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帝国对朝鲜半岛发动的三十一年战争（下）----唐帝国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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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胜负的转折点----高句丽的内乱

　　五、唐帝国三征高句丽

　　1、大兵压境
　　2、唾手而得
　　3、拙劣表现
　　4、推诿责任
　　5、攻陷平壤
　　6、战争总结

　　六、毁人家园

　　1、哀鸿遍野
　　2、法西斯式统治技巧
　　3、侵略者的谎言

　　七、为人作嫁

　　八、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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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胜负的转折点----高句丽的内乱

　　大唐不惜血本，两次倾国征伐高句丽，战争的庞大成本令国内百姓怨声载道，贞观中后期还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可即使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却仍然两次无功而返。当年隋炀帝就是在三次征辽后天下大乱，最终身死国灭，前车殷鉴不远，因此在二征失败后，高宗李治为了避免重蹈杨广的覆辙，便不得不考虑到百姓的承受能力，更加上对高句丽人的坚韧顽强十分头疼，对其据守坚城的战法也束手无策，一时间便不敢再动干戈。唐朝君臣深知，此时就算再次大规模兴兵，也未必就能讨得好去，说不定表现还不如前两次。
　　然而到了超级六六大顺的666年，唐帝国幸运且侥幸地迎来了一个重大转机，得以从进退不能的尴尬中脱出。是年，威信空前、统御高明、多次以非凡才能拯救了国家的统帅泉盖苏文病死，这个铁腕的独裁者生前曾破百万隋军，又败长孙无忌、李勣、薛万彻、苏定方等大唐名将，毙王君愕和庞孝泰，声威赫赫，堪称高句丽的擎天之柱，他的死是高句丽的重大损失，而更严重的后果则是直接导致了高句丽的内乱。
　　要说这大唐的运气是真地好，虽然军事实力很一般，打谁都拿不下来，但架不住运道强，周边各国轮着内部出大问题，纷纷自行崩解，被大唐趁机轻松击灭，遂有唐军战斗力强大的假象倡行于世。大唐的宗主国东突厥原本比唐朝强大得多，是北亚霸主，连年南侵，甚至曾打到长安城下，唐军丝毫不能抵御。可突厥汗国第二年便先遭天灾，然后又被分裂出去的薛延陀打得奄奄一息，最终为唐轻松所灭。薛延陀和西突厥本也均是强国，大唐对其无可奈何，但也很快便陷入内乱，被唐轻松击破。此次攻打高句丽本来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却马上便欣逢高句丽内乱，得以实现隋、唐两代人五次倾国征伐都无法实现的目标，成功灭掉了高句丽。在超越常俗的运道之下，原本战斗力平庸的唐军，却竟然打下了广袤的疆土，在短期内建立了赫赫威名，充分证明了“运气远胜实力”才是颠扑不破的普世真理。
　　当然，唐帝国的竞争对手大多陷入内乱，除了运气的因素之外，也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从政治架构来看，唐朝是一个介于胡、汉之间的政权，在吸收了汉人的儒家文化后，虽然步兵战斗力平庸，但胡骑善战的本事总还留下几分，政治上却又有着游牧民族所不具备的中央高度集权，因此统治根基要比组织松散的游牧国家稳固得多，所以内乱爆发得比较晚，建国后一个半世纪才在安史之乱后一蹶不振。在唐帝国的对手中，只有吐蕃和新罗没有爆发大规模内乱，于是这两个对手全都重创唐帝国，令其面子和里子都丢个干净。新罗将大唐基本逐出了朝鲜半岛，而吐蕃则从唐初强盛时就开始频频痛打大唐。
　　在泉盖苏文死后，其长子泉男生接掌了父亲的权力，成为“莫离支”（类似于国相、总理兼全军统帅），继续把高句丽王高藏当做傀儡，“挟天子以令诸侯”。但局势很快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两个弟弟不服他的统治，趁其离京时联手发动政变，将他围困在国内城中，日夜攻打。在危急之下，泉男生以“莫离支”的身份率部叛国投唐，以带领麾下大量高句丽兵将和城池降唐为条件，换取大唐出兵替自己解围。
　　泉盖苏文在时，高句丽上下铁板一块，大唐对其束手无策，高宗甚至无奈地产生了放弃辽东之念。但此时见高句丽国内剧变，分崩离析，前首脑率部投诚，甘为内应，实为千载难逢之良机，便又重拾希望，决意再对辽东大举用兵。救出泉男生对唐朝意义重大，他虽然在政变后失去了大部分兵权，但麾下仍有不少亲信部队效忠，而且泉男生久掌高句丽的军政大权，不久前还是国家最高统帅，影响力举足轻重，能够有效地分化瓦解高句丽军政高层，打击其兵卒士气。与泉男生联兵后，那大唐再攻高句丽必然事半功倍。
　　有鉴于此，在666年六月，唐廷以右金吾卫将军庞同善、营州都督高侃为行军总管，出动重兵救援泉男生。泉男生派来了熟悉地形的儿子泉献诚，充当唐军的行军向导，引着唐朝侵略军杀向自己的祖国。由于内外呼应，唐军此次又已深知高句丽的虚实，这次进攻比较顺利，666年九月，“庞同善大破高丽兵，泉男生帅众与同善合。”在成功解围后，唐军与泉男生的叛国势力互为犄角，守望相助，在高句丽的辽东腹地深深扎下了一根钉子，局势陡然间变得对高句丽十分不利。眼见情势不妙，加上可能存在的内部倾轧影响，高句丽权臣、泉盖苏文的弟弟泉净土也于666年十二月向新罗和唐朝分别投降，献城十二座。
　　泉男生和泉净土等执掌重权、威望素著的统治高层先后率部降唐，令原本上下一心的高句丽陷入了严重的分裂之中，形势急转直下。唐廷见有机可乘，遂决意抽调举国兵马，第三次大举攻伐高句丽。






　　五、唐帝国三征高句丽

　　1、大兵压境

　　唐帝国第三次大规模入侵高句丽的军事行动于666年十二月拉开帷幕，此役大唐出动了前所未有的庞大兵力，据《旧唐书-契苾何力传》记载：“勣顿军于鸭绿栅，何力引蕃汉兵五十万先临平壤。”而在《新唐书-列传第三十五》中也记载：“绩勒兵未进，何力率兵五十万先趋平壤”，由这两则记载可知，仅契苾何力统率的前军就多达五十万人，李勣亲率的中军人数不确。此外，郭待封统水军自半岛南部登陆，配合北线军团夹击平壤；刘仁愿统军从百济故地向北进攻；新罗军亦出重兵配合，依前几次配合大唐伐辽时的出兵情况来看，兵力当在五万以上；而在辽东腹地还有众多效忠于泉男生的部队，也与唐军里应外合。唐帝国鉴于之前数次伐辽均无功而返，此次出动了规模空前的重兵，粗略一计，仅郭待封、新罗、泉男生、刘仁愿四支配合力量，就至少有十几万兵马，再加上主帅李勣麾下的中军，以及契苾何力统领的五十万前军，此次进攻高句丽的军队少说也有七十多万，其中唐军自身就超过了六十万，可谓倾尽举国之力。
　　和李世民首次征辽时一样，此战的最高统帅还是名将李勣，多半是高宗对苏定方二征高句丽时的拙劣表现并不满意，所以被迫起用了已经老迈年高的李勣。由史书上叙述的行军和做战情况可知，此次唐军的整体战略规划是北线主力先取辽东，再强渡鸭绿水，然后与南线几支部队合击平壤。
　　在辽东战场上，北线唐军的第一场硬仗便是攻取新城。新城是高句丽重镇，紧靠辽水，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李勣便曾对诸将说：“新城，高丽西边要害，不先得之，馀城未易取也”，于是倾力而攻。然而如此要隘高句丽人自然也会重点固守，所以唐朝大军刚刚出师便遭遇当头一棒。据《新唐书-东夷传》记载，唐军于667年正月对新城发起猛攻，却屡屡受挫，一直到九月中旬，历时八个多月，数十万大军仍然顿于城下，难以寸进。大唐此次不计代价倾国而来，志在必得，可此时却似乎又要重蹈当年唐太宗的覆辙。可就在唐军将帅们苦恼无奈之际，“城人师夫仇等缚城主开门降”（《资治通鉴》卷201），唐军遂克新城。
　　在既存的史料中，并未提及内奸献城的原因，但按常情分析不外三者。一是高句丽内乱，人心动荡，在前首脑泉男生带头降敌后，各地将领的忠义之心大减，已经没有了当年抗击李世民大军时众志成城般的斗志。第二种可能则是内奸为泉男生羽翼，伺机献城。第三个原因则是，唐军旷日持久地攻打，城中的境况越来越困难，部分将领失去信心，为自保而投敌。而最大的可能则是三个因素兼具，相辅相成。
　　据《新唐书-契苾何力传》记载：“已拔新城，留何力守。时高丽兵十五万屯辽水，引靺鞨数万众据南苏城，何力奋击，破之，斩首万级，乘胜进拔八城。”由此可知，尽管叛徒献城之举，将唐军从困境中解救而出，但高句丽在辽东的野战主力却并未折损，否则依托辽水阻击的高句丽军就不会有十五万人之多了。由于在辽东腹地的国内城一带已经跟随泉男生叛国投唐，因此这十五万大军处在腹背受敌的状态，形势不利，契苾何力统军击败之，斩首万余。





