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日本「武士道」揭谜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3:29:28
日本「武士道」揭谜
台湾日本综合研究所所长
许介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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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究竟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武士道的诀窍就是看透了死亡，「不怕死」而为主君毫无保留的舍命献身。这种思想也是对传统儒家「士道」的一种反动。儒家的「士道」讲究君臣之义，有「君臣义合」、「父子天合」的人伦观念，但是日本「武士道」是以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
武士道重视的是君臣戒律，「君不君」（君暴虐无道）也不可「臣不臣」（臣不尽臣道），尽忠是绝对的价值。中国的原始儒学是以孝为本，尽孝才是绝对的价值。如果「父有过」，子「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但是如果「君有过」，臣「三谏而不听，则逃之」。武士道论者认为，儒家的「士道论」乃在粉饰贪生怕死的私心，慎于人伦而注重主君的道德如何，才选择生死，则面对死却不干脆去死。唯有纯粹彻底的觉悟死，才是武士道强人之处。武士道彻底的觉悟死了，他的容貌、言语、起居动作，也就与众不同。武士社会尊重礼仪，不光是封建社会阶层秩序的尊从，更进一步说「礼仪端正」，才是武士强人一等的表现。武士要「死的干脆」，君要你切腹自杀你就得切腹自杀，这是日本鎌仓武家时代以来的传统。
二、『叶隐』乃武士道精神源流
日本武士道的古典称为『叶隐』（hagakure），是江户时代的佐贺藩（肥前锅岛藩）所传诵的武士道修养书。「叶隐」就如树木的叶荫，在人家看不见的地方为主君「舍身奉公」之意。此书是由佐贺藩的藩士山本常朝（Yamamoto Tsunetomo 1659-1710）传述，由同藩藩士田代陈基（Tashiro Tsuramoto）听闻书写整理，在18世纪初的1716年完成『叶隐闻书』写本，共11卷1200多节，简称『叶隐』或『叶隐集』。卷一、卷二讲武士的心得修养，卷三讲锅岛藩藩祖直茂，卷四讲第一代藩主胜茂，卷五讲第二代藩主光茂（即山本常朝的主君），以及其嫡子即第三代纲茂等，卷六讲锅岛藩古来的事迹，卷七、卷八、卷九讲锅岛藩武士的「武勇奉公」言行，卷十讲他藩武士的言行，卷十一是补遗。
『叶隐』所表现的武士道精神，是果断地死、毫不留恋地死、毫不犹豫地死。一般人对生命执着，武士道则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只有死是真诚的，其它的功名利禄都是梦幻。当一个人舍弃名利，以「死身」来义勇奉公时，就可以看到这世间的真实。武士标榜的是精神上的优越，就是心理上先能战胜自己，才能战胜别人。先能「不要自己的命」，才能「要他人的命」。这是日本武士强人一等的道德律。「不要命」与「要人命」是息息相关的，「叶隐」的教训真是非常残酷的武士论语。
例如佐贺锅岛藩祖直茂，向其子胜茂说：「要使斩首习以为常，得先对处刑者斩首」，于是在其西方衙门内，排列十人让他尝试斩首，胜茂连续斩首了九人，看第十人是强壮的年轻人，就说「已经斩够了，那家伙让他活吧，这人才免斩得救」 [1] 。日本军人侵略中国时的「百人斩」残酷典型，在此可以窥见。
『叶隐』的著述者山本常朝一家的典故，也是令人发指。
山本常朝的异母兄山本吉左卫门，依父亲山本神右卫门的指示，5岁时就得斩杀狗，15岁时斩杀死罪者。武士大众，14、15岁开始实习斩首 [2] 。如此武士从小带刀成长，养成斩杀人不在乎的精神。
武士道的本义，如日本战前教育敕语所教谕，以「义勇奉公」为最高原则，这是武士为「奉公人」的心里准备，说来非常残酷不人道。举例说，佐贺锅岛藩第四代吉茂，年轻时非常粗暴，他的家臣中有不讨其喜欢的，即将此人之妻的坏话写在扇上，交给近侍说「你把此扇让他看，再将那家伙做何反应呈报」。此家臣看了扇之后，并不知道是谁写的，即把此扇撕破。近侍即将此呈报。吉茂公曰「将主人书写的东西撕裂，乃是无礼者。令他切腹。 [3] 」在武士道的世界，「切腹是武士道最忠义的表现」。山本常朝也说，武士应尽的忠义，是以殉死为最高。
有一个令人起鸡皮疙瘩的故事。江户屋敷的看守仓库者堀江三右卫门，偷了库存的金银，被逮捕逼出口供之后，即下令「大罪人，折磨死」。于是先将他身体中的体毛烧光，剥他的指甲，切断他的脚筋，用锥磨等工具给他种种折磨，但他不哀声大叫，连脸色都不改变。最后就斩开他的脊背，用热烫的酱油浇洒其上，他即躯体折弯而死 [4] 。
武士道相传也讲究义、忍、勇、礼、诚、名誉、忠义等德目，但实际上是残酷无情，惨不忍睹。中世纪的鎌仓时代，源氏家族亲兄弟（源义朝、源为义、源为朝），骨肉相克杀戮，而断了源氏的正嗣。又如因北条氏的策谋，功臣们也就断了命脉。日本战国时代的无情，都有血淋淋的杀戮史为左证。有杀主君的，松永弹正叛逆弒君即将军义辉；有杀父亲的，斋藤义龙杀其父斋藤道三；有杀兄长的，今川义元为了继承家主地位，在长兄死后，杀戮次兄以及其一切支持家臣；有杀亲子的，江户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听织田信长的话，命其亲生长子德川信康自害死亡 [5] 。日本武士的残酷不人道，比比皆是，从此也可以看出武士道精神的另一真实面。
三、迷失的武士道「旅顺大屠杀」
甲午战争又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1894-95年），当时日本陆军大将大山岩指挥第二军，1894年11月21日开始攻打中国北洋海军基地旅顺港口以后，发生了旅顺大屠杀事件。『日本外文书』称之为「旅顺口虐杀事件」，英美称之为Port Arthur Atrocities，或Port Arthur Massacre。这也许是日本武士道精神在中国第一次发威吧！
旅顺大屠杀到底牺牲人数有多少？
在 1895年「三国干涉」辽东半岛，旅顺归还中国之后，中国的辽东接收委员顾元勋，在旅顺的遗骨、遗灰埋葬地点建造了一座「万忠墓」，记录受难者约1万8千人。1948年重修「万忠墓」时，记载牺牲人数为二万余人。中国的史学者孙克复、关捷编着『甲午中日陆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据此主张牺牲者数为二万余人。1994年3月，兴建「旅顺万忠墓纪念馆」时，再行发掘万忠墓清理后，亦记载「日军侵入旅顺市区后，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进行了四天三夜野蛮的大屠杀，近二万无辜同胞惨遭杀害。」 [6]
当时居住旅顺市的人口约为二万余人。据1895年3月号的『北美评论月刊』（North American Review）报导说：「在旅顺市街残留的中国人只有 36人。」他们是用在搬运、掩埋尸体的。
日本的国际法学者有贺长雄，曾担任日军第二军的法律顾问从军，在他的著作『日清战役国际法论』（陆军大学校，1896年）说：当时散布在市街上的尸体总数约2000，其中包含约500具非战斗员。当然，日方是加害者，势必要隐瞒日军有屠杀非战斗员（平民）的事迹。因为明治天皇在宣战的诏敕宣布「苟非戾于国际法，各各应衡权能力尽一切手段，期无遗漏」，要求日本军人严守战时国际法，让欧美重视日本是一个「文明国家」。但是在旅顺有四名跟随日军的外国特派记者，目睹了旅顺大屠杀案。
欧美的从军记者中，除了美国和法国的『前锋报』（Herald）贾味记者（Garver）被收买而站在拥护日本的立场之外，其它英国『泰晤士报』（Times）柯恩记者（Thomas Cohen ），『标准报』（Standard）的维利尔兹记者（Villiers），美国的『世界日报』（The World）克利尔曼记者（James Creelman）三人，虽然语气有点不同，都强烈地谴责日军所犯的屠杀罪行。
例如1894年11月20日在纽约发行的『世界日报』（World）的编辑标题是「旅顺港的残杀，至少有2000个手无寸铁的人被日军屠杀」，内容激烈地批判日军暴行，抨击日本人为披着文明皮肤而拥有野蛮筋骨的怪兽，「日本现今脱下文明的假面具，暴露野蛮的本性。」还有英国的『泰晤士报』（Times）的记者也证实，日军将俘虏捆绑着屠杀，甚至还有将平民，特别是妇女也屠杀的事实。
依日本人自己的证言，日本邮船的货物船远江丸的一等司机林治宽的体验，「旅顺口陷落时登陆，见死尸相积，三迭迭散在，实为酸鼻之惨状。内有老、幼、妇女、稚儿。尚有未死而呻吟之声，今犹存耳。」 [7]
当时的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则使尽方法来收买外国通讯社，不要把日军的屠杀丑闻传到国际社会。例如以机密电信指示在英国的代理公使内田康哉，用钱收买英国的中央通讯社（Central News），要其对『泰晤士报』的旅顺大屠杀报导提出不同论调，说对旅顺市民的某种残暴是中国逃兵所为。内田回电说不够钱收买，外务省即回答从预备金汇送2000日圆。英国的Central News 即获得充分报酬为日本的情报工作服务。 [8]
另一方面，收买路透通讯社（Reuters）则由当时驻德公使青木周藏进行。外相陆奥答应「路透电信公司」（Reuters Telegram Company），为日本传布有利的信息则给予606英镑的报酬。当时在横滨的日本通信社也发行『Japan Mail』和『Japan Weekly Mail』，社长布陵克利（Francis Brinkley）也是路透社的通讯员。外相陆奥即请内阁书记官长伊东己代治，要求日本通信社将日本政府每天放出的战争情报向伦敦电送。陆奥对布陵克利的交涉成功之后，日本政府就以补助金名目，每月给日本通信社一定额的补助金。甲午战后，论功行赏，日本政府赐给布陵克利「勋三等旭日章」并授与赏赐金5000圆。 [9]
但是路透社有Reuters Telegram Company和Reuters International Agency两家，日本政府与前者订契约给钱收买，后者还是照样传布对日本不利的屠杀信息。 当时掌握『时事新报』的舆论泰斗福泽谕吉，即撰写一篇「旅顺杀戮乃无稽流言」辩解 [10] 。经由聘雇的外国人侯斯（Edward House），向欧美通信社、『世界日报』等提出辩解，努力企图将屠杀事件沈静化，日本国内也就忘了屠杀事件的存在 [11] 。日本政府并未对屠杀事件彻底调查，即以「有关旅顺口占领的误闻」传达给欧美各驻外公使，即驻德的青木公使、驻英的内田公使、驻美的栗野公使、驻俄的西公使、驻法的曾祢公使，驻意的高平公使等一份辩明书，向各国辩解。 [12]
但是经由英美报纸目睹旅顺大屠杀的记者报导，日本大本营也不得不派人持参谋总长致大山岩军司令官的公函到旅顺，要求其解释清楚。大山的回函，虽然承认在11月21日对旅顺市街的士兵和人民混合杀戮，但辩称旅顺居民很多跟中国军方有关系而试图抵抗，或在薄暮时分看不清楚而造成杀戮；此外对杀害俘虏一事，则强辩是对反抗、逃亡的惩戒；至于有关日军的掠夺行为，则一概否认。总之，从大山岩对参谋本部的辩解书可以知道，对于屠杀的规模大小或屠杀的原因或许有所辩解，但是日军第二军司令部还是承认有「旅顺屠杀」的事实。
当时的首相伊藤博文，为了「旅顺大屠杀」事件与大本营协议的结果，决定日本既然战胜了，为维持日军士气，不要调查此事件真相而惩戒肇事者，就以一贯辩解的方针应付国际舆论。
日本政府对日军的屠杀中国平民百姓不加追究，只顾向列强辩解日本是「文明国」，一直宣传中日甲午战争乃「文明国」的日本打败「野蛮国」的中国，从此以后，日军可以更肆无忌惮地屠杀中国人了。
日本的武士道至此，堕落为对欧美列强摇尾送钱而撒谎辩解，相反的对弱国中国则屠杀凌虐而忝不知耻了。
图一、《 武士道在台发威》
日本的武士道至此，堕落为对欧美列强摇尾送钱而撒谎辩解，相反的对弱国中国则屠杀凌虐而忝不知耻了。
四、武士道在台发威
依『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等资料，日本据台后的几年，至少有下列数件大屠杀，这应该算是日本武士道在台发威吧！
一、大嵙崁大烧杀：1895年马关条约后，日军登陆台湾。在台北与新竹之间的大嵙崁溪沿岸地方，有大嵙崁武生汪国辉、三角涌樟脑制造业者苏力、树林地主王振辉等人，各自率领「住民自警团」自卫。7月12日，日军进军到该地方，汪等抵抗。7月16日以后，日军的援军到来，便展开屠杀。日军设定大嵙崁以东至三角涌之间的所有村庄，都是抗日的义军，就下令焚烧大嵙崁街，于是4万人左右的繁华市街，从7月22日连烧3天，火焰远远连烧到三角涌街，20多里不绝，变成满目凄凉的焦土，共烧毁房屋1500多户，人民死伤260人。抗日领袖汪国辉，则被日军以武士道手法斩杀 [13] 。
二、大莆林对妇女暴行：1895年8月30日，日军进入云林地方，9月2日到达大莆林，即现今嘉义县大林镇。此地的领袖人物简精华，深知装备战力皆非日军敌手，不忍生灵涂炭而决定放弃抵抗，命令居民清扫道路，提供食物欢迎日军。不料日军竟要求简献出200名妇女。简不答应，日军竟以此强奸杀害简氏一族妇女60多名。简氏愤怒，招集云林民众，从9月3日开始以弓箭、棍棒、陷阱、土枪，袭击日军。后来简精华受辜显荣的引诱，忍痛接受招抚，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即自刺左手血管，失血而死于自宅。乡人感动其忠义，而以「简忠义」追思 [14] 。
三、萧垄街惨杀：1895年10月10日，日军混成第四旅团登陆布袋嘴（嘉义地方），当地义军领袖林昆冈，以敢死队之势捍卫乡里。然而武器窳劣不敌，退据萧垄街（今台南县佳里镇）。于是日军大事搜索，近千名村民躲到溪边杂树林的天然沟壑中，因婴儿哭声而被发现后，日军竟派兵分别截住长坑的头尾两端，然后乱枪齐放，对着坑内猛烈射击了近20分钟。一时凄厉惨叫，呼喊哀号如人间地狱，躲到坑里避难的台湾人无一幸免，婴儿、妇女也无一人得活，真是残酷到极点 [15] 。
