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另眼看历史----浅析唐帝国对朝鲜半岛发动的三十一年战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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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目录：
二、百济的亡国与复国运动
1、大唐国策的改变
2、古国百济的灭亡
3、打家劫舍的大唐府兵
4、义军蜂起
5、新罗人的救援
6、大唐的狗屎运
7、义军授首
三、唐高宗二征高句丽
1、大举进攻
2、镇压铁勒
3、急转直下
4、束手无策
二、百济的亡国与复国运动
1、大唐国策的改变
李世民征辽失败，令唐帝国放弃了一举攻陷辽东的臆想，被迫开始稳扎稳打，最明显的改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骚扰破坏战术替代强攻，第二个就是大幅调整了对新罗的态度。此前新罗在被高句丽和新罗夹击时，曾多次请求唐帝国出兵援助，但李世民却仅仅是搞些下诏、遣使之类的表面文章，毫无实际作用。笔者认为，太宗起初未尝没有让高句丽和新罗内耗，然后自己再出兵将其全部荡平，尽据朝鲜半岛的想法，因此始终乐于看到双方两败俱伤，然而一征高句丽铩羽而归的惨痛教训却又令他不得不开始正视这个顽强的对手，于是之后便空前重视对新罗的扶持。这一方面是为了借助新罗的力量来夹击高句丽；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在半岛南部开辟一个南攻高句丽的前进基地、一个稳定的补给后方，好为海军日后自南线夹击高句丽创造条件。对新罗的扶持其实并不符合李世民的初衷，不仅不能趁机将其削弱，这种合作关系的建立还令唐帝国在灭高句丽后，不好立时翻脸对新罗下手。
李世民伐辽时，曾令藩属国百济和新罗助攻高句丽，但这两家的回应却迥然不同。由于利益一致，新罗人积极响应，据《旧唐书-新罗传》记载：“新罗遣大臣领兵五万人，入高丽南界，攻水口城，降之”，说明其出动五万之众，倾国北上配合。不过新罗军在攻陷水口城后，却未能再取得其它战果，原因在《三国史记》卷5中可略见端倪（“太宗亲征高句丽，王发兵三万以助之，百济乘虚袭取国西七城”），由此也能看出百济此次坚定地站在了大唐的对立面，与高句丽精诚团结，守望相助。其实大唐虽然号称是总领诸藩的宗主国，实际上却只不过是一个名义上的领袖，对麾下藩属并无号令的能力，这些藩国平日朝贡称臣，不过是放低姿态捞点实际好处，无关痛痒的小事上给大唐一个面子，利益一致时也能积极响应，但一遇到大是大非，利益攸关，便会马上撕破面皮，立场鲜明地跳起来作对，大唐通常也对其无可奈何。
虽然新罗此次仅下高句丽一城，但不过是受百济影响，但其与百济相互牵制，令百济无法与高句丽合作共击唐军，所以还是有很大的作用地。对于唐帝国而言，如果百济覆灭，就能将新罗军从与百济的对峙中解放出来，从而更好地配合自己夹击高句丽。而更重要的是，在占据百济之地后，唐军将在半岛上取得一个能够直接控制的基地，行军和补给的负担必将大大减轻。因此唐廷在一征失败之后，便决意在攻取高句丽之前，先行将百济铲除，为自己二伐高句丽做好铺垫。据《旧唐书-刘仁轨传》记载，刘仁轨曾言：“主上欲吞灭高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明确地从战略层面说出了大唐灭亡百济的真正目的。
2、古国百济的灭亡
李世民含恨而终后，唐帝国暂停了对高句丽的军事行动，以缓解国内艰危的民生，让太宗治下痛苦不堪的百姓得以休养生息，这说明高宗李治还算得上是一位能够体恤民情、审时度势的帝王。当然，李治没有立即就对辽东用兵，除了民生的压力之外，也是因为一时无从下手，然而半岛三国彼此不和，内讧不绝，很快便为唐帝国的再次入侵提供了契机。
由于新罗在李世民征辽时鼎力助其作战，与高句丽和百济的矛盾更加激化，于是在唐帝国撤军后便遭到了两国变本加厉的报复。655年，百济和高句丽再次联合攻打新罗，百济夺其三十余城，新罗向大唐求援，唐廷遂决意趁机介入朝鲜半岛。经过周密准备，高宗以名将苏定方为帅，于660年出动水、陆大军十余万攻伐百济（在《三国史记》中记为十三万，《资治通鉴》中记为十万，《三国遗事》中记为十二万三千），新罗则出动精兵五万配合，三路大军共伐百济。
由于百济的兵力远不及唐、罗联军，加上百济国王扶余义慈被唐廷释出的烟幕所迷惑，误以为唐军此次只是要借道进攻高句丽的西南腹地，因此并未坚决抵抗，错过了拒敌于海岸线前的最佳御敌时机，唐军在安然登陆后大举进攻，发动了一场直捣其国都的闪电战，猝不及防的百济军一败如水，屯驻各地的百济兵将亦不及赴援，联军仅用十日便攻入了百济国都泗沘城，拥有近六百年历史的古国百济为唐所灭。
百济此次亡国，与其一直首鼠两端、心存侥幸不无关系。大唐的国力和人口远胜高句丽，但百济却在双方决战的关键时候站在高句丽一边，而不是按常理去投靠唐朝，就是因为看出了唐帝国的野心，知道唇亡齿寒，高句丽一旦亡国，唐军趁势而下，整个半岛就将全部沦陷。然而尽管扶余义慈聪明地看穿了局势，却又不愿正撼唐军锋锐，妄想着靠外交斡旋等手段与唐朝维系住表面的藩属关系，让唐帝国始终把军事重心放在高句丽身上，拿高句丽当挡箭牌。正因如此，扶余义慈才会一面扯唐朝的助手新罗的后腿，一面还对唐朝称臣纳贡，后来被大唐的外交烟雾所欺骗，没有坚决抵抗唐军的登陆，结果被打得猝不及防，都是这种侥幸心理在作祟。
在统治中心被摧毁后，百济军民在心理上遭受了沉重打击，大多失去了斗志，纷纷向唐军投降，百济全境很快就被平定，唐帝国在其地设县驻军，正式开始施行统治。然而这种“斩首行动”虽然迅速地击垮了对手，却未能彻底摧垮其地方武装势力，因此唐帝国在百济的统治浮于表面，存在着极大的隐患。如果唐帝国能够善待降附百姓，妥善施政，凭借十几万兵马之威，或许还能勉强维持统治，然而唐军军纪素来败坏，在百济故地上为非作歹，戕害百姓，终于激起了规模宏大的农民起义。
3、打家劫舍的大唐府兵
随着开国之后日甚一日的土地兼并，唐初的均田制逐渐崩解，府兵们大多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全家老小的生活，皆靠在战争中打家劫舍而来，因此唐军士卒都是抱着“打赢了捞一票”的心态来到百济地，而唐军素来军风不正，连皇帝李世民都明目张胆地鼓励手下屠城、劫掠百姓，以此来鼓舞士气（如攻白岩城时），下面的将领自然更是大加纵容，再加上征服者自发的骄纵和大国欺负小国惯例的鼓舞，十几万大唐兵将便放心大胆地在百济故地上恣意烧杀奸淫，掳掠财物。据《旧唐书》卷109记载：“显庆五年，苏定方讨平百济，常之率所部随例送降款。时定方絷左王及太子隆等，仍纵兵劫掠，丁壮者多被戮。”
做为侵略者，大唐本就无法让刚刚亡国的百济遗民们归心，大部分人都处于敢怒而不敢言的敏感状态，可就在这种情势下，苏定方等将领非但不肯约束部下，收拢人心，反倒纵容麾下军卒四处劫掠，于是本就军纪败坏的唐军士卒在上官的默许下，变得分外残狠贪暴，四处抢劫破坏，等到十几万唐军回国时，百济已然白骨盈野，一片凋敝。
在百济人眼中，唐军就是无恶不做的异族侵略军，而苏定方就是领头的杀人魔王、邪恶化身。其实百济惨状的出现，并非缘自苏定方个人的道德问题，656年王文度在西域倡议屠戮数千家前来归附的无辜百姓时，众将皆赞同或沉默，唯有苏定方出言阻止（“如此乃自为贼耳，何名伐叛！”）虽然他最终未能阻止那场暴行，但当唐军杀尽这数千家无辜的百姓后，众将“分其财，独定方不受”，可见苏定方尚算是唐军将领中持身较正者，尚有一丝良心未泯。不过四年前的那个苏定方此时已然蜕变，也已经开始默许甚至支持麾下军卒荼毒百姓，此时残虐百姓早已成为军中常例，没有哪位将领敢于阻止士兵们的兽行，苏定方也不敢挡大家的财路，否则引发兵变都有可能。
由苏定方的蜕变能够看出，大唐府兵的军风军纪下堕极快，在短短几年中便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军纪的迅速败坏源于唐廷一贯奉行功利作风，只要打了胜仗，那道德沦丧、抛却良知、由军变贼、烧杀抢掠、淫辱妇人都无所谓。对于士兵们在境外（甚至是羁縻州和新夺占的领土上）向已经降顺的百姓施加的暴行，从最高位的皇帝开始，就睁一眼闭一眼，大加包庇纵容，上梁不正下梁歪，军中将领自然更是乐得放任，最终一发而不可收拾，兵卒们恶习已成，谁都无力再约束手下，于是唐军便为所欲为了两百多年，着实羡煞旁人。
4、义军蜂起
唐帝国在占领区的残暴统治激起了百济士民的极端愤恨，奋身起义者不计其数，武装反抗此起彼伏，更硬生生将很多本已归降的百济将士逼反，这些人同情正被唐军荼毒的同胞，降而复叛，一时间百济大地火头四起。尽管这些人普遍缺乏铠甲和武器，大多只能以简陋的木棒作战（“兵尽前役，故以棓战”），但却异常英勇，不畏牺牲，一时间令唐军大感头疼。而看到军队起事，各地百姓更是有了主心骨，闻风相从，军民团结一心，共同与残忍的唐朝侵略军殊死作战，一场轰轰烈烈的复国运动就此在百济故土上拉开帷幕。
第一个举起反唐复国大旗的义军首领，就是后来被大唐视作梁柱的的百济将军黑齿常之。在百济国王投降后，黑齿常之和同僚们原本均已归降依附，但当看到唐军士兵大肆屠虐百姓，较仁慈者也会将其劫掠一空之后，黑齿常之等人愤而复叛，于任存山揭竿起义，“旬日而归附者三万余人”。
面对如火如荼的大起义，大唐与新罗立即联起手来，对各支义军进行了冷酷的镇压。苏定方出动大军进攻任存山，虽然黑齿常之临时招聚的三万散兵游勇仓促成军，缺乏训练，而唐、罗联军拥兵近二十万，且武器精良，双方实力相差悬殊，但由于满怀仇恨的义军士兵为了保卫家园，均殊死而战，所以唐军仍然大败而回（“定方遣兵攻之，常之领敢死之士拒战，官军败绩。”----《旧唐书》卷109）
在攻打黑齿常之失败后，苏定方并未再次进攻，而是于660年九月率唐军主力归国献俘，百济战场上的唐军锐减至一万七千人，新罗军之后也相继撤兵。此后百济的乱局迅速恶化，各地义军纷纷转守为攻，在《新唐书》、《旧唐书》和《资治通鉴》中均提到，黑齿常之在击退苏定方的进攻后，紧接着便又取得攻占“二百余城”的辉煌战果，收复了大量失地，大唐在百济故土上的统治一时间风雨飘摇。而在苏定方撤军一个月之后，另一支百济义军的首领道琛和鬼室福信就拥立了正流亡日本的百济王子扶余丰，以之号召百济人民起来抗争复国，于是百济大地上的起义浪潮更加汹涌，唐军只能龟缩在几个大的据点中负隅顽抗。在金法敏致薛仁贵的信中便曾提到：“大军回后，贼臣福信，起于江西，取集余烬，围逼府城”，可见情势已然岌岌可危。
苏定方此次在彻底平定起义前就急急撤军，一方面是因为十余万大军长期远在辽东，靡费巨大，国内百姓不堪重负；另一方面则是苏定方急于见好就收，回去献俘请功。在当年的正月和十一月，唐帝国先后于洛阳举行了两次盛大的献俘仪式，苏定方均是主角，一年间两次得胜还朝，这是罕见的荣耀，苏定方急着回去也不难理解。一些人则认为，苏定方急于归国，与唐廷高层的争权夺利有关。而且苏定方与留守百济的刘仁愿不和，专门给他留下一个烂摊子，好看他的笑话。
笔者认为，苏定方急于回国的最主要原因并非以上所述， 而是因为唐廷始终将军事重心放在高句丽身上，灭百济也不过是在为这个目标做铺垫。此时百济政权已然坍塌，虽然义军蜂起，但对唐帝国联合新罗夹击高句丽而言，已经构不成大的影响。唐帝国在661年春便再次大举进攻高句丽，660年秋令苏定方撤兵回国，休养整编，自是顺理成章之事。
在唐廷高层眼中，百济起义自始至终都无足轻重，只要平灭了高句丽，那数十万大军顺势南下，镇压掉百济的起义不过是弹指间事。虽然唐廷低估了百济起义的力量，百济的局势也比其先前预想的要乱得多，但不得不说，如果二征高句丽真能一鼓而下，那唐军在百济就算再凶暴残忍，凌虐百姓，搞得天怒人怨，唐帝国也能轻易压服，在北亚的统治照样能够稳固如山。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民心的力量从来都微不足道。
5、新罗人的救援
黑齿常之乘胜猛攻驻百济唐军的大本营泗沘城，局势十分危急，全靠新罗出动大军救援，泗沘之围方解，城中唐军也从新罗援军手中得到了急需的军粮。在新罗力助之下，唐军得以与百济义军形成短暂的对峙。661年二月，百济复国军再次向泗沘城发起进攻，唐军统帅刘仁愿慌忙向新罗求援，并在新罗人的帮助下再一次勉强保住了泗沘城。661年三月，名将刘仁轨统援兵赶到百济，“仁轨与新罗兵合击，破之，杀溺死者万馀人。道琛等乃释府城之围，退保任存城。”