　　2、唾手而得

　　在渡过辽水后，唐军兵分四路。契苾何力率军留守新城，与新城附近的高句丽野战部队对峙，在半途建立一个支点；主帅李勣则亲率一支大军攻向鸭绿水；而庞同善和高侃则率另一路兵马前往国内城，准备与泉男生的军队会合，并接管他控制下的城池；薛仁贵则奉命统率一支精兵，在后面策应庞、高二人。
　　据《旧唐书》卷87记载：“乾封初，高丽大将泉男生率众内附，高宗遣将军庞同善、高侃等迎接之。男生弟男建率国人逆击同善等，诏仁贵统兵为后援。同善等至新城，夜为贼所袭。仁贵领骁勇赴救，斩首数百级。同善等又进至金山，为贼所败，高丽乘胜而进。仁贵横击之，贼众大败，斩首五万余级。遂拔其南苏、木底、苍岩等三城，始与男生相会。”
　　由上面的记载可知，667年十月，庞同善、高侃所部先在新城附近遭袭，落入需要“赴救”的困境，最后被薛仁贵救出。二人随后又率部行至金山，在此地遭到了高句丽在辽东地区的野战主力的攻击，唐军大败，落荒而逃，高句丽大军乘胜追击（“高丽鼓而进，锐甚”），三面合围。高宗曾言：“金山大阵，凶党实繁”，可见此时唐军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庞同善和高侃均是唐军中的大将，在辽东前线探查战况的侍御史贾言忠回朝后曾向高宗禀奏：“薛仁贵勇冠三军；庞同善虽不善斗，而持军严整”，说明薛仁贵只擅个人勇武，而庞同善尽管单兵战斗力低下，但统军有方。此次高句丽人能让颇有韬略的庞同善部陷入危境，说明唐军在野战中也并无绝对优势，若非此次征辽兵力十倍于对方，未必就能吃得下已经大幅衰微的高句丽。
　　就在庞同善部岌岌可危之际，薛仁贵再次率军急援，“击虏断为二，众即溃”。高句丽军本已占据上风，却没料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陷入混战后，突然遭到另一支新锐唐军的突然打击，阵型不当，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抵抗，结果被薛仁贵部精骑切为两半，旋即崩溃，被斩首五万余级。此次唐军转败为胜，一方面是因为具有数量上的优势，所以游刃有余；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薛仁贵出现的时机选得不错，屡收“黄雀在后”之利。此外，在《新唐书-薛仁贵传》中，将金山大捷的战果记为“斩馘五千”，与《旧唐书》中“斩首五万余级”的记载不符，可能是《新唐书》的编撰者认为《旧唐书》中“五万”这一数字失实，因此做了校正。
　　金山之战重创了高句丽在辽东的野战部队，之后诸将乘胜东进。据《资治通鉴》卷201记载：“拔南苏、木底、苍岩三城，与泉男生军合”，这则记载颇有惑众性，很多人看后都误认为这三座城池是被唐军攻克地，其实大谬不然，《新唐书-泉男生传》中记述了真相：“（泉男生）举哥勿、南苏、旨岩等城以降……”
　　泉男生在高句丽国内威望极高，有很多兵将都向其效忠。他先招降了南苏、木底、苍岩三城，随后又带着自己控制下的国内城、丸都山城、哥勿城等六座城池、以及十余万户百姓降唐，唐军自此便在辽东中部这块敌国腹地上得到了一个根据地。而更大的收获在于，当时“靺鞨数万据南苏城”，因此这数万靺鞨兵也随泉男生倒戈投唐了，在《新唐书-泉男生传》中也记载：“（泉男生）率其众与契丹、靺鞨兵内附”，这对兵力本就处于劣势的高句丽而言不啻是一记致命重创。






　　3、拙劣表现

　　数量庞大的唐军远征在外，日耗无算，国力势必难以持久支撑，因此整个行动计划的核心就是要速战速决，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采用斩首行动，先以主力直捣平壤，击毁其统治中枢。于是在攻克新城之后，李勣率唐军主力向鸭绿水挺进，这也是唐军此次的核心进攻，庞同善和契苾何力麾下的两路唐军在宏观层面上均是其辅助者，战略意图是先消灭辽东地区的高句丽主力，保障一条直通平壤的补给线，随后也要赶往鸭绿水助战。
　　不过在他们赶来之前，杀至鸭绿水的李勣也并非孤军作战，郭待封统大唐水军已自南线登陆，配合他夹击平壤。而按照计划，郭待封本应还得到另外两支军队的辅助。据《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记载，667年七月，“<高宗>命<刘仁愿>、<金仁泰>从<卑列道>，又征我兵，从<多谷>、<海谷>二道，以会<平壤>。”即征调了驻扎百济的唐军自南面出击，而新罗也派出数万大军北进配合。如果用宏观视角观察占据，此时有三支唐军在辽东做战，有四路大军正同时合围平壤，唐军此次多路用兵，分进合击，可谓将兵力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李勣的进攻并不顺利，表现乏善可陈。原本高句丽对鸭绿水的防守并不严整，唐军的行军管记元万顷在写《檄高丽文》的时候，还曾经据此贬低泉男建不通军事，说他“不知守鸭绿之险”，结果反倒提醒了对方，泉男建迅速派兵加强了鸭绿水的守备，还回复唐军道：“谨闻命矣”，狠狠地调侃了大唐一把。等到李勣率军抵达鸭绿水后，发觉对岸守备森严，根本无法强渡，只得望河兴叹。高宗听闻此事后，勃然大怒，流放元万顷于岭南。
　　李勣受阻于鸭绿水前，无法继续向平壤挺进，便指望郭待封部能有所建树，即使无法独立打下平壤，也最好能接应一下自己渡江；或者向平壤施压，迫使鸭绿水对岸的敌人分兵救援。然而他万万没有料到，郭待封部的表现竟然还远不如他自己。据《资治通鉴》卷201记载：“郭待封以水军自别道趣平壤，勣遣别将冯师本载粮仗以资之。师本船破，失期，待封军中饥窘，欲作书与勣，恐为虏所得，知其虚实，乃作离合诗以与勣。勣怒曰：‘军事方急，何以诗为？必斩之！’”
　　由上面的记载可知，负责运粮的冯师本因船破而失期，导致郭待封部缺粮，郭待封被迫向李勣求援，因怕信落入高句丽人之手，暴露了己方弱点，就写了一首离合诗以遮掩。结果李勣这个大老粗根本看不懂什么离合诗，一见信便大怒道，军情紧张，还写什么诗，非斩了这个家伙不可。由这则记载我们也可看出，由于军事进展不顺利，此时的李勣已经快要抓狂了。
　　不过李勣毕竟已是八旬老翁，人生阅历丰富，最终还是明白了郭待封部已陷入缺粮的窘境（也许是受身边参谋提点），便遣使催促刘仁愿和新罗军快速向平壤挺进，并令新罗人向唐军提供粮草。此时金法敏正率大军围攻七重城，十月二日接到命令后就停止了攻城，转而护送粮草赶赴平壤一带。由于时间仓促，刘仁愿部唐军和新罗军都失了期，等赶到平壤附近时，郭待封部已经因绝粮而被迫撤退，于是辛辛苦苦兼程赶来的这两支策应部队只得又灰溜溜地撤走，而眼巴巴等在鸭绿水边的李勣也仍然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水面，大唐攻取平壤的计划至此无疾而终。





