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公众舆论与外交决策（对话）[转帖]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8:53:06
公众舆论与外交决策（对话）
如何看待公众与政府之间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与差异？这种差异应该如何缩小？本次对话，我们邀请到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主任、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苏珊·舍克（Susan
Shirk中文名谢淑丽），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王缉思，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在中国，公众舆论与政府对外政策之间的距离在加大
谢淑丽：在我看来，中美两国在公共舆论与政府的外交政策之间都存在着差距。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可能在大多数国家中，外交政策制定者看待世界的方法和角度与普通公众都不相同。但是总体上说，我觉得在当前中国，公共舆论与政府对美国、日本、台湾问题上的政策之间的差距正在增大，这些方面的政策，是中国政策中最为敏感的问题。中国的外交政策确实非常灵活、并能很好地适应国际形势，它使美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认识到，中国正在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并令它们对此具有信心。
但是我感到，在公众看来，中国对美国、日本或者陈水扁所采取的政策太软弱、不够强硬。我听中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者们说，他们意识到有很多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批评，甚至有人指责中国政府在外交上的行为方式。似乎在中国有一种非常感情化的情绪，它与中国实际执行的外交政策相去甚远。
问题在于，如何从长期的角度来制定外交政策。公共舆论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差距在增大，这引发了美国人的思考和关注，因为我们不知道当前这种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是会继续，还是会由于民族主义的情绪压力而被彻底取代。
王缉思：我确实看到，在一般公共舆论与政府外交政策之间存在差距。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现象，因为政策制定者掌握全面情况，会思考采取某种政策行动的理由、力量对比及其引起的后果；而形成公共舆论的是一个个孤立的人，他们从媒体上了解的情况通常是不充分的，他们不需要过多思考政策的可行性、后果和理由就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公众总是希望政府在外交和军事上更强硬、更有所作为。不仅在中国如此，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也存在。
另外，你很难判断某一个观点就是公众的观点，或者代表了社会上的主流观点，因为我们在了解公共舆论方面没有做多少科学的调查，很难说公众的观点到底是什么。例如，也许存在着“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关心政治，但是没有感到需要经常在网上强烈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一些“网民”确实很情绪化。根据我们一些学者的调查研究（并非全面、系统、科学的调查），人们对美国确实有着不同的观点。一些人走向两个极端，有人在感情上非常反美，有人在感情上则比较同情美国。不过，我们的调查说明大多数人既不“反美”也不“亲美”。他们说美国是一个霸权国家，执行着霸权政策；另一方面，他们又说美国的政府治理和法治不错，市场经济比较规范，科学技术非常发达，许多地方值得学习，等等。
谢淑丽：在来中国之前，我也看了一下近来的美国关于中国的民意测验的数据资料。我发现，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既不是很负面，也不是很正面，并一直保持在很稳定的水平。基本上美国公众中有35－40％的人对中国持正面态度，约50％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态度，还有约10％的人说不知道。在1989年前，对中国持正面态度的人为70－80％，此后这一比例一直稳定地维持在35－40％的水平。
在对华关系上，美国公众也有自己的观点。当问到，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与促进人权哪个更重要时，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保持中美关系稳定更为重要。关于台湾问题，美国的大多数人以为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美国公众对于中国与台湾的关系没有深入全面的了解。但是，如果问到，美国是不是应该不论发生什么情况，都承诺为台湾提供防御———也就是做出无限制的承诺时，只有26％的美国人说应该如此，64％的人持反对态度。此外，大多数公众并不赞成军售，他们持比较慎重的态度，不想因为台湾问题而卷入与中国的军事冲突。但我也要提醒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从中得出美国不会以军事手段介入台湾问题的结论。
那么，这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美国以及其他民主国家，除非是在进行选举之前，否则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并不是很关注公众对外交政策持有什么样的想法。这与中国面临的情况不同，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似乎时时在关注公众的观点。我觉得，在即将进行的美国大选中，外交问题的重要性将胜于以前。但我不认为在大选中，中国会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它最可能因为中美贸易赤字而同就业问题联系起来。这些主要是内政而不是外交方面的问题。因此，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会大体保持在这样一种状态，不是很积极、正面，但是会采取开放的态度，不把中国视为一个威胁。
王缉思：我恰好前两天阅读了网上的民意测验，其中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你认为中美之间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第一个选项是，由于中国正在崛起，美国试图遏制中国；第二，出于大选方面的政治原因，美国政府想取悦国内民众；第三，中美之间确实存在着贸易赤字之类的问题，还有其他几个次要的选择项。其中，大多数人选择了前两项。有37％的人认为中美贸易摩擦是因为美国要阻止中国强大，想通过设置贸易障碍来遏制中国。其次，有20%左右的人的认为，搞贸易摩擦是为了讨好美国国内民众，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这有一定的道理。我认为第一种解释不符合事实，不是中国政府的观点，政府也没有利用这一点来反对美国。但是，我们应该思考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有这种跟政府不同的想法。
