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殷弘：公众舆论上扬与精英舆论下落的中国

<P>        http://www.sina.com.cn 2005/02/18 10:26   看世界

　　随着“大众民族主义”迅速增长，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动向:即“公众舆论”上扬与“精英舆论”相对下落。大众当中的过度民族主义舆论与政府的更合理的考虑和判断之间的矛盾，应当被视为中国对外决策需要面对的基本矛盾之一。那么—— </P>
<P>　　作者：时殷弘 </P>
<P>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主任)</P>
<P>　　中国人国际眼界的决定因素</P>
<P>　　中国人应有何种国际眼界和对外政策舆论的问题，是中国——变化着的世界中的变化着的中国——在构建和发展现当代国家和现当代社会的长期过程中已经、并将继续不断提出和不断解答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在对外关系中的“世纪性”问题之一。中国公众和中国“精英”的国际眼界、对外态势和对外心理，仍然处于一个势必长期的构建过程中。 </P>
<P>　　这个过程大致由两类因素决定:一类是外在力量。首先是美国和中国的主要邻国对中国的态度和行为，连同它对东亚国际政治甚至世界政治采取的基本立场;另一类是我们自己的因素，因为这个过程也是由我们自己决定和构建的。如果我们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既足够稳妥，又前进得足够迅速，以致我们的社会和文化发展真正进入一种经久的优良状态，那么公众中间就不会有过多的歧异、困惑和激烈争论(特别是在“9.11”事件之后一段时期和美国发动对伊战争之际)，中国优良的国际问题和对外政策公众舆论就能构建起来。</P>
<P>　　政府探索.精英探索.公众探索</P>
<P>　　这一关于国际问题和对外政策的中国公众舆论正在形成和发展，而中国近年来社会和政治演进中的重大事态之一就在于此。这种公众舆论形成和发展的原因首先在于其“允准性条件”，那就是中国国内政治的进步、公众了解信息和表达意见的渠道之加宽和增多、国际政治和对外政策问题上公众媒体辩论的被允许甚或局部地被鼓励，此外还有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连同包括国际问题教育在内的一般教育的发展和普及。然而，更重要的是其基本的深层动因:中国国际介入和国际参与的范围和深度的巨大增进;中国公众强烈关心的国际政治和对外政策问题的显著增多;它们同中国公众对国家安全、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国家地位的关切密切联系。不仅如此，近年来世界政治有其大幅度变化和几乎层出不穷的重大新事态，连同非常突出的多项重大新问题。这些问题高度复杂，并且与中国安全、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密切，而且就它们而言显然缺乏“现成答案”。所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公众的兴趣、思考、讨论和辩论，而中国国内社会成分随改革开放而来的变迁、多元化和分野，它们在不同利益、 不同情感和不同思想倾向方面的塑造作用，在其中至关重要。与此同时，关于国际问题和中国对外政策的“政府探索”、“精英探索”与“公众探索”之间，有着愈益增进的平行发展、互相交织和互相影响机理。 </P>
<P>　　尤其在后两类探索中，需要注意国际政治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可以见到在国内关于国际政治和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些争论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舆论倾向，甚至可以说是两种不同的心理，它们都妨碍了国家战略的有效形成、贯彻和优化，都可能对中国应有的迅速发展带来较大的障碍甚或风险。 </P>
<P>　　其中一种心理在大概较多地见于“弱势群体”中间。在中国遭遇困难的国际环境的时候，不少人会超出必要和适当的限度，表现出过头的“受困者心理”和过激的“民族主义情绪”，缺少全局观念，缺少对国家战略在其军事工具以外的经济工具、外交工具和政治工具之重要性的理解。而且在一些问题上表现得比较缺乏历史信心、战略耐心和战略思维的精细性。 </P>
<P>　　与此同时，还有另一种心理较多地存在于“强势群体”中间。不少人对于中国外部环境和国运的看法相当程度上已经“经济化”、“个人化”了，不大有我们民族应有的合理抱负，不大关心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问题，一般只见外交和经济工具的重要性，不知道军事力量和军事意志的必要，也不懂得外交应有的软硬兼备性质。 </P>
