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战争计划的制定

约翰·刘易斯   薛理泰

　　在1980年代后半期，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军委”）着手在战略导弹部队的武器装备中加入了常规弹头导弹，以加强军事威慑和打击的力量。在外界看来，这批原来可以运载核弹头的导弹是作为常规弹头导弹销售给外国的，很少人考虑到下列问题，即常规导弹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序列最终会产生的作用，常规导弹部队如何融入原本全部装备核弹头的战略导弹部队即第二炮兵（以下简称“二炮”）。
　　在以后的年代中，常规导弹的数量在不断增加，而美国在海湾战争中显示的军事打击力量以及台湾追逐法理独立带来与日俱增的威胁，这些因素促成军委调整军事战略方针，以更务实的态度接纳了关于核威慑的概念，并且结合使用常规导弹和核导弹，准备以常规突袭和核威慑的形态，在“强敌”即美国介入的情况下，在台湾海峡同台独势力打一仗。上述发生的变化似乎互不相关，在其后几十年里却互为因果，在制定战争计划的过程中都产生了作用，这就是本篇研究文章的主题。
　　正如我们将在下面指出的，要对中国人究竟如何看待核武器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就要明了中国的军事战略亦即基本军事战略方针、具体军事战略方针，核政策、核战略、核威慑理论以及核武器的战略运用原则和作战条令。遵循中国的军事思想，在中国军事战略、核政策和核战略之间，存在着明确界定的关系。与此相同，中国的核威慑理论和核武器的战略运用原则受到国家核战略的制约，而核威慑理论和核武器的战略运用原则决定了核导弹部队的作战条令。
　　这些形成了一个六个层次的概念体系，为中国核力量的建设和核战争计划提供了理论基础。理论上，这些概念决定了中国核力量的部署和作战使用。一言以蔽之，这个六个层次的概念体系在总体上反映了中国人究竟是如何看待核武器及其应用的。
　　然而，自1980年代开始，若干变化呈现强劲的趋势，直至今日这股势头仍然贯彻始终。值此情况下，势必对“单纯的”核战争计划的制定产生影响。权威的《2006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指出，“（中国）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中国的核战略贯彻国家的核政策和军事战略，根本目标是遏制他国对中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中国核战略及其衍生理论概念、运用原则和条令，在多次军事演习中经受了验证，已经适应了这些年出现的一系列变化，诸如二炮引进常规导弹，应付并处理由于台独势力抬头而出现的威胁被列为至关重要的军事使命，以及在总体战争计划中如何把核武器、常规武器和二炮指挥体系融入整个战区的军方指挥体系，等等。
　　这篇文章研究中国整体军事战略、军事战略方针的演变过程及其运作机制，重点放在核战略。本文主旨是回答一个问题：大批常规导弹进入二炮的武库，究竟给中国核战略、用于威慑和作战的导弹部队的组成以及二炮与其他军队指挥系统的关系带来何等变化？
　　解放军指挥、控制体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在支持和平时期的国家外交政策、处理军事危机并加强战备的过程中，正在逐步完善并履行国家赋予的使命。

　　核概念的发展

　　正如我们在稍早从事的研究项目中指出的，解放军军事战略的基点是“积极防御”。《2006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强调，中国核战略取决于解放军军事战略和国家核政策，而“积极防御”体现在核战略上，其根本原则就是“后发制人”。中国在首次进行核试验时阐述的国家核政策就体现出这一条根本原则，迄今已近半世纪了。
　　中国在1964年进行了首次核试验。时至今日，中国宣布的核政策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几十年以来，中国核政策始终包括下列具体的内容，从而反映出该政策一贯以来的继承性：
　　·中国主张在全球范围内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
　　·核大国的威胁迫使中国发展核武器。中国的小型核武库仅是为了自卫防御。
　　·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这是“后发制人”原则的衍生表述。
　　·中国承诺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中国无条件向所有无核武器国家提供消极和积极安全保证。
　　·中国坚决反对核扩散，绝不会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中国不会在其他国家部署核武器。
　　·1990年代以来，中国承诺不向无核武器国家未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提供帮助，并将进口国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保障监督作为核出口条件，它们不经中国同意不得再转让到第三国。中国也保证所有进口的核材料和核设备将只用于和平目的。
　　“后发制人”作为积极防御的中国军事战略的总则，决定了中国不首先使用包括基本的防御性和最终的威慑性在内的核政策的精髓。核政策是制定核战略的主要原则，是政治性质的，几乎是一成不变和公开宣示的；而核战略是军事性质的，是能够改变的，并在很大程度上是保密的。
　　对前述六个层次的概念体系作一番研究，我们会发现若干显而易见的情况：中国核政策被国家政治关注及相关决策所制约。历来北京领导人将核武器视作国际层面上可以操作的政治武器，起着关键性的威慑作用，而不是在军事上可以使用的武器。他们的立场产生了一项结果：众所周知，在中国就国际军控事务发表的声明中，经常提到并解释中国核政策，却不谈主要着眼于军事考量的中国核战略。简言之，中国核政策是公开的、广泛宣扬的，而中国核战略则是敏感的、很少给予公开阐述的。
　　我们在这项研究中的主要兴趣是核战略的演变，其中涉及有关核武器研制、部署、使用等政策和民防要求的一系列决定。中国官员有时在广义上把这一系列决定称为核战略的“内容”或“要素”。核战略覆盖的范围甚广，包括核威慑政策牵涉的需求、核力量的建设和组织、国家赋予中国核力量保障国家安全与实施作战的主要任务、核力量的战备计划以及核力量在战争条件下加强戒备和瞄准打击的规定，等等。在我们的访谈中，中国军事专家认为，在总体上和实际运用上，中国涉及核的整个概念体系的效果可以与美国单一综合作战计划（SIOP）或者核战争计划相比（2003年SIOP被作战计划[Operations Plan，简称OPLAN，8044修正版]取代）。
　　二炮在1966年7月1日正式成立以后，最初负责组建核力量的北京领导人，从毛泽东到聂荣臻元帅，仅为中国核政策的制定提供指导意见，并没有涉及核战略，此后也没有哪位领导人对整个“核学说”理论体系感兴趣，遑论指导制定了。至于核武器研制及使用，北京领导人仅将中国核武库的规模定性为“起码的还击手段”而已，几乎没有提供细节。
　　由于这层原因以及在文化大革命（1966年～1976年）期间横扫中国的十年政治动乱，二炮只能在克服政治乱象之后，着手迟缓地摸索一套粗略的有关戒备和瞄准打击的作战条令。从1964年到1980年代末，中国没有一项明确的核战略。中国反对西方国家有关核威慑的概念，却没有为二炮制定合适的战略运用原则和作战条令，而这些原则和条令对二炮增强威慑力量是至关重要的。
　　邓小平在1977年东山再起以后，军委首次鼓励中国军方从事战略研究，并给予优先考虑。时代变化了，解放军还停留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层面，踯躅不前，是远远不够的。1979年12月和1981年7月，二炮领导人两次召开座谈会，对关键性的若干核概念给予批准，并在一年内颁布了《第二炮兵军语》和新的《工作条例》。1983年，二炮成立了军事学术部，负责进行战略研究。次年，二炮又成立了学术研究委员会，由若干现役和退役的高级军官组成，从事战略理论研究。
　　这些军官的主要任务是为导弹作战部队制订《第二炮兵战役学》以及作战运用原则和作战条令。自1984年开始并持续到1980年代后半期，二炮指派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李力竞少将负责研究战役学的课题。李力竞迅速组织了一个班子，从事这项研究，并完成了一份题为《第二炮兵战役学》的文件的撰写工作。1985年9月，二炮颁布了这份文件，由二炮导弹作战部队遵照执行。1986年1月，二炮经军委批准，开始实施军（基地）、旅、营的新建制，以取代原来的军（基地）、师、团、营的旧建制；1987年，二炮又签发了新版本作战条令，供所有的导弹发射营使用。
　　然而，李力竞将军在履行为导弹部队编写《第二炮兵战役学》的使命时，迅即发现了这项任务存在着一个大的缺陷，即一个正式的综合性的核战略在中国尚付诸阙如。然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一个适宜的核战略，制定战役学自然缺乏依据。他向二炮总部报告，二炮授权李力竞成立一个核战略研究小组，负责为国家探索、撰写核战略。李力竞率领主要由退役高级军官组成的一个小组，认真履行这一使命。
　　1987年3月至11月，中国军方在北京举行了一系列的专题讨论会，就“军事战略和核战略”的主题展开学术讨论，以探求在国家安全、核战略、军事战略之间的融合关系，并探讨在大战略、核战略和中国研制导弹的政策之间的关联因素。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工委、国家安全部、二炮纷纷派人参加这些专题讨论会。五六十名军事战略家和第一流的国防工业、情报专家经过合作研究，制定出国家核战略。1988年，军委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阅一份题为《核战略纲要》的初稿。据称，这条战略的依据是邓小平早先提到的“有限报复”的声明的精神。两年后，军委正式批准它作为中国核战略。
　　事实上，在研究、草拟核战略的过程中，已经作出了同传统概念有意义的区隔，并为后来的“有限核报复”的核战略文本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新的核战略取代了以往的“最低限度的报复”的观点。早些时候，二炮战略专家为了因应来自苏联的有限的核袭击，从事有关指挥控制系统及程序的研究工作，已经持续多年，尽管苏联对中国进行核袭击的威胁已经显著地缓解了。
　　中国直至2006年方才首次宣布当前“自卫防御的核战略”。这项核战略的根本目标是“遏制他国对中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此后，“自卫防御”这一模糊的术语经常取代“有限核报复”，作为中国公开宣示的核战略。
　　单纯从字面上理解，“自卫防御”与“有限核报复”没有很大的差异。然而，“自卫防御”的核战略设定的根本目标是“遏制他国对中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与“有限核报复”的核战略相比，其功效似乎提升了一步，因为“有限核报复”的重点是“报复”，即在蒙受核袭击之后才诉诸核报复，而“自卫防御”设定的目标据说可以确保中国免受核袭击的威胁。
　　当然，也可以说，“有限核报复”的核战略通过实施可怖的核报复，达到“遏制他国对中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目的。一国设定核战略的根本目标时，毕竟要考虑到对方尤其是假想敌国对本国核战略的理解和判断，不能自说自话。
　　“自卫防御”词义不明，又与外国军方对中国军事战略方针的片面解读（即北京在边界争端中往往借口“自卫防御”而诉诸先发制人）曲径相通。严重性还在于，这在危机时刻容易导致误判。核大国在同中国处于军事对峙时，难免以彼况此，误判北京如同往昔处理边界争端一样，借口“自卫防御”而率先发动核袭击。于是，核大国在同中国军事摊牌时，未决定发动核战争则已，一旦决定使用核武器，完全可能诉诸“先下手为强”，对中国痛下重手，后果不堪设想。可见兹事体大，轻忽不得。

