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z从科学的视角冷观“生物国防”

“生物国防”是高级的“鞋套国防”
by 刘夙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7ab9d50101b2t7.html
　　我一直认为，衡量一门学问的成熟程度的标准之一，是看其中有多少生造的冗余词汇。由研究者即兴创造的价值不大的概念越多，越说明这门学问处在没有严谨的评价标准、研究者喜欢自说自话的阶段。

　　今天中国的战略研究似乎就还处在这一阶段。曾经有人不无讽刺地说，随便找一个时兴的名词，加上“战争”两字，都能成为一个看上去很威武的战略词汇。于是乎“金融战争”“货币战争”“基因战争”“网络战争”“电子战争”之类新术语层出不穷，其中自然有一些概念非常合理、非常重要，但也有一些概念（如下文要讨论的“基因战争”）基本上是成人的黑色童话。

　　同样，“国防”二字在战略研究中似乎也和“战争”一样，具有百搭王牌的效果。“太空国防”“网络国防”这些概念尚在震耳欲聋之时，“生物国防”又粉墨登场了。坊间曾经有一句流传了八辈子的陈词滥调：“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或许“生物国防”这种提法，就是在这句话潜移默化的启发之下问世的？

　　由于中国战略研究界（如果的确有这么一个“界”的话）的现状可谓“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所以我在网上也不可能查到一个人人公认的“生物国防”的定义。相关的文章看多了，只能得出这样一个印象：生物国防就是一切和生物有关的国防问题的统称。从外延方面分析，被“战略家”们列为“生物国防”的问题大致有以下一些：生物武器（含基因武器），疫苗问题，转基因问题，外来生物入侵问题。其中，生物武器问题和转基因问题是“生物国防”专家们关注的重点，简直可以说，“生物国防”这个概念就是为了把这两个问题硬拉到一起而提出的。

　　我绝对不否认国防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然而，唯因为绝对承认这一点，我才认为对国防问题的分类应该体现出严谨性、实用性。从本质来看，国防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工程，涉及到复杂的人力资源调度和管理。正因为如此，有意义的国防分类，应该根据其主要涉及的人力资源部门的门类来进行。比如有的国防问题和电力供应相关，调度的人力主要是电气工程专业人士，涉及的直接管事部门是国务院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因此“电力国防”就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再如前述的“太空国防”，调度的人力主要是航天工业人士，涉及的直接管事部门是军队的总装备部，因此“太空国防”也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

　　相比之下，“生物国防”就缺乏这样的统一的人力调度和直接管事部门。比如外来生物入侵危害的主要是本土生物多样性，而生物多样性保护主要属于环保总局的管事范围，在业务上和林业部也有一定关系，调度的人力主要是生物学和生态学专业人士。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属于农业部的管事范围，其对外贸易属于商务部的管事范围，其食品安全评估属于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管事范围，其环境安全评估则属于环保总局的管事范围，调度的人力主要是生物工程、农学、食品科学、生态学以至国际贸易专业人士。至于生物武器和疫苗问题，属于传染病问题范畴，这显然属于卫生部的管事范围，调度的人力主要是医学人士。由此可见，“生物国防”硬把至少三类涉及到不同人力调度和直接管事部门的国防问题扯到一起（甚至在中国以至联合国的学科分类上，属于理科的生物学和农科、医科也根本不是一类），因此是一个除了吸引眼球之外没有多大价值的概念。

　　也许有人会说，至少这些问题都和生物相关，在相关研究中都需要生物学方法和仪器（比如显微镜），因此在后勤保障上具有共同之处。但如果这样说的话，凡是需要大型计算机房的国防工程，都需要有公司供应保证机房清洁的鞋套，既然这些工程在需要提供鞋套的后勤保障上具有共同之处，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提出一个“鞋套国防”的概念？也许“鞋套国防”这个提法听上去十分荒唐可笑，而“生物国防”则充满大义凛然的严肃性，然而“生物国防”的本质也不外乎就是一种高级的“鞋套国防”罢了。