为何美国公众经常与政府外交政策保持一致
谢淑丽：在贸易方面，政策制定者比公众更赞成自由贸易，公众更倾向于采取某种贸易保护政策，但是，美国公众也不是像你们可能想象的那么倾向于保护主义。这还依赖于经济形势，如果经济形势不好，人们会倾向于采取更多的保护政策。然后是价值判断问题———公众支持民主价值观。而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在这方面会采取更加平衡的做法，他们要同时考虑价值目标、经济目标与安全目标。不过，我确实有一种很强的感受，如果中国继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将会对美国政府以及公众对中国的看法产生很大的正面影响，并将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当我在1998年6月随克林顿总统到中国来的时候，看到中国执行着许多开放的政策，知识界进行了很多关于政治问题的讨论。同时，中国允许现场直播记者招待会，直播总统的北大演讲，这在中国是一种新的事物，是更开放的一步，这对美国总统、第一夫人和国务卿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美国人民也通过这一渠道受到影响。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仅仅是外交政策与外交关系，而且中国国内发生的事情也能够对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产生巨大影响。
王缉思：不知道苏珊是否同意我的看法，我想美国一般公众有关中国的观点，基本上是与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一致的，也与美国主流媒体的观点相一致。因此，在美国，这一差距并不像在中国那么明显。这里有几个原因，比如，美国政府与美国公众享有同一个价值判断体系，或者说意识形态，因此，当他们的信息来源一致的时候，他们会对国际事务做出同样的是非判断。例如，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会说萨达姆不是一个好人。但是在伊拉克，一些人把他视为民族英雄，另一些人说他是可恨的暴君。如果你问中国人的看法，答案也可能是多元的。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如果中国的公众想了解更多的信息，他们可以找到不同的信息来源。比如，很多中国人以前曾经收听过“美国之音”或者看香港、台湾的新闻等等。这与美国的情况相反。如果美国公众想知道更多关于国际方面的信息，他们仍然只能依赖美国的媒体。他们并不从其他渠道了解信息，他们很少懂外文，也不看英国BBC的新闻。这是对美国的公共舆论为何与美国外交政策保持一致的解释之一。
谢淑丽：我同意，美国公众比较稳定地支持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甚至在伊拉克问题上也是如此。如果看民意测验的数据，你们可以发现，在布什政府采取的行动的背后是多数的意见。你刚才谈到了媒体，世界各地的人都通过媒体来获取信息，我觉得重要的是，美国的媒体是一种市场行为，在媒体之间，经常会有不同的观点。例如，布什总统与温家宝总理就台湾和陈水扁问题的谈话，《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批评性的社论，指责布什通过牺牲台湾的民主而作交易；而《华尔街日报》则发表了一篇社论赞扬他的言论，因为他通过约束陈水扁维护了美国的安全利益。
同时我想问一个问题：在您看来，为什么在中国，公共舆论与政府外交政策之间的距离在扩大？其原因是什么？
王缉思：我想从教材问题入手谈这个问题。人们的政治观最初形成于学校，也就是教科书。以我自己的家庭为例，我的儿子比我年轻32岁，他和我的学生时代反差很大，我们的国际环境、内外政策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但是我跟他所使用的历史课本，在学校学到的有关国际问题的观念和知识结构，差距可没有那么大。教科书中对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的描述变化很小。现在，一般公众以及学生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了解很多历史方面的新文献和新解释，但是，学校教育在反映这些新观点方面跟不上，特别是没有及时反映我们在外交方面的政策调整和战略思维的变化。我们经常说要“与时俱进”，我觉得教科书也需要“与时俱进”。
此外，当然还存在其他方面的原因。不过中国的政府官员正试图给公众更多的信息，政府在这方面正在逐步开放。我觉得应该做更多的工作。
政府应向公众多提供信息
谢淑丽：我很同意王教授的说法，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向公众解释他们采取某种外交政策的原因是很重要的，政府在这一点上做的从来不够，即使在美国也是如此。我在政府部门工作时，我们一直想让总统发表对中国问题的演说，这样，他可以向公众阐述接触政策背后的逻辑。我们有几次成功地使他这样做了，但是，这还不足够，我们希望他能够做的更多。
我想说的另外一件事是，中美两国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处。因为他们都是巨大的大陆性国家，它们都对自己有着特殊的期望。如果你在爱尔兰或者泰国长大，你就不会对自己国家的领导人有这样的期望。但是，在中国和美国，我们希望领导人能够在国际上实现我们的利益，我们希望能够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政府外交政策与公共舆论之间存在着距离，在所有国家都是如此，但是如果这一距离过大，则会导致外交政策的不稳定，使其在政治上不一定具有可持续性。从长期角度看，政府应该向公众解释，为什么他们执行这样的政策是符合国家的利益的，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这样，可以使这一政策在政治上具有可持续性。
王缉思：我想讲两个差距。一个差距是，美国在中国人的眼中比中国在美国人的眼中更重要，这是由两国的实力地位决定的。另一个差距是，中国问题在美国外交日程上的重要性不如大多数中国人想象的那么大。作为专业人员，在思考美国的外交政策时，需要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美国同世界各国的关系来思考问题，而一般公众则集中于中美关系，觉得美国人眼里老盯着中国，就容易导致对美国政策的某些误读。
对于中国来说，比较特殊的是，我们已经习惯于“内外有别”的做法，这是某种文化上的习惯———对内对外不能用同一套说法。我觉得，政府和公众两方面都可以采取更为开放的态度，政府应该向公众提供更多的信息，告诉他们我们在某些事情上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政策而不是那样的政策；另一方面，公众也应该掌握更多的国际知识，加强对外交政策的理解和支持。▲
《环球时报》 (2004年01月16日 第十五版)公众舆论与外交决策（对话）
如何看待公众与政府之间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与差异？这种差异应该如何缩小？本次对话，我们邀请到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主任、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苏珊·舍克（Susan
