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浅析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之异同，兼论皮诺切特 ...

以芝加哥学派的纲领性文献《华盛顿共识》为例：
1、货币政策
芝加哥学派（更准确地说，货币学派）从货币数量论的基本逻辑出发（比如弗里德曼的名言：“无论何时何地通货膨胀都是并且将永远是一种货币现象。”），提出了所谓以“单一规则”为指引的货币政策锚之主张：弗里德曼最初考虑以长期稳定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作为政策目标（货币增长率=长期实际GDP增长率+劳动人口增长率，如此即可在理论上实现物价水平和名义工资增长率/实际GDP增长率的相对稳定，换而言之，长期名义利率将稳定在0%上下），不过因为这一政策跟踪自变量事实上并不如弗里德曼估计的那样稳定，0%的名义利率也完全消去了铸币税（因此在政治上不可行）和适度通货膨胀的托宾效应（货币扩张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性，盖因名义工资刚性决定了适度的通货膨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经济运行中的摩擦成本；货币学派承认托宾效应，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因此以米什金、泰勒为代表的第二代货币主义者更倾向于将通货膨胀目标作为政策锚（可以是具体值，也可以是目标区间，不过一般认为设定为具体值会更好一些；另外在引入失业率目标之后，泰勒规则实际上已经不是简单的单一规则了）。货币学派认为，通过设定清晰的、明确的货币政策目标，市场足以自发形成对此的稳定预期，从而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那么在有效市场条件下便不再需要任何其他干预即可实现经济的自发均衡：货币政策的逻辑是经济周期的本质是通货膨胀之下货币幻觉产生-破灭的循环过程，那么通过单一规则控制住了通货膨胀自然也就是最大限度地抑制了经济周期。一言以蔽之，货币学派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放任主义者，其非干预立场乃是建立在对于货币政策目标及其执行的严格控制基础上的；“Only money matters”便是对于这一理论的最好诠释（换而言之，货币学派反对的是财政政策和相机抉择式的货币政策而非政策干预本身，正相反，通过货币政策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增长率或通货膨胀率构成了其政策建议的核心内容）。
相较之下，任何形式的干预（哪怕是所谓的“单一规则”）在奥地利学派看来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不变货币增长率或者通货膨胀目标制神马的更是彻头彻尾的异端邪说；说到底，除非经济体之内的货币变量完全是外生给定的（供给创造需求，考虑到货币发行当局对于铸币税的天然渴求，任何货币政策都将扭曲自发均衡并创造通货膨胀）----这意味着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货币政策，任何控制通胀之努力都将是缘木求鱼（出于怀疑主义哲学和“性恶论”，奥地利学派对于政府怀有着极其强烈的不信任情节；这一点倒是颇有警醒和借鉴意义）。而要保证货币供应的外生性，信用本位制便成为不可能（一般认为，能够信用货币提供充分保证的只有以税收和其他强制力作为后盾的政府部门）；奥地利学派（尤其是其中的原教旨主义者，比如该学派的“教皇陛下”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因此奉金本位制为不可动摇的“自由与繁荣之柱石”：严格的金本位制之下货币供应量唯一取决于贵金属数量，而这的确是任何货币当局所不能控制的；反对者或许会争辩说贵金属资源的日益枯竭意味着金本位制之下几乎不可避免的长期通缩倾向（而不仅仅是物价稳定），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恰恰是奥地利学派（当然还是其中的原教旨主义者）所欲求的----考虑到名义利率通常不可能降到0%以下，长期通缩倾向往往有助于提高实际利率水平，从而刺激信贷供给，依照萨伊定律（供给自发创造需求），这无疑有助于提高投资率水平；更阴暗地说，睿智如米塞斯，不可能不明白货币与利率幻觉的确存在，零名义利率甚至更极端的负名义利率条件之下尤其如此；那么金本位制之下的长期通缩倾向便很有可能塑造有利于债权人而不利于债务人的社会经济环境（典型如美国19世纪末的白银战争：民主党人强烈主张引入金银复合本位制以对冲金本位制之下持续通缩效应对于以农民为主体的债权人的侵害；于是便有了该当总统候选人布莱恩的传世名言：“你们不能…不能将这一顶黄金打造的荆棘之冠强加在我们的人民头上！”