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18 20:33:58
我认识赵启正同志有十年了。十年前，启正同志作为上海市副市长，率团到澳大亚当他动员澳大利亚的羊毛商人将羊毛送到保税区时，他说：“你的羊毛放到上海的保税区，这羊毛就会‘叫’。”这句话让人觉得很有味道，充满了智慧。后来，这句话变成报纸的标题启正同志在担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之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过一次讲话。他用图片对比的方法讲述了中国妇女的变化：解放前中国妇女是小脚女人，而如今中国的女足进入世界行列。这个比较多鲜明啊！这些点子都是启正同志想出来的。他是学核物理的，但是他很懂得和人交流。我想外交学院要开一门课，叫交流学。在某种意义上，这一讲就是交流学的第一课。
——吴建民院长
吴院长请我来和大家见见面，交流一下，我觉得我应该来。他不仅是我的偶像，也是我尊重的朋友。同时，我深感外交学院是外交家的摇篮，外交家除了应具备国际政治、世界经济等基本知识外，一定要有国际舆论斗争的基本概念。如果一个外交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ＩＴ时代，不能从容对待媒体，或者不能运用媒体来表达自己国家的立场，这就是一个缺点。所以大家如果能够在和媒体交往方面有初步的知识和专业的训练，那就是如虎添翼。
国际舆论环境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媒体和政要联合制造舆论环境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日益进步的新形势下，国际舆论对国家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如果阅读四五十年前的外交学经典著作，大家就会发现，那时候大使的责任是比较小的，因为无线电发明之后，“外交无小事”了，事事要请示。在无线电发明之前，大使的权力很大，因为他没有办法请示，只能自己决定许多事情。可是在今天，事情突然发生，通讯、媒体反应迅速，大使们根本来不及向国内请示和汇报，要依靠自己的外交阅历和判断来回答问题。所以说，国际舆论对各国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
舆论环境就是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的评论，大多数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形成对该国的舆论并产生影响，这就是舆论环境。舆论环境到底是媒体造的还是政要做的？我们觉得，往往是他们联合制造的。
布什一箭多雕
前段时间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感恩节时布什在没有宣布的情况下，突然跑到伊拉克呆了两个半小时。对此国际舆论有很多称赞的报道。英国称：这是英勇无畏的行为，在此之前这种突访被认为是绝对不可能的。有的国家就说这一箭至少不是双雕，是多雕了。一方面，他个人的威望上升了；另一方面，他向世人表示在伊拉克问题上决不后退。旧金山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中东问题专家史蒂芬说，这是做给美国公众看的公关活动，它只有象征性的意义。可以说，现在的政治家很善于利用媒体，因为报刊、电视、互联网对外交、政治、军事、文化进行报道可以起放大或缩小的作用，这说明并不像某些美国新闻学者说的：美国的媒体像一个平面镜一样没有失真地反映世界。媒体不是平面镜，而是哈哈镜。
我说ＣＮＮ不好
ＣＮＮ的创始人是泰德·特纳（Ｔｅｄ Ｔｕｒｎｅｒ），我们多次见过面。他问我ＣＮＮ好不好，我说不好；他说为什么，我说你们一小时一次整点新闻的片头有很多国际重要政治事件的镜头，其中有“六四”政治风波时一个青年人在坦克前走来走去的镜头。我说，这个镜头你放了十年；他说，不是我一家电视台，都这样放；我说不，就你一个人，别人早就不放了。他当时就对旁边国际部的主任说：“你为什么老放这个镜头，美国也有类似事件。你看我怎么处分你。”我说：“死缓吧，让他先改造。”我以为他是在跟我开玩笑，后来据说，他回去真的说了那个主任，那个镜头也被取消了。我还对特纳说：“ＣＮＮ不公正，报道中国和亚洲的时候以阴暗面为主。如果北京有七处鲜花盛开的地方，有三处垃圾箱，你拍摄的时候，拍七分钟垃圾箱，拍三分钟鲜花，最后大家认为北京是个垃圾城市。”他说：“这也许有可能吧。”所以说媒体对事实的报道并不是十分客观的。可以看得出，谁占领了舆论的制高点，谁就有可能赢得国际社会和广大公众的理解和支持，把握先机和主动。
所谓制高点就是人家相信你的观点和消息。舆论宣传作为各国政治、外交、经济、贸易的一种战略武器，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冷战期间，舆论曾对国家政权的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媒体是国家权力的重要资源
我们必须从维护国家利益的大局出发，高度重视舆论环境对国家安危的作用。毛泽东在延安时就曾说过：“笔杆子和枪杆子结合起来，事情就好办了。”拿破仑也曾说过：“一支笔杆子胜过两千条毛瑟枪。”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说：“一美元的外宣费用等于五美元的国防费用。”他任总统期间，建立了美国新闻署，提出“美国之音”要越过国境、越过海洋，穿过铁幕和石墙，同共产主义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受挫，差点受到弹劾。他慨叹：“三份不友好的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他还说：“媒体已经成为国家权力的重要资源。”基于这样的认识，美国历届总统越来越重视舆论的作用，将其作为对外战略的一个手段。
两个新英文词
我也是最近发现有个新的英文词叫ｍｅｄｉａ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译为“媒介外交”或“媒体外交”。它的定义就是，运用媒体阐述和推进外交政策。媒体外交在上世纪５０年代以来在苏伊士运河事件、匈牙利事件、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历次阿以战争、马岛之战、两伊战争以及最近的伊拉克战争中都起了重要作用。１９８７年戈尔巴乔夫做了一个大动作：在美国的压力下取消了对“美国之音”、“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的干扰。当时美国舆论对此大加赞扬，认为他这个行动比他决定从东欧撤走５０万苏军还重要。当时“美国之音”的执行委员会主席泰勒说：“东欧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共产主义是我们眼中的怪物，正在土崩瓦解，‘美国之音’和它的同行几十年如一日的辛勤劳动得到了回报。”
“……当我们从沙发上站起来时，南斯拉夫已经没有了。”
南斯拉夫最后一任总统米洛舍维奇的夫人米拉·马尔科维奇是研究政治学的，在欧洲一些大学任兼职教授。有一次她在北京见到我说：“赵同志，我向你祝贺，你荣任‘战争’部长。”我问：“为什么这么说？”她说：“新闻部就是‘战争’部。我们在南斯拉夫听着‘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当我们从沙发上站起来时，南斯拉夫已经没有了。”这句话说得很深刻。
美国强化宣传自己
１９９９年，美国认为美国新闻署不够强大，宣布撤销。但实际上不是撤销，而是把它归并到国际公共信息小组去领导，进一步加强对外宣传，强化大众传媒和文化外交的作用，进一步推广全球战略，确保美国在信息时代的优势。美国还成立了全球交流办公室（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该办公室属于白宫，主要职责是，第一，评估美国对外宣传的方式和策略，协调相关机构，根据美国战略沟通交流的构架和战略重点，谋划宣传内容，协助相关机构制定有效的对外宣传战略；第二，与决策和宣传机构共同制定战略，真实、准确、有效地宣传美国的政策、人民及文化，并与外国政府合作，制定宣传策略。他们认为，要说美国好，不能只是美国的通讯社说美国好，要让外国通讯社也说美国好。
中国在国际舆论中的处境
我们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在国际舆论格局中的垄断地位没有改变，全世界重要的国际新闻８０％以上是发达国家有数的几个大通讯社提供的。而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发达国家日本，连一个能对全世界国际舆论起作用的通讯社都没有。
文化交流的逆差
