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帖]中日问题比台湾问题更难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1 20:42:34
中日问题比台湾问题更难
<P> 编者按:傅高义教授是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的东亚问题专家，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和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主任。近日，就中国崛起与中日关系，以及变动中的东亚政治问题，傅高义教授与正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担任客座研究员的刘慧华博士进行了对话。
●台湾问题只是近期的核心问题。更令人头痛的长期问题，将是中日问题。因为台湾问题迟早要解决、迟早会解决。在“后台湾问题时代”，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将大大提高
●中国的军事实力一定会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变得更强大。但中日之间不会发生军事冲突，台湾问题也不会发生军事冲突
●贸易上的国际竞争是很正常的。美国与欧洲在经济上也经常发生竞争甚至摩擦。重要的是，中日两国政府应该尽量把它们控制在经济层面，不应让它们干扰了政治关系
台湾问题是个近期问题，中日问题则是个长期问题
刘慧华：傅教授，很高兴有机会与您交流东亚政治问题。随着中国的崛起，大国地位的和平转换成了国际关系领域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有学者从历史角度分析，认为大国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一定会激化大国间的矛盾，从而导致摩擦、冲突甚至战争。具体到东亚，中日之间的摩擦和中国的台湾问题成为牵动大国关系的重要问题。
傅高义：的确，台湾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但我认为，台湾问题只是近期的核心问题。更令人头痛的长期问题，将是中日问题。因为台湾问题迟早要解决、迟早会解决。在“后台湾问题时代”，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将大大提高。
去年亚洲杯足球赛在重庆和北京举行，中国球迷表现出来的对日本的不友好情绪，在日本影响非常大，改变了一些日本人对中国的比较友好的看法，促使日本加快了发展军事力量和武器装备的步伐。中日之间的这种气氛，对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的发展都有负面影响。
刘慧华：随着中国的崛起，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确实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东亚的政治格局也因此处于变动之中。很多人都担心中日之间的摩擦会升级。
但是，也有很多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大大提高了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同时，军事科技长足发展，大国之间的相互摧毁能力大大提高，大大制约了大国走向冲突的可能性。因为大国之间的任何冲突和战争都只能导致两败俱伤，不会有绝对的赢家。我认为，这个观点在看待中日关系发展上，很有现实意义。
傅高义：我也认为，中国跟日本不会发生大的军事冲突。因为现在的情况与二战前日本和德国崛起时的情况不一样了。当时，日本为了掠夺资源，占领了中国的东北。现在情况不同了，国际市场天地广阔，国际贸易很发达。每个国家不仅可以把生产出来的商品拿到世界市场上去销售，还可以用钱在国际市场上买到任何需要的原材料。
另外，中国坚持以谈判方法解决中日矛盾，也能避免军事冲突的发生。
刘慧华：目前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对国际局势发展的基本判断是，本世纪头20年是中国重要的发展机遇期，中国正在抓住这个机遇，尽快发展自己。您作为一位美国学者，怎么看这个说法？
傅高义：邓小平先生曾经说过，为了中国的发展，中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我认为这个说法很对。中国的军事实力一定会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变得更强大。但我相信，中日之间不会发生军事冲突，台湾问题也不会发生军事冲突。
中日关系的关键在于加强历史问题的交流与沟通
刘慧华：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寻求突破战后和平宪法，为建立正式军队、向海外派兵和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做准备。有人说这是日本试图在政治军事上崛起。二战中被日本蹂躏的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对此都很担心。
傅高义：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个人认为，这是难以阻止的事情。日本现在是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在很多国际问题上，日本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必然追求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的大国地位。日本谋求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也反映出其在这方面的心态。