不过后来随着阿拉斯加和南非的淘金热，黄金产量急剧增加，民主党人终于得到了他们想要的通货膨胀，白银战争也因此不了了之），那么你懂得（米塞斯一直有着强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情节）……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哈耶克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之中设想了超越金本位制的某种路径（亦即满足于物价稳定而非“适度”通缩）：通过将货币发行只能与国家机器相剥离并引入竞争性私营发行主体和自由市场机制，哈耶克认为同样可以实现物价的充分稳定（道理很简单，货币持有者必然倾向于币值稳定甚至有升值潜力的货币，那么试图攥取超额铸币税之发行主体便只有在市场竞争中出局的份），甚至可能较金本位更加稳定（没有任何发行主体愿意承担负铸币税，这就解决了金本位制的长期通缩倾向问题；相对次要的，贵金属产量具有波动性，这是金本位制难以回避的外生扰动）。不过米塞斯同样不待见这一看法（当然其批判针对的是更糟提出这一概念雏形的克莱恩）：1、自由竞争能够导向的最优价格不过是零经济利润（一个基本的常识是：零经济利润=正会计利润），那么这边意味着此时铸币税依旧存在（虽然比较低）；2、因为安全性和便利性偏好，货币供给天然自然垄断属性，这就意味着实际发生的铸币税还得加上“市场势力租”，那么相应的无谓损失同样不得不考虑（当然米塞斯的确认为这比任何法定信用货币和货币当局/货币政策都要强得多，于是称之为“向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小步”）
皮诺切特上台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所谓的“通胀零容忍政策”（注意是零容忍，不是不变货币增长率，更不是什么通胀目标制），更一度考虑过直接回复金本位制（不过因为可行性实在太差而放弃了）；美元进入强势通道之后立刻采用固定盯住的方式建构了“美元本位制”以确保货币供应的外生性（本质上说这同样是一种金本位制，只不过决定货币供应的外生变量从黄金变成了强势美元罢了），为此不惜以“适度的”通货紧缩作为代价（可惜事实上证明远远不是“适度的”，于是到头来不得不将比索一次性贬值45%并接管70%以上的商业银行以应对危机）……凡此种种，显然都要更接近于奥地利学派而非芝加哥学派政策主张。
2、贸易与汇率政策
芝加哥学派从比较优势理论出发，倡导建基于贸易自由化、自由浮动汇率与开放市场（这被认为最有利于禀赋优势的最大化）之上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并以此替代基于中心-外围理论之上的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而在奥地利学派看来，任何形式的发展战略都是对于自由市场赤裸裸的冒犯，重要的是建立在金本位/类金本位制之下的稳定汇率（注意不是自由浮动汇率，后者被认为不具有足够的反通货膨胀“汇率锚”效应：因为奥地利学派对于通货膨胀近乎偏执的敌视态度，其任何经济政策均可视为“反通货膨胀政策”的附属品），舍此再无其他。
1979年，智利在美元汇率因为“沃克尔革命”进入长期上涨通道的大背景强硬推行了固定盯住美元的“货币局制度”（此前比索之所以没有盯住美元，纯粹是美元仍处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和两次石油危机之后的弱势美元阶段；这一做法完全和芝加哥学派的政策主张背道而驰，强势美元实际上替代黄金成为了更加坚固的“汇率锚”），智利因此成为了拉美地区最重要的进口贸易中转站（强势汇率显然有利于进口商，以智利为枢纽的转口贸易于是欣欣向荣），贸易繁荣和强势货币政策（投资收益附带汇兑收益）带来了大量的外部投资，这直接促成了1978-1982的“经济奇迹”；不过强势美元背景下的固定汇率制必然带来严重的通货紧缩（尤其在小型开放经济体条件下），进而导致经济萧条的出现（需要说明的是，其时智利的通货紧缩程度甚至以米塞斯的观点来看都是相当可怕的，毕竟没有任何经济学会以衰退甚至萧条作为政策目标）；在此之后严格盯住美元的货币局制度方才被废止，代之以强势浮动汇率（注意依旧不是芝加哥学派的自由浮动汇率，通货膨胀的汇率锚的确被弱化了，但远远没到取消的地步；智利货币当局的大多数干预行为均指向提高本币均衡汇率，极少例外）。