　　中国核威慑理论的发展

　　外国学者要理解中国核战略，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搞明白中国核威慑理论的演变过程。我们已经指出，过去中国认为“威慑”一词及其涵义与中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相违背，因而对此持否定态度，并且往往把威慑同“帝国主义威胁和讹诈”联系起来。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反对西方国家以首先使用核武器为基础的核威慑政策及其提法，中国官方声明反复地确认这一反对立场。例如，1995年中国政府发表《中国的军备控制与裁军》白皮书，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就军控和裁军问题发表的白皮书。这份白皮书指出，“中国政府历来反对核讹诈和核威慑政策”。1996年，中国政府在51届联合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五点核裁军主张，其中一点就是“核大国放弃核威慑政策”，并把它视为核裁军的一个先决条件。
　　尽管中国公开发表了这些声明，国际现实毕竟是有所不同的。即使毛泽东的直接继任者还不能泰然地接受核威慑的概念，他们却确信没有任何敌人可以完全忽略中国核武库的存在。如今若干军事分析家声称，即使追溯到毛泽东时代，中国在实际上也是认同“存在性核威慑”的理论的。
　　中国核武库的确实存在，迫使北京的敌人在对中国发动核袭击之前反复考量这个客观事实。何况，1969年中苏核对峙的历史已经证明，当时中国拥有的“起码的还击手段”，已经起到了吓阻莫斯科对中国发动外科手术式核袭击的作用，而毛泽东是充分领悟到这一点的。
　　自从1964年中国首次核试验以来，数十年过去了。仅有少数解放军理论家能以含蓄的或者明白无误的姿态，公开倡导中国即使在毛泽东时代也在实际上认同“存在性核威慑”的理论。
　　至于邓小平时代（1977年～1997年），在大多数场合，中国军方只提到有限核报复的核战略。中国军方确定这一核战略的基点，显然是为了贯彻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政策，以及受到二炮核武库数量“有限”的客观条件的制约。
　　中国对信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的承诺，自然反映了中国核武库规模小、生存能力差的现实。颇为权威、可靠的一则资讯这样指出：“（中国）发动核进攻将遭到核报复。（中国）数量很少的核导弹根本不足以消灭敌核反击力量……最小核威慑不足以支持先发制人打击战略，发动核进攻会导致大规模核报复，（这说明指责）中国（企图）发动核进攻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实际上，倘若中国决定对核大国发动核突袭，无异于中华民族集体自杀。在1960年代以及其后的年代，中国在同莫斯科和华盛顿发生的争论中，强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一条，足以避免自趋毁灭，也显得更为有理。
　　在1990年代后半期，中国对待核威慑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中国官员和安全专家开始探索其他核武器国家的安全态势。随着他们同西方国家同行的学术交流日益增多，他们逐渐同昔日毛泽东的格言拉开了距离，并且开始把“威慑”这个概念融入他们自己对于战略的理解。况且，中国处在一个新的、不那么咄咄逼人的战略安全环境中，中国核武库也不再像过去那样规模有限，其生存能力也有所提高。值此构思、筹划一项新的核战略之际，将“核威慑”纳入考量的时机已经到来。
　　2002年12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2002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这份白皮书的英文版指出：“中国保持有限的核反击力量，完全是用于威慑他国对中国可能的核攻击。”这段话经常被引述成是中国首次正式在核防务政策中采用“威慑”一词。在这份白皮书的中文版中，采用的却是“遏制”而不是“威慑”，而“威慑”是英文版中“deterrence”的正确的中文用词。可见，中国军方尚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完全摒弃毛泽东关于核威慑的概念的战略遗产。
　　两年后，《2004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的中文版和英文版中同时出现“威慑（deterrence）”一词，不过，这个词没有同“核”联系起来。在《2004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中，“威慑”这个词被用来形容解放军的联合作战能力。
　　最后，中国军方在《2006年中国的国防 》白皮书中，首次把“威慑（deterrence）”一词同中国核力量联系起来。这份白皮书的中文版宣称：“二炮逐步完善核常兼备的力量体系，提高信息化条件下的战略威慑和常规打击能力……（中国核战略的）根本目标是遏制他国对中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中国着眼于）确保核武器的安全性、可靠性，保持核力量的战略威慑作用。”至于上述最后一句话，在这份白皮书的英文版中，就直截了当地翻译成“（China） maintains a credible nuclear deterrent force（[中国着眼于]维持一支可靠的核威慑力量）”。无论如何，这份国防白皮书的行文显示，中国军方已经正式核准了“核力量的战略威慑作用”和“核威慑力量”的提法。质言之，中国已经认同并采用核威慑这个概念了。
　　在江泽民时代（1990年代中期至2004年）和胡锦涛时代（2004年至今），尽管中国核威慑理论的要旨仍然没有变化，中国军方已经为该理论注入了新的内容。在江泽民年代，中国核威慑理论经常被形容为“核常兼备、多种手段配合”，以强化威慑力量。显而易见，江泽民强调了“常规剑”和“核盾牌”之间的互补关系，从而充实了中国独特的双重威慑的概念。
　　2006年，胡锦涛进一步为中国核威慑理论注入了新的变化，主张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实际上，主旨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从而凸显了战略规划即顶层设计的重要性，这也映射出中国古代杰出的战略家孙子在中国军方的深远的影响力。这一年的中国国防白皮书似乎也折射了孙子关于战略的精深的看法。此后，胡锦涛又力促二炮建设一支精干有效、核常兼备的战略打击力量，视情势需要用于核威慑和常规突袭，但是主要仍然用于遏制战争和自卫防御。