　　4、推诿责任

　　此次四路大军会攻平壤，具体作为各有不同，但表现却同样拙劣，中枢指挥混乱，各部间又毫无配合，整幕进攻如同一场闹剧，最终惨淡收场实在半点不足为奇。可在如今的主流说法中，却将计划泡汤的主要责任归咎于新罗人消极不前，指责其“失军期”，认为由于唐、罗合力攻取百济后，唐朝独占了百济故地，新罗却没有得到好处，因此此次就有意消极怠工。
　　笔者认为，持此说法者显然是在诿过于人。此次会攻平壤的主力是李勣所率领的唐军，这支部队先是犯下提醒敌人加强守备的愚蠢错误，之后又没有能力强渡鸭绿水，才只好望河兴叹，反倒开始指望几支偏师建功，而这三支偏师原本是配合他做战地。如今不追究主攻者的责任，却把责任全推给偏师，而且还是某一支偏师，未免太过有失公允。其实新罗军此次的表现相当不错，态度可以说是非常积极，不仅国王金法敏亲统数万大军出师，九月就进至汉城，是第一支抵达战场的部队，然而由于南线另外两路唐军都进展缓慢，李勣所率的唐军主力更是受阻鸭绿水难以寸进，所以才无法会攻平壤。在这种情况下，新罗人不敢孤军逗留，也并未呆呆地死等，而是积极地去独立攻打七重城，作战显然并不消极。某些人竟然指责第一支到达战场的军队失期，这又是何等荒诞可笑的逻辑。
　　更何况，此次驻扎百济的刘仁愿部也同样失了军期。如果说新罗人还有可能因心中不满而怠工，刘仁愿却没有任何理由故意拖延，可他还是没能达到李勣的要求。我们据此揣测，很可能是李勣低估了实际的难处，或者因郭待封部突然断粮，李勣不得不订立一个过高的运送要求，导致刘仁愿部和新罗军尽了力也无法按时到达。有人甚至揣测，或许是李勣带着主力大军却顿兵难进，本应承担计划失败的主要责任，为了推卸过失，便拿刘仁愿和新罗人做了替罪羔羊。刘仁愿之前把百济治理得一塌糊涂，大量土地丢失，几乎被百济复国义军彻底逐出，靠着新罗人的协助和刘仁轨的增援才勉强控制一隅，其无能的表现早就令唐廷不满，因此尽管本次“失期”算不上是过失，唐廷却仍然将其流放姚州。
　　此外，大唐攻取百济是在二征高句丽之前，如果因没有分到百济土地而心怀不满，那在配合唐帝国二征时就早该发作，然而事实却与此恰恰相反。661年苏定方在平壤城下断粮，危在旦夕，向文武王哀告道：“大王军士不至，粮草不济，其危殆甚矣”，祈求对方送粮援助。运粮队深入敌境，还要抵达对方重兵拱卫的都城之下，而且运粮队行动缓慢，无法隐蔽，可谓危险重重，新罗君臣均深感为难（“皆言深入敌境输粮， 势不得达矣”），但大将金庚信见文武王为难，便挺身而出，慷慨道：“国家之事， 虽死不避， 今日是老臣尽节之日也。 当向敌国， 以副<苏>将军之意。” “十二月十日， 与副将军<仁问>·<眞服>·<良图>等九将军， 率兵载粮， 入<高句丽>之界。 壬戌正月二十三日， 至<七重河>, 人皆恐惧， 不敢先登。 <庾信>曰： ‘诸君若死， 岂合来此。’ 遂先自上船而济……至<障塞>之险， 会天寒烈， 人马疲惫， <庾信>露肩执鞭， 策马以前驱。 衆人见之， 努力奔走出汗， 不敢言寒。 遂过险“，最终成功将粮草运到了唐军营中，而归途中还遭到高句丽人的伏击，险险得脱。从上面这些援唐的细节可以看出，当时为了运这批粮秣到平壤城下，新罗人冒了极大的风险，是抱着全军覆没的决心进行地，沿途困难险阻重重，又哪里有半分拆唐朝台的样子？而仅仅几个月后，诸军会攻平壤，这些被指责为“消极怠工”的新罗军便奋勇作战，率先攻入平壤城中。
　　显而易见，对于新罗军“失期”的指责是十分武断地，不符合常情和逻辑，因此经不起推敲，恐怕只是某些史官为了遮掩己方的失败，编出来来诿过于人的谎言而已。新罗人数十年来与高句丽为敌，令其损耗了大量国力，且次次积极配合唐军伐辽，牵制了高句丽的大量兵力，可以说对唐帝国最终灭亡高句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5、攻陷平壤

　　此次会攻平壤的诸路大军表现拙劣，最终只能承认失败，四散而去；可留在辽东半岛作战的庞同善、薛仁贵两军却胜捷连连，与其它唐军形成鲜明对比。庞、薛二军此次之所以能在辽东地区表现出色，其主要原因就是这里有卖国贼泉男生率部做唐军的内应。自古以来，都是家贼最难防范，泉男生不仅熟知本国虚实，而且曾经身为泉盖苏文的正统继承人、高句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在国中影响力极强，他的投敌严重分化了高句丽的将领和官员，更给高句丽的民心和士气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此次辽东地区有很多城池都是轻松即下（如“扶馀川中四十馀城皆望风请服”），几乎见不到如之前安市城那样的顽强抵抗，这除了泉男生招降的因素之外，就是士气大受泉男生降敌所影响。连统治高层都纷纷带头倒戈， 其它人又怎会再浴血死战？而泉男建此次频频让主力部队与唐军野战，更是殊不明智，以致于金山和辽水两战折兵甚重，让本就低落的士气更加一蹶不振。
　　庞同善、高侃、薛仁贵三人在打赢金山之战后，又于668年二月末“进拔扶余（今吉林四平）”。而愚蠢的泉男建此时竟然又“遣兵五万人救扶馀城”，结果高句丽援军在行至薛贺水时，突然遭到了唐军的伏击（应该是中了围城打援之计），大败，被“斩首五千级，俘口三万”，余者溃退，至此高句丽的野战部队已然折损大半。
　　在攻克扶余后，辽东局势已然打开，三将遂率部赶往鸭绿水，增援正望河兴叹的主帅李勣。而契苾何力所部在辽水取胜后，先是“乘胜进拔八城”，随后也“会英国公李勣于鸭绿水”。此时唐军已经控制了辽东半岛的中部地区，
　　歼灭了大量高句丽调到辽东地区的野战主力，虽然辽东地区还有一多半城池尚在据险而守，但补给线已经打通，后路已稳，于是北线这四支唐军在鸭绿江前会合后，便协同南线的三支兵马，七路大军再次会攻平壤。
　　之前李勣等四路兵马围攻平壤失败，原本只能如前两次伐辽时一样，被迫无功而返，但此时的情况已然与先前大不相同。由于辽东地区有大量的高句丽兵马和城池随泉男生降唐，高句丽在辽东的野战军也在唐军和叛军的联合攻击下折损甚大，唐军此时对辽东地区的控制已然空前增强。以前唐军一旦在进攻时被某座坚城所阻，当年就来不及攻取平壤，一到冬季就不得不退兵御寒，粮秣也每次都十分紧缺。此时辽东在握，有了一个稳固的支点，便再不用从国内一直孤军深入到平壤城下；而有了辽东做后勤基地，攻打平壤时的补给难度也大大降低，严冬到来后也照样能够攻坚、野战，可谓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原王朝对寒冷遥远的高句丽无可奈何的情况。这次唐军跨严冬灭亡高句丽，关键就在于辽东地区的胜利。
　　此次七路大军会攻平壤，南线的新罗军表现尤为出色。新罗大将文颖在蛇川原重创了高句丽南线的野战部队，《金法敏致薛仁贵书》中便记载道：“蕃汉诸军，总集<蛇水>，<男建>出兵，欲决一战。<新罗>兵马，独为前锋，先破大阵”。此役之后，高句丽最后一支可堪一战的野战军也被消灭，各地守军唯有据城而守，再也无力出击。眼见大势已去，一些城池献城归降，平壤周边残存的新罗军则收缩于城中死守，六路唐军和数万新罗军很快便在平壤城下会师，完成了对平壤的合围。
　　在既存的史料中，看不到唐军第二次强渡鸭绿水的记载，似乎相当轻松，不值一提，与上次李勣顿兵江前难以寸进的尴尬场面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笔者猜测，或许是由于整体战局不利，尤其是南线的新罗人已经取得决定性的大捷，随时可以北上攻击平壤，光守住鸭绿水已经不能保障平壤城的安全，而南线的唐军和新罗军随时可以北上夹击守江部队，此时高句丽的主力已然所剩无几，一旦这支部队再覆没，局面更是不可收拾，因此泉男生才主动放弃河防，把主力撤回平壤城中，唐军不战而渡鸭绿水天险。
　　据《新唐书》卷110记载，在渡过鸭绿水后，“绩勒兵未进，何力率兵五十万先趋平壤，绩继进，攻凡七月，拔之，虏其王以献。”由此可知，即使在精锐所剩无多，城中防守力量严重不足，且外无救援的困境下，高句丽人仍然在数十万唐军的猛攻之下坚持了七个月之久，可见其坚忍顽强，可见平壤城之难下。由此我们也可揣测，如果高句丽的统治者能够奉行之前对付隋、唐的办法，将精兵都收缩于坚城平壤之内，唐军恐怕几年也打不下来，耗到最后，肯定是劳师远征的大唐先顶不住消耗，就会和之前中原王朝五次进攻高句丽时一样，顿兵城下数月，然后无功而返。此外，如果城中屯有重兵，守城者的信心自然更足，就会更加顽强，而且还具备了突然出城反击的能力，那围城唐军就很可能在衰弱疲惫之后，像662年那样，被从平壤城中杀出的高句丽人打得大败。
　　不过上面这些都是假设，事实上，此时平壤城中兵微将寡，即使面对已经疲惫的唐军，也根本无可奈何。在苦苦支撑了数月之后，情势日趋不利，国王高藏失去信心，遣使请降，但把持朝政的泉男建不肯，还又发了一回傻，竟然带着所剩不多的精兵冲出城去反击，结果自然是大败而回。此后泉男建将守城要务全都委托给亲信僧人信诚处理（估计是意气消沉，无心理事），信诚知事不可为，便被泉男生暗中策反，于668年九月十二日献城投降。
　　据《金法敏致薛仁贵书》记载：“于后<英公>更取<新罗>骁骑五百人，先入城门，遂破<平壤>，克成大功。”而《新唐书-泉男生传》中也写道：“（泉男生）使浮屠信诚内间，引高丽锐兵潜入，擒高藏。”由这两则记载可知，信诚私开城门后，泉男生带着追随自己归降的高句丽精锐士兵和五百新罗铁骑率先突入城内，城池遂破，泉男建被擒，高句丽亡国。







