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把反腐希望完全寄托于制度是天真的想法---方朝晖 清 ...

原标题：反腐败从正人心做起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 ... 31/20686901_0.shtml
（一）

最近讨论反腐的人多起来了。在众多反腐的观点中，最有名的立场是主张“从制度上反腐”。持这种立场的人多认为，只有建立起良好的制度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腐败。如果没有良好的防腐制度，仅靠一时的动员，未必能长久，且易陷入“人治”的窠臼。

“制度反腐”这一说法，表面看来很有道理。但细想之下，却又觉得不着边际，无从下手。首先，任何制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要依赖人来运行。在中国社会里，人、人际关系以及相应的社会风气，对于制度能否发挥作用至关重要。其次，在官场内部，也盛行各种风气；每一个单位、地域、部门、阶层，每一个领域，均可能有自己的风气，即潜规则。我们千万不要小看风气的力量。事实证明，在中国社会，一种风气一旦形成，再强大的制度罗网也容易被它撕破。

有人把希望寄托在法治上，认为只有“司法独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然而，持这种想法的人可能没有意识到，一旦司法真的独立了，政府再也管不着它了，就立即存在着如果司法机关腐败怎么办的问题。事实上，在一个腐败成风的社会里，任何权力机构都可能腐败；这时让某个机构脱离政府干预，成为反腐败的最高权威，这个权威也可能演变成新的腐败源头。有人把“分权制衡”当作解决腐败的有效制度，殊不知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分权制衡的结果却是国民经济长期被几个巨型集团所控制，而且是打着“民主”和“法治”的旗号进行的。

把反腐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制度，以为只要大胆引进某种全新的制度即可创造奇迹，是天真的想法！

（二）

然而，上述分析丝毫不是说不需要制度防腐，也不是说不需要对权力的监督、制衡。我只是想提醒人们，奢谈制度不如探索制度之路，重视制度不如研究制度之基；究竟什么是中国文化中行之有效的制度建设，我们也不能仅凭几个西洋政治学概念来画饼充饥。

至少按照古人的理解，要在中国文化中建立制度，有时要先从“正人心”开始。这个“人心”的问题，就是社会风气问题。如果把制度比作冰山的话，人心和社会风气则好比汪洋大海，它们深刻地决定、影响着制度的运作。换言之，如果人心不正、风气败坏，要想建立起真正有效的制度，有时难于登天。

例如，早在两千多年前，董仲舒在给汉武帝的《举贤良对策》中就曾重点分析了当时为什么会“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即政府防止犯罪的法令越多，人们犯罪的数量也越多；政府打击犯法的措施越多，人们犯法的手段也越高明。董仲舒认为，这是因为社会风气已经从根子上坏了。当风气已彻底败坏、当人心已极度糜烂，这个社会只能像“朽木粪墙”一样，愈治而愈乱。因此，董氏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以“正人心”作为最重要的突破口，并从最上层做起，层层向下，波及整个社会。他说：

故为人君者，

正心以正朝廷，

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万民，

正万民以正四方。

四方正，

远近莫敢不壹于正。

（《举贤良对策一》）

那么，如何才能“正人心”呢？董氏提出四条，我结合儒家思想略加分析——

一是义利。儒家认为国家引导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之一在于辨明义利，不能把“利”字放在首要位置。“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大学》）这当然不是指不需要发展经济，而是指必须在指导方针上摆正义利关系，并以“义”来指导所有的利益活动。用董仲舒的说法，老百姓爱利、逐利本来就像“水之就下”一样本能、自然；如果不能正确引导，而是以利益成就作为衡量人的主要标准或促发展的主要动力，就会在一夜之间形成全民逐利的狂潮，毁掉社会道德的根基。

二是均寡。儒家认为财富分配公平与否，是决定人心朝向、社会风气好坏的主要因素之一。而财富分配不公，多半是由于拥有特权的人与民争利，导致贫富两极分化。

三是贤能。移风易俗另一最有效的办法是任贤举能。这是因为在中国人的社会里，上下之间的“风化”效应十分明显。如果在上位的人人品正直、心术端正，自然会对下面的人产生感染力；如果在上位的人人品不端、心术不正，必然会“上梁不正下梁歪”。