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谋求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也罢，对现行宪法进行修改也罢，都是早晚的事。更何况，任何国家都应有自己的宪法，而日本目前的宪法不是自己制订的，而是二战后美国制订的。
不过，日本人应该清楚，他们的军国主义失败了，但和平的经济发展成功了。
刘慧华：傅教授，去年您在参加“北京论坛”时曾在发言中指出，中日应该组成一个联合工作小组，对历史问题、教科书问题进行充分讨论和沟通。您认为，中日矛盾的核心是双方对历史问题沟通不够。
但是，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中日关系中以前并不尖锐的问题也开始显露出来。例如，对资源供应的竞争给两国关系抹上了一层不快的阴影。无论是中俄之间的石油管道之争，还是中国在东海开采油气田问题，都显示出中日之间在资源利益上的冲突。那么，您认为这些问题也是可以通过对历史问题的交流和沟通能够解决的吗？
傅高义：日本知道自己资源匮乏，早就确立了“贸易立国”的方针。1973年的石油危机后，日本一直在为资源和能源的供应安全做努力。贸易上的国际竞争是很正常的。美国与欧洲在经济上也经常发生竞争甚至摩擦。重要的是，中日两国政府应该尽量把它们控制在经济层面，不应让它们干扰了政治关系。总之，我觉得中日之间的关键还是妥善解决历史问题。
刘慧华：我同意您的观点，中日是处在同一个地缘政治区域内的两个崛起的大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我相信“以史为鉴”，同时又眼光远大的做法，才是有利于中日两国把问题解决好的做法。
“中国模式”将在亚洲发挥作用
刘慧华：有的学者把当今的国际关系归纳为两种模式。第一是美国模式，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战略，强调运用经济制裁甚至军事打击等手段，这种做法带有鲜明的“单边主义”色彩。这在“9·11”事件后的美国外交政策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第二种是以欧盟为代表的以区域一体化为主要机制的超国家组织模式。经过5次扩大，欧盟的“边界”已经推进到土耳其和原苏联。欧盟模式经过近50年的实践，成功地维护了西欧的稳定，带来了几十年的和平与发展，是非常成功和值得学习的一种模式。
从中日长期和平共处的角度来看，您认为中日能否学习欧盟经验，建立起诸如“中日能源联营”的机构。
傅高义：美国长期以来与许多国家关系很好，搞的是多边主义。“9·11”对美国影响很大，使美国人更关心自己的安全，美国政府的一些政策被人称为“单边主义”。这种情况是现实，但是为了解决问题，美国还是一定要跟别的国家合作的。我认为，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把与别国合作看作外交政策的主流。
至于在亚洲能否建立类似欧盟的国际组织，我个人认为50年内不可能。不过，亚洲已经有超国家的组织存在，而且正在不断加强。东盟与中日韩合作的10+3模式、上海合作组织，这些都很好。
另外，石油问题的解决也需要加强区域合作。有石油问题专家告诉我，石油问题最怕的是供应不稳定。为了避免这个问题，需要超国家组织的协调与合作。
刘慧华：从中国目前的对外政策来看，它强调政治自主、经济放开，强调和而不同、互相尊重、负责有为。我注意到，很多美国学者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积极评价，认为中国外交越来越务实、越来越灵活和成熟。我认为，这可以被称为“第三种模式”。
傅高义：中国近年来在外交上的成就的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肯定。中国强调政治自主，不欢迎国际干涉，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是不可避免的。以前中国不习惯多边国际活动，现在中国学会了，而且表现得也越来越自信，在国际上也越来越活跃。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倾向，会对东亚政治产生积极影响。▲
（刘慧华整理）
（本版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欢迎读者参与讨论，电子信箱：taolun@peopledaily.com.cn）
《环球时报》 (2005年02月21日 第十五版)</P>中日问题比台湾问题更难
<P> 编者按:傅高义教授是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的东亚问题专家，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和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主任。近日，就中国崛起与中日关系，以及变动中的东亚政治问题，傅高义教授与正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担任客座研究员的刘慧华博士进行了对话。
●台湾问题只是近期的核心问题。更令人头痛的长期问题，将是中日问题。因为台湾问题迟早要解决、迟早会解决。在“后台湾问题时代”，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将大大提高
●中国的军事实力一定会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变得更强大。但中日之间不会发生军事冲突，台湾问题也不会发生军事冲突
●贸易上的国际竞争是很正常的。美国与欧洲在经济上也经常发生竞争甚至摩擦。重要的是，中日两国政府应该尽量把它们控制在经济层面，不应让它们干扰了政治关系