　　6、战争总结

　　大唐建国未久，便急急开始远征辽东，且一打就是二十三年，其间三次倾举国之力征伐，动辄出兵数十万，终于乘隙将其灭国。在此期间，唐帝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国力民力耗费无算，百姓苦不堪言，贞观年间还引发了民变和大规模的逃夫。祸不单行，这段时间中大唐境内旱灾、水灾、虫灾层出不穷，更令本就艰危的民生雪上加霜，很多地区饿殍满地。在迫不得已之下，唐廷甚至颁布了“有年十五已下不能存活者，听一切任人收养为男女，充驱使”的法定奴隶条款，鼓励有余财者蓄养奴仆，以减轻自己赈灾的压力。
　　隋朝未能攻灭高句丽，而唐朝却做到了，一些人因此认为隋军的战斗力远逊于唐军，这是一种错谬的认知，其实大隋府兵的战斗力要比唐军强出甚多。首先，与大隋作战的高句丽正处于其最强盛之时，而唐朝面对的却只是一个已和大隋两败俱伤的虚弱国家，因此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当做同一个参照物。其次，大隋征辽失败，并非因隋军的战斗力不够，而是先后受到轻敌、束缚、杨玄感兵变、国内暴民叛乱等掣肘所导致，如果不是一连串倒霉事儿接踵发生，当时的高句丽虽强，但隋朝将其灭国的可能性还是很大地。
　　唐军的战斗力十分平庸，即使面对已和隋帝国拼得虚弱不堪的高句丽，也始终无可奈何，尽管动用了数倍兵力，靠人海战术倾国而攻，前两次大规模远征却尽皆铩羽而归。而随着开国日久，唐军的战斗力本就日趋下降，由于均田制的逐渐崩解，李世民推行的府兵制也渐渐名存实亡，军中纪律败坏，四处烧杀劫掠，行径如同匪帮；而官场的腐败之风又蔓延到军中，赏罚不明，兵无斗志……可以说，668年时的唐军，已经是一群乌合之众，因此才会在之后的十几年中，接连惨败于吐蕃、契丹、后突厥等藩国，丧师数十万之众。其实唐朝原本根本奈何不了高句丽，若非运气过人，遇到对方内讧这样的好事，恐怕只能眼看着对辽东数十年的投入血本无归，一无所获地停止用兵。不过运气终究不能持久，在攻破平壤之后不到两年，唐帝国便与半岛小国新罗翻脸，双方激战七年之久，此时唐军真实的战斗力马上就暴露无遗，虽然国力和人口都数十倍于对方，但数量较少的新罗军仍然在野战中大破唐军，并将其逐出了百济故地，迫使其放弃了对半岛的扩张野心。
　　高句丽以弹丸之地，成功抵御了泱泱中国五次倾国征伐，本已元气大伤，但这个国家中的百姓民族性极强，并不容易征服。渊盖苏文政变上台，以暴政治国，但他在位时，高句丽上下却众志成城，一致对外。正是这种强烈的民族凝聚力，令这个仅有两百万人口的国家在数十年间，顶住了隋、唐两个大帝国的倾国征伐，还拖垮了强大的隋帝国；让李世民无功而返，遗恨而亡；让李治二征失败，束手无策；一度将唐帝国逼得进退维谷，尴尬万分。然而因为自身的内乱和军事指挥者的愚蠢，最终还是迎来了亡国的命运。
　　宏观来看，高句丽最终亡国有四个主要因素：一是之前大隋发动的四次进攻极大地消耗了高句丽的国力和战争潜力，长期的战争导致农耕经济被严重破坏，人口大量流失，当年的北亚强国如今已然元气大伤。二是唐帝国在正面进攻败北之后，采取了烧杀抢掠的经济战手段，这令本就民穷财匮的高句丽更是雪上加霜。而在长年的饥荒和战乱中，高句丽人的战争能力和战斗意志也日益减退。
　　第三个原因是高句丽的新任决策者泉男建庸碌无能，战略部署愚不可及，舍弃了他爹泉盖苏文一贯采用的“死守坚城，直至敌军粮尽自退”的高明手段（这种乌龟战术非常有效，从隋军到唐军都无可奈何），转而奉行一种“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白痴战略，以己之短迎敌之长，频频让较擅守城，而机动性和穿透力都相对较弱的主力部队去与唐军在平原上野战，试图在野战中击败唐军，结果葬送了大批强兵猛将，此时再想固守城池，兵力已然不足。而更致命的是，很多主力精锐悬军于外，无法及时回援平壤，导致都城空虚，最终让唐军的斩首行动得逞。根据一些细节可以揣测，直到平壤失陷，泉男建派驻于辽东地区的主力也未覆亡，只不过辽东半岛的中间地带和主要交通线均被唐军所占据，这些无力与优势唐军野战，但守城能力却很强的兵马无法退过鸭绿水，投身于平壤保卫战，这也是唐军此次能够攻克平壤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实上述的三个原因皆属次要，高句丽内乱才是其亡国的决定性因素。当泉盖苏文在世时，李世民和李治父子均对高句丽无可奈何，可内乱一发，高句丽转瞬间便为唐军所灭。在这段时间中，唐军的战斗力与日俱降，却陡然取得了之前无法企及的胜利，内乱的影响何等致命不言而喻。薛仁贵在吐蕃军和实力不及高句丽的新罗军面前都不堪一击，屡次大败亏输，却仍然能在三征高句丽时频频大胜，可见此时的高句丽已是何等虚弱。其实说白了，如今盛行的那些唐军在灭高句丽时威风凛凛的佳话，只不过是某个实力庸碌的家伙在欺负一个病人时的耀武扬威罢了。
　　卖国贼泉男生带着大量兵马和人口倒戈，献城无数，还凭借自己的旧有威望大肆招降离间，严重分化了高句丽的实力，尤其是重挫了高句丽人的斗志和信心。此外，做为前最高军政首脑，他对高句丽国内的要塞、兵力、将领关系等军事机密知根知底，各地的优势、弱点全都了然在心，得到其鼎力支持的唐军避实击虚，才得以在辽东势如破竹，频频胜捷。泉男生在国内威信甚高，与诸方势力关系良好。在他投唐后，原本抵抗强硬的许多力量都不再与唐军死磕，很多甚至追随泉男生倒戈相助唐军（比如泉男生与契丹人和靺鞨人关系密切，他倒向唐朝后，原本与高句丽守望相助的白山靺鞨也立时反戈一击），这些均为唐军灭亡高句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本章目录：