据《资治通鉴》卷200记载：“仁轨众少，与仁愿合军，休息士卒”，由此可知刘仁轨此次带来的唐军数量有限。因此当泗沘城解围后，“新罗粮尽，引还”，刘仁轨便再也不敢出战，只能“休养士卒”，而且还要与刘仁愿屯兵一处，担心被义军各个击破，可见唐军自身在百济义军面前处于明显下风，自保尚且勉强。由此也不难看出，先前唐、罗联军在府城的胜利主要靠的是新罗兵马。
尽管刘仁轨已和刘仁愿合兵一处，但仍然朝不保夕，急需新罗军援救，因此高宗赶忙“表诏新罗出兵，新罗王春秋奉诏，遣其将金钦将兵救仁轨等”。然而这次唐军没能指望上大救星新罗，第四次前往泗沘城赴援的新罗军“至古泗，福信邀击，败之。”高宗深知在百济苦苦支撑的两支唐军远非百济义军的对手，听说新罗援兵已经靠不上，顿觉大事不妙，十分担忧刘仁轨和刘仁愿军被全歼，因此一度准备彻底放弃百济，撤兵回国（“平壤军回，一城不可独固，宜拔就新罗。若金法敏借卿留镇，宜且停彼；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还也。”）而此时百济唐军斗志全无，据《资治通鉴》卷200记载：“将士咸欲西归”，可见其处境之被动。
刘仁轨深知百济之地对唐帝国意义重大，一旦丢失这个半岛南部的战略支点，唐帝国目前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优势将不复存在，渤海湾的运输和海贸也将受到严重影响，加上刘仁轨准确地看到了百济义军内部不和的致命隐患，于是便上书竭力劝阻：“（百济义军）君臣猜离，行相屠戮；正宜坚守观变，乘便取之，不可动也。”在他的坚持之下，高宗最终同意百济唐军暂不撤离，视情况再定行止。这次刘仁轨看得很准，运气也相当不错，很快就迎来了转机。复国军中很快便开始内讧，“福信寻杀道琛”，这令义军士气遭受了沉重打击，从上至下矛盾重重，将领各存异心，实力锐减，再无力对弱小的唐军发动大规模攻势，于是双方一时间陷入僵持态势。
到了661年七月，形势又变，唐军突然打破沉寂，开始大举进攻，“熊津都督刘仁愿、带方州刺史刘仁轨大破百济于熊津之东，拔真岘城。”笔者起初不明白为何唐军能够突然打破均势，不过在看到另一则记载后就豁然开朗：“福信等以真岘城险要，加兵守之。仁轨伺其稍懈，引新罗兵夜傅城下，攀草而上，比明，入据其城”（《资治通鉴》卷200）。显而易见，此时第五拨新罗援军已然赶到，与唐军兵合一处，这才有了进攻的能力，于是刘仁轨便统率新罗军攻破了真岘城。
6、大唐的狗屎运
在义军的打击之下，刘仁轨和刘仁愿原本已经无力支撑，但先是义军内乱衰弱，随即唐军又得新罗重兵襄助，总算是在661年稳住了阵脚，甚至还发起了一场局部反攻。661年七月，唐廷“诏发淄、青、莱、海之兵七千人以赴熊津”，这也是驻扎百济的唐军得到的第二次补充。
然而百济义军也很快得到了有力的支援。当660年起义时，鬼室福信曾以正身处日本的百济王子扶余丰为旗号，以增强自己的号召力。661年八月，五千日军护送扶余丰回到百济，以确保其不致成为鬼室福信的傀儡，从而保障日本在半岛的利益，又于九月援助了百济复国军不少物资。鬼室福信控制不了扶余丰，只好表面上奉其为主，由于扶余丰具有王位的正统性，在百济民间的号召力很强，他回国之后，越来越多的百济遗民开始起来反抗大唐侵略军，复国军日趋壮大，再加上日本的军事支持，重新对唐、罗联军占据了明显上风。
在661和662两年中，唐帝国的主力正忙于二征高句丽，如果此时百济义军倾力进攻，百济的唐、罗联军多半抵挡不住，百济也能成功复国。但义军内部矛盾重重，鬼室福信、扶余丰、日本三方势力各自怀揣私心，都担心冲在前面损耗实力，尤其是鬼室福信和扶余丰彼此戒备，均担心被对方乘隙吞并，因此尽管坐拥强大实力，却毫无举措，始终按兵不动，最终坐视复国良机丧失。百济义军的拙劣表现是刘仁轨得以继续在百济立足的主要原因，反倒令高宗先前的顾虑看起来好似杞人忧天，这实是百济的不幸，唐朝的大幸。
662年春，唐帝国第二次铩羽辽东，百济唐军的局势自然也更加不利。663年六月，日本又出动大军援助百济，连上先前的五千人，日军在百济已经达到了四万三千人，与百济复国军合兵一处后，力量大大超过了唐、罗联军，刘仁轨虽然还未败绩，但形势已经岌岌可危。不过纵观历史，大唐每次陷入窘境后，对手都会发生内乱，让唐军得以趁机翻盘，这次自然也不例外。还不等扶余丰发动大举进攻，复国军内部就再次发生了剧变，扶余丰感觉鬼室福信权力过大，有将自己架空为傀儡之迹象，便毅然壮士断腕，自毁长城，于663年六月将其杀死。由于六月恰是日军大举增援之时，因此笔者揣测，扶余丰很可能早就对鬼室福信动了杀机，只不过因为直属力量不强，才一直不敢妄动。最终他与日军达成了默契，于是一待日本派来大军，扶余丰便马上下手铲除权臣，并借助日军之力弹压局面，维系统治，而日本则趁机加大了对百济的渗透。
7、义军授首
由于鬼室福信在义军中威望极高，是复国军中的灵魂人物，又是无罪被戮，无法服众，因此义军将士多对扶余丰深感不满，离心者甚多，复国军最终四分五裂。原处下风的唐、罗联军没有错过这个大好机会，乘隙对百济义军发动了总攻，义军士卒兵无斗志，一败涂地，连勇将黑齿常之都心灰意冷，无奈地再次投降唐军。之后唐军又与日军决战于白江口，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对外海战，由于日本船只远比唐舰小，于是大败亏输，被迫放弃了插足朝鲜半岛的野心，撤军回国。
百济高层的内讧铸就了大唐的胜捷，663年十一月，百济重新为唐军所控。此次大唐与新罗联手，与百济遗民在半岛上展开了一场长达四十一个月的拉锯战，最终总算将百济重新纳入了掌中，基本杀光了敢于起义，不服异族统治的硬骨头。经过三年多的战乱，百济的每一寸土地都变成了人间地狱，战死、饿死、病死者不计其数，很多人曝尸荒野，为鹰狗所噬。
百济的复国运动规模宏大，一度令唐军疲于奔命，狼狈不堪，颇有将大唐逐出百济，顺利复国的气象。在661和662两年中，唐廷不顾百济义军越滚越大，仍然将军事重心放在高句丽身上，轻敌率意，更是给义军复夺百济提供了契机，怎奈复国军内部不和，统治高层鼠目寸光，先是未能利用大唐二征高句丽失败后的虚弱之机在百济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又自相残杀，走向衰败，最终竟被并不强大的百济唐军和新罗军所灭，百济人民那拳拳的复国梦想也因统治高层的愚蠢和争权夺利的私心而破灭，最终成为了可怜亡国奴，先是被大唐欺压，后来新罗将唐朝势力逐出百济后，这些遗民便又在新罗人的压迫下继续他们凄惨的生活。
百济具有极大的战略价值，这场侵略战争最终能够取胜，对唐帝国而言举足轻重，尽管大唐耗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才保住半岛南部的这个重要战略支点，但收获却远比付出要大，不仅让唐朝在之后能够彻底控制渤海湾的航运，保障帝国经海路进行的南北运输，还形成了对高句丽南北夹击的战略优势，为之后第三次征辽打好了基础。
由于百济意义重大，唐帝国在这里设县驻军，还于663年设立了熊津都督府，并扶植了一个百济傀儡政权施行统治，准备将这块土地彻底地纳入掌中。然而好景不长，仅仅过了十二年，大唐便被新罗击败，被迫从百济撤出，失去了这块价值巨大，耗费了无数国力、民力才抢来的土地。本篇目录：
二、百济的亡国与复国运动
1、大唐国策的改变
2、古国百济的灭亡
3、打家劫舍的大唐府兵
4、义军蜂起
5、新罗人的救援
6、大唐的狗屎运
7、义军授首
三、唐高宗二征高句丽
1、大举进攻
2、镇压铁勒
3、急转直下
4、束手无策
二、百济的亡国与复国运动
1、大唐国策的改变
李世民征辽失败，令唐帝国放弃了一举攻陷辽东的臆想，被迫开始稳扎稳打，最明显的改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骚扰破坏战术替代强攻，第二个就是大幅调整了对新罗的态度。此前新罗在被高句丽和新罗夹击时，曾多次请求唐帝国出兵援助，但李世民却仅仅是搞些下诏、遣使之类的表面文章，毫无实际作用。笔者认为，太宗起初未尝没有让高句丽和新罗内耗，然后自己再出兵将其全部荡平，尽据朝鲜半岛的想法，因此始终乐于看到双方两败俱伤，然而一征高句丽铩羽而归的惨痛教训却又令他不得不开始正视这个顽强的对手，于是之后便空前重视对新罗的扶持。这一方面是为了借助新罗的力量来夹击高句丽；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在半岛南部开辟一个南攻高句丽的前进基地、一个稳定的补给后方，好为海军日后自南线夹击高句丽创造条件。对新罗的扶持其实并不符合李世民的初衷，不仅不能趁机将其削弱，这种合作关系的建立还令唐帝国在灭高句丽后，不好立时翻脸对新罗下手。
李世民伐辽时，曾令藩属国百济和新罗助攻高句丽，但这两家的回应却迥然不同。由于利益一致，新罗人积极响应，据《旧唐书-新罗传》记载：“新罗遣大臣领兵五万人，入高丽南界，攻水口城，降之”，说明其出动五万之众，倾国北上配合。不过新罗军在攻陷水口城后，却未能再取得其它战果，原因在《三国史记》卷5中可略见端倪（“太宗亲征高句丽，王发兵三万以助之，百济乘虚袭取国西七城”），由此也能看出百济此次坚定地站在了大唐的对立面，与高句丽精诚团结，守望相助。其实大唐虽然号称是总领诸藩的宗主国，实际上却只不过是一个名义上的领袖，对麾下藩属并无号令的能力，这些藩国平日朝贡称臣，不过是放低姿态捞点实际好处，无关痛痒的小事上给大唐一个面子，利益一致时也能积极响应，但一遇到大是大非，利益攸关，便会马上撕破面皮，立场鲜明地跳起来作对，大唐通常也对其无可奈何。
虽然新罗此次仅下高句丽一城，但不过是受百济影响，但其与百济相互牵制，令百济无法与高句丽合作共击唐军，所以还是有很大的作用地。对于唐帝国而言，如果百济覆灭，就能将新罗军从与百济的对峙中解放出来，从而更好地配合自己夹击高句丽。而更重要的是，在占据百济之地后，唐军将在半岛上取得一个能够直接控制的基地，行军和补给的负担必将大大减轻。因此唐廷在一征失败之后，便决意在攻取高句丽之前，先行将百济铲除，为自己二伐高句丽做好铺垫。据《旧唐书-刘仁轨传》记载，刘仁轨曾言：“主上欲吞灭高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明确地从战略层面说出了大唐灭亡百济的真正目的。
2、古国百济的灭亡
李世民含恨而终后，唐帝国暂停了对高句丽的军事行动，以缓解国内艰危的民生，让太宗治下痛苦不堪的百姓得以休养生息，这说明高宗李治还算得上是一位能够体恤民情、审时度势的帝王。当然，李治没有立即就对辽东用兵，除了民生的压力之外，也是因为一时无从下手，然而半岛三国彼此不和，内讧不绝，很快便为唐帝国的再次入侵提供了契机。
由于新罗在李世民征辽时鼎力助其作战，与高句丽和百济的矛盾更加激化，于是在唐帝国撤军后便遭到了两国变本加厉的报复。655年，百济和高句丽再次联合攻打新罗，百济夺其三十余城，新罗向大唐求援，唐廷遂决意趁机介入朝鲜半岛。经过周密准备，高宗以名将苏定方为帅，于660年出动水、陆大军十余万攻伐百济（在《三国史记》中记为十三万，《资治通鉴》中记为十万，《三国遗事》中记为十二万三千），新罗则出动精兵五万配合，三路大军共伐百济。
由于百济的兵力远不及唐、罗联军，加上百济国王扶余义慈被唐廷释出的烟幕所迷惑，误以为唐军此次只是要借道进攻高句丽的西南腹地，因此并未坚决抵抗，错过了拒敌于海岸线前的最佳御敌时机，唐军在安然登陆后大举进攻，发动了一场直捣其国都的闪电战，猝不及防的百济军一败如水，屯驻各地的百济兵将亦不及赴援，联军仅用十日便攻入了百济国都泗沘城，拥有近六百年历史的古国百济为唐所灭。
百济此次亡国，与其一直首鼠两端、心存侥幸不无关系。大唐的国力和人口远胜高句丽，但百济却在双方决战的关键时候站在高句丽一边，而不是按常理去投靠唐朝，就是因为看出了唐帝国的野心，知道唇亡齿寒，高句丽一旦亡国，唐军趁势而下，整个半岛就将全部沦陷。然而尽管扶余义慈聪明地看穿了局势，却又不愿正撼唐军锋锐，妄想着靠外交斡旋等手段与唐朝维系住表面的藩属关系，让唐帝国始终把军事重心放在高句丽身上，拿高句丽当挡箭牌。正因如此，扶余义慈才会一面扯唐朝的助手新罗的后腿，一面还对唐朝称臣纳贡，后来被大唐的外交烟雾所欺骗，没有坚决抵抗唐军的登陆，结果被打得猝不及防，都是这种侥幸心理在作祟。