“战略家”们对人体的特殊嗜好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在各种“生物国防”问题中，造成了最严重危害的问题恰恰是中国的“战略家”们最不重视的外来生物入侵问题。中国幅员广阔，是世界上遭到外来生物入侵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植物中的紫茎泽兰、凤眼莲、微甘菊，动物中的美国白蛾、松材线虫、稻水象甲等，都给中国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甚至，在中国的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生物入侵现象（如从南方入侵到北方的鸡屎藤，从东部入侵到西部的某些淡水鱼等），而常常为人所忽视。

　　相比之下，另外一些“生物国防”问题虽然被中国的“战略家”们炒作得火热，但是在生物学专家看来，这些问题根本就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严重，甚至根本不成其为问题。以转基因作物为例，生物学专家根本不认为由这些作物加工成的转基因食品有什么食品安全问题；在人类生产过的所有食品中，转基因食品禁受了最严格的安全检验（包括通常只用于药物安全检验的动物实验），可以说是最安全的食品。转基因作物的主要风险，在于可能会对环境有潜在的不良影响；尽管通过合理的种植方法可以减轻这些不良影响，但这需要对农民进行严格的培训，如果培训不到位，的确有可能造成一定的环境问题。

　　此外，中国加入WTO之后，美国转基因大豆以其高出油率和低价迅速占领了中国大豆市场，使中国的粮食安全出现问题。但是美国的大豆品种本来出油率就比中国大豆高，转基因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美国大豆之所以价格低，主要原因则在于政府给予了农民大量补贴。由此可见，大豆问题与其说是转基因问题，不如说首先是国际贸易问题。即使美国的大豆没有转基因，中国的大豆市场也未必就不会沦陷。

　　然而，中国的反转基因人士虽然对于和转基因作物相关的这几种危害均加以大肆渲染，但是他们最着力宣传的，恰恰是其中根本不成其为问题的对于动物体——特别是人体——的健康危害。在反转基因人士口中，转基因作物是能够导致老鼠死绝、母猪流产、大学生精子不育、后代畸形的可怕魔鬼，而这些所谓的“后果”，往往都涉及到断子绝孙（或美其名曰“亡国灭种”）这一中国传统伦理中的至大逆行，或是对丑陋肉体的重口味想象。因此，对转基因问题感兴趣却又不具备专业知识和科学精神的民众，最终往往就只能被淹没在“断子绝孙”或“丑陋肉体”的恐怖图景之中。

　　为了制造这种强烈的击中人心的效果，反转基因人士不惜制造大量的谣言。我觉得最好笑的谣言，是有人说转基因桉树树干的横切面显微照片上出现了象征死亡的骷髅图形，而那其实是绝大多数维管植物茎中都有的维管结构。我觉得最扯淡的谣言，则是有人说中国人口生育率的逐年降低，和人群逐渐广泛食用转基因食品有关，而主流社会科学界都认为真正原因在于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国外反对伪科学的专家早就发现，伪科学宣传的诀窍之一，就是制造谣言的海洋。当他们提出的谣言A被证伪之后，马上又提出谣言B和C。造谣的成本是很低的，通常只需对人名、地名和时间进行简单变换即可，所以即使旧谣被辟，也不愁造不出新谣，而辟谣的成本却非常之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流亡海外的“法轮功”分子在中国的网络上煽动民意的重要手法之一，也是诉诸“活体摘取器官”之类的重口味谣言。看来，中国人对于人体有一种特殊嗜好，不仅体现在对死亡的极度恐惧和对养生的疯狂追求上，而且也体现在无论反转基因运动还是邪教，都善于利用和病态人体相关的谣言赢得关注这一事实上。