　　四、胜负的转折点----高句丽的内乱

　　五、唐帝国三征高句丽

　　1、大兵压境
　　2、唾手而得
　　3、拙劣表现
　　4、推诿责任
　　5、攻陷平壤
　　6、战争总结

　　六、毁人家园

　　1、哀鸿遍野
　　2、法西斯式统治技巧
　　3、侵略者的谎言

　　七、为人作嫁

　　八、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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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胜负的转折点----高句丽的内乱

　　大唐不惜血本，两次倾国征伐高句丽，战争的庞大成本令国内百姓怨声载道，贞观中后期还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可即使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却仍然两次无功而返。当年隋炀帝就是在三次征辽后天下大乱，最终身死国灭，前车殷鉴不远，因此在二征失败后，高宗李治为了避免重蹈杨广的覆辙，便不得不考虑到百姓的承受能力，更加上对高句丽人的坚韧顽强十分头疼，对其据守坚城的战法也束手无策，一时间便不敢再动干戈。唐朝君臣深知，此时就算再次大规模兴兵，也未必就能讨得好去，说不定表现还不如前两次。
　　然而到了超级六六大顺的666年，唐帝国幸运且侥幸地迎来了一个重大转机，得以从进退不能的尴尬中脱出。是年，威信空前、统御高明、多次以非凡才能拯救了国家的统帅泉盖苏文病死，这个铁腕的独裁者生前曾破百万隋军，又败长孙无忌、李勣、薛万彻、苏定方等大唐名将，毙王君愕和庞孝泰，声威赫赫，堪称高句丽的擎天之柱，他的死是高句丽的重大损失，而更严重的后果则是直接导致了高句丽的内乱。
　　要说这大唐的运气是真地好，虽然军事实力很一般，打谁都拿不下来，但架不住运道强，周边各国轮着内部出大问题，纷纷自行崩解，被大唐趁机轻松击灭，遂有唐军战斗力强大的假象倡行于世。大唐的宗主国东突厥原本比唐朝强大得多，是北亚霸主，连年南侵，甚至曾打到长安城下，唐军丝毫不能抵御。可突厥汗国第二年便先遭天灾，然后又被分裂出去的薛延陀打得奄奄一息，最终为唐轻松所灭。薛延陀和西突厥本也均是强国，大唐对其无可奈何，但也很快便陷入内乱，被唐轻松击破。此次攻打高句丽本来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却马上便欣逢高句丽内乱，得以实现隋、唐两代人五次倾国征伐都无法实现的目标，成功灭掉了高句丽。在超越常俗的运道之下，原本战斗力平庸的唐军，却竟然打下了广袤的疆土，在短期内建立了赫赫威名，充分证明了“运气远胜实力”才是颠扑不破的普世真理。
　　当然，唐帝国的竞争对手大多陷入内乱，除了运气的因素之外，也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从政治架构来看，唐朝是一个介于胡、汉之间的政权，在吸收了汉人的儒家文化后，虽然步兵战斗力平庸，但胡骑善战的本事总还留下几分，政治上却又有着游牧民族所不具备的中央高度集权，因此统治根基要比组织松散的游牧国家稳固得多，所以内乱爆发得比较晚，建国后一个半世纪才在安史之乱后一蹶不振。在唐帝国的对手中，只有吐蕃和新罗没有爆发大规模内乱，于是这两个对手全都重创唐帝国，令其面子和里子都丢个干净。新罗将大唐基本逐出了朝鲜半岛，而吐蕃则从唐初强盛时就开始频频痛打大唐。
　　在泉盖苏文死后，其长子泉男生接掌了父亲的权力，成为“莫离支”（类似于国相、总理兼全军统帅），继续把高句丽王高藏当做傀儡，“挟天子以令诸侯”。但局势很快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两个弟弟不服他的统治，趁其离京时联手发动政变，将他围困在国内城中，日夜攻打。在危急之下，泉男生以“莫离支”的身份率部叛国投唐，以带领麾下大量高句丽兵将和城池降唐为条件，换取大唐出兵替自己解围。
　　泉盖苏文在时，高句丽上下铁板一块，大唐对其束手无策，高宗甚至无奈地产生了放弃辽东之念。但此时见高句丽国内剧变，分崩离析，前首脑率部投诚，甘为内应，实为千载难逢之良机，便又重拾希望，决意再对辽东大举用兵。救出泉男生对唐朝意义重大，他虽然在政变后失去了大部分兵权，但麾下仍有不少亲信部队效忠，而且泉男生久掌高句丽的军政大权，不久前还是国家最高统帅，影响力举足轻重，能够有效地分化瓦解高句丽军政高层，打击其兵卒士气。与泉男生联兵后，那大唐再攻高句丽必然事半功倍。
　　有鉴于此，在666年六月，唐廷以右金吾卫将军庞同善、营州都督高侃为行军总管，出动重兵救援泉男生。泉男生派来了熟悉地形的儿子泉献诚，充当唐军的行军向导，引着唐朝侵略军杀向自己的祖国。由于内外呼应，唐军此次又已深知高句丽的虚实，这次进攻比较顺利，666年九月，“庞同善大破高丽兵，泉男生帅众与同善合。”在成功解围后，唐军与泉男生的叛国势力互为犄角，守望相助，在高句丽的辽东腹地深深扎下了一根钉子，局势陡然间变得对高句丽十分不利。眼见情势不妙，加上可能存在的内部倾轧影响，高句丽权臣、泉盖苏文的弟弟泉净土也于666年十二月向新罗和唐朝分别投降，献城十二座。
　　泉男生和泉净土等执掌重权、威望素著的统治高层先后率部降唐，令原本上下一心的高句丽陷入了严重的分裂之中，形势急转直下。唐廷见有机可乘，遂决意抽调举国兵马，第三次大举攻伐高句丽。






　　五、唐帝国三征高句丽

　　1、大兵压境

　　唐帝国第三次大规模入侵高句丽的军事行动于666年十二月拉开帷幕，此役大唐出动了前所未有的庞大兵力，据《旧唐书-契苾何力传》记载：“勣顿军于鸭绿栅，何力引蕃汉兵五十万先临平壤。”而在《新唐书-列传第三十五》中也记载：“绩勒兵未进，何力率兵五十万先趋平壤”，由这两则记载可知，仅契苾何力统率的前军就多达五十万人，李勣亲率的中军人数不确。此外，郭待封统水军自半岛南部登陆，配合北线军团夹击平壤；刘仁愿统军从百济故地向北进攻；新罗军亦出重兵配合，依前几次配合大唐伐辽时的出兵情况来看，兵力当在五万以上；而在辽东腹地还有众多效忠于泉男生的部队，也与唐军里应外合。唐帝国鉴于之前数次伐辽均无功而返，此次出动了规模空前的重兵，粗略一计，仅郭待封、新罗、泉男生、刘仁愿四支配合力量，就至少有十几万兵马，再加上主帅李勣麾下的中军，以及契苾何力统领的五十万前军，此次进攻高句丽的军队少说也有七十多万，其中唐军自身就超过了六十万，可谓倾尽举国之力。
　　和李世民首次征辽时一样，此战的最高统帅还是名将李勣，多半是高宗对苏定方二征高句丽时的拙劣表现并不满意，所以被迫起用了已经老迈年高的李勣。由史书上叙述的行军和做战情况可知，此次唐军的整体战略规划是北线主力先取辽东，再强渡鸭绿水，然后与南线几支部队合击平壤。
　　在辽东战场上，北线唐军的第一场硬仗便是攻取新城。新城是高句丽重镇，紧靠辽水，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李勣便曾对诸将说：“新城，高丽西边要害，不先得之，馀城未易取也”，于是倾力而攻。然而如此要隘高句丽人自然也会重点固守，所以唐朝大军刚刚出师便遭遇当头一棒。据《新唐书-东夷传》记载，唐军于667年正月对新城发起猛攻，却屡屡受挫，一直到九月中旬，历时八个多月，数十万大军仍然顿于城下，难以寸进。大唐此次不计代价倾国而来，志在必得，可此时却似乎又要重蹈当年唐太宗的覆辙。可就在唐军将帅们苦恼无奈之际，“城人师夫仇等缚城主开门降”（《资治通鉴》卷201），唐军遂克新城。
　　在既存的史料中，并未提及内奸献城的原因，但按常情分析不外三者。一是高句丽内乱，人心动荡，在前首脑泉男生带头降敌后，各地将领的忠义之心大减，已经没有了当年抗击李世民大军时众志成城般的斗志。第二种可能则是内奸为泉男生羽翼，伺机献城。第三个原因则是，唐军旷日持久地攻打，城中的境况越来越困难，部分将领失去信心，为自保而投敌。而最大的可能则是三个因素兼具，相辅相成。
　　据《新唐书-契苾何力传》记载：“已拔新城，留何力守。时高丽兵十五万屯辽水，引靺鞨数万众据南苏城，何力奋击，破之，斩首万级，乘胜进拔八城。”由此可知，尽管叛徒献城之举，将唐军从困境中解救而出，但高句丽在辽东的野战主力却并未折损，否则依托辽水阻击的高句丽军就不会有十五万人之多了。由于在辽东腹地的国内城一带已经跟随泉男生叛国投唐，因此这十五万大军处在腹背受敌的状态，形势不利，契苾何力统军击败之，斩首万余。





