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需要“反右”么？ ——也谈我们该怎样面对“公知”

“公知”这个词，原本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也是某些自诩有着“独立思想”的所谓“文化人”的自我命名，但最近这个

词在网络上却成了骂人的话。为什么呢？盖因为“公知们经常性地秀出自己的知识水平、思维能力和道德底线的下限，却又大言不惭

，自以为掌握了“粪青”们所不知道的内幕和真理，而且面对一次次打脸，从来不反思，也从来不认错，最多在自己的微博上把反驳

的言论删除，转过脸来又继续秀着各种下限。

    这本来倒也没什么——网络时代么，人人都有话语权，人人也都有打脸和被打脸的自由。但随之而来的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有

“爱国青年”表示，“公知”实在可恶，惯于造谣惑众、扰乱视听，破坏社会安定团结，必除之而后快。甚至有人推而广之，从“公

知”们的拙劣表演中做出了“太祖当年反右十分必要”的结论，进而推导出“今天中国也必须要来一场反右”。按他们的思维，“公

知”如此嚣张，如此横行，不用政治的手段消灭他们，他们的言论就要颠覆国家、颠覆政府，中国就要变成苏联第二。那么，我们今

天真的需要“反右”么？

    “反右”——这个词其实绝不是什么可以表明中共“伟光正”的标志，1957年的“反右”运动，也绝不是某些“爱国青年”口中

的“伟大运动”。关于这段历史，中共自己早已在《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给出了结论：“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

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

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

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我们且不论这个结论是否已经把那场“反右”运动的前因后果说透，但至少这段话透露了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其一是一场

原本为了反击“极少数”的政治运动，最后却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其二是“造成了不幸的后果”。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

面呢？我不是心理学家，不打算去分析太祖本人的性格问题，也不是“秘史学者”，不打算从某些犄角旮旯的“密档”中去探究太祖

是否真的一开始就打算“引蛇出洞”。我只想说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着悠久的集权主义和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里，一旦最高权

力的掌握者打算对所谓“异端思想”和“异端言论”进行政治打击时，不管其最初的本意是想如何控制，顺带而来的都必然是知识界

和文化界的浩劫。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极端崇尚人治的社会里，最高统治者的每一个举动都会被渴望得到其垂青的下级所

无限放大、无限扩张——即使在号称已经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改造的中共党人中，这样的历史印记也依然清晰可见。

1957年的“反右”，正是这样一种“历史基因”在中共身体上的集中体现——而这种“历史基因”的发作，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

后一次。仅仅一年之后，这种“历史基因”又被体现在了疯狂的“放卫星”竞赛中，而这次发作的结果，就远不再是五十多万知识分

子被迫下放劳动这么简单了——它从知识界和文化界的浩劫，变成了一场生命的浩劫！

    认真审视这段历史，我们便无论如何也无法再做出“反右非常正确”之类的论断了。人类社会本来就是一个多样性、多元化的世

界，有着各种不同的思想、观点、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是完全正常的。而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就不乏那种企图依靠暴力来消灭“异

端”，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他人、强加于世界的狂热者。从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到渴望“拯救圣地”的基督教十字军；从大兴文

字狱的满清皇帝，到强行关闭教堂、强迫天主教士信奉“无神论”的雅各宾党人，这样的行动在历史上就从未停止过。直到现代，用

暴力消灭意识形态的“异端”的行动依然不断上演——纳粹焚毁了所有他们认为“有害”的书籍，将一切“异端”关进了集中营；而

斯大林则用“契卡”和“古拉格群岛”来对付那些与他意见有任何不一致之处的人；美国则干脆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用钢铁和

炸药来扩展他们所谓的“民主”和“自由”，用飞机和坦克来体现他们所谓的“人权”。而这一切，施暴者最终都没有获得他们想要

的结果——纳粹帝国终究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契卡”和“古拉格群岛”最终也没能挽救苏联土崩瓦解的命运。至于一心要“

扩展自由世界版图”的美国，最后也只得灰溜溜地离开了他们当初趾高气昂地占领的国家。

    这一切都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思想与意识形态的王国从来不是仅仅凭借着暴力就能轻易占领的。任何思想与意识形态，能否在