　　这一点在中国的“战略家”们对生物武器和疫苗问题的炒作上体现得更明显。生物武器和疫苗问题直接和人体相关，因而成了中国的“战略家”们驰骋想象力的极好舞台。在他们眼中，美国早已研制了威力强大的生物武器，2003年的“非典”和最近专业期刊报道的专门袭击亚裔人士的“类艾滋”（其实更可能是一种自身免疫疾病），就都是这些秘密研制的生物武器的牛刀小试；而为了配合基因武器的精确打击，外国公司更是热情向中国人倾销疫苗，名义上是防治传染病，实际上是在中国人体内植入了“特洛伊木马”。

　　这些“基因战争”技术在未来能不能实现，我不予评论，但我要指出，目前生物学界在制造生物武器方面的最高水平，也不过是把禽流感病毒的两个基因加以修改，使之可以在雪貂之间传播（这个研究是由美国和欧洲的两个研究团队分别完成的，在经历了一番有关科学伦理的大争论之后，其成果最终发表在2012年的《自然》和《科学》杂志上）；至于特洛伊木马式的疫苗，目前纯粹是科幻。因此，当下就算真有什么恐怖分子掌握了生物武器，最大的可能也不过就是传播炭疽之类的传统传染病病原体，而说实话，这些攻击的最大危害，并不是会造成多少人死亡，不过是在社会上引起恐慌罢了。

　　因此，即使真要应对生物武器，也主要应该从社会心理学和传播学方面下手；除此之外，无论是军队搞预防生物武器的演习（比如美国国防部定义的“生物防御”基本只是指对生物武器的防御，美军为此进行了多次预防演习），还是加强传染病监控体系，都只是次要手段。可惜，社会心理学和传播学显然是嗜好“断子绝孙”和“丑陋肉体”的“战略家”们不感兴趣的内容。



国防部门是否能不做“半截汉武帝”

　　虽然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生物国防”本身是一个冗余的概念，而民间对“生物国防”的讨论更是充满了耸人听闻的天方夜谭，然而，导致类似“生物国防”之类无意义的概念在科学家的批判之下仍然层出不穷的更深层原因，在于科学研究思维和国防思维本身就有本质区别。

　　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增进人类对于世界客观规律性的理解，因此科学家非常珍视他们通过经验牢固确立的客观规律，对于那些已经充分证明违反这些牢固的客观规律的异端邪说具有职业性的排斥感。以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为例，从19世纪开始的消化生理学研究已经充分表明消化是一个较为彻底的“还原”过程；绝大多数的蛋白质，即使在活的有机体内结构、功能各异，一旦被吃到肚子里，都会被消化酶分解为氨基酸和小分子肽，而失去其原有的特异性。因此，转基因食品中即使含有异源蛋白质，只要对人体不具备即时的毒性和致敏性，经过消化之后，就会成为无害的物质，完全不必担心对人体会有什么慢性毒性。因此，生物化学专家对于转基因食品对人有毒的说法只能嗤之以鼻。

　　国防则不然，它是一种工程，具有非常明确的目的——防御敌人的打击。国防思维的特点是，任何方案，无论精致还是粗糙，中规中矩还是离经叛道，只要有一点点可能性能够解决“防御敌人”这个大问题，都值得一试；它对于任何符合或不符合科学理论的方案都一视同仁，都是开放的。之所以国防思维会呈现出这样的“反科学性”，原因非常简单：一种被普遍认为没有实现可能的国防技术，哪怕只有一点点实现的可能性，都可能会被敌人率先利用，给本国造成不可承受的沉重打击；为了彻底断绝这种可能性，就必须重视这种技术，争取能够比敌人先行利用。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好比身患绝症的病人，明知某种民间疗法很可能没有疗效，但是因为生命对他只有一次，死了就再不能复生，所以为了这一点点活下去的可能性，他也会接受这种疗法。

　　因此，无论美国国防部门还是中国国防部门，在历史上都出现过多次资助伪科学的事件。比如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冷战期间就曾经资助了意念控物之类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其目的很简单：即使只有非常微小的可能性比苏联先找到可以通过意念使导弹、卫星改道或坠毁的人，也是值得的。直到苏联解体之后，因为专门针对的敌人已经不复存在，这一资助才最终停止。而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社会上也掀起了“特异功能”热，之后又是“气功”热，这些热潮之所以能够迅猛发展，也完全是包括钱学森和多名军队高官在内的体制内战略人员主动推广的结果。了解这些历史之后，科研人员往往会认为国防部门应该吸取教训，不要再犯相同的错误，殊不知国防部门压根就不认为他们犯过错误——按他们的思维来看，资助的项目失败是很正常的事情，和科学不科学并没有关系。