台湾问题是个近期问题，中日问题则是个长期问题
刘慧华：傅教授，很高兴有机会与您交流东亚政治问题。随着中国的崛起，大国地位的和平转换成了国际关系领域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有学者从历史角度分析，认为大国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一定会激化大国间的矛盾，从而导致摩擦、冲突甚至战争。具体到东亚，中日之间的摩擦和中国的台湾问题成为牵动大国关系的重要问题。
傅高义：的确，台湾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但我认为，台湾问题只是近期的核心问题。更令人头痛的长期问题，将是中日问题。因为台湾问题迟早要解决、迟早会解决。在“后台湾问题时代”，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将大大提高。
去年亚洲杯足球赛在重庆和北京举行，中国球迷表现出来的对日本的不友好情绪，在日本影响非常大，改变了一些日本人对中国的比较友好的看法，促使日本加快了发展军事力量和武器装备的步伐。中日之间的这种气氛，对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的发展都有负面影响。
刘慧华：随着中国的崛起，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确实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东亚的政治格局也因此处于变动之中。很多人都担心中日之间的摩擦会升级。
但是，也有很多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大大提高了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同时，军事科技长足发展，大国之间的相互摧毁能力大大提高，大大制约了大国走向冲突的可能性。因为大国之间的任何冲突和战争都只能导致两败俱伤，不会有绝对的赢家。我认为，这个观点在看待中日关系发展上，很有现实意义。
傅高义：我也认为，中国跟日本不会发生大的军事冲突。因为现在的情况与二战前日本和德国崛起时的情况不一样了。当时，日本为了掠夺资源，占领了中国的东北。现在情况不同了，国际市场天地广阔，国际贸易很发达。每个国家不仅可以把生产出来的商品拿到世界市场上去销售，还可以用钱在国际市场上买到任何需要的原材料。
另外，中国坚持以谈判方法解决中日矛盾，也能避免军事冲突的发生。
刘慧华：目前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对国际局势发展的基本判断是，本世纪头20年是中国重要的发展机遇期，中国正在抓住这个机遇，尽快发展自己。您作为一位美国学者，怎么看这个说法？
傅高义：邓小平先生曾经说过，为了中国的发展，中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我认为这个说法很对。中国的军事实力一定会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变得更强大。但我相信，中日之间不会发生军事冲突，台湾问题也不会发生军事冲突。
中日关系的关键在于加强历史问题的交流与沟通
刘慧华：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寻求突破战后和平宪法，为建立正式军队、向海外派兵和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做准备。有人说这是日本试图在政治军事上崛起。二战中被日本蹂躏的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对此都很担心。
傅高义：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个人认为，这是难以阻止的事情。日本现在是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在很多国际问题上，日本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必然追求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的大国地位。日本谋求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也反映出其在这方面的心态。
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谋求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也罢，对现行宪法进行修改也罢，都是早晚的事。更何况，任何国家都应有自己的宪法，而日本目前的宪法不是自己制订的，而是二战后美国制订的。
不过，日本人应该清楚，他们的军国主义失败了，但和平的经济发展成功了。
刘慧华：傅教授，去年您在参加“北京论坛”时曾在发言中指出，中日应该组成一个联合工作小组，对历史问题、教科书问题进行充分讨论和沟通。您认为，中日矛盾的核心是双方对历史问题沟通不够。
但是，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中日关系中以前并不尖锐的问题也开始显露出来。例如，对资源供应的竞争给两国关系抹上了一层不快的阴影。无论是中俄之间的石油管道之争，还是中国在东海开采油气田问题，都显示出中日之间在资源利益上的冲突。那么，您认为这些问题也是可以通过对历史问题的交流和沟通能够解决的吗？
傅高义：日本知道自己资源匮乏，早就确立了“贸易立国”的方针。1973年的石油危机后，日本一直在为资源和能源的供应安全做努力。贸易上的国际竞争是很正常的。美国与欧洲在经济上也经常发生竞争甚至摩擦。重要的是，中日两国政府应该尽量把它们控制在经济层面，不应让它们干扰了政治关系。总之，我觉得中日之间的关键还是妥善解决历史问题。
