骁骑校各四十人。（顺治二年）

福建地区：福建都统一人，副都统一人，协领九人，佐领、防御各十人，骁骑校二十有二人。（顺治十七年）

（3）总结

明确是满洲旗人的军官：八旗都统，满洲共8人。副都统，满洲共16人。参领、副参领，满洲共40人。佐领、骁骑校，满洲共681人。协理事务参领，满洲共16人。护军统领，满洲共8人。护军参领、副参领，满洲共80人。护军校，满洲共681人。侍卫什长9人(宗室)，侍卫一等9人(宗室)，侍卫三等63人(宗室)。以上共计1611人。

明确是旗人的军官：领侍卫内大臣6人，内大臣6人，协理事务侍卫班领12人，侍卫班领12人，署班领24人，侍卫什长79人，侍卫一等60人，侍卫二等150人，侍卫三等270人，蓝翎侍卫90人，亲军校77人，署亲军校77人。盛京地区驻防军官362人，吉林地区驻防军官360人，江南地区驻防军官115人，浙江地区驻防军官99人，陕西地区驻防军官114人，福建地区驻防军官53人。以上共计1966人。按照满、汉、蒙各三分之一计算，满洲军官有655人。

明确是满、蒙旗人的军官：护军委署参领56人，委署护军校56人，协理事务参领8人，副参领8人。前锋统领2人，参领、侍卫16人，委署侍卫8人，前锋校88人。以上共计242人。按照满、汉、蒙各三分之一计算，满洲军官有121人。

以上三项统计，顺治末期厦门庚子海战前，满洲军官就有2387人（还不包括轻车都尉、协领、骑都尉、云骑尉、长史、王府典仪等和没有员额限制的四等侍卫）。


2、折库讷说“计在京各旗披甲马兵、不过百人”说的是汉军旗情况，根本不是满洲兵情况

厦门庚子海战“满清有生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的论据之二就是满清高官折库讷曾密奏“计在京各旗披甲马兵、不过百人”。既然厦门庚子海战后，满洲兵只剩100多人了，那还不是“满清有生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吗？看似很确凿，其实完全是断章取义，误引史料。折库讷说“计在京各旗披甲马兵、不过百人”仅仅是说八旗汉军旗的“披甲马兵”，根本不是说满洲兵，更不是说整体的八旗军力。

我查阅了史料原文，首先这是顺治十六年七月厦门庚子海战前的密折，和厦门庚子海战根本无关，况且折库讷谈的是汉军旗的事情，不是满洲兵的情况。拿折库讷说“计在京各旗披甲马兵、不过百人”证明“满清有生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完全是鸡同鸭讲，牛头不对马嘴，两者根本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件事。

附

顺治实录记载顺治十六年七月，翰林院掌院学士折库讷密折：

翰林院掌院学士折库讷、密陈四事。一曰均田以为披甲人恒产。年来用兵。披甲人买马制械。奴仆逃亡。生业凋零。艰难日甚。我国家初定中原。凡官属兵丁、俱计丁授田。富厚有力之家、得田每至数百晌。满洲披甲人、或止父子或止兄弟、或止一身、得田不过数晌。征役甚烦。授田甚少。殊为可悯。今当有事之秋。应勿论人丁多少。概视差等、均授以田。其闲散人户、亦行量给。凡有增减定例。或十年、或十五年、一加编审。如此、则田亩得均。而甲兵日广。居则资生有策。行则军威克壮矣。一曰增汉军兵力。今各省驻防出征、多用汉军。计在京各旗披甲马兵、不过百人。而固山额真、梅勒章京、甲喇章京、牛录章京、亦在其内。兵少若此、征战安所赖乎。按汉军定例。不论新旧、每壮丁五名、各出马步甲一副。合而计之、其堪披甲者、亦不甚多。臣愚以为凡直隶、山西、陕西、山东、河南各省人民。有精壮善骑射者。请敕督抚提镇、凡司道副参以上、每年定限选拔送京。编入汉军牛录披甲。训练二三年。皆同旧人。或令驻防。或令出征。事必有济矣。一曰慎选绿旗官兵。今天下钱粮、大半耗于绿旗。虽星罗棋布。遍满海内。一有寇警、仍请在内禁旅。此皆将帅失人故也。今后凡提镇等紧要员缺。请不论满洲、蒙古、汉军、汉人、但选其夙娴军旅、精明强干之员补授。至该地方武弁、及闲散听用各员内。不乏才干之人。若该督抚提镇、所见既确。一遇紧要缺出、宜即酌量升补。以示鼓励。简阅士卒内精勇者、号为前锋兵。钱粮量加优给。视其劳绩擢用。以开上进之路。汰其老弱、不得充数冒滥。庶军事修明。不致虚糜粮饷。而地方有事、亦有攸赖矣。一曰亟收人心。近闻江南各州县寇乱、有望风迎降者。有缚官献城者。此皆将帅纪律不明。有司抚绥无术。以致若此。夫叛逆固不可宽。若详究其由、岂有阖城官民同谋从逆之理。必有奸宄之徒、首为倡乱。今天威远震。大军已发。灭寇在旦夕间。设将叛逆之人、概伸国法。数十城百姓、尽加诛戮。不但有伤我皇上如天之仁。恐后此有不幸而陷于贼者、将益坚其从逆之心矣。请速密谕大兵、但诛其渠魁。其迫胁株连愚民、概与赦免。则财赋之地、不至伤残。而圣德垂之万世矣。