Shirk中文名谢淑丽），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王缉思，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在中国，公众舆论与政府对外政策之间的距离在加大
谢淑丽：在我看来，中美两国在公共舆论与政府的外交政策之间都存在着差距。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可能在大多数国家中，外交政策制定者看待世界的方法和角度与普通公众都不相同。但是总体上说，我觉得在当前中国，公共舆论与政府对美国、日本、台湾问题上的政策之间的差距正在增大，这些方面的政策，是中国政策中最为敏感的问题。中国的外交政策确实非常灵活、并能很好地适应国际形势，它使美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认识到，中国正在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并令它们对此具有信心。
但是我感到，在公众看来，中国对美国、日本或者陈水扁所采取的政策太软弱、不够强硬。我听中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者们说，他们意识到有很多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批评，甚至有人指责中国政府在外交上的行为方式。似乎在中国有一种非常感情化的情绪，它与中国实际执行的外交政策相去甚远。
问题在于，如何从长期的角度来制定外交政策。公共舆论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差距在增大，这引发了美国人的思考和关注，因为我们不知道当前这种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是会继续，还是会由于民族主义的情绪压力而被彻底取代。
王缉思：我确实看到，在一般公共舆论与政府外交政策之间存在差距。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现象，因为政策制定者掌握全面情况，会思考采取某种政策行动的理由、力量对比及其引起的后果；而形成公共舆论的是一个个孤立的人，他们从媒体上了解的情况通常是不充分的，他们不需要过多思考政策的可行性、后果和理由就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公众总是希望政府在外交和军事上更强硬、更有所作为。不仅在中国如此，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也存在。
另外，你很难判断某一个观点就是公众的观点，或者代表了社会上的主流观点，因为我们在了解公共舆论方面没有做多少科学的调查，很难说公众的观点到底是什么。例如，也许存在着“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关心政治，但是没有感到需要经常在网上强烈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一些“网民”确实很情绪化。根据我们一些学者的调查研究（并非全面、系统、科学的调查），人们对美国确实有着不同的观点。一些人走向两个极端，有人在感情上非常反美，有人在感情上则比较同情美国。不过，我们的调查说明大多数人既不“反美”也不“亲美”。他们说美国是一个霸权国家，执行着霸权政策；另一方面，他们又说美国的政府治理和法治不错，市场经济比较规范，科学技术非常发达，许多地方值得学习，等等。
谢淑丽：在来中国之前，我也看了一下近来的美国关于中国的民意测验的数据资料。我发现，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既不是很负面，也不是很正面，并一直保持在很稳定的水平。基本上美国公众中有35－40％的人对中国持正面态度，约50％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态度，还有约10％的人说不知道。在1989年前，对中国持正面态度的人为70－80％，此后这一比例一直稳定地维持在35－40％的水平。
在对华关系上，美国公众也有自己的观点。当问到，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与促进人权哪个更重要时，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保持中美关系稳定更为重要。关于台湾问题，美国的大多数人以为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美国公众对于中国与台湾的关系没有深入全面的了解。但是，如果问到，美国是不是应该不论发生什么情况，都承诺为台湾提供防御———也就是做出无限制的承诺时，只有26％的美国人说应该如此，64％的人持反对态度。此外，大多数公众并不赞成军售，他们持比较慎重的态度，不想因为台湾问题而卷入与中国的军事冲突。但我也要提醒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从中得出美国不会以军事手段介入台湾问题的结论。
那么，这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美国以及其他民主国家，除非是在进行选举之前，否则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并不是很关注公众对外交政策持有什么样的想法。这与中国面临的情况不同，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似乎时时在关注公众的观点。我觉得，在即将进行的美国大选中，外交问题的重要性将胜于以前。但我不认为在大选中，中国会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它最可能因为中美贸易赤字而同就业问题联系起来。这些主要是内政而不是外交方面的问题。因此，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会大体保持在这样一种状态，不是很积极、正面，但是会采取开放的态度，不把中国视为一个威胁。
王缉思：我恰好前两天阅读了网上的民意测验，其中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你认为中美之间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第一个选项是，由于中国正在崛起，美国试图遏制中国；第二，出于大选方面的政治原因，美国政府想取悦国内民众；第三，中美之间确实存在着贸易赤字之类的问题，还有其他几个次要的选择项。其中，大多数人选择了前两项。有37％的人认为中美贸易摩擦是因为美国要阻止中国强大，想通过设置贸易障碍来遏制中国。其次，有20%左右的人的认为，搞贸易摩擦是为了讨好美国国内民众，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这有一定的道理。我认为第一种解释不符合事实，不是中国政府的观点，政府也没有利用这一点来反对美国。但是，我们应该思考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有这种跟政府不同的想法。
为何美国公众经常与政府外交政策保持一致