刘慧华：我同意您的观点，中日是处在同一个地缘政治区域内的两个崛起的大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我相信“以史为鉴”，同时又眼光远大的做法，才是有利于中日两国把问题解决好的做法。
“中国模式”将在亚洲发挥作用
刘慧华：有的学者把当今的国际关系归纳为两种模式。第一是美国模式，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战略，强调运用经济制裁甚至军事打击等手段，这种做法带有鲜明的“单边主义”色彩。这在“9·11”事件后的美国外交政策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第二种是以欧盟为代表的以区域一体化为主要机制的超国家组织模式。经过5次扩大，欧盟的“边界”已经推进到土耳其和原苏联。欧盟模式经过近50年的实践，成功地维护了西欧的稳定，带来了几十年的和平与发展，是非常成功和值得学习的一种模式。
从中日长期和平共处的角度来看，您认为中日能否学习欧盟经验，建立起诸如“中日能源联营”的机构。
傅高义：美国长期以来与许多国家关系很好，搞的是多边主义。“9·11”对美国影响很大，使美国人更关心自己的安全，美国政府的一些政策被人称为“单边主义”。这种情况是现实，但是为了解决问题，美国还是一定要跟别的国家合作的。我认为，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把与别国合作看作外交政策的主流。
至于在亚洲能否建立类似欧盟的国际组织，我个人认为50年内不可能。不过，亚洲已经有超国家的组织存在，而且正在不断加强。东盟与中日韩合作的10+3模式、上海合作组织，这些都很好。
另外，石油问题的解决也需要加强区域合作。有石油问题专家告诉我，石油问题最怕的是供应不稳定。为了避免这个问题，需要超国家组织的协调与合作。
刘慧华：从中国目前的对外政策来看，它强调政治自主、经济放开，强调和而不同、互相尊重、负责有为。我注意到，很多美国学者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积极评价，认为中国外交越来越务实、越来越灵活和成熟。我认为，这可以被称为“第三种模式”。
傅高义：中国近年来在外交上的成就的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肯定。中国强调政治自主，不欢迎国际干涉，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是不可避免的。以前中国不习惯多边国际活动，现在中国学会了，而且表现得也越来越自信，在国际上也越来越活跃。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倾向，会对东亚政治产生积极影响。▲
（刘慧华整理）
（本版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欢迎读者参与讨论，电子信箱：taolun@peopledaily.com.cn）
《环球时报》 (2005年02月21日 第十五版)</P>
<P> 编者按:傅高义教授是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的东亚问题专家，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和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主任。近日，就中国崛起与中日关系，以及变动中的东亚政治问题，傅高义教授与正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担任客座研究员的刘慧华博士进行了对话。
●台湾问题只是近期的核心问题。更令人头痛的长期问题，将是中日问题。因为台湾问题迟早要解决、迟早会解决。在“后台湾问题时代”，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将大大提高
●中国的军事实力一定会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变得更强大。但中日之间不会发生军事冲突，台湾问题也不会发生军事冲突
●贸易上的国际竞争是很正常的。美国与欧洲在经济上也经常发生竞争甚至摩擦。重要的是，中日两国政府应该尽量把它们控制在经济层面，不应让它们干扰了政治关系
台湾问题是个近期问题，中日问题则是个长期问题
刘慧华：傅教授，很高兴有机会与您交流东亚政治问题。随着中国的崛起，大国地位的和平转换成了国际关系领域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有学者从历史角度分析，认为大国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一定会激化大国间的矛盾，从而导致摩擦、冲突甚至战争。具体到东亚，中日之间的摩擦和中国的台湾问题成为牵动大国关系的重要问题。
傅高义：的确，台湾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但我认为，台湾问题只是近期的核心问题。更令人头痛的长期问题，将是中日问题。因为台湾问题迟早要解决、迟早会解决。在“后台湾问题时代”，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将大大提高。
去年亚洲杯足球赛在重庆和北京举行，中国球迷表现出来的对日本的不友好情绪，在日本影响非常大，改变了一些日本人对中国的比较友好的看法，促使日本加快了发展军事力量和武器装备的步伐。中日之间的这种气氛，对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的发展都有负面影响。
刘慧华：随着中国的崛起，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确实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东亚的政治格局也因此处于变动之中。很多人都担心中日之间的摩擦会升级。