　　也正因为如此，现在社会上各种语不惊人死不休、动不动就宣称“美国在××方面已经对中国不宣而战”的“战略家”（包括鼓吹“共济会”之类“阴谋论”的“战略家”），其言论虽然在科学或社会科学专业人士看来不值一钱，却颇受国防部门的注意（如果他们再有个“红二代”“官二代”的身份就更不能不注意了），而这正是这些“战略家”层出不穷的根本原因之一。这些名词发明家发明的“生物国防”之类冗余而无意义的概念，能够得到某些国防从业人员的重视，自然也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对我来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理解。（另一种无可奈何的理解是，美国这样的“战略家”其实也不少，有些也是美国国防部门的内部人士。然而美国毕竟有发达的科学研究体系，科学家至少可以说服军方停止“太空育种”这种荒唐的实验。）

　　回顾中国历史，为中国开疆拓土的汉武帝大概可以称得上是非常具有“国防思维”的一个人——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相信各种江湖法术，为了实现长生不老或招神引鬼这样的明确目的，先后宠幸李少君、少翁、栾大、公孙卿等人，几个月之内就可以让这些江湖方士飞黄腾达、权倾天下。然而，一旦被发现欺诈，汉武帝对这些人的惩罚也是非常严厉的——比如少翁被斩首，而栾大则被腰斩。

　　不知道国防部门是否也能像汉武帝这样，在相信某些“战略家”的时候不妨给他们优厚的待遇，但在最终意识到对方徒有虚名、甚至是诈骗的时候，能够给以相应的严厉惩罚（不仅仅是停止资助这么简单），让社会知道他们的真相？“生物国防”是高级的“鞋套国防”
by 刘夙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7ab9d50101b2t7.html
　　我一直认为，衡量一门学问的成熟程度的标准之一，是看其中有多少生造的冗余词汇。由研究者即兴创造的价值不大的概念越多，越说明这门学问处在没有严谨的评价标准、研究者喜欢自说自话的阶段。

　　今天中国的战略研究似乎就还处在这一阶段。曾经有人不无讽刺地说，随便找一个时兴的名词，加上“战争”两字，都能成为一个看上去很威武的战略词汇。于是乎“金融战争”“货币战争”“基因战争”“网络战争”“电子战争”之类新术语层出不穷，其中自然有一些概念非常合理、非常重要，但也有一些概念（如下文要讨论的“基因战争”）基本上是成人的黑色童话。

　　同样，“国防”二字在战略研究中似乎也和“战争”一样，具有百搭王牌的效果。“太空国防”“网络国防”这些概念尚在震耳欲聋之时，“生物国防”又粉墨登场了。坊间曾经有一句流传了八辈子的陈词滥调：“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或许“生物国防”这种提法，就是在这句话潜移默化的启发之下问世的？

　　由于中国战略研究界（如果的确有这么一个“界”的话）的现状可谓“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所以我在网上也不可能查到一个人人公认的“生物国防”的定义。相关的文章看多了，只能得出这样一个印象：生物国防就是一切和生物有关的国防问题的统称。从外延方面分析，被“战略家”们列为“生物国防”的问题大致有以下一些：生物武器（含基因武器），疫苗问题，转基因问题，外来生物入侵问题。其中，生物武器问题和转基因问题是“生物国防”专家们关注的重点，简直可以说，“生物国防”这个概念就是为了把这两个问题硬拉到一起而提出的。

