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称强政府、高投资的中国模式是死路、绝路

5月11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主办的《吴敬琏文集》首发式暨中国改革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吴敬琏、林毅夫等著名经济学家和官方智囊共议改革何去何从。有“吴市场”之称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直言，过去几年里所谓“强势政府”、“海量投资”拉动经济的中国模式已是“一条死路”，而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虽早有共识，却未见实效。他警告说，旧思想和旧体制仍在阻碍改革，未来自上而下的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

吴敬琏：强政府、高投资是“一条死路”

吴敬琏在讲话中说，对于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从生产上的问题到社会上的问题都有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一种解决方案是继续推进改革，不但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有政治体制改革。所谓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另外一种方法强化政府的力量，政府动用资源海量投资来保持高速度的增长，用政府主导来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后一种出路的势头到了过去十年后面的一段时候变得越来越强，以至于后来又人把它命名为中国模式。认为这个不但是解决中国所有发展的问题和社会问题好的药方，而且认为可以让世界效仿一下，解决世界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吴敬琏认为，这样的道路是“一条死路，是一条绝路。而且这一点如果你深入的考察一下最近五年的经验，那个已经是强弩之末或者黔驴技穷了”。吴敬琏还援引第一季度经济数据说，GDP7.7%的增长率说明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已经显现出来。“我不大同意经济学家还有老朋友在说这是一个周期性的第二季度会回来，我不这么看，应该有清晰的认识，用这种办法已经陷入困境。投资一增加，马上资产泡沫和物价都会反映，而在增长上拉动增长的效果非常差。”

吴敬琏称，市场化，民主化、法制化的改革之所以困难重重，是因为“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旧的思想旧的体制旧的路线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改革以来利用权力来聚集财富的力量比起80年代、90年代都要强得多。”因此，自上而下的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

林毅夫：改革不完整 不应再给国有企业补贴

林毅夫认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走的是渐进的双轨的道路，这是符合国情的改革。一方面，继续给在改革开放前建立起来的那些大型但是不符合比较优势、在市场当中没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必要的保护，避免它们在转型过程当中崩溃带来大量失业。另一方面，放开在改革开放前受到抑制的但是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比较密集的行业的禁锢，包括乡镇企业、民营企业还有外资企业的发展。

林毅夫同时指出，这种改革在当时虽然符合国情，但是带来的是改革的不完整。比如，金融受到抑制，金融以为大企业服务的大银行为主，而绝大多数中型、小型、微型的企业得不到金融服务，这样造成收入低的人补贴收入高的人，产业受到扭曲。目前我国的一些大型产业例如三一重工这样的可以在国际市场上面跟德国的大型装备业进行竞争，有它的比较优势，有自身的能力，要是扭曲来补贴它的话就不是雪中送炭，变成了锦上添花，“除了军工国防相关行业外，不应该再给其它国企补贴。”

陈清泰：破垄断 消除所有制鸿沟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陈清泰在同一场合则提出，“所有制鸿沟”已成约束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无论政府管理还是企业政策、社会舆论几乎都打上所有制的烙印，每家企业头上都有一个所有制标签。”

“如今民营经济总量已碰到天花板，触及了公有制为主体的政策红线，是牢守红线还是推进改革，是中国面临的政策选择。”陈清泰建议，打破垄断，给民营经济平等的地位，才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以下为吴敬琏发言实录：

我想说两点，第一点回顾过去，大家对我的评价有些确实不敢当。有一个说法，我30年了，我著作的内容一以贯之，这个不太准确。大家对我的学习这一点一以贯之我还是比较认同，学到的知识和表达出来的知识那是变化很大。当然80年以后的可能波动的幅度小一点，要讲到80年以前幅度就很大了。

我在1954年从复旦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满脑子可以说一句话，就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1988年江苏出版社出了一个经济学家每个人说自己的自传，我那个自传有一个小标题“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没想到因为当时事情的变动，这个书出了两年才出版，出版的时候这个编辑很紧张，说这个标题不行，改个标题。我到北京来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怀着这么一种心情来进研究所，特别是经过几次运动以后简直是吓破了胆。