西方大国利用舆论宣传对中国进行西化和分化的努力一直没有放松过。虽然我们的对外宣传在局部和某些重大问题上有所突破和进展，我们在西方的声音有所增强，但影响力仍十分有限。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提出，２００２年《自由促进法》要求将中国列为美国公共外交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世界上至少有２／３的消息来源于占世界人口１／７的发达国家。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基本上主宰了全球国际新闻的报道。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新闻大多是转载他们的节目。中央电视台每晚新闻联播中的国际新闻部分，多数片子是我们买的，然后加上我们的解说词。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机会抢到第一手资料。中国媒体国际报道的原始信息来源于美国媒体的约占８０％。有一份对９１个发展中国家广播电视的调查研究资料表明，这些国家进口的节目，包括电影和新闻，最少的占３０％，最多的占７５％，平均占５５％。中国在对外文化交往方面处于逆差。我们进口的文化产品一个是报纸和新闻，一个是书刊和电影。报纸类我们出口是１，进口是４；ＶＣＤ、ＤＶＤ电影出口是１，进口是１４。这就是我们文化产业的观状。
互联网成了新战场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反华势力利用互联网等手段对我国进行渗透，我国面临的国际舆论形势更为复杂。《纽约时报》曾刊载一张漫画，画了几台计算机、几条光缆穿过长城，进入中国大地。光缆像树根一样把中国大地覆盖了，表明互联网的渗透。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说：“中国不会拒绝互联网这种技术，因为它要现代化。这是我们的可乘之机。我们要利用互联网把美国的价值观送到中国去。”
中国现在的上网人数是７０００万，占全球上网人数的９％，而我们的人口占全世界的２２％，这说明我们的网络还是落后的。但更落后的还不在这里。在全世界的互联网服务器的内存中，中文的信息只有４％，这４％还不全是我们的，还有新加坡和台湾地区。而美国提供的一般信息占８０％，服务信息占９５％。互联网是当前国际舆论斗争的新的战场。
西方炒作的第一个“热点问题”——人权
我们曾对美国的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进行过统计，统计的范围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联社、ＣＮＮ等。在一个季度里，按题目来说，负面的占一半，中性的占２５％，有一点积极意义的占２５％；如果按字数或按文章长短算，９０％以上是负面的。因为负面文章长，正面文章短。
西方媒体反复炒作的我们的“热点问题”，第一就是人权问题。他们把人道主义干涉作为当今外交的理论基础，认为人权应当成为国际关系的准则。美国每年３月发表国别人权报告，对１３０多个国家的人权进行评论，但是不评论自身的问题。我们每年准备一个《美国人权记录》，即用一年的时间，对美国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私藏枪支、选举的不公道、吸毒、司法不公正等现象进行搜集，在每年的２月准备好，放在服务器上，并注上几行字：美国在某月某日发表了其他国家的人权报告，但是没有它自己的内容，我们“补充如下”，署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马哈蒂尔曾对我们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的官员说：“中国的《美国人权记录》写得好，希望你们每年早点把英文的译文给我。”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发表评论，美国发表国别人权报告，其中包括中国，这不是对中国人权的关心，是对中国施加政治压力，是一个砝码；而中国公开反击，也不是关心美国的人权，这是一种政治平衡。最后只有两种结果，或同时停止，或继续进行。这说得也对。我们不能把人权的旗帜老让给美国高举，我们也要高举人权的旗帜。同时我们还做《人权》杂志，有中、英文两个版本，表示我们对人权的关注。
第二个“热点问题”就是西藏问题
２００２年法新社涉藏报道２２０篇，路透社１１０篇，美联社１８０篇，连续攻击我西藏政策，歪曲西藏发展进步的事实。达赖集团加紧与国外反华势力、东突、台独、法轮功分子勾结，在国际上夸大西藏问题。我负责关于西藏问题的国际大辩论，我们做了很多的研究，邀请西藏的活佛、西藏的文化工作者、藏医或过去的农奴用亲身体会讲述西藏的变化，效果比较好。
第三是台湾问题
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遏制中国的一张牌。我们对台湾问题也写了很多的小册子和书，也不断地发表一些言论。我们还建立了台湾网站，台湾民众点击的很多，包括台湾国民党的副主席萧万长、金门县县长都来投稿，祝贺大陆人民新年快乐。我们也请我们的政协副主席祝他们新年快乐。所以说，在网上礼尚往来是很方便的。
第四是宗教问题
这是西方媒体长期炒作的老问题。美国在国别人权报告中有很大的篇幅指责我们的宗教问题，妄图利用宗教势力对中国进行渗透。中国的穆斯林涉及十个少数民族，总人数两千万。这十个少数民族中很多的民族跟汉族的文化融合得很好，只是新疆的少数穆斯林受外国势力的利用，以宗教为理由搞“东突独”——东突的独立。我们新闻办牵头搞了一篇大文章，叫《东突恐怖势力罪责难逃》，把东突近年的恐怖罪行，包括放毒、放火、杀人统一公布了。发表之后，美国和联合国接着就宣布在我们文章中点名的“东突伊斯兰运动”为恐怖组织。
他们的热点中还有“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中有很多分论或子论，如粮食威胁论：中国耕地只有全世界的７％，中国的人口有２２％，那么吃什么呀？世界的粮食不就危险了吗？另外有中国输出通缩论：中国的劳动力这么便宜，卖给美国的东西那么便宜；日本经济空虚化了，日本的企业家把工厂都搬到中国去了……
这些“热点问题”，就直接关系到中国在国际舆论中的处境，值得大家认真研究，并通过我们今后的努力工作，为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做贡献。
我们如何在国际舆论中发挥作用
向世界说明中国
有人问我：“你们今后的任务是什么？”我说：“向世界说明中国。”我不说“宣传”，因为“宣传”这个词很容易被反用。向世界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的政策、说明中国的社会发展、说明中国的历史、回答对中国的问题、反击对中国的攻击，就这么简单。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
我们从事对外宣传工作，当然要宣传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的思想，但这很难，因为外国人不太容易听得懂。与其这样，不如宣传我们的制度、宣传我们的发展、宣传我们的政策，表达我们是如何支持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的。
报道要快
我们还有一项需要改进的就是对突发事件的报道要快。我们的大使们对我们说，在国外遇到突发事件要求我们解释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事实就很难解释，这对我们的伤害最大、最有杀伤力。所以，我们这方面要改进，要快。
几本有意思的书
另外，我们出了很多精品书。比如回顾抗日战争时期的《驼峰》，讲的就是日军把滇缅公路封锁之后，美国开辟了飞越喜马拉雅山的航线，由印度向中国空运军火，支持中国抗战的故事。美国前后共牺牲了１５００多名飞行员，损失了６００多架飞机。这个事实被埋没了很多年，我们挖掘出来之后在美国举办了展览，非常成功。《驼峰》的出版将中美友好向前推进了一步。大家看过美国电影《珍珠港》吧？最后有个杜利特轰炸机大队从航母起飞轰炸东京，之后１６架飞机没有汽油了，其中１４架迫降在中国南方，被中国民众救了。日本人为此报复杀了很多中国人，但有少数人还健在，我们也把他们带到美国去，和当年被救美国老兵见了面，场面很感人。
我们还编撰了一本叫《犹太人在中国》的画册。历史上犹太人多次到中国，最感动人的就是１９３４年、１９３５年。当时在欧洲，纳粹德国正在迫害犹太人，全世界都不接纳他们，而中国的上海不需要护照、不需要签证接纳了三万多犹太人。这些人和他们的后代中的很多人都成了当今世界的精英。这本书出版后我收到了很多信。基辛格是犹太人，他为此书出版向我们表示感谢。还有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ＷＴＯ的美国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给我写信说：“这本书我们作为传家书来保存。”为什么？因为世界各国都歧视犹太人，都有“反犹”思想，惟独中国没有。有一个德国人买了１０００本。于是，我们受到启发，把它翻译成了德文。以色列人说愿意将它在国内翻译出版。