四、云林大屠杀：台湾中部云林地方有称为「大坪顶」的山地，三面溪谷包围，东南与险峻的山地连接，地势险恶，由柯铁所率领的柯氏家族居住。当日军从北南下之际，简义等抗日份子纷纷来此地避风雨。1896年4月1日云林县地方被台中县合并，云林支厅设于斗六。6月10日，日军混成第二旅团的守备队开始进驻云林地方。当时大坪顶有抗日份子千余人聚集，为了誓死抗日，将大坪顶改称为「铁国山」，向全岛发出檄文，呼吁将日本人驱逐出台湾。6月16日，日军一连队进入斗六，「铁国山」的抗日军避其锋锐，退入深山。从此一直到6月22日，日军在云林地方血腥屠杀，共有4295户民宅被烧毁，残杀民众6000人 [16] 。甚至欢迎日军的约50名顺民，亦在被杀之列。
当时的台湾高等法院院长高野孟矩，对云林大屠杀事件如此证言：「日军漫然出兵，费六日时间烧毁70余个村庄的民宅，杀害良莠不分的民间人士300余人，而刺激了附近的居民，此完全是此次暴动蜂起的原因。故说有土匪几百人或几千人，实际清查则多为良民，父被杀、母被夺、兄被害、子被杀、妻被杀、弟被害而基于愤恨，或家屋以及所藏财产悉被烧尽而丧失寄生之处者。」 [17]
1896年7月4日香港英文报纸『Daily Press』披露日军在6月16日到6月22日的云林大屠杀事件 [18] ，于是引发国际间注意日军残酷屠杀台民的事实 [19] 。日本政府即不断训令有关单位取消香港新闻有关土匪的报导，请拓植务次官将事实刊载在外事新闻 [20] 上，在外国新闻上隐瞒此事。但是以云林大屠杀为契机，台湾各地连锁性地爆发对日本统治的不满，并在各地兴起抗日运动。在国际舆论压力下，第二任台湾总督桂太郎被迫下台，很讽刺的，就任的第三任总督乃木希典正是甲午战争旅顺大屠杀中应负责的旅团长。
五、阿公店大屠杀：有人歌颂第四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与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是「台湾现代化」的催生者，他们是对台施行「怀柔政策」的“能吏”，但是忽略了他们有日本武士道杀人如麻的本性，以大屠杀镇压抗日台民，确立其统治台湾的基础。儿玉于1898年就任台湾总督，决定自11月12日展开对台湾中南部抗日军的大规模攻击，日本人称为「大讨伐」。此次「大讨伐」，依台南县知事提出给台湾总督的报告，杀害人数达2,053人，伤者不计其数。民宅烧毁数，全烧毁2,783户，半烧毁3,030户。家屋的全烧、半烧，家财的烧毁等的损害， 依当时币值达38,000余日圆。 [21] 尤其是受害最残酷的阿公店地方，有居住安平、打狗（高雄）的外国人，对日军的残暴议论纷纷，英国长老教会牧师福格森（Duncan Ferguson）等，即向『香港日报』（Daily News）投书，提出日军丧失人性大屠杀的人道问题，闹成国际舆论的交相指责 [22] 。
六、归顺式场诱杀惨案：儿玉与后藤的对付台湾中南部的抗日势力，除了以军警大规模「讨伐」之外，又使用招降的诱杀策略。这就是所谓「土匪招降策」，其策画者就是儿玉总督，而参与立案者为后藤民政长官、总督府事务官为阿川光佑、策士为白井新太郎 [23] ，其中以云林的骗杀抗日军最骇人听闻。于是1902年，斗六厅长荒贺直顺与警务课长岩元知密谋招降杀戮的计划 [24] 。
5月14日，斗六厅长荒贺与该地守备队长、宪兵分队长密议在5月25日举行归顺典礼骗杀。5月18日岩元警务课长召集林圯埔、崁头厝、土库、他里雾、下湖口五位支厅长，指示举行归顺典礼的真意与处置顺序，并决定斗六、林圯埔、崁头厝、西螺、他里雾、内林的6个地方为式场，并命各支厅长好好准备 [25] 。
即对于表示投降的抗日各领袖，表面上善用甘言，允许他们归顺，内心则企图彻底剿灭，所以订定是年5月25日，约张大猷以下265名抗日分子，声言分别在6处举行归顺式。即：一、斗六式场60余人，二、林杞埔式场63人，三、嵌头厝式场38人，四、西螺式场30人，五、他里雾式场24人，六、林内式场39人，然后用机关枪，于6个地方同时全部杀戮 [26] 。这种诱降，欺骗杀戮的事迹，日人制造口实，仅说明为：5月25日，在归顺式场妄动，所以一齐杀戮。而遮掩骗杀的事实。
七、噍吧哖大屠杀：又如1915年余清芳以台南的西来庵「食菜堂」为中心推展抗日运动的时候，日军警以诱杀诡计，将台南噍吧哖（玉井，日语念tamai）附近的后厝，竹围、番仔厝、新化、内庄、左镇、茶寮等二十多位村落居民3200余人，不分老幼，依次杀戮 [27] 。日人对于这种惨绝人寰的大凶杀，极尽隐密的能事，例如秋泽次郎着『台湾匪志』，除了喋喋不休的叙述「匪徒的暴动」和「圣恩洪大无边」，以外，就没有把前述的骗杀事实提起，但是从其文中，亦可以窥视骗杀的蛛丝马迹。例如书中说：「如此，残匪诱出终了以后，总督府认为他们之中罪状最重，不能溯及大正4年11月的大赦恩典者，纵使投降，如全免刑责则有枉国法，有伤国家威信，所以对他们必须严肃的处刑。 [28] 」，抗日领袖江定等，就是这样被诱降，然后处死的。
后藤新平在其『日本植民政策一斑』公开说，在他统治台湾的五年间，依法「杀戮匪徒数」就达11,950人 [29] 。日本所谓的「匪徒」，不用说，全都是「抗日」的台湾人。
依台北市文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国璠编着的『台湾抗日史』，「台湾沦于日人之手，垂五十有一年……我同胞惨遭屠杀总数，约近四十万人；焚烧房屋仅乙未年（1895年）内即达三千余所，至于妇女之被淫虐，丁壮之被奴役，其在精神上之损失，更是难以估算。 [30] 」
现在日本的右翼份子常歌颂日本的50年台湾殖民地统治的成功为「现代化」，有许多台湾学者追随着说，台湾的「殖民地化」也就是「现代化」。如果台湾割让日本后日本武士道在台发威，台湾才能有「现代化」成果的话，不是等于说台湾人是贱骨头，台湾人自己没有「现代化」的能力吗？
图二、《 新渡户稻造与其妻子玛里》
五、新渡户为什么出英文版『Bushido』
为什么新渡户在1899年撰写『Bushido』，给予武士道新的诠释呢？而『武士道』的出版又如何变成新渡户登龙门而获得富贵荣华的敲门砖？最主要的秘诀在于娶美国妇女玛里（自称「万里」Marry Patterson Elkinton, 1857-1938年）为妻。当时日本在甲午战争战胜了中国，获得2亿3千万两，约合日币3亿6000万日圆的赔款和台湾殖民地，但是日军有「旅顺大屠杀」、「领台大屠杀」的报虐行为，列强仍视日本为一野蛮国，日本必须向国际解释日军的行为是「武士道」的行为，是一种高尚的品德。日本「武士道」揭谜
台湾日本综合研究所所长
许介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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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究竟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武士道的诀窍就是看透了死亡，「不怕死」而为主君毫无保留的舍命献身。这种思想也是对传统儒家「士道」的一种反动。儒家的「士道」讲究君臣之义，有「君臣义合」、「父子天合」的人伦观念，但是日本「武士道」是以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
武士道重视的是君臣戒律，「君不君」（君暴虐无道）也不可「臣不臣」（臣不尽臣道），尽忠是绝对的价值。中国的原始儒学是以孝为本，尽孝才是绝对的价值。如果「父有过」，子「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但是如果「君有过」，臣「三谏而不听，则逃之」。武士道论者认为，儒家的「士道论」乃在粉饰贪生怕死的私心，慎于人伦而注重主君的道德如何，才选择生死，则面对死却不干脆去死。唯有纯粹彻底的觉悟死，才是武士道强人之处。武士道彻底的觉悟死了，他的容貌、言语、起居动作，也就与众不同。武士社会尊重礼仪，不光是封建社会阶层秩序的尊从，更进一步说「礼仪端正」，才是武士强人一等的表现。武士要「死的干脆」，君要你切腹自杀你就得切腹自杀，这是日本鎌仓武家时代以来的传统。
二、『叶隐』乃武士道精神源流
日本武士道的古典称为『叶隐』（hagakure），是江户时代的佐贺藩（肥前锅岛藩）所传诵的武士道修养书。「叶隐」就如树木的叶荫，在人家看不见的地方为主君「舍身奉公」之意。此书是由佐贺藩的藩士山本常朝（Yamamoto Tsunetomo 1659-1710）传述，由同藩藩士田代陈基（Tashiro Tsuramoto）听闻书写整理，在18世纪初的1716年完成『叶隐闻书』写本，共11卷1200多节，简称『叶隐』或『叶隐集』。卷一、卷二讲武士的心得修养，卷三讲锅岛藩藩祖直茂，卷四讲第一代藩主胜茂，卷五讲第二代藩主光茂（即山本常朝的主君），以及其嫡子即第三代纲茂等，卷六讲锅岛藩古来的事迹，卷七、卷八、卷九讲锅岛藩武士的「武勇奉公」言行，卷十讲他藩武士的言行，卷十一是补遗。
『叶隐』所表现的武士道精神，是果断地死、毫不留恋地死、毫不犹豫地死。一般人对生命执着，武士道则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只有死是真诚的，其它的功名利禄都是梦幻。当一个人舍弃名利，以「死身」来义勇奉公时，就可以看到这世间的真实。武士标榜的是精神上的优越，就是心理上先能战胜自己，才能战胜别人。先能「不要自己的命」，才能「要他人的命」。这是日本武士强人一等的道德律。「不要命」与「要人命」是息息相关的，「叶隐」的教训真是非常残酷的武士论语。
例如佐贺锅岛藩祖直茂，向其子胜茂说：「要使斩首习以为常，得先对处刑者斩首」，于是在其西方衙门内，排列十人让他尝试斩首，胜茂连续斩首了九人，看第十人是强壮的年轻人，就说「已经斩够了，那家伙让他活吧，这人才免斩得救」 [1] 。日本军人侵略中国时的「百人斩」残酷典型，在此可以窥见。
『叶隐』的著述者山本常朝一家的典故，也是令人发指。
山本常朝的异母兄山本吉左卫门，依父亲山本神右卫门的指示，5岁时就得斩杀狗，15岁时斩杀死罪者。武士大众，14、15岁开始实习斩首 [2] 。如此武士从小带刀成长，养成斩杀人不在乎的精神。
武士道的本义，如日本战前教育敕语所教谕，以「义勇奉公」为最高原则，这是武士为「奉公人」的心里准备，说来非常残酷不人道。举例说，佐贺锅岛藩第四代吉茂，年轻时非常粗暴，他的家臣中有不讨其喜欢的，即将此人之妻的坏话写在扇上，交给近侍说「你把此扇让他看，再将那家伙做何反应呈报」。此家臣看了扇之后，并不知道是谁写的，即把此扇撕破。近侍即将此呈报。吉茂公曰「将主人书写的东西撕裂，乃是无礼者。令他切腹。 [3] 」在武士道的世界，「切腹是武士道最忠义的表现」。山本常朝也说，武士应尽的忠义，是以殉死为最高。
有一个令人起鸡皮疙瘩的故事。江户屋敷的看守仓库者堀江三右卫门，偷了库存的金银，被逮捕逼出口供之后，即下令「大罪人，折磨死」。于是先将他身体中的体毛烧光，剥他的指甲，切断他的脚筋，用锥磨等工具给他种种折磨，但他不哀声大叫，连脸色都不改变。最后就斩开他的脊背，用热烫的酱油浇洒其上，他即躯体折弯而死 [4] 。
武士道相传也讲究义、忍、勇、礼、诚、名誉、忠义等德目，但实际上是残酷无情，惨不忍睹。中世纪的鎌仓时代，源氏家族亲兄弟（源义朝、源为义、源为朝），骨肉相克杀戮，而断了源氏的正嗣。又如因北条氏的策谋，功臣们也就断了命脉。日本战国时代的无情，都有血淋淋的杀戮史为左证。有杀主君的，松永弹正叛逆弒君即将军义辉；有杀父亲的，斋藤义龙杀其父斋藤道三；有杀兄长的，今川义元为了继承家主地位，在长兄死后，杀戮次兄以及其一切支持家臣；有杀亲子的，江户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听织田信长的话，命其亲生长子德川信康自害死亡 [5] 。日本武士的残酷不人道，比比皆是，从此也可以看出武士道精神的另一真实面。
三、迷失的武士道「旅顺大屠杀」
甲午战争又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1894-95年），当时日本陆军大将大山岩指挥第二军，1894年11月21日开始攻打中国北洋海军基地旅顺港口以后，发生了旅顺大屠杀事件。『日本外文书』称之为「旅顺口虐杀事件」，英美称之为Port Arthur Atrocities，或Port Arthur Massacre。这也许是日本武士道精神在中国第一次发威吧！
旅顺大屠杀到底牺牲人数有多少？
在 1895年「三国干涉」辽东半岛，旅顺归还中国之后，中国的辽东接收委员顾元勋，在旅顺的遗骨、遗灰埋葬地点建造了一座「万忠墓」，记录受难者约1万8千人。1948年重修「万忠墓」时，记载牺牲人数为二万余人。中国的史学者孙克复、关捷编着『甲午中日陆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据此主张牺牲者数为二万余人。1994年3月，兴建「旅顺万忠墓纪念馆」时，再行发掘万忠墓清理后，亦记载「日军侵入旅顺市区后，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进行了四天三夜野蛮的大屠杀，近二万无辜同胞惨遭杀害。」 [6]
当时居住旅顺市的人口约为二万余人。据1895年3月号的『北美评论月刊』（North American Review）报导说：「在旅顺市街残留的中国人只有 36人。」他们是用在搬运、掩埋尸体的。
日本的国际法学者有贺长雄，曾担任日军第二军的法律顾问从军，在他的著作『日清战役国际法论』（陆军大学校，1896年）说：当时散布在市街上的尸体总数约2000，其中包含约500具非战斗员。当然，日方是加害者，势必要隐瞒日军有屠杀非战斗员（平民）的事迹。因为明治天皇在宣战的诏敕宣布「苟非戾于国际法，各各应衡权能力尽一切手段，期无遗漏」，要求日本军人严守战时国际法，让欧美重视日本是一个「文明国家」。但是在旅顺有四名跟随日军的外国特派记者，目睹了旅顺大屠杀案。
欧美的从军记者中，除了美国和法国的『前锋报』（Herald）贾味记者（Garver）被收买而站在拥护日本的立场之外，其它英国『泰晤士报』（Times）柯恩记者（Thomas Cohen ），『标准报』（Standard）的维利尔兹记者（Villiers），美国的『世界日报』（The World）克利尔曼记者（James Creelman）三人，虽然语气有点不同，都强烈地谴责日军所犯的屠杀罪行。