在统治中心被摧毁后，百济军民在心理上遭受了沉重打击，大多失去了斗志，纷纷向唐军投降，百济全境很快就被平定，唐帝国在其地设县驻军，正式开始施行统治。然而这种“斩首行动”虽然迅速地击垮了对手，却未能彻底摧垮其地方武装势力，因此唐帝国在百济的统治浮于表面，存在着极大的隐患。如果唐帝国能够善待降附百姓，妥善施政，凭借十几万兵马之威，或许还能勉强维持统治，然而唐军军纪素来败坏，在百济故地上为非作歹，戕害百姓，终于激起了规模宏大的农民起义。
3、打家劫舍的大唐府兵
随着开国之后日甚一日的土地兼并，唐初的均田制逐渐崩解，府兵们大多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全家老小的生活，皆靠在战争中打家劫舍而来，因此唐军士卒都是抱着“打赢了捞一票”的心态来到百济地，而唐军素来军风不正，连皇帝李世民都明目张胆地鼓励手下屠城、劫掠百姓，以此来鼓舞士气（如攻白岩城时），下面的将领自然更是大加纵容，再加上征服者自发的骄纵和大国欺负小国惯例的鼓舞，十几万大唐兵将便放心大胆地在百济故地上恣意烧杀奸淫，掳掠财物。据《旧唐书》卷109记载：“显庆五年，苏定方讨平百济，常之率所部随例送降款。时定方絷左王及太子隆等，仍纵兵劫掠，丁壮者多被戮。”
做为侵略者，大唐本就无法让刚刚亡国的百济遗民们归心，大部分人都处于敢怒而不敢言的敏感状态，可就在这种情势下，苏定方等将领非但不肯约束部下，收拢人心，反倒纵容麾下军卒四处劫掠，于是本就军纪败坏的唐军士卒在上官的默许下，变得分外残狠贪暴，四处抢劫破坏，等到十几万唐军回国时，百济已然白骨盈野，一片凋敝。
在百济人眼中，唐军就是无恶不做的异族侵略军，而苏定方就是领头的杀人魔王、邪恶化身。其实百济惨状的出现，并非缘自苏定方个人的道德问题，656年王文度在西域倡议屠戮数千家前来归附的无辜百姓时，众将皆赞同或沉默，唯有苏定方出言阻止（“如此乃自为贼耳，何名伐叛！”）虽然他最终未能阻止那场暴行，但当唐军杀尽这数千家无辜的百姓后，众将“分其财，独定方不受”，可见苏定方尚算是唐军将领中持身较正者，尚有一丝良心未泯。不过四年前的那个苏定方此时已然蜕变，也已经开始默许甚至支持麾下军卒荼毒百姓，此时残虐百姓早已成为军中常例，没有哪位将领敢于阻止士兵们的兽行，苏定方也不敢挡大家的财路，否则引发兵变都有可能。
由苏定方的蜕变能够看出，大唐府兵的军风军纪下堕极快，在短短几年中便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军纪的迅速败坏源于唐廷一贯奉行功利作风，只要打了胜仗，那道德沦丧、抛却良知、由军变贼、烧杀抢掠、淫辱妇人都无所谓。对于士兵们在境外（甚至是羁縻州和新夺占的领土上）向已经降顺的百姓施加的暴行，从最高位的皇帝开始，就睁一眼闭一眼，大加包庇纵容，上梁不正下梁歪，军中将领自然更是乐得放任，最终一发而不可收拾，兵卒们恶习已成，谁都无力再约束手下，于是唐军便为所欲为了两百多年，着实羡煞旁人。
4、义军蜂起
唐帝国在占领区的残暴统治激起了百济士民的极端愤恨，奋身起义者不计其数，武装反抗此起彼伏，更硬生生将很多本已归降的百济将士逼反，这些人同情正被唐军荼毒的同胞，降而复叛，一时间百济大地火头四起。尽管这些人普遍缺乏铠甲和武器，大多只能以简陋的木棒作战（“兵尽前役，故以棓战”），但却异常英勇，不畏牺牲，一时间令唐军大感头疼。而看到军队起事，各地百姓更是有了主心骨，闻风相从，军民团结一心，共同与残忍的唐朝侵略军殊死作战，一场轰轰烈烈的复国运动就此在百济故土上拉开帷幕。
第一个举起反唐复国大旗的义军首领，就是后来被大唐视作梁柱的的百济将军黑齿常之。在百济国王投降后，黑齿常之和同僚们原本均已归降依附，但当看到唐军士兵大肆屠虐百姓，较仁慈者也会将其劫掠一空之后，黑齿常之等人愤而复叛，于任存山揭竿起义，“旬日而归附者三万余人”。
面对如火如荼的大起义，大唐与新罗立即联起手来，对各支义军进行了冷酷的镇压。苏定方出动大军进攻任存山，虽然黑齿常之临时招聚的三万散兵游勇仓促成军，缺乏训练，而唐、罗联军拥兵近二十万，且武器精良，双方实力相差悬殊，但由于满怀仇恨的义军士兵为了保卫家园，均殊死而战，所以唐军仍然大败而回（“定方遣兵攻之，常之领敢死之士拒战，官军败绩。”----《旧唐书》卷109）
在攻打黑齿常之失败后，苏定方并未再次进攻，而是于660年九月率唐军主力归国献俘，百济战场上的唐军锐减至一万七千人，新罗军之后也相继撤兵。此后百济的乱局迅速恶化，各地义军纷纷转守为攻，在《新唐书》、《旧唐书》和《资治通鉴》中均提到，黑齿常之在击退苏定方的进攻后，紧接着便又取得攻占“二百余城”的辉煌战果，收复了大量失地，大唐在百济故土上的统治一时间风雨飘摇。而在苏定方撤军一个月之后，另一支百济义军的首领道琛和鬼室福信就拥立了正流亡日本的百济王子扶余丰，以之号召百济人民起来抗争复国，于是百济大地上的起义浪潮更加汹涌，唐军只能龟缩在几个大的据点中负隅顽抗。在金法敏致薛仁贵的信中便曾提到：“大军回后，贼臣福信，起于江西，取集余烬，围逼府城”，可见情势已然岌岌可危。
苏定方此次在彻底平定起义前就急急撤军，一方面是因为十余万大军长期远在辽东，靡费巨大，国内百姓不堪重负；另一方面则是苏定方急于见好就收，回去献俘请功。在当年的正月和十一月，唐帝国先后于洛阳举行了两次盛大的献俘仪式，苏定方均是主角，一年间两次得胜还朝，这是罕见的荣耀，苏定方急着回去也不难理解。一些人则认为，苏定方急于归国，与唐廷高层的争权夺利有关。而且苏定方与留守百济的刘仁愿不和，专门给他留下一个烂摊子，好看他的笑话。
笔者认为，苏定方急于回国的最主要原因并非以上所述， 而是因为唐廷始终将军事重心放在高句丽身上，灭百济也不过是在为这个目标做铺垫。此时百济政权已然坍塌，虽然义军蜂起，但对唐帝国联合新罗夹击高句丽而言，已经构不成大的影响。唐帝国在661年春便再次大举进攻高句丽，660年秋令苏定方撤兵回国，休养整编，自是顺理成章之事。
在唐廷高层眼中，百济起义自始至终都无足轻重，只要平灭了高句丽，那数十万大军顺势南下，镇压掉百济的起义不过是弹指间事。虽然唐廷低估了百济起义的力量，百济的局势也比其先前预想的要乱得多，但不得不说，如果二征高句丽真能一鼓而下，那唐军在百济就算再凶暴残忍，凌虐百姓，搞得天怒人怨，唐帝国也能轻易压服，在北亚的统治照样能够稳固如山。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民心的力量从来都微不足道。
5、新罗人的救援
黑齿常之乘胜猛攻驻百济唐军的大本营泗沘城，局势十分危急，全靠新罗出动大军救援，泗沘之围方解，城中唐军也从新罗援军手中得到了急需的军粮。在新罗力助之下，唐军得以与百济义军形成短暂的对峙。661年二月，百济复国军再次向泗沘城发起进攻，唐军统帅刘仁愿慌忙向新罗求援，并在新罗人的帮助下再一次勉强保住了泗沘城。661年三月，名将刘仁轨统援兵赶到百济，“仁轨与新罗兵合击，破之，杀溺死者万馀人。道琛等乃释府城之围，退保任存城。”
据《资治通鉴》卷200记载：“仁轨众少，与仁愿合军，休息士卒”，由此可知刘仁轨此次带来的唐军数量有限。因此当泗沘城解围后，“新罗粮尽，引还”，刘仁轨便再也不敢出战，只能“休养士卒”，而且还要与刘仁愿屯兵一处，担心被义军各个击破，可见唐军自身在百济义军面前处于明显下风，自保尚且勉强。由此也不难看出，先前唐、罗联军在府城的胜利主要靠的是新罗兵马。
尽管刘仁轨已和刘仁愿合兵一处，但仍然朝不保夕，急需新罗军援救，因此高宗赶忙“表诏新罗出兵，新罗王春秋奉诏，遣其将金钦将兵救仁轨等”。然而这次唐军没能指望上大救星新罗，第四次前往泗沘城赴援的新罗军“至古泗，福信邀击，败之。”高宗深知在百济苦苦支撑的两支唐军远非百济义军的对手，听说新罗援兵已经靠不上，顿觉大事不妙，十分担忧刘仁轨和刘仁愿军被全歼，因此一度准备彻底放弃百济，撤兵回国（“平壤军回，一城不可独固，宜拔就新罗。若金法敏借卿留镇，宜且停彼；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还也。”）而此时百济唐军斗志全无，据《资治通鉴》卷200记载：“将士咸欲西归”，可见其处境之被动。
刘仁轨深知百济之地对唐帝国意义重大，一旦丢失这个半岛南部的战略支点，唐帝国目前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优势将不复存在，渤海湾的运输和海贸也将受到严重影响，加上刘仁轨准确地看到了百济义军内部不和的致命隐患，于是便上书竭力劝阻：“（百济义军）君臣猜离，行相屠戮；正宜坚守观变，乘便取之，不可动也。”在他的坚持之下，高宗最终同意百济唐军暂不撤离，视情况再定行止。这次刘仁轨看得很准，运气也相当不错，很快就迎来了转机。复国军中很快便开始内讧，“福信寻杀道琛”，这令义军士气遭受了沉重打击，从上至下矛盾重重，将领各存异心，实力锐减，再无力对弱小的唐军发动大规模攻势，于是双方一时间陷入僵持态势。
到了661年七月，形势又变，唐军突然打破沉寂，开始大举进攻，“熊津都督刘仁愿、带方州刺史刘仁轨大破百济于熊津之东，拔真岘城。”笔者起初不明白为何唐军能够突然打破均势，不过在看到另一则记载后就豁然开朗：“福信等以真岘城险要，加兵守之。仁轨伺其稍懈，引新罗兵夜傅城下，攀草而上，比明，入据其城”（《资治通鉴》卷200）。显而易见，此时第五拨新罗援军已然赶到，与唐军兵合一处，这才有了进攻的能力，于是刘仁轨便统率新罗军攻破了真岘城。
6、大唐的狗屎运
在义军的打击之下，刘仁轨和刘仁愿原本已经无力支撑，但先是义军内乱衰弱，随即唐军又得新罗重兵襄助，总算是在661年稳住了阵脚，甚至还发起了一场局部反攻。661年七月，唐廷“诏发淄、青、莱、海之兵七千人以赴熊津”，这也是驻扎百济的唐军得到的第二次补充。
然而百济义军也很快得到了有力的支援。当660年起义时，鬼室福信曾以正身处日本的百济王子扶余丰为旗号，以增强自己的号召力。661年八月，五千日军护送扶余丰回到百济，以确保其不致成为鬼室福信的傀儡，从而保障日本在半岛的利益，又于九月援助了百济复国军不少物资。鬼室福信控制不了扶余丰，只好表面上奉其为主，由于扶余丰具有王位的正统性，在百济民间的号召力很强，他回国之后，越来越多的百济遗民开始起来反抗大唐侵略军，复国军日趋壮大，再加上日本的军事支持，重新对唐、罗联军占据了明显上风。
在661和662两年中，唐帝国的主力正忙于二征高句丽，如果此时百济义军倾力进攻，百济的唐、罗联军多半抵挡不住，百济也能成功复国。但义军内部矛盾重重，鬼室福信、扶余丰、日本三方势力各自怀揣私心，都担心冲在前面损耗实力，尤其是鬼室福信和扶余丰彼此戒备，均担心被对方乘隙吞并，因此尽管坐拥强大实力，却毫无举措，始终按兵不动，最终坐视复国良机丧失。百济义军的拙劣表现是刘仁轨得以继续在百济立足的主要原因，反倒令高宗先前的顾虑看起来好似杞人忧天，这实是百济的不幸，唐朝的大幸。
662年春，唐帝国第二次铩羽辽东，百济唐军的局势自然也更加不利。663年六月，日本又出动大军援助百济，连上先前的五千人，日军在百济已经达到了四万三千人，与百济复国军合兵一处后，力量大大超过了唐、罗联军，刘仁轨虽然还未败绩，但形势已经岌岌可危。不过纵观历史，大唐每次陷入窘境后，对手都会发生内乱，让唐军得以趁机翻盘，这次自然也不例外。还不等扶余丰发动大举进攻，复国军内部就再次发生了剧变，扶余丰感觉鬼室福信权力过大，有将自己架空为傀儡之迹象，便毅然壮士断腕，自毁长城，于663年六月将其杀死。由于六月恰是日军大举增援之时，因此笔者揣测，扶余丰很可能早就对鬼室福信动了杀机，只不过因为直属力量不强，才一直不敢妄动。最终他与日军达成了默契，于是一待日本派来大军，扶余丰便马上下手铲除权臣，并借助日军之力弹压局面，维系统治，而日本则趁机加大了对百济的渗透。
7、义军授首
由于鬼室福信在义军中威望极高，是复国军中的灵魂人物，又是无罪被戮，无法服众，因此义军将士多对扶余丰深感不满，离心者甚多，复国军最终四分五裂。原处下风的唐、罗联军没有错过这个大好机会，乘隙对百济义军发动了总攻，义军士卒兵无斗志，一败涂地，连勇将黑齿常之都心灰意冷，无奈地再次投降唐军。之后唐军又与日军决战于白江口，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对外海战，由于日本船只远比唐舰小，于是大败亏输，被迫放弃了插足朝鲜半岛的野心，撤军回国。