四是养士。人才不仅要靠发现，还要靠有意识的培养。把培养过程制度化，就是董仲舒所谓“兴太学、置明师”。这样做最大的意义之一，是让一批人才通过修习“六艺”树立坚定的信仰，培养健全的人格，掌握治国的本领。

（三）

固然，靠正人心、敦风俗也不足以彻底消除腐败。甚至可以说，人心和风气的败坏又何尝不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腐败引起的？风气与腐败之间存在恶性循环的作用关系。但是这并不能否认风气的独立性，何况风气败坏的原因远不限于腐败。我们必须正视，今日社会的浮躁和功利之风，正是腐败的巨大温床。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再好的制度也可能无济于事。

如果我们真的重视制度建设，就应当重视人心和社会风气问题；如果我们重视人心和社会风气问题，就应该思考一下董仲舒及先秦儒家所提出的义利问题、均寡问题、贤能问题和养士问题，看看我们多年来做得有哪些不够？

荀子云：“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荀子·君道》）。这绝不意味着不需要制度建设，更不能代替制度建设。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从人心和风气这个突破口出发，有些制度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因此，在进行制度建设时，不能盲目崇洋、空谈法治；一定要研究中国文化自身的逻辑，认识中国社会的规律。制度建设永远都不错，但是为了制度而制度，不思考制度建设的艰难曲折，难免流于空谈，不切实际。
“正人心而后正天下。”这是南宋学者陈亮上孝宗皇帝书中所言。事隔800多年，今天读来依然振聋发聩，相信它能对我们反腐败提供一些启示。

看了这篇文章，觉得教授从自己的专业背景对当前社会问题说了些自己的看法，但是看了网上的自由、民主人士的评论，才觉得这些所谓的民主人士真正拥有一个至诚的独裁之心。真觉得中国真要实现所谓的西方民主，那中国人民将迎来的不是光明，而一场以作恶主题的的大清洗运动。真心觉得所谓的自由民主人士就是一群烂到不能再烂的投机分子而已。所以卖国或者拿着民族命运做赌注对它们来说真是无所谓，他们只是为自己的特权而奋斗。原标题：反腐败从正人心做起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 ... 31/20686901_0.shtml
（一）

最近讨论反腐的人多起来了。在众多反腐的观点中，最有名的立场是主张“从制度上反腐”。持这种立场的人多认为，只有建立起良好的制度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腐败。如果没有良好的防腐制度，仅靠一时的动员，未必能长久，且易陷入“人治”的窠臼。

“制度反腐”这一说法，表面看来很有道理。但细想之下，却又觉得不着边际，无从下手。首先，任何制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要依赖人来运行。在中国社会里，人、人际关系以及相应的社会风气，对于制度能否发挥作用至关重要。其次，在官场内部，也盛行各种风气；每一个单位、地域、部门、阶层，每一个领域，均可能有自己的风气，即潜规则。我们千万不要小看风气的力量。事实证明，在中国社会，一种风气一旦形成，再强大的制度罗网也容易被它撕破。

有人把希望寄托在法治上，认为只有“司法独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然而，持这种想法的人可能没有意识到，一旦司法真的独立了，政府再也管不着它了，就立即存在着如果司法机关腐败怎么办的问题。事实上，在一个腐败成风的社会里，任何权力机构都可能腐败；这时让某个机构脱离政府干预，成为反腐败的最高权威，这个权威也可能演变成新的腐败源头。有人把“分权制衡”当作解决腐败的有效制度，殊不知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分权制衡的结果却是国民经济长期被几个巨型集团所控制，而且是打着“民主”和“法治”的旗号进行的。

把反腐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制度，以为只要大胆引进某种全新的制度即可创造奇迹，是天真的想法！

（二）

然而，上述分析丝毫不是说不需要制度防腐，也不是说不需要对权力的监督、制衡。我只是想提醒人们，奢谈制度不如探索制度之路，重视制度不如研究制度之基；究竟什么是中国文化中行之有效的制度建设，我们也不能仅凭几个西洋政治学概念来画饼充饥。