例如1894年11月20日在纽约发行的『世界日报』（World）的编辑标题是「旅顺港的残杀，至少有2000个手无寸铁的人被日军屠杀」，内容激烈地批判日军暴行，抨击日本人为披着文明皮肤而拥有野蛮筋骨的怪兽，「日本现今脱下文明的假面具，暴露野蛮的本性。」还有英国的『泰晤士报』（Times）的记者也证实，日军将俘虏捆绑着屠杀，甚至还有将平民，特别是妇女也屠杀的事实。
依日本人自己的证言，日本邮船的货物船远江丸的一等司机林治宽的体验，「旅顺口陷落时登陆，见死尸相积，三迭迭散在，实为酸鼻之惨状。内有老、幼、妇女、稚儿。尚有未死而呻吟之声，今犹存耳。」 [7]
当时的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则使尽方法来收买外国通讯社，不要把日军的屠杀丑闻传到国际社会。例如以机密电信指示在英国的代理公使内田康哉，用钱收买英国的中央通讯社（Central News），要其对『泰晤士报』的旅顺大屠杀报导提出不同论调，说对旅顺市民的某种残暴是中国逃兵所为。内田回电说不够钱收买，外务省即回答从预备金汇送2000日圆。英国的Central News 即获得充分报酬为日本的情报工作服务。 [8]
另一方面，收买路透通讯社（Reuters）则由当时驻德公使青木周藏进行。外相陆奥答应「路透电信公司」（Reuters Telegram Company），为日本传布有利的信息则给予606英镑的报酬。当时在横滨的日本通信社也发行『Japan Mail』和『Japan Weekly Mail』，社长布陵克利（Francis Brinkley）也是路透社的通讯员。外相陆奥即请内阁书记官长伊东己代治，要求日本通信社将日本政府每天放出的战争情报向伦敦电送。陆奥对布陵克利的交涉成功之后，日本政府就以补助金名目，每月给日本通信社一定额的补助金。甲午战后，论功行赏，日本政府赐给布陵克利「勋三等旭日章」并授与赏赐金5000圆。 [9]
但是路透社有Reuters Telegram Company和Reuters International Agency两家，日本政府与前者订契约给钱收买，后者还是照样传布对日本不利的屠杀信息。 当时掌握『时事新报』的舆论泰斗福泽谕吉，即撰写一篇「旅顺杀戮乃无稽流言」辩解 [10] 。经由聘雇的外国人侯斯（Edward House），向欧美通信社、『世界日报』等提出辩解，努力企图将屠杀事件沈静化，日本国内也就忘了屠杀事件的存在 [11] 。日本政府并未对屠杀事件彻底调查，即以「有关旅顺口占领的误闻」传达给欧美各驻外公使，即驻德的青木公使、驻英的内田公使、驻美的栗野公使、驻俄的西公使、驻法的曾祢公使，驻意的高平公使等一份辩明书，向各国辩解。 [12]
但是经由英美报纸目睹旅顺大屠杀的记者报导，日本大本营也不得不派人持参谋总长致大山岩军司令官的公函到旅顺，要求其解释清楚。大山的回函，虽然承认在11月21日对旅顺市街的士兵和人民混合杀戮，但辩称旅顺居民很多跟中国军方有关系而试图抵抗，或在薄暮时分看不清楚而造成杀戮；此外对杀害俘虏一事，则强辩是对反抗、逃亡的惩戒；至于有关日军的掠夺行为，则一概否认。总之，从大山岩对参谋本部的辩解书可以知道，对于屠杀的规模大小或屠杀的原因或许有所辩解，但是日军第二军司令部还是承认有「旅顺屠杀」的事实。
当时的首相伊藤博文，为了「旅顺大屠杀」事件与大本营协议的结果，决定日本既然战胜了，为维持日军士气，不要调查此事件真相而惩戒肇事者，就以一贯辩解的方针应付国际舆论。
日本政府对日军的屠杀中国平民百姓不加追究，只顾向列强辩解日本是「文明国」，一直宣传中日甲午战争乃「文明国」的日本打败「野蛮国」的中国，从此以后，日军可以更肆无忌惮地屠杀中国人了。
日本的武士道至此，堕落为对欧美列强摇尾送钱而撒谎辩解，相反的对弱国中国则屠杀凌虐而忝不知耻了。
图一、《 武士道在台发威》
日本的武士道至此，堕落为对欧美列强摇尾送钱而撒谎辩解，相反的对弱国中国则屠杀凌虐而忝不知耻了。
四、武士道在台发威
依『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等资料，日本据台后的几年，至少有下列数件大屠杀，这应该算是日本武士道在台发威吧！
一、大嵙崁大烧杀：1895年马关条约后，日军登陆台湾。在台北与新竹之间的大嵙崁溪沿岸地方，有大嵙崁武生汪国辉、三角涌樟脑制造业者苏力、树林地主王振辉等人，各自率领「住民自警团」自卫。7月12日，日军进军到该地方，汪等抵抗。7月16日以后，日军的援军到来，便展开屠杀。日军设定大嵙崁以东至三角涌之间的所有村庄，都是抗日的义军，就下令焚烧大嵙崁街，于是4万人左右的繁华市街，从7月22日连烧3天，火焰远远连烧到三角涌街，20多里不绝，变成满目凄凉的焦土，共烧毁房屋1500多户，人民死伤260人。抗日领袖汪国辉，则被日军以武士道手法斩杀 [13] 。
二、大莆林对妇女暴行：1895年8月30日，日军进入云林地方，9月2日到达大莆林，即现今嘉义县大林镇。此地的领袖人物简精华，深知装备战力皆非日军敌手，不忍生灵涂炭而决定放弃抵抗，命令居民清扫道路，提供食物欢迎日军。不料日军竟要求简献出200名妇女。简不答应，日军竟以此强奸杀害简氏一族妇女60多名。简氏愤怒，招集云林民众，从9月3日开始以弓箭、棍棒、陷阱、土枪，袭击日军。后来简精华受辜显荣的引诱，忍痛接受招抚，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即自刺左手血管，失血而死于自宅。乡人感动其忠义，而以「简忠义」追思 [14] 。
三、萧垄街惨杀：1895年10月10日，日军混成第四旅团登陆布袋嘴（嘉义地方），当地义军领袖林昆冈，以敢死队之势捍卫乡里。然而武器窳劣不敌，退据萧垄街（今台南县佳里镇）。于是日军大事搜索，近千名村民躲到溪边杂树林的天然沟壑中，因婴儿哭声而被发现后，日军竟派兵分别截住长坑的头尾两端，然后乱枪齐放，对着坑内猛烈射击了近20分钟。一时凄厉惨叫，呼喊哀号如人间地狱，躲到坑里避难的台湾人无一幸免，婴儿、妇女也无一人得活，真是残酷到极点 [15] 。
四、云林大屠杀：台湾中部云林地方有称为「大坪顶」的山地，三面溪谷包围，东南与险峻的山地连接，地势险恶，由柯铁所率领的柯氏家族居住。当日军从北南下之际，简义等抗日份子纷纷来此地避风雨。1896年4月1日云林县地方被台中县合并，云林支厅设于斗六。6月10日，日军混成第二旅团的守备队开始进驻云林地方。当时大坪顶有抗日份子千余人聚集，为了誓死抗日，将大坪顶改称为「铁国山」，向全岛发出檄文，呼吁将日本人驱逐出台湾。6月16日，日军一连队进入斗六，「铁国山」的抗日军避其锋锐，退入深山。从此一直到6月22日，日军在云林地方血腥屠杀，共有4295户民宅被烧毁，残杀民众6000人 [16] 。甚至欢迎日军的约50名顺民，亦在被杀之列。
当时的台湾高等法院院长高野孟矩，对云林大屠杀事件如此证言：「日军漫然出兵，费六日时间烧毁70余个村庄的民宅，杀害良莠不分的民间人士300余人，而刺激了附近的居民，此完全是此次暴动蜂起的原因。故说有土匪几百人或几千人，实际清查则多为良民，父被杀、母被夺、兄被害、子被杀、妻被杀、弟被害而基于愤恨，或家屋以及所藏财产悉被烧尽而丧失寄生之处者。」 [17]
1896年7月4日香港英文报纸『Daily Press』披露日军在6月16日到6月22日的云林大屠杀事件 [18] ，于是引发国际间注意日军残酷屠杀台民的事实 [19] 。日本政府即不断训令有关单位取消香港新闻有关土匪的报导，请拓植务次官将事实刊载在外事新闻 [20] 上，在外国新闻上隐瞒此事。但是以云林大屠杀为契机，台湾各地连锁性地爆发对日本统治的不满，并在各地兴起抗日运动。在国际舆论压力下，第二任台湾总督桂太郎被迫下台，很讽刺的，就任的第三任总督乃木希典正是甲午战争旅顺大屠杀中应负责的旅团长。
五、阿公店大屠杀：有人歌颂第四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与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是「台湾现代化」的催生者，他们是对台施行「怀柔政策」的“能吏”，但是忽略了他们有日本武士道杀人如麻的本性，以大屠杀镇压抗日台民，确立其统治台湾的基础。儿玉于1898年就任台湾总督，决定自11月12日展开对台湾中南部抗日军的大规模攻击，日本人称为「大讨伐」。此次「大讨伐」，依台南县知事提出给台湾总督的报告，杀害人数达2,053人，伤者不计其数。民宅烧毁数，全烧毁2,783户，半烧毁3,030户。家屋的全烧、半烧，家财的烧毁等的损害， 依当时币值达38,000余日圆。 [21] 尤其是受害最残酷的阿公店地方，有居住安平、打狗（高雄）的外国人，对日军的残暴议论纷纷，英国长老教会牧师福格森（Duncan Ferguson）等，即向『香港日报』（Daily News）投书，提出日军丧失人性大屠杀的人道问题，闹成国际舆论的交相指责 [22] 。
六、归顺式场诱杀惨案：儿玉与后藤的对付台湾中南部的抗日势力，除了以军警大规模「讨伐」之外，又使用招降的诱杀策略。这就是所谓「土匪招降策」，其策画者就是儿玉总督，而参与立案者为后藤民政长官、总督府事务官为阿川光佑、策士为白井新太郎 [23] ，其中以云林的骗杀抗日军最骇人听闻。于是1902年，斗六厅长荒贺直顺与警务课长岩元知密谋招降杀戮的计划 [24] 。
5月14日，斗六厅长荒贺与该地守备队长、宪兵分队长密议在5月25日举行归顺典礼骗杀。5月18日岩元警务课长召集林圯埔、崁头厝、土库、他里雾、下湖口五位支厅长，指示举行归顺典礼的真意与处置顺序，并决定斗六、林圯埔、崁头厝、西螺、他里雾、内林的6个地方为式场，并命各支厅长好好准备 [25] 。
即对于表示投降的抗日各领袖，表面上善用甘言，允许他们归顺，内心则企图彻底剿灭，所以订定是年5月25日，约张大猷以下265名抗日分子，声言分别在6处举行归顺式。即：一、斗六式场60余人，二、林杞埔式场63人，三、嵌头厝式场38人，四、西螺式场30人，五、他里雾式场24人，六、林内式场39人，然后用机关枪，于6个地方同时全部杀戮 [26] 。这种诱降，欺骗杀戮的事迹，日人制造口实，仅说明为：5月25日，在归顺式场妄动，所以一齐杀戮。而遮掩骗杀的事实。
七、噍吧哖大屠杀：又如1915年余清芳以台南的西来庵「食菜堂」为中心推展抗日运动的时候，日军警以诱杀诡计，将台南噍吧哖（玉井，日语念tamai）附近的后厝，竹围、番仔厝、新化、内庄、左镇、茶寮等二十多位村落居民3200余人，不分老幼，依次杀戮 [27] 。日人对于这种惨绝人寰的大凶杀，极尽隐密的能事，例如秋泽次郎着『台湾匪志』，除了喋喋不休的叙述「匪徒的暴动」和「圣恩洪大无边」，以外，就没有把前述的骗杀事实提起，但是从其文中，亦可以窥视骗杀的蛛丝马迹。例如书中说：「如此，残匪诱出终了以后，总督府认为他们之中罪状最重，不能溯及大正4年11月的大赦恩典者，纵使投降，如全免刑责则有枉国法，有伤国家威信，所以对他们必须严肃的处刑。 [28] 」，抗日领袖江定等，就是这样被诱降，然后处死的。
后藤新平在其『日本植民政策一斑』公开说，在他统治台湾的五年间，依法「杀戮匪徒数」就达11,950人 [29] 。日本所谓的「匪徒」，不用说，全都是「抗日」的台湾人。
依台北市文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国璠编着的『台湾抗日史』，「台湾沦于日人之手，垂五十有一年……我同胞惨遭屠杀总数，约近四十万人；焚烧房屋仅乙未年（1895年）内即达三千余所，至于妇女之被淫虐，丁壮之被奴役，其在精神上之损失，更是难以估算。 [30] 」
现在日本的右翼份子常歌颂日本的50年台湾殖民地统治的成功为「现代化」，有许多台湾学者追随着说，台湾的「殖民地化」也就是「现代化」。如果台湾割让日本后日本武士道在台发威，台湾才能有「现代化」成果的话，不是等于说台湾人是贱骨头，台湾人自己没有「现代化」的能力吗？
图二、《 新渡户稻造与其妻子玛里》
五、新渡户为什么出英文版『Bushido』
为什么新渡户在1899年撰写『Bushido』，给予武士道新的诠释呢？而『武士道』的出版又如何变成新渡户登龙门而获得富贵荣华的敲门砖？最主要的秘诀在于娶美国妇女玛里（自称「万里」Marry Patterson Elkinton, 1857-1938年）为妻。当时日本在甲午战争战胜了中国，获得2亿3千万两，约合日币3亿6000万日圆的赔款和台湾殖民地，但是日军有「旅顺大屠杀」、「领台大屠杀」的报虐行为，列强仍视日本为一野蛮国，日本必须向国际解释日军的行为是「武士道」的行为，是一种高尚的品德。
台湾日本综合研究所所长
许介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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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究竟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武士道的诀窍就是看透了死亡，「不怕死」而为主君毫无保留的舍命献身。这种思想也是对传统儒家「士道」的一种反动。儒家的「士道」讲究君臣之义，有「君臣义合」、「父子天合」的人伦观念，但是日本「武士道」是以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
武士道重视的是君臣戒律，「君不君」（君暴虐无道）也不可「臣不臣」（臣不尽臣道），尽忠是绝对的价值。中国的原始儒学是以孝为本，尽孝才是绝对的价值。如果「父有过」，子「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但是如果「君有过」，臣「三谏而不听，则逃之」。武士道论者认为，儒家的「士道论」乃在粉饰贪生怕死的私心，慎于人伦而注重主君的道德如何，才选择生死，则面对死却不干脆去死。唯有纯粹彻底的觉悟死，才是武士道强人之处。武士道彻底的觉悟死了，他的容貌、言语、起居动作，也就与众不同。武士社会尊重礼仪，不光是封建社会阶层秩序的尊从，更进一步说「礼仪端正」，才是武士强人一等的表现。武士要「死的干脆」，君要你切腹自杀你就得切腹自杀，这是日本鎌仓武家时代以来的传统。