谢淑丽：在贸易方面，政策制定者比公众更赞成自由贸易，公众更倾向于采取某种贸易保护政策，但是，美国公众也不是像你们可能想象的那么倾向于保护主义。这还依赖于经济形势，如果经济形势不好，人们会倾向于采取更多的保护政策。然后是价值判断问题———公众支持民主价值观。而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在这方面会采取更加平衡的做法，他们要同时考虑价值目标、经济目标与安全目标。不过，我确实有一种很强的感受，如果中国继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将会对美国政府以及公众对中国的看法产生很大的正面影响，并将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当我在1998年6月随克林顿总统到中国来的时候，看到中国执行着许多开放的政策，知识界进行了很多关于政治问题的讨论。同时，中国允许现场直播记者招待会，直播总统的北大演讲，这在中国是一种新的事物，是更开放的一步，这对美国总统、第一夫人和国务卿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美国人民也通过这一渠道受到影响。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仅仅是外交政策与外交关系，而且中国国内发生的事情也能够对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产生巨大影响。
王缉思：不知道苏珊是否同意我的看法，我想美国一般公众有关中国的观点，基本上是与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一致的，也与美国主流媒体的观点相一致。因此，在美国，这一差距并不像在中国那么明显。这里有几个原因，比如，美国政府与美国公众享有同一个价值判断体系，或者说意识形态，因此，当他们的信息来源一致的时候，他们会对国际事务做出同样的是非判断。例如，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会说萨达姆不是一个好人。但是在伊拉克，一些人把他视为民族英雄，另一些人说他是可恨的暴君。如果你问中国人的看法，答案也可能是多元的。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如果中国的公众想了解更多的信息，他们可以找到不同的信息来源。比如，很多中国人以前曾经收听过“美国之音”或者看香港、台湾的新闻等等。这与美国的情况相反。如果美国公众想知道更多关于国际方面的信息，他们仍然只能依赖美国的媒体。他们并不从其他渠道了解信息，他们很少懂外文，也不看英国BBC的新闻。这是对美国的公共舆论为何与美国外交政策保持一致的解释之一。
谢淑丽：我同意，美国公众比较稳定地支持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甚至在伊拉克问题上也是如此。如果看民意测验的数据，你们可以发现，在布什政府采取的行动的背后是多数的意见。你刚才谈到了媒体，世界各地的人都通过媒体来获取信息，我觉得重要的是，美国的媒体是一种市场行为，在媒体之间，经常会有不同的观点。例如，布什总统与温家宝总理就台湾和陈水扁问题的谈话，《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批评性的社论，指责布什通过牺牲台湾的民主而作交易；而《华尔街日报》则发表了一篇社论赞扬他的言论，因为他通过约束陈水扁维护了美国的安全利益。
同时我想问一个问题：在您看来，为什么在中国，公共舆论与政府外交政策之间的距离在扩大？其原因是什么？
王缉思：我想从教材问题入手谈这个问题。人们的政治观最初形成于学校，也就是教科书。以我自己的家庭为例，我的儿子比我年轻32岁，他和我的学生时代反差很大，我们的国际环境、内外政策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但是我跟他所使用的历史课本，在学校学到的有关国际问题的观念和知识结构，差距可没有那么大。教科书中对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的描述变化很小。现在，一般公众以及学生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了解很多历史方面的新文献和新解释，但是，学校教育在反映这些新观点方面跟不上，特别是没有及时反映我们在外交方面的政策调整和战略思维的变化。我们经常说要“与时俱进”，我觉得教科书也需要“与时俱进”。
此外，当然还存在其他方面的原因。不过中国的政府官员正试图给公众更多的信息，政府在这方面正在逐步开放。我觉得应该做更多的工作。
政府应向公众多提供信息
谢淑丽：我很同意王教授的说法，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向公众解释他们采取某种外交政策的原因是很重要的，政府在这一点上做的从来不够，即使在美国也是如此。我在政府部门工作时，我们一直想让总统发表对中国问题的演说，这样，他可以向公众阐述接触政策背后的逻辑。我们有几次成功地使他这样做了，但是，这还不足够，我们希望他能够做的更多。
我想说的另外一件事是，中美两国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处。因为他们都是巨大的大陆性国家，它们都对自己有着特殊的期望。如果你在爱尔兰或者泰国长大，你就不会对自己国家的领导人有这样的期望。但是，在中国和美国，我们希望领导人能够在国际上实现我们的利益，我们希望能够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政府外交政策与公共舆论之间存在着距离，在所有国家都是如此，但是如果这一距离过大，则会导致外交政策的不稳定，使其在政治上不一定具有可持续性。从长期角度看，政府应该向公众解释，为什么他们执行这样的政策是符合国家的利益的，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这样，可以使这一政策在政治上具有可持续性。
王缉思：我想讲两个差距。一个差距是，美国在中国人的眼中比中国在美国人的眼中更重要，这是由两国的实力地位决定的。另一个差距是，中国问题在美国外交日程上的重要性不如大多数中国人想象的那么大。作为专业人员，在思考美国的外交政策时，需要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美国同世界各国的关系来思考问题，而一般公众则集中于中美关系，觉得美国人眼里老盯着中国，就容易导致对美国政策的某些误读。
对于中国来说，比较特殊的是，我们已经习惯于“内外有别”的做法，这是某种文化上的习惯———对内对外不能用同一套说法。我觉得，政府和公众两方面都可以采取更为开放的态度，政府应该向公众提供更多的信息，告诉他们我们在某些事情上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政策而不是那样的政策；另一方面，公众也应该掌握更多的国际知识，加强对外交政策的理解和支持。▲
《环球时报》 (2004年01月16日 第十五版)
如何看待公众与政府之间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与差异？这种差异应该如何缩小？本次对话，我们邀请到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主任、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苏珊·舍克（Susan
Shirk中文名谢淑丽），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王缉思，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在中国，公众舆论与政府对外政策之间的距离在加大