《顺治实录》中也有对他这个折子的答复，更可见说得是八旗汉军旗的问题，而非满洲兵

先是部覆翰林院学士折库纳条议。均旗丁田。增汉军兵。收人心三款。不准行。其慎选绿旗官兵一款。以推补提镇、俱有定例听用等官、已分定省分。准行题用。无庸另议具奏。复命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至是、议政王等议、八旗汉军兵丁。因差往各处驻防。以致兵力单弱。请敕直隶、山西、陕西、山东、河南、及各督抚。遍招勇壮、有产业者、咨送前来。以补缺额。各省提督员缺。以后应不分满洲、蒙古、汉军、汉人、选有才干者补授。余款仍照部议可也。


3、八旗满洲兵在三藩之乱时已经腐败

厦门庚子海战“满清有生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的论据之三就是阿拉维之剑网友说由于八旗满洲兵有生力量在厦门庚子海战中遭到毁灭性打击，所以八旗满洲兵在三藩之乱中已经不能作战，只能依靠汉族军队作战。（注：阿拉维之剑的小号萨克森战斧在反驳我的回帖中又说“史实证明，三藩之乱中，满兵打的胜仗相当多，许多记载动不动斩敌上万、数千的。摧城拔寨仍相当锐利。”，我搞不清他到底认为满洲兵在三藩之乱中能不能战？）

这又是一个错误观点。真实的情况是：八旗满洲兵在三藩之乱时已经腐败。这一点，不仅史料中有记载，而且顾诚先生等明史大家也明确提到，其他历史研究成果中也比比皆是。

《清通鉴》中明确提到康熙痛斥八旗腐败无战斗力的话：“观望逗留，不思振旅遄进，竟尔营私适己希图便安，或诿兵甲之不全，或托舟楫之未具，借端引日，坐失时机，不知怎样应对？”（请注意，不肯进兵的原因是“营私适己希图便安”，就是贪图安乐方便）

《清史稿 赵良栋传》提到：昆明之战，八旗大军顿兵昆明坚城之下，不思进取，不敢出战，满洲兵最高指挥官彰泰对要求出战的军官说：“皇上豢养之满州，岂可轻进委之于敌？且尔兵初来，亦宜体养，何可令其伤损？”

顾诚《南明史》：满洲八旗兵进入汉人居住区后，享受着程度不等的胜利者的优待，逐渐滋长起追求生活安逸的风气，远不像入关前后那样淳朴、勇于用命。清朝入关初期咤叱风云的领兵大将由于染上天花，迷恋女色和内部倾轧，凋谢殆尽。到1658年满洲将领已经普遍沉浸于温柔乡中，雄心的逐渐消磨自然还要早一些。

《中国古代兵制》、《中国古代行政改革思想》、《清代兵制》均提到：
八旗兵在关外时，战斗之力颇强，但是入关后腐败 亦颇速。三藩之乱时，八旗兵已不足用了。

《八旗兵为什么在科技同样在落后于对手的情况下战斗力会相差这么大》提到：
八旗腐败远在在抗击“三藩之乱”的时候康熙就已经发现八旗兵已经全无战力了,只得依仗汉军“绿营”作战。

《曾国藩统帅湘军的道德践履与人格魅力》提到：
清王朝依靠八旗兵定鼎中原。但入关后八旗兵逐渐腐败，到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时，已不可用，只好依靠改编的汉人部队即绿营。

《腐败的清政府为什么毫无战斗力？》提到：
八旗军在入关之后就迅速腐化了。三藩之乱基本都靠汉人的绿营在打。八旗的战斗从那时候起就没有多少了。

《寄生虫军队——八旗军》提到：
从顺治、康熙年间起，八旗官兵便已出现追求享受、战斗意志衰退的倾向。在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中，八旗军以往的主力地位已被绿营兵所取代。