　　军事战略方针的演变

　　解放军军事战略方针有基本军事战略方针和具体军事战略方针之分。基本军事战略方针是指导战争全过程的方针，长期以来稳定不变，在文字表述上一如军事战略，亦即“积极防御”这四个字。具体军事战略方针则是为了贯彻基本军事战略方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者不同的战争阶段制定的方针，在适当的时候是可以灵活运用的。
　　质言之，具体军事战略方针是军事战略的核心与集中体现，是一定时期内规定战争准备与战争实施必须达到的总目标和应该遵循的基本方针。真正映射中国军方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及其在国际危机爆发前后的可能动态的，既不是军事战略，也不是基本军事战略方针，而是具体军事战略方针。正是具体军事战略方针决定了在一个历史时期军事力量运用原则、作战计划和战术。中国战略家认为，具体军事战略方针的正确与否决定了战争的胜负。
　　许多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美国专家往往进入一个误区，把中国军事战略方针混同于军事战略，又把基本军事战略方针混同于具体军事战略方针。他们认为自从共和国建国以来，中国军事战略发生了多次变化。之所以进入这样的误区，归因于他们没有搞清楚解放军遵循的军事战略、基本军事战略方针以及具体军事战略方针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下面，我们将贯注于具体军事战略方针。
　　随着中国政府对核威慑概念的认可以及对这个概念与日俱增的理解，中国军方同时开始逐渐调整军事战略方针。邓小平在1977年东山再起以后，重新审视对中国安全的威胁究竟来自何方，并再次在战略上确定优选事项。在1980年代，中美关系改善了，苏联威胁也随之开始退潮。邓小平面对新的情势得出了第一个结论：在可以预期的将来，战争不再是迫在眉睫，更不可能打世界大战。他看到，美国的国力在越南战争中遭到了损耗，而当前美国、苏联仍然深陷在全球性的对峙僵局之中。邓小平预见到中国人自己将同越南发生冲突，接下来，还可能在比较遥远的未来与印度爆发冲突。
　　1984年，基于邓小平的战略盘算，军委开始制定新的军事战略方针，即立足于准备局部战争和有限冲突，以致考虑放弃不合时宜的毛式“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军事战略方针。正如我们将在下一节中看到的，邓小平认可的军事战略方针促使中国军方着手研制尖端的常规武器，为未来的有限的局部冲突做准备。面对空军、海军的劣势装备和加速现代化的难度，军委不得不依靠二炮，以便快速并卓有成效地引进常规导弹。
　　另外，正如1979年中国与越南发生的短暂却灾难性的边界战争所显示的，北京得出结论，解放军不经改革就不能打赢由诸军种、兵种合成军队投入的一场局部战争。1987年，从事安全领域研究的解放军理论家们加快了对采用先进技术的联合战役的研究。他们的结论是，当前解放军只能在相对较短的期间内打一场协调不充分的低技术联合战役。在1988年12月召开扩大会议之前，军委已经明白制定新军事战略方针是势在必行了，这样才能为打赢一场未来的战争做好准备。这时军委已经无须再顾虑毛泽东遗留的军事思想的约束了，于是正式作出决定，在战略规划上实行了变化，将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这一毛式军事战略方针改为准备应付“局部战争和突发事件”。
　　我们需要指出，二炮也有自己的军事战略方针。1991年以前，军委已经正式把“后发制人”列为二炮的军事战略方针。军委在一项指示中称，中国军事战略以综合国力为基础，以积极防御思想为指引，为当前战备和今后打仗作出了全面性和整体性的计划和指导。目前还不清楚，核武器在这个“全面性和整体性的计划”中究竟起到了何种具体的作用。
　　不过，军委揭橥的在战略规划上实行的变化仅是开端而已。接下来，美国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获得了决定性胜利。先前美国实行了被称为“军事革命”的变革，将现代信息和通信系统、情报能力、空间技术、未来型飞机和先进战术整合在一起。此外，北京认为台湾“总统”李登辉企图改变一个中国的政策，于是台湾显得前途未卜，这个问题在短期内就对北京构成了一个新的威胁。军事革命的结果以及李登辉采取的分裂行动令北京感到担忧，于是促使军委再次修改军事战略方针并着手进行相应的军队建设。
　　1992年11月，军委主席江泽民授权其副手、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将对新的军事战略方针进行可行性研究，以适应“国际形势的迅速发展”和全球军事革命。1993年1月，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张震将军提出的建议，江泽民于13日告诉解放军将领们，准备立足于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即台湾海峡打赢一场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亦即打赢一场“高技术局部战争”。从此，新的军事战略方针的要素被勾勒出来。
　　这条方针重新界定了解放军的中心军事任务，对今后中国的“假想敌”予以定位，并确定了今后军事行动的规模和类型。此后，军委进行了一系列深入而广泛的改革，诸如培养关键人才、获得先进武器系统、研讨拟定创新的军事理论和修补军队建制上的缺陷。解放军首次把打赢一场高技术局部战争列为重点使命；同时，新方针有助于解放军正式摆脱准备应付敌国从陆地入侵中国的历史包袱。未来的假想敌是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拥有核武器的美国支持者。北京在准备打一场预测中的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同时，遵循总的国家战略，仍然给予和平、稳定和发展以优先考虑。
　　我们应该注意到，中国军方遵照江泽民“与时俱进”的号召精神，还在不断为军事战略方针增加新的要素。 1999年，军委对军事战略方针的内涵在文字上作了调整，强调未来高技术战争将是核威慑条件下的信息化战争。军委主席江泽民早期当过电子工业部部长，他对信息时代的战争的特色以及当代核武器的军事意义主要在于威慑有切身体会。他更为重视信息战在当前局部战争中的作用。
　　2002年12月27日，江泽民在一次军委会议上，谈到高技术局部战争时，删去了“核威慑条件下的”这一定语。他敦促中国军方，要把军事斗争的准备工作的立足点，从打赢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移到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此时，中国遏制美国核袭击的需要已经远远不像早期那样紧迫，尽管中国仍然必须对敌国实施核威慑。在胡锦涛主持军委期间，依然对中国军事战略方针的内涵给予补充。胡锦涛在2004年3月提出的有关科学发展的概念，有助于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中国综合国力的长期、稳定的增长。随后，军委源于科学发展的概念，又对军事战略方针的内涵作了若干调整，制定了一系列的新政策，更新了其中涉及武器研制、人才培训以及军队指挥、控制的相关规定。