但是，也有很多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大大提高了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同时，军事科技长足发展，大国之间的相互摧毁能力大大提高，大大制约了大国走向冲突的可能性。因为大国之间的任何冲突和战争都只能导致两败俱伤，不会有绝对的赢家。我认为，这个观点在看待中日关系发展上，很有现实意义。
傅高义：我也认为，中国跟日本不会发生大的军事冲突。因为现在的情况与二战前日本和德国崛起时的情况不一样了。当时，日本为了掠夺资源，占领了中国的东北。现在情况不同了，国际市场天地广阔，国际贸易很发达。每个国家不仅可以把生产出来的商品拿到世界市场上去销售，还可以用钱在国际市场上买到任何需要的原材料。
另外，中国坚持以谈判方法解决中日矛盾，也能避免军事冲突的发生。
刘慧华：目前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对国际局势发展的基本判断是，本世纪头20年是中国重要的发展机遇期，中国正在抓住这个机遇，尽快发展自己。您作为一位美国学者，怎么看这个说法？
傅高义：邓小平先生曾经说过，为了中国的发展，中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我认为这个说法很对。中国的军事实力一定会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变得更强大。但我相信，中日之间不会发生军事冲突，台湾问题也不会发生军事冲突。
中日关系的关键在于加强历史问题的交流与沟通
刘慧华：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寻求突破战后和平宪法，为建立正式军队、向海外派兵和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做准备。有人说这是日本试图在政治军事上崛起。二战中被日本蹂躏的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对此都很担心。
傅高义：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个人认为，这是难以阻止的事情。日本现在是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在很多国际问题上，日本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必然追求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的大国地位。日本谋求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也反映出其在这方面的心态。
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谋求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也罢，对现行宪法进行修改也罢，都是早晚的事。更何况，任何国家都应有自己的宪法，而日本目前的宪法不是自己制订的，而是二战后美国制订的。
不过，日本人应该清楚，他们的军国主义失败了，但和平的经济发展成功了。
刘慧华：傅教授，去年您在参加“北京论坛”时曾在发言中指出，中日应该组成一个联合工作小组，对历史问题、教科书问题进行充分讨论和沟通。您认为，中日矛盾的核心是双方对历史问题沟通不够。
但是，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中日关系中以前并不尖锐的问题也开始显露出来。例如，对资源供应的竞争给两国关系抹上了一层不快的阴影。无论是中俄之间的石油管道之争，还是中国在东海开采油气田问题，都显示出中日之间在资源利益上的冲突。那么，您认为这些问题也是可以通过对历史问题的交流和沟通能够解决的吗？
傅高义：日本知道自己资源匮乏，早就确立了“贸易立国”的方针。1973年的石油危机后，日本一直在为资源和能源的供应安全做努力。贸易上的国际竞争是很正常的。美国与欧洲在经济上也经常发生竞争甚至摩擦。重要的是，中日两国政府应该尽量把它们控制在经济层面，不应让它们干扰了政治关系。总之，我觉得中日之间的关键还是妥善解决历史问题。
刘慧华：我同意您的观点，中日是处在同一个地缘政治区域内的两个崛起的大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我相信“以史为鉴”，同时又眼光远大的做法，才是有利于中日两国把问题解决好的做法。
“中国模式”将在亚洲发挥作用
刘慧华：有的学者把当今的国际关系归纳为两种模式。第一是美国模式，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战略，强调运用经济制裁甚至军事打击等手段，这种做法带有鲜明的“单边主义”色彩。这在“9·11”事件后的美国外交政策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第二种是以欧盟为代表的以区域一体化为主要机制的超国家组织模式。经过5次扩大，欧盟的“边界”已经推进到土耳其和原苏联。欧盟模式经过近50年的实践，成功地维护了西欧的稳定，带来了几十年的和平与发展，是非常成功和值得学习的一种模式。
从中日长期和平共处的角度来看，您认为中日能否学习欧盟经验，建立起诸如“中日能源联营”的机构。
傅高义：美国长期以来与许多国家关系很好，搞的是多边主义。“9·11”对美国影响很大，使美国人更关心自己的安全，美国政府的一些政策被人称为“单边主义”。这种情况是现实，但是为了解决问题，美国还是一定要跟别的国家合作的。我认为，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把与别国合作看作外交政策的主流。
至于在亚洲能否建立类似欧盟的国际组织，我个人认为50年内不可能。不过，亚洲已经有超国家的组织存在，而且正在不断加强。东盟与中日韩合作的10+3模式、上海合作组织，这些都很好。