　　我绝对不否认国防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然而，唯因为绝对承认这一点，我才认为对国防问题的分类应该体现出严谨性、实用性。从本质来看，国防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工程，涉及到复杂的人力资源调度和管理。正因为如此，有意义的国防分类，应该根据其主要涉及的人力资源部门的门类来进行。比如有的国防问题和电力供应相关，调度的人力主要是电气工程专业人士，涉及的直接管事部门是国务院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因此“电力国防”就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再如前述的“太空国防”，调度的人力主要是航天工业人士，涉及的直接管事部门是军队的总装备部，因此“太空国防”也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

　　相比之下，“生物国防”就缺乏这样的统一的人力调度和直接管事部门。比如外来生物入侵危害的主要是本土生物多样性，而生物多样性保护主要属于环保总局的管事范围，在业务上和林业部也有一定关系，调度的人力主要是生物学和生态学专业人士。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属于农业部的管事范围，其对外贸易属于商务部的管事范围，其食品安全评估属于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管事范围，其环境安全评估则属于环保总局的管事范围，调度的人力主要是生物工程、农学、食品科学、生态学以至国际贸易专业人士。至于生物武器和疫苗问题，属于传染病问题范畴，这显然属于卫生部的管事范围，调度的人力主要是医学人士。由此可见，“生物国防”硬把至少三类涉及到不同人力调度和直接管事部门的国防问题扯到一起（甚至在中国以至联合国的学科分类上，属于理科的生物学和农科、医科也根本不是一类），因此是一个除了吸引眼球之外没有多大价值的概念。

　　也许有人会说，至少这些问题都和生物相关，在相关研究中都需要生物学方法和仪器（比如显微镜），因此在后勤保障上具有共同之处。但如果这样说的话，凡是需要大型计算机房的国防工程，都需要有公司供应保证机房清洁的鞋套，既然这些工程在需要提供鞋套的后勤保障上具有共同之处，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提出一个“鞋套国防”的概念？也许“鞋套国防”这个提法听上去十分荒唐可笑，而“生物国防”则充满大义凛然的严肃性，然而“生物国防”的本质也不外乎就是一种高级的“鞋套国防”罢了。



“战略家”们对人体的特殊嗜好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在各种“生物国防”问题中，造成了最严重危害的问题恰恰是中国的“战略家”们最不重视的外来生物入侵问题。中国幅员广阔，是世界上遭到外来生物入侵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植物中的紫茎泽兰、凤眼莲、微甘菊，动物中的美国白蛾、松材线虫、稻水象甲等，都给中国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甚至，在中国的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生物入侵现象（如从南方入侵到北方的鸡屎藤，从东部入侵到西部的某些淡水鱼等），而常常为人所忽视。

　　相比之下，另外一些“生物国防”问题虽然被中国的“战略家”们炒作得火热，但是在生物学专家看来，这些问题根本就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严重，甚至根本不成其为问题。以转基因作物为例，生物学专家根本不认为由这些作物加工成的转基因食品有什么食品安全问题；在人类生产过的所有食品中，转基因食品禁受了最严格的安全检验（包括通常只用于药物安全检验的动物实验），可以说是最安全的食品。转基因作物的主要风险，在于可能会对环境有潜在的不良影响；尽管通过合理的种植方法可以减轻这些不良影响，但这需要对农民进行严格的培训，如果培训不到位，的确有可能造成一定的环境问题。

　　此外，中国加入WTO之后，美国转基因大豆以其高出油率和低价迅速占领了中国大豆市场，使中国的粮食安全出现问题。但是美国的大豆品种本来出油率就比中国大豆高，转基因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美国大豆之所以价格低，主要原因则在于政府给予了农民大量补贴。由此可见，大豆问题与其说是转基因问题，不如说首先是国际贸易问题。即使美国的大豆没有转基因，中国的大豆市场也未必就不会沦陷。