二、『叶隐』乃武士道精神源流
日本武士道的古典称为『叶隐』（hagakure），是江户时代的佐贺藩（肥前锅岛藩）所传诵的武士道修养书。「叶隐」就如树木的叶荫，在人家看不见的地方为主君「舍身奉公」之意。此书是由佐贺藩的藩士山本常朝（Yamamoto Tsunetomo 1659-1710）传述，由同藩藩士田代陈基（Tashiro Tsuramoto）听闻书写整理，在18世纪初的1716年完成『叶隐闻书』写本，共11卷1200多节，简称『叶隐』或『叶隐集』。卷一、卷二讲武士的心得修养，卷三讲锅岛藩藩祖直茂，卷四讲第一代藩主胜茂，卷五讲第二代藩主光茂（即山本常朝的主君），以及其嫡子即第三代纲茂等，卷六讲锅岛藩古来的事迹，卷七、卷八、卷九讲锅岛藩武士的「武勇奉公」言行，卷十讲他藩武士的言行，卷十一是补遗。
『叶隐』所表现的武士道精神，是果断地死、毫不留恋地死、毫不犹豫地死。一般人对生命执着，武士道则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只有死是真诚的，其它的功名利禄都是梦幻。当一个人舍弃名利，以「死身」来义勇奉公时，就可以看到这世间的真实。武士标榜的是精神上的优越，就是心理上先能战胜自己，才能战胜别人。先能「不要自己的命」，才能「要他人的命」。这是日本武士强人一等的道德律。「不要命」与「要人命」是息息相关的，「叶隐」的教训真是非常残酷的武士论语。
例如佐贺锅岛藩祖直茂，向其子胜茂说：「要使斩首习以为常，得先对处刑者斩首」，于是在其西方衙门内，排列十人让他尝试斩首，胜茂连续斩首了九人，看第十人是强壮的年轻人，就说「已经斩够了，那家伙让他活吧，这人才免斩得救」 [1] 。日本军人侵略中国时的「百人斩」残酷典型，在此可以窥见。
『叶隐』的著述者山本常朝一家的典故，也是令人发指。
山本常朝的异母兄山本吉左卫门，依父亲山本神右卫门的指示，5岁时就得斩杀狗，15岁时斩杀死罪者。武士大众，14、15岁开始实习斩首 [2] 。如此武士从小带刀成长，养成斩杀人不在乎的精神。
武士道的本义，如日本战前教育敕语所教谕，以「义勇奉公」为最高原则，这是武士为「奉公人」的心里准备，说来非常残酷不人道。举例说，佐贺锅岛藩第四代吉茂，年轻时非常粗暴，他的家臣中有不讨其喜欢的，即将此人之妻的坏话写在扇上，交给近侍说「你把此扇让他看，再将那家伙做何反应呈报」。此家臣看了扇之后，并不知道是谁写的，即把此扇撕破。近侍即将此呈报。吉茂公曰「将主人书写的东西撕裂，乃是无礼者。令他切腹。 [3] 」在武士道的世界，「切腹是武士道最忠义的表现」。山本常朝也说，武士应尽的忠义，是以殉死为最高。
有一个令人起鸡皮疙瘩的故事。江户屋敷的看守仓库者堀江三右卫门，偷了库存的金银，被逮捕逼出口供之后，即下令「大罪人，折磨死」。于是先将他身体中的体毛烧光，剥他的指甲，切断他的脚筋，用锥磨等工具给他种种折磨，但他不哀声大叫，连脸色都不改变。最后就斩开他的脊背，用热烫的酱油浇洒其上，他即躯体折弯而死 [4] 。
武士道相传也讲究义、忍、勇、礼、诚、名誉、忠义等德目，但实际上是残酷无情，惨不忍睹。中世纪的鎌仓时代，源氏家族亲兄弟（源义朝、源为义、源为朝），骨肉相克杀戮，而断了源氏的正嗣。又如因北条氏的策谋，功臣们也就断了命脉。日本战国时代的无情，都有血淋淋的杀戮史为左证。有杀主君的，松永弹正叛逆弒君即将军义辉；有杀父亲的，斋藤义龙杀其父斋藤道三；有杀兄长的，今川义元为了继承家主地位，在长兄死后，杀戮次兄以及其一切支持家臣；有杀亲子的，江户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听织田信长的话，命其亲生长子德川信康自害死亡 [5] 。日本武士的残酷不人道，比比皆是，从此也可以看出武士道精神的另一真实面。
三、迷失的武士道「旅顺大屠杀」
甲午战争又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1894-95年），当时日本陆军大将大山岩指挥第二军，1894年11月21日开始攻打中国北洋海军基地旅顺港口以后，发生了旅顺大屠杀事件。『日本外文书』称之为「旅顺口虐杀事件」，英美称之为Port Arthur Atrocities，或Port Arthur Massacre。这也许是日本武士道精神在中国第一次发威吧！
旅顺大屠杀到底牺牲人数有多少？
在 1895年「三国干涉」辽东半岛，旅顺归还中国之后，中国的辽东接收委员顾元勋，在旅顺的遗骨、遗灰埋葬地点建造了一座「万忠墓」，记录受难者约1万8千人。1948年重修「万忠墓」时，记载牺牲人数为二万余人。中国的史学者孙克复、关捷编着『甲午中日陆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据此主张牺牲者数为二万余人。1994年3月，兴建「旅顺万忠墓纪念馆」时，再行发掘万忠墓清理后，亦记载「日军侵入旅顺市区后，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进行了四天三夜野蛮的大屠杀，近二万无辜同胞惨遭杀害。」 [6]
当时居住旅顺市的人口约为二万余人。据1895年3月号的『北美评论月刊』（North American Review）报导说：「在旅顺市街残留的中国人只有 36人。」他们是用在搬运、掩埋尸体的。
日本的国际法学者有贺长雄，曾担任日军第二军的法律顾问从军，在他的著作『日清战役国际法论』（陆军大学校，1896年）说：当时散布在市街上的尸体总数约2000，其中包含约500具非战斗员。当然，日方是加害者，势必要隐瞒日军有屠杀非战斗员（平民）的事迹。因为明治天皇在宣战的诏敕宣布「苟非戾于国际法，各各应衡权能力尽一切手段，期无遗漏」，要求日本军人严守战时国际法，让欧美重视日本是一个「文明国家」。但是在旅顺有四名跟随日军的外国特派记者，目睹了旅顺大屠杀案。
欧美的从军记者中，除了美国和法国的『前锋报』（Herald）贾味记者（Garver）被收买而站在拥护日本的立场之外，其它英国『泰晤士报』（Times）柯恩记者（Thomas Cohen ），『标准报』（Standard）的维利尔兹记者（Villiers），美国的『世界日报』（The World）克利尔曼记者（James Creelman）三人，虽然语气有点不同，都强烈地谴责日军所犯的屠杀罪行。
例如1894年11月20日在纽约发行的『世界日报』（World）的编辑标题是「旅顺港的残杀，至少有2000个手无寸铁的人被日军屠杀」，内容激烈地批判日军暴行，抨击日本人为披着文明皮肤而拥有野蛮筋骨的怪兽，「日本现今脱下文明的假面具，暴露野蛮的本性。」还有英国的『泰晤士报』（Times）的记者也证实，日军将俘虏捆绑着屠杀，甚至还有将平民，特别是妇女也屠杀的事实。
依日本人自己的证言，日本邮船的货物船远江丸的一等司机林治宽的体验，「旅顺口陷落时登陆，见死尸相积，三迭迭散在，实为酸鼻之惨状。内有老、幼、妇女、稚儿。尚有未死而呻吟之声，今犹存耳。」 [7]
当时的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则使尽方法来收买外国通讯社，不要把日军的屠杀丑闻传到国际社会。例如以机密电信指示在英国的代理公使内田康哉，用钱收买英国的中央通讯社（Central News），要其对『泰晤士报』的旅顺大屠杀报导提出不同论调，说对旅顺市民的某种残暴是中国逃兵所为。内田回电说不够钱收买，外务省即回答从预备金汇送2000日圆。英国的Central News 即获得充分报酬为日本的情报工作服务。 [8]
另一方面，收买路透通讯社（Reuters）则由当时驻德公使青木周藏进行。外相陆奥答应「路透电信公司」（Reuters Telegram Company），为日本传布有利的信息则给予606英镑的报酬。当时在横滨的日本通信社也发行『Japan Mail』和『Japan Weekly Mail』，社长布陵克利（Francis Brinkley）也是路透社的通讯员。外相陆奥即请内阁书记官长伊东己代治，要求日本通信社将日本政府每天放出的战争情报向伦敦电送。陆奥对布陵克利的交涉成功之后，日本政府就以补助金名目，每月给日本通信社一定额的补助金。甲午战后，论功行赏，日本政府赐给布陵克利「勋三等旭日章」并授与赏赐金5000圆。 [9]
但是路透社有Reuters Telegram Company和Reuters International Agency两家，日本政府与前者订契约给钱收买，后者还是照样传布对日本不利的屠杀信息。 当时掌握『时事新报』的舆论泰斗福泽谕吉，即撰写一篇「旅顺杀戮乃无稽流言」辩解 [10] 。经由聘雇的外国人侯斯（Edward House），向欧美通信社、『世界日报』等提出辩解，努力企图将屠杀事件沈静化，日本国内也就忘了屠杀事件的存在 [11] 。日本政府并未对屠杀事件彻底调查，即以「有关旅顺口占领的误闻」传达给欧美各驻外公使，即驻德的青木公使、驻英的内田公使、驻美的栗野公使、驻俄的西公使、驻法的曾祢公使，驻意的高平公使等一份辩明书，向各国辩解。 [12]
但是经由英美报纸目睹旅顺大屠杀的记者报导，日本大本营也不得不派人持参谋总长致大山岩军司令官的公函到旅顺，要求其解释清楚。大山的回函，虽然承认在11月21日对旅顺市街的士兵和人民混合杀戮，但辩称旅顺居民很多跟中国军方有关系而试图抵抗，或在薄暮时分看不清楚而造成杀戮；此外对杀害俘虏一事，则强辩是对反抗、逃亡的惩戒；至于有关日军的掠夺行为，则一概否认。总之，从大山岩对参谋本部的辩解书可以知道，对于屠杀的规模大小或屠杀的原因或许有所辩解，但是日军第二军司令部还是承认有「旅顺屠杀」的事实。
当时的首相伊藤博文，为了「旅顺大屠杀」事件与大本营协议的结果，决定日本既然战胜了，为维持日军士气，不要调查此事件真相而惩戒肇事者，就以一贯辩解的方针应付国际舆论。
日本政府对日军的屠杀中国平民百姓不加追究，只顾向列强辩解日本是「文明国」，一直宣传中日甲午战争乃「文明国」的日本打败「野蛮国」的中国，从此以后，日军可以更肆无忌惮地屠杀中国人了。
日本的武士道至此，堕落为对欧美列强摇尾送钱而撒谎辩解，相反的对弱国中国则屠杀凌虐而忝不知耻了。
图一、《 武士道在台发威》
日本的武士道至此，堕落为对欧美列强摇尾送钱而撒谎辩解，相反的对弱国中国则屠杀凌虐而忝不知耻了。
四、武士道在台发威
依『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等资料，日本据台后的几年，至少有下列数件大屠杀，这应该算是日本武士道在台发威吧！
一、大嵙崁大烧杀：1895年马关条约后，日军登陆台湾。在台北与新竹之间的大嵙崁溪沿岸地方，有大嵙崁武生汪国辉、三角涌樟脑制造业者苏力、树林地主王振辉等人，各自率领「住民自警团」自卫。7月12日，日军进军到该地方，汪等抵抗。7月16日以后，日军的援军到来，便展开屠杀。日军设定大嵙崁以东至三角涌之间的所有村庄，都是抗日的义军，就下令焚烧大嵙崁街，于是4万人左右的繁华市街，从7月22日连烧3天，火焰远远连烧到三角涌街，20多里不绝，变成满目凄凉的焦土，共烧毁房屋1500多户，人民死伤260人。抗日领袖汪国辉，则被日军以武士道手法斩杀 [13] 。
二、大莆林对妇女暴行：1895年8月30日，日军进入云林地方，9月2日到达大莆林，即现今嘉义县大林镇。此地的领袖人物简精华，深知装备战力皆非日军敌手，不忍生灵涂炭而决定放弃抵抗，命令居民清扫道路，提供食物欢迎日军。不料日军竟要求简献出200名妇女。简不答应，日军竟以此强奸杀害简氏一族妇女60多名。简氏愤怒，招集云林民众，从9月3日开始以弓箭、棍棒、陷阱、土枪，袭击日军。后来简精华受辜显荣的引诱，忍痛接受招抚，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即自刺左手血管，失血而死于自宅。乡人感动其忠义，而以「简忠义」追思 [14] 。
三、萧垄街惨杀：1895年10月10日，日军混成第四旅团登陆布袋嘴（嘉义地方），当地义军领袖林昆冈，以敢死队之势捍卫乡里。然而武器窳劣不敌，退据萧垄街（今台南县佳里镇）。于是日军大事搜索，近千名村民躲到溪边杂树林的天然沟壑中，因婴儿哭声而被发现后，日军竟派兵分别截住长坑的头尾两端，然后乱枪齐放，对着坑内猛烈射击了近20分钟。一时凄厉惨叫，呼喊哀号如人间地狱，躲到坑里避难的台湾人无一幸免，婴儿、妇女也无一人得活，真是残酷到极点 [15] 。
四、云林大屠杀：台湾中部云林地方有称为「大坪顶」的山地，三面溪谷包围，东南与险峻的山地连接，地势险恶，由柯铁所率领的柯氏家族居住。当日军从北南下之际，简义等抗日份子纷纷来此地避风雨。1896年4月1日云林县地方被台中县合并，云林支厅设于斗六。6月10日，日军混成第二旅团的守备队开始进驻云林地方。当时大坪顶有抗日份子千余人聚集，为了誓死抗日，将大坪顶改称为「铁国山」，向全岛发出檄文，呼吁将日本人驱逐出台湾。6月16日，日军一连队进入斗六，「铁国山」的抗日军避其锋锐，退入深山。从此一直到6月22日，日军在云林地方血腥屠杀，共有4295户民宅被烧毁，残杀民众6000人 [16] 。甚至欢迎日军的约50名顺民，亦在被杀之列。
当时的台湾高等法院院长高野孟矩，对云林大屠杀事件如此证言：「日军漫然出兵，费六日时间烧毁70余个村庄的民宅，杀害良莠不分的民间人士300余人，而刺激了附近的居民，此完全是此次暴动蜂起的原因。故说有土匪几百人或几千人，实际清查则多为良民，父被杀、母被夺、兄被害、子被杀、妻被杀、弟被害而基于愤恨，或家屋以及所藏财产悉被烧尽而丧失寄生之处者。」 [17]
1896年7月4日香港英文报纸『Daily Press』披露日军在6月16日到6月22日的云林大屠杀事件 [18] ，于是引发国际间注意日军残酷屠杀台民的事实 [19] 。日本政府即不断训令有关单位取消香港新闻有关土匪的报导，请拓植务次官将事实刊载在外事新闻 [20] 上，在外国新闻上隐瞒此事。但是以云林大屠杀为契机，台湾各地连锁性地爆发对日本统治的不满，并在各地兴起抗日运动。在国际舆论压力下，第二任台湾总督桂太郎被迫下台，很讽刺的，就任的第三任总督乃木希典正是甲午战争旅顺大屠杀中应负责的旅团长。