　　2、唾手而得

　　在渡过辽水后，唐军兵分四路。契苾何力率军留守新城，与新城附近的高句丽野战部队对峙，在半途建立一个支点；主帅李勣则亲率一支大军攻向鸭绿水；而庞同善和高侃则率另一路兵马前往国内城，准备与泉男生的军队会合，并接管他控制下的城池；薛仁贵则奉命统率一支精兵，在后面策应庞、高二人。
　　据《旧唐书》卷87记载：“乾封初，高丽大将泉男生率众内附，高宗遣将军庞同善、高侃等迎接之。男生弟男建率国人逆击同善等，诏仁贵统兵为后援。同善等至新城，夜为贼所袭。仁贵领骁勇赴救，斩首数百级。同善等又进至金山，为贼所败，高丽乘胜而进。仁贵横击之，贼众大败，斩首五万余级。遂拔其南苏、木底、苍岩等三城，始与男生相会。”
　　由上面的记载可知，667年十月，庞同善、高侃所部先在新城附近遭袭，落入需要“赴救”的困境，最后被薛仁贵救出。二人随后又率部行至金山，在此地遭到了高句丽在辽东地区的野战主力的攻击，唐军大败，落荒而逃，高句丽大军乘胜追击（“高丽鼓而进，锐甚”），三面合围。高宗曾言：“金山大阵，凶党实繁”，可见此时唐军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庞同善和高侃均是唐军中的大将，在辽东前线探查战况的侍御史贾言忠回朝后曾向高宗禀奏：“薛仁贵勇冠三军；庞同善虽不善斗，而持军严整”，说明薛仁贵只擅个人勇武，而庞同善尽管单兵战斗力低下，但统军有方。此次高句丽人能让颇有韬略的庞同善部陷入危境，说明唐军在野战中也并无绝对优势，若非此次征辽兵力十倍于对方，未必就能吃得下已经大幅衰微的高句丽。
　　就在庞同善部岌岌可危之际，薛仁贵再次率军急援，“击虏断为二，众即溃”。高句丽军本已占据上风，却没料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陷入混战后，突然遭到另一支新锐唐军的突然打击，阵型不当，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抵抗，结果被薛仁贵部精骑切为两半，旋即崩溃，被斩首五万余级。此次唐军转败为胜，一方面是因为具有数量上的优势，所以游刃有余；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薛仁贵出现的时机选得不错，屡收“黄雀在后”之利。此外，在《新唐书-薛仁贵传》中，将金山大捷的战果记为“斩馘五千”，与《旧唐书》中“斩首五万余级”的记载不符，可能是《新唐书》的编撰者认为《旧唐书》中“五万”这一数字失实，因此做了校正。
　　金山之战重创了高句丽在辽东的野战部队，之后诸将乘胜东进。据《资治通鉴》卷201记载：“拔南苏、木底、苍岩三城，与泉男生军合”，这则记载颇有惑众性，很多人看后都误认为这三座城池是被唐军攻克地，其实大谬不然，《新唐书-泉男生传》中记述了真相：“（泉男生）举哥勿、南苏、旨岩等城以降……”
　　泉男生在高句丽国内威望极高，有很多兵将都向其效忠。他先招降了南苏、木底、苍岩三城，随后又带着自己控制下的国内城、丸都山城、哥勿城等六座城池、以及十余万户百姓降唐，唐军自此便在辽东中部这块敌国腹地上得到了一个根据地。而更大的收获在于，当时“靺鞨数万据南苏城”，因此这数万靺鞨兵也随泉男生倒戈投唐了，在《新唐书-泉男生传》中也记载：“（泉男生）率其众与契丹、靺鞨兵内附”，这对兵力本就处于劣势的高句丽而言不啻是一记致命重创。






　　3、拙劣表现

　　数量庞大的唐军远征在外，日耗无算，国力势必难以持久支撑，因此整个行动计划的核心就是要速战速决，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采用斩首行动，先以主力直捣平壤，击毁其统治中枢。于是在攻克新城之后，李勣率唐军主力向鸭绿水挺进，这也是唐军此次的核心进攻，庞同善和契苾何力麾下的两路唐军在宏观层面上均是其辅助者，战略意图是先消灭辽东地区的高句丽主力，保障一条直通平壤的补给线，随后也要赶往鸭绿水助战。
　　不过在他们赶来之前，杀至鸭绿水的李勣也并非孤军作战，郭待封统大唐水军已自南线登陆，配合他夹击平壤。而按照计划，郭待封本应还得到另外两支军队的辅助。据《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记载，667年七月，“<高宗>命<刘仁愿>、<金仁泰>从<卑列道>，又征我兵，从<多谷>、<海谷>二道，以会<平壤>。”即征调了驻扎百济的唐军自南面出击，而新罗也派出数万大军北进配合。如果用宏观视角观察占据，此时有三支唐军在辽东做战，有四路大军正同时合围平壤，唐军此次多路用兵，分进合击，可谓将兵力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李勣的进攻并不顺利，表现乏善可陈。原本高句丽对鸭绿水的防守并不严整，唐军的行军管记元万顷在写《檄高丽文》的时候，还曾经据此贬低泉男建不通军事，说他“不知守鸭绿之险”，结果反倒提醒了对方，泉男建迅速派兵加强了鸭绿水的守备，还回复唐军道：“谨闻命矣”，狠狠地调侃了大唐一把。等到李勣率军抵达鸭绿水后，发觉对岸守备森严，根本无法强渡，只得望河兴叹。高宗听闻此事后，勃然大怒，流放元万顷于岭南。
　　李勣受阻于鸭绿水前，无法继续向平壤挺进，便指望郭待封部能有所建树，即使无法独立打下平壤，也最好能接应一下自己渡江；或者向平壤施压，迫使鸭绿水对岸的敌人分兵救援。然而他万万没有料到，郭待封部的表现竟然还远不如他自己。据《资治通鉴》卷201记载：“郭待封以水军自别道趣平壤，勣遣别将冯师本载粮仗以资之。师本船破，失期，待封军中饥窘，欲作书与勣，恐为虏所得，知其虚实，乃作离合诗以与勣。勣怒曰：‘军事方急，何以诗为？必斩之！’”
　　由上面的记载可知，负责运粮的冯师本因船破而失期，导致郭待封部缺粮，郭待封被迫向李勣求援，因怕信落入高句丽人之手，暴露了己方弱点，就写了一首离合诗以遮掩。结果李勣这个大老粗根本看不懂什么离合诗，一见信便大怒道，军情紧张，还写什么诗，非斩了这个家伙不可。由这则记载我们也可看出，由于军事进展不顺利，此时的李勣已经快要抓狂了。
　　不过李勣毕竟已是八旬老翁，人生阅历丰富，最终还是明白了郭待封部已陷入缺粮的窘境（也许是受身边参谋提点），便遣使催促刘仁愿和新罗军快速向平壤挺进，并令新罗人向唐军提供粮草。此时金法敏正率大军围攻七重城，十月二日接到命令后就停止了攻城，转而护送粮草赶赴平壤一带。由于时间仓促，刘仁愿部唐军和新罗军都失了期，等赶到平壤附近时，郭待封部已经因绝粮而被迫撤退，于是辛辛苦苦兼程赶来的这两支策应部队只得又灰溜溜地撤走，而眼巴巴等在鸭绿水边的李勣也仍然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水面，大唐攻取平壤的计划至此无疾而终。





