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我军在匪区的暴行

  1934年11月1日，我军第九师占领福建长汀。10日，我军占领匪区大本营。
21日，敌匪为了“兴奋匪区的群众，提高他们的信心”，将匪二十四师以集结在会昌谢坊，伏击我军第三师，歼灭我军半个旅。我军立调4个师的兵力寻找匪二十四师决战，敌匪陷于更加困难的局面。
  23日，我军占领会昌。至此，整个匪区全部陷落。我军占领匪区后，立即实行白色恐怖，匪区大本营被杀1.8万人，宁都被杀4800人，兴国被杀2100人，雩都被杀3000人。整个匪区约有80万人被杀。匪区到处呈现田园荒芜、人烟稀少的惨象。
  蓝衣社的“别动队时代”开幕了。几年后，第一夫人在《西安事变半月记》里，以“江西地方迅速复兴”的字样，来概括别动队的成就。
  埃德加·斯诺曾引用“我党自己”承认的数字说：“在对江西匪区发动的战争中，大约有100万人死于饥荒和战火。”其中“匪军伤亡超过6万人”。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死者，是和战争无关的平民。
  第一夫人的说法则要放肆、大胆得多。在一次旨在嘉许别动队的谈话里，她说：别动队在江西已经“结束了对人民的军事镇压”，而在河南，“应采取相同的办法”。
  “敌匪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粮食分给剿匪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
  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就“枪杀与活埋了三千五百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匪、匪家属，以及匪伤病员至少三千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杀了一百多人……”
  集中营由别动队员、“三枪会”和地主还乡团把守着。一个外国传教士在偷偷访问了集中营后，悲愤地写道：“那似乎是一个原始地带的沼泽，被关押在那里的人，像苍蝇一样成片成片地死去……接连几天我都在做噩梦，每当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些后悔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可怜的人……”
  苟延残喘到次年的囚徒，不足千人。但事情还没有完。即使是到我大统领下令释放这些人的时候，83师官兵还对这些人的家属大肆勒索。一摞银圆、一枚累世传家的戒指，乃至几只生蛋的老母鸡，都能换回一个人去。
  以廉洁自居的蓝衣社，短短几个月就沦落到了发战争财、绑票勒索的地步。但这还不够，没有几天，别动队就无师自通地、为任何一个略有良知的人所不齿地，发明了军队贩卖人口的勾当。
  那个外国传教士亲眼目睹，沙河流域的金坪树镇一带，“两三千的妇女用绳索串成几里长的一排，执枪的士兵像驱赶牲口一样，把这些可怜的女人一个个明码标价。她们被卖到了外地。这种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贩奴运动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为这个景象不会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现”。
  贩卖这些妇女的所得现款，“一律充当军饷”。但不久后，因为数以万计的民团无法发放薪饷，别动队又自告奋勇地开始了卖孩子的勾当。几千名14岁以下的儿童，就这样成了武汉、合肥的许多工厂的包身工，乃至士绅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雏妓。
  镇里四处可见还在冒烟的房屋，尸臭从此长年累月地弥漫在大别山的空气里。而一面面土墙上，还刷着“剿匪济民”的口号。
不仅别动队、蒋伏生、金家寨，而且整个的蓝衣社和大别山。“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几乎全成为废墟。”杀戮最惨重的是天台山和老君山一线。那里原本有6万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个地区只有不到3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小孩”。
  这当中，有青壮的逃亡，也有妇女儿童的被贩卖，但大多数人还是被杀掉了。在蓝衣社的恐怖统治下，一年时间，“匪区人口减少了60万！”斯诺惊叹着。
  全家被杀了66口人的徐老虎对此则说道：“大统领曾下令一旦占领我的家乡，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他们领我们走到镇外的一条山沟，只见十七具半裸的年轻妇女尸体在光天化日之下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她们都是遭强奸后被杀害的……我们都哭了……我们无法置信中国人会对中国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南京大屠杀”杀了30万人，以蓝衣社匪徒为主力的南京部队却杀了60万人；“南京大屠杀”持续的时间是6个星期，蓝衣社匪徒的屠杀却整整延续了一年。一直到1934年年底，灭绝村镇、焚烧房屋、贩卖人口的勾当还在进行着，“我记得……在几个大工业中心，有成百上千这样的人到达那里，通过中间人从我军军官那里购买男孩和妇女的大量交易进行着，一时成为非常有利可图的买卖”（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而且，如果不是因为美国传教士的压力，如果不是这些勾当使军队纪律已经败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大统领是不会下令停止屠杀的。