五、阿公店大屠杀：有人歌颂第四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与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是「台湾现代化」的催生者，他们是对台施行「怀柔政策」的“能吏”，但是忽略了他们有日本武士道杀人如麻的本性，以大屠杀镇压抗日台民，确立其统治台湾的基础。儿玉于1898年就任台湾总督，决定自11月12日展开对台湾中南部抗日军的大规模攻击，日本人称为「大讨伐」。此次「大讨伐」，依台南县知事提出给台湾总督的报告，杀害人数达2,053人，伤者不计其数。民宅烧毁数，全烧毁2,783户，半烧毁3,030户。家屋的全烧、半烧，家财的烧毁等的损害， 依当时币值达38,000余日圆。 [21] 尤其是受害最残酷的阿公店地方，有居住安平、打狗（高雄）的外国人，对日军的残暴议论纷纷，英国长老教会牧师福格森（Duncan Ferguson）等，即向『香港日报』（Daily News）投书，提出日军丧失人性大屠杀的人道问题，闹成国际舆论的交相指责 [22] 。
六、归顺式场诱杀惨案：儿玉与后藤的对付台湾中南部的抗日势力，除了以军警大规模「讨伐」之外，又使用招降的诱杀策略。这就是所谓「土匪招降策」，其策画者就是儿玉总督，而参与立案者为后藤民政长官、总督府事务官为阿川光佑、策士为白井新太郎 [23] ，其中以云林的骗杀抗日军最骇人听闻。于是1902年，斗六厅长荒贺直顺与警务课长岩元知密谋招降杀戮的计划 [24] 。
5月14日，斗六厅长荒贺与该地守备队长、宪兵分队长密议在5月25日举行归顺典礼骗杀。5月18日岩元警务课长召集林圯埔、崁头厝、土库、他里雾、下湖口五位支厅长，指示举行归顺典礼的真意与处置顺序，并决定斗六、林圯埔、崁头厝、西螺、他里雾、内林的6个地方为式场，并命各支厅长好好准备 [25] 。
即对于表示投降的抗日各领袖，表面上善用甘言，允许他们归顺，内心则企图彻底剿灭，所以订定是年5月25日，约张大猷以下265名抗日分子，声言分别在6处举行归顺式。即：一、斗六式场60余人，二、林杞埔式场63人，三、嵌头厝式场38人，四、西螺式场30人，五、他里雾式场24人，六、林内式场39人，然后用机关枪，于6个地方同时全部杀戮 [26] 。这种诱降，欺骗杀戮的事迹，日人制造口实，仅说明为：5月25日，在归顺式场妄动，所以一齐杀戮。而遮掩骗杀的事实。
七、噍吧哖大屠杀：又如1915年余清芳以台南的西来庵「食菜堂」为中心推展抗日运动的时候，日军警以诱杀诡计，将台南噍吧哖（玉井，日语念tamai）附近的后厝，竹围、番仔厝、新化、内庄、左镇、茶寮等二十多位村落居民3200余人，不分老幼，依次杀戮 [27] 。日人对于这种惨绝人寰的大凶杀，极尽隐密的能事，例如秋泽次郎着『台湾匪志』，除了喋喋不休的叙述「匪徒的暴动」和「圣恩洪大无边」，以外，就没有把前述的骗杀事实提起，但是从其文中，亦可以窥视骗杀的蛛丝马迹。例如书中说：「如此，残匪诱出终了以后，总督府认为他们之中罪状最重，不能溯及大正4年11月的大赦恩典者，纵使投降，如全免刑责则有枉国法，有伤国家威信，所以对他们必须严肃的处刑。 [28] 」，抗日领袖江定等，就是这样被诱降，然后处死的。
后藤新平在其『日本植民政策一斑』公开说，在他统治台湾的五年间，依法「杀戮匪徒数」就达11,950人 [29] 。日本所谓的「匪徒」，不用说，全都是「抗日」的台湾人。
依台北市文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国璠编着的『台湾抗日史』，「台湾沦于日人之手，垂五十有一年……我同胞惨遭屠杀总数，约近四十万人；焚烧房屋仅乙未年（1895年）内即达三千余所，至于妇女之被淫虐，丁壮之被奴役，其在精神上之损失，更是难以估算。 [30] 」
现在日本的右翼份子常歌颂日本的50年台湾殖民地统治的成功为「现代化」，有许多台湾学者追随着说，台湾的「殖民地化」也就是「现代化」。如果台湾割让日本后日本武士道在台发威，台湾才能有「现代化」成果的话，不是等于说台湾人是贱骨头，台湾人自己没有「现代化」的能力吗？
图二、《 新渡户稻造与其妻子玛里》
五、新渡户为什么出英文版『Bushido』
为什么新渡户在1899年撰写『Bushido』，给予武士道新的诠释呢？而『武士道』的出版又如何变成新渡户登龙门而获得富贵荣华的敲门砖？最主要的秘诀在于娶美国妇女玛里（自称「万里」Marry Patterson Elkinton, 1857-1938年）为妻。当时日本在甲午战争战胜了中国，获得2亿3千万两，约合日币3亿6000万日圆的赔款和台湾殖民地，但是日军有「旅顺大屠杀」、「领台大屠杀」的报虐行为，列强仍视日本为一野蛮国，日本必须向国际解释日军的行为是「武士道」的行为，是一种高尚的品德。日本「武士道」揭谜
台湾日本综合研究所所长
许介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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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究竟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武士道的诀窍就是看透了死亡，「不怕死」而为主君毫无保留的舍命献身。这种思想也是对传统儒家「士道」的一种反动。儒家的「士道」讲究君臣之义，有「君臣义合」、「父子天合」的人伦观念，但是日本「武士道」是以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
武士道重视的是君臣戒律，「君不君」（君暴虐无道）也不可「臣不臣」（臣不尽臣道），尽忠是绝对的价值。中国的原始儒学是以孝为本，尽孝才是绝对的价值。如果「父有过」，子「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但是如果「君有过」，臣「三谏而不听，则逃之」。武士道论者认为，儒家的「士道论」乃在粉饰贪生怕死的私心，慎于人伦而注重主君的道德如何，才选择生死，则面对死却不干脆去死。唯有纯粹彻底的觉悟死，才是武士道强人之处。武士道彻底的觉悟死了，他的容貌、言语、起居动作，也就与众不同。武士社会尊重礼仪，不光是封建社会阶层秩序的尊从，更进一步说「礼仪端正」，才是武士强人一等的表现。武士要「死的干脆」，君要你切腹自杀你就得切腹自杀，这是日本鎌仓武家时代以来的传统。
二、『叶隐』乃武士道精神源流
日本武士道的古典称为『叶隐』（hagakure），是江户时代的佐贺藩（肥前锅岛藩）所传诵的武士道修养书。「叶隐」就如树木的叶荫，在人家看不见的地方为主君「舍身奉公」之意。此书是由佐贺藩的藩士山本常朝（Yamamoto Tsunetomo 1659-1710）传述，由同藩藩士田代陈基（Tashiro Tsuramoto）听闻书写整理，在18世纪初的1716年完成『叶隐闻书』写本，共11卷1200多节，简称『叶隐』或『叶隐集』。卷一、卷二讲武士的心得修养，卷三讲锅岛藩藩祖直茂，卷四讲第一代藩主胜茂，卷五讲第二代藩主光茂（即山本常朝的主君），以及其嫡子即第三代纲茂等，卷六讲锅岛藩古来的事迹，卷七、卷八、卷九讲锅岛藩武士的「武勇奉公」言行，卷十讲他藩武士的言行，卷十一是补遗。
『叶隐』所表现的武士道精神，是果断地死、毫不留恋地死、毫不犹豫地死。一般人对生命执着，武士道则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只有死是真诚的，其它的功名利禄都是梦幻。当一个人舍弃名利，以「死身」来义勇奉公时，就可以看到这世间的真实。武士标榜的是精神上的优越，就是心理上先能战胜自己，才能战胜别人。先能「不要自己的命」，才能「要他人的命」。这是日本武士强人一等的道德律。「不要命」与「要人命」是息息相关的，「叶隐」的教训真是非常残酷的武士论语。
例如佐贺锅岛藩祖直茂，向其子胜茂说：「要使斩首习以为常，得先对处刑者斩首」，于是在其西方衙门内，排列十人让他尝试斩首，胜茂连续斩首了九人，看第十人是强壮的年轻人，就说「已经斩够了，那家伙让他活吧，这人才免斩得救」 [1] 。日本军人侵略中国时的「百人斩」残酷典型，在此可以窥见。
『叶隐』的著述者山本常朝一家的典故，也是令人发指。
山本常朝的异母兄山本吉左卫门，依父亲山本神右卫门的指示，5岁时就得斩杀狗，15岁时斩杀死罪者。武士大众，14、15岁开始实习斩首 [2] 。如此武士从小带刀成长，养成斩杀人不在乎的精神。
武士道的本义，如日本战前教育敕语所教谕，以「义勇奉公」为最高原则，这是武士为「奉公人」的心里准备，说来非常残酷不人道。举例说，佐贺锅岛藩第四代吉茂，年轻时非常粗暴，他的家臣中有不讨其喜欢的，即将此人之妻的坏话写在扇上，交给近侍说「你把此扇让他看，再将那家伙做何反应呈报」。此家臣看了扇之后，并不知道是谁写的，即把此扇撕破。近侍即将此呈报。吉茂公曰「将主人书写的东西撕裂，乃是无礼者。令他切腹。 [3] 」在武士道的世界，「切腹是武士道最忠义的表现」。山本常朝也说，武士应尽的忠义，是以殉死为最高。
有一个令人起鸡皮疙瘩的故事。江户屋敷的看守仓库者堀江三右卫门，偷了库存的金银，被逮捕逼出口供之后，即下令「大罪人，折磨死」。于是先将他身体中的体毛烧光，剥他的指甲，切断他的脚筋，用锥磨等工具给他种种折磨，但他不哀声大叫，连脸色都不改变。最后就斩开他的脊背，用热烫的酱油浇洒其上，他即躯体折弯而死 [4] 。
武士道相传也讲究义、忍、勇、礼、诚、名誉、忠义等德目，但实际上是残酷无情，惨不忍睹。中世纪的鎌仓时代，源氏家族亲兄弟（源义朝、源为义、源为朝），骨肉相克杀戮，而断了源氏的正嗣。又如因北条氏的策谋，功臣们也就断了命脉。日本战国时代的无情，都有血淋淋的杀戮史为左证。有杀主君的，松永弹正叛逆弒君即将军义辉；有杀父亲的，斋藤义龙杀其父斋藤道三；有杀兄长的，今川义元为了继承家主地位，在长兄死后，杀戮次兄以及其一切支持家臣；有杀亲子的，江户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听织田信长的话，命其亲生长子德川信康自害死亡 [5] 。日本武士的残酷不人道，比比皆是，从此也可以看出武士道精神的另一真实面。
三、迷失的武士道「旅顺大屠杀」
甲午战争又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1894-95年），当时日本陆军大将大山岩指挥第二军，1894年11月21日开始攻打中国北洋海军基地旅顺港口以后，发生了旅顺大屠杀事件。『日本外文书』称之为「旅顺口虐杀事件」，英美称之为Port Arthur Atrocities，或Port Arthur Massacre。这也许是日本武士道精神在中国第一次发威吧！
旅顺大屠杀到底牺牲人数有多少？
在 1895年「三国干涉」辽东半岛，旅顺归还中国之后，中国的辽东接收委员顾元勋，在旅顺的遗骨、遗灰埋葬地点建造了一座「万忠墓」，记录受难者约1万8千人。1948年重修「万忠墓」时，记载牺牲人数为二万余人。中国的史学者孙克复、关捷编着『甲午中日陆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据此主张牺牲者数为二万余人。1994年3月，兴建「旅顺万忠墓纪念馆」时，再行发掘万忠墓清理后，亦记载「日军侵入旅顺市区后，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进行了四天三夜野蛮的大屠杀，近二万无辜同胞惨遭杀害。」 [6]
当时居住旅顺市的人口约为二万余人。据1895年3月号的『北美评论月刊』（North American Review）报导说：「在旅顺市街残留的中国人只有 36人。」他们是用在搬运、掩埋尸体的。
日本的国际法学者有贺长雄，曾担任日军第二军的法律顾问从军，在他的著作『日清战役国际法论』（陆军大学校，1896年）说：当时散布在市街上的尸体总数约2000，其中包含约500具非战斗员。当然，日方是加害者，势必要隐瞒日军有屠杀非战斗员（平民）的事迹。因为明治天皇在宣战的诏敕宣布「苟非戾于国际法，各各应衡权能力尽一切手段，期无遗漏」，要求日本军人严守战时国际法，让欧美重视日本是一个「文明国家」。但是在旅顺有四名跟随日军的外国特派记者，目睹了旅顺大屠杀案。
欧美的从军记者中，除了美国和法国的『前锋报』（Herald）贾味记者（Garver）被收买而站在拥护日本的立场之外，其它英国『泰晤士报』（Times）柯恩记者（Thomas Cohen ），『标准报』（Standard）的维利尔兹记者（Villiers），美国的『世界日报』（The World）克利尔曼记者（James Creelman）三人，虽然语气有点不同，都强烈地谴责日军所犯的屠杀罪行。
例如1894年11月20日在纽约发行的『世界日报』（World）的编辑标题是「旅顺港的残杀，至少有2000个手无寸铁的人被日军屠杀」，内容激烈地批判日军暴行，抨击日本人为披着文明皮肤而拥有野蛮筋骨的怪兽，「日本现今脱下文明的假面具，暴露野蛮的本性。」还有英国的『泰晤士报』（Times）的记者也证实，日军将俘虏捆绑着屠杀，甚至还有将平民，特别是妇女也屠杀的事实。
依日本人自己的证言，日本邮船的货物船远江丸的一等司机林治宽的体验，「旅顺口陷落时登陆，见死尸相积，三迭迭散在，实为酸鼻之惨状。内有老、幼、妇女、稚儿。尚有未死而呻吟之声，今犹存耳。」 [7]
当时的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则使尽方法来收买外国通讯社，不要把日军的屠杀丑闻传到国际社会。例如以机密电信指示在英国的代理公使内田康哉，用钱收买英国的中央通讯社（Central News），要其对『泰晤士报』的旅顺大屠杀报导提出不同论调，说对旅顺市民的某种残暴是中国逃兵所为。内田回电说不够钱收买，外务省即回答从预备金汇送2000日圆。英国的Central News 即获得充分报酬为日本的情报工作服务。 [8]
另一方面，收买路透通讯社（Reuters）则由当时驻德公使青木周藏进行。外相陆奥答应「路透电信公司」（Reuters Telegram Company），为日本传布有利的信息则给予606英镑的报酬。当时在横滨的日本通信社也发行『Japan Mail』和『Japan Weekly Mail』，社长布陵克利（Francis Brinkley）也是路透社的通讯员。外相陆奥即请内阁书记官长伊东己代治，要求日本通信社将日本政府每天放出的战争情报向伦敦电送。陆奥对布陵克利的交涉成功之后，日本政府就以补助金名目，每月给日本通信社一定额的补助金。甲午战后，论功行赏，日本政府赐给布陵克利「勋三等旭日章」并授与赏赐金5000圆。 [9]