这个世界上站住脚，并扩展自己的疆域，最根本的力量并不是来自于暴力，而是来自于人类社会的实践。只有当某种思想或意识形态

被实践证明了是正确的以后，它才会真正去占领人们的头脑，才会真正扩展开自己的疆域。反之，即便它能够依靠暴力暂时性地获得

某种“主流”地位，使整个社会的精神世界看起来具备了“统一”的假象，最终也依然逃不过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命运。

    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技术高度发达、思想日益多元化的时代里，我们大可不必对“公知”们的种种不合我们“口味”的—

—甚至过于出格的言论怒火中烧，更没有必要非要以消灭他们肉体的方式来消灭他们的言论和思想。“公知”们之所以从自命不凡的

“桂冠”变成了今天这种臭名昭著的头衔，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因为中共的暴力镇压和钳制（尽管他们自己这样认为），而

恰恰是来自于实践的检验。一次次打了“公知”们的脸的，不是韩德强们的耳光，而正是现实世界中所发生的种种变化——美军用伊

拉克人的鲜血戳穿了“公知”们“人权高于主权”的叫嚣的虚伪性，华尔街则用金融危机让“公知”们的“自由市场万能论”彻底破

产；欧洲用日益深重的债务危机证明了“公知”们口中“最幸福的欧洲模式”的不靠谱，而中国则更是用不可遏制的崛起把“公知”

们年复一年的“中国崩溃论”变成了世人皆知的笑话。

    ——这就是实践的力量！无需耳光，更无需什么“反右”，却让一个个“公知”们捂着被打肿的脸无话可说。只有当我们手中的

“批判的武器”不够硬的时候，我们才会努力求助于“武器的批判”。而现在，实践的结果已经让我们拥有了远比“公知”们强大的

“批判的武器”，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对他们的某些言论和思想耿耿于怀、纠纠于心呢？我想，我们大可以心态轻松一些。假使你

手中已有了足够强大的“批判的武器”，那便去不客气地迎战他们，而假使你暂时还没有足够强大的“批判的武器”，那便努力学习

、努力提升自己，让自己的“批判的武器”早日变得更为强大！

    最后用这样一句话来作为本文的结语：
   
    ——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而武器的批判同样代替不了批判的武器！“公知”这个词，原本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也是某些自诩有着“独立思想”的所谓“文化人”的自我命名，但最近这个

词在网络上却成了骂人的话。为什么呢？盖因为“公知们经常性地秀出自己的知识水平、思维能力和道德底线的下限，却又大言不惭

，自以为掌握了“粪青”们所不知道的内幕和真理，而且面对一次次打脸，从来不反思，也从来不认错，最多在自己的微博上把反驳

的言论删除，转过脸来又继续秀着各种下限。

    这本来倒也没什么——网络时代么，人人都有话语权，人人也都有打脸和被打脸的自由。但随之而来的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有

“爱国青年”表示，“公知”实在可恶，惯于造谣惑众、扰乱视听，破坏社会安定团结，必除之而后快。甚至有人推而广之，从“公

知”们的拙劣表演中做出了“太祖当年反右十分必要”的结论，进而推导出“今天中国也必须要来一场反右”。按他们的思维，“公

知”如此嚣张，如此横行，不用政治的手段消灭他们，他们的言论就要颠覆国家、颠覆政府，中国就要变成苏联第二。那么，我们今

天真的需要“反右”么？

    “反右”——这个词其实绝不是什么可以表明中共“伟光正”的标志，1957年的“反右”运动，也绝不是某些“爱国青年”口中

的“伟大运动”。关于这段历史，中共自己早已在《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给出了结论：“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

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

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

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我们且不论这个结论是否已经把那场“反右”运动的前因后果说透，但至少这段话透露了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其一是一场

原本为了反击“极少数”的政治运动，最后却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其二是“造成了不幸的后果”。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

面呢？我不是心理学家，不打算去分析太祖本人的性格问题，也不是“秘史学者”，不打算从某些犄角旮旯的“密档”中去探究太祖

是否真的一开始就打算“引蛇出洞”。我只想说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着悠久的集权主义和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里，一旦最高权

力的掌握者打算对所谓“异端思想”和“异端言论”进行政治打击时，不管其最初的本意是想如何控制，顺带而来的都必然是知识界

和文化界的浩劫。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极端崇尚人治的社会里，最高统治者的每一个举动都会被渴望得到其垂青的下级所