百济高层的内讧铸就了大唐的胜捷，663年十一月，百济重新为唐军所控。此次大唐与新罗联手，与百济遗民在半岛上展开了一场长达四十一个月的拉锯战，最终总算将百济重新纳入了掌中，基本杀光了敢于起义，不服异族统治的硬骨头。经过三年多的战乱，百济的每一寸土地都变成了人间地狱，战死、饿死、病死者不计其数，很多人曝尸荒野，为鹰狗所噬。
百济的复国运动规模宏大，一度令唐军疲于奔命，狼狈不堪，颇有将大唐逐出百济，顺利复国的气象。在661和662两年中，唐廷不顾百济义军越滚越大，仍然将军事重心放在高句丽身上，轻敌率意，更是给义军复夺百济提供了契机，怎奈复国军内部不和，统治高层鼠目寸光，先是未能利用大唐二征高句丽失败后的虚弱之机在百济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又自相残杀，走向衰败，最终竟被并不强大的百济唐军和新罗军所灭，百济人民那拳拳的复国梦想也因统治高层的愚蠢和争权夺利的私心而破灭，最终成为了可怜亡国奴，先是被大唐欺压，后来新罗将唐朝势力逐出百济后，这些遗民便又在新罗人的压迫下继续他们凄惨的生活。
百济具有极大的战略价值，这场侵略战争最终能够取胜，对唐帝国而言举足轻重，尽管大唐耗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才保住半岛南部的这个重要战略支点，但收获却远比付出要大，不仅让唐朝在之后能够彻底控制渤海湾的航运，保障帝国经海路进行的南北运输，还形成了对高句丽南北夹击的战略优势，为之后第三次征辽打好了基础。
由于百济意义重大，唐帝国在这里设县驻军，还于663年设立了熊津都督府，并扶植了一个百济傀儡政权施行统治，准备将这块土地彻底地纳入掌中。然而好景不长，仅仅过了十二年，大唐便被新罗击败，被迫从百济撤出，失去了这块价值巨大，耗费了无数国力、民力才抢来的土地。
二、百济的亡国与复国运动
1、大唐国策的改变
2、古国百济的灭亡
3、打家劫舍的大唐府兵
4、义军蜂起
5、新罗人的救援
6、大唐的狗屎运
7、义军授首
三、唐高宗二征高句丽
1、大举进攻
2、镇压铁勒
3、急转直下
4、束手无策
二、百济的亡国与复国运动
1、大唐国策的改变
李世民征辽失败，令唐帝国放弃了一举攻陷辽东的臆想，被迫开始稳扎稳打，最明显的改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骚扰破坏战术替代强攻，第二个就是大幅调整了对新罗的态度。此前新罗在被高句丽和新罗夹击时，曾多次请求唐帝国出兵援助，但李世民却仅仅是搞些下诏、遣使之类的表面文章，毫无实际作用。笔者认为，太宗起初未尝没有让高句丽和新罗内耗，然后自己再出兵将其全部荡平，尽据朝鲜半岛的想法，因此始终乐于看到双方两败俱伤，然而一征高句丽铩羽而归的惨痛教训却又令他不得不开始正视这个顽强的对手，于是之后便空前重视对新罗的扶持。这一方面是为了借助新罗的力量来夹击高句丽；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在半岛南部开辟一个南攻高句丽的前进基地、一个稳定的补给后方，好为海军日后自南线夹击高句丽创造条件。对新罗的扶持其实并不符合李世民的初衷，不仅不能趁机将其削弱，这种合作关系的建立还令唐帝国在灭高句丽后，不好立时翻脸对新罗下手。
李世民伐辽时，曾令藩属国百济和新罗助攻高句丽，但这两家的回应却迥然不同。由于利益一致，新罗人积极响应，据《旧唐书-新罗传》记载：“新罗遣大臣领兵五万人，入高丽南界，攻水口城，降之”，说明其出动五万之众，倾国北上配合。不过新罗军在攻陷水口城后，却未能再取得其它战果，原因在《三国史记》卷5中可略见端倪（“太宗亲征高句丽，王发兵三万以助之，百济乘虚袭取国西七城”），由此也能看出百济此次坚定地站在了大唐的对立面，与高句丽精诚团结，守望相助。其实大唐虽然号称是总领诸藩的宗主国，实际上却只不过是一个名义上的领袖，对麾下藩属并无号令的能力，这些藩国平日朝贡称臣，不过是放低姿态捞点实际好处，无关痛痒的小事上给大唐一个面子，利益一致时也能积极响应，但一遇到大是大非，利益攸关，便会马上撕破面皮，立场鲜明地跳起来作对，大唐通常也对其无可奈何。
虽然新罗此次仅下高句丽一城，但不过是受百济影响，但其与百济相互牵制，令百济无法与高句丽合作共击唐军，所以还是有很大的作用地。对于唐帝国而言，如果百济覆灭，就能将新罗军从与百济的对峙中解放出来，从而更好地配合自己夹击高句丽。而更重要的是，在占据百济之地后，唐军将在半岛上取得一个能够直接控制的基地，行军和补给的负担必将大大减轻。因此唐廷在一征失败之后，便决意在攻取高句丽之前，先行将百济铲除，为自己二伐高句丽做好铺垫。据《旧唐书-刘仁轨传》记载，刘仁轨曾言：“主上欲吞灭高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明确地从战略层面说出了大唐灭亡百济的真正目的。
2、古国百济的灭亡
李世民含恨而终后，唐帝国暂停了对高句丽的军事行动，以缓解国内艰危的民生，让太宗治下痛苦不堪的百姓得以休养生息，这说明高宗李治还算得上是一位能够体恤民情、审时度势的帝王。当然，李治没有立即就对辽东用兵，除了民生的压力之外，也是因为一时无从下手，然而半岛三国彼此不和，内讧不绝，很快便为唐帝国的再次入侵提供了契机。
由于新罗在李世民征辽时鼎力助其作战，与高句丽和百济的矛盾更加激化，于是在唐帝国撤军后便遭到了两国变本加厉的报复。655年，百济和高句丽再次联合攻打新罗，百济夺其三十余城，新罗向大唐求援，唐廷遂决意趁机介入朝鲜半岛。经过周密准备，高宗以名将苏定方为帅，于660年出动水、陆大军十余万攻伐百济（在《三国史记》中记为十三万，《资治通鉴》中记为十万，《三国遗事》中记为十二万三千），新罗则出动精兵五万配合，三路大军共伐百济。
由于百济的兵力远不及唐、罗联军，加上百济国王扶余义慈被唐廷释出的烟幕所迷惑，误以为唐军此次只是要借道进攻高句丽的西南腹地，因此并未坚决抵抗，错过了拒敌于海岸线前的最佳御敌时机，唐军在安然登陆后大举进攻，发动了一场直捣其国都的闪电战，猝不及防的百济军一败如水，屯驻各地的百济兵将亦不及赴援，联军仅用十日便攻入了百济国都泗沘城，拥有近六百年历史的古国百济为唐所灭。
百济此次亡国，与其一直首鼠两端、心存侥幸不无关系。大唐的国力和人口远胜高句丽，但百济却在双方决战的关键时候站在高句丽一边，而不是按常理去投靠唐朝，就是因为看出了唐帝国的野心，知道唇亡齿寒，高句丽一旦亡国，唐军趁势而下，整个半岛就将全部沦陷。然而尽管扶余义慈聪明地看穿了局势，却又不愿正撼唐军锋锐，妄想着靠外交斡旋等手段与唐朝维系住表面的藩属关系，让唐帝国始终把军事重心放在高句丽身上，拿高句丽当挡箭牌。正因如此，扶余义慈才会一面扯唐朝的助手新罗的后腿，一面还对唐朝称臣纳贡，后来被大唐的外交烟雾所欺骗，没有坚决抵抗唐军的登陆，结果被打得猝不及防，都是这种侥幸心理在作祟。
在统治中心被摧毁后，百济军民在心理上遭受了沉重打击，大多失去了斗志，纷纷向唐军投降，百济全境很快就被平定，唐帝国在其地设县驻军，正式开始施行统治。然而这种“斩首行动”虽然迅速地击垮了对手，却未能彻底摧垮其地方武装势力，因此唐帝国在百济的统治浮于表面，存在着极大的隐患。如果唐帝国能够善待降附百姓，妥善施政，凭借十几万兵马之威，或许还能勉强维持统治，然而唐军军纪素来败坏，在百济故地上为非作歹，戕害百姓，终于激起了规模宏大的农民起义。
3、打家劫舍的大唐府兵
随着开国之后日甚一日的土地兼并，唐初的均田制逐渐崩解，府兵们大多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全家老小的生活，皆靠在战争中打家劫舍而来，因此唐军士卒都是抱着“打赢了捞一票”的心态来到百济地，而唐军素来军风不正，连皇帝李世民都明目张胆地鼓励手下屠城、劫掠百姓，以此来鼓舞士气（如攻白岩城时），下面的将领自然更是大加纵容，再加上征服者自发的骄纵和大国欺负小国惯例的鼓舞，十几万大唐兵将便放心大胆地在百济故地上恣意烧杀奸淫，掳掠财物。据《旧唐书》卷109记载：“显庆五年，苏定方讨平百济，常之率所部随例送降款。时定方絷左王及太子隆等，仍纵兵劫掠，丁壮者多被戮。”
做为侵略者，大唐本就无法让刚刚亡国的百济遗民们归心，大部分人都处于敢怒而不敢言的敏感状态，可就在这种情势下，苏定方等将领非但不肯约束部下，收拢人心，反倒纵容麾下军卒四处劫掠，于是本就军纪败坏的唐军士卒在上官的默许下，变得分外残狠贪暴，四处抢劫破坏，等到十几万唐军回国时，百济已然白骨盈野，一片凋敝。
在百济人眼中，唐军就是无恶不做的异族侵略军，而苏定方就是领头的杀人魔王、邪恶化身。其实百济惨状的出现，并非缘自苏定方个人的道德问题，656年王文度在西域倡议屠戮数千家前来归附的无辜百姓时，众将皆赞同或沉默，唯有苏定方出言阻止（“如此乃自为贼耳，何名伐叛！”）虽然他最终未能阻止那场暴行，但当唐军杀尽这数千家无辜的百姓后，众将“分其财，独定方不受”，可见苏定方尚算是唐军将领中持身较正者，尚有一丝良心未泯。不过四年前的那个苏定方此时已然蜕变，也已经开始默许甚至支持麾下军卒荼毒百姓，此时残虐百姓早已成为军中常例，没有哪位将领敢于阻止士兵们的兽行，苏定方也不敢挡大家的财路，否则引发兵变都有可能。
由苏定方的蜕变能够看出，大唐府兵的军风军纪下堕极快，在短短几年中便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军纪的迅速败坏源于唐廷一贯奉行功利作风，只要打了胜仗，那道德沦丧、抛却良知、由军变贼、烧杀抢掠、淫辱妇人都无所谓。对于士兵们在境外（甚至是羁縻州和新夺占的领土上）向已经降顺的百姓施加的暴行，从最高位的皇帝开始，就睁一眼闭一眼，大加包庇纵容，上梁不正下梁歪，军中将领自然更是乐得放任，最终一发而不可收拾，兵卒们恶习已成，谁都无力再约束手下，于是唐军便为所欲为了两百多年，着实羡煞旁人。
4、义军蜂起
唐帝国在占领区的残暴统治激起了百济士民的极端愤恨，奋身起义者不计其数，武装反抗此起彼伏，更硬生生将很多本已归降的百济将士逼反，这些人同情正被唐军荼毒的同胞，降而复叛，一时间百济大地火头四起。尽管这些人普遍缺乏铠甲和武器，大多只能以简陋的木棒作战（“兵尽前役，故以棓战”），但却异常英勇，不畏牺牲，一时间令唐军大感头疼。而看到军队起事，各地百姓更是有了主心骨，闻风相从，军民团结一心，共同与残忍的唐朝侵略军殊死作战，一场轰轰烈烈的复国运动就此在百济故土上拉开帷幕。
第一个举起反唐复国大旗的义军首领，就是后来被大唐视作梁柱的的百济将军黑齿常之。在百济国王投降后，黑齿常之和同僚们原本均已归降依附，但当看到唐军士兵大肆屠虐百姓，较仁慈者也会将其劫掠一空之后，黑齿常之等人愤而复叛，于任存山揭竿起义，“旬日而归附者三万余人”。
面对如火如荼的大起义，大唐与新罗立即联起手来，对各支义军进行了冷酷的镇压。苏定方出动大军进攻任存山，虽然黑齿常之临时招聚的三万散兵游勇仓促成军，缺乏训练，而唐、罗联军拥兵近二十万，且武器精良，双方实力相差悬殊，但由于满怀仇恨的义军士兵为了保卫家园，均殊死而战，所以唐军仍然大败而回（“定方遣兵攻之，常之领敢死之士拒战，官军败绩。”----《旧唐书》卷109）
在攻打黑齿常之失败后，苏定方并未再次进攻，而是于660年九月率唐军主力归国献俘，百济战场上的唐军锐减至一万七千人，新罗军之后也相继撤兵。此后百济的乱局迅速恶化，各地义军纷纷转守为攻，在《新唐书》、《旧唐书》和《资治通鉴》中均提到，黑齿常之在击退苏定方的进攻后，紧接着便又取得攻占“二百余城”的辉煌战果，收复了大量失地，大唐在百济故土上的统治一时间风雨飘摇。而在苏定方撤军一个月之后，另一支百济义军的首领道琛和鬼室福信就拥立了正流亡日本的百济王子扶余丰，以之号召百济人民起来抗争复国，于是百济大地上的起义浪潮更加汹涌，唐军只能龟缩在几个大的据点中负隅顽抗。在金法敏致薛仁贵的信中便曾提到：“大军回后，贼臣福信，起于江西，取集余烬，围逼府城”，可见情势已然岌岌可危。
苏定方此次在彻底平定起义前就急急撤军，一方面是因为十余万大军长期远在辽东，靡费巨大，国内百姓不堪重负；另一方面则是苏定方急于见好就收，回去献俘请功。在当年的正月和十一月，唐帝国先后于洛阳举行了两次盛大的献俘仪式，苏定方均是主角，一年间两次得胜还朝，这是罕见的荣耀，苏定方急着回去也不难理解。一些人则认为，苏定方急于归国，与唐廷高层的争权夺利有关。而且苏定方与留守百济的刘仁愿不和，专门给他留下一个烂摊子，好看他的笑话。