　　1985年常规导弹工程上马

　　正如我们在上一节提到的那样，早在1980年代中期，军委预期今后中国面临的战争将是“局部战争和有限冲突”，萌生对现行军事战略方针作出调整的意向，为此需要建立一个装备常规导弹的新兵种。其后，军委在战略规划上又改为准备应付一场高技术局部战争。
　　我们在下面暂时不谈战略概念，转移到中国研制常规导弹的一些情况，例如常规导弹研制的进程给有关军事概念的发展带来的根本性的影响，以及我们刚才提到的与此同时军事战略方针出现的变化。军委出于准备应付局部战争和有限冲突的目的，把希望寄托在二炮身上，将在导弹发射基地大批引进战术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军委作出这样的选择，可以收到见效快而成本低的效果。
　　多年以来的事实已经证明，当初军委作出的依靠二炮建立中近程常规打击能力的战略决定，切合时宜，完全正确。这样，二炮在大批引进战术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以后，迅即建立了中近程常规打击甚至精确打击的能力，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否则，假若当年军委选择空军或者海军作为主要的投资对象，厚植空军、海军战力，在一场高技术局部战争中承担主要的作战任务，则势必耗费空前巨大，费时年代久远，远不如选择二炮那样收效快捷而且明显。
　　早在1984年，航天工业部已经责成第一研究院研制一种常规战术导弹，主要用于海外销售。过去第一研究院是中国研制以液体推进剂作为动力的地对地战略导弹的主要单位，自东风－2号至东风－5号战略导弹都是该院的拳头产品。
　　1985年10月，该院开始为这一常规战术导弹制定总体设计方案。 1986年11月8日，航天工业部给予该外销型导弹“M-9”的代号；其后二炮在批量接收该型号导弹时，在内部又称为东风－15号导弹。1988年，航天工业部的导弹专家们首次对东风－15号/M－9导弹进行了飞行试验。
　　东风－15号机动导弹采用固体推进剂单级火箭，最大射程600公里，可以装载一个常规弹头或核弹头。平日该型号导弹储存在半固化的发射掩体内，具有良好的机动性，有助于导弹部队应付敌军的侦察定位和打击，从而提高了导弹部队的生存能力。
　　始自1980年代后半期，解放军战略家经常在思考一个萦怀心头的问题：“二炮核导弹部队在一场局部性常规战争中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当时中国开始面对包括越南、印度和日本在内的邻国在军事上日益严重的挑战，这三个国家的军方已经开始引入列装先进的常规武器。中国与若干东盟国家就南海南沙群岛主权发生的争端又增添了威胁。
　　当时南海主权争端已经趋于白热化，南沙群岛周边国家如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已经先后各自蚕食了南沙群岛的若干岛礁，并且着手开发当地丰富的油气资源。中国同这些国家就南海主权发生的争端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中国要维护在南海的主权，必然涉及军事斗争。然而，此时解放军既没有航空母舰战斗群，军机作战半径非常有限（空军内部称为“腿短”），也不具有空中加油能力，南沙群岛远离中国大陆一千几百公里，处于中国军方鞭长莫及的地位。
　　一旦在南沙群岛爆发军事冲突，当时中国根本不能掌握制空权。而在现代战争中，没有制空权，即意味着没有制海权和登陆权。换言之，中国军方实在没有取胜的把握。
　　作为应急办法，军委决定着手研制另一种型号的中近程地对地常规导弹，即东风－25号导弹。1988年，航空工业部与航天工业部合并成立航空航天工业部（1993年，部委机构精简时撤销）。军委责成航空航天工业部属下的两个研究院赶紧完成这一新型号导弹的研制。
　　值得注意的是，东风－25号导弹的射程同东风－21号导弹相同，都是1700公里，都能打得到南沙群岛敌占岛礁，为什么要舍弃现成的东风－21号导弹，另外启动东风－25号导弹工程呢？原因在于东风－21号导弹的弹头仅重600公斤，尚不足以完全摧毁敌军在南沙岛礁上构筑的加固工事，而东风－25号导弹的弹头重2000公斤，在中国大陆沿海地区部署以后，即足以完成这一特定使命。
　　随着前述近程、中近程地对地常规导弹的研制陆续取得进展，军委必须作出决定，究竟把这些新型号战役战术导弹置于哪一个军兵种管辖之下，以便落实1988年制定的准备打赢局部战争和有效处置突发事件的军事战略方针。鉴于二十多年来二炮已经具有指挥、控制导弹部队的丰富经验，而且在导弹阵地建设、导弹维修和后勤保障方面具有了独特的经验，最后军委决定，先把这些新型号战役战术导弹置于二炮管辖下。
　　围绕着新型号战役战术导弹配属哪一个军兵种的问题，在解放军内部还发生过热议。热议的焦点汇聚在这些打击能力最强的常规武器究竟应该配属哪一支部队以及新型号战役战术导弹列装、部署以后将导致它们的战略运用原则发生何等变化。
　　根据二炮一位副司令员葛东升的回忆，二炮列装新型号战役战术导弹的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指出，战略火箭部队久经考验，拥有领导、管理以及提供技术保障和后勤保障的能力，足以胜任为全面、迅速地建设和运行常规导弹发射基地和保障设施提供有力的支撑。陆、海、空三军争辩说，这三个军种被赋予在打赢一场常规战争时发挥主要作用的使命，并且各自已经拥有少数近程战术火箭。然而，军委鉴于二炮“低投入、高收效”的说法的合理性，仍然采纳了二炮的意见，让二炮大批列装新型号战役战术导弹。
　　截至此时，中国导弹科研和工业部门在研制并批量生产若干机动性强的以固体推进剂作为动力的导弹型号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二炮随即加快了在第52基地筹组一个导弹发射单位的努力，以准备接收固体导弹作为武器装备。第52基地与台湾隔海对峙，是震慑台独势力的一个主要的导弹发射基地。1992年4月，该基地获得第一批东风－15近程导弹。接下来的一年中，该基地又陆续接收了不少导弹。1993年，军委正式批准第815导弹旅成立，并命令这个导弹旅加强战备，“在一年内”处于良好的战备状态。这是军委组建的第一个常规导弹旅。
　　1990年代中期以来，第52基地的常规导弹旅的数量及其装备的常规弹道导弹的数量不断地持续增加，尽管随着国民党近年重返台北政坛，台独势力对大陆构成的威胁已经退潮。目前二炮在其位于沿海地区的导弹发射基地已经普遍组建了在军事上用于快速反应的这类“拳头部队”。
　　除此之外，依据美国国防部的一份报告，中国导弹科研和工业部门在研制并批量生产巡航导弹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这批地对地巡航导弹用于对敌国发动精确打击，举世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装备这类可以用于精确打击的先进导弹。此型巡航导弹的代号是长剑－10号（美国取的代号是DH－10，意指东海－10号导弹），研制工程经历了立项综合论证、工程研制定型和批量装备生产三个阶段，研制周期长达十多年。
　　2006年9月20日，长剑－10号巡航导弹授装接装仪式正式举行。据称长剑－10号巡航导弹射程达1500公里，已经大量部署在位于中国西南云南省的二炮导弹基地。二炮装备并部署长剑－10号巡航导弹，标识着二炮乃至整个解放军精确打击、信息化作战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
　　此外，陆军也获准陆续装备一些新型号战役战术导弹。陆军分配到的新型号战役战术导弹分别归大军区和若干一线重装集团军管辖。原先集团军也装备有远程大口径多管火箭炮，归该集团军炮兵师指挥，新型号战役战术导弹列装以后，这些集团军的近程打击能力自然如虎添翼。
　　陆军管辖的近程地对地导弹部队，在战时显然可以提供二炮常规导弹旅以外的补充火力。然而，在实战条件下，这两支常规导弹部队之间如何进行协调，可能成为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短短几年内，二炮数个核导弹基地已经同时拥有核还击和常规突袭的能力，这就必然要求二炮具有一个新的复合型的指挥、控制系统。我们在下面谈谈这个指挥、控制系统及其复合型机制。

　　导弹部队融入总体作战计划

　　随着二炮装备和部署了近程和中近程常规导弹，解放军几乎立即意识到，当前占主流地位的有关合成作战的观念，仅限于在一个军种内部整合各个作战单位的作战能力。在合成作战中，陆军在其他军兵种（海军、空军和二炮）的支持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与此不同，联合作战则是整合各个军种的作战能力，并根据战争的实际需求，确定在战争中到起决定性作用的军种的优先地位。二炮指挥员们首次在战争中被赋予直接的责任。
　　解放军调整联合作战的观念自然需要时间，有关的作战条令仍在不断改写，并在频繁的军事演习中测试这些条令的有效性，以全面评估如何才能充分地体现联合作战的能力。依据目前对作战模式的设想，在联合作战中，陆军将不再自然而然地占有主导的地位，陆、海、空三军和常规导弹部队将在指挥、控制程序及其运作过程中占有平等的地位。
　　首先，应当指出，最初军委仅将常规导弹视为一种射程远的常规武器系统而已。一些高级军官却很快意识到，常规导弹突袭可能“对敌人产生一种巨大的心理震慑的效果”，何况，这种常规导弹突袭的威胁足以“在和平时期遏制常规局部战争的爆发，并且在一场常规局部战争爆发以后遏制这场战争的蔓延和升级”。
　　过去二炮所有的导弹发射基地都部署核导弹，处于“后发制人”的战备状态。假如敌军使用精确制导的远程常规武器对中国发动袭击，二炮是没有还手能力的。今日不同往时，二炮列装了众多的常规导弹，无论在危机阶段还是局部战争中，都能够作出反应了。
　　如今在二炮导弹发射基地里，核导弹和常规导弹实行混合编成，即核导弹旅和常规导弹旅处在同一导弹发射基地的“双重指挥”之下，上自军委和二炮，下至导弹发射基地，使用同一个指挥、控制系统，对核导弹旅和常规导弹旅实行“双重指挥”，由此产生的全面影响（包括正面和负面的），军委可能需要作一番全面的、系统的评估了。
　　与此同时，北京领导人致力于促使二炮的观念与时俱进，跟上军事战略方针的调整。根据胡锦涛在2004年3月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军委着手把解放军指挥、控制机制和军事训练项目置于“科学”的基础上。初看起来，这个“科学”的基础似乎像一个口号，不像过去提出的军队必须更多地依靠信息技术的要求，其实不然。
　　2006年6月27日，胡锦涛强调了“体系对抗”的概念，亦即经由信息技术有效整合解放军各军种及其所有的作战系统，体现一种巨大的联合的作战能力。胡锦涛指出：“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基本作战形式是一体化联合作战。联战必须联训。要着眼提高诸军兵种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大力加强联合训练。要抓好战略战役战术各个层次的联合训练。”
　　“体系对抗”的概念包含两层含义：就中国军方内部而言，要加强各军兵种内部的体系整合，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从而能在未来的战争中形成一股合力；在中国军队抓紧与境外强敌抗衡的战备过程中，则要充分认识到未来的战争是两个军事体系之间的整体对抗，而不是单一的军种之间的对抗，要重视如何密切配合才能在战场中形成一股巨大的合力。
　　2012年3月12日，胡锦涛再次敦促解放军要重视“体系对抗”的模式。他强调，平日要加强联训，战时才能实现联战，从而增强自身在一场高技术局部战争中同假想敌交战时的作战能力。
　　其后，解放军越来越多的军事训练向打赢在实战条件下的一场信息战倾斜。对于二炮，就指挥、控制层面而言，胡锦涛号召的“体系对抗”将要求理顺威慑、危机管理和真实作战之间的辩证关系。
　　正如二炮一位副司令员所言，战略导弹部队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指出，这个新阶段将以核导弹和常规导弹“双重威慑”、“双重作战”和“双重指挥”为特点。
　　有些人认为，这三项“双重”仅是宣传口号而已。然而，二炮正在日益频繁地举行军事演习，以验证和改进这三项“双重”概念的内涵的合理性。这一现实表明，这三项“双重”概念绝不是宣传内容而已。在有关拟定一个完整的战略以支撑现行军事战略方针和威慑理论方面，“体系对抗”以及这三项“双重”概念已经并且正在继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依照军委的标准，要在“体系对抗”所需的各军种之间及时进行协调，关键是高级指挥、技术军官的任命及其使命的具体运作，这样才能实现情报共享、各种作战通信系统互通互联、单向透明的情报判断和顺畅的指挥、控制程序。在战区联合作战中，要充分协调常规导弹部队和解放军其他军兵种，带来了无数的新创意和复杂的挑战，亟待解决。
　　
约翰·刘易斯   薛理泰