但是路透社有Reuters Telegram Company和Reuters International Agency两家，日本政府与前者订契约给钱收买，后者还是照样传布对日本不利的屠杀信息。 当时掌握『时事新报』的舆论泰斗福泽谕吉，即撰写一篇「旅顺杀戮乃无稽流言」辩解 [10] 。经由聘雇的外国人侯斯（Edward House），向欧美通信社、『世界日报』等提出辩解，努力企图将屠杀事件沈静化，日本国内也就忘了屠杀事件的存在 [11] 。日本政府并未对屠杀事件彻底调查，即以「有关旅顺口占领的误闻」传达给欧美各驻外公使，即驻德的青木公使、驻英的内田公使、驻美的栗野公使、驻俄的西公使、驻法的曾祢公使，驻意的高平公使等一份辩明书，向各国辩解。 [12]
但是经由英美报纸目睹旅顺大屠杀的记者报导，日本大本营也不得不派人持参谋总长致大山岩军司令官的公函到旅顺，要求其解释清楚。大山的回函，虽然承认在11月21日对旅顺市街的士兵和人民混合杀戮，但辩称旅顺居民很多跟中国军方有关系而试图抵抗，或在薄暮时分看不清楚而造成杀戮；此外对杀害俘虏一事，则强辩是对反抗、逃亡的惩戒；至于有关日军的掠夺行为，则一概否认。总之，从大山岩对参谋本部的辩解书可以知道，对于屠杀的规模大小或屠杀的原因或许有所辩解，但是日军第二军司令部还是承认有「旅顺屠杀」的事实。
当时的首相伊藤博文，为了「旅顺大屠杀」事件与大本营协议的结果，决定日本既然战胜了，为维持日军士气，不要调查此事件真相而惩戒肇事者，就以一贯辩解的方针应付国际舆论。
日本政府对日军的屠杀中国平民百姓不加追究，只顾向列强辩解日本是「文明国」，一直宣传中日甲午战争乃「文明国」的日本打败「野蛮国」的中国，从此以后，日军可以更肆无忌惮地屠杀中国人了。
日本的武士道至此，堕落为对欧美列强摇尾送钱而撒谎辩解，相反的对弱国中国则屠杀凌虐而忝不知耻了。
图一、《 武士道在台发威》
日本的武士道至此，堕落为对欧美列强摇尾送钱而撒谎辩解，相反的对弱国中国则屠杀凌虐而忝不知耻了。
四、武士道在台发威
依『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等资料，日本据台后的几年，至少有下列数件大屠杀，这应该算是日本武士道在台发威吧！
一、大嵙崁大烧杀：1895年马关条约后，日军登陆台湾。在台北与新竹之间的大嵙崁溪沿岸地方，有大嵙崁武生汪国辉、三角涌樟脑制造业者苏力、树林地主王振辉等人，各自率领「住民自警团」自卫。7月12日，日军进军到该地方，汪等抵抗。7月16日以后，日军的援军到来，便展开屠杀。日军设定大嵙崁以东至三角涌之间的所有村庄，都是抗日的义军，就下令焚烧大嵙崁街，于是4万人左右的繁华市街，从7月22日连烧3天，火焰远远连烧到三角涌街，20多里不绝，变成满目凄凉的焦土，共烧毁房屋1500多户，人民死伤260人。抗日领袖汪国辉，则被日军以武士道手法斩杀 [13] 。
二、大莆林对妇女暴行：1895年8月30日，日军进入云林地方，9月2日到达大莆林，即现今嘉义县大林镇。此地的领袖人物简精华，深知装备战力皆非日军敌手，不忍生灵涂炭而决定放弃抵抗，命令居民清扫道路，提供食物欢迎日军。不料日军竟要求简献出200名妇女。简不答应，日军竟以此强奸杀害简氏一族妇女60多名。简氏愤怒，招集云林民众，从9月3日开始以弓箭、棍棒、陷阱、土枪，袭击日军。后来简精华受辜显荣的引诱，忍痛接受招抚，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即自刺左手血管，失血而死于自宅。乡人感动其忠义，而以「简忠义」追思 [14] 。
三、萧垄街惨杀：1895年10月10日，日军混成第四旅团登陆布袋嘴（嘉义地方），当地义军领袖林昆冈，以敢死队之势捍卫乡里。然而武器窳劣不敌，退据萧垄街（今台南县佳里镇）。于是日军大事搜索，近千名村民躲到溪边杂树林的天然沟壑中，因婴儿哭声而被发现后，日军竟派兵分别截住长坑的头尾两端，然后乱枪齐放，对着坑内猛烈射击了近20分钟。一时凄厉惨叫，呼喊哀号如人间地狱，躲到坑里避难的台湾人无一幸免，婴儿、妇女也无一人得活，真是残酷到极点 [15] 。
四、云林大屠杀：台湾中部云林地方有称为「大坪顶」的山地，三面溪谷包围，东南与险峻的山地连接，地势险恶，由柯铁所率领的柯氏家族居住。当日军从北南下之际，简义等抗日份子纷纷来此地避风雨。1896年4月1日云林县地方被台中县合并，云林支厅设于斗六。6月10日，日军混成第二旅团的守备队开始进驻云林地方。当时大坪顶有抗日份子千余人聚集，为了誓死抗日，将大坪顶改称为「铁国山」，向全岛发出檄文，呼吁将日本人驱逐出台湾。6月16日，日军一连队进入斗六，「铁国山」的抗日军避其锋锐，退入深山。从此一直到6月22日，日军在云林地方血腥屠杀，共有4295户民宅被烧毁，残杀民众6000人 [16] 。甚至欢迎日军的约50名顺民，亦在被杀之列。
当时的台湾高等法院院长高野孟矩，对云林大屠杀事件如此证言：「日军漫然出兵，费六日时间烧毁70余个村庄的民宅，杀害良莠不分的民间人士300余人，而刺激了附近的居民，此完全是此次暴动蜂起的原因。故说有土匪几百人或几千人，实际清查则多为良民，父被杀、母被夺、兄被害、子被杀、妻被杀、弟被害而基于愤恨，或家屋以及所藏财产悉被烧尽而丧失寄生之处者。」 [17]
1896年7月4日香港英文报纸『Daily Press』披露日军在6月16日到6月22日的云林大屠杀事件 [18] ，于是引发国际间注意日军残酷屠杀台民的事实 [19] 。日本政府即不断训令有关单位取消香港新闻有关土匪的报导，请拓植务次官将事实刊载在外事新闻 [20] 上，在外国新闻上隐瞒此事。但是以云林大屠杀为契机，台湾各地连锁性地爆发对日本统治的不满，并在各地兴起抗日运动。在国际舆论压力下，第二任台湾总督桂太郎被迫下台，很讽刺的，就任的第三任总督乃木希典正是甲午战争旅顺大屠杀中应负责的旅团长。
五、阿公店大屠杀：有人歌颂第四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与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是「台湾现代化」的催生者，他们是对台施行「怀柔政策」的“能吏”，但是忽略了他们有日本武士道杀人如麻的本性，以大屠杀镇压抗日台民，确立其统治台湾的基础。儿玉于1898年就任台湾总督，决定自11月12日展开对台湾中南部抗日军的大规模攻击，日本人称为「大讨伐」。此次「大讨伐」，依台南县知事提出给台湾总督的报告，杀害人数达2,053人，伤者不计其数。民宅烧毁数，全烧毁2,783户，半烧毁3,030户。家屋的全烧、半烧，家财的烧毁等的损害， 依当时币值达38,000余日圆。 [21] 尤其是受害最残酷的阿公店地方，有居住安平、打狗（高雄）的外国人，对日军的残暴议论纷纷，英国长老教会牧师福格森（Duncan Ferguson）等，即向『香港日报』（Daily News）投书，提出日军丧失人性大屠杀的人道问题，闹成国际舆论的交相指责 [22] 。
六、归顺式场诱杀惨案：儿玉与后藤的对付台湾中南部的抗日势力，除了以军警大规模「讨伐」之外，又使用招降的诱杀策略。这就是所谓「土匪招降策」，其策画者就是儿玉总督，而参与立案者为后藤民政长官、总督府事务官为阿川光佑、策士为白井新太郎 [23] ，其中以云林的骗杀抗日军最骇人听闻。于是1902年，斗六厅长荒贺直顺与警务课长岩元知密谋招降杀戮的计划 [24] 。
5月14日，斗六厅长荒贺与该地守备队长、宪兵分队长密议在5月25日举行归顺典礼骗杀。5月18日岩元警务课长召集林圯埔、崁头厝、土库、他里雾、下湖口五位支厅长，指示举行归顺典礼的真意与处置顺序，并决定斗六、林圯埔、崁头厝、西螺、他里雾、内林的6个地方为式场，并命各支厅长好好准备 [25] 。
即对于表示投降的抗日各领袖，表面上善用甘言，允许他们归顺，内心则企图彻底剿灭，所以订定是年5月25日，约张大猷以下265名抗日分子，声言分别在6处举行归顺式。即：一、斗六式场60余人，二、林杞埔式场63人，三、嵌头厝式场38人，四、西螺式场30人，五、他里雾式场24人，六、林内式场39人，然后用机关枪，于6个地方同时全部杀戮 [26] 。这种诱降，欺骗杀戮的事迹，日人制造口实，仅说明为：5月25日，在归顺式场妄动，所以一齐杀戮。而遮掩骗杀的事实。
七、噍吧哖大屠杀：又如1915年余清芳以台南的西来庵「食菜堂」为中心推展抗日运动的时候，日军警以诱杀诡计，将台南噍吧哖（玉井，日语念tamai）附近的后厝，竹围、番仔厝、新化、内庄、左镇、茶寮等二十多位村落居民3200余人，不分老幼，依次杀戮 [27] 。日人对于这种惨绝人寰的大凶杀，极尽隐密的能事，例如秋泽次郎着『台湾匪志』，除了喋喋不休的叙述「匪徒的暴动」和「圣恩洪大无边」，以外，就没有把前述的骗杀事实提起，但是从其文中，亦可以窥视骗杀的蛛丝马迹。例如书中说：「如此，残匪诱出终了以后，总督府认为他们之中罪状最重，不能溯及大正4年11月的大赦恩典者，纵使投降，如全免刑责则有枉国法，有伤国家威信，所以对他们必须严肃的处刑。 [28] 」，抗日领袖江定等，就是这样被诱降，然后处死的。
后藤新平在其『日本植民政策一斑』公开说，在他统治台湾的五年间，依法「杀戮匪徒数」就达11,950人 [29] 。日本所谓的「匪徒」，不用说，全都是「抗日」的台湾人。
依台北市文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国璠编着的『台湾抗日史』，「台湾沦于日人之手，垂五十有一年……我同胞惨遭屠杀总数，约近四十万人；焚烧房屋仅乙未年（1895年）内即达三千余所，至于妇女之被淫虐，丁壮之被奴役，其在精神上之损失，更是难以估算。 [30] 」
现在日本的右翼份子常歌颂日本的50年台湾殖民地统治的成功为「现代化」，有许多台湾学者追随着说，台湾的「殖民地化」也就是「现代化」。如果台湾割让日本后日本武士道在台发威，台湾才能有「现代化」成果的话，不是等于说台湾人是贱骨头，台湾人自己没有「现代化」的能力吗？
图二、《 新渡户稻造与其妻子玛里》
五、新渡户为什么出英文版『Bushido』
为什么新渡户在1899年撰写『Bushido』，给予武士道新的诠释呢？而『武士道』的出版又如何变成新渡户登龙门而获得富贵荣华的敲门砖？最主要的秘诀在于娶美国妇女玛里（自称「万里」Marry Patterson Elkinton, 1857-1938年）为妻。当时日本在甲午战争战胜了中国，获得2亿3千万两，约合日币3亿6000万日圆的赔款和台湾殖民地，但是日军有「旅顺大屠杀」、「领台大屠杀」的报虐行为，列强仍视日本为一野蛮国，日本必须向国际解释日军的行为是「武士道」的行为，是一种高尚的品德。
新渡户在1884年赴美留学，进入美国巴的摩尔（Baltimore）新设的霍普金斯大学，同学有以后当总统的威尔逊（Woodrow Wilson）。他在校期间的1886年认识了美国小姐玛里。玛里是教友派信徒（Friend 一般俗称Quaker）是爱国者，新渡户也是爱国者，为了追求玛里，他也变成教友派信徒。玛里的父亲认为日本人是野蛮民族，反对玛里与新渡户结婚，但他们两人交往5年后，在1891年结婚，当时玛里33岁、新渡户28岁，年龄相差5岁。结婚后两人在东京的住家，简直像在日本海中漂浮的孤岛，住家环境完全是美国式的。玛里是第一个跟日本人结婚的美国女性，不说日本话，也不顾虑日本人的想法和行为方式，不论是文化上或心理上，仍然依照美国人的生活方式（American way of life）在日本生活。但是她帮助丈夫出了一本英文书『Bushido（武士道）』，将日本传统与欧美比较，详述日本的武士道与欧美骑士道的相似性，辩解日本的切腹、复仇等绝不是野蛮。藉助于优美典雅的英文，此书风靡欧美的读书界，新渡户稻造之名忽然传遍世界，于是谈「武士道」就是「新渡户」，谈「新渡户」就是「武士道」，而闻名天下 [31] 。从此，新渡户步步高升，成为京都帝国大学教授（1904年）、第一高等学校校长（1906年）、美国卡内基财团（Carnegie Foundation）的交换教授（1911年）、东京帝国大学教授（1915年）、东京女子大学校长（1918年）、国际联盟事务次长（1919年）等，步步高升 [32] 。
新渡户在『Bushido』第一版序说，「此书的直接开端，是吾妻常常问我为什么这样的思想或风俗在日本很普遍呢？ [33] 」 武士道的规矩，在西洋人看来是很野蛮的，他就必须想办法圆滑的说明，因此与妻子一再讨论，让她理解，取得她的同意。新渡户的此本着作，另外也得到美国人女友安娜（Anna C. Hartshorne）的协助。她和她的父亲亨利（Henley Hartshorne）1893年到日本，住在新渡户家好几年。安娜留下来的信件，亦证实她对『Bushido』的著述有很深的关连。依留下来的纪录，当新渡户的手发抖而写不下去时，安娜即听取新渡户的口述，替他书写下来。新渡户在此书的序末尾，也表达对安娜的感谢 [34] 。
这样以英文撰写新诠释的『武士道』，在义和团事件发生的1900年于美国费城（Philadelphia）出版，Philadelphia在宾夕凡尼亚州，是希腊语「友爱」之意，从殖民地时代由教友派信徒潘恩（William Penn）领导建设，成为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以及翌年宪法发布的历史纪念都市。此书的出版刚好给欧美人「日本精神」与中国「义和团」（西洋人称Boxer拳匪）评比的机会。这本书在日俄战争爆发后的1904年，经由美国人的协助，由较大的出版社再版。拜日俄战争日本战胜了俄国白种人之赐，国际间加深对日本的关心与兴趣，英文版的『武士道』即变成畅销书。新渡户从此成为日本精神、日本伦理学的权威，名扬世界。1905年日俄战争战胜之年，明治天皇特地召见『武士道』作者新渡户进宫，当然玛里夫人也陪同到皇居拜谒。
日本在日俄战争能够打败俄国，其实也是靠美国金融资本的援助。当时德国系犹太人创立的投资银行古恩․罗布公司( Kuhn, Loeb & Co. )，社长是德国出生而移居归化美国的薛夫( Jacob H. Schiff )，他跟他的欧洲犹太系金融资本家朋友罗斯契德( Lord Rothschild )，共同封锁俄国想在伦敦和巴黎筹借战债，并由薛夫的古恩•罗布公司负责日本在日俄战争时的四次外债募款，共募得3亿5千万美元，几乎是日本在日俄战争时战费的一半 [35] 。薛夫在战后的1906年赴日，由明治天皇召见，感谢其对日俄战争的举债功劳，而赠与「勋一等瑞宝章」。薛夫是对俄战争协力者，才获得明治天皇召见；新渡户夫妇对日本从事对外战争，以「武士道」精神包装功劳获得召见。