另外，石油问题的解决也需要加强区域合作。有石油问题专家告诉我，石油问题最怕的是供应不稳定。为了避免这个问题，需要超国家组织的协调与合作。
刘慧华：从中国目前的对外政策来看，它强调政治自主、经济放开，强调和而不同、互相尊重、负责有为。我注意到，很多美国学者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积极评价，认为中国外交越来越务实、越来越灵活和成熟。我认为，这可以被称为“第三种模式”。
傅高义：中国近年来在外交上的成就的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肯定。中国强调政治自主，不欢迎国际干涉，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是不可避免的。以前中国不习惯多边国际活动，现在中国学会了，而且表现得也越来越自信，在国际上也越来越活跃。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倾向，会对东亚政治产生积极影响。▲
（刘慧华整理）
（本版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欢迎读者参与讨论，电子信箱：taolun@peopledaily.com.cn）
《环球时报》 (2005年02月21日 第十五版)</P>中日问题比台湾问题更难
<P> 编者按:傅高义教授是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的东亚问题专家，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和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主任。近日，就中国崛起与中日关系，以及变动中的东亚政治问题，傅高义教授与正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担任客座研究员的刘慧华博士进行了对话。
●台湾问题只是近期的核心问题。更令人头痛的长期问题，将是中日问题。因为台湾问题迟早要解决、迟早会解决。在“后台湾问题时代”，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将大大提高
●中国的军事实力一定会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变得更强大。但中日之间不会发生军事冲突，台湾问题也不会发生军事冲突
●贸易上的国际竞争是很正常的。美国与欧洲在经济上也经常发生竞争甚至摩擦。重要的是，中日两国政府应该尽量把它们控制在经济层面，不应让它们干扰了政治关系
台湾问题是个近期问题，中日问题则是个长期问题
刘慧华：傅教授，很高兴有机会与您交流东亚政治问题。随着中国的崛起，大国地位的和平转换成了国际关系领域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有学者从历史角度分析，认为大国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一定会激化大国间的矛盾，从而导致摩擦、冲突甚至战争。具体到东亚，中日之间的摩擦和中国的台湾问题成为牵动大国关系的重要问题。
傅高义：的确，台湾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但我认为，台湾问题只是近期的核心问题。更令人头痛的长期问题，将是中日问题。因为台湾问题迟早要解决、迟早会解决。在“后台湾问题时代”，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将大大提高。
去年亚洲杯足球赛在重庆和北京举行，中国球迷表现出来的对日本的不友好情绪，在日本影响非常大，改变了一些日本人对中国的比较友好的看法，促使日本加快了发展军事力量和武器装备的步伐。中日之间的这种气氛，对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的发展都有负面影响。
刘慧华：随着中国的崛起，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确实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东亚的政治格局也因此处于变动之中。很多人都担心中日之间的摩擦会升级。
但是，也有很多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大大提高了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同时，军事科技长足发展，大国之间的相互摧毁能力大大提高，大大制约了大国走向冲突的可能性。因为大国之间的任何冲突和战争都只能导致两败俱伤，不会有绝对的赢家。我认为，这个观点在看待中日关系发展上，很有现实意义。
傅高义：我也认为，中国跟日本不会发生大的军事冲突。因为现在的情况与二战前日本和德国崛起时的情况不一样了。当时，日本为了掠夺资源，占领了中国的东北。现在情况不同了，国际市场天地广阔，国际贸易很发达。每个国家不仅可以把生产出来的商品拿到世界市场上去销售，还可以用钱在国际市场上买到任何需要的原材料。
另外，中国坚持以谈判方法解决中日矛盾，也能避免军事冲突的发生。
刘慧华：目前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对国际局势发展的基本判断是，本世纪头20年是中国重要的发展机遇期，中国正在抓住这个机遇，尽快发展自己。您作为一位美国学者，怎么看这个说法？
傅高义：邓小平先生曾经说过，为了中国的发展，中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我认为这个说法很对。中国的军事实力一定会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变得更强大。但我相信，中日之间不会发生军事冲突，台湾问题也不会发生军事冲突。