到了60年代初期中国可能是经济学界的左派矛盾思想很重要的阐述者，以至于在开始改革开放以后有一个代表团来访问到马列所，马列所让我接待，介绍中国改革的设想。讲完了团长提一个问题，61年的时候我们日本的毛派不宣传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当时有一篇经济学经典的论文叫做社会主义的过渡性，署名叫吴琏，这个是不是你？这是我。阐述毛泽东在读书会，社会主义就是一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模式。改革开放以后思想有很多变化，开始的时候我还是着眼于官员南斯拉夫和匈牙利改革，后来应该说重新学习经济学那是在耶鲁大学，刚才颖一说了，应该说对现代经济学做了一个系统重新学习。即使在那以后的文章，现在去看，有很大的理想，很强的进一步改革的影子。以至于我跟老龙一块儿引进比较经济体制，这个时候仍然带有很强的印象。

后来有变化，主要的冲击来自什么地方？经过一段改革到了80年代中期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会发现市场制度没有其它包括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的支撑，它是无法有效运转。当时年轻一代的也有一些影子，因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整个20世纪前面五六十年，包括91年我们回忆90年代这次改革的时候，我们跟江泽民总书记讨论，一定要搞市场经济。从我的说辞里面可以看到，我强调的是资源配置，把资源配置的有效性看成经济体制最重要的一个效率和标志。后来的讨论里面周小川提出两个主要功能，我当然是支持的，一个是有效的配置资源，另外一个能够形成所谓市场的激励性。后来江泽民总书记在1992年6月9号对十四次代表大会定调讲话说了两点，市场经济的作用归纳了两点，一点有效配置资源，另外形成好的激励机制。从这个地方看起来，我这个思想还是紧追慢赶，并不是一开始很能够站在应用学层面上，需要不断的努力。

后来跟江平教授结识以后，需要懂一懂法治，我请教UC的政治学教授请他给我开一个书单，看了一百来本书，对普通法、大陆法、宪政有一点初步的认识。法治比体制的重要性，跟法学家的交往像江平教授的交往，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我们这些人学术的认识结构不但老而且相当得顽固，需要努力，我们年轻人会好一些，但是就我来说仍然如此，今后还是继续努力，真正成为崛起的国家唯有自己文化的崛起撑不住的，我们还需要大家共同来努力。我的朋友对文集写了一个评语，他表扬了一点也是批评也是鞭策，他很愿意学习新的东西。

另外讲一点，中国改革还走在半路上，中间还有很多反复，今后的任务还是很艰巨的，从计划经济走出来在80年代打开缺口，到90年代的改革号称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的结构。我们国家由于意识形态等等各种影响，在社会主义中包含了许许多多旧体制的内容，始终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双层体制消长的问题，在86年当时已经发生很多问题，所谓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等等社会问题，还有对腐败的不满等等。当时国务院领导人做了一个判断，我觉得这个判断现在看来还是对的，所有这些矛盾的来源在于当时的说法叫做双重体制的胶着对峙。

90年代情况有了变化，90年代经过92年设计93年设计94年开始的改革，这一个体制市场经济的体制力量有了壮大，80年代后期非国有部分只占整个国民经济总量的1/3，包括那些很模糊的苏南模式也不过如此。到了90年代改革实践，两种体制的力量对比发生一些变化，从总量来说非国有部分强一点，但是消长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特别到了21世纪以后改革所得来的成果以一些人极左式由于政府的作用、政府的力量造成的，对于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从生产上的问题到社会上的问题都有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一种解决方案是继续推进改革，不但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有政治体制改革。所谓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另外一种方法强化政府的力量，政府动用资源海量投资来保持高速度的增长，用政府主导来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后一种出路的势头到了过去十年后面的一段时候变得越来越强，以至于后来又人把它命名为中国模式。认为这个不但是解决中国所有发展的问题和社会问题好的药方，而且认为可以让世界效仿一下，解决世界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一本宣传所谓中国模式的书说，中国模式的特点优点在哪里，在于有一个强势政府。这本书的作者说中国创造了两个奇迹，一个奇迹叫高铁奇迹，一个奇迹叫重庆奇迹。这个趋势可能到了2010年左右到达最高峰，2011年以后出现了几个事件使得奇迹的内幕、真相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加上我们理论界网络上的辩论，以怀疑这个药方是21世纪以来被有些人所强力推进的方向是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还是加深中国的问题，怀疑的人越来越多了。正好这个时候召开了党的十八大，在十八大以前人们对十八大能够对这个问题做出一个正确的回答给予很高的希望，十八大开了以后大家都认为出现了一些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道路，推进改革的办法来解决我们面前的问题，而且真正实现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给予很高希望，事实从十八大文件来看确实有些情况是存在的。

我想说的是，这样两个不同方向这种争论，或者说得严重点中国向何处去的两种方向的斗争仍然会继续，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旧的思想旧的体制旧的路线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改革以来利用权力来聚集财富的力量比起80年代、90年代都要强得多，这种情况下自上而下不可能一帆风顺。