笔者认为，苏定方急于回国的最主要原因并非以上所述， 而是因为唐廷始终将军事重心放在高句丽身上，灭百济也不过是在为这个目标做铺垫。此时百济政权已然坍塌，虽然义军蜂起，但对唐帝国联合新罗夹击高句丽而言，已经构不成大的影响。唐帝国在661年春便再次大举进攻高句丽，660年秋令苏定方撤兵回国，休养整编，自是顺理成章之事。
在唐廷高层眼中，百济起义自始至终都无足轻重，只要平灭了高句丽，那数十万大军顺势南下，镇压掉百济的起义不过是弹指间事。虽然唐廷低估了百济起义的力量，百济的局势也比其先前预想的要乱得多，但不得不说，如果二征高句丽真能一鼓而下，那唐军在百济就算再凶暴残忍，凌虐百姓，搞得天怒人怨，唐帝国也能轻易压服，在北亚的统治照样能够稳固如山。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民心的力量从来都微不足道。
5、新罗人的救援
黑齿常之乘胜猛攻驻百济唐军的大本营泗沘城，局势十分危急，全靠新罗出动大军救援，泗沘之围方解，城中唐军也从新罗援军手中得到了急需的军粮。在新罗力助之下，唐军得以与百济义军形成短暂的对峙。661年二月，百济复国军再次向泗沘城发起进攻，唐军统帅刘仁愿慌忙向新罗求援，并在新罗人的帮助下再一次勉强保住了泗沘城。661年三月，名将刘仁轨统援兵赶到百济，“仁轨与新罗兵合击，破之，杀溺死者万馀人。道琛等乃释府城之围，退保任存城。”
据《资治通鉴》卷200记载：“仁轨众少，与仁愿合军，休息士卒”，由此可知刘仁轨此次带来的唐军数量有限。因此当泗沘城解围后，“新罗粮尽，引还”，刘仁轨便再也不敢出战，只能“休养士卒”，而且还要与刘仁愿屯兵一处，担心被义军各个击破，可见唐军自身在百济义军面前处于明显下风，自保尚且勉强。由此也不难看出，先前唐、罗联军在府城的胜利主要靠的是新罗兵马。
尽管刘仁轨已和刘仁愿合兵一处，但仍然朝不保夕，急需新罗军援救，因此高宗赶忙“表诏新罗出兵，新罗王春秋奉诏，遣其将金钦将兵救仁轨等”。然而这次唐军没能指望上大救星新罗，第四次前往泗沘城赴援的新罗军“至古泗，福信邀击，败之。”高宗深知在百济苦苦支撑的两支唐军远非百济义军的对手，听说新罗援兵已经靠不上，顿觉大事不妙，十分担忧刘仁轨和刘仁愿军被全歼，因此一度准备彻底放弃百济，撤兵回国（“平壤军回，一城不可独固，宜拔就新罗。若金法敏借卿留镇，宜且停彼；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还也。”）而此时百济唐军斗志全无，据《资治通鉴》卷200记载：“将士咸欲西归”，可见其处境之被动。
刘仁轨深知百济之地对唐帝国意义重大，一旦丢失这个半岛南部的战略支点，唐帝国目前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优势将不复存在，渤海湾的运输和海贸也将受到严重影响，加上刘仁轨准确地看到了百济义军内部不和的致命隐患，于是便上书竭力劝阻：“（百济义军）君臣猜离，行相屠戮；正宜坚守观变，乘便取之，不可动也。”在他的坚持之下，高宗最终同意百济唐军暂不撤离，视情况再定行止。这次刘仁轨看得很准，运气也相当不错，很快就迎来了转机。复国军中很快便开始内讧，“福信寻杀道琛”，这令义军士气遭受了沉重打击，从上至下矛盾重重，将领各存异心，实力锐减，再无力对弱小的唐军发动大规模攻势，于是双方一时间陷入僵持态势。
到了661年七月，形势又变，唐军突然打破沉寂，开始大举进攻，“熊津都督刘仁愿、带方州刺史刘仁轨大破百济于熊津之东，拔真岘城。”笔者起初不明白为何唐军能够突然打破均势，不过在看到另一则记载后就豁然开朗：“福信等以真岘城险要，加兵守之。仁轨伺其稍懈，引新罗兵夜傅城下，攀草而上，比明，入据其城”（《资治通鉴》卷200）。显而易见，此时第五拨新罗援军已然赶到，与唐军兵合一处，这才有了进攻的能力，于是刘仁轨便统率新罗军攻破了真岘城。
6、大唐的狗屎运
在义军的打击之下，刘仁轨和刘仁愿原本已经无力支撑，但先是义军内乱衰弱，随即唐军又得新罗重兵襄助，总算是在661年稳住了阵脚，甚至还发起了一场局部反攻。661年七月，唐廷“诏发淄、青、莱、海之兵七千人以赴熊津”，这也是驻扎百济的唐军得到的第二次补充。
然而百济义军也很快得到了有力的支援。当660年起义时，鬼室福信曾以正身处日本的百济王子扶余丰为旗号，以增强自己的号召力。661年八月，五千日军护送扶余丰回到百济，以确保其不致成为鬼室福信的傀儡，从而保障日本在半岛的利益，又于九月援助了百济复国军不少物资。鬼室福信控制不了扶余丰，只好表面上奉其为主，由于扶余丰具有王位的正统性，在百济民间的号召力很强，他回国之后，越来越多的百济遗民开始起来反抗大唐侵略军，复国军日趋壮大，再加上日本的军事支持，重新对唐、罗联军占据了明显上风。
在661和662两年中，唐帝国的主力正忙于二征高句丽，如果此时百济义军倾力进攻，百济的唐、罗联军多半抵挡不住，百济也能成功复国。但义军内部矛盾重重，鬼室福信、扶余丰、日本三方势力各自怀揣私心，都担心冲在前面损耗实力，尤其是鬼室福信和扶余丰彼此戒备，均担心被对方乘隙吞并，因此尽管坐拥强大实力，却毫无举措，始终按兵不动，最终坐视复国良机丧失。百济义军的拙劣表现是刘仁轨得以继续在百济立足的主要原因，反倒令高宗先前的顾虑看起来好似杞人忧天，这实是百济的不幸，唐朝的大幸。
662年春，唐帝国第二次铩羽辽东，百济唐军的局势自然也更加不利。663年六月，日本又出动大军援助百济，连上先前的五千人，日军在百济已经达到了四万三千人，与百济复国军合兵一处后，力量大大超过了唐、罗联军，刘仁轨虽然还未败绩，但形势已经岌岌可危。不过纵观历史，大唐每次陷入窘境后，对手都会发生内乱，让唐军得以趁机翻盘，这次自然也不例外。还不等扶余丰发动大举进攻，复国军内部就再次发生了剧变，扶余丰感觉鬼室福信权力过大，有将自己架空为傀儡之迹象，便毅然壮士断腕，自毁长城，于663年六月将其杀死。由于六月恰是日军大举增援之时，因此笔者揣测，扶余丰很可能早就对鬼室福信动了杀机，只不过因为直属力量不强，才一直不敢妄动。最终他与日军达成了默契，于是一待日本派来大军，扶余丰便马上下手铲除权臣，并借助日军之力弹压局面，维系统治，而日本则趁机加大了对百济的渗透。
7、义军授首
由于鬼室福信在义军中威望极高，是复国军中的灵魂人物，又是无罪被戮，无法服众，因此义军将士多对扶余丰深感不满，离心者甚多，复国军最终四分五裂。原处下风的唐、罗联军没有错过这个大好机会，乘隙对百济义军发动了总攻，义军士卒兵无斗志，一败涂地，连勇将黑齿常之都心灰意冷，无奈地再次投降唐军。之后唐军又与日军决战于白江口，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对外海战，由于日本船只远比唐舰小，于是大败亏输，被迫放弃了插足朝鲜半岛的野心，撤军回国。
百济高层的内讧铸就了大唐的胜捷，663年十一月，百济重新为唐军所控。此次大唐与新罗联手，与百济遗民在半岛上展开了一场长达四十一个月的拉锯战，最终总算将百济重新纳入了掌中，基本杀光了敢于起义，不服异族统治的硬骨头。经过三年多的战乱，百济的每一寸土地都变成了人间地狱，战死、饿死、病死者不计其数，很多人曝尸荒野，为鹰狗所噬。
百济的复国运动规模宏大，一度令唐军疲于奔命，狼狈不堪，颇有将大唐逐出百济，顺利复国的气象。在661和662两年中，唐廷不顾百济义军越滚越大，仍然将军事重心放在高句丽身上，轻敌率意，更是给义军复夺百济提供了契机，怎奈复国军内部不和，统治高层鼠目寸光，先是未能利用大唐二征高句丽失败后的虚弱之机在百济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又自相残杀，走向衰败，最终竟被并不强大的百济唐军和新罗军所灭，百济人民那拳拳的复国梦想也因统治高层的愚蠢和争权夺利的私心而破灭，最终成为了可怜亡国奴，先是被大唐欺压，后来新罗将唐朝势力逐出百济后，这些遗民便又在新罗人的压迫下继续他们凄惨的生活。
百济具有极大的战略价值，这场侵略战争最终能够取胜，对唐帝国而言举足轻重，尽管大唐耗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才保住半岛南部的这个重要战略支点，但收获却远比付出要大，不仅让唐朝在之后能够彻底控制渤海湾的航运，保障帝国经海路进行的南北运输，还形成了对高句丽南北夹击的战略优势，为之后第三次征辽打好了基础。
由于百济意义重大，唐帝国在这里设县驻军，还于663年设立了熊津都督府，并扶植了一个百济傀儡政权施行统治，准备将这块土地彻底地纳入掌中。然而好景不长，仅仅过了十二年，大唐便被新罗击败，被迫从百济撤出，失去了这块价值巨大，耗费了无数国力、民力才抢来的土地。本篇目录：
二、百济的亡国与复国运动
1、大唐国策的改变
2、古国百济的灭亡
3、打家劫舍的大唐府兵
4、义军蜂起
5、新罗人的救援
6、大唐的狗屎运
7、义军授首
三、唐高宗二征高句丽
1、大举进攻
2、镇压铁勒
3、急转直下
4、束手无策
二、百济的亡国与复国运动
1、大唐国策的改变
李世民征辽失败，令唐帝国放弃了一举攻陷辽东的臆想，被迫开始稳扎稳打，最明显的改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骚扰破坏战术替代强攻，第二个就是大幅调整了对新罗的态度。此前新罗在被高句丽和新罗夹击时，曾多次请求唐帝国出兵援助，但李世民却仅仅是搞些下诏、遣使之类的表面文章，毫无实际作用。笔者认为，太宗起初未尝没有让高句丽和新罗内耗，然后自己再出兵将其全部荡平，尽据朝鲜半岛的想法，因此始终乐于看到双方两败俱伤，然而一征高句丽铩羽而归的惨痛教训却又令他不得不开始正视这个顽强的对手，于是之后便空前重视对新罗的扶持。这一方面是为了借助新罗的力量来夹击高句丽；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在半岛南部开辟一个南攻高句丽的前进基地、一个稳定的补给后方，好为海军日后自南线夹击高句丽创造条件。对新罗的扶持其实并不符合李世民的初衷，不仅不能趁机将其削弱，这种合作关系的建立还令唐帝国在灭高句丽后，不好立时翻脸对新罗下手。
李世民伐辽时，曾令藩属国百济和新罗助攻高句丽，但这两家的回应却迥然不同。由于利益一致，新罗人积极响应，据《旧唐书-新罗传》记载：“新罗遣大臣领兵五万人，入高丽南界，攻水口城，降之”，说明其出动五万之众，倾国北上配合。不过新罗军在攻陷水口城后，却未能再取得其它战果，原因在《三国史记》卷5中可略见端倪（“太宗亲征高句丽，王发兵三万以助之，百济乘虚袭取国西七城”），由此也能看出百济此次坚定地站在了大唐的对立面，与高句丽精诚团结，守望相助。其实大唐虽然号称是总领诸藩的宗主国，实际上却只不过是一个名义上的领袖，对麾下藩属并无号令的能力，这些藩国平日朝贡称臣，不过是放低姿态捞点实际好处，无关痛痒的小事上给大唐一个面子，利益一致时也能积极响应，但一遇到大是大非，利益攸关，便会马上撕破面皮，立场鲜明地跳起来作对，大唐通常也对其无可奈何。
虽然新罗此次仅下高句丽一城，但不过是受百济影响，但其与百济相互牵制，令百济无法与高句丽合作共击唐军，所以还是有很大的作用地。对于唐帝国而言，如果百济覆灭，就能将新罗军从与百济的对峙中解放出来，从而更好地配合自己夹击高句丽。而更重要的是，在占据百济之地后，唐军将在半岛上取得一个能够直接控制的基地，行军和补给的负担必将大大减轻。因此唐廷在一征失败之后，便决意在攻取高句丽之前，先行将百济铲除，为自己二伐高句丽做好铺垫。据《旧唐书-刘仁轨传》记载，刘仁轨曾言：“主上欲吞灭高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明确地从战略层面说出了大唐灭亡百济的真正目的。
2、古国百济的灭亡
李世民含恨而终后，唐帝国暂停了对高句丽的军事行动，以缓解国内艰危的民生，让太宗治下痛苦不堪的百姓得以休养生息，这说明高宗李治还算得上是一位能够体恤民情、审时度势的帝王。当然，李治没有立即就对辽东用兵，除了民生的压力之外，也是因为一时无从下手，然而半岛三国彼此不和，内讧不绝，很快便为唐帝国的再次入侵提供了契机。