我们还跟外国媒体展开交流。不仅是像特纳这样的大人物，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法国最大的世界杂志出版社、德国的贝塔斯曼，世界最大的书刊出版社，我们都有很密切的联系，但是外宣决不是我们一家能做的，必须动员大家的力量一起去做才能完成。我认识赵启正同志有十年了。十年前，启正同志作为上海市副市长，率团到澳大亚当他动员澳大利亚的羊毛商人将羊毛送到保税区时，他说：“你的羊毛放到上海的保税区，这羊毛就会‘叫’。”这句话让人觉得很有味道，充满了智慧。后来，这句话变成报纸的标题启正同志在担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之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过一次讲话。他用图片对比的方法讲述了中国妇女的变化：解放前中国妇女是小脚女人，而如今中国的女足进入世界行列。这个比较多鲜明啊！这些点子都是启正同志想出来的。他是学核物理的，但是他很懂得和人交流。我想外交学院要开一门课，叫交流学。在某种意义上，这一讲就是交流学的第一课。
——吴建民院长
吴院长请我来和大家见见面，交流一下，我觉得我应该来。他不仅是我的偶像，也是我尊重的朋友。同时，我深感外交学院是外交家的摇篮，外交家除了应具备国际政治、世界经济等基本知识外，一定要有国际舆论斗争的基本概念。如果一个外交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ＩＴ时代，不能从容对待媒体，或者不能运用媒体来表达自己国家的立场，这就是一个缺点。所以大家如果能够在和媒体交往方面有初步的知识和专业的训练，那就是如虎添翼。
国际舆论环境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媒体和政要联合制造舆论环境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日益进步的新形势下，国际舆论对国家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如果阅读四五十年前的外交学经典著作，大家就会发现，那时候大使的责任是比较小的，因为无线电发明之后，“外交无小事”了，事事要请示。在无线电发明之前，大使的权力很大，因为他没有办法请示，只能自己决定许多事情。可是在今天，事情突然发生，通讯、媒体反应迅速，大使们根本来不及向国内请示和汇报，要依靠自己的外交阅历和判断来回答问题。所以说，国际舆论对各国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
舆论环境就是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的评论，大多数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形成对该国的舆论并产生影响，这就是舆论环境。舆论环境到底是媒体造的还是政要做的？我们觉得，往往是他们联合制造的。
布什一箭多雕
前段时间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感恩节时布什在没有宣布的情况下，突然跑到伊拉克呆了两个半小时。对此国际舆论有很多称赞的报道。英国称：这是英勇无畏的行为，在此之前这种突访被认为是绝对不可能的。有的国家就说这一箭至少不是双雕，是多雕了。一方面，他个人的威望上升了；另一方面，他向世人表示在伊拉克问题上决不后退。旧金山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中东问题专家史蒂芬说，这是做给美国公众看的公关活动，它只有象征性的意义。可以说，现在的政治家很善于利用媒体，因为报刊、电视、互联网对外交、政治、军事、文化进行报道可以起放大或缩小的作用，这说明并不像某些美国新闻学者说的：美国的媒体像一个平面镜一样没有失真地反映世界。媒体不是平面镜，而是哈哈镜。
我说ＣＮＮ不好
ＣＮＮ的创始人是泰德·特纳（Ｔｅｄ Ｔｕｒｎｅｒ），我们多次见过面。他问我ＣＮＮ好不好，我说不好；他说为什么，我说你们一小时一次整点新闻的片头有很多国际重要政治事件的镜头，其中有“六四”政治风波时一个青年人在坦克前走来走去的镜头。我说，这个镜头你放了十年；他说，不是我一家电视台，都这样放；我说不，就你一个人，别人早就不放了。他当时就对旁边国际部的主任说：“你为什么老放这个镜头，美国也有类似事件。你看我怎么处分你。”我说：“死缓吧，让他先改造。”我以为他是在跟我开玩笑，后来据说，他回去真的说了那个主任，那个镜头也被取消了。我还对特纳说：“ＣＮＮ不公正，报道中国和亚洲的时候以阴暗面为主。如果北京有七处鲜花盛开的地方，有三处垃圾箱，你拍摄的时候，拍七分钟垃圾箱，拍三分钟鲜花，最后大家认为北京是个垃圾城市。”他说：“这也许有可能吧。”所以说媒体对事实的报道并不是十分客观的。可以看得出，谁占领了舆论的制高点，谁就有可能赢得国际社会和广大公众的理解和支持，把握先机和主动。
所谓制高点就是人家相信你的观点和消息。舆论宣传作为各国政治、外交、经济、贸易的一种战略武器，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冷战期间，舆论曾对国家政权的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媒体是国家权力的重要资源
我们必须从维护国家利益的大局出发，高度重视舆论环境对国家安危的作用。毛泽东在延安时就曾说过：“笔杆子和枪杆子结合起来，事情就好办了。”拿破仑也曾说过：“一支笔杆子胜过两千条毛瑟枪。”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说：“一美元的外宣费用等于五美元的国防费用。”他任总统期间，建立了美国新闻署，提出“美国之音”要越过国境、越过海洋，穿过铁幕和石墙，同共产主义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受挫，差点受到弹劾。他慨叹：“三份不友好的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他还说：“媒体已经成为国家权力的重要资源。”基于这样的认识，美国历届总统越来越重视舆论的作用，将其作为对外战略的一个手段。
两个新英文词
我也是最近发现有个新的英文词叫ｍｅｄｉａ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译为“媒介外交”或“媒体外交”。它的定义就是，运用媒体阐述和推进外交政策。媒体外交在上世纪５０年代以来在苏伊士运河事件、匈牙利事件、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历次阿以战争、马岛之战、两伊战争以及最近的伊拉克战争中都起了重要作用。１９８７年戈尔巴乔夫做了一个大动作：在美国的压力下取消了对“美国之音”、“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的干扰。当时美国舆论对此大加赞扬，认为他这个行动比他决定从东欧撤走５０万苏军还重要。当时“美国之音”的执行委员会主席泰勒说：“东欧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共产主义是我们眼中的怪物，正在土崩瓦解，‘美国之音’和它的同行几十年如一日的辛勤劳动得到了回报。”
“……当我们从沙发上站起来时，南斯拉夫已经没有了。”
南斯拉夫最后一任总统米洛舍维奇的夫人米拉·马尔科维奇是研究政治学的，在欧洲一些大学任兼职教授。有一次她在北京见到我说：“赵同志，我向你祝贺，你荣任‘战争’部长。”我问：“为什么这么说？”她说：“新闻部就是‘战争’部。我们在南斯拉夫听着‘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当我们从沙发上站起来时，南斯拉夫已经没有了。”这句话说得很深刻。
美国强化宣传自己
１９９９年，美国认为美国新闻署不够强大，宣布撤销。但实际上不是撤销，而是把它归并到国际公共信息小组去领导，进一步加强对外宣传，强化大众传媒和文化外交的作用，进一步推广全球战略，确保美国在信息时代的优势。美国还成立了全球交流办公室（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该办公室属于白宫，主要职责是，第一，评估美国对外宣传的方式和策略，协调相关机构，根据美国战略沟通交流的构架和战略重点，谋划宣传内容，协助相关机构制定有效的对外宣传战略；第二，与决策和宣传机构共同制定战略，真实、准确、有效地宣传美国的政策、人民及文化，并与外国政府合作，制定宣传策略。他们认为，要说美国好，不能只是美国的通讯社说美国好，要让外国通讯社也说美国好。
中国在国际舆论中的处境
我们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在国际舆论格局中的垄断地位没有改变，全世界重要的国际新闻８０％以上是发达国家有数的几个大通讯社提供的。而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发达国家日本，连一个能对全世界国际舆论起作用的通讯社都没有。
文化交流的逆差