谢淑丽：在我看来，中美两国在公共舆论与政府的外交政策之间都存在着差距。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可能在大多数国家中，外交政策制定者看待世界的方法和角度与普通公众都不相同。但是总体上说，我觉得在当前中国，公共舆论与政府对美国、日本、台湾问题上的政策之间的差距正在增大，这些方面的政策，是中国政策中最为敏感的问题。中国的外交政策确实非常灵活、并能很好地适应国际形势，它使美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认识到，中国正在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并令它们对此具有信心。
但是我感到，在公众看来，中国对美国、日本或者陈水扁所采取的政策太软弱、不够强硬。我听中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者们说，他们意识到有很多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批评，甚至有人指责中国政府在外交上的行为方式。似乎在中国有一种非常感情化的情绪，它与中国实际执行的外交政策相去甚远。
问题在于，如何从长期的角度来制定外交政策。公共舆论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差距在增大，这引发了美国人的思考和关注，因为我们不知道当前这种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是会继续，还是会由于民族主义的情绪压力而被彻底取代。
王缉思：我确实看到，在一般公共舆论与政府外交政策之间存在差距。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现象，因为政策制定者掌握全面情况，会思考采取某种政策行动的理由、力量对比及其引起的后果；而形成公共舆论的是一个个孤立的人，他们从媒体上了解的情况通常是不充分的，他们不需要过多思考政策的可行性、后果和理由就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公众总是希望政府在外交和军事上更强硬、更有所作为。不仅在中国如此，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也存在。
另外，你很难判断某一个观点就是公众的观点，或者代表了社会上的主流观点，因为我们在了解公共舆论方面没有做多少科学的调查，很难说公众的观点到底是什么。例如，也许存在着“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关心政治，但是没有感到需要经常在网上强烈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一些“网民”确实很情绪化。根据我们一些学者的调查研究（并非全面、系统、科学的调查），人们对美国确实有着不同的观点。一些人走向两个极端，有人在感情上非常反美，有人在感情上则比较同情美国。不过，我们的调查说明大多数人既不“反美”也不“亲美”。他们说美国是一个霸权国家，执行着霸权政策；另一方面，他们又说美国的政府治理和法治不错，市场经济比较规范，科学技术非常发达，许多地方值得学习，等等。
谢淑丽：在来中国之前，我也看了一下近来的美国关于中国的民意测验的数据资料。我发现，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既不是很负面，也不是很正面，并一直保持在很稳定的水平。基本上美国公众中有35－40％的人对中国持正面态度，约50％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态度，还有约10％的人说不知道。在1989年前，对中国持正面态度的人为70－80％，此后这一比例一直稳定地维持在35－40％的水平。
在对华关系上，美国公众也有自己的观点。当问到，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与促进人权哪个更重要时，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保持中美关系稳定更为重要。关于台湾问题，美国的大多数人以为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美国公众对于中国与台湾的关系没有深入全面的了解。但是，如果问到，美国是不是应该不论发生什么情况，都承诺为台湾提供防御———也就是做出无限制的承诺时，只有26％的美国人说应该如此，64％的人持反对态度。此外，大多数公众并不赞成军售，他们持比较慎重的态度，不想因为台湾问题而卷入与中国的军事冲突。但我也要提醒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从中得出美国不会以军事手段介入台湾问题的结论。
那么，这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美国以及其他民主国家，除非是在进行选举之前，否则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并不是很关注公众对外交政策持有什么样的想法。这与中国面临的情况不同，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似乎时时在关注公众的观点。我觉得，在即将进行的美国大选中，外交问题的重要性将胜于以前。但我不认为在大选中，中国会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它最可能因为中美贸易赤字而同就业问题联系起来。这些主要是内政而不是外交方面的问题。因此，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会大体保持在这样一种状态，不是很积极、正面，但是会采取开放的态度，不把中国视为一个威胁。
王缉思：我恰好前两天阅读了网上的民意测验，其中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你认为中美之间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第一个选项是，由于中国正在崛起，美国试图遏制中国；第二，出于大选方面的政治原因，美国政府想取悦国内民众；第三，中美之间确实存在着贸易赤字之类的问题，还有其他几个次要的选择项。其中，大多数人选择了前两项。有37％的人认为中美贸易摩擦是因为美国要阻止中国强大，想通过设置贸易障碍来遏制中国。其次，有20%左右的人的认为，搞贸易摩擦是为了讨好美国国内民众，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这有一定的道理。我认为第一种解释不符合事实，不是中国政府的观点，政府也没有利用这一点来反对美国。但是，我们应该思考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有这种跟政府不同的想法。
为何美国公众经常与政府外交政策保持一致
谢淑丽：在贸易方面，政策制定者比公众更赞成自由贸易，公众更倾向于采取某种贸易保护政策，但是，美国公众也不是像你们可能想象的那么倾向于保护主义。这还依赖于经济形势，如果经济形势不好，人们会倾向于采取更多的保护政策。然后是价值判断问题———公众支持民主价值观。而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在这方面会采取更加平衡的做法，他们要同时考虑价值目标、经济目标与安全目标。不过，我确实有一种很强的感受，如果中国继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将会对美国政府以及公众对中国的看法产生很大的正面影响，并将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当我在1998年6月随克林顿总统到中国来的时候，看到中国执行着许多开放的政策，知识界进行了很多关于政治问题的讨论。同时，中国允许现场直播记者招待会，直播总统的北大演讲，这在中国是一种新的事物，是更开放的一步，这对美国总统、第一夫人和国务卿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美国人民也通过这一渠道受到影响。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仅仅是外交政策与外交关系，而且中国国内发生的事情也能够对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产生巨大影响。