　　然而，中国的反转基因人士虽然对于和转基因作物相关的这几种危害均加以大肆渲染，但是他们最着力宣传的，恰恰是其中根本不成其为问题的对于动物体——特别是人体——的健康危害。在反转基因人士口中，转基因作物是能够导致老鼠死绝、母猪流产、大学生精子不育、后代畸形的可怕魔鬼，而这些所谓的“后果”，往往都涉及到断子绝孙（或美其名曰“亡国灭种”）这一中国传统伦理中的至大逆行，或是对丑陋肉体的重口味想象。因此，对转基因问题感兴趣却又不具备专业知识和科学精神的民众，最终往往就只能被淹没在“断子绝孙”或“丑陋肉体”的恐怖图景之中。

　　为了制造这种强烈的击中人心的效果，反转基因人士不惜制造大量的谣言。我觉得最好笑的谣言，是有人说转基因桉树树干的横切面显微照片上出现了象征死亡的骷髅图形，而那其实是绝大多数维管植物茎中都有的维管结构。我觉得最扯淡的谣言，则是有人说中国人口生育率的逐年降低，和人群逐渐广泛食用转基因食品有关，而主流社会科学界都认为真正原因在于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国外反对伪科学的专家早就发现，伪科学宣传的诀窍之一，就是制造谣言的海洋。当他们提出的谣言A被证伪之后，马上又提出谣言B和C。造谣的成本是很低的，通常只需对人名、地名和时间进行简单变换即可，所以即使旧谣被辟，也不愁造不出新谣，而辟谣的成本却非常之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流亡海外的“法轮功”分子在中国的网络上煽动民意的重要手法之一，也是诉诸“活体摘取器官”之类的重口味谣言。看来，中国人对于人体有一种特殊嗜好，不仅体现在对死亡的极度恐惧和对养生的疯狂追求上，而且也体现在无论反转基因运动还是邪教，都善于利用和病态人体相关的谣言赢得关注这一事实上。

　　这一点在中国的“战略家”们对生物武器和疫苗问题的炒作上体现得更明显。生物武器和疫苗问题直接和人体相关，因而成了中国的“战略家”们驰骋想象力的极好舞台。在他们眼中，美国早已研制了威力强大的生物武器，2003年的“非典”和最近专业期刊报道的专门袭击亚裔人士的“类艾滋”（其实更可能是一种自身免疫疾病），就都是这些秘密研制的生物武器的牛刀小试；而为了配合基因武器的精确打击，外国公司更是热情向中国人倾销疫苗，名义上是防治传染病，实际上是在中国人体内植入了“特洛伊木马”。

　　这些“基因战争”技术在未来能不能实现，我不予评论，但我要指出，目前生物学界在制造生物武器方面的最高水平，也不过是把禽流感病毒的两个基因加以修改，使之可以在雪貂之间传播（这个研究是由美国和欧洲的两个研究团队分别完成的，在经历了一番有关科学伦理的大争论之后，其成果最终发表在2012年的《自然》和《科学》杂志上）；至于特洛伊木马式的疫苗，目前纯粹是科幻。因此，当下就算真有什么恐怖分子掌握了生物武器，最大的可能也不过就是传播炭疽之类的传统传染病病原体，而说实话，这些攻击的最大危害，并不是会造成多少人死亡，不过是在社会上引起恐慌罢了。

　　因此，即使真要应对生物武器，也主要应该从社会心理学和传播学方面下手；除此之外，无论是军队搞预防生物武器的演习（比如美国国防部定义的“生物防御”基本只是指对生物武器的防御，美军为此进行了多次预防演习），还是加强传染病监控体系，都只是次要手段。可惜，社会心理学和传播学显然是嗜好“断子绝孙”和“丑陋肉体”的“战略家”们不感兴趣的内容。



国防部门是否能不做“半截汉武帝”

　　虽然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生物国防”本身是一个冗余的概念，而民间对“生物国防”的讨论更是充满了耸人听闻的天方夜谭，然而，导致类似“生物国防”之类无意义的概念在科学家的批判之下仍然层出不穷的更深层原因，在于科学研究思维和国防思维本身就有本质区别。