刚才何迪先生说我是有自信，从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你可以看到那样一种道路是一条死路，是一条绝路。而且这一点如果你深入的考察一下最近五年的经验，那个已经是强弩之末或者黔驴技穷了，经济发展的方式不转变，中国高速的增长不可持续，这个是以前得到过共识的，而且在“九五计划”、“十五计划”、“十一五计划”、“十二五计划”都表现了这个共识，但是实际呢？我参与过“十一五”讨论，“十一五”的规定相当不错，不是我们这些人这么看，做“十二五”的时候国台办请了几位美国经济学家做了预研究，为首的诺贝尔奖经济学获得者迈克尔斯潘、鲍汝莫尔，他们听了学者的汇报特别听了发改委主持“十二五”汇报的人的汇报，杨伟民那时候在发改委给他们做了汇报，他们两位特别满意。我问他们有什么建议？我们的建议你们的“十二五”都有。他们临走的时候给我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做的那一套还是强势政府、动用资源、海量投资，把它们拉起来。09年四万亿，投资十万亿贷款，不到一年下来了。到去年下半年又来了，到各地去都是无比巨大的投资计划，到处是推土机轰鸣，推了建，造城运动，去年下半年内地是这样沿海也是这样。

第四季度增长0.9个百分点，今年一季度又下来，说是7.7，还有外贸增长，我到不少地方都很怀疑7.7，即使7.7说明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已经显现出来了。我不大同意经济学家还有老朋友在说这是一个周期性的第二季度会回来，我不这么看，应该有清晰的认识，用这种办法已经陷入困境。投资一增加，马上资产泡沫和物价都会反映，而在增长上拉动增长的效果非常差。

现在中央工作会议要求今年要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各方面都在登，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责任参与，这个实际上是决定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大的事业。思想上的分歧也会很多，利益上的纠结更加严重。怎么来做？我们可以沟通，温故而知新，我们改革30多年来一直是不断地出现新的十字路口，不能够在选择的关头做出正确选择的时候，整个经济发展就会脱轨，现在既是机会又是挑战，我们共同努力能够使得我们经济改革理论能够向前推进，总体发展跟上。

谢谢大家的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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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主办的《吴敬琏文集》首发式暨中国改革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吴敬琏、林毅夫等著名经济学家和官方智囊共议改革何去何从。有“吴市场”之称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直言，过去几年里所谓“强势政府”、“海量投资”拉动经济的中国模式已是“一条死路”，而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虽早有共识，却未见实效。他警告说，旧思想和旧体制仍在阻碍改革，未来自上而下的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

吴敬琏：强政府、高投资是“一条死路”

吴敬琏在讲话中说，对于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从生产上的问题到社会上的问题都有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一种解决方案是继续推进改革，不但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有政治体制改革。所谓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另外一种方法强化政府的力量，政府动用资源海量投资来保持高速度的增长，用政府主导来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后一种出路的势头到了过去十年后面的一段时候变得越来越强，以至于后来又人把它命名为中国模式。认为这个不但是解决中国所有发展的问题和社会问题好的药方，而且认为可以让世界效仿一下，解决世界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吴敬琏认为，这样的道路是“一条死路，是一条绝路。而且这一点如果你深入的考察一下最近五年的经验，那个已经是强弩之末或者黔驴技穷了”。吴敬琏还援引第一季度经济数据说，GDP7.7%的增长率说明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已经显现出来。“我不大同意经济学家还有老朋友在说这是一个周期性的第二季度会回来，我不这么看，应该有清晰的认识，用这种办法已经陷入困境。投资一增加，马上资产泡沫和物价都会反映，而在增长上拉动增长的效果非常差。”

吴敬琏称，市场化，民主化、法制化的改革之所以困难重重，是因为“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旧的思想旧的体制旧的路线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改革以来利用权力来聚集财富的力量比起80年代、90年代都要强得多。”因此，自上而下的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

林毅夫：改革不完整 不应再给国有企业补贴

林毅夫认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走的是渐进的双轨的道路，这是符合国情的改革。一方面，继续给在改革开放前建立起来的那些大型但是不符合比较优势、在市场当中没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必要的保护，避免它们在转型过程当中崩溃带来大量失业。另一方面，放开在改革开放前受到抑制的但是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比较密集的行业的禁锢，包括乡镇企业、民营企业还有外资企业的发展。