从新渡户稻造呈给明治天皇的『上英文武士道论书』，也可以完全了解他撰写武士道的真意。
「伏惟皇祖肇基，列圣继绪，洪业先于四表，皇泽遍于苍生，所施声教，所及德化，武士道兴于兹，辅佐鸿谟，宣扬国风，使众庶皆归忠臣爱国之德。斯道卓然，为宇内仪表也。然外邦人犹未详知，是真憾事，稻造于是作武士道论。」
「稻造才短识薄，加之病嬴，宿志尚有未成，上背圣恩，下愧父祖，唯仅述卑见而作此书。庶几皇祖皇宗之遗训，武士道之精神，传给外邦，以报国恩于万一。仅上此书，仰奉乙夜之览，诚惶顿首。」
明治38年(1905年)4月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新渡户稻造再拜白 [36]
这本书在1899年出版后，经过几次增订再版，在芦沟桥事变的翌年1938年，由矢内原忠雄翻译的日文版在岩波书店出版，成为在日本『武士道』论的铁定版。此书的第16章「武士道仍然存在？」断定：「武士道一直都是日本的精神与原动力。」 [37]
「带领日本渡过王政复古的暴风与国家革新的漩涡，而掌舵『日本船』方向的大政治家，这些人所通晓的道德教育均在武士道之内。看看佐久间象山、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现代日本推动者的传记，以及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等人的回忆录吧，你会发现日本的形成是以武士道的思想和作用做为动力。」 [38]
的确，佐久间、西乡、大久保、木户、伊藤、大隈、板垣等是推动了日本「王政复古」的维新事业，促使日本成为「上下一体的皇国」志士，并且日本也经由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使「皇国成为世界第一等强国」。但是日本「内政」的成就乃建立在「外征」亚洲邻邦的牺牲之上。
佐久间象山是提倡「东洋道德、西洋艺术」论的思想家，他评论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唯贪图利己、不知礼义廉耻，他的理想就是日本「皇国成为世界第一等强国」，而启蒙日本志士推向「开国进取」的方向。佐久间最后拜谒幕府的高层一桥庆喜以及将军德川家茂谈论「开国」时务，然而被「倒幕」和「攘夷」的志士暗杀。
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是「王政复古」明治维新的三大功臣。西乡以「征韩论」闻名，被不平士族拥立造反，战败自刃。大久保在明治初年得机会巡游欧美，见欧美列强虎视眈眈，遂主张先「内治」而反对「征韩」，但1874年转而主张「征台」、「台湾处分」，并到中国推展「强硬外交」，1878年被不满士族暗杀。木户孝允是「尊王攘夷」的志士，起初提倡「征韩论」，以便下级武士的不满有发泄地方，但自从1872年随岩仓遣外使节团巡历欧美回国后，就改变态度反对「征韩」，也反对「征台」，在西南战争中死去。伊藤为日本创设内阁制和制定明治宪法的功臣，在其第二次组阁时，扩张海军，强行挑起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为并吞韩国而缔结日韩协约，并任第一任韩国统监，但被韩国爱国志士安重根暗杀身亡。
大隈是1874年日本出兵「征台」的事务局长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组阁对德宣战，并向中国强行提出21条要求，力图让日本取代德国在山东的特殊权益，然而他曾被日本右翼玄洋社员来岛恒喜投掷炸弹而断了一只脚。板垣是「征韩论」的首脑，因征韩论失败而下野，后来组织爱国公党、自由党等各种政党，参与政治活动，对内虽主张「自由民权」，但对外则主张「征韩」、「对中国开战」。
从以上历史事迹可见，在日本武士道思想影响下的大政治家，对日本来说确实是明治维新的功臣，但对邻邦的民众来说，则显然都是对外武力侵略的元凶。如果从邻邦被侵略者的立场来看，日本的武士道思想是应该被否定的。
看看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论中，他对中日甲午战争如何论述的，
「小日本」拥有的是肉体上的耐力、不屈不挠及勇敢，这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可获得充分证实。「有任何民族比日本人更忠君爱国吗？」是经常被提出的问题，而答案总是骄傲的「没有」。日本人应该感谢的是武士道 [39] 。
日本人应该感谢武士道，那么被旅顺大屠杀的中国人，日本占领台湾时遭受大屠杀的台胞，是否也要跟日本人一样歌颂武士道的残酷呢？
新渡户再强调：
打赢鸭绿江、朝鲜及满洲东北战役的，是日本祖先的灵魂，在子孙的心中跳动，引导着子孙的手。那些威武的魂魄、武勇的先祖精神，并未死去，对于那些有心看见的眼睛，那是清晰可见的。即使一位拥有最先进思想的日本人，在外表之下，仍然是一位武士 [40] 。
在日本武士道威武的魂魄刀下的中国人、朝鲜人、琉球人、原住民族，如果是有独立自由意志的人，才不会愿意屈服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下。
新渡户从1920年起担任国际联盟事务局次长７年，负责日本在国际的宣传工作。回国后就任贵族院议员，并以太平洋问题调查会理事，为沈阳事变后日军出兵中国东北辩解，而在1933年去世。他的美国夫人玛里，则活到卢沟桥事变的次年1938年。他们夫妇不仅支持日本在1904-05 年的对俄战争，从 1931年的沈阳事变开始，在1930年代一直辩护日军在中国的军事行动是对的。换言之，新诠释「武士道」的用意，乃是向欧美列强辩解和正当化日本侵略东亚的理论。
六、结论
新渡户在台湾制糖业的改革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受台湾总督府的招请于1901年2月担任台湾总督府技师，5月升任民政部殖产课长，11月担任新设的殖产局局长，1902年6月临时台湾糖务局新设时也担任局长，1903年10月转任京都帝国大学法科教授，在台3年4个月。
他在台的具体功绩就是1901年9月提出「糖业改良意见书」，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让保守的农民采取新品种、新技术，于是劝告儿玉源太郎、后藤新平要成为台湾的专制启蒙君主，正如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II，1712-1786）,为普鲁士普及马铃薯，不惜以强制力实行。于是在新渡户的提议下，作成「台湾糖业奖励规则」，由总督府支出奖励金，从外国引进甘蔗新品种，给购买蔗苗和肥料的费用、开垦费用、灌溉以及排水费用、制糖机械器具费用等各类优渥的补助，而成立临时糖务局，将台湾传统的糖廍淘汰，进行糖业的「现代化」。但结果是驱逐了台湾人自营的糖业，让日本本土的糖业资本入侵台湾，垄断台湾的制糖业。
新渡户肯定殖民地主义，认为殖民地就是新领土。他肯定英国保守党领袖沙尔兹伯瑞（Robert Salisbury，1830-1903）的论点「膨胀的国民是求生存的国家，不膨胀的国民是死亡的国家，国家只居于其中之一」，认为有活力的国民必定膨胀追求新领土的获得。因此新渡户的殖民政策，在客观上乃在正当化日本统治的理论 [41] 。新渡户在九一八事变后更趋于帝国主义，在1932年「满洲国建国」时，称「满洲国」是「民族自决」，说连已故威尔逊总统也会满意。他所服务的国际联盟，当日本在1933年3月脱离时，他批判国际联盟应该是政治机关的，怎么陷入有如司法机关纠弹日本的谬误，而一直为日本的行动辩护。这时的新渡户，明显的从维护国际主义转变为维护帝国主义了。
战后，日本银行在1984年更改纸币上的图案设计，采用福泽谕吉像为一万日圆，新渡户稻造像为五千日圆，夏目漱石像为一千日圆的图样。而此三人对武士道都表示积极性的赞赏，三人的看法虽说一致也存在着微妙的差异，但也表示明治时期的日本人，相当受武士道的影响。
福泽谕吉在1884年10月的中国分割图上，预言日本将割取台湾，新渡户稻造在日本割取台湾之后的1899年着「武士道－日本的灵魂」歌颂甲午战争打赢鸭绿江、朝鲜及满洲战役的是日本祖先的灵魂。以上二位的侵略精神，从被侵略或殖民的人民来说，没有追随日本人歌颂的道理。
夏目漱石对武士道的积极评价，是缘于1910年日本海军有一艘潜水艇发生事故，14名船员全体未脱逃而死在艇内。夏目从艇长佐久间勉的片纸遗书上写：「小官不小心沉陛下之艇而杀部下，诚对不住。然而船员一同，至死皆尽忠职守，沉着处事」。此与以前英国潜艇遭遇同样不幸事件时，船员为免于一死而竞相往窗口逃亡，以致尸体堆积的死状相比，确实让夏目感动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了不起。日本海军的一位指挥官就是一名武士，对「沉陛下之艇」、「杀部下」如此痛感责任，才让文学家夏目漱石感叹不已，这也许是武士道受景仰之处吧！ [42]
《批注》
[1] 和辻哲郎、古川哲史校订『叶隐』（东京、岩波书店、1973年）上册、页191。
[2] 同上、中册、页161。
[3] 同上、中册、页184。
[4] 同上、下册、页52。
[5] 『日本史残酷物语』、『历史旅』临时增刊（东京、秋田书店、1992年3月）
页164-187。
[6] 秦郁彦、佐濑昌盛、常石敬一编着『世界战争犯罪事典』东京、文艺春秋社
、2002年，页27-31。
[7] 桧山幸夫『日清战争──秘藏写真が明かす真实──』东京、讲谈社、1997年
、页117。
[8] 井上晴树『旅顺虐杀事件』东京、筑摩书房、1995年，页28-30。
[9] 『旅顺虐杀事件』页31-32。
[10] 石河干明『福泽谕吉传』第三卷、东京、岩波书店、1932 年、页756。
[11] 『世界战争犯罪事典』页31。
[12] 『旅顺虐杀事件』页90。
[13] 杉浦和作『明治二十八年台湾平定记』台北、1896年、页71；日本参谋本部编
『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许佩贤译『攻台战纪──日清战史、台湾篇』
台北、远流、1995年、页184-193；许佩贤译『攻台见闻──风俗画报、台湾
征讨图绘篇』台北、远流、1995年、页150-152；许世楷『日本统治下台湾
—抵抗弹压—』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4年，页50-51。
[14] 『攻台战纪』页248-253；『攻台见闻』页294；『让台记』页60、页63、页64-
65；『瀛海偕亡记』页11、页15；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台湾篇上」、
收入『台海思恸录』页61；洪弃生『瀛海偕亡记』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
究室，1959年，页24-25。
[15] 『攻台见闻』页422；『让台记』页69-70。
[16] 台湾总督府『陆军幕僚历史草案』卷一，6月21日条；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编『
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编，上卷（东京、绿荫书房、1986年、复刻版
），页432、页436。
[17] 苫地治三郎『高野孟矩』1897年、页252-253。
[18] 『台湾史料稿本』卷六，页58。
[19] 『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编，上卷，页436；『公爵桂太郎传』干卷，
页753。
[20] 『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23卷永久乙种第十门军事，明治29年7月11日。
[21] 『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编，上卷，页521。
[22] 『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编，上卷，页512。
[23] 台湾总督府法务部编纂『台湾匪乱小史』台北、台南新报支局、1920年、
页22。
[24] 『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编，上卷，页454。
[25] 『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编，上卷，页457。
[26] 『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编，上卷，页460-461。
[27] 『南投县革命志槁』，页176-181。
[28] 秋泽次郎『台湾匪志』台北、杉田书店、1923年、页295。
[29] 后藤新平『日本植民政策一斑』东京，拓植新报社，1921年，页27-28。
[30] 王国璠编着『台湾抗日史』（甲篇）台北文献委员会，1981年，页327。
[31] 石井满『新渡户稻造传』东京，关谷书店，1934年，页172-173。
[32] ジョージ∙M∙大城「メリー∙P∙E∙新渡户―战前の国际人新渡户稻
造の妻」，『新渡户稻造研究』第八号（1999年）页143-166。
[33] 新渡户稻造着、矢内原忠雄译『武士道』东京，岩波书店， 1969年，页11。
[34] 同上，页13。
[35] Walter LaFeber, The Clash—A History of U.S.-Japan Relation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97, p.81.