无限放大、无限扩张——即使在号称已经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改造的中共党人中，这样的历史印记也依然清晰可见。

1957年的“反右”，正是这样一种“历史基因”在中共身体上的集中体现——而这种“历史基因”的发作，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

后一次。仅仅一年之后，这种“历史基因”又被体现在了疯狂的“放卫星”竞赛中，而这次发作的结果，就远不再是五十多万知识分

子被迫下放劳动这么简单了——它从知识界和文化界的浩劫，变成了一场生命的浩劫！

    认真审视这段历史，我们便无论如何也无法再做出“反右非常正确”之类的论断了。人类社会本来就是一个多样性、多元化的世

界，有着各种不同的思想、观点、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是完全正常的。而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就不乏那种企图依靠暴力来消灭“异

端”，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他人、强加于世界的狂热者。从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到渴望“拯救圣地”的基督教十字军；从大兴文

字狱的满清皇帝，到强行关闭教堂、强迫天主教士信奉“无神论”的雅各宾党人，这样的行动在历史上就从未停止过。直到现代，用

暴力消灭意识形态的“异端”的行动依然不断上演——纳粹焚毁了所有他们认为“有害”的书籍，将一切“异端”关进了集中营；而

斯大林则用“契卡”和“古拉格群岛”来对付那些与他意见有任何不一致之处的人；美国则干脆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用钢铁和

炸药来扩展他们所谓的“民主”和“自由”，用飞机和坦克来体现他们所谓的“人权”。而这一切，施暴者最终都没有获得他们想要

的结果——纳粹帝国终究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契卡”和“古拉格群岛”最终也没能挽救苏联土崩瓦解的命运。至于一心要“

扩展自由世界版图”的美国，最后也只得灰溜溜地离开了他们当初趾高气昂地占领的国家。

    这一切都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思想与意识形态的王国从来不是仅仅凭借着暴力就能轻易占领的。任何思想与意识形态，能否在

这个世界上站住脚，并扩展自己的疆域，最根本的力量并不是来自于暴力，而是来自于人类社会的实践。只有当某种思想或意识形态

被实践证明了是正确的以后，它才会真正去占领人们的头脑，才会真正扩展开自己的疆域。反之，即便它能够依靠暴力暂时性地获得

某种“主流”地位，使整个社会的精神世界看起来具备了“统一”的假象，最终也依然逃不过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命运。

    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技术高度发达、思想日益多元化的时代里，我们大可不必对“公知”们的种种不合我们“口味”的—

—甚至过于出格的言论怒火中烧，更没有必要非要以消灭他们肉体的方式来消灭他们的言论和思想。“公知”们之所以从自命不凡的

“桂冠”变成了今天这种臭名昭著的头衔，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因为中共的暴力镇压和钳制（尽管他们自己这样认为），而

恰恰是来自于实践的检验。一次次打了“公知”们的脸的，不是韩德强们的耳光，而正是现实世界中所发生的种种变化——美军用伊

拉克人的鲜血戳穿了“公知”们“人权高于主权”的叫嚣的虚伪性，华尔街则用金融危机让“公知”们的“自由市场万能论”彻底破

产；欧洲用日益深重的债务危机证明了“公知”们口中“最幸福的欧洲模式”的不靠谱，而中国则更是用不可遏制的崛起把“公知”

们年复一年的“中国崩溃论”变成了世人皆知的笑话。

    ——这就是实践的力量！无需耳光，更无需什么“反右”，却让一个个“公知”们捂着被打肿的脸无话可说。只有当我们手中的

“批判的武器”不够硬的时候，我们才会努力求助于“武器的批判”。而现在，实践的结果已经让我们拥有了远比“公知”们强大的

“批判的武器”，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对他们的某些言论和思想耿耿于怀、纠纠于心呢？我想，我们大可以心态轻松一些。假使你

手中已有了足够强大的“批判的武器”，那便去不客气地迎战他们，而假使你暂时还没有足够强大的“批判的武器”，那便努力学习

、努力提升自己，让自己的“批判的武器”早日变得更为强大！

    最后用这样一句话来作为本文的结语：
   
    ——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而武器的批判同样代替不了批判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