　　4、推诿责任

　　此次四路大军会攻平壤，具体作为各有不同，但表现却同样拙劣，中枢指挥混乱，各部间又毫无配合，整幕进攻如同一场闹剧，最终惨淡收场实在半点不足为奇。可在如今的主流说法中，却将计划泡汤的主要责任归咎于新罗人消极不前，指责其“失军期”，认为由于唐、罗合力攻取百济后，唐朝独占了百济故地，新罗却没有得到好处，因此此次就有意消极怠工。
　　笔者认为，持此说法者显然是在诿过于人。此次会攻平壤的主力是李勣所率领的唐军，这支部队先是犯下提醒敌人加强守备的愚蠢错误，之后又没有能力强渡鸭绿水，才只好望河兴叹，反倒开始指望几支偏师建功，而这三支偏师原本是配合他做战地。如今不追究主攻者的责任，却把责任全推给偏师，而且还是某一支偏师，未免太过有失公允。其实新罗军此次的表现相当不错，态度可以说是非常积极，不仅国王金法敏亲统数万大军出师，九月就进至汉城，是第一支抵达战场的部队，然而由于南线另外两路唐军都进展缓慢，李勣所率的唐军主力更是受阻鸭绿水难以寸进，所以才无法会攻平壤。在这种情况下，新罗人不敢孤军逗留，也并未呆呆地死等，而是积极地去独立攻打七重城，作战显然并不消极。某些人竟然指责第一支到达战场的军队失期，这又是何等荒诞可笑的逻辑。
　　更何况，此次驻扎百济的刘仁愿部也同样失了军期。如果说新罗人还有可能因心中不满而怠工，刘仁愿却没有任何理由故意拖延，可他还是没能达到李勣的要求。我们据此揣测，很可能是李勣低估了实际的难处，或者因郭待封部突然断粮，李勣不得不订立一个过高的运送要求，导致刘仁愿部和新罗军尽了力也无法按时到达。有人甚至揣测，或许是李勣带着主力大军却顿兵难进，本应承担计划失败的主要责任，为了推卸过失，便拿刘仁愿和新罗人做了替罪羔羊。刘仁愿之前把百济治理得一塌糊涂，大量土地丢失，几乎被百济复国义军彻底逐出，靠着新罗人的协助和刘仁轨的增援才勉强控制一隅，其无能的表现早就令唐廷不满，因此尽管本次“失期”算不上是过失，唐廷却仍然将其流放姚州。
　　此外，大唐攻取百济是在二征高句丽之前，如果因没有分到百济土地而心怀不满，那在配合唐帝国二征时就早该发作，然而事实却与此恰恰相反。661年苏定方在平壤城下断粮，危在旦夕，向文武王哀告道：“大王军士不至，粮草不济，其危殆甚矣”，祈求对方送粮援助。运粮队深入敌境，还要抵达对方重兵拱卫的都城之下，而且运粮队行动缓慢，无法隐蔽，可谓危险重重，新罗君臣均深感为难（“皆言深入敌境输粮， 势不得达矣”），但大将金庚信见文武王为难，便挺身而出，慷慨道：“国家之事， 虽死不避， 今日是老臣尽节之日也。 当向敌国， 以副<苏>将军之意。” “十二月十日， 与副将军<仁问>·<眞服>·<良图>等九将军， 率兵载粮， 入<高句丽>之界。 壬戌正月二十三日， 至<七重河>, 人皆恐惧， 不敢先登。 <庾信>曰： ‘诸君若死， 岂合来此。’ 遂先自上船而济……至<障塞>之险， 会天寒烈， 人马疲惫， <庾信>露肩执鞭， 策马以前驱。 衆人见之， 努力奔走出汗， 不敢言寒。 遂过险“，最终成功将粮草运到了唐军营中，而归途中还遭到高句丽人的伏击，险险得脱。从上面这些援唐的细节可以看出，当时为了运这批粮秣到平壤城下，新罗人冒了极大的风险，是抱着全军覆没的决心进行地，沿途困难险阻重重，又哪里有半分拆唐朝台的样子？而仅仅几个月后，诸军会攻平壤，这些被指责为“消极怠工”的新罗军便奋勇作战，率先攻入平壤城中。
　　显而易见，对于新罗军“失期”的指责是十分武断地，不符合常情和逻辑，因此经不起推敲，恐怕只是某些史官为了遮掩己方的失败，编出来来诿过于人的谎言而已。新罗人数十年来与高句丽为敌，令其损耗了大量国力，且次次积极配合唐军伐辽，牵制了高句丽的大量兵力，可以说对唐帝国最终灭亡高句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5、攻陷平壤

　　此次会攻平壤的诸路大军表现拙劣，最终只能承认失败，四散而去；可留在辽东半岛作战的庞同善、薛仁贵两军却胜捷连连，与其它唐军形成鲜明对比。庞、薛二军此次之所以能在辽东地区表现出色，其主要原因就是这里有卖国贼泉男生率部做唐军的内应。自古以来，都是家贼最难防范，泉男生不仅熟知本国虚实，而且曾经身为泉盖苏文的正统继承人、高句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在国中影响力极强，他的投敌严重分化了高句丽的将领和官员，更给高句丽的民心和士气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此次辽东地区有很多城池都是轻松即下（如“扶馀川中四十馀城皆望风请服”），几乎见不到如之前安市城那样的顽强抵抗，这除了泉男生招降的因素之外，就是士气大受泉男生降敌所影响。连统治高层都纷纷带头倒戈， 其它人又怎会再浴血死战？而泉男建此次频频让主力部队与唐军野战，更是殊不明智，以致于金山和辽水两战折兵甚重，让本就低落的士气更加一蹶不振。
　　庞同善、高侃、薛仁贵三人在打赢金山之战后，又于668年二月末“进拔扶余（今吉林四平）”。而愚蠢的泉男建此时竟然又“遣兵五万人救扶馀城”，结果高句丽援军在行至薛贺水时，突然遭到了唐军的伏击（应该是中了围城打援之计），大败，被“斩首五千级，俘口三万”，余者溃退，至此高句丽的野战部队已然折损大半。
　　在攻克扶余后，辽东局势已然打开，三将遂率部赶往鸭绿水，增援正望河兴叹的主帅李勣。而契苾何力所部在辽水取胜后，先是“乘胜进拔八城”，随后也“会英国公李勣于鸭绿水”。此时唐军已经控制了辽东半岛的中部地区，
　　歼灭了大量高句丽调到辽东地区的野战主力，虽然辽东地区还有一多半城池尚在据险而守，但补给线已经打通，后路已稳，于是北线这四支唐军在鸭绿江前会合后，便协同南线的三支兵马，七路大军再次会攻平壤。
　　之前李勣等四路兵马围攻平壤失败，原本只能如前两次伐辽时一样，被迫无功而返，但此时的情况已然与先前大不相同。由于辽东地区有大量的高句丽兵马和城池随泉男生降唐，高句丽在辽东的野战军也在唐军和叛军的联合攻击下折损甚大，唐军此时对辽东地区的控制已然空前增强。以前唐军一旦在进攻时被某座坚城所阻，当年就来不及攻取平壤，一到冬季就不得不退兵御寒，粮秣也每次都十分紧缺。此时辽东在握，有了一个稳固的支点，便再不用从国内一直孤军深入到平壤城下；而有了辽东做后勤基地，攻打平壤时的补给难度也大大降低，严冬到来后也照样能够攻坚、野战，可谓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原王朝对寒冷遥远的高句丽无可奈何的情况。这次唐军跨严冬灭亡高句丽，关键就在于辽东地区的胜利。
　　此次七路大军会攻平壤，南线的新罗军表现尤为出色。新罗大将文颖在蛇川原重创了高句丽南线的野战部队，《金法敏致薛仁贵书》中便记载道：“蕃汉诸军，总集<蛇水>，<男建>出兵，欲决一战。<新罗>兵马，独为前锋，先破大阵”。此役之后，高句丽最后一支可堪一战的野战军也被消灭，各地守军唯有据城而守，再也无力出击。眼见大势已去，一些城池献城归降，平壤周边残存的新罗军则收缩于城中死守，六路唐军和数万新罗军很快便在平壤城下会师，完成了对平壤的合围。
　　在既存的史料中，看不到唐军第二次强渡鸭绿水的记载，似乎相当轻松，不值一提，与上次李勣顿兵江前难以寸进的尴尬场面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笔者猜测，或许是由于整体战局不利，尤其是南线的新罗人已经取得决定性的大捷，随时可以北上攻击平壤，光守住鸭绿水已经不能保障平壤城的安全，而南线的唐军和新罗军随时可以北上夹击守江部队，此时高句丽的主力已然所剩无几，一旦这支部队再覆没，局面更是不可收拾，因此泉男生才主动放弃河防，把主力撤回平壤城中，唐军不战而渡鸭绿水天险。
　　据《新唐书》卷110记载，在渡过鸭绿水后，“绩勒兵未进，何力率兵五十万先趋平壤，绩继进，攻凡七月，拔之，虏其王以献。”由此可知，即使在精锐所剩无多，城中防守力量严重不足，且外无救援的困境下，高句丽人仍然在数十万唐军的猛攻之下坚持了七个月之久，可见其坚忍顽强，可见平壤城之难下。由此我们也可揣测，如果高句丽的统治者能够奉行之前对付隋、唐的办法，将精兵都收缩于坚城平壤之内，唐军恐怕几年也打不下来，耗到最后，肯定是劳师远征的大唐先顶不住消耗，就会和之前中原王朝五次进攻高句丽时一样，顿兵城下数月，然后无功而返。此外，如果城中屯有重兵，守城者的信心自然更足，就会更加顽强，而且还具备了突然出城反击的能力，那围城唐军就很可能在衰弱疲惫之后，像662年那样，被从平壤城中杀出的高句丽人打得大败。
　　不过上面这些都是假设，事实上，此时平壤城中兵微将寡，即使面对已经疲惫的唐军，也根本无可奈何。在苦苦支撑了数月之后，情势日趋不利，国王高藏失去信心，遣使请降，但把持朝政的泉男建不肯，还又发了一回傻，竟然带着所剩不多的精兵冲出城去反击，结果自然是大败而回。此后泉男建将守城要务全都委托给亲信僧人信诚处理（估计是意气消沉，无心理事），信诚知事不可为，便被泉男生暗中策反，于668年九月十二日献城投降。
　　据《金法敏致薛仁贵书》记载：“于后<英公>更取<新罗>骁骑五百人，先入城门，遂破<平壤>，克成大功。”而《新唐书-泉男生传》中也写道：“（泉男生）使浮屠信诚内间，引高丽锐兵潜入，擒高藏。”由这两则记载可知，信诚私开城门后，泉男生带着追随自己归降的高句丽精锐士兵和五百新罗铁骑率先突入城内，城池遂破，泉男建被擒，高句丽亡国。