《八旗子弟的来历》提到：
早在康熙初年，在平定“三藩之乱”的一些战争中，八旗兵已大显疲态。一将领听到吴三桂进兵的消息，竟吓得把大炮埋起来，拼命逃跑。


二、西南满洲兵主力没有参加厦门庚子海战

阿拉维之剑网友在主帖和回帖中多次强调明安达礼率领西南满洲兵主力经荆州支援江宁，并参加了厦门庚子海战。这是错误的。当时，满清主力分兵三路攻打西南的桂王和李定国，郑成功才趁满清主力不在之机攻打南京。西南的满洲兵主力没有参加厦门庚子海战。

1、西南满洲兵主力去向在史料中非常明确

《清史稿 顺治本纪》记载顺治十六年二年对西南满洲兵主力的处置：“令罗托等班师，明安达礼驻防荆州”，多尼率领的满洲兵继续在云南作战，到“十七年五月”才“班师回京”（《清史稿 多尼传》：顺治十五年，多尼“师自湖南入贵州”，“十七年五月，师还，遣内大臣迎劳”）

史料记述非常清楚：西南满洲兵主力，一部分继续在云南作战，直到顺治十七年五月厦门庚子海战发生当月才回到北京，这部分满洲兵肯定没参加江宁之战和厦门庚子海战；另一部分早在顺治十六年二月就班师京城了；只有明安达礼率领的部分改驻防荆州，这部分参加了江宁之战，但没有参加厦门庚子海战。

2、明安达礼率领的满洲兵没有参加厦门庚子海战

《清史稿 明安达礼传》：十五年十二月，命为安南将军，帅师驻防荆州（请注意：在顺治十五年十二月明安达礼已经改驻防荆州，所以阿拉维之剑网友的小号萨克森战斧以“驻贵州的安南将军都亲自跑江宁援救”来证明西南满洲兵主力参加了江宁之战和厦门庚子海战，首先弄错了参战将领的职位和援兵的来源）

在江宁战后，《清史稿 明安达礼传》明确提到：“上令明安达礼移师驻防舟山”，并于十七年召还。

可见，明安达礼率领的满洲兵参加了江宁之战，但没有参加厦门庚子海战。

3、明安达礼率领的满洲兵参见江宁之战人数不多

高阳《清朝的皇帝》引《东华录》：“援兵唯一的主力为梁化凤的三千余人，此外最多不过金山营的一千人，其他各路赴调者，合计亦不过千，连同八旗之师，总共一万人”

高阳先生晚年的著作《清朝的皇帝》在关于清史疑问处的考证和发前人之覆上都做出了新的突破和贡献。文中从太祖到德宗每个皇帝统治中的历史事件的评价和皇帝的特性、优点、缺失都做了很客观的评价。而且大多是用史料作为根据来论述。而且高阳先生从对清人笔记的整理和诗集中能发现前人所不能发现的观点，显示了很强的考据功底和鉴赏能力。不容随意否定。

阿拉维之剑网友的小号萨克森战斧因为高阳先生的考证不符合他的观点，居然信口说史学界有口皆碑的高阳先生是在“骗人”，实在太没有学术讨论的基本道德。

4、西南的抗清势力仍旧牵制了满清相当兵力

阿拉维之剑网友及其小号认为在磨盘山之战后，西南无大的会战，“满清主力去西南打酱油干吗”？甚至还说：“李来亨，除了自守穷山外，还有一丁点战略反击能力吗”

这完全忽视了西南的抗清势力仍旧牵制了满清相当兵力之一事实。

首先，但从军事战略上来讲，没有大的会战就不会牵制对方大量兵力这本身就是错误的。抗战期间，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也没有大的会战，但牵制日军大部分兵力，这是人所共知的。史实是：磨盘山之战后，1660年清军才平定全川，1661年又入缅，1663年清军仍在进攻川东十三家时受挫，到康熙初年，西南才平定。

顾诚《南明史》：1663年（康熙二年），在清军步步进逼、形势逐渐恶化的情况下，郝摇旗同刘体纯商议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联合以兴山县为基地的李来亨部对清军实行反击，借以变被动为主动，打破清政府的围剿计划。这个提议得到了李来亨的积极赞同，决定首先合力迎击湖广清军。出战之前，李来亨命人杀猪备酒犒赏了刘、郝两部将士，鼓舞斗志。七月二十三日，李来亨、刘体纯、郝摇旗三部联合对湖广清军大举反击。明军英勇作战，清“楚师全军失利”，董学礼指挥的三万官兵被杀得抱头鼠窜，“带伤、死者甚多”，“除杀伤外，挤窜于南阳河（在兴山县境内），水为不流”。湖广清军一直逃回彝陵（今湖北宜昌市），喘息方定。