以芝加哥学派的纲领性文献《华盛顿共识》为例：
1、货币政策
芝加哥学派（更准确地说，货币学派）从货币数量论的基本逻辑出发（比如弗里德曼的名言：“无论何时何地通货膨胀都是并且将永远是一种货币现象。”），提出了所谓以“单一规则”为指引的货币政策锚之主张：弗里德曼最初考虑以长期稳定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作为政策目标（货币增长率=长期实际GDP增长率+劳动人口增长率，如此即可在理论上实现物价水平和名义工资增长率/实际GDP增长率的相对稳定，换而言之，长期名义利率将稳定在0%上下），不过因为这一政策跟踪自变量事实上并不如弗里德曼估计的那样稳定，0%的名义利率也完全消去了铸币税（因此在政治上不可行）和适度通货膨胀的托宾效应（货币扩张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性，盖因名义工资刚性决定了适度的通货膨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经济运行中的摩擦成本；货币学派承认托宾效应，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因此以米什金、泰勒为代表的第二代货币主义者更倾向于将通货膨胀目标作为政策锚（可以是具体值，也可以是目标区间，不过一般认为设定为具体值会更好一些；另外在引入失业率目标之后，泰勒规则实际上已经不是简单的单一规则了）。货币学派认为，通过设定清晰的、明确的货币政策目标，市场足以自发形成对此的稳定预期，从而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那么在有效市场条件下便不再需要任何其他干预即可实现经济的自发均衡：货币政策的逻辑是经济周期的本质是通货膨胀之下货币幻觉产生-破灭的循环过程，那么通过单一规则控制住了通货膨胀自然也就是最大限度地抑制了经济周期。一言以蔽之，货币学派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放任主义者，其非干预立场乃是建立在对于货币政策目标及其执行的严格控制基础上的；“Only money matters”便是对于这一理论的最好诠释（换而言之，货币学派反对的是财政政策和相机抉择式的货币政策而非政策干预本身，正相反，通过货币政策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增长率或通货膨胀率构成了其政策建议的核心内容）。
相较之下，任何形式的干预（哪怕是所谓的“单一规则”）在奥地利学派看来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不变货币增长率或者通货膨胀目标制神马的更是彻头彻尾的异端邪说；说到底，除非经济体之内的货币变量完全是外生给定的（供给创造需求，考虑到货币发行当局对于铸币税的天然渴求，任何货币政策都将扭曲自发均衡并创造通货膨胀）----这意味着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货币政策，任何控制通胀之努力都将是缘木求鱼（出于怀疑主义哲学和“性恶论”，奥地利学派对于政府怀有着极其强烈的不信任情节；这一点倒是颇有警醒和借鉴意义）。而要保证货币供应的外生性，信用本位制便成为不可能（一般认为，能够信用货币提供充分保证的只有以税收和其他强制力作为后盾的政府部门）；奥地利学派（尤其是其中的原教旨主义者，比如该学派的“教皇陛下”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因此奉金本位制为不可动摇的“自由与繁荣之柱石”：严格的金本位制之下货币供应量唯一取决于贵金属数量，而这的确是任何货币当局所不能控制的；反对者或许会争辩说贵金属资源的日益枯竭意味着金本位制之下几乎不可避免的长期通缩倾向（而不仅仅是物价稳定），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恰恰是奥地利学派（当然还是其中的原教旨主义者）所欲求的----考虑到名义利率通常不可能降到0%以下，长期通缩倾向往往有助于提高实际利率水平，从而刺激信贷供给，依照萨伊定律（供给自发创造需求），这无疑有助于提高投资率水平；更阴暗地说，睿智如米塞斯，不可能不明白货币与利率幻觉的确存在，零名义利率甚至更极端的负名义利率条件之下尤其如此；那么金本位制之下的长期通缩倾向便很有可能塑造有利于债权人而不利于债务人的社会经济环境（典型如美国19世纪末的白银战争：民主党人强烈主张引入金银复合本位制以对冲金本位制之下持续通缩效应对于以农民为主体的债权人的侵害；于是便有了该当总统候选人布莱恩的传世名言：“你们不能…不能将这一顶黄金打造的荆棘之冠强加在我们的人民头上！”