林毅夫同时指出，这种改革在当时虽然符合国情，但是带来的是改革的不完整。比如，金融受到抑制，金融以为大企业服务的大银行为主，而绝大多数中型、小型、微型的企业得不到金融服务，这样造成收入低的人补贴收入高的人，产业受到扭曲。目前我国的一些大型产业例如三一重工这样的可以在国际市场上面跟德国的大型装备业进行竞争，有它的比较优势，有自身的能力，要是扭曲来补贴它的话就不是雪中送炭，变成了锦上添花，“除了军工国防相关行业外，不应该再给其它国企补贴。”

陈清泰：破垄断 消除所有制鸿沟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陈清泰在同一场合则提出，“所有制鸿沟”已成约束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无论政府管理还是企业政策、社会舆论几乎都打上所有制的烙印，每家企业头上都有一个所有制标签。”

“如今民营经济总量已碰到天花板，触及了公有制为主体的政策红线，是牢守红线还是推进改革，是中国面临的政策选择。”陈清泰建议，打破垄断，给民营经济平等的地位，才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以下为吴敬琏发言实录：

我想说两点，第一点回顾过去，大家对我的评价有些确实不敢当。有一个说法，我30年了，我著作的内容一以贯之，这个不太准确。大家对我的学习这一点一以贯之我还是比较认同，学到的知识和表达出来的知识那是变化很大。当然80年以后的可能波动的幅度小一点，要讲到80年以前幅度就很大了。

我在1954年从复旦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满脑子可以说一句话，就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1988年江苏出版社出了一个经济学家每个人说自己的自传，我那个自传有一个小标题“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没想到因为当时事情的变动，这个书出了两年才出版，出版的时候这个编辑很紧张，说这个标题不行，改个标题。我到北京来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怀着这么一种心情来进研究所，特别是经过几次运动以后简直是吓破了胆。

到了60年代初期中国可能是经济学界的左派矛盾思想很重要的阐述者，以至于在开始改革开放以后有一个代表团来访问到马列所，马列所让我接待，介绍中国改革的设想。讲完了团长提一个问题，61年的时候我们日本的毛派不宣传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当时有一篇经济学经典的论文叫做社会主义的过渡性，署名叫吴琏，这个是不是你？这是我。阐述毛泽东在读书会，社会主义就是一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模式。改革开放以后思想有很多变化，开始的时候我还是着眼于官员南斯拉夫和匈牙利改革，后来应该说重新学习经济学那是在耶鲁大学，刚才颖一说了，应该说对现代经济学做了一个系统重新学习。即使在那以后的文章，现在去看，有很大的理想，很强的进一步改革的影子。以至于我跟老龙一块儿引进比较经济体制，这个时候仍然带有很强的印象。

后来有变化，主要的冲击来自什么地方？经过一段改革到了80年代中期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会发现市场制度没有其它包括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的支撑，它是无法有效运转。当时年轻一代的也有一些影子，因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整个20世纪前面五六十年，包括91年我们回忆90年代这次改革的时候，我们跟江泽民总书记讨论，一定要搞市场经济。从我的说辞里面可以看到，我强调的是资源配置，把资源配置的有效性看成经济体制最重要的一个效率和标志。后来的讨论里面周小川提出两个主要功能，我当然是支持的，一个是有效的配置资源，另外一个能够形成所谓市场的激励性。后来江泽民总书记在1992年6月9号对十四次代表大会定调讲话说了两点，市场经济的作用归纳了两点，一点有效配置资源，另外形成好的激励机制。从这个地方看起来，我这个思想还是紧追慢赶，并不是一开始很能够站在应用学层面上，需要不断的努力。

后来跟江平教授结识以后，需要懂一懂法治，我请教UC的政治学教授请他给我开一个书单，看了一百来本书，对普通法、大陆法、宪政有一点初步的认识。法治比体制的重要性，跟法学家的交往像江平教授的交往，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我们这些人学术的认识结构不但老而且相当得顽固，需要努力，我们年轻人会好一些，但是就我来说仍然如此，今后还是继续努力，真正成为崛起的国家唯有自己文化的崛起撑不住的，我们还需要大家共同来努力。我的朋友对文集写了一个评语，他表扬了一点也是批评也是鞭策，他很愿意学习新的东西。