王缉思：不知道苏珊是否同意我的看法，我想美国一般公众有关中国的观点，基本上是与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一致的，也与美国主流媒体的观点相一致。因此，在美国，这一差距并不像在中国那么明显。这里有几个原因，比如，美国政府与美国公众享有同一个价值判断体系，或者说意识形态，因此，当他们的信息来源一致的时候，他们会对国际事务做出同样的是非判断。例如，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会说萨达姆不是一个好人。但是在伊拉克，一些人把他视为民族英雄，另一些人说他是可恨的暴君。如果你问中国人的看法，答案也可能是多元的。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如果中国的公众想了解更多的信息，他们可以找到不同的信息来源。比如，很多中国人以前曾经收听过“美国之音”或者看香港、台湾的新闻等等。这与美国的情况相反。如果美国公众想知道更多关于国际方面的信息，他们仍然只能依赖美国的媒体。他们并不从其他渠道了解信息，他们很少懂外文，也不看英国BBC的新闻。这是对美国的公共舆论为何与美国外交政策保持一致的解释之一。
谢淑丽：我同意，美国公众比较稳定地支持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甚至在伊拉克问题上也是如此。如果看民意测验的数据，你们可以发现，在布什政府采取的行动的背后是多数的意见。你刚才谈到了媒体，世界各地的人都通过媒体来获取信息，我觉得重要的是，美国的媒体是一种市场行为，在媒体之间，经常会有不同的观点。例如，布什总统与温家宝总理就台湾和陈水扁问题的谈话，《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批评性的社论，指责布什通过牺牲台湾的民主而作交易；而《华尔街日报》则发表了一篇社论赞扬他的言论，因为他通过约束陈水扁维护了美国的安全利益。
同时我想问一个问题：在您看来，为什么在中国，公共舆论与政府外交政策之间的距离在扩大？其原因是什么？
王缉思：我想从教材问题入手谈这个问题。人们的政治观最初形成于学校，也就是教科书。以我自己的家庭为例，我的儿子比我年轻32岁，他和我的学生时代反差很大，我们的国际环境、内外政策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但是我跟他所使用的历史课本，在学校学到的有关国际问题的观念和知识结构，差距可没有那么大。教科书中对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的描述变化很小。现在，一般公众以及学生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了解很多历史方面的新文献和新解释，但是，学校教育在反映这些新观点方面跟不上，特别是没有及时反映我们在外交方面的政策调整和战略思维的变化。我们经常说要“与时俱进”，我觉得教科书也需要“与时俱进”。
此外，当然还存在其他方面的原因。不过中国的政府官员正试图给公众更多的信息，政府在这方面正在逐步开放。我觉得应该做更多的工作。
政府应向公众多提供信息
谢淑丽：我很同意王教授的说法，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向公众解释他们采取某种外交政策的原因是很重要的，政府在这一点上做的从来不够，即使在美国也是如此。我在政府部门工作时，我们一直想让总统发表对中国问题的演说，这样，他可以向公众阐述接触政策背后的逻辑。我们有几次成功地使他这样做了，但是，这还不足够，我们希望他能够做的更多。
我想说的另外一件事是，中美两国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处。因为他们都是巨大的大陆性国家，它们都对自己有着特殊的期望。如果你在爱尔兰或者泰国长大，你就不会对自己国家的领导人有这样的期望。但是，在中国和美国，我们希望领导人能够在国际上实现我们的利益，我们希望能够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政府外交政策与公共舆论之间存在着距离，在所有国家都是如此，但是如果这一距离过大，则会导致外交政策的不稳定，使其在政治上不一定具有可持续性。从长期角度看，政府应该向公众解释，为什么他们执行这样的政策是符合国家的利益的，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这样，可以使这一政策在政治上具有可持续性。
王缉思：我想讲两个差距。一个差距是，美国在中国人的眼中比中国在美国人的眼中更重要，这是由两国的实力地位决定的。另一个差距是，中国问题在美国外交日程上的重要性不如大多数中国人想象的那么大。作为专业人员，在思考美国的外交政策时，需要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美国同世界各国的关系来思考问题，而一般公众则集中于中美关系，觉得美国人眼里老盯着中国，就容易导致对美国政策的某些误读。
对于中国来说，比较特殊的是，我们已经习惯于“内外有别”的做法，这是某种文化上的习惯———对内对外不能用同一套说法。我觉得，政府和公众两方面都可以采取更为开放的态度，政府应该向公众提供更多的信息，告诉他们我们在某些事情上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政策而不是那样的政策；另一方面，公众也应该掌握更多的国际知识，加强对外交政策的理解和支持。▲
《环球时报》 (2004年01月16日 第十五版)公众舆论与外交决策（对话）
如何看待公众与政府之间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与差异？这种差异应该如何缩小？本次对话，我们邀请到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主任、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苏珊·舍克（Susan
Shirk中文名谢淑丽），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王缉思，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在中国，公众舆论与政府对外政策之间的距离在加大
谢淑丽：在我看来，中美两国在公共舆论与政府的外交政策之间都存在着差距。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可能在大多数国家中，外交政策制定者看待世界的方法和角度与普通公众都不相同。但是总体上说，我觉得在当前中国，公共舆论与政府对美国、日本、台湾问题上的政策之间的差距正在增大，这些方面的政策，是中国政策中最为敏感的问题。中国的外交政策确实非常灵活、并能很好地适应国际形势，它使美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认识到，中国正在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并令它们对此具有信心。