[36] 矢内原忠雄编『新渡户博士文集』东京，故新渡户博士记念事业实行委员
，1936年，页492-494。
[37] 『武士道』页126。
[38] 『武士道』页127-128。
[39] 同上，页129。
[40] 同上，页137-138。
[41] 北冈伸一「新渡户稻造における帝国主义国际主义」，岩波讲座『近代日
本植民地4──统合支配论理』，东京，岩波书局，1993年，页179-
203。[42] 俵木浩太郎，『新‧士道论』，东京：筑摩书房，1992年，页215-
216。
「日本「武士道」揭谜」：
http://www.japanresearch.org.tw/china/director-08.asp
by: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
http://www.japanresearch.org.tw/index.asp
新渡户在『Bushido』第一版序说，「此书的直接开端，是吾妻常常问我为什么这样的思想或风俗在日本很普遍呢？ [33] 」 武士道的规矩，在西洋人看来是很野蛮的，他就必须想办法圆滑的说明，因此与妻子一再讨论，让她理解，取得她的同意。新渡户的此本着作，另外也得到美国人女友安娜（Anna C. Hartshorne）的协助。她和她的父亲亨利（Henley Hartshorne）1893年到日本，住在新渡户家好几年。安娜留下来的信件，亦证实她对『Bushido』的著述有很深的关连。依留下来的纪录，当新渡户的手发抖而写不下去时，安娜即听取新渡户的口述，替他书写下来。新渡户在此书的序末尾，也表达对安娜的感谢 [34] 。
这样以英文撰写新诠释的『武士道』，在义和团事件发生的1900年于美国费城（Philadelphia）出版，Philadelphia在宾夕凡尼亚州，是希腊语「友爱」之意，从殖民地时代由教友派信徒潘恩（William Penn）领导建设，成为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以及翌年宪法发布的历史纪念都市。此书的出版刚好给欧美人「日本精神」与中国「义和团」（西洋人称Boxer拳匪）评比的机会。这本书在日俄战争爆发后的1904年，经由美国人的协助，由较大的出版社再版。拜日俄战争日本战胜了俄国白种人之赐，国际间加深对日本的关心与兴趣，英文版的『武士道』即变成畅销书。新渡户从此成为日本精神、日本伦理学的权威，名扬世界。1905年日俄战争战胜之年，明治天皇特地召见『武士道』作者新渡户进宫，当然玛里夫人也陪同到皇居拜谒。
日本在日俄战争能够打败俄国，其实也是靠美国金融资本的援助。当时德国系犹太人创立的投资银行古恩․罗布公司( Kuhn, Loeb & Co. )，社长是德国出生而移居归化美国的薛夫( Jacob H. Schiff )，他跟他的欧洲犹太系金融资本家朋友罗斯契德( Lord Rothschild )，共同封锁俄国想在伦敦和巴黎筹借战债，并由薛夫的古恩•罗布公司负责日本在日俄战争时的四次外债募款，共募得3亿5千万美元，几乎是日本在日俄战争时战费的一半 [35] 。薛夫在战后的1906年赴日，由明治天皇召见，感谢其对日俄战争的举债功劳，而赠与「勋一等瑞宝章」。薛夫是对俄战争协力者，才获得明治天皇召见；新渡户夫妇对日本从事对外战争，以「武士道」精神包装功劳获得召见。
从新渡户稻造呈给明治天皇的『上英文武士道论书』，也可以完全了解他撰写武士道的真意。
「伏惟皇祖肇基，列圣继绪，洪业先于四表，皇泽遍于苍生，所施声教，所及德化，武士道兴于兹，辅佐鸿谟，宣扬国风，使众庶皆归忠臣爱国之德。斯道卓然，为宇内仪表也。然外邦人犹未详知，是真憾事，稻造于是作武士道论。」
「稻造才短识薄，加之病嬴，宿志尚有未成，上背圣恩，下愧父祖，唯仅述卑见而作此书。庶几皇祖皇宗之遗训，武士道之精神，传给外邦，以报国恩于万一。仅上此书，仰奉乙夜之览，诚惶顿首。」
明治38年(1905年)4月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新渡户稻造再拜白 [36]
这本书在1899年出版后，经过几次增订再版，在芦沟桥事变的翌年1938年，由矢内原忠雄翻译的日文版在岩波书店出版，成为在日本『武士道』论的铁定版。此书的第16章「武士道仍然存在？」断定：「武士道一直都是日本的精神与原动力。」 [37]
「带领日本渡过王政复古的暴风与国家革新的漩涡，而掌舵『日本船』方向的大政治家，这些人所通晓的道德教育均在武士道之内。看看佐久间象山、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现代日本推动者的传记，以及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等人的回忆录吧，你会发现日本的形成是以武士道的思想和作用做为动力。」 [38]
的确，佐久间、西乡、大久保、木户、伊藤、大隈、板垣等是推动了日本「王政复古」的维新事业，促使日本成为「上下一体的皇国」志士，并且日本也经由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使「皇国成为世界第一等强国」。但是日本「内政」的成就乃建立在「外征」亚洲邻邦的牺牲之上。
佐久间象山是提倡「东洋道德、西洋艺术」论的思想家，他评论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唯贪图利己、不知礼义廉耻，他的理想就是日本「皇国成为世界第一等强国」，而启蒙日本志士推向「开国进取」的方向。佐久间最后拜谒幕府的高层一桥庆喜以及将军德川家茂谈论「开国」时务，然而被「倒幕」和「攘夷」的志士暗杀。
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是「王政复古」明治维新的三大功臣。西乡以「征韩论」闻名，被不平士族拥立造反，战败自刃。大久保在明治初年得机会巡游欧美，见欧美列强虎视眈眈，遂主张先「内治」而反对「征韩」，但1874年转而主张「征台」、「台湾处分」，并到中国推展「强硬外交」，1878年被不满士族暗杀。木户孝允是「尊王攘夷」的志士，起初提倡「征韩论」，以便下级武士的不满有发泄地方，但自从1872年随岩仓遣外使节团巡历欧美回国后，就改变态度反对「征韩」，也反对「征台」，在西南战争中死去。伊藤为日本创设内阁制和制定明治宪法的功臣，在其第二次组阁时，扩张海军，强行挑起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为并吞韩国而缔结日韩协约，并任第一任韩国统监，但被韩国爱国志士安重根暗杀身亡。
大隈是1874年日本出兵「征台」的事务局长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组阁对德宣战，并向中国强行提出21条要求，力图让日本取代德国在山东的特殊权益，然而他曾被日本右翼玄洋社员来岛恒喜投掷炸弹而断了一只脚。板垣是「征韩论」的首脑，因征韩论失败而下野，后来组织爱国公党、自由党等各种政党，参与政治活动，对内虽主张「自由民权」，但对外则主张「征韩」、「对中国开战」。
从以上历史事迹可见，在日本武士道思想影响下的大政治家，对日本来说确实是明治维新的功臣，但对邻邦的民众来说，则显然都是对外武力侵略的元凶。如果从邻邦被侵略者的立场来看，日本的武士道思想是应该被否定的。
看看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论中，他对中日甲午战争如何论述的，
「小日本」拥有的是肉体上的耐力、不屈不挠及勇敢，这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可获得充分证实。「有任何民族比日本人更忠君爱国吗？」是经常被提出的问题，而答案总是骄傲的「没有」。日本人应该感谢的是武士道 [39] 。
日本人应该感谢武士道，那么被旅顺大屠杀的中国人，日本占领台湾时遭受大屠杀的台胞，是否也要跟日本人一样歌颂武士道的残酷呢？
新渡户再强调：
打赢鸭绿江、朝鲜及满洲东北战役的，是日本祖先的灵魂，在子孙的心中跳动，引导着子孙的手。那些威武的魂魄、武勇的先祖精神，并未死去，对于那些有心看见的眼睛，那是清晰可见的。即使一位拥有最先进思想的日本人，在外表之下，仍然是一位武士 [40] 。
在日本武士道威武的魂魄刀下的中国人、朝鲜人、琉球人、原住民族，如果是有独立自由意志的人，才不会愿意屈服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下。
新渡户从1920年起担任国际联盟事务局次长７年，负责日本在国际的宣传工作。回国后就任贵族院议员，并以太平洋问题调查会理事，为沈阳事变后日军出兵中国东北辩解，而在1933年去世。他的美国夫人玛里，则活到卢沟桥事变的次年1938年。他们夫妇不仅支持日本在1904-05 年的对俄战争，从 1931年的沈阳事变开始，在1930年代一直辩护日军在中国的军事行动是对的。换言之，新诠释「武士道」的用意，乃是向欧美列强辩解和正当化日本侵略东亚的理论。
六、结论
新渡户在台湾制糖业的改革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受台湾总督府的招请于1901年2月担任台湾总督府技师，5月升任民政部殖产课长，11月担任新设的殖产局局长，1902年6月临时台湾糖务局新设时也担任局长，1903年10月转任京都帝国大学法科教授，在台3年4个月。
他在台的具体功绩就是1901年9月提出「糖业改良意见书」，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让保守的农民采取新品种、新技术，于是劝告儿玉源太郎、后藤新平要成为台湾的专制启蒙君主，正如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II，1712-1786）,为普鲁士普及马铃薯，不惜以强制力实行。于是在新渡户的提议下，作成「台湾糖业奖励规则」，由总督府支出奖励金，从外国引进甘蔗新品种，给购买蔗苗和肥料的费用、开垦费用、灌溉以及排水费用、制糖机械器具费用等各类优渥的补助，而成立临时糖务局，将台湾传统的糖廍淘汰，进行糖业的「现代化」。但结果是驱逐了台湾人自营的糖业，让日本本土的糖业资本入侵台湾，垄断台湾的制糖业。
新渡户肯定殖民地主义，认为殖民地就是新领土。他肯定英国保守党领袖沙尔兹伯瑞（Robert Salisbury，1830-1903）的论点「膨胀的国民是求生存的国家，不膨胀的国民是死亡的国家，国家只居于其中之一」，认为有活力的国民必定膨胀追求新领土的获得。因此新渡户的殖民政策，在客观上乃在正当化日本统治的理论 [41] 。新渡户在九一八事变后更趋于帝国主义，在1932年「满洲国建国」时，称「满洲国」是「民族自决」，说连已故威尔逊总统也会满意。他所服务的国际联盟，当日本在1933年3月脱离时，他批判国际联盟应该是政治机关的，怎么陷入有如司法机关纠弹日本的谬误，而一直为日本的行动辩护。这时的新渡户，明显的从维护国际主义转变为维护帝国主义了。
战后，日本银行在1984年更改纸币上的图案设计，采用福泽谕吉像为一万日圆，新渡户稻造像为五千日圆，夏目漱石像为一千日圆的图样。而此三人对武士道都表示积极性的赞赏，三人的看法虽说一致也存在着微妙的差异，但也表示明治时期的日本人，相当受武士道的影响。
福泽谕吉在1884年10月的中国分割图上，预言日本将割取台湾，新渡户稻造在日本割取台湾之后的1899年着「武士道－日本的灵魂」歌颂甲午战争打赢鸭绿江、朝鲜及满洲战役的是日本祖先的灵魂。以上二位的侵略精神，从被侵略或殖民的人民来说，没有追随日本人歌颂的道理。
夏目漱石对武士道的积极评价，是缘于1910年日本海军有一艘潜水艇发生事故，14名船员全体未脱逃而死在艇内。夏目从艇长佐久间勉的片纸遗书上写：「小官不小心沉陛下之艇而杀部下，诚对不住。然而船员一同，至死皆尽忠职守，沉着处事」。此与以前英国潜艇遭遇同样不幸事件时，船员为免于一死而竞相往窗口逃亡，以致尸体堆积的死状相比，确实让夏目感动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了不起。日本海军的一位指挥官就是一名武士，对「沉陛下之艇」、「杀部下」如此痛感责任，才让文学家夏目漱石感叹不已，这也许是武士道受景仰之处吧！ [42]
《批注》
[1] 和辻哲郎、古川哲史校订『叶隐』（东京、岩波书店、1973年）上册、页191。
[2] 同上、中册、页161。
[3] 同上、中册、页184。
[4] 同上、下册、页52。
[5] 『日本史残酷物语』、『历史旅』临时增刊（东京、秋田书店、1992年3月）
页164-187。
[6] 秦郁彦、佐濑昌盛、常石敬一编着『世界战争犯罪事典』东京、文艺春秋社
、2002年，页27-31。
[7] 桧山幸夫『日清战争──秘藏写真が明かす真实──』东京、讲谈社、1997年
、页117。
[8] 井上晴树『旅顺虐杀事件』东京、筑摩书房、1995年，页28-30。
[9] 『旅顺虐杀事件』页31-32。
[10] 石河干明『福泽谕吉传』第三卷、东京、岩波书店、1932 年、页756。
[11] 『世界战争犯罪事典』页31。
[12] 『旅顺虐杀事件』页90。
[13] 杉浦和作『明治二十八年台湾平定记』台北、1896年、页71；日本参谋本部编
『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许佩贤译『攻台战纪──日清战史、台湾篇』
台北、远流、1995年、页184-193；许佩贤译『攻台见闻──风俗画报、台湾
征讨图绘篇』台北、远流、1995年、页150-152；许世楷『日本统治下台湾
—抵抗弹压—』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4年，页50-51。
[14] 『攻台战纪』页248-253；『攻台见闻』页294；『让台记』页60、页63、页64-
65；『瀛海偕亡记』页11、页15；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台湾篇上」、
收入『台海思恸录』页61；洪弃生『瀛海偕亡记』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
究室，1959年，页24-25。
[15] 『攻台见闻』页422；『让台记』页69-70。
[16] 台湾总督府『陆军幕僚历史草案』卷一，6月21日条；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编『
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编，上卷（东京、绿荫书房、1986年、复刻版
），页432、页436。
[17] 苫地治三郎『高野孟矩』1897年、页252-253。
[18] 『台湾史料稿本』卷六，页58。
[19] 『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编，上卷，页436；『公爵桂太郎传』干卷，
页753。
[20] 『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23卷永久乙种第十门军事，明治29年7月11日。
[21] 『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编，上卷，页521。
[22] 『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编，上卷，页512。
[23] 台湾总督府法务部编纂『台湾匪乱小史』台北、台南新报支局、1920年、
页22。
[24] 『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编，上卷，页454。
[25] 『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编，上卷，页457。
[26] 『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编，上卷，页460-461。
[27] 『南投县革命志槁』，页176-181。
[28] 秋泽次郎『台湾匪志』台北、杉田书店、1923年、页295。
[29] 后藤新平『日本植民政策一斑』东京，拓植新报社，1921年，页27-28。
[30] 王国璠编着『台湾抗日史』（甲篇）台北文献委员会，1981年，页327。
[31] 石井满『新渡户稻造传』东京，关谷书店，1934年，页172-173。
[32] ジョージ∙M∙大城「メリー∙P∙E∙新渡户―战前の国际人新渡户稻
造の妻」，『新渡户稻造研究』第八号（1999年）页143-166。
[33] 新渡户稻造着、矢内原忠雄译『武士道』东京，岩波书店， 1969年，页11。
[34] 同上，页13。
[35] Walter LaFeber, The Clash—A History of U.S.-Japan Relation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97, p.81.
[36] 矢内原忠雄编『新渡户博士文集』东京，故新渡户博士记念事业实行委员
，1936年，页492-494。
[37] 『武士道』页126。
[38] 『武士道』页127-128。
[39] 同上，页129。
[40] 同上，页137-138。
[41] 北冈伸一「新渡户稻造における帝国主义国际主义」，岩波讲座『近代日
本植民地4──统合支配论理』，东京，岩波书局，1993年，页179-
203。[42] 俵木浩太郎，『新‧士道论』，东京：筑摩书房，1992年，页215-
216。
「日本「武士道」揭谜」：
http://www.japanresearch.org.tw/china/director-08.asp
by: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
http://www.japanresearch.org.tw/index.asp
这贴应该移到对日区吧...
武大郎东渡日本以后为了报仇雪恨，自创武氏道，后来日寇无知无识，亦做武士道，笔误耳。
<P>日本人。。。。。。</P><P>日。。。本。。。。人。。。。</P><P>变态变态。。。。。。。。。。。</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