西方大国利用舆论宣传对中国进行西化和分化的努力一直没有放松过。虽然我们的对外宣传在局部和某些重大问题上有所突破和进展，我们在西方的声音有所增强，但影响力仍十分有限。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提出，２００２年《自由促进法》要求将中国列为美国公共外交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世界上至少有２／３的消息来源于占世界人口１／７的发达国家。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基本上主宰了全球国际新闻的报道。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新闻大多是转载他们的节目。中央电视台每晚新闻联播中的国际新闻部分，多数片子是我们买的，然后加上我们的解说词。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机会抢到第一手资料。中国媒体国际报道的原始信息来源于美国媒体的约占８０％。有一份对９１个发展中国家广播电视的调查研究资料表明，这些国家进口的节目，包括电影和新闻，最少的占３０％，最多的占７５％，平均占５５％。中国在对外文化交往方面处于逆差。我们进口的文化产品一个是报纸和新闻，一个是书刊和电影。报纸类我们出口是１，进口是４；ＶＣＤ、ＤＶＤ电影出口是１，进口是１４。这就是我们文化产业的观状。
互联网成了新战场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反华势力利用互联网等手段对我国进行渗透，我国面临的国际舆论形势更为复杂。《纽约时报》曾刊载一张漫画，画了几台计算机、几条光缆穿过长城，进入中国大地。光缆像树根一样把中国大地覆盖了，表明互联网的渗透。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说：“中国不会拒绝互联网这种技术，因为它要现代化。这是我们的可乘之机。我们要利用互联网把美国的价值观送到中国去。”
中国现在的上网人数是７０００万，占全球上网人数的９％，而我们的人口占全世界的２２％，这说明我们的网络还是落后的。但更落后的还不在这里。在全世界的互联网服务器的内存中，中文的信息只有４％，这４％还不全是我们的，还有新加坡和台湾地区。而美国提供的一般信息占８０％，服务信息占９５％。互联网是当前国际舆论斗争的新的战场。
西方炒作的第一个“热点问题”——人权
我们曾对美国的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进行过统计，统计的范围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联社、ＣＮＮ等。在一个季度里，按题目来说，负面的占一半，中性的占２５％，有一点积极意义的占２５％；如果按字数或按文章长短算，９０％以上是负面的。因为负面文章长，正面文章短。
西方媒体反复炒作的我们的“热点问题”，第一就是人权问题。他们把人道主义干涉作为当今外交的理论基础，认为人权应当成为国际关系的准则。美国每年３月发表国别人权报告，对１３０多个国家的人权进行评论，但是不评论自身的问题。我们每年准备一个《美国人权记录》，即用一年的时间，对美国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私藏枪支、选举的不公道、吸毒、司法不公正等现象进行搜集，在每年的２月准备好，放在服务器上，并注上几行字：美国在某月某日发表了其他国家的人权报告，但是没有它自己的内容，我们“补充如下”，署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马哈蒂尔曾对我们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的官员说：“中国的《美国人权记录》写得好，希望你们每年早点把英文的译文给我。”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发表评论，美国发表国别人权报告，其中包括中国，这不是对中国人权的关心，是对中国施加政治压力，是一个砝码；而中国公开反击，也不是关心美国的人权，这是一种政治平衡。最后只有两种结果，或同时停止，或继续进行。这说得也对。我们不能把人权的旗帜老让给美国高举，我们也要高举人权的旗帜。同时我们还做《人权》杂志，有中、英文两个版本，表示我们对人权的关注。
第二个“热点问题”就是西藏问题
２００２年法新社涉藏报道２２０篇，路透社１１０篇，美联社１８０篇，连续攻击我西藏政策，歪曲西藏发展进步的事实。达赖集团加紧与国外反华势力、东突、台独、法轮功分子勾结，在国际上夸大西藏问题。我负责关于西藏问题的国际大辩论，我们做了很多的研究，邀请西藏的活佛、西藏的文化工作者、藏医或过去的农奴用亲身体会讲述西藏的变化，效果比较好。
第三是台湾问题
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遏制中国的一张牌。我们对台湾问题也写了很多的小册子和书，也不断地发表一些言论。我们还建立了台湾网站，台湾民众点击的很多，包括台湾国民党的副主席萧万长、金门县县长都来投稿，祝贺大陆人民新年快乐。我们也请我们的政协副主席祝他们新年快乐。所以说，在网上礼尚往来是很方便的。
第四是宗教问题
这是西方媒体长期炒作的老问题。美国在国别人权报告中有很大的篇幅指责我们的宗教问题，妄图利用宗教势力对中国进行渗透。中国的穆斯林涉及十个少数民族，总人数两千万。这十个少数民族中很多的民族跟汉族的文化融合得很好，只是新疆的少数穆斯林受外国势力的利用，以宗教为理由搞“东突独”——东突的独立。我们新闻办牵头搞了一篇大文章，叫《东突恐怖势力罪责难逃》，把东突近年的恐怖罪行，包括放毒、放火、杀人统一公布了。发表之后，美国和联合国接着就宣布在我们文章中点名的“东突伊斯兰运动”为恐怖组织。
他们的热点中还有“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中有很多分论或子论，如粮食威胁论：中国耕地只有全世界的７％，中国的人口有２２％，那么吃什么呀？世界的粮食不就危险了吗？另外有中国输出通缩论：中国的劳动力这么便宜，卖给美国的东西那么便宜；日本经济空虚化了，日本的企业家把工厂都搬到中国去了……
这些“热点问题”，就直接关系到中国在国际舆论中的处境，值得大家认真研究，并通过我们今后的努力工作，为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做贡献。
我们如何在国际舆论中发挥作用
向世界说明中国
有人问我：“你们今后的任务是什么？”我说：“向世界说明中国。”我不说“宣传”，因为“宣传”这个词很容易被反用。向世界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的政策、说明中国的社会发展、说明中国的历史、回答对中国的问题、反击对中国的攻击，就这么简单。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
我们从事对外宣传工作，当然要宣传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的思想，但这很难，因为外国人不太容易听得懂。与其这样，不如宣传我们的制度、宣传我们的发展、宣传我们的政策，表达我们是如何支持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的。
报道要快
我们还有一项需要改进的就是对突发事件的报道要快。我们的大使们对我们说，在国外遇到突发事件要求我们解释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事实就很难解释，这对我们的伤害最大、最有杀伤力。所以，我们这方面要改进，要快。
几本有意思的书
另外，我们出了很多精品书。比如回顾抗日战争时期的《驼峰》，讲的就是日军把滇缅公路封锁之后，美国开辟了飞越喜马拉雅山的航线，由印度向中国空运军火，支持中国抗战的故事。美国前后共牺牲了１５００多名飞行员，损失了６００多架飞机。这个事实被埋没了很多年，我们挖掘出来之后在美国举办了展览，非常成功。《驼峰》的出版将中美友好向前推进了一步。大家看过美国电影《珍珠港》吧？最后有个杜利特轰炸机大队从航母起飞轰炸东京，之后１６架飞机没有汽油了，其中１４架迫降在中国南方，被中国民众救了。日本人为此报复杀了很多中国人，但有少数人还健在，我们也把他们带到美国去，和当年被救美国老兵见了面，场面很感人。
我们还编撰了一本叫《犹太人在中国》的画册。历史上犹太人多次到中国，最感动人的就是１９３４年、１９３５年。当时在欧洲，纳粹德国正在迫害犹太人，全世界都不接纳他们，而中国的上海不需要护照、不需要签证接纳了三万多犹太人。这些人和他们的后代中的很多人都成了当今世界的精英。这本书出版后我收到了很多信。基辛格是犹太人，他为此书出版向我们表示感谢。还有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ＷＴＯ的美国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给我写信说：“这本书我们作为传家书来保存。”为什么？因为世界各国都歧视犹太人，都有“反犹”思想，惟独中国没有。有一个德国人买了１０００本。于是，我们受到启发，把它翻译成了德文。以色列人说愿意将它在国内翻译出版。