　　在1980年代后半期，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军委”）着手在战略导弹部队的武器装备中加入了常规弹头导弹，以加强军事威慑和打击的力量。在外界看来，这批原来可以运载核弹头的导弹是作为常规弹头导弹销售给外国的，很少人考虑到下列问题，即常规导弹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序列最终会产生的作用，常规导弹部队如何融入原本全部装备核弹头的战略导弹部队即第二炮兵（以下简称“二炮”）。
　　在以后的年代中，常规导弹的数量在不断增加，而美国在海湾战争中显示的军事打击力量以及台湾追逐法理独立带来与日俱增的威胁，这些因素促成军委调整军事战略方针，以更务实的态度接纳了关于核威慑的概念，并且结合使用常规导弹和核导弹，准备以常规突袭和核威慑的形态，在“强敌”即美国介入的情况下，在台湾海峡同台独势力打一仗。上述发生的变化似乎互不相关，在其后几十年里却互为因果，在制定战争计划的过程中都产生了作用，这就是本篇研究文章的主题。
　　正如我们将在下面指出的，要对中国人究竟如何看待核武器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就要明了中国的军事战略亦即基本军事战略方针、具体军事战略方针，核政策、核战略、核威慑理论以及核武器的战略运用原则和作战条令。遵循中国的军事思想，在中国军事战略、核政策和核战略之间，存在着明确界定的关系。与此相同，中国的核威慑理论和核武器的战略运用原则受到国家核战略的制约，而核威慑理论和核武器的战略运用原则决定了核导弹部队的作战条令。
　　这些形成了一个六个层次的概念体系，为中国核力量的建设和核战争计划提供了理论基础。理论上，这些概念决定了中国核力量的部署和作战使用。一言以蔽之，这个六个层次的概念体系在总体上反映了中国人究竟是如何看待核武器及其应用的。
　　然而，自1980年代开始，若干变化呈现强劲的趋势，直至今日这股势头仍然贯彻始终。值此情况下，势必对“单纯的”核战争计划的制定产生影响。权威的《2006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指出，“（中国）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中国的核战略贯彻国家的核政策和军事战略，根本目标是遏制他国对中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中国核战略及其衍生理论概念、运用原则和条令，在多次军事演习中经受了验证，已经适应了这些年出现的一系列变化，诸如二炮引进常规导弹，应付并处理由于台独势力抬头而出现的威胁被列为至关重要的军事使命，以及在总体战争计划中如何把核武器、常规武器和二炮指挥体系融入整个战区的军方指挥体系，等等。
　　这篇文章研究中国整体军事战略、军事战略方针的演变过程及其运作机制，重点放在核战略。本文主旨是回答一个问题：大批常规导弹进入二炮的武库，究竟给中国核战略、用于威慑和作战的导弹部队的组成以及二炮与其他军队指挥系统的关系带来何等变化？
　　解放军指挥、控制体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在支持和平时期的国家外交政策、处理军事危机并加强战备的过程中，正在逐步完善并履行国家赋予的使命。

　　核概念的发展

　　正如我们在稍早从事的研究项目中指出的，解放军军事战略的基点是“积极防御”。《2006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强调，中国核战略取决于解放军军事战略和国家核政策，而“积极防御”体现在核战略上，其根本原则就是“后发制人”。中国在首次进行核试验时阐述的国家核政策就体现出这一条根本原则，迄今已近半世纪了。
　　中国在1964年进行了首次核试验。时至今日，中国宣布的核政策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几十年以来，中国核政策始终包括下列具体的内容，从而反映出该政策一贯以来的继承性：
　　·中国主张在全球范围内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
　　·核大国的威胁迫使中国发展核武器。中国的小型核武库仅是为了自卫防御。
　　·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这是“后发制人”原则的衍生表述。
　　·中国承诺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中国无条件向所有无核武器国家提供消极和积极安全保证。
　　·中国坚决反对核扩散，绝不会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中国不会在其他国家部署核武器。
　　·1990年代以来，中国承诺不向无核武器国家未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提供帮助，并将进口国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保障监督作为核出口条件，它们不经中国同意不得再转让到第三国。中国也保证所有进口的核材料和核设备将只用于和平目的。
　　“后发制人”作为积极防御的中国军事战略的总则，决定了中国不首先使用包括基本的防御性和最终的威慑性在内的核政策的精髓。核政策是制定核战略的主要原则，是政治性质的，几乎是一成不变和公开宣示的；而核战略是军事性质的，是能够改变的，并在很大程度上是保密的。
　　对前述六个层次的概念体系作一番研究，我们会发现若干显而易见的情况：中国核政策被国家政治关注及相关决策所制约。历来北京领导人将核武器视作国际层面上可以操作的政治武器，起着关键性的威慑作用，而不是在军事上可以使用的武器。他们的立场产生了一项结果：众所周知，在中国就国际军控事务发表的声明中，经常提到并解释中国核政策，却不谈主要着眼于军事考量的中国核战略。简言之，中国核政策是公开的、广泛宣扬的，而中国核战略则是敏感的、很少给予公开阐述的。
　　我们在这项研究中的主要兴趣是核战略的演变，其中涉及有关核武器研制、部署、使用等政策和民防要求的一系列决定。中国官员有时在广义上把这一系列决定称为核战略的“内容”或“要素”。核战略覆盖的范围甚广，包括核威慑政策牵涉的需求、核力量的建设和组织、国家赋予中国核力量保障国家安全与实施作战的主要任务、核力量的战备计划以及核力量在战争条件下加强戒备和瞄准打击的规定，等等。在我们的访谈中，中国军事专家认为，在总体上和实际运用上，中国涉及核的整个概念体系的效果可以与美国单一综合作战计划（SIOP）或者核战争计划相比（2003年SIOP被作战计划[Operations Plan，简称OPLAN，8044修正版]取代）。
　　二炮在1966年7月1日正式成立以后，最初负责组建核力量的北京领导人，从毛泽东到聂荣臻元帅，仅为中国核政策的制定提供指导意见，并没有涉及核战略，此后也没有哪位领导人对整个“核学说”理论体系感兴趣，遑论指导制定了。至于核武器研制及使用，北京领导人仅将中国核武库的规模定性为“起码的还击手段”而已，几乎没有提供细节。
　　由于这层原因以及在文化大革命（1966年～1976年）期间横扫中国的十年政治动乱，二炮只能在克服政治乱象之后，着手迟缓地摸索一套粗略的有关戒备和瞄准打击的作战条令。从1964年到1980年代末，中国没有一项明确的核战略。中国反对西方国家有关核威慑的概念，却没有为二炮制定合适的战略运用原则和作战条令，而这些原则和条令对二炮增强威慑力量是至关重要的。
　　邓小平在1977年东山再起以后，军委首次鼓励中国军方从事战略研究，并给予优先考虑。时代变化了，解放军还停留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层面，踯躅不前，是远远不够的。1979年12月和1981年7月，二炮领导人两次召开座谈会，对关键性的若干核概念给予批准，并在一年内颁布了《第二炮兵军语》和新的《工作条例》。1983年，二炮成立了军事学术部，负责进行战略研究。次年，二炮又成立了学术研究委员会，由若干现役和退役的高级军官组成，从事战略理论研究。
　　这些军官的主要任务是为导弹作战部队制订《第二炮兵战役学》以及作战运用原则和作战条令。自1984年开始并持续到1980年代后半期，二炮指派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李力竞少将负责研究战役学的课题。李力竞迅速组织了一个班子，从事这项研究，并完成了一份题为《第二炮兵战役学》的文件的撰写工作。1985年9月，二炮颁布了这份文件，由二炮导弹作战部队遵照执行。1986年1月，二炮经军委批准，开始实施军（基地）、旅、营的新建制，以取代原来的军（基地）、师、团、营的旧建制；1987年，二炮又签发了新版本作战条令，供所有的导弹发射营使用。
　　然而，李力竞将军在履行为导弹部队编写《第二炮兵战役学》的使命时，迅即发现了这项任务存在着一个大的缺陷，即一个正式的综合性的核战略在中国尚付诸阙如。然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一个适宜的核战略，制定战役学自然缺乏依据。他向二炮总部报告，二炮授权李力竞成立一个核战略研究小组，负责为国家探索、撰写核战略。李力竞率领主要由退役高级军官组成的一个小组，认真履行这一使命。
　　1987年3月至11月，中国军方在北京举行了一系列的专题讨论会，就“军事战略和核战略”的主题展开学术讨论，以探求在国家安全、核战略、军事战略之间的融合关系，并探讨在大战略、核战略和中国研制导弹的政策之间的关联因素。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工委、国家安全部、二炮纷纷派人参加这些专题讨论会。五六十名军事战略家和第一流的国防工业、情报专家经过合作研究，制定出国家核战略。1988年，军委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阅一份题为《核战略纲要》的初稿。据称，这条战略的依据是邓小平早先提到的“有限报复”的声明的精神。两年后，军委正式批准它作为中国核战略。
　　事实上，在研究、草拟核战略的过程中，已经作出了同传统概念有意义的区隔，并为后来的“有限核报复”的核战略文本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新的核战略取代了以往的“最低限度的报复”的观点。早些时候，二炮战略专家为了因应来自苏联的有限的核袭击，从事有关指挥控制系统及程序的研究工作，已经持续多年，尽管苏联对中国进行核袭击的威胁已经显著地缓解了。
　　中国直至2006年方才首次宣布当前“自卫防御的核战略”。这项核战略的根本目标是“遏制他国对中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此后，“自卫防御”这一模糊的术语经常取代“有限核报复”，作为中国公开宣示的核战略。
　　单纯从字面上理解，“自卫防御”与“有限核报复”没有很大的差异。然而，“自卫防御”的核战略设定的根本目标是“遏制他国对中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与“有限核报复”的核战略相比，其功效似乎提升了一步，因为“有限核报复”的重点是“报复”，即在蒙受核袭击之后才诉诸核报复，而“自卫防御”设定的目标据说可以确保中国免受核袭击的威胁。
　　当然，也可以说，“有限核报复”的核战略通过实施可怖的核报复，达到“遏制他国对中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目的。一国设定核战略的根本目标时，毕竟要考虑到对方尤其是假想敌国对本国核战略的理解和判断，不能自说自话。
　　“自卫防御”词义不明，又与外国军方对中国军事战略方针的片面解读（即北京在边界争端中往往借口“自卫防御”而诉诸先发制人）曲径相通。严重性还在于，这在危机时刻容易导致误判。核大国在同中国处于军事对峙时，难免以彼况此，误判北京如同往昔处理边界争端一样，借口“自卫防御”而率先发动核袭击。于是，核大国在同中国军事摊牌时，未决定发动核战争则已，一旦决定使用核武器，完全可能诉诸“先下手为强”，对中国痛下重手，后果不堪设想。可见兹事体大，轻忽不得。