<P>　　这两种心理将成为不同程度地干扰中国对外态势和战略的长期性问题之一。</P>
<P>　　“公众舆论”上扬 </P>
<P>　　与“精英舆论”相对下落</P>
<P>　　有个在最近一年里看来显著加强了的事态，亦即社会转型和经济成长促成“大众民族主义”迅速增长。与此相关可以看到一个动向，即“公众舆论”上扬与“精英舆论”相对下落。不仅如此，现在有了不少属于非官方和半官方媒体的、新一代强有力的对外事务“舆论塑造者”，其部分驱动力是商业动机和“大众民族主义”。中国对外政策事务的处理由此拥有了某种重要的新力量或新资源，然而政策决定和政策贯彻的复杂性甚至困难也同时相应地增长。就此可以说，对外政策开始面对一种新添的辩证法。 </P>
<P>　　有些公众思维简单化，只喜欢听激烈的话，强硬的话，一个原因是他们只需要抒发自己的感情，而不要像政府那样为民族国家负责。所以，讲得极端点，如果今天中国听了某些美国人和欧洲人的话，马上来个最高领导民主直选，那么也许我们可以预料明年就会为了马上实现统一、而不是在绝对必要时为阻止或粉碎台独而坚决发动对台军事打击，后年可能与某个邻国发生战争，再过几年与美国战争。大众舆论显得越来越重要，而某些大众舆论不符合民族和国家的真正利益。其实，世界各国的情况大多如此，而且大多甚于中国。 </P>
<P>　　现在，大众民族主义的问题看来显然已经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大众当中的过度民族主义舆论与政府的更合理的考虑和判断之间的矛盾，应当(而且也许已经)被视为中国对外决策往往面对的基本矛盾之一。从根本上说，在这方面给中国政府合理明智的决策出难题的是某些外国政府。例如，小泉反复地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对中日政治关系有很大的损坏性，并且给以较积极的态度对待中日政治关系的中国政府出了难题。类似性质的还有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些有害的做法，布什政府在世界政治中的极端霸权主义和黩武主义态势，当然还有谁也不会忘记的特大例子:北约1999年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

</P><P>        http://www.sina.com.cn 2005/02/18 10:26   看世界

　　随着“大众民族主义”迅速增长，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动向:即“公众舆论”上扬与“精英舆论”相对下落。大众当中的过度民族主义舆论与政府的更合理的考虑和判断之间的矛盾，应当被视为中国对外决策需要面对的基本矛盾之一。那么—— </P>
<P>　　作者：时殷弘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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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主任)</P>
<P>　　中国人国际眼界的决定因素</P>
<P>　　中国人应有何种国际眼界和对外政策舆论的问题，是中国——变化着的世界中的变化着的中国——在构建和发展现当代国家和现当代社会的长期过程中已经、并将继续不断提出和不断解答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在对外关系中的“世纪性”问题之一。中国公众和中国“精英”的国际眼界、对外态势和对外心理，仍然处于一个势必长期的构建过程中。 </P>
<P>　　这个过程大致由两类因素决定:一类是外在力量。首先是美国和中国的主要邻国对中国的态度和行为，连同它对东亚国际政治甚至世界政治采取的基本立场;另一类是我们自己的因素，因为这个过程也是由我们自己决定和构建的。如果我们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既足够稳妥，又前进得足够迅速，以致我们的社会和文化发展真正进入一种经久的优良状态，那么公众中间就不会有过多的歧异、困惑和激烈争论(特别是在“9.11”事件之后一段时期和美国发动对伊战争之际)，中国优良的国际问题和对外政策公众舆论就能构建起来。</P>
<P>　　政府探索.精英探索.公众探索</P>