另外讲一点，中国改革还走在半路上，中间还有很多反复，今后的任务还是很艰巨的，从计划经济走出来在80年代打开缺口，到90年代的改革号称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的结构。我们国家由于意识形态等等各种影响，在社会主义中包含了许许多多旧体制的内容，始终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双层体制消长的问题，在86年当时已经发生很多问题，所谓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等等社会问题，还有对腐败的不满等等。当时国务院领导人做了一个判断，我觉得这个判断现在看来还是对的，所有这些矛盾的来源在于当时的说法叫做双重体制的胶着对峙。

90年代情况有了变化，90年代经过92年设计93年设计94年开始的改革，这一个体制市场经济的体制力量有了壮大，80年代后期非国有部分只占整个国民经济总量的1/3，包括那些很模糊的苏南模式也不过如此。到了90年代改革实践，两种体制的力量对比发生一些变化，从总量来说非国有部分强一点，但是消长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特别到了21世纪以后改革所得来的成果以一些人极左式由于政府的作用、政府的力量造成的，对于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从生产上的问题到社会上的问题都有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一种解决方案是继续推进改革，不但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有政治体制改革。所谓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另外一种方法强化政府的力量，政府动用资源海量投资来保持高速度的增长，用政府主导来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后一种出路的势头到了过去十年后面的一段时候变得越来越强，以至于后来又人把它命名为中国模式。认为这个不但是解决中国所有发展的问题和社会问题好的药方，而且认为可以让世界效仿一下，解决世界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一本宣传所谓中国模式的书说，中国模式的特点优点在哪里，在于有一个强势政府。这本书的作者说中国创造了两个奇迹，一个奇迹叫高铁奇迹，一个奇迹叫重庆奇迹。这个趋势可能到了2010年左右到达最高峰，2011年以后出现了几个事件使得奇迹的内幕、真相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加上我们理论界网络上的辩论，以怀疑这个药方是21世纪以来被有些人所强力推进的方向是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还是加深中国的问题，怀疑的人越来越多了。正好这个时候召开了党的十八大，在十八大以前人们对十八大能够对这个问题做出一个正确的回答给予很高的希望，十八大开了以后大家都认为出现了一些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道路，推进改革的办法来解决我们面前的问题，而且真正实现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给予很高希望，事实从十八大文件来看确实有些情况是存在的。

我想说的是，这样两个不同方向这种争论，或者说得严重点中国向何处去的两种方向的斗争仍然会继续，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旧的思想旧的体制旧的路线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改革以来利用权力来聚集财富的力量比起80年代、90年代都要强得多，这种情况下自上而下不可能一帆风顺。

刚才何迪先生说我是有自信，从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你可以看到那样一种道路是一条死路，是一条绝路。而且这一点如果你深入的考察一下最近五年的经验，那个已经是强弩之末或者黔驴技穷了，经济发展的方式不转变，中国高速的增长不可持续，这个是以前得到过共识的，而且在“九五计划”、“十五计划”、“十一五计划”、“十二五计划”都表现了这个共识，但是实际呢？我参与过“十一五”讨论，“十一五”的规定相当不错，不是我们这些人这么看，做“十二五”的时候国台办请了几位美国经济学家做了预研究，为首的诺贝尔奖经济学获得者迈克尔斯潘、鲍汝莫尔，他们听了学者的汇报特别听了发改委主持“十二五”汇报的人的汇报，杨伟民那时候在发改委给他们做了汇报，他们两位特别满意。我问他们有什么建议？我们的建议你们的“十二五”都有。他们临走的时候给我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做的那一套还是强势政府、动用资源、海量投资，把它们拉起来。09年四万亿，投资十万亿贷款，不到一年下来了。到去年下半年又来了，到各地去都是无比巨大的投资计划，到处是推土机轰鸣，推了建，造城运动，去年下半年内地是这样沿海也是这样。

第四季度增长0.9个百分点，今年一季度又下来，说是7.7，还有外贸增长，我到不少地方都很怀疑7.7，即使7.7说明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已经显现出来了。我不大同意经济学家还有老朋友在说这是一个周期性的第二季度会回来，我不这么看，应该有清晰的认识，用这种办法已经陷入困境。投资一增加，马上资产泡沫和物价都会反映，而在增长上拉动增长的效果非常差。

现在中央工作会议要求今年要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各方面都在登，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责任参与，这个实际上是决定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大的事业。思想上的分歧也会很多，利益上的纠结更加严重。怎么来做？我们可以沟通，温故而知新，我们改革30多年来一直是不断地出现新的十字路口，不能够在选择的关头做出正确选择的时候，整个经济发展就会脱轨，现在既是机会又是挑战，我们共同努力能够使得我们经济改革理论能够向前推进，总体发展跟上。

谢谢大家的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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