我们还跟外国媒体展开交流。不仅是像特纳这样的大人物，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法国最大的世界杂志出版社、德国的贝塔斯曼，世界最大的书刊出版社，我们都有很密切的联系，但是外宣决不是我们一家能做的，必须动员大家的力量一起去做才能完成。
——吴建民院长
吴院长请我来和大家见见面，交流一下，我觉得我应该来。他不仅是我的偶像，也是我尊重的朋友。同时，我深感外交学院是外交家的摇篮，外交家除了应具备国际政治、世界经济等基本知识外，一定要有国际舆论斗争的基本概念。如果一个外交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ＩＴ时代，不能从容对待媒体，或者不能运用媒体来表达自己国家的立场，这就是一个缺点。所以大家如果能够在和媒体交往方面有初步的知识和专业的训练，那就是如虎添翼。
国际舆论环境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媒体和政要联合制造舆论环境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日益进步的新形势下，国际舆论对国家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如果阅读四五十年前的外交学经典著作，大家就会发现，那时候大使的责任是比较小的，因为无线电发明之后，“外交无小事”了，事事要请示。在无线电发明之前，大使的权力很大，因为他没有办法请示，只能自己决定许多事情。可是在今天，事情突然发生，通讯、媒体反应迅速，大使们根本来不及向国内请示和汇报，要依靠自己的外交阅历和判断来回答问题。所以说，国际舆论对各国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
舆论环境就是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的评论，大多数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形成对该国的舆论并产生影响，这就是舆论环境。舆论环境到底是媒体造的还是政要做的？我们觉得，往往是他们联合制造的。
布什一箭多雕
前段时间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感恩节时布什在没有宣布的情况下，突然跑到伊拉克呆了两个半小时。对此国际舆论有很多称赞的报道。英国称：这是英勇无畏的行为，在此之前这种突访被认为是绝对不可能的。有的国家就说这一箭至少不是双雕，是多雕了。一方面，他个人的威望上升了；另一方面，他向世人表示在伊拉克问题上决不后退。旧金山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中东问题专家史蒂芬说，这是做给美国公众看的公关活动，它只有象征性的意义。可以说，现在的政治家很善于利用媒体，因为报刊、电视、互联网对外交、政治、军事、文化进行报道可以起放大或缩小的作用，这说明并不像某些美国新闻学者说的：美国的媒体像一个平面镜一样没有失真地反映世界。媒体不是平面镜，而是哈哈镜。
我说ＣＮＮ不好
ＣＮＮ的创始人是泰德·特纳（Ｔｅｄ Ｔｕｒｎｅｒ），我们多次见过面。他问我ＣＮＮ好不好，我说不好；他说为什么，我说你们一小时一次整点新闻的片头有很多国际重要政治事件的镜头，其中有“六四”政治风波时一个青年人在坦克前走来走去的镜头。我说，这个镜头你放了十年；他说，不是我一家电视台，都这样放；我说不，就你一个人，别人早就不放了。他当时就对旁边国际部的主任说：“你为什么老放这个镜头，美国也有类似事件。你看我怎么处分你。”我说：“死缓吧，让他先改造。”我以为他是在跟我开玩笑，后来据说，他回去真的说了那个主任，那个镜头也被取消了。我还对特纳说：“ＣＮＮ不公正，报道中国和亚洲的时候以阴暗面为主。如果北京有七处鲜花盛开的地方，有三处垃圾箱，你拍摄的时候，拍七分钟垃圾箱，拍三分钟鲜花，最后大家认为北京是个垃圾城市。”他说：“这也许有可能吧。”所以说媒体对事实的报道并不是十分客观的。可以看得出，谁占领了舆论的制高点，谁就有可能赢得国际社会和广大公众的理解和支持，把握先机和主动。
所谓制高点就是人家相信你的观点和消息。舆论宣传作为各国政治、外交、经济、贸易的一种战略武器，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冷战期间，舆论曾对国家政权的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媒体是国家权力的重要资源
我们必须从维护国家利益的大局出发，高度重视舆论环境对国家安危的作用。毛泽东在延安时就曾说过：“笔杆子和枪杆子结合起来，事情就好办了。”拿破仑也曾说过：“一支笔杆子胜过两千条毛瑟枪。”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说：“一美元的外宣费用等于五美元的国防费用。”他任总统期间，建立了美国新闻署，提出“美国之音”要越过国境、越过海洋，穿过铁幕和石墙，同共产主义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受挫，差点受到弹劾。他慨叹：“三份不友好的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他还说：“媒体已经成为国家权力的重要资源。”基于这样的认识，美国历届总统越来越重视舆论的作用，将其作为对外战略的一个手段。
两个新英文词
我也是最近发现有个新的英文词叫ｍｅｄｉａ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译为“媒介外交”或“媒体外交”。它的定义就是，运用媒体阐述和推进外交政策。媒体外交在上世纪５０年代以来在苏伊士运河事件、匈牙利事件、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历次阿以战争、马岛之战、两伊战争以及最近的伊拉克战争中都起了重要作用。１９８７年戈尔巴乔夫做了一个大动作：在美国的压力下取消了对“美国之音”、“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的干扰。当时美国舆论对此大加赞扬，认为他这个行动比他决定从东欧撤走５０万苏军还重要。当时“美国之音”的执行委员会主席泰勒说：“东欧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共产主义是我们眼中的怪物，正在土崩瓦解，‘美国之音’和它的同行几十年如一日的辛勤劳动得到了回报。”
“……当我们从沙发上站起来时，南斯拉夫已经没有了。”
南斯拉夫最后一任总统米洛舍维奇的夫人米拉·马尔科维奇是研究政治学的，在欧洲一些大学任兼职教授。有一次她在北京见到我说：“赵同志，我向你祝贺，你荣任‘战争’部长。”我问：“为什么这么说？”她说：“新闻部就是‘战争’部。我们在南斯拉夫听着‘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当我们从沙发上站起来时，南斯拉夫已经没有了。”这句话说得很深刻。
美国强化宣传自己
１９９９年，美国认为美国新闻署不够强大，宣布撤销。但实际上不是撤销，而是把它归并到国际公共信息小组去领导，进一步加强对外宣传，强化大众传媒和文化外交的作用，进一步推广全球战略，确保美国在信息时代的优势。美国还成立了全球交流办公室（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该办公室属于白宫，主要职责是，第一，评估美国对外宣传的方式和策略，协调相关机构，根据美国战略沟通交流的构架和战略重点，谋划宣传内容，协助相关机构制定有效的对外宣传战略；第二，与决策和宣传机构共同制定战略，真实、准确、有效地宣传美国的政策、人民及文化，并与外国政府合作，制定宣传策略。他们认为，要说美国好，不能只是美国的通讯社说美国好，要让外国通讯社也说美国好。
中国在国际舆论中的处境
我们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在国际舆论格局中的垄断地位没有改变，全世界重要的国际新闻８０％以上是发达国家有数的几个大通讯社提供的。而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发达国家日本，连一个能对全世界国际舆论起作用的通讯社都没有。
文化交流的逆差
西方大国利用舆论宣传对中国进行西化和分化的努力一直没有放松过。虽然我们的对外宣传在局部和某些重大问题上有所突破和进展，我们在西方的声音有所增强，但影响力仍十分有限。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提出，２００２年《自由促进法》要求将中国列为美国公共外交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世界上至少有２／３的消息来源于占世界人口１／７的发达国家。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基本上主宰了全球国际新闻的报道。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新闻大多是转载他们的节目。中央电视台每晚新闻联播中的国际新闻部分，多数片子是我们买的，然后加上我们的解说词。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机会抢到第一手资料。中国媒体国际报道的原始信息来源于美国媒体的约占８０％。有一份对９１个发展中国家广播电视的调查研究资料表明，这些国家进口的节目，包括电影和新闻，最少的占３０％，最多的占７５％，平均占５５％。中国在对外文化交往方面处于逆差。我们进口的文化产品一个是报纸和新闻，一个是书刊和电影。报纸类我们出口是１，进口是４；ＶＣＤ、ＤＶＤ电影出口是１，进口是１４。这就是我们文化产业的观状。