由于新罗在李世民征辽时鼎力助其作战，与高句丽和百济的矛盾更加激化，于是在唐帝国撤军后便遭到了两国变本加厉的报复。655年，百济和高句丽再次联合攻打新罗，百济夺其三十余城，新罗向大唐求援，唐廷遂决意趁机介入朝鲜半岛。经过周密准备，高宗以名将苏定方为帅，于660年出动水、陆大军十余万攻伐百济（在《三国史记》中记为十三万，《资治通鉴》中记为十万，《三国遗事》中记为十二万三千），新罗则出动精兵五万配合，三路大军共伐百济。
由于百济的兵力远不及唐、罗联军，加上百济国王扶余义慈被唐廷释出的烟幕所迷惑，误以为唐军此次只是要借道进攻高句丽的西南腹地，因此并未坚决抵抗，错过了拒敌于海岸线前的最佳御敌时机，唐军在安然登陆后大举进攻，发动了一场直捣其国都的闪电战，猝不及防的百济军一败如水，屯驻各地的百济兵将亦不及赴援，联军仅用十日便攻入了百济国都泗沘城，拥有近六百年历史的古国百济为唐所灭。
百济此次亡国，与其一直首鼠两端、心存侥幸不无关系。大唐的国力和人口远胜高句丽，但百济却在双方决战的关键时候站在高句丽一边，而不是按常理去投靠唐朝，就是因为看出了唐帝国的野心，知道唇亡齿寒，高句丽一旦亡国，唐军趁势而下，整个半岛就将全部沦陷。然而尽管扶余义慈聪明地看穿了局势，却又不愿正撼唐军锋锐，妄想着靠外交斡旋等手段与唐朝维系住表面的藩属关系，让唐帝国始终把军事重心放在高句丽身上，拿高句丽当挡箭牌。正因如此，扶余义慈才会一面扯唐朝的助手新罗的后腿，一面还对唐朝称臣纳贡，后来被大唐的外交烟雾所欺骗，没有坚决抵抗唐军的登陆，结果被打得猝不及防，都是这种侥幸心理在作祟。
在统治中心被摧毁后，百济军民在心理上遭受了沉重打击，大多失去了斗志，纷纷向唐军投降，百济全境很快就被平定，唐帝国在其地设县驻军，正式开始施行统治。然而这种“斩首行动”虽然迅速地击垮了对手，却未能彻底摧垮其地方武装势力，因此唐帝国在百济的统治浮于表面，存在着极大的隐患。如果唐帝国能够善待降附百姓，妥善施政，凭借十几万兵马之威，或许还能勉强维持统治，然而唐军军纪素来败坏，在百济故地上为非作歹，戕害百姓，终于激起了规模宏大的农民起义。
3、打家劫舍的大唐府兵
随着开国之后日甚一日的土地兼并，唐初的均田制逐渐崩解，府兵们大多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全家老小的生活，皆靠在战争中打家劫舍而来，因此唐军士卒都是抱着“打赢了捞一票”的心态来到百济地，而唐军素来军风不正，连皇帝李世民都明目张胆地鼓励手下屠城、劫掠百姓，以此来鼓舞士气（如攻白岩城时），下面的将领自然更是大加纵容，再加上征服者自发的骄纵和大国欺负小国惯例的鼓舞，十几万大唐兵将便放心大胆地在百济故地上恣意烧杀奸淫，掳掠财物。据《旧唐书》卷109记载：“显庆五年，苏定方讨平百济，常之率所部随例送降款。时定方絷左王及太子隆等，仍纵兵劫掠，丁壮者多被戮。”
做为侵略者，大唐本就无法让刚刚亡国的百济遗民们归心，大部分人都处于敢怒而不敢言的敏感状态，可就在这种情势下，苏定方等将领非但不肯约束部下，收拢人心，反倒纵容麾下军卒四处劫掠，于是本就军纪败坏的唐军士卒在上官的默许下，变得分外残狠贪暴，四处抢劫破坏，等到十几万唐军回国时，百济已然白骨盈野，一片凋敝。
在百济人眼中，唐军就是无恶不做的异族侵略军，而苏定方就是领头的杀人魔王、邪恶化身。其实百济惨状的出现，并非缘自苏定方个人的道德问题，656年王文度在西域倡议屠戮数千家前来归附的无辜百姓时，众将皆赞同或沉默，唯有苏定方出言阻止（“如此乃自为贼耳，何名伐叛！”）虽然他最终未能阻止那场暴行，但当唐军杀尽这数千家无辜的百姓后，众将“分其财，独定方不受”，可见苏定方尚算是唐军将领中持身较正者，尚有一丝良心未泯。不过四年前的那个苏定方此时已然蜕变，也已经开始默许甚至支持麾下军卒荼毒百姓，此时残虐百姓早已成为军中常例，没有哪位将领敢于阻止士兵们的兽行，苏定方也不敢挡大家的财路，否则引发兵变都有可能。
由苏定方的蜕变能够看出，大唐府兵的军风军纪下堕极快，在短短几年中便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军纪的迅速败坏源于唐廷一贯奉行功利作风，只要打了胜仗，那道德沦丧、抛却良知、由军变贼、烧杀抢掠、淫辱妇人都无所谓。对于士兵们在境外（甚至是羁縻州和新夺占的领土上）向已经降顺的百姓施加的暴行，从最高位的皇帝开始，就睁一眼闭一眼，大加包庇纵容，上梁不正下梁歪，军中将领自然更是乐得放任，最终一发而不可收拾，兵卒们恶习已成，谁都无力再约束手下，于是唐军便为所欲为了两百多年，着实羡煞旁人。
4、义军蜂起
唐帝国在占领区的残暴统治激起了百济士民的极端愤恨，奋身起义者不计其数，武装反抗此起彼伏，更硬生生将很多本已归降的百济将士逼反，这些人同情正被唐军荼毒的同胞，降而复叛，一时间百济大地火头四起。尽管这些人普遍缺乏铠甲和武器，大多只能以简陋的木棒作战（“兵尽前役，故以棓战”），但却异常英勇，不畏牺牲，一时间令唐军大感头疼。而看到军队起事，各地百姓更是有了主心骨，闻风相从，军民团结一心，共同与残忍的唐朝侵略军殊死作战，一场轰轰烈烈的复国运动就此在百济故土上拉开帷幕。
第一个举起反唐复国大旗的义军首领，就是后来被大唐视作梁柱的的百济将军黑齿常之。在百济国王投降后，黑齿常之和同僚们原本均已归降依附，但当看到唐军士兵大肆屠虐百姓，较仁慈者也会将其劫掠一空之后，黑齿常之等人愤而复叛，于任存山揭竿起义，“旬日而归附者三万余人”。
面对如火如荼的大起义，大唐与新罗立即联起手来，对各支义军进行了冷酷的镇压。苏定方出动大军进攻任存山，虽然黑齿常之临时招聚的三万散兵游勇仓促成军，缺乏训练，而唐、罗联军拥兵近二十万，且武器精良，双方实力相差悬殊，但由于满怀仇恨的义军士兵为了保卫家园，均殊死而战，所以唐军仍然大败而回（“定方遣兵攻之，常之领敢死之士拒战，官军败绩。”----《旧唐书》卷109）
在攻打黑齿常之失败后，苏定方并未再次进攻，而是于660年九月率唐军主力归国献俘，百济战场上的唐军锐减至一万七千人，新罗军之后也相继撤兵。此后百济的乱局迅速恶化，各地义军纷纷转守为攻，在《新唐书》、《旧唐书》和《资治通鉴》中均提到，黑齿常之在击退苏定方的进攻后，紧接着便又取得攻占“二百余城”的辉煌战果，收复了大量失地，大唐在百济故土上的统治一时间风雨飘摇。而在苏定方撤军一个月之后，另一支百济义军的首领道琛和鬼室福信就拥立了正流亡日本的百济王子扶余丰，以之号召百济人民起来抗争复国，于是百济大地上的起义浪潮更加汹涌，唐军只能龟缩在几个大的据点中负隅顽抗。在金法敏致薛仁贵的信中便曾提到：“大军回后，贼臣福信，起于江西，取集余烬，围逼府城”，可见情势已然岌岌可危。
苏定方此次在彻底平定起义前就急急撤军，一方面是因为十余万大军长期远在辽东，靡费巨大，国内百姓不堪重负；另一方面则是苏定方急于见好就收，回去献俘请功。在当年的正月和十一月，唐帝国先后于洛阳举行了两次盛大的献俘仪式，苏定方均是主角，一年间两次得胜还朝，这是罕见的荣耀，苏定方急着回去也不难理解。一些人则认为，苏定方急于归国，与唐廷高层的争权夺利有关。而且苏定方与留守百济的刘仁愿不和，专门给他留下一个烂摊子，好看他的笑话。
笔者认为，苏定方急于回国的最主要原因并非以上所述， 而是因为唐廷始终将军事重心放在高句丽身上，灭百济也不过是在为这个目标做铺垫。此时百济政权已然坍塌，虽然义军蜂起，但对唐帝国联合新罗夹击高句丽而言，已经构不成大的影响。唐帝国在661年春便再次大举进攻高句丽，660年秋令苏定方撤兵回国，休养整编，自是顺理成章之事。
在唐廷高层眼中，百济起义自始至终都无足轻重，只要平灭了高句丽，那数十万大军顺势南下，镇压掉百济的起义不过是弹指间事。虽然唐廷低估了百济起义的力量，百济的局势也比其先前预想的要乱得多，但不得不说，如果二征高句丽真能一鼓而下，那唐军在百济就算再凶暴残忍，凌虐百姓，搞得天怒人怨，唐帝国也能轻易压服，在北亚的统治照样能够稳固如山。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民心的力量从来都微不足道。
5、新罗人的救援
黑齿常之乘胜猛攻驻百济唐军的大本营泗沘城，局势十分危急，全靠新罗出动大军救援，泗沘之围方解，城中唐军也从新罗援军手中得到了急需的军粮。在新罗力助之下，唐军得以与百济义军形成短暂的对峙。661年二月，百济复国军再次向泗沘城发起进攻，唐军统帅刘仁愿慌忙向新罗求援，并在新罗人的帮助下再一次勉强保住了泗沘城。661年三月，名将刘仁轨统援兵赶到百济，“仁轨与新罗兵合击，破之，杀溺死者万馀人。道琛等乃释府城之围，退保任存城。”
据《资治通鉴》卷200记载：“仁轨众少，与仁愿合军，休息士卒”，由此可知刘仁轨此次带来的唐军数量有限。因此当泗沘城解围后，“新罗粮尽，引还”，刘仁轨便再也不敢出战，只能“休养士卒”，而且还要与刘仁愿屯兵一处，担心被义军各个击破，可见唐军自身在百济义军面前处于明显下风，自保尚且勉强。由此也不难看出，先前唐、罗联军在府城的胜利主要靠的是新罗兵马。
尽管刘仁轨已和刘仁愿合兵一处，但仍然朝不保夕，急需新罗军援救，因此高宗赶忙“表诏新罗出兵，新罗王春秋奉诏，遣其将金钦将兵救仁轨等”。然而这次唐军没能指望上大救星新罗，第四次前往泗沘城赴援的新罗军“至古泗，福信邀击，败之。”高宗深知在百济苦苦支撑的两支唐军远非百济义军的对手，听说新罗援兵已经靠不上，顿觉大事不妙，十分担忧刘仁轨和刘仁愿军被全歼，因此一度准备彻底放弃百济，撤兵回国（“平壤军回，一城不可独固，宜拔就新罗。若金法敏借卿留镇，宜且停彼；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还也。”）而此时百济唐军斗志全无，据《资治通鉴》卷200记载：“将士咸欲西归”，可见其处境之被动。
刘仁轨深知百济之地对唐帝国意义重大，一旦丢失这个半岛南部的战略支点，唐帝国目前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优势将不复存在，渤海湾的运输和海贸也将受到严重影响，加上刘仁轨准确地看到了百济义军内部不和的致命隐患，于是便上书竭力劝阻：“（百济义军）君臣猜离，行相屠戮；正宜坚守观变，乘便取之，不可动也。”在他的坚持之下，高宗最终同意百济唐军暂不撤离，视情况再定行止。这次刘仁轨看得很准，运气也相当不错，很快就迎来了转机。复国军中很快便开始内讧，“福信寻杀道琛”，这令义军士气遭受了沉重打击，从上至下矛盾重重，将领各存异心，实力锐减，再无力对弱小的唐军发动大规模攻势，于是双方一时间陷入僵持态势。
到了661年七月，形势又变，唐军突然打破沉寂，开始大举进攻，“熊津都督刘仁愿、带方州刺史刘仁轨大破百济于熊津之东，拔真岘城。”笔者起初不明白为何唐军能够突然打破均势，不过在看到另一则记载后就豁然开朗：“福信等以真岘城险要，加兵守之。仁轨伺其稍懈，引新罗兵夜傅城下，攀草而上，比明，入据其城”（《资治通鉴》卷200）。显而易见，此时第五拨新罗援军已然赶到，与唐军兵合一处，这才有了进攻的能力，于是刘仁轨便统率新罗军攻破了真岘城。
6、大唐的狗屎运
在义军的打击之下，刘仁轨和刘仁愿原本已经无力支撑，但先是义军内乱衰弱，随即唐军又得新罗重兵襄助，总算是在661年稳住了阵脚，甚至还发起了一场局部反攻。661年七月，唐廷“诏发淄、青、莱、海之兵七千人以赴熊津”，这也是驻扎百济的唐军得到的第二次补充。
然而百济义军也很快得到了有力的支援。当660年起义时，鬼室福信曾以正身处日本的百济王子扶余丰为旗号，以增强自己的号召力。661年八月，五千日军护送扶余丰回到百济，以确保其不致成为鬼室福信的傀儡，从而保障日本在半岛的利益，又于九月援助了百济复国军不少物资。鬼室福信控制不了扶余丰，只好表面上奉其为主，由于扶余丰具有王位的正统性，在百济民间的号召力很强，他回国之后，越来越多的百济遗民开始起来反抗大唐侵略军，复国军日趋壮大，再加上日本的军事支持，重新对唐、罗联军占据了明显上风。
在661和662两年中，唐帝国的主力正忙于二征高句丽，如果此时百济义军倾力进攻，百济的唐、罗联军多半抵挡不住，百济也能成功复国。但义军内部矛盾重重，鬼室福信、扶余丰、日本三方势力各自怀揣私心，都担心冲在前面损耗实力，尤其是鬼室福信和扶余丰彼此戒备，均担心被对方乘隙吞并，因此尽管坐拥强大实力，却毫无举措，始终按兵不动，最终坐视复国良机丧失。百济义军的拙劣表现是刘仁轨得以继续在百济立足的主要原因，反倒令高宗先前的顾虑看起来好似杞人忧天，这实是百济的不幸，唐朝的大幸。
