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们”的哲学与逻辑，左翼自由主义面面观

为了行文方便，我将混用哲学与逻辑两者，见谅


基础篇
基于理性人假设，我们认为自由具有第一性价值（从理性人假设到自由至上原则是可以严格证明的，不过这并不是本文的重点；但理性人假设仅仅是一个假设，因此质问何以如此是毫无意义的），没有自由，一切价值理性最终都将归于虚无（道理很简单，没有自由，也就没有追求所欲之事物的足够可能性；自由相较于其它价值理性，具有不可动摇的基础性意义）。有鉴于此，我们反对任何试图置抽象实体（民族、国家以至人类）或者抽象概念（公民善、普遍丰裕、绝对理性……等等）于实实在在的个人自由之上的意识形态。不过自由的至高无上虽然意味着同等条件下的当然优先性（自由立于一切价值理性之顶点），但并不具有绝对性（任何情况下，即便最微小的自由也不能够作出妥协，原教旨主义式的思维方式显然并不可取）。

进一步说，仅有形式自由是不够的（亦即古典自由主义范式所定义的“纯粹消极自由”），实质自由同样不可或缺（令形式自由成其为可能的现实基础，亦即免于歧视、免于贫困、免于疏离之恐惧的自由）----毕竟“别无选择的选择”的确很难被视为“真正的”自由；不过因为自由的消极第一性，形式自由绝对优先于实质自由（注意这里的关键是“优先于”，仅限于公共领域和政治领域的话，免于歧视之自由应当认为具备形式自由之属性）。

基于深厚的怀疑主义哲学传统，我们认为事物本质上是不完善的，价值理性之冲突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自由与秩序之争、公平与效率之辨），于是卢梭式的“理想世界”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至于宇宙在纯粹形上学或曰终极意义层面究竟是不是和谐的，我们不关心这一问题；因为根本毫无意义）；不是这样的话，优先性也便毫无意义了（倘若存在能够完整包容一切价值理性的现实范式，那么选择也便成为不必要，于是优先与否根本毫无差异）。那么不难想见，我们的基本思维方式便是在多维现实冲突之中寻求妥协（因此我们不会接受“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具有内在合理性甚至正当性”之类的表述），或者不如说我们唯一确信的便是“不能确信什么”（如果事物是不完善的，那么对于事物的理解与认知就更是如此了）；无论在任何问题上，我们从不认为自己一定是正确的或者至少比其他人更正确一些（当然反过来也一样），正因为如此，我们比较能够接受其他流派的特定观念并对自身加以修正（当然，上述逻辑决定了我们对于极端思潮不感冒）----价值虚无倾向也好（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软弱伪善也罢（恩…你懂的）；我们更多视其为一种褒奖。

基于以上观念，我们对于任何形式、任何理由的革命（注意不是变革）均持敌视态度：不断创造/破坏所谓的“敌人”，直至或者自我毁灭（“农神吞食自己的儿孙”，典型如1793），或者彻底沦为心狠手辣、厚颜无耻之上层与凶残暴虐、愚昧无知之群氓（他们或者原本未必如此，但革命自有其难以抗拒的“向下推动力”，具体可见勒庞的《乌合之众》）的狂乱祭典（悲剧的是，最大量的祭品恰恰是“群氓”）；这便是革命的逻辑（帝俄政府-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托派……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事物本质上是不完善的，那么任何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激情”都只能是幼稚可笑的幻想；而正因为这只是一种幻想，革命的异化与堕落便无可避免----无法实现的目标势必意味着不断趋于极端的行为方式（革命成果不尽如人意只能说明革命还不够深入），而过于极端的行为方式不仅意味着极其强烈的反弹（于是有了法国长逾百年的“动荡时代”），更意味着失败之后（这几乎是必然的）无以复加的幻灭情绪（此时被否定的不仅仅是革命，革命所承载的精神也难以幸免）。虽然我们不愿自称进步主义者（毕竟“理性傲慢”之意味过于浓重），但我们同样认为，普遍的冲突与妥协之下，基于适应-选择机制的二元互动（注意“适应-选择”和“进步”之间的微妙差异），变革之需求不仅必然存在，更是对于前述机制的最好回应（穷则变，变则通；当然这里面还隐含了“不穷则不变”的意思：革命固然酷烈无益，却也绝不是没有原因的）；不过无论如何，建基于理性、耐心、勇气之上，以博弈妥协为其实践路径的变革决不能与革命等量齐观（这并不是一个方法方式问题，而是此岸-彼岸的彻底分隔）----我们可能支持革命的一切诉求，但我们势必竭力对抗革命本身。