互联网成了新战场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反华势力利用互联网等手段对我国进行渗透，我国面临的国际舆论形势更为复杂。《纽约时报》曾刊载一张漫画，画了几台计算机、几条光缆穿过长城，进入中国大地。光缆像树根一样把中国大地覆盖了，表明互联网的渗透。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说：“中国不会拒绝互联网这种技术，因为它要现代化。这是我们的可乘之机。我们要利用互联网把美国的价值观送到中国去。”
中国现在的上网人数是７０００万，占全球上网人数的９％，而我们的人口占全世界的２２％，这说明我们的网络还是落后的。但更落后的还不在这里。在全世界的互联网服务器的内存中，中文的信息只有４％，这４％还不全是我们的，还有新加坡和台湾地区。而美国提供的一般信息占８０％，服务信息占９５％。互联网是当前国际舆论斗争的新的战场。
西方炒作的第一个“热点问题”——人权
我们曾对美国的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进行过统计，统计的范围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联社、ＣＮＮ等。在一个季度里，按题目来说，负面的占一半，中性的占２５％，有一点积极意义的占２５％；如果按字数或按文章长短算，９０％以上是负面的。因为负面文章长，正面文章短。
西方媒体反复炒作的我们的“热点问题”，第一就是人权问题。他们把人道主义干涉作为当今外交的理论基础，认为人权应当成为国际关系的准则。美国每年３月发表国别人权报告，对１３０多个国家的人权进行评论，但是不评论自身的问题。我们每年准备一个《美国人权记录》，即用一年的时间，对美国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私藏枪支、选举的不公道、吸毒、司法不公正等现象进行搜集，在每年的２月准备好，放在服务器上，并注上几行字：美国在某月某日发表了其他国家的人权报告，但是没有它自己的内容，我们“补充如下”，署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马哈蒂尔曾对我们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的官员说：“中国的《美国人权记录》写得好，希望你们每年早点把英文的译文给我。”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发表评论，美国发表国别人权报告，其中包括中国，这不是对中国人权的关心，是对中国施加政治压力，是一个砝码；而中国公开反击，也不是关心美国的人权，这是一种政治平衡。最后只有两种结果，或同时停止，或继续进行。这说得也对。我们不能把人权的旗帜老让给美国高举，我们也要高举人权的旗帜。同时我们还做《人权》杂志，有中、英文两个版本，表示我们对人权的关注。
第二个“热点问题”就是西藏问题
２００２年法新社涉藏报道２２０篇，路透社１１０篇，美联社１８０篇，连续攻击我西藏政策，歪曲西藏发展进步的事实。达赖集团加紧与国外反华势力、东突、台独、法轮功分子勾结，在国际上夸大西藏问题。我负责关于西藏问题的国际大辩论，我们做了很多的研究，邀请西藏的活佛、西藏的文化工作者、藏医或过去的农奴用亲身体会讲述西藏的变化，效果比较好。
第三是台湾问题
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遏制中国的一张牌。我们对台湾问题也写了很多的小册子和书，也不断地发表一些言论。我们还建立了台湾网站，台湾民众点击的很多，包括台湾国民党的副主席萧万长、金门县县长都来投稿，祝贺大陆人民新年快乐。我们也请我们的政协副主席祝他们新年快乐。所以说，在网上礼尚往来是很方便的。
第四是宗教问题
这是西方媒体长期炒作的老问题。美国在国别人权报告中有很大的篇幅指责我们的宗教问题，妄图利用宗教势力对中国进行渗透。中国的穆斯林涉及十个少数民族，总人数两千万。这十个少数民族中很多的民族跟汉族的文化融合得很好，只是新疆的少数穆斯林受外国势力的利用，以宗教为理由搞“东突独”——东突的独立。我们新闻办牵头搞了一篇大文章，叫《东突恐怖势力罪责难逃》，把东突近年的恐怖罪行，包括放毒、放火、杀人统一公布了。发表之后，美国和联合国接着就宣布在我们文章中点名的“东突伊斯兰运动”为恐怖组织。
他们的热点中还有“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中有很多分论或子论，如粮食威胁论：中国耕地只有全世界的７％，中国的人口有２２％，那么吃什么呀？世界的粮食不就危险了吗？另外有中国输出通缩论：中国的劳动力这么便宜，卖给美国的东西那么便宜；日本经济空虚化了，日本的企业家把工厂都搬到中国去了……
这些“热点问题”，就直接关系到中国在国际舆论中的处境，值得大家认真研究，并通过我们今后的努力工作，为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做贡献。
我们如何在国际舆论中发挥作用
向世界说明中国
有人问我：“你们今后的任务是什么？”我说：“向世界说明中国。”我不说“宣传”，因为“宣传”这个词很容易被反用。向世界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的政策、说明中国的社会发展、说明中国的历史、回答对中国的问题、反击对中国的攻击，就这么简单。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
我们从事对外宣传工作，当然要宣传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的思想，但这很难，因为外国人不太容易听得懂。与其这样，不如宣传我们的制度、宣传我们的发展、宣传我们的政策，表达我们是如何支持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的。
报道要快
我们还有一项需要改进的就是对突发事件的报道要快。我们的大使们对我们说，在国外遇到突发事件要求我们解释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事实就很难解释，这对我们的伤害最大、最有杀伤力。所以，我们这方面要改进，要快。
几本有意思的书
另外，我们出了很多精品书。比如回顾抗日战争时期的《驼峰》，讲的就是日军把滇缅公路封锁之后，美国开辟了飞越喜马拉雅山的航线，由印度向中国空运军火，支持中国抗战的故事。美国前后共牺牲了１５００多名飞行员，损失了６００多架飞机。这个事实被埋没了很多年，我们挖掘出来之后在美国举办了展览，非常成功。《驼峰》的出版将中美友好向前推进了一步。大家看过美国电影《珍珠港》吧？最后有个杜利特轰炸机大队从航母起飞轰炸东京，之后１６架飞机没有汽油了，其中１４架迫降在中国南方，被中国民众救了。日本人为此报复杀了很多中国人，但有少数人还健在，我们也把他们带到美国去，和当年被救美国老兵见了面，场面很感人。
我们还编撰了一本叫《犹太人在中国》的画册。历史上犹太人多次到中国，最感动人的就是１９３４年、１９３５年。当时在欧洲，纳粹德国正在迫害犹太人，全世界都不接纳他们，而中国的上海不需要护照、不需要签证接纳了三万多犹太人。这些人和他们的后代中的很多人都成了当今世界的精英。这本书出版后我收到了很多信。基辛格是犹太人，他为此书出版向我们表示感谢。还有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ＷＴＯ的美国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给我写信说：“这本书我们作为传家书来保存。”为什么？因为世界各国都歧视犹太人，都有“反犹”思想，惟独中国没有。有一个德国人买了１０００本。于是，我们受到启发，把它翻译成了德文。以色列人说愿意将它在国内翻译出版。
我们还跟外国媒体展开交流。不仅是像特纳这样的大人物，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法国最大的世界杂志出版社、德国的贝塔斯曼，世界最大的书刊出版社，我们都有很密切的联系，但是外宣决不是我们一家能做的，必须动员大家的力量一起去做才能完成。我认识赵启正同志有十年了。十年前，启正同志作为上海市副市长，率团到澳大亚当他动员澳大利亚的羊毛商人将羊毛送到保税区时，他说：“你的羊毛放到上海的保税区，这羊毛就会‘叫’。”这句话让人觉得很有味道，充满了智慧。后来，这句话变成报纸的标题启正同志在担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之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过一次讲话。他用图片对比的方法讲述了中国妇女的变化：解放前中国妇女是小脚女人，而如今中国的女足进入世界行列。这个比较多鲜明啊！这些点子都是启正同志想出来的。他是学核物理的，但是他很懂得和人交流。我想外交学院要开一门课，叫交流学。在某种意义上，这一讲就是交流学的第一课。