662年春，唐帝国第二次铩羽辽东，百济唐军的局势自然也更加不利。663年六月，日本又出动大军援助百济，连上先前的五千人，日军在百济已经达到了四万三千人，与百济复国军合兵一处后，力量大大超过了唐、罗联军，刘仁轨虽然还未败绩，但形势已经岌岌可危。不过纵观历史，大唐每次陷入窘境后，对手都会发生内乱，让唐军得以趁机翻盘，这次自然也不例外。还不等扶余丰发动大举进攻，复国军内部就再次发生了剧变，扶余丰感觉鬼室福信权力过大，有将自己架空为傀儡之迹象，便毅然壮士断腕，自毁长城，于663年六月将其杀死。由于六月恰是日军大举增援之时，因此笔者揣测，扶余丰很可能早就对鬼室福信动了杀机，只不过因为直属力量不强，才一直不敢妄动。最终他与日军达成了默契，于是一待日本派来大军，扶余丰便马上下手铲除权臣，并借助日军之力弹压局面，维系统治，而日本则趁机加大了对百济的渗透。
7、义军授首
由于鬼室福信在义军中威望极高，是复国军中的灵魂人物，又是无罪被戮，无法服众，因此义军将士多对扶余丰深感不满，离心者甚多，复国军最终四分五裂。原处下风的唐、罗联军没有错过这个大好机会，乘隙对百济义军发动了总攻，义军士卒兵无斗志，一败涂地，连勇将黑齿常之都心灰意冷，无奈地再次投降唐军。之后唐军又与日军决战于白江口，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对外海战，由于日本船只远比唐舰小，于是大败亏输，被迫放弃了插足朝鲜半岛的野心，撤军回国。
百济高层的内讧铸就了大唐的胜捷，663年十一月，百济重新为唐军所控。此次大唐与新罗联手，与百济遗民在半岛上展开了一场长达四十一个月的拉锯战，最终总算将百济重新纳入了掌中，基本杀光了敢于起义，不服异族统治的硬骨头。经过三年多的战乱，百济的每一寸土地都变成了人间地狱，战死、饿死、病死者不计其数，很多人曝尸荒野，为鹰狗所噬。
百济的复国运动规模宏大，一度令唐军疲于奔命，狼狈不堪，颇有将大唐逐出百济，顺利复国的气象。在661和662两年中，唐廷不顾百济义军越滚越大，仍然将军事重心放在高句丽身上，轻敌率意，更是给义军复夺百济提供了契机，怎奈复国军内部不和，统治高层鼠目寸光，先是未能利用大唐二征高句丽失败后的虚弱之机在百济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又自相残杀，走向衰败，最终竟被并不强大的百济唐军和新罗军所灭，百济人民那拳拳的复国梦想也因统治高层的愚蠢和争权夺利的私心而破灭，最终成为了可怜亡国奴，先是被大唐欺压，后来新罗将唐朝势力逐出百济后，这些遗民便又在新罗人的压迫下继续他们凄惨的生活。
百济具有极大的战略价值，这场侵略战争最终能够取胜，对唐帝国而言举足轻重，尽管大唐耗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才保住半岛南部的这个重要战略支点，但收获却远比付出要大，不仅让唐朝在之后能够彻底控制渤海湾的航运，保障帝国经海路进行的南北运输，还形成了对高句丽南北夹击的战略优势，为之后第三次征辽打好了基础。
由于百济意义重大，唐帝国在这里设县驻军，还于663年设立了熊津都督府，并扶植了一个百济傀儡政权施行统治，准备将这块土地彻底地纳入掌中。然而好景不长，仅仅过了十二年，大唐便被新罗击败，被迫从百济撤出，失去了这块价值巨大，耗费了无数国力、民力才抢来的土地。
三、唐高宗二征高句丽
1、大举进攻
在660年灭亡百济之后，唐朝在朝鲜半岛的南部获得了一块跳板，取得了能够无须跨海便南北夹击高句丽的战略优势。新罗在勾结唐帝国灭掉夙敌百济之后，在唐帝国的支持下与高句丽在半岛上分庭抗礼，两国一时间形成了南北对峙之势。
在661年，百济的局势一片混乱，复国义军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驻守百济的唐军朝不保夕，可唐廷却只是遣刘仁轨带几万人前往镇压。事实上，就算加上一直在百济作战的刘仁愿部唐军，以及前来大力襄助的数万新罗军，这点儿兵力仍然远远不足以平定百济遗民的起义。显而易见，唐帝国对百济的变乱并不十分在意，其军事重心仍然放在高句丽身上，试图趁其刚刚失去盟友百济，陷入孤立，一举将其攻灭。在唐廷的战略规划中，其实并不要求立即彻底平定义军，只要能在百济故地上保障一个海军登陆后驻扎的后勤基地，以及一条能够北上夹击高句丽的通道即可。
661年春，继唐太宗一征之后，高宗李治再次倾国而出，对高句丽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入侵。此次唐军的兵力更为庞大，据《资治通鉴》卷200记载，数目多达“三十五军”，唐朝时每“军”在万人上下，因此也就是三十多万人，而这个数字也恰好与《三国遗事》中记载的“率三十五万军以伐高丽”相契合，所以可信度还是比较高地。再加上正驻扎于百济的数万唐军（百济原有刘仁愿部一万七千人，刘仁轨后来又带去一些援军），此次进攻高句丽的唐军总数接近四十万。此外，新罗王金法敏亲统数万新罗主力北上，配合大唐夹击高句丽。之前新罗无论是配合李世民一征高句丽，还是助唐攻灭百济，均出动了五万大军，此次攻打比百济更强大的高句丽，理应会出动更多的兵力，至少也有五万之众，因此本次进攻高句丽的总兵力接近四十五万。
唐军主力兵分两路，契苾何力统陆军自辽东进兵，计划先渡鸭绿水，再杀向平壤；苏定方则以舟师运兵，自朝鲜半岛南部登陆，然后一路北上，海陆两军夹击平壤。大唐此次征发了数十万大军，再加上随行民夫，数目惊人，负担沉重，补给艰难，一心想要速战速决，高句丽人自然便要反其道而行之，将此次的宏观战略定为坚壁清野，逐节抵抗，力求将战局拖至冬天，靠寒冷、消耗和坚城击败气势汹汹的唐帝国。
在这样的指导思路下，高句丽人主动放弃了大片土地，北线收缩至鸭绿水，南线收缩至浿江，力图集中兵力，缩短战线，以要塞和天险迟滞疲耗唐军。据《资治通鉴》卷200记载：“七月甲戌（实际上应为八月），苏定方破高丽于浿江，屡战皆捷，遂围平壤城。”不过此战只是高句丽“逐节抵抗”战略的一部分，南线的高句丽军并未在此地与唐军死磕，因此兵力折损不大。
北线唐军在辽东地区也并未遭遇任何坚强抵抗，很快便顺利进抵鸭绿水，泉男生统领数万兵马在对岸布置防御，迟滞唐军。九月，北线唐军取得鸭绿水大捷，据《三国史记》卷7记载：“九月， <盖苏文>遣其子<男生>, 以精兵数万， 守<鸭 {鸭绿}>, 诸军不得渡。 <契苾何力>至， 値氷大合， <何力>引衆乘氷度{渡}水， 鼓而进， 我军溃奔。 <何力>追数十里， 杀三万人。 余衆悉降， <男生>仅以身免。”泉男生起初多半也是打算据险而守，尽量拖延，实在守不住便后撤保存实力，不过他没想到天气骤寒，“值氷大合”，原本“诸军不得渡”河面突然冻结，唐军趁机攻过江来，鸭绿水天险竟然转瞬即破，因此在猝不及防下未能及时后撤，这才会出现三万人被斩杀的惨重损失。
整体来看，此次高句丽人的宏观战略就是纵敌深入，倾全力死守平壤，因此在南、北两线的抵御都未尽全力，这也正是唐军起初进展顺利的原因所在。
2、镇压铁勒
北线唐军渡过鸭绿水后，本欲乘胜而前，却没想到后院却于此时突然起火。在此之前，唐王朝对铁勒诸部长期征兵征粮，且规模日益加大，毫无节制，令其不堪其苦，此次二征高句丽时，更是对其大规模强制征发，终于生生将这些本想安稳度日的铁勒人逼反。几乎所有的铁勒部族都加入到了这场抗争之中，它们宣布独立，不肯再为唐朝的开疆扩土出兵出粮，让自家子弟成为炮灰，在忍无可忍之下，它们向远比自己强大的唐帝国发出了愤怒的呼喝。
由于素来均以征服者自居，又征发无度，因此大唐在周边藩属国和羁縻州中的统治并不得人心，其宗主国地位全靠武力来维系。此时铁勒闹独立，如果大唐不能迅速做出有力的惩罚，其它藩属必然有样学样，就会引发像多米诺骨牌般的崩塌后果，甚至连已经被征发到辽东的各支仆从军都有哗变的可能。为了震慑其它藩属，唐帝国必须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速平定这场起义，并且冷酷处置，杀鸡儆猴，这也是后来唐廷纵容薛仁贵搞大屠杀，并对这种惨绝人寰的暴行不闻不问的主要原因。
在661年十月铁勒起义后，唐廷立即从正在辽东作战的北线唐军中抽调了部分军队，以郑仁泰为铁勒道行军大总管，薛仁贵任其副手，一同前往镇压铁勒人的独立运动。二人统军进入漠北后，很快便击败了仆骨部，又打跑了战斗力最强的回纥部，于662年三月进至今外蒙古的於都斤山。铁勒九姓中与大唐关系最好，之前替大唐卖力也最多的思结、多滥葛等部均聚居于此，这些部落虽然对唐廷不满，但由于战斗力较差，反抗意志其实并不坚决，先前鼓足勇气随大流起事，此时见情势不妙，便急急向唐军送上“降款”，表示愿意无条件投降，重为臣属，希望能够受到宽免。
然而副帅薛仁贵为了立功，也为了震慑其它藩属，更为了给手下将士提供一个劫掠财物妇人的机会，竟然背信弃义，对已经放下武器，正在等待受降的铁勒军下了毒手，残忍地将十三万铁勒降卒尽数屠杀，制造了中国历史上骇人听闻的杀降暴行。对于部族中的平民百姓，薛仁贵则打着“恐为后患，并坑杀之”的旗号，除了唐军士卒掳掠的女子之外，将整个部族全部残忍地活埋掉，据《唐会要》卷61记载----“杀降九十余万”！实可谓丧心病狂。
唐军的暴行彻底激怒了铁勒人，其余的铁勒部落均与大唐结下了不解之仇，他们坚壁清野，远走漠北，并诱使唐军深入追击，然后不断袭扰，最终唐军断粮，仓惶回逃，一路上先是吃马，马尽后，竟然“人皆相食”，一万四千精锐唐军，等退到关内时，竟然只剩了八百人。薛仁贵和郑仁泰的野蛮暴行给唐帝国招来了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重大损失，局面急剧恶化，为了收拾他俩搞出来的烂摊子，唐廷被迫又将征辽前线的北线唐军主帅，铁勒族大将契苾何力从战场上调回，借助他的威望去安抚满腔恨意的铁勒诸部。契苾何力在铁勒人中威望素著，据《旧唐书》卷109记载，他仅引五百精骑“驰入九姓中”，便成功劝服其各部不再与大唐为敌，这场大冲突至此才得以收场。不过铁勒九姓对唐帝国的怨恨却久积不散，并直接导致了他们日后叛离唐朝，投靠了唐朝的敌人后突厥。
3、急转直下
由于契苾何力离开时只带走了五百人，所以辽东战场上的北线唐军只是减少了郑仁泰所部，鸭绿水以南仍然还屯有重兵，可既存史料中却并未提到这些唐军后来有何举措。笔者认为，这是因为高句丽北线的防御远比南线强大，就算高句丽人只是据守坚城，唐军一路杀到平壤也十分困难，再加上主帅离开、力量分薄等因素，北线唐军无隙可乘，不敢冒险前进，所以在渡过鸭绿水后便再无建树，只是与高句丽人对峙，未能对南线唐军攻打平壤做出有力的策应。
苏定方统率的南线唐军倒并未遭遇坚强抵抗，八月时已将平壤城团团围困，但由于高句丽人在之前的防御战中并未伤及根本，精兵猛将尽集于平壤城中，因此平壤城防十分强大，而唐军又素来不擅攻坚，于是顿兵于平壤城下，围攻八个多月不能寸进。高句丽人此次的拖延战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愿将战局拖入到了冬季，令唐军在乏粮之余，冬衣也出现了严重短缺。据《日本书记》记载：“惟（661年）十二月，于高丽国寒极浿冻……高丽士卒胆勇雄壮。故更取唐二垒，唯有二塞，亦备夜取之计，唐兵抱膝而哭。锐钝力竭，而不能拔。”显而易见，在寒冷和饥饿的影响下，双方的优劣之势此时已然逆转。
自十二月后，高句丽人开始局部反攻，击败唐军，成功夺取了围城唐军的两座营垒。据《三国史记》卷42记载，此时唐军的情势已然十分窘迫，苏定方急遣新罗信使文泉返回传信，向文武王哀告道：“大王军士不至，粮草不济，其危殆甚矣。”祈求对方出兵援助。从苏定方的惶急语气可以看出，他此时已知事不可为，非但已不抱破城之望，反倒还担心自己这支缺粮缺衣的疲兵有覆亡之危，所以才放下大国的矜持，语带哀求地恳请对方迅速送粮救援自己。
由于此次运粮需要一直抵达都城之下，深入敌境，粮队又行动缓慢，无法隐蔽，因此危险和难度都极大。据《三国史记》卷42记载，当文武王向群臣提及运粮之事时，众人“皆言深入敌境输粮， 势不得达矣。”于是“ 大王患之， 咨嗟。”这时新罗大将金庚信说道：“国家之事， 虽死不避， 今日是老臣尽节之日也。 当向敌国， 以副<苏>将军之意。” “十二月十日， 与副将军<仁问>·<眞服>·<良图>等九将军， 率兵载粮， 入<高句丽>之界。 壬戌正月二十三日， 至<七重河>, 人皆恐惧， 不敢先登。 <庾信>曰： ‘诸君若死， 岂合来此。’ 遂先自上船而济……至<障塞>之险， 会天寒烈， 人马疲惫， <庾信>露肩执鞭， 策马以前驱。 衆人见之， 努力奔走出汗，不敢言寒。 遂过险“。在冒着严寒将粮草运到唐军营中后，金庾信留下助战，金良图则带一部分押粮士兵回国，结果途中还遭到了高句丽人的伏击（“<丽>人伏兵， 欲要击我军於归路”），最终险险得脱。