中日关系的关键在于加强历史问题的交流与沟通
刘慧华：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寻求突破战后和平宪法，为建立正式军队、向海外派兵和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做准备。有人说这是日本试图在政治军事上崛起。二战中被日本蹂躏的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对此都很担心。
傅高义：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个人认为，这是难以阻止的事情。日本现在是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在很多国际问题上，日本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必然追求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的大国地位。日本谋求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也反映出其在这方面的心态。
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谋求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也罢，对现行宪法进行修改也罢，都是早晚的事。更何况，任何国家都应有自己的宪法，而日本目前的宪法不是自己制订的，而是二战后美国制订的。
不过，日本人应该清楚，他们的军国主义失败了，但和平的经济发展成功了。
刘慧华：傅教授，去年您在参加“北京论坛”时曾在发言中指出，中日应该组成一个联合工作小组，对历史问题、教科书问题进行充分讨论和沟通。您认为，中日矛盾的核心是双方对历史问题沟通不够。
但是，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中日关系中以前并不尖锐的问题也开始显露出来。例如，对资源供应的竞争给两国关系抹上了一层不快的阴影。无论是中俄之间的石油管道之争，还是中国在东海开采油气田问题，都显示出中日之间在资源利益上的冲突。那么，您认为这些问题也是可以通过对历史问题的交流和沟通能够解决的吗？
傅高义：日本知道自己资源匮乏，早就确立了“贸易立国”的方针。1973年的石油危机后，日本一直在为资源和能源的供应安全做努力。贸易上的国际竞争是很正常的。美国与欧洲在经济上也经常发生竞争甚至摩擦。重要的是，中日两国政府应该尽量把它们控制在经济层面，不应让它们干扰了政治关系。总之，我觉得中日之间的关键还是妥善解决历史问题。
刘慧华：我同意您的观点，中日是处在同一个地缘政治区域内的两个崛起的大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我相信“以史为鉴”，同时又眼光远大的做法，才是有利于中日两国把问题解决好的做法。
“中国模式”将在亚洲发挥作用
刘慧华：有的学者把当今的国际关系归纳为两种模式。第一是美国模式，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战略，强调运用经济制裁甚至军事打击等手段，这种做法带有鲜明的“单边主义”色彩。这在“9·11”事件后的美国外交政策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第二种是以欧盟为代表的以区域一体化为主要机制的超国家组织模式。经过5次扩大，欧盟的“边界”已经推进到土耳其和原苏联。欧盟模式经过近50年的实践，成功地维护了西欧的稳定，带来了几十年的和平与发展，是非常成功和值得学习的一种模式。
从中日长期和平共处的角度来看，您认为中日能否学习欧盟经验，建立起诸如“中日能源联营”的机构。
傅高义：美国长期以来与许多国家关系很好，搞的是多边主义。“9·11”对美国影响很大，使美国人更关心自己的安全，美国政府的一些政策被人称为“单边主义”。这种情况是现实，但是为了解决问题，美国还是一定要跟别的国家合作的。我认为，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把与别国合作看作外交政策的主流。
至于在亚洲能否建立类似欧盟的国际组织，我个人认为50年内不可能。不过，亚洲已经有超国家的组织存在，而且正在不断加强。东盟与中日韩合作的10+3模式、上海合作组织，这些都很好。
另外，石油问题的解决也需要加强区域合作。有石油问题专家告诉我，石油问题最怕的是供应不稳定。为了避免这个问题，需要超国家组织的协调与合作。
刘慧华：从中国目前的对外政策来看，它强调政治自主、经济放开，强调和而不同、互相尊重、负责有为。我注意到，很多美国学者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积极评价，认为中国外交越来越务实、越来越灵活和成熟。我认为，这可以被称为“第三种模式”。
傅高义：中国近年来在外交上的成就的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肯定。中国强调政治自主，不欢迎国际干涉，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是不可避免的。以前中国不习惯多边国际活动，现在中国学会了，而且表现得也越来越自信，在国际上也越来越活跃。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倾向，会对东亚政治产生积极影响。▲
（刘慧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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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 (2005年02月21日 第十五版)</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