不过后来随着阿拉斯加和南非的淘金热，黄金产量急剧增加，民主党人终于得到了他们想要的通货膨胀，白银战争也因此不了了之），那么你懂得（米塞斯一直有着强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情节）……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哈耶克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之中设想了超越金本位制的某种路径（亦即满足于物价稳定而非“适度”通缩）：通过将货币发行只能与国家机器相剥离并引入竞争性私营发行主体和自由市场机制，哈耶克认为同样可以实现物价的充分稳定（道理很简单，货币持有者必然倾向于币值稳定甚至有升值潜力的货币，那么试图攥取超额铸币税之发行主体便只有在市场竞争中出局的份），甚至可能较金本位更加稳定（没有任何发行主体愿意承担负铸币税，这就解决了金本位制的长期通缩倾向问题；相对次要的，贵金属产量具有波动性，这是金本位制难以回避的外生扰动）。不过米塞斯同样不待见这一看法（当然其批判针对的是更糟提出这一概念雏形的克莱恩）：1、自由竞争能够导向的最优价格不过是零经济利润（一个基本的常识是：零经济利润=正会计利润），那么这边意味着此时铸币税依旧存在（虽然比较低）；2、因为安全性和便利性偏好，货币供给天然自然垄断属性，这就意味着实际发生的铸币税还得加上“市场势力租”，那么相应的无谓损失同样不得不考虑（当然米塞斯的确认为这比任何法定信用货币和货币当局/货币政策都要强得多，于是称之为“向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小步”）
皮诺切特上台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所谓的“通胀零容忍政策”（注意是零容忍，不是不变货币增长率，更不是什么通胀目标制），更一度考虑过直接回复金本位制（不过因为可行性实在太差而放弃了）；美元进入强势通道之后立刻采用固定盯住的方式建构了“美元本位制”以确保货币供应的外生性（本质上说这同样是一种金本位制，只不过决定货币供应的外生变量从黄金变成了强势美元罢了），为此不惜以“适度的”通货紧缩作为代价（可惜事实上证明远远不是“适度的”，于是到头来不得不将比索一次性贬值45%并接管70%以上的商业银行以应对危机）……凡此种种，显然都要更接近于奥地利学派而非芝加哥学派政策主张。
2、贸易与汇率政策
芝加哥学派从比较优势理论出发，倡导建基于贸易自由化、自由浮动汇率与开放市场（这被认为最有利于禀赋优势的最大化）之上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并以此替代基于中心-外围理论之上的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而在奥地利学派看来，任何形式的发展战略都是对于自由市场赤裸裸的冒犯，重要的是建立在金本位/类金本位制之下的稳定汇率（注意不是自由浮动汇率，后者被认为不具有足够的反通货膨胀“汇率锚”效应：因为奥地利学派对于通货膨胀近乎偏执的敌视态度，其任何经济政策均可视为“反通货膨胀政策”的附属品），舍此再无其他。
1979年，智利在美元汇率因为“沃克尔革命”进入长期上涨通道的大背景强硬推行了固定盯住美元的“货币局制度”（此前比索之所以没有盯住美元，纯粹是美元仍处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和两次石油危机之后的弱势美元阶段；这一做法完全和芝加哥学派的政策主张背道而驰，强势美元实际上替代黄金成为了更加坚固的“汇率锚”），智利因此成为了拉美地区最重要的进口贸易中转站（强势汇率显然有利于进口商，以智利为枢纽的转口贸易于是欣欣向荣），贸易繁荣和强势货币政策（投资收益附带汇兑收益）带来了大量的外部投资，这直接促成了1978-1982的“经济奇迹”；不过强势美元背景下的固定汇率制必然带来严重的通货紧缩（尤其在小型开放经济体条件下），进而导致经济萧条的出现（需要说明的是，其时智利的通货紧缩程度甚至以米塞斯的观点来看都是相当可怕的，毕竟没有任何经济学会以衰退甚至萧条作为政策目标）；在此之后严格盯住美元的货币局制度方才被废止，代之以强势浮动汇率（注意依旧不是芝加哥学派的自由浮动汇率，通货膨胀的汇率锚的确被弱化了，但远远没到取消的地步；智利货币当局的大多数干预行为均指向提高本币均衡汇率，极少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