但是我感到，在公众看来，中国对美国、日本或者陈水扁所采取的政策太软弱、不够强硬。我听中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者们说，他们意识到有很多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批评，甚至有人指责中国政府在外交上的行为方式。似乎在中国有一种非常感情化的情绪，它与中国实际执行的外交政策相去甚远。
问题在于，如何从长期的角度来制定外交政策。公共舆论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差距在增大，这引发了美国人的思考和关注，因为我们不知道当前这种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是会继续，还是会由于民族主义的情绪压力而被彻底取代。
王缉思：我确实看到，在一般公共舆论与政府外交政策之间存在差距。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现象，因为政策制定者掌握全面情况，会思考采取某种政策行动的理由、力量对比及其引起的后果；而形成公共舆论的是一个个孤立的人，他们从媒体上了解的情况通常是不充分的，他们不需要过多思考政策的可行性、后果和理由就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公众总是希望政府在外交和军事上更强硬、更有所作为。不仅在中国如此，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也存在。
另外，你很难判断某一个观点就是公众的观点，或者代表了社会上的主流观点，因为我们在了解公共舆论方面没有做多少科学的调查，很难说公众的观点到底是什么。例如，也许存在着“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关心政治，但是没有感到需要经常在网上强烈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一些“网民”确实很情绪化。根据我们一些学者的调查研究（并非全面、系统、科学的调查），人们对美国确实有着不同的观点。一些人走向两个极端，有人在感情上非常反美，有人在感情上则比较同情美国。不过，我们的调查说明大多数人既不“反美”也不“亲美”。他们说美国是一个霸权国家，执行着霸权政策；另一方面，他们又说美国的政府治理和法治不错，市场经济比较规范，科学技术非常发达，许多地方值得学习，等等。
谢淑丽：在来中国之前，我也看了一下近来的美国关于中国的民意测验的数据资料。我发现，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既不是很负面，也不是很正面，并一直保持在很稳定的水平。基本上美国公众中有35－40％的人对中国持正面态度，约50％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态度，还有约10％的人说不知道。在1989年前，对中国持正面态度的人为70－80％，此后这一比例一直稳定地维持在35－40％的水平。
在对华关系上，美国公众也有自己的观点。当问到，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与促进人权哪个更重要时，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保持中美关系稳定更为重要。关于台湾问题，美国的大多数人以为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美国公众对于中国与台湾的关系没有深入全面的了解。但是，如果问到，美国是不是应该不论发生什么情况，都承诺为台湾提供防御———也就是做出无限制的承诺时，只有26％的美国人说应该如此，64％的人持反对态度。此外，大多数公众并不赞成军售，他们持比较慎重的态度，不想因为台湾问题而卷入与中国的军事冲突。但我也要提醒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从中得出美国不会以军事手段介入台湾问题的结论。
那么，这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美国以及其他民主国家，除非是在进行选举之前，否则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并不是很关注公众对外交政策持有什么样的想法。这与中国面临的情况不同，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似乎时时在关注公众的观点。我觉得，在即将进行的美国大选中，外交问题的重要性将胜于以前。但我不认为在大选中，中国会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它最可能因为中美贸易赤字而同就业问题联系起来。这些主要是内政而不是外交方面的问题。因此，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会大体保持在这样一种状态，不是很积极、正面，但是会采取开放的态度，不把中国视为一个威胁。
王缉思：我恰好前两天阅读了网上的民意测验，其中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你认为中美之间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第一个选项是，由于中国正在崛起，美国试图遏制中国；第二，出于大选方面的政治原因，美国政府想取悦国内民众；第三，中美之间确实存在着贸易赤字之类的问题，还有其他几个次要的选择项。其中，大多数人选择了前两项。有37％的人认为中美贸易摩擦是因为美国要阻止中国强大，想通过设置贸易障碍来遏制中国。其次，有20%左右的人的认为，搞贸易摩擦是为了讨好美国国内民众，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这有一定的道理。我认为第一种解释不符合事实，不是中国政府的观点，政府也没有利用这一点来反对美国。但是，我们应该思考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有这种跟政府不同的想法。
为何美国公众经常与政府外交政策保持一致
谢淑丽：在贸易方面，政策制定者比公众更赞成自由贸易，公众更倾向于采取某种贸易保护政策，但是，美国公众也不是像你们可能想象的那么倾向于保护主义。这还依赖于经济形势，如果经济形势不好，人们会倾向于采取更多的保护政策。然后是价值判断问题———公众支持民主价值观。而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在这方面会采取更加平衡的做法，他们要同时考虑价值目标、经济目标与安全目标。不过，我确实有一种很强的感受，如果中国继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将会对美国政府以及公众对中国的看法产生很大的正面影响，并将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当我在1998年6月随克林顿总统到中国来的时候，看到中国执行着许多开放的政策，知识界进行了很多关于政治问题的讨论。同时，中国允许现场直播记者招待会，直播总统的北大演讲，这在中国是一种新的事物，是更开放的一步，这对美国总统、第一夫人和国务卿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美国人民也通过这一渠道受到影响。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仅仅是外交政策与外交关系，而且中国国内发生的事情也能够对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产生巨大影响。