　　中国核威慑理论的发展

　　外国学者要理解中国核战略，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搞明白中国核威慑理论的演变过程。我们已经指出，过去中国认为“威慑”一词及其涵义与中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相违背，因而对此持否定态度，并且往往把威慑同“帝国主义威胁和讹诈”联系起来。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反对西方国家以首先使用核武器为基础的核威慑政策及其提法，中国官方声明反复地确认这一反对立场。例如，1995年中国政府发表《中国的军备控制与裁军》白皮书，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就军控和裁军问题发表的白皮书。这份白皮书指出，“中国政府历来反对核讹诈和核威慑政策”。1996年，中国政府在51届联合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五点核裁军主张，其中一点就是“核大国放弃核威慑政策”，并把它视为核裁军的一个先决条件。
　　尽管中国公开发表了这些声明，国际现实毕竟是有所不同的。即使毛泽东的直接继任者还不能泰然地接受核威慑的概念，他们却确信没有任何敌人可以完全忽略中国核武库的存在。如今若干军事分析家声称，即使追溯到毛泽东时代，中国在实际上也是认同“存在性核威慑”的理论的。
　　中国核武库的确实存在，迫使北京的敌人在对中国发动核袭击之前反复考量这个客观事实。何况，1969年中苏核对峙的历史已经证明，当时中国拥有的“起码的还击手段”，已经起到了吓阻莫斯科对中国发动外科手术式核袭击的作用，而毛泽东是充分领悟到这一点的。
　　自从1964年中国首次核试验以来，数十年过去了。仅有少数解放军理论家能以含蓄的或者明白无误的姿态，公开倡导中国即使在毛泽东时代也在实际上认同“存在性核威慑”的理论。
　　至于邓小平时代（1977年～1997年），在大多数场合，中国军方只提到有限核报复的核战略。中国军方确定这一核战略的基点，显然是为了贯彻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政策，以及受到二炮核武库数量“有限”的客观条件的制约。
　　中国对信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的承诺，自然反映了中国核武库规模小、生存能力差的现实。颇为权威、可靠的一则资讯这样指出：“（中国）发动核进攻将遭到核报复。（中国）数量很少的核导弹根本不足以消灭敌核反击力量……最小核威慑不足以支持先发制人打击战略，发动核进攻会导致大规模核报复，（这说明指责）中国（企图）发动核进攻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实际上，倘若中国决定对核大国发动核突袭，无异于中华民族集体自杀。在1960年代以及其后的年代，中国在同莫斯科和华盛顿发生的争论中，强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一条，足以避免自趋毁灭，也显得更为有理。
　　在1990年代后半期，中国对待核威慑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中国官员和安全专家开始探索其他核武器国家的安全态势。随着他们同西方国家同行的学术交流日益增多，他们逐渐同昔日毛泽东的格言拉开了距离，并且开始把“威慑”这个概念融入他们自己对于战略的理解。况且，中国处在一个新的、不那么咄咄逼人的战略安全环境中，中国核武库也不再像过去那样规模有限，其生存能力也有所提高。值此构思、筹划一项新的核战略之际，将“核威慑”纳入考量的时机已经到来。
　　2002年12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2002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这份白皮书的英文版指出：“中国保持有限的核反击力量，完全是用于威慑他国对中国可能的核攻击。”这段话经常被引述成是中国首次正式在核防务政策中采用“威慑”一词。在这份白皮书的中文版中，采用的却是“遏制”而不是“威慑”，而“威慑”是英文版中“deterrence”的正确的中文用词。可见，中国军方尚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完全摒弃毛泽东关于核威慑的概念的战略遗产。
　　两年后，《2004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的中文版和英文版中同时出现“威慑（deterrence）”一词，不过，这个词没有同“核”联系起来。在《2004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中，“威慑”这个词被用来形容解放军的联合作战能力。
　　最后，中国军方在《2006年中国的国防 》白皮书中，首次把“威慑（deterrence）”一词同中国核力量联系起来。这份白皮书的中文版宣称：“二炮逐步完善核常兼备的力量体系，提高信息化条件下的战略威慑和常规打击能力……（中国核战略的）根本目标是遏制他国对中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中国着眼于）确保核武器的安全性、可靠性，保持核力量的战略威慑作用。”至于上述最后一句话，在这份白皮书的英文版中，就直截了当地翻译成“（China） maintains a credible nuclear deterrent force（[中国着眼于]维持一支可靠的核威慑力量）”。无论如何，这份国防白皮书的行文显示，中国军方已经正式核准了“核力量的战略威慑作用”和“核威慑力量”的提法。质言之，中国已经认同并采用核威慑这个概念了。
　　在江泽民时代（1990年代中期至2004年）和胡锦涛时代（2004年至今），尽管中国核威慑理论的要旨仍然没有变化，中国军方已经为该理论注入了新的内容。在江泽民年代，中国核威慑理论经常被形容为“核常兼备、多种手段配合”，以强化威慑力量。显而易见，江泽民强调了“常规剑”和“核盾牌”之间的互补关系，从而充实了中国独特的双重威慑的概念。
　　2006年，胡锦涛进一步为中国核威慑理论注入了新的变化，主张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实际上，主旨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从而凸显了战略规划即顶层设计的重要性，这也映射出中国古代杰出的战略家孙子在中国军方的深远的影响力。这一年的中国国防白皮书似乎也折射了孙子关于战略的精深的看法。此后，胡锦涛又力促二炮建设一支精干有效、核常兼备的战略打击力量，视情势需要用于核威慑和常规突袭，但是主要仍然用于遏制战争和自卫防御。