　　6、战争总结

　　大唐建国未久，便急急开始远征辽东，且一打就是二十三年，其间三次倾举国之力征伐，动辄出兵数十万，终于乘隙将其灭国。在此期间，唐帝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国力民力耗费无算，百姓苦不堪言，贞观年间还引发了民变和大规模的逃夫。祸不单行，这段时间中大唐境内旱灾、水灾、虫灾层出不穷，更令本就艰危的民生雪上加霜，很多地区饿殍满地。在迫不得已之下，唐廷甚至颁布了“有年十五已下不能存活者，听一切任人收养为男女，充驱使”的法定奴隶条款，鼓励有余财者蓄养奴仆，以减轻自己赈灾的压力。
　　隋朝未能攻灭高句丽，而唐朝却做到了，一些人因此认为隋军的战斗力远逊于唐军，这是一种错谬的认知，其实大隋府兵的战斗力要比唐军强出甚多。首先，与大隋作战的高句丽正处于其最强盛之时，而唐朝面对的却只是一个已和大隋两败俱伤的虚弱国家，因此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当做同一个参照物。其次，大隋征辽失败，并非因隋军的战斗力不够，而是先后受到轻敌、束缚、杨玄感兵变、国内暴民叛乱等掣肘所导致，如果不是一连串倒霉事儿接踵发生，当时的高句丽虽强，但隋朝将其灭国的可能性还是很大地。
　　唐军的战斗力十分平庸，即使面对已和隋帝国拼得虚弱不堪的高句丽，也始终无可奈何，尽管动用了数倍兵力，靠人海战术倾国而攻，前两次大规模远征却尽皆铩羽而归。而随着开国日久，唐军的战斗力本就日趋下降，由于均田制的逐渐崩解，李世民推行的府兵制也渐渐名存实亡，军中纪律败坏，四处烧杀劫掠，行径如同匪帮；而官场的腐败之风又蔓延到军中，赏罚不明，兵无斗志……可以说，668年时的唐军，已经是一群乌合之众，因此才会在之后的十几年中，接连惨败于吐蕃、契丹、后突厥等藩国，丧师数十万之众。其实唐朝原本根本奈何不了高句丽，若非运气过人，遇到对方内讧这样的好事，恐怕只能眼看着对辽东数十年的投入血本无归，一无所获地停止用兵。不过运气终究不能持久，在攻破平壤之后不到两年，唐帝国便与半岛小国新罗翻脸，双方激战七年之久，此时唐军真实的战斗力马上就暴露无遗，虽然国力和人口都数十倍于对方，但数量较少的新罗军仍然在野战中大破唐军，并将其逐出了百济故地，迫使其放弃了对半岛的扩张野心。
　　高句丽以弹丸之地，成功抵御了泱泱中国五次倾国征伐，本已元气大伤，但这个国家中的百姓民族性极强，并不容易征服。渊盖苏文政变上台，以暴政治国，但他在位时，高句丽上下却众志成城，一致对外。正是这种强烈的民族凝聚力，令这个仅有两百万人口的国家在数十年间，顶住了隋、唐两个大帝国的倾国征伐，还拖垮了强大的隋帝国；让李世民无功而返，遗恨而亡；让李治二征失败，束手无策；一度将唐帝国逼得进退维谷，尴尬万分。然而因为自身的内乱和军事指挥者的愚蠢，最终还是迎来了亡国的命运。
　　宏观来看，高句丽最终亡国有四个主要因素：一是之前大隋发动的四次进攻极大地消耗了高句丽的国力和战争潜力，长期的战争导致农耕经济被严重破坏，人口大量流失，当年的北亚强国如今已然元气大伤。二是唐帝国在正面进攻败北之后，采取了烧杀抢掠的经济战手段，这令本就民穷财匮的高句丽更是雪上加霜。而在长年的饥荒和战乱中，高句丽人的战争能力和战斗意志也日益减退。
　　第三个原因是高句丽的新任决策者泉男建庸碌无能，战略部署愚不可及，舍弃了他爹泉盖苏文一贯采用的“死守坚城，直至敌军粮尽自退”的高明手段（这种乌龟战术非常有效，从隋军到唐军都无可奈何），转而奉行一种“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白痴战略，以己之短迎敌之长，频频让较擅守城，而机动性和穿透力都相对较弱的主力部队去与唐军在平原上野战，试图在野战中击败唐军，结果葬送了大批强兵猛将，此时再想固守城池，兵力已然不足。而更致命的是，很多主力精锐悬军于外，无法及时回援平壤，导致都城空虚，最终让唐军的斩首行动得逞。根据一些细节可以揣测，直到平壤失陷，泉男建派驻于辽东地区的主力也未覆亡，只不过辽东半岛的中间地带和主要交通线均被唐军所占据，这些无力与优势唐军野战，但守城能力却很强的兵马无法退过鸭绿水，投身于平壤保卫战，这也是唐军此次能够攻克平壤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实上述的三个原因皆属次要，高句丽内乱才是其亡国的决定性因素。当泉盖苏文在世时，李世民和李治父子均对高句丽无可奈何，可内乱一发，高句丽转瞬间便为唐军所灭。在这段时间中，唐军的战斗力与日俱降，却陡然取得了之前无法企及的胜利，内乱的影响何等致命不言而喻。薛仁贵在吐蕃军和实力不及高句丽的新罗军面前都不堪一击，屡次大败亏输，却仍然能在三征高句丽时频频大胜，可见此时的高句丽已是何等虚弱。其实说白了，如今盛行的那些唐军在灭高句丽时威风凛凛的佳话，只不过是某个实力庸碌的家伙在欺负一个病人时的耀武扬威罢了。
　　卖国贼泉男生带着大量兵马和人口倒戈，献城无数，还凭借自己的旧有威望大肆招降离间，严重分化了高句丽的实力，尤其是重挫了高句丽人的斗志和信心。此外，做为前最高军政首脑，他对高句丽国内的要塞、兵力、将领关系等军事机密知根知底，各地的优势、弱点全都了然在心，得到其鼎力支持的唐军避实击虚，才得以在辽东势如破竹，频频胜捷。泉男生在国内威信甚高，与诸方势力关系良好。在他投唐后，原本抵抗强硬的许多力量都不再与唐军死磕，很多甚至追随泉男生倒戈相助唐军（比如泉男生与契丹人和靺鞨人关系密切，他倒向唐朝后，原本与高句丽守望相助的白山靺鞨也立时反戈一击），这些均为唐军灭亡高句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