——吴建民院长
吴院长请我来和大家见见面，交流一下，我觉得我应该来。他不仅是我的偶像，也是我尊重的朋友。同时，我深感外交学院是外交家的摇篮，外交家除了应具备国际政治、世界经济等基本知识外，一定要有国际舆论斗争的基本概念。如果一个外交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ＩＴ时代，不能从容对待媒体，或者不能运用媒体来表达自己国家的立场，这就是一个缺点。所以大家如果能够在和媒体交往方面有初步的知识和专业的训练，那就是如虎添翼。
国际舆论环境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媒体和政要联合制造舆论环境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日益进步的新形势下，国际舆论对国家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如果阅读四五十年前的外交学经典著作，大家就会发现，那时候大使的责任是比较小的，因为无线电发明之后，“外交无小事”了，事事要请示。在无线电发明之前，大使的权力很大，因为他没有办法请示，只能自己决定许多事情。可是在今天，事情突然发生，通讯、媒体反应迅速，大使们根本来不及向国内请示和汇报，要依靠自己的外交阅历和判断来回答问题。所以说，国际舆论对各国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
舆论环境就是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的评论，大多数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形成对该国的舆论并产生影响，这就是舆论环境。舆论环境到底是媒体造的还是政要做的？我们觉得，往往是他们联合制造的。
布什一箭多雕
前段时间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感恩节时布什在没有宣布的情况下，突然跑到伊拉克呆了两个半小时。对此国际舆论有很多称赞的报道。英国称：这是英勇无畏的行为，在此之前这种突访被认为是绝对不可能的。有的国家就说这一箭至少不是双雕，是多雕了。一方面，他个人的威望上升了；另一方面，他向世人表示在伊拉克问题上决不后退。旧金山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中东问题专家史蒂芬说，这是做给美国公众看的公关活动，它只有象征性的意义。可以说，现在的政治家很善于利用媒体，因为报刊、电视、互联网对外交、政治、军事、文化进行报道可以起放大或缩小的作用，这说明并不像某些美国新闻学者说的：美国的媒体像一个平面镜一样没有失真地反映世界。媒体不是平面镜，而是哈哈镜。
我说ＣＮＮ不好
ＣＮＮ的创始人是泰德·特纳（Ｔｅｄ Ｔｕｒｎｅｒ），我们多次见过面。他问我ＣＮＮ好不好，我说不好；他说为什么，我说你们一小时一次整点新闻的片头有很多国际重要政治事件的镜头，其中有“六四”政治风波时一个青年人在坦克前走来走去的镜头。我说，这个镜头你放了十年；他说，不是我一家电视台，都这样放；我说不，就你一个人，别人早就不放了。他当时就对旁边国际部的主任说：“你为什么老放这个镜头，美国也有类似事件。你看我怎么处分你。”我说：“死缓吧，让他先改造。”我以为他是在跟我开玩笑，后来据说，他回去真的说了那个主任，那个镜头也被取消了。我还对特纳说：“ＣＮＮ不公正，报道中国和亚洲的时候以阴暗面为主。如果北京有七处鲜花盛开的地方，有三处垃圾箱，你拍摄的时候，拍七分钟垃圾箱，拍三分钟鲜花，最后大家认为北京是个垃圾城市。”他说：“这也许有可能吧。”所以说媒体对事实的报道并不是十分客观的。可以看得出，谁占领了舆论的制高点，谁就有可能赢得国际社会和广大公众的理解和支持，把握先机和主动。
所谓制高点就是人家相信你的观点和消息。舆论宣传作为各国政治、外交、经济、贸易的一种战略武器，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冷战期间，舆论曾对国家政权的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媒体是国家权力的重要资源
我们必须从维护国家利益的大局出发，高度重视舆论环境对国家安危的作用。毛泽东在延安时就曾说过：“笔杆子和枪杆子结合起来，事情就好办了。”拿破仑也曾说过：“一支笔杆子胜过两千条毛瑟枪。”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说：“一美元的外宣费用等于五美元的国防费用。”他任总统期间，建立了美国新闻署，提出“美国之音”要越过国境、越过海洋，穿过铁幕和石墙，同共产主义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受挫，差点受到弹劾。他慨叹：“三份不友好的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他还说：“媒体已经成为国家权力的重要资源。”基于这样的认识，美国历届总统越来越重视舆论的作用，将其作为对外战略的一个手段。
两个新英文词
我也是最近发现有个新的英文词叫ｍｅｄｉａ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译为“媒介外交”或“媒体外交”。它的定义就是，运用媒体阐述和推进外交政策。媒体外交在上世纪５０年代以来在苏伊士运河事件、匈牙利事件、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历次阿以战争、马岛之战、两伊战争以及最近的伊拉克战争中都起了重要作用。１９８７年戈尔巴乔夫做了一个大动作：在美国的压力下取消了对“美国之音”、“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的干扰。当时美国舆论对此大加赞扬，认为他这个行动比他决定从东欧撤走５０万苏军还重要。当时“美国之音”的执行委员会主席泰勒说：“东欧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共产主义是我们眼中的怪物，正在土崩瓦解，‘美国之音’和它的同行几十年如一日的辛勤劳动得到了回报。”
“……当我们从沙发上站起来时，南斯拉夫已经没有了。”
南斯拉夫最后一任总统米洛舍维奇的夫人米拉·马尔科维奇是研究政治学的，在欧洲一些大学任兼职教授。有一次她在北京见到我说：“赵同志，我向你祝贺，你荣任‘战争’部长。”我问：“为什么这么说？”她说：“新闻部就是‘战争’部。我们在南斯拉夫听着‘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当我们从沙发上站起来时，南斯拉夫已经没有了。”这句话说得很深刻。
美国强化宣传自己
１９９９年，美国认为美国新闻署不够强大，宣布撤销。但实际上不是撤销，而是把它归并到国际公共信息小组去领导，进一步加强对外宣传，强化大众传媒和文化外交的作用，进一步推广全球战略，确保美国在信息时代的优势。美国还成立了全球交流办公室（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该办公室属于白宫，主要职责是，第一，评估美国对外宣传的方式和策略，协调相关机构，根据美国战略沟通交流的构架和战略重点，谋划宣传内容，协助相关机构制定有效的对外宣传战略；第二，与决策和宣传机构共同制定战略，真实、准确、有效地宣传美国的政策、人民及文化，并与外国政府合作，制定宣传策略。他们认为，要说美国好，不能只是美国的通讯社说美国好，要让外国通讯社也说美国好。
中国在国际舆论中的处境
我们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在国际舆论格局中的垄断地位没有改变，全世界重要的国际新闻８０％以上是发达国家有数的几个大通讯社提供的。而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发达国家日本，连一个能对全世界国际舆论起作用的通讯社都没有。
文化交流的逆差