  1934年11月1日，我军第九师占领福建长汀。10日，我军占领匪区大本营。
21日，敌匪为了“兴奋匪区的群众，提高他们的信心”，将匪二十四师以集结在会昌谢坊，伏击我军第三师，歼灭我军半个旅。我军立调4个师的兵力寻找匪二十四师决战，敌匪陷于更加困难的局面。
  23日，我军占领会昌。至此，整个匪区全部陷落。我军占领匪区后，立即实行白色恐怖，匪区大本营被杀1.8万人，宁都被杀4800人，兴国被杀2100人，雩都被杀3000人。整个匪区约有80万人被杀。匪区到处呈现田园荒芜、人烟稀少的惨象。
  蓝衣社的“别动队时代”开幕了。几年后，第一夫人在《西安事变半月记》里，以“江西地方迅速复兴”的字样，来概括别动队的成就。
  埃德加·斯诺曾引用“我党自己”承认的数字说：“在对江西匪区发动的战争中，大约有100万人死于饥荒和战火。”其中“匪军伤亡超过6万人”。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死者，是和战争无关的平民。
  第一夫人的说法则要放肆、大胆得多。在一次旨在嘉许别动队的谈话里，她说：别动队在江西已经“结束了对人民的军事镇压”，而在河南，“应采取相同的办法”。
  “敌匪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粮食分给剿匪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
  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就“枪杀与活埋了三千五百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匪、匪家属，以及匪伤病员至少三千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杀了一百多人……”
  集中营由别动队员、“三枪会”和地主还乡团把守着。一个外国传教士在偷偷访问了集中营后，悲愤地写道：“那似乎是一个原始地带的沼泽，被关押在那里的人，像苍蝇一样成片成片地死去……接连几天我都在做噩梦，每当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些后悔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可怜的人……”
  苟延残喘到次年的囚徒，不足千人。但事情还没有完。即使是到我大统领下令释放这些人的时候，83师官兵还对这些人的家属大肆勒索。一摞银圆、一枚累世传家的戒指，乃至几只生蛋的老母鸡，都能换回一个人去。
  以廉洁自居的蓝衣社，短短几个月就沦落到了发战争财、绑票勒索的地步。但这还不够，没有几天，别动队就无师自通地、为任何一个略有良知的人所不齿地，发明了军队贩卖人口的勾当。
  那个外国传教士亲眼目睹，沙河流域的金坪树镇一带，“两三千的妇女用绳索串成几里长的一排，执枪的士兵像驱赶牲口一样，把这些可怜的女人一个个明码标价。她们被卖到了外地。这种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贩奴运动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为这个景象不会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现”。
  贩卖这些妇女的所得现款，“一律充当军饷”。但不久后，因为数以万计的民团无法发放薪饷，别动队又自告奋勇地开始了卖孩子的勾当。几千名14岁以下的儿童，就这样成了武汉、合肥的许多工厂的包身工，乃至士绅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雏妓。
  镇里四处可见还在冒烟的房屋，尸臭从此长年累月地弥漫在大别山的空气里。而一面面土墙上，还刷着“剿匪济民”的口号。
不仅别动队、蒋伏生、金家寨，而且整个的蓝衣社和大别山。“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几乎全成为废墟。”杀戮最惨重的是天台山和老君山一线。那里原本有6万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个地区只有不到3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小孩”。
  这当中，有青壮的逃亡，也有妇女儿童的被贩卖，但大多数人还是被杀掉了。在蓝衣社的恐怖统治下，一年时间，“匪区人口减少了60万！”斯诺惊叹着。
  全家被杀了66口人的徐老虎对此则说道：“大统领曾下令一旦占领我的家乡，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他们领我们走到镇外的一条山沟，只见十七具半裸的年轻妇女尸体在光天化日之下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她们都是遭强奸后被杀害的……我们都哭了……我们无法置信中国人会对中国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南京大屠杀”杀了30万人，以蓝衣社匪徒为主力的南京部队却杀了60万人；“南京大屠杀”持续的时间是6个星期，蓝衣社匪徒的屠杀却整整延续了一年。一直到1934年年底，灭绝村镇、焚烧房屋、贩卖人口的勾当还在进行着，“我记得……在几个大工业中心，有成百上千这样的人到达那里，通过中间人从我军军官那里购买男孩和妇女的大量交易进行着，一时成为非常有利可图的买卖”（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而且，如果不是因为美国传教士的压力，如果不是这些勾当使军队纪律已经败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大统领是不会下令停止屠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