　　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增进人类对于世界客观规律性的理解，因此科学家非常珍视他们通过经验牢固确立的客观规律，对于那些已经充分证明违反这些牢固的客观规律的异端邪说具有职业性的排斥感。以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为例，从19世纪开始的消化生理学研究已经充分表明消化是一个较为彻底的“还原”过程；绝大多数的蛋白质，即使在活的有机体内结构、功能各异，一旦被吃到肚子里，都会被消化酶分解为氨基酸和小分子肽，而失去其原有的特异性。因此，转基因食品中即使含有异源蛋白质，只要对人体不具备即时的毒性和致敏性，经过消化之后，就会成为无害的物质，完全不必担心对人体会有什么慢性毒性。因此，生物化学专家对于转基因食品对人有毒的说法只能嗤之以鼻。

　　国防则不然，它是一种工程，具有非常明确的目的——防御敌人的打击。国防思维的特点是，任何方案，无论精致还是粗糙，中规中矩还是离经叛道，只要有一点点可能性能够解决“防御敌人”这个大问题，都值得一试；它对于任何符合或不符合科学理论的方案都一视同仁，都是开放的。之所以国防思维会呈现出这样的“反科学性”，原因非常简单：一种被普遍认为没有实现可能的国防技术，哪怕只有一点点实现的可能性，都可能会被敌人率先利用，给本国造成不可承受的沉重打击；为了彻底断绝这种可能性，就必须重视这种技术，争取能够比敌人先行利用。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好比身患绝症的病人，明知某种民间疗法很可能没有疗效，但是因为生命对他只有一次，死了就再不能复生，所以为了这一点点活下去的可能性，他也会接受这种疗法。

　　因此，无论美国国防部门还是中国国防部门，在历史上都出现过多次资助伪科学的事件。比如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冷战期间就曾经资助了意念控物之类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其目的很简单：即使只有非常微小的可能性比苏联先找到可以通过意念使导弹、卫星改道或坠毁的人，也是值得的。直到苏联解体之后，因为专门针对的敌人已经不复存在，这一资助才最终停止。而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社会上也掀起了“特异功能”热，之后又是“气功”热，这些热潮之所以能够迅猛发展，也完全是包括钱学森和多名军队高官在内的体制内战略人员主动推广的结果。了解这些历史之后，科研人员往往会认为国防部门应该吸取教训，不要再犯相同的错误，殊不知国防部门压根就不认为他们犯过错误——按他们的思维来看，资助的项目失败是很正常的事情，和科学不科学并没有关系。

　　也正因为如此，现在社会上各种语不惊人死不休、动不动就宣称“美国在××方面已经对中国不宣而战”的“战略家”（包括鼓吹“共济会”之类“阴谋论”的“战略家”），其言论虽然在科学或社会科学专业人士看来不值一钱，却颇受国防部门的注意（如果他们再有个“红二代”“官二代”的身份就更不能不注意了），而这正是这些“战略家”层出不穷的根本原因之一。这些名词发明家发明的“生物国防”之类冗余而无意义的概念，能够得到某些国防从业人员的重视，自然也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对我来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理解。（另一种无可奈何的理解是，美国这样的“战略家”其实也不少，有些也是美国国防部门的内部人士。然而美国毕竟有发达的科学研究体系，科学家至少可以说服军方停止“太空育种”这种荒唐的实验。）

　　回顾中国历史，为中国开疆拓土的汉武帝大概可以称得上是非常具有“国防思维”的一个人——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相信各种江湖法术，为了实现长生不老或招神引鬼这样的明确目的，先后宠幸李少君、少翁、栾大、公孙卿等人，几个月之内就可以让这些江湖方士飞黄腾达、权倾天下。然而，一旦被发现欺诈，汉武帝对这些人的惩罚也是非常严厉的——比如少翁被斩首，而栾大则被腰斩。

　　不知道国防部门是否也能像汉武帝这样，在相信某些“战略家”的时候不妨给他们优厚的待遇，但在最终意识到对方徒有虚名、甚至是诈骗的时候，能够给以相应的严厉惩罚（不仅仅是停止资助这么简单），让社会知道他们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