为了行文方便，我将混用哲学与逻辑两者，见谅


基础篇
基于理性人假设，我们认为自由具有第一性价值（从理性人假设到自由至上原则是可以严格证明的，不过这并不是本文的重点；但理性人假设仅仅是一个假设，因此质问何以如此是毫无意义的），没有自由，一切价值理性最终都将归于虚无（道理很简单，没有自由，也就没有追求所欲之事物的足够可能性；自由相较于其它价值理性，具有不可动摇的基础性意义）。有鉴于此，我们反对任何试图置抽象实体（民族、国家以至人类）或者抽象概念（公民善、普遍丰裕、绝对理性……等等）于实实在在的个人自由之上的意识形态。不过自由的至高无上虽然意味着同等条件下的当然优先性（自由立于一切价值理性之顶点），但并不具有绝对性（任何情况下，即便最微小的自由也不能够作出妥协，原教旨主义式的思维方式显然并不可取）。

进一步说，仅有形式自由是不够的（亦即古典自由主义范式所定义的“纯粹消极自由”），实质自由同样不可或缺（令形式自由成其为可能的现实基础，亦即免于歧视、免于贫困、免于疏离之恐惧的自由）----毕竟“别无选择的选择”的确很难被视为“真正的”自由；不过因为自由的消极第一性，形式自由绝对优先于实质自由（注意这里的关键是“优先于”，仅限于公共领域和政治领域的话，免于歧视之自由应当认为具备形式自由之属性）。

基于深厚的怀疑主义哲学传统，我们认为事物本质上是不完善的，价值理性之冲突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自由与秩序之争、公平与效率之辨），于是卢梭式的“理想世界”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至于宇宙在纯粹形上学或曰终极意义层面究竟是不是和谐的，我们不关心这一问题；因为根本毫无意义）；不是这样的话，优先性也便毫无意义了（倘若存在能够完整包容一切价值理性的现实范式，那么选择也便成为不必要，于是优先与否根本毫无差异）。那么不难想见，我们的基本思维方式便是在多维现实冲突之中寻求妥协（因此我们不会接受“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具有内在合理性甚至正当性”之类的表述），或者不如说我们唯一确信的便是“不能确信什么”（如果事物是不完善的，那么对于事物的理解与认知就更是如此了）；无论在任何问题上，我们从不认为自己一定是正确的或者至少比其他人更正确一些（当然反过来也一样），正因为如此，我们比较能够接受其他流派的特定观念并对自身加以修正（当然，上述逻辑决定了我们对于极端思潮不感冒）----价值虚无倾向也好（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软弱伪善也罢（恩…你懂的）；我们更多视其为一种褒奖。

基于以上观念，我们对于任何形式、任何理由的革命（注意不是变革）均持敌视态度：不断创造/破坏所谓的“敌人”，直至或者自我毁灭（“农神吞食自己的儿孙”，典型如1793），或者彻底沦为心狠手辣、厚颜无耻之上层与凶残暴虐、愚昧无知之群氓（他们或者原本未必如此，但革命自有其难以抗拒的“向下推动力”，具体可见勒庞的《乌合之众》）的狂乱祭典（悲剧的是，最大量的祭品恰恰是“群氓”）；这便是革命的逻辑（帝俄政府-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托派……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事物本质上是不完善的，那么任何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激情”都只能是幼稚可笑的幻想；而正因为这只是一种幻想，革命的异化与堕落便无可避免----无法实现的目标势必意味着不断趋于极端的行为方式（革命成果不尽如人意只能说明革命还不够深入），而过于极端的行为方式不仅意味着极其强烈的反弹（于是有了法国长逾百年的“动荡时代”），更意味着失败之后（这几乎是必然的）无以复加的幻灭情绪（此时被否定的不仅仅是革命，革命所承载的精神也难以幸免）。虽然我们不愿自称进步主义者（毕竟“理性傲慢”之意味过于浓重），但我们同样认为，普遍的冲突与妥协之下，基于适应-选择机制的二元互动（注意“适应-选择”和“进步”之间的微妙差异），变革之需求不仅必然存在，更是对于前述机制的最好回应（穷则变，变则通；当然这里面还隐含了“不穷则不变”的意思：革命固然酷烈无益，却也绝不是没有原因的）；不过无论如何，建基于理性、耐心、勇气之上，以博弈妥协为其实践路径的变革决不能与革命等量齐观（这并不是一个方法方式问题，而是此岸-彼岸的彻底分隔）----我们可能支持革命的一切诉求，但我们势必竭力对抗革命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