　　军事战略方针的演变

　　解放军军事战略方针有基本军事战略方针和具体军事战略方针之分。基本军事战略方针是指导战争全过程的方针，长期以来稳定不变，在文字表述上一如军事战略，亦即“积极防御”这四个字。具体军事战略方针则是为了贯彻基本军事战略方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者不同的战争阶段制定的方针，在适当的时候是可以灵活运用的。
　　质言之，具体军事战略方针是军事战略的核心与集中体现，是一定时期内规定战争准备与战争实施必须达到的总目标和应该遵循的基本方针。真正映射中国军方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及其在国际危机爆发前后的可能动态的，既不是军事战略，也不是基本军事战略方针，而是具体军事战略方针。正是具体军事战略方针决定了在一个历史时期军事力量运用原则、作战计划和战术。中国战略家认为，具体军事战略方针的正确与否决定了战争的胜负。
　　许多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美国专家往往进入一个误区，把中国军事战略方针混同于军事战略，又把基本军事战略方针混同于具体军事战略方针。他们认为自从共和国建国以来，中国军事战略发生了多次变化。之所以进入这样的误区，归因于他们没有搞清楚解放军遵循的军事战略、基本军事战略方针以及具体军事战略方针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下面，我们将贯注于具体军事战略方针。
　　随着中国政府对核威慑概念的认可以及对这个概念与日俱增的理解，中国军方同时开始逐渐调整军事战略方针。邓小平在1977年东山再起以后，重新审视对中国安全的威胁究竟来自何方，并再次在战略上确定优选事项。在1980年代，中美关系改善了，苏联威胁也随之开始退潮。邓小平面对新的情势得出了第一个结论：在可以预期的将来，战争不再是迫在眉睫，更不可能打世界大战。他看到，美国的国力在越南战争中遭到了损耗，而当前美国、苏联仍然深陷在全球性的对峙僵局之中。邓小平预见到中国人自己将同越南发生冲突，接下来，还可能在比较遥远的未来与印度爆发冲突。
　　1984年，基于邓小平的战略盘算，军委开始制定新的军事战略方针，即立足于准备局部战争和有限冲突，以致考虑放弃不合时宜的毛式“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军事战略方针。正如我们将在下一节中看到的，邓小平认可的军事战略方针促使中国军方着手研制尖端的常规武器，为未来的有限的局部冲突做准备。面对空军、海军的劣势装备和加速现代化的难度，军委不得不依靠二炮，以便快速并卓有成效地引进常规导弹。
　　另外，正如1979年中国与越南发生的短暂却灾难性的边界战争所显示的，北京得出结论，解放军不经改革就不能打赢由诸军种、兵种合成军队投入的一场局部战争。1987年，从事安全领域研究的解放军理论家们加快了对采用先进技术的联合战役的研究。他们的结论是，当前解放军只能在相对较短的期间内打一场协调不充分的低技术联合战役。在1988年12月召开扩大会议之前，军委已经明白制定新军事战略方针是势在必行了，这样才能为打赢一场未来的战争做好准备。这时军委已经无须再顾虑毛泽东遗留的军事思想的约束了，于是正式作出决定，在战略规划上实行了变化，将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这一毛式军事战略方针改为准备应付“局部战争和突发事件”。
　　我们需要指出，二炮也有自己的军事战略方针。1991年以前，军委已经正式把“后发制人”列为二炮的军事战略方针。军委在一项指示中称，中国军事战略以综合国力为基础，以积极防御思想为指引，为当前战备和今后打仗作出了全面性和整体性的计划和指导。目前还不清楚，核武器在这个“全面性和整体性的计划”中究竟起到了何种具体的作用。
　　不过，军委揭橥的在战略规划上实行的变化仅是开端而已。接下来，美国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获得了决定性胜利。先前美国实行了被称为“军事革命”的变革，将现代信息和通信系统、情报能力、空间技术、未来型飞机和先进战术整合在一起。此外，北京认为台湾“总统”李登辉企图改变一个中国的政策，于是台湾显得前途未卜，这个问题在短期内就对北京构成了一个新的威胁。军事革命的结果以及李登辉采取的分裂行动令北京感到担忧，于是促使军委再次修改军事战略方针并着手进行相应的军队建设。
　　1992年11月，军委主席江泽民授权其副手、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将对新的军事战略方针进行可行性研究，以适应“国际形势的迅速发展”和全球军事革命。1993年1月，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张震将军提出的建议，江泽民于13日告诉解放军将领们，准备立足于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即台湾海峡打赢一场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亦即打赢一场“高技术局部战争”。从此，新的军事战略方针的要素被勾勒出来。
　　这条方针重新界定了解放军的中心军事任务，对今后中国的“假想敌”予以定位，并确定了今后军事行动的规模和类型。此后，军委进行了一系列深入而广泛的改革，诸如培养关键人才、获得先进武器系统、研讨拟定创新的军事理论和修补军队建制上的缺陷。解放军首次把打赢一场高技术局部战争列为重点使命；同时，新方针有助于解放军正式摆脱准备应付敌国从陆地入侵中国的历史包袱。未来的假想敌是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拥有核武器的美国支持者。北京在准备打一场预测中的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同时，遵循总的国家战略，仍然给予和平、稳定和发展以优先考虑。
　　我们应该注意到，中国军方遵照江泽民“与时俱进”的号召精神，还在不断为军事战略方针增加新的要素。 1999年，军委对军事战略方针的内涵在文字上作了调整，强调未来高技术战争将是核威慑条件下的信息化战争。军委主席江泽民早期当过电子工业部部长，他对信息时代的战争的特色以及当代核武器的军事意义主要在于威慑有切身体会。他更为重视信息战在当前局部战争中的作用。
　　2002年12月27日，江泽民在一次军委会议上，谈到高技术局部战争时，删去了“核威慑条件下的”这一定语。他敦促中国军方，要把军事斗争的准备工作的立足点，从打赢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移到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此时，中国遏制美国核袭击的需要已经远远不像早期那样紧迫，尽管中国仍然必须对敌国实施核威慑。在胡锦涛主持军委期间，依然对中国军事战略方针的内涵给予补充。胡锦涛在2004年3月提出的有关科学发展的概念，有助于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中国综合国力的长期、稳定的增长。随后，军委源于科学发展的概念，又对军事战略方针的内涵作了若干调整，制定了一系列的新政策，更新了其中涉及武器研制、人才培训以及军队指挥、控制的相关规定。