顾诚《南明史》：这年秋天，清廷接到湖广清军严重失利的报告，四川当局又一再求援，决定增派满洲八旗兵参战。命西安将军傅喀禅、副都统杜敏带领驻防西安满兵由陕入川，从水路抵巫山；另调京师八旗禁旅一万名，以都统穆里玛为靖西将军、都统图海为定西将军率领前往湖广，加强东路清军实力。

大家请看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的论述，这能算“除了自守穷山外，还有一丁点战略反击能力吗”？！

正因为西南的抗清势力仍旧牵制了满清相当兵力，所以郑成功在东南的作战面对的清军兵力相对较少，参与厦门庚子海战的清军仅4万人，其中大部分是黄梧、施琅指挥的汉族降军水师，八旗兵才1万左右。对此，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高度评价说清军重兵在云贵，在东南对付郑成功已经是捉襟见肘了。请看顾诚《南明史》原文：七月初八日，清廷“命内大臣达素为安南将军，同固山额真索洪、护军统领赖达等统领官兵征剿海逆郑成功”。清朝最高统治者于震惊之余，派出的仅仅是达素、索洪等二流人物，可以想见清廷在重兵聚集云贵之后，已经处于捉襟见肘的境地了。


三、说对马海战日军是“被动方式接敌”更是滑天下之大稽

阿拉维之剑网友说厦门庚子海战中郑成功采取的战术和日本在对马海战中采取的战术一样，并在对我的回帖中说日本舰队在对马海战中“主动挨敌”并且“被动方式接敌”，还说这是日本海军的战略思想。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1、日本海军的战略思想从来不是“主动挨敌”

有史以来，没有任何一个近代海军强国的海军主导思想是“主动挨敌”的。首先能称为海军主导思想的，只有“大舰巨炮”、“海防”、“夺取制海权”这种根本性海军建设和目标之类的才能称为海军主导思想，而不可能是具体海军时的战术安排。

日本近代海军的战略思想一直是“大舰巨炮”，其具体作战策略是“九段渐减迎击作战”，两者都从来不是“主动挨敌”。


2、拿对马海战日军抢占T头和厦门庚子海战郑成功下令各自为战类比并不恰当

拿对马海战日军抢占T头和厦门庚子海战郑成功下令各自为战类比并不恰当，更不能说两者在海战初都是被动挨打。对马海战中，日本是为了抢占T字头，主动采取机动，主动调整战位，主动暴露在沙俄活力射程内，以求得全灭沙俄舰队的战果。而沙俄军舰的火炮命中率低，采用炮弹、火药又落后，对日本军舰的打击微小。日本为求得全歼对手，在对手火力微弱的情况下，暂时进入对手火力投射范围，根本算不上“被动挨打”。而且日本舰队在整个海战中一直保持了舰队一体行动，东乡平八郎一直有效指挥整个舰队集体作战。这和郑成功下令各自为战毫无任何一点相通。


3、说对马海战日本舰队是被动挨打完全违背史实，说日军“被动方式接敌”更是滑天下之大稽

日俄战争中日军主动接敌，根本不是被动挨打。相反，沙俄舰队遭到日军主动截击后，才是被动参战，企图逃跑。

阿拉维之剑网友说日军是“被动方式接敌”的理由是“初战给人家当靶子，这不是被动是什么？”

这一言论完全违背战列舰时代海军作战准则。

在战列舰时代海军作战中，战列舰以舰队为单位统一作战（而非以军舰为单位各自为战），击中火力向对方的军舰射击。为了躲避对方炮击，军舰可以作有限机动，但是不能进行大幅度机动以免扰乱自己舰队的战线。因此，在海战中，所有军舰都是敌方的靶子，必然遭到敌方的集火炮击，最终看那方舰队损失军舰更大。

之所以要“大舰巨炮”，就是因为巨炮射程远，威力大，能尽早尽快攻击对方并击沉对方。而大舰一方面可以装载更大的巨炮，一方面防御能力也强，能够多承受对方炮击损伤，能撑到对方撤退。

汉语中的被动是指“不能造成有利局面使事情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而日本海军在对马海战完全占上风，海战进程完全按照东乡的计划发展，毫无例外。因此日本海军在对马海战采取的根本不是“被动方式接敌”的战术，日本海军在对马海战中一直采取主动，从来没有被动过。倒是沙俄海军从被发现，被截击，被歼灭，被追击从头到尾一直出于被动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