<P>　　这一关于国际问题和对外政策的中国公众舆论正在形成和发展，而中国近年来社会和政治演进中的重大事态之一就在于此。这种公众舆论形成和发展的原因首先在于其“允准性条件”，那就是中国国内政治的进步、公众了解信息和表达意见的渠道之加宽和增多、国际政治和对外政策问题上公众媒体辩论的被允许甚或局部地被鼓励，此外还有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连同包括国际问题教育在内的一般教育的发展和普及。然而，更重要的是其基本的深层动因:中国国际介入和国际参与的范围和深度的巨大增进;中国公众强烈关心的国际政治和对外政策问题的显著增多;它们同中国公众对国家安全、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国家地位的关切密切联系。不仅如此，近年来世界政治有其大幅度变化和几乎层出不穷的重大新事态，连同非常突出的多项重大新问题。这些问题高度复杂，并且与中国安全、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密切，而且就它们而言显然缺乏“现成答案”。所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公众的兴趣、思考、讨论和辩论，而中国国内社会成分随改革开放而来的变迁、多元化和分野，它们在不同利益、 不同情感和不同思想倾向方面的塑造作用，在其中至关重要。与此同时，关于国际问题和中国对外政策的“政府探索”、“精英探索”与“公众探索”之间，有着愈益增进的平行发展、互相交织和互相影响机理。 </P>
<P>　　尤其在后两类探索中，需要注意国际政治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可以见到在国内关于国际政治和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些争论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舆论倾向，甚至可以说是两种不同的心理，它们都妨碍了国家战略的有效形成、贯彻和优化，都可能对中国应有的迅速发展带来较大的障碍甚或风险。 </P>
<P>　　其中一种心理在大概较多地见于“弱势群体”中间。在中国遭遇困难的国际环境的时候，不少人会超出必要和适当的限度，表现出过头的“受困者心理”和过激的“民族主义情绪”，缺少全局观念，缺少对国家战略在其军事工具以外的经济工具、外交工具和政治工具之重要性的理解。而且在一些问题上表现得比较缺乏历史信心、战略耐心和战略思维的精细性。 </P>
<P>　　与此同时，还有另一种心理较多地存在于“强势群体”中间。不少人对于中国外部环境和国运的看法相当程度上已经“经济化”、“个人化”了，不大有我们民族应有的合理抱负，不大关心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问题，一般只见外交和经济工具的重要性，不知道军事力量和军事意志的必要，也不懂得外交应有的软硬兼备性质。 </P>
<P>　　这两种心理将成为不同程度地干扰中国对外态势和战略的长期性问题之一。</P>
<P>　　“公众舆论”上扬 </P>
<P>　　与“精英舆论”相对下落</P>
<P>　　有个在最近一年里看来显著加强了的事态，亦即社会转型和经济成长促成“大众民族主义”迅速增长。与此相关可以看到一个动向，即“公众舆论”上扬与“精英舆论”相对下落。不仅如此，现在有了不少属于非官方和半官方媒体的、新一代强有力的对外事务“舆论塑造者”，其部分驱动力是商业动机和“大众民族主义”。中国对外政策事务的处理由此拥有了某种重要的新力量或新资源，然而政策决定和政策贯彻的复杂性甚至困难也同时相应地增长。就此可以说，对外政策开始面对一种新添的辩证法。 </P>
<P>　　有些公众思维简单化，只喜欢听激烈的话，强硬的话，一个原因是他们只需要抒发自己的感情，而不要像政府那样为民族国家负责。所以，讲得极端点，如果今天中国听了某些美国人和欧洲人的话，马上来个最高领导民主直选，那么也许我们可以预料明年就会为了马上实现统一、而不是在绝对必要时为阻止或粉碎台独而坚决发动对台军事打击，后年可能与某个邻国发生战争，再过几年与美国战争。大众舆论显得越来越重要，而某些大众舆论不符合民族和国家的真正利益。其实，世界各国的情况大多如此，而且大多甚于中国。 </P>
<P>　　现在，大众民族主义的问题看来显然已经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大众当中的过度民族主义舆论与政府的更合理的考虑和判断之间的矛盾，应当(而且也许已经)被视为中国对外决策往往面对的基本矛盾之一。从根本上说，在这方面给中国政府合理明智的决策出难题的是某些外国政府。例如，小泉反复地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对中日政治关系有很大的损坏性，并且给以较积极的态度对待中日政治关系的中国政府出了难题。类似性质的还有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些有害的做法，布什政府在世界政治中的极端霸权主义和黩武主义态势，当然还有谁也不会忘记的特大例子:北约1999年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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