　　1985年常规导弹工程上马

　　正如我们在上一节提到的那样，早在1980年代中期，军委预期今后中国面临的战争将是“局部战争和有限冲突”，萌生对现行军事战略方针作出调整的意向，为此需要建立一个装备常规导弹的新兵种。其后，军委在战略规划上又改为准备应付一场高技术局部战争。
　　我们在下面暂时不谈战略概念，转移到中国研制常规导弹的一些情况，例如常规导弹研制的进程给有关军事概念的发展带来的根本性的影响，以及我们刚才提到的与此同时军事战略方针出现的变化。军委出于准备应付局部战争和有限冲突的目的，把希望寄托在二炮身上，将在导弹发射基地大批引进战术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军委作出这样的选择，可以收到见效快而成本低的效果。
　　多年以来的事实已经证明，当初军委作出的依靠二炮建立中近程常规打击能力的战略决定，切合时宜，完全正确。这样，二炮在大批引进战术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以后，迅即建立了中近程常规打击甚至精确打击的能力，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否则，假若当年军委选择空军或者海军作为主要的投资对象，厚植空军、海军战力，在一场高技术局部战争中承担主要的作战任务，则势必耗费空前巨大，费时年代久远，远不如选择二炮那样收效快捷而且明显。
　　早在1984年，航天工业部已经责成第一研究院研制一种常规战术导弹，主要用于海外销售。过去第一研究院是中国研制以液体推进剂作为动力的地对地战略导弹的主要单位，自东风－2号至东风－5号战略导弹都是该院的拳头产品。
　　1985年10月，该院开始为这一常规战术导弹制定总体设计方案。 1986年11月8日，航天工业部给予该外销型导弹“M-9”的代号；其后二炮在批量接收该型号导弹时，在内部又称为东风－15号导弹。1988年，航天工业部的导弹专家们首次对东风－15号/M－9导弹进行了飞行试验。
　　东风－15号机动导弹采用固体推进剂单级火箭，最大射程600公里，可以装载一个常规弹头或核弹头。平日该型号导弹储存在半固化的发射掩体内，具有良好的机动性，有助于导弹部队应付敌军的侦察定位和打击，从而提高了导弹部队的生存能力。
　　始自1980年代后半期，解放军战略家经常在思考一个萦怀心头的问题：“二炮核导弹部队在一场局部性常规战争中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当时中国开始面对包括越南、印度和日本在内的邻国在军事上日益严重的挑战，这三个国家的军方已经开始引入列装先进的常规武器。中国与若干东盟国家就南海南沙群岛主权发生的争端又增添了威胁。
　　当时南海主权争端已经趋于白热化，南沙群岛周边国家如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已经先后各自蚕食了南沙群岛的若干岛礁，并且着手开发当地丰富的油气资源。中国同这些国家就南海主权发生的争端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中国要维护在南海的主权，必然涉及军事斗争。然而，此时解放军既没有航空母舰战斗群，军机作战半径非常有限（空军内部称为“腿短”），也不具有空中加油能力，南沙群岛远离中国大陆一千几百公里，处于中国军方鞭长莫及的地位。
　　一旦在南沙群岛爆发军事冲突，当时中国根本不能掌握制空权。而在现代战争中，没有制空权，即意味着没有制海权和登陆权。换言之，中国军方实在没有取胜的把握。
　　作为应急办法，军委决定着手研制另一种型号的中近程地对地常规导弹，即东风－25号导弹。1988年，航空工业部与航天工业部合并成立航空航天工业部（1993年，部委机构精简时撤销）。军委责成航空航天工业部属下的两个研究院赶紧完成这一新型号导弹的研制。
　　值得注意的是，东风－25号导弹的射程同东风－21号导弹相同，都是1700公里，都能打得到南沙群岛敌占岛礁，为什么要舍弃现成的东风－21号导弹，另外启动东风－25号导弹工程呢？原因在于东风－21号导弹的弹头仅重600公斤，尚不足以完全摧毁敌军在南沙岛礁上构筑的加固工事，而东风－25号导弹的弹头重2000公斤，在中国大陆沿海地区部署以后，即足以完成这一特定使命。
　　随着前述近程、中近程地对地常规导弹的研制陆续取得进展，军委必须作出决定，究竟把这些新型号战役战术导弹置于哪一个军兵种管辖之下，以便落实1988年制定的准备打赢局部战争和有效处置突发事件的军事战略方针。鉴于二十多年来二炮已经具有指挥、控制导弹部队的丰富经验，而且在导弹阵地建设、导弹维修和后勤保障方面具有了独特的经验，最后军委决定，先把这些新型号战役战术导弹置于二炮管辖下。
　　围绕着新型号战役战术导弹配属哪一个军兵种的问题，在解放军内部还发生过热议。热议的焦点汇聚在这些打击能力最强的常规武器究竟应该配属哪一支部队以及新型号战役战术导弹列装、部署以后将导致它们的战略运用原则发生何等变化。
　　根据二炮一位副司令员葛东升的回忆，二炮列装新型号战役战术导弹的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指出，战略火箭部队久经考验，拥有领导、管理以及提供技术保障和后勤保障的能力，足以胜任为全面、迅速地建设和运行常规导弹发射基地和保障设施提供有力的支撑。陆、海、空三军争辩说，这三个军种被赋予在打赢一场常规战争时发挥主要作用的使命，并且各自已经拥有少数近程战术火箭。然而，军委鉴于二炮“低投入、高收效”的说法的合理性，仍然采纳了二炮的意见，让二炮大批列装新型号战役战术导弹。
　　截至此时，中国导弹科研和工业部门在研制并批量生产若干机动性强的以固体推进剂作为动力的导弹型号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二炮随即加快了在第52基地筹组一个导弹发射单位的努力，以准备接收固体导弹作为武器装备。第52基地与台湾隔海对峙，是震慑台独势力的一个主要的导弹发射基地。1992年4月，该基地获得第一批东风－15近程导弹。接下来的一年中，该基地又陆续接收了不少导弹。1993年，军委正式批准第815导弹旅成立，并命令这个导弹旅加强战备，“在一年内”处于良好的战备状态。这是军委组建的第一个常规导弹旅。
　　1990年代中期以来，第52基地的常规导弹旅的数量及其装备的常规弹道导弹的数量不断地持续增加，尽管随着国民党近年重返台北政坛，台独势力对大陆构成的威胁已经退潮。目前二炮在其位于沿海地区的导弹发射基地已经普遍组建了在军事上用于快速反应的这类“拳头部队”。
　　除此之外，依据美国国防部的一份报告，中国导弹科研和工业部门在研制并批量生产巡航导弹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这批地对地巡航导弹用于对敌国发动精确打击，举世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装备这类可以用于精确打击的先进导弹。此型巡航导弹的代号是长剑－10号（美国取的代号是DH－10，意指东海－10号导弹），研制工程经历了立项综合论证、工程研制定型和批量装备生产三个阶段，研制周期长达十多年。
　　2006年9月20日，长剑－10号巡航导弹授装接装仪式正式举行。据称长剑－10号巡航导弹射程达1500公里，已经大量部署在位于中国西南云南省的二炮导弹基地。二炮装备并部署长剑－10号巡航导弹，标识着二炮乃至整个解放军精确打击、信息化作战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
　　此外，陆军也获准陆续装备一些新型号战役战术导弹。陆军分配到的新型号战役战术导弹分别归大军区和若干一线重装集团军管辖。原先集团军也装备有远程大口径多管火箭炮，归该集团军炮兵师指挥，新型号战役战术导弹列装以后，这些集团军的近程打击能力自然如虎添翼。
　　陆军管辖的近程地对地导弹部队，在战时显然可以提供二炮常规导弹旅以外的补充火力。然而，在实战条件下，这两支常规导弹部队之间如何进行协调，可能成为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短短几年内，二炮数个核导弹基地已经同时拥有核还击和常规突袭的能力，这就必然要求二炮具有一个新的复合型的指挥、控制系统。我们在下面谈谈这个指挥、控制系统及其复合型机制。

　　导弹部队融入总体作战计划

　　随着二炮装备和部署了近程和中近程常规导弹，解放军几乎立即意识到，当前占主流地位的有关合成作战的观念，仅限于在一个军种内部整合各个作战单位的作战能力。在合成作战中，陆军在其他军兵种（海军、空军和二炮）的支持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与此不同，联合作战则是整合各个军种的作战能力，并根据战争的实际需求，确定在战争中到起决定性作用的军种的优先地位。二炮指挥员们首次在战争中被赋予直接的责任。
　　解放军调整联合作战的观念自然需要时间，有关的作战条令仍在不断改写，并在频繁的军事演习中测试这些条令的有效性，以全面评估如何才能充分地体现联合作战的能力。依据目前对作战模式的设想，在联合作战中，陆军将不再自然而然地占有主导的地位，陆、海、空三军和常规导弹部队将在指挥、控制程序及其运作过程中占有平等的地位。
　　首先，应当指出，最初军委仅将常规导弹视为一种射程远的常规武器系统而已。一些高级军官却很快意识到，常规导弹突袭可能“对敌人产生一种巨大的心理震慑的效果”，何况，这种常规导弹突袭的威胁足以“在和平时期遏制常规局部战争的爆发，并且在一场常规局部战争爆发以后遏制这场战争的蔓延和升级”。
　　过去二炮所有的导弹发射基地都部署核导弹，处于“后发制人”的战备状态。假如敌军使用精确制导的远程常规武器对中国发动袭击，二炮是没有还手能力的。今日不同往时，二炮列装了众多的常规导弹，无论在危机阶段还是局部战争中，都能够作出反应了。
　　如今在二炮导弹发射基地里，核导弹和常规导弹实行混合编成，即核导弹旅和常规导弹旅处在同一导弹发射基地的“双重指挥”之下，上自军委和二炮，下至导弹发射基地，使用同一个指挥、控制系统，对核导弹旅和常规导弹旅实行“双重指挥”，由此产生的全面影响（包括正面和负面的），军委可能需要作一番全面的、系统的评估了。
　　与此同时，北京领导人致力于促使二炮的观念与时俱进，跟上军事战略方针的调整。根据胡锦涛在2004年3月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军委着手把解放军指挥、控制机制和军事训练项目置于“科学”的基础上。初看起来，这个“科学”的基础似乎像一个口号，不像过去提出的军队必须更多地依靠信息技术的要求，其实不然。
　　2006年6月27日，胡锦涛强调了“体系对抗”的概念，亦即经由信息技术有效整合解放军各军种及其所有的作战系统，体现一种巨大的联合的作战能力。胡锦涛指出：“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基本作战形式是一体化联合作战。联战必须联训。要着眼提高诸军兵种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大力加强联合训练。要抓好战略战役战术各个层次的联合训练。”
　　“体系对抗”的概念包含两层含义：就中国军方内部而言，要加强各军兵种内部的体系整合，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从而能在未来的战争中形成一股合力；在中国军队抓紧与境外强敌抗衡的战备过程中，则要充分认识到未来的战争是两个军事体系之间的整体对抗，而不是单一的军种之间的对抗，要重视如何密切配合才能在战场中形成一股巨大的合力。
　　2012年3月12日，胡锦涛再次敦促解放军要重视“体系对抗”的模式。他强调，平日要加强联训，战时才能实现联战，从而增强自身在一场高技术局部战争中同假想敌交战时的作战能力。
　　其后，解放军越来越多的军事训练向打赢在实战条件下的一场信息战倾斜。对于二炮，就指挥、控制层面而言，胡锦涛号召的“体系对抗”将要求理顺威慑、危机管理和真实作战之间的辩证关系。
　　正如二炮一位副司令员所言，战略导弹部队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指出，这个新阶段将以核导弹和常规导弹“双重威慑”、“双重作战”和“双重指挥”为特点。
　　有些人认为，这三项“双重”仅是宣传口号而已。然而，二炮正在日益频繁地举行军事演习，以验证和改进这三项“双重”概念的内涵的合理性。这一现实表明，这三项“双重”概念绝不是宣传内容而已。在有关拟定一个完整的战略以支撑现行军事战略方针和威慑理论方面，“体系对抗”以及这三项“双重”概念已经并且正在继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依照军委的标准，要在“体系对抗”所需的各军种之间及时进行协调，关键是高级指挥、技术军官的任命及其使命的具体运作，这样才能实现情报共享、各种作战通信系统互通互联、单向透明的情报判断和顺畅的指挥、控制程序。在战区联合作战中，要充分协调常规导弹部队和解放军其他军兵种，带来了无数的新创意和复杂的挑战，亟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