西方大国利用舆论宣传对中国进行西化和分化的努力一直没有放松过。虽然我们的对外宣传在局部和某些重大问题上有所突破和进展，我们在西方的声音有所增强，但影响力仍十分有限。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提出，２００２年《自由促进法》要求将中国列为美国公共外交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世界上至少有２／３的消息来源于占世界人口１／７的发达国家。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基本上主宰了全球国际新闻的报道。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新闻大多是转载他们的节目。中央电视台每晚新闻联播中的国际新闻部分，多数片子是我们买的，然后加上我们的解说词。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机会抢到第一手资料。中国媒体国际报道的原始信息来源于美国媒体的约占８０％。有一份对９１个发展中国家广播电视的调查研究资料表明，这些国家进口的节目，包括电影和新闻，最少的占３０％，最多的占７５％，平均占５５％。中国在对外文化交往方面处于逆差。我们进口的文化产品一个是报纸和新闻，一个是书刊和电影。报纸类我们出口是１，进口是４；ＶＣＤ、ＤＶＤ电影出口是１，进口是１４。这就是我们文化产业的观状。
互联网成了新战场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反华势力利用互联网等手段对我国进行渗透，我国面临的国际舆论形势更为复杂。《纽约时报》曾刊载一张漫画，画了几台计算机、几条光缆穿过长城，进入中国大地。光缆像树根一样把中国大地覆盖了，表明互联网的渗透。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说：“中国不会拒绝互联网这种技术，因为它要现代化。这是我们的可乘之机。我们要利用互联网把美国的价值观送到中国去。”
中国现在的上网人数是７０００万，占全球上网人数的９％，而我们的人口占全世界的２２％，这说明我们的网络还是落后的。但更落后的还不在这里。在全世界的互联网服务器的内存中，中文的信息只有４％，这４％还不全是我们的，还有新加坡和台湾地区。而美国提供的一般信息占８０％，服务信息占９５％。互联网是当前国际舆论斗争的新的战场。
西方炒作的第一个“热点问题”——人权
我们曾对美国的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进行过统计，统计的范围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联社、ＣＮＮ等。在一个季度里，按题目来说，负面的占一半，中性的占２５％，有一点积极意义的占２５％；如果按字数或按文章长短算，９０％以上是负面的。因为负面文章长，正面文章短。
西方媒体反复炒作的我们的“热点问题”，第一就是人权问题。他们把人道主义干涉作为当今外交的理论基础，认为人权应当成为国际关系的准则。美国每年３月发表国别人权报告，对１３０多个国家的人权进行评论，但是不评论自身的问题。我们每年准备一个《美国人权记录》，即用一年的时间，对美国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私藏枪支、选举的不公道、吸毒、司法不公正等现象进行搜集，在每年的２月准备好，放在服务器上，并注上几行字：美国在某月某日发表了其他国家的人权报告，但是没有它自己的内容，我们“补充如下”，署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马哈蒂尔曾对我们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的官员说：“中国的《美国人权记录》写得好，希望你们每年早点把英文的译文给我。”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发表评论，美国发表国别人权报告，其中包括中国，这不是对中国人权的关心，是对中国施加政治压力，是一个砝码；而中国公开反击，也不是关心美国的人权，这是一种政治平衡。最后只有两种结果，或同时停止，或继续进行。这说得也对。我们不能把人权的旗帜老让给美国高举，我们也要高举人权的旗帜。同时我们还做《人权》杂志，有中、英文两个版本，表示我们对人权的关注。
第二个“热点问题”就是西藏问题
２００２年法新社涉藏报道２２０篇，路透社１１０篇，美联社１８０篇，连续攻击我西藏政策，歪曲西藏发展进步的事实。达赖集团加紧与国外反华势力、东突、台独、法轮功分子勾结，在国际上夸大西藏问题。我负责关于西藏问题的国际大辩论，我们做了很多的研究，邀请西藏的活佛、西藏的文化工作者、藏医或过去的农奴用亲身体会讲述西藏的变化，效果比较好。
第三是台湾问题
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遏制中国的一张牌。我们对台湾问题也写了很多的小册子和书，也不断地发表一些言论。我们还建立了台湾网站，台湾民众点击的很多，包括台湾国民党的副主席萧万长、金门县县长都来投稿，祝贺大陆人民新年快乐。我们也请我们的政协副主席祝他们新年快乐。所以说，在网上礼尚往来是很方便的。
第四是宗教问题
这是西方媒体长期炒作的老问题。美国在国别人权报告中有很大的篇幅指责我们的宗教问题，妄图利用宗教势力对中国进行渗透。中国的穆斯林涉及十个少数民族，总人数两千万。这十个少数民族中很多的民族跟汉族的文化融合得很好，只是新疆的少数穆斯林受外国势力的利用，以宗教为理由搞“东突独”——东突的独立。我们新闻办牵头搞了一篇大文章，叫《东突恐怖势力罪责难逃》，把东突近年的恐怖罪行，包括放毒、放火、杀人统一公布了。发表之后，美国和联合国接着就宣布在我们文章中点名的“东突伊斯兰运动”为恐怖组织。
他们的热点中还有“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中有很多分论或子论，如粮食威胁论：中国耕地只有全世界的７％，中国的人口有２２％，那么吃什么呀？世界的粮食不就危险了吗？另外有中国输出通缩论：中国的劳动力这么便宜，卖给美国的东西那么便宜；日本经济空虚化了，日本的企业家把工厂都搬到中国去了……
这些“热点问题”，就直接关系到中国在国际舆论中的处境，值得大家认真研究，并通过我们今后的努力工作，为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做贡献。
我们如何在国际舆论中发挥作用
向世界说明中国
有人问我：“你们今后的任务是什么？”我说：“向世界说明中国。”我不说“宣传”，因为“宣传”这个词很容易被反用。向世界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的政策、说明中国的社会发展、说明中国的历史、回答对中国的问题、反击对中国的攻击，就这么简单。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
我们从事对外宣传工作，当然要宣传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的思想，但这很难，因为外国人不太容易听得懂。与其这样，不如宣传我们的制度、宣传我们的发展、宣传我们的政策，表达我们是如何支持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的。
报道要快
我们还有一项需要改进的就是对突发事件的报道要快。我们的大使们对我们说，在国外遇到突发事件要求我们解释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事实就很难解释，这对我们的伤害最大、最有杀伤力。所以，我们这方面要改进，要快。
几本有意思的书
另外，我们出了很多精品书。比如回顾抗日战争时期的《驼峰》，讲的就是日军把滇缅公路封锁之后，美国开辟了飞越喜马拉雅山的航线，由印度向中国空运军火，支持中国抗战的故事。美国前后共牺牲了１５００多名飞行员，损失了６００多架飞机。这个事实被埋没了很多年，我们挖掘出来之后在美国举办了展览，非常成功。《驼峰》的出版将中美友好向前推进了一步。大家看过美国电影《珍珠港》吧？最后有个杜利特轰炸机大队从航母起飞轰炸东京，之后１６架飞机没有汽油了，其中１４架迫降在中国南方，被中国民众救了。日本人为此报复杀了很多中国人，但有少数人还健在，我们也把他们带到美国去，和当年被救美国老兵见了面，场面很感人。
我们还编撰了一本叫《犹太人在中国》的画册。历史上犹太人多次到中国，最感动人的就是１９３４年、１９３５年。当时在欧洲，纳粹德国正在迫害犹太人，全世界都不接纳他们，而中国的上海不需要护照、不需要签证接纳了三万多犹太人。这些人和他们的后代中的很多人都成了当今世界的精英。这本书出版后我收到了很多信。基辛格是犹太人，他为此书出版向我们表示感谢。还有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ＷＴＯ的美国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给我写信说：“这本书我们作为传家书来保存。”为什么？因为世界各国都歧视犹太人，都有“反犹”思想，惟独中国没有。有一个德国人买了１０００本。于是，我们受到启发，把它翻译成了德文。以色列人说愿意将它在国内翻译出版。
我们还跟外国媒体展开交流。不仅是像特纳这样的大人物，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法国最大的世界杂志出版社、德国的贝塔斯曼，世界最大的书刊出版社，我们都有很密切的联系，但是外宣决不是我们一家能做的，必须动员大家的力量一起去做才能完成。
当中国的舆论可以左右世界视线的时候，就是中国真正强大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