王缉思：不知道苏珊是否同意我的看法，我想美国一般公众有关中国的观点，基本上是与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一致的，也与美国主流媒体的观点相一致。因此，在美国，这一差距并不像在中国那么明显。这里有几个原因，比如，美国政府与美国公众享有同一个价值判断体系，或者说意识形态，因此，当他们的信息来源一致的时候，他们会对国际事务做出同样的是非判断。例如，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会说萨达姆不是一个好人。但是在伊拉克，一些人把他视为民族英雄，另一些人说他是可恨的暴君。如果你问中国人的看法，答案也可能是多元的。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如果中国的公众想了解更多的信息，他们可以找到不同的信息来源。比如，很多中国人以前曾经收听过“美国之音”或者看香港、台湾的新闻等等。这与美国的情况相反。如果美国公众想知道更多关于国际方面的信息，他们仍然只能依赖美国的媒体。他们并不从其他渠道了解信息，他们很少懂外文，也不看英国BBC的新闻。这是对美国的公共舆论为何与美国外交政策保持一致的解释之一。
谢淑丽：我同意，美国公众比较稳定地支持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甚至在伊拉克问题上也是如此。如果看民意测验的数据，你们可以发现，在布什政府采取的行动的背后是多数的意见。你刚才谈到了媒体，世界各地的人都通过媒体来获取信息，我觉得重要的是，美国的媒体是一种市场行为，在媒体之间，经常会有不同的观点。例如，布什总统与温家宝总理就台湾和陈水扁问题的谈话，《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批评性的社论，指责布什通过牺牲台湾的民主而作交易；而《华尔街日报》则发表了一篇社论赞扬他的言论，因为他通过约束陈水扁维护了美国的安全利益。
同时我想问一个问题：在您看来，为什么在中国，公共舆论与政府外交政策之间的距离在扩大？其原因是什么？
王缉思：我想从教材问题入手谈这个问题。人们的政治观最初形成于学校，也就是教科书。以我自己的家庭为例，我的儿子比我年轻32岁，他和我的学生时代反差很大，我们的国际环境、内外政策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但是我跟他所使用的历史课本，在学校学到的有关国际问题的观念和知识结构，差距可没有那么大。教科书中对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的描述变化很小。现在，一般公众以及学生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了解很多历史方面的新文献和新解释，但是，学校教育在反映这些新观点方面跟不上，特别是没有及时反映我们在外交方面的政策调整和战略思维的变化。我们经常说要“与时俱进”，我觉得教科书也需要“与时俱进”。
此外，当然还存在其他方面的原因。不过中国的政府官员正试图给公众更多的信息，政府在这方面正在逐步开放。我觉得应该做更多的工作。
政府应向公众多提供信息
谢淑丽：我很同意王教授的说法，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向公众解释他们采取某种外交政策的原因是很重要的，政府在这一点上做的从来不够，即使在美国也是如此。我在政府部门工作时，我们一直想让总统发表对中国问题的演说，这样，他可以向公众阐述接触政策背后的逻辑。我们有几次成功地使他这样做了，但是，这还不足够，我们希望他能够做的更多。
我想说的另外一件事是，中美两国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处。因为他们都是巨大的大陆性国家，它们都对自己有着特殊的期望。如果你在爱尔兰或者泰国长大，你就不会对自己国家的领导人有这样的期望。但是，在中国和美国，我们希望领导人能够在国际上实现我们的利益，我们希望能够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政府外交政策与公共舆论之间存在着距离，在所有国家都是如此，但是如果这一距离过大，则会导致外交政策的不稳定，使其在政治上不一定具有可持续性。从长期角度看，政府应该向公众解释，为什么他们执行这样的政策是符合国家的利益的，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这样，可以使这一政策在政治上具有可持续性。
王缉思：我想讲两个差距。一个差距是，美国在中国人的眼中比中国在美国人的眼中更重要，这是由两国的实力地位决定的。另一个差距是，中国问题在美国外交日程上的重要性不如大多数中国人想象的那么大。作为专业人员，在思考美国的外交政策时，需要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美国同世界各国的关系来思考问题，而一般公众则集中于中美关系，觉得美国人眼里老盯着中国，就容易导致对美国政策的某些误读。
对于中国来说，比较特殊的是，我们已经习惯于“内外有别”的做法，这是某种文化上的习惯———对内对外不能用同一套说法。我觉得，政府和公众两方面都可以采取更为开放的态度，政府应该向公众提供更多的信息，告诉他们我们在某些事情上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政策而不是那样的政策；另一方面，公众也应该掌握更多的国际知识，加强对外交政策的理解和支持。▲
《环球时报》 (2004年01月16日 第十五版)
这实际上就是两国间的文化差异造成的。中美两国有着不同的发展道路、不同的历史，因而就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基础并由此产生不同的价值观，对于同一件事情就会产生不同的解读。这本身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这种来源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要求两国间必须加强了解与沟通，更多地了解对方的思维方式，从而为正确制定国家的对外政策打下正确的基础。切忌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别国，因为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为有时你认为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在别国眼里可能就是一件大事。这个方面的问题在中美两国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但我个人认为美国方面的要多一些。因此，双方今后工作的一个主要的方向或方面就是建立或完善两国间的沟通与信任机制，这中机制必须是直接面对人民的，以使人民对国家的政策产生认同感。这种机智不同于一般的互信，因为它的出发点是建立在加强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机制本身就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那位谢叔丽的观点就是非常典型的美国化观点，他站在美国政府的立场上谈的都是代表着美国政府的立场，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他对中国并不了解，而普通的中国人之所以看他的讲话别扭，也是处于对美国的传统价值观的不了解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