至少按照古人的理解，要在中国文化中建立制度，有时要先从“正人心”开始。这个“人心”的问题，就是社会风气问题。如果把制度比作冰山的话，人心和社会风气则好比汪洋大海，它们深刻地决定、影响着制度的运作。换言之，如果人心不正、风气败坏，要想建立起真正有效的制度，有时难于登天。

例如，早在两千多年前，董仲舒在给汉武帝的《举贤良对策》中就曾重点分析了当时为什么会“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即政府防止犯罪的法令越多，人们犯罪的数量也越多；政府打击犯法的措施越多，人们犯法的手段也越高明。董仲舒认为，这是因为社会风气已经从根子上坏了。当风气已彻底败坏、当人心已极度糜烂，这个社会只能像“朽木粪墙”一样，愈治而愈乱。因此，董氏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以“正人心”作为最重要的突破口，并从最上层做起，层层向下，波及整个社会。他说：

故为人君者，

正心以正朝廷，

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万民，

正万民以正四方。

四方正，

远近莫敢不壹于正。

（《举贤良对策一》）

那么，如何才能“正人心”呢？董氏提出四条，我结合儒家思想略加分析——

一是义利。儒家认为国家引导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之一在于辨明义利，不能把“利”字放在首要位置。“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大学》）这当然不是指不需要发展经济，而是指必须在指导方针上摆正义利关系，并以“义”来指导所有的利益活动。用董仲舒的说法，老百姓爱利、逐利本来就像“水之就下”一样本能、自然；如果不能正确引导，而是以利益成就作为衡量人的主要标准或促发展的主要动力，就会在一夜之间形成全民逐利的狂潮，毁掉社会道德的根基。

二是均寡。儒家认为财富分配公平与否，是决定人心朝向、社会风气好坏的主要因素之一。而财富分配不公，多半是由于拥有特权的人与民争利，导致贫富两极分化。

三是贤能。移风易俗另一最有效的办法是任贤举能。这是因为在中国人的社会里，上下之间的“风化”效应十分明显。如果在上位的人人品正直、心术端正，自然会对下面的人产生感染力；如果在上位的人人品不端、心术不正，必然会“上梁不正下梁歪”。

四是养士。人才不仅要靠发现，还要靠有意识的培养。把培养过程制度化，就是董仲舒所谓“兴太学、置明师”。这样做最大的意义之一，是让一批人才通过修习“六艺”树立坚定的信仰，培养健全的人格，掌握治国的本领。

（三）

固然，靠正人心、敦风俗也不足以彻底消除腐败。甚至可以说，人心和风气的败坏又何尝不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腐败引起的？风气与腐败之间存在恶性循环的作用关系。但是这并不能否认风气的独立性，何况风气败坏的原因远不限于腐败。我们必须正视，今日社会的浮躁和功利之风，正是腐败的巨大温床。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再好的制度也可能无济于事。

如果我们真的重视制度建设，就应当重视人心和社会风气问题；如果我们重视人心和社会风气问题，就应该思考一下董仲舒及先秦儒家所提出的义利问题、均寡问题、贤能问题和养士问题，看看我们多年来做得有哪些不够？

荀子云：“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荀子·君道》）。这绝不意味着不需要制度建设，更不能代替制度建设。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从人心和风气这个突破口出发，有些制度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因此，在进行制度建设时，不能盲目崇洋、空谈法治；一定要研究中国文化自身的逻辑，认识中国社会的规律。制度建设永远都不错，但是为了制度而制度，不思考制度建设的艰难曲折，难免流于空谈，不切实际。
“正人心而后正天下。”这是南宋学者陈亮上孝宗皇帝书中所言。事隔800多年，今天读来依然振聋发聩，相信它能对我们反腐败提供一些启示。

看了这篇文章，觉得教授从自己的专业背景对当前社会问题说了些自己的看法，但是看了网上的自由、民主人士的评论，才觉得这些所谓的民主人士真正拥有一个至诚的独裁之心。真觉得中国真要实现所谓的西方民主，那中国人民将迎来的不是光明，而一场以作恶主题的的大清洗运动。真心觉得所谓的自由民主人士就是一群烂到不能再烂的投机分子而已。所以卖国或者拿着民族命运做赌注对它们来说真是无所谓，他们只是为自己的特权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