根据以上记载的种种细节，我们不难看出，这次为了救援唐军，将粮秣运到平壤城下，新罗人花了不少力气，沿途也遇到了诸多困难，更冒了极大的风险，是抱着全军覆没的决心去做地，合作的诚意毋庸置疑。而这批粮秣对于唐军来说，也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是挽救这十余万南线唐军的关键所在。事实上，在粮秣未到前，唐军的形势确实日趋不利。662年二月，高句丽军队大举反攻，刀锋直取唐军左翼的庞孝泰部，蛇水之战爆发（一些史家称其为第一次平壤战争）。据唐史记载：“沃沮道总管庞孝泰与高丽战于蛇水之上，军败，与其子十三人皆战死。”“庞孝泰以岭南兵壁蛇水，盖苏文攻之，举军没。”
在此役中，高句丽人全歼了庞孝泰部数万唐军，由唐军一翼被整建制消灭能够看出，高句丽人其实是具备在野战中全歼唐军大兵团的能力地。在之前的战事中，虽然辽东地区的高句丽军挡住了北线唐军，但南线唐军却轻松杀至都城之下，不免给人一种高句丽军队在唐军面前不堪一击的错觉，其实若论同等数量下军队的战斗力，高句丽人恐怕还要在唐军之上，只是因唐军具有数量优势，才会收缩至都城决战。其实高句丽人将重兵屯于平壤，还有另一个目的，即隐藏实力，有意示弱，从而诱敌深入，拖长唐军的补给线，待其攻坚不下，疲惫衰弱后再大举反攻。事实证明，高句丽人的战略相当有效，唐军果然在坚城下碰得头破血流，战斗力也因饥寒而下降，之后旋即便遭到重创。
“蛇水大捷”极大地鼓舞了高句丽将士的信心，同时也给唐军士气造成了沉重打击。此时左翼唐军已被歼灭，苏定方的中军岌岌可危，高句丽人下一步多半就要伺机自侧翼对他进行包抄了，情势万分危急。由“<定方>以食尽兵疲， 不能力战， 及得粮， 便廻<唐>”这则记载可知，南线唐军由于粮尽，此时甚至已经无法撤退，攻城想必早就停了，只是屯驻在城外苦苦支撑而已，直到新罗的运粮队于二月上旬赶到平壤城下，得到粮秣后，才总算是缓过了一口气，趁着这批粮草尚未吃完，急急于662年三月撤围而走。大概是因为唐军得到粮草后军心略定，野战能力也有所恢复，所以高句丽人并未追击，南线唐军得以安然归国。
当年三十万精锐隋军起初也是势如破竹，轻松杀至平壤城下，但围攻至缺粮后，军心立散，当时的半岛上又没有新罗这样的盟友给送粮，被迫强行撤退，结果全军溃乱，被战斗力原本远逊的高句丽人全歼。前车之鉴历历在目，情况也颇为相似，如果唐军等不到这批粮秣，恐怕多半会重蹈当年隋军的覆辙，换言之，全靠新罗人冒险送粮，才拯救了这十几万唐军。此次二征高句丽劳师两年，耗费无数，最终却无功而返，未能实现攻陷平壤的战略目标，十几万南线唐军反倒险些全军尽没，收场可谓十分惨淡。腹背受敌的高句丽再一次成功顶住了压力，从此对大唐更无畏惧。
4、束手无策
唐帝国与新罗数次联手攻打高句丽，却均被泉盖苏文率军击退。此次大唐顶着沉重的财政压力，出动了近四十万大军，已然是倾尽全力，却仍然奈何不了对方，此时的大唐和当年的大隋一样，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窘境。打又打不下来，徒耗国力；可如果半途而废，岂非就等于承认了自己的无能，暴露出国力虚弱，无力对忤逆的藩属国进行制裁的窘况，这必将导致其它藩属也心存不轨，可谓后患无穷。可以说，唐帝国继李世民之后第二次伐辽失败，在政治上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唐朝君臣皆沮丧万分，原定的“封泰山、幸东都并停”（《资治通鉴》卷201）。
唐帝国与高句丽的战争旷日久长，国内百姓困苦不堪，怨声载道。而且唐朝近年来战争的规模日益增大，仅在国内“征夫”已经远远不够，唐王朝遂大幅增加了对周边各属国和羁縻州的征兵摊派，但由于索求无度，很快便引发了周边各部族的广泛不满，661年铁勒诸部爆发大起义便是缘于此节。虽然薛仁贵靠血腥的大屠杀把铁勒人的独立运动镇压了下去，但这场举族叛离也给一贯骄横的唐帝国敲响了警钟，属国百姓中弥漫的对战争的抵触情绪也令帝国高层开始颇有顾忌。为了平息民怨，高宗于663年八月下诏宣布：“以海东累岁用兵，百姓困于征调，士卒战溺死者甚众，诏罢三十六州所造船。” （《资治通鉴》卷201）
唐廷暂且休兵，除了安定人心、舒缓国内日趋激化的矛盾之外，也是因为在军事上一筹莫展，失去了攻取高句丽的信心，因此暂时并未产生第三次大举伐辽的念头。自从661年二征高句丽以来，唐帝国就接连遭逢不顺，先是铁勒各部因反对兵役闹独立，然后就是第二次伐辽战事不利，任雅相、程名振、庞孝泰等大将相继战死，最终唐军还在平壤城下被重创，被迫仓惶撤军。更不妙的是，百济此时正乱作一团，高宗又下令百济唐军不战而退，全部撤回国内，彻底放弃百济故地，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不仅说明唐帝国此时在百济的局势不容乐观，更能看出高宗在二征失败后信心遭到重挫，似乎已然对攻灭高句丽失去了信心，彻底放下了再次征辽的念头，所以才连百济这个进攻高句丽的重要桥头堡都不愿再去费力争夺。
唐帝国的疆域和人口远胜高句丽，可在辽东的军事表现却始终乏善可陈，其主要原因就是唐军的战斗力实在太差，而军队的孱弱又与兵制和军队风气、官场风气的败坏有着直接的关联。名将刘仁轨在674年接掌百济唐军时，便曾向高宗上书：“臣伏睹所存戍兵，疲赢者多，勇健者少，衣服贫敝，唯思西归，无心展效……自显庆五年（660）以来，征人屡经渡海，官不记录，其死者亦无谁问。州县每发百姓为兵，其壮而富者，行钱参逐，皆亡匿得免；贫者身虽老弱，被发即行……州县追呼，无以自存，公私困弊，不可悉言。是以昨发海西之日，已有逃亡自残者，非独至海外而然也……百姓不愿从军，率皆由此。臣又问曩日士卒留镇五年，尚得支济，今尔等始经一年，何为如此单露？咸言初发家日，惟令备一年资装，今已二年，未有还期……”详细地说明了驻扎在辽东的唐军士兵的苦况和士气低迷的状态。像这种强征而来，被迫超期服役的士兵，又岂能对朝廷心无怨怼？而当军队的风气已经败坏，赏罚不明，奋战者毫无所得时，士兵们又怎肯再戮力向前？
百战百败得大唐啊，为何 你没有被高句丽灭国？这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大奇案，楼主你给个答案
错误百出。
1、打高句丽唐朝府兵不可能有30几万。唐朝府兵总共才60万不可能派出一大半，况且你都说了铁勒部族都不肯再为唐朝的开疆扩土出兵出粮，让自家子弟成为炮灰，在忍无可忍之下叛乱了，说明30万唐军里至少有一大半是仆从军。
2、既然13万唐军在百济打酱油还屡屡要新罗救，说明唐军无关紧要嘛，那新罗何不自己打百济得了（搞笑的是新罗快被百济给灭了，新罗王哭着喊着要唐朝出兵救他）。
3、唐高宗时民不聊生？永徽之治可不是说着玩的。
4、唐军战斗力差？吐蕃、波斯、西域诸国表示压力山大。
1、打高句丽唐朝府兵不可能有30几万。唐朝府兵总共才60万不可能派出一大半，况且你都说了铁勒部族都不肯再为唐朝的开疆扩土出兵出粮，让自家子弟成为炮灰，在忍无可忍之下叛乱了，说明30万唐军里至少有一大半是仆从军。
2、既然13万唐军在百济打酱油还屡屡要新罗救，说明唐军无关紧要嘛，那新罗何不自己打百济得了（搞笑的是新罗快被百济给灭了，新罗王哭着喊着要唐朝出兵救他）。
3、唐高宗时民不聊生？永徽之治可不是说着玩的。
4、唐军战斗力差？吐蕃、波斯、西域诸国表示压力山大。
总而言之 楼主的意思 就是 唐朝胜利全靠运气 全靠半岛人不团结 但是半岛人赢了的话就是英勇和智慧 可是为什么最后都被唐朝消灭了呢？ 不是30万大军也抵不住所谓的义军吗
皓月无双 发表于 2012-8-7 23:53 ![]()
百战百败得大唐啊，为何 你没有被高句丽灭国？这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大奇案，楼主你给个答案
首先，请不要诋毁唐朝，唐朝不是百战百败，也赢过一些。
唐朝之所以没有被高句丽灭国，是因为国力和兵力、人口总数数十倍对方，人海战术很有用。虽然一对一，唐军无优势，甚至下风，但十倍兵力，却常常占据优势，不过想灭掉高句丽，也没那么容易，常常被迫无功而返。对方在坚城中以逸待劳，趁唐军薄弱出击，往往能取得局部胜利。
唐朝出兵远跋辽东，补给压力大，客场作战，也是其频频失利的重要原因
简单说，高句丽太弱，比起宋朝的敌人辽、金之类差太多，因此虽然唐朝也弱，但双方谁也奈何不了对方。
百战百败得大唐啊，为何 你没有被高句丽灭国？这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大奇案，楼主你给个答案
首先，请不要诋毁唐朝，唐朝不是百战百败，也赢过一些。
唐朝之所以没有被高句丽灭国，是因为国力和兵力、人口总数数十倍对方，人海战术很有用。虽然一对一，唐军无优势，甚至下风，但十倍兵力，却常常占据优势，不过想灭掉高句丽，也没那么容易，常常被迫无功而返。对方在坚城中以逸待劳，趁唐军薄弱出击，往往能取得局部胜利。
唐朝出兵远跋辽东，补给压力大，客场作战，也是其频频失利的重要原因
简单说，高句丽太弱，比起宋朝的敌人辽、金之类差太多，因此虽然唐朝也弱，但双方谁也奈何不了对方。
jiafeidemao 发表于 2012-8-8 13:11 ![]()
错误百出。
1、打高句丽唐朝府兵不可能有30几万。唐朝府兵总共才60万不可能派出一大半，况且你都说了铁勒部 ...
1、三十五万人中，确实存在仆从军，所以肯定不全是府兵，另一部分应该叫城榜军。
2、你看得太不认真了，百济大乱是在唐军撤至仅有1.7万人后，新罗5万也回国之后，才爆发地，需要新罗救的不是13万唐军，而是几万人。18万大军灭百济，但新罗自己却灭不掉。
3、比贞观晚期强，但伐辽东也令很多人不堪重负。
4、吐蕃和大食与唐的交手，我以后会专门写。
错误百出。
1、打高句丽唐朝府兵不可能有30几万。唐朝府兵总共才60万不可能派出一大半，况且你都说了铁勒部 ...
1、三十五万人中，确实存在仆从军，所以肯定不全是府兵，另一部分应该叫城榜军。
2、你看得太不认真了，百济大乱是在唐军撤至仅有1.7万人后，新罗5万也回国之后，才爆发地，需要新罗救的不是13万唐军，而是几万人。18万大军灭百济，但新罗自己却灭不掉。
3、比贞观晚期强，但伐辽东也令很多人不堪重负。
4、吐蕃和大食与唐的交手，我以后会专门写。
sffw673 发表于 2012-8-8 18:22 ![]()
总而言之 楼主的意思 就是 唐朝胜利全靠运气 全靠半岛人不团结 但是半岛人赢了的话就是英勇和智慧 可是为 ...
对了，我就是认为如果高句丽不内乱，唐朝灭不了对方，就如前两次无功而返一样。唐朝没有内乱，半岛人取胜自然不能推给这点。
三十万军被义军击败？没有吧，当时高句丽还没亡国，哪来的义军？
总而言之 楼主的意思 就是 唐朝胜利全靠运气 全靠半岛人不团结 但是半岛人赢了的话就是英勇和智慧 可是为 ...
对了，我就是认为如果高句丽不内乱，唐朝灭不了对方，就如前两次无功而返一样。唐朝没有内乱，半岛人取胜自然不能推给这点。
三十万军被义军击败？没有吧，当时高句丽还没亡国，哪来的义军？
看这篇的人不多啊
jiafeidemao 发表于 2012-8-8 13:11 ![]()
错误百出。
1、打高句丽唐朝府兵不可能有30几万。唐朝府兵总共才60万不可能派出一大半，况且你都说了铁勒部 ...
拿府兵当证据，就是一个大笑话。
征高丽的的时候，大部分兵力靠募兵制，而不是府兵制。
唐太宗著名的“募百得千、募千得万”，就是这个时候说的。
错误百出。
1、打高句丽唐朝府兵不可能有30几万。唐朝府兵总共才60万不可能派出一大半，况且你都说了铁勒部 ...
拿府兵当证据，就是一个大笑话。
征高丽的的时候，大部分兵力靠募兵制，而不是府兵制。
唐太宗著名的“募百得千、募千得万”，就是这个时候说的。
不容青史俱成灰 发表于 2012-8-28 17:07
看这篇的人不多啊
文章不说啥了
不容青史俱成灰 发表于 2012-8-28 17:07
看这篇的人不多啊
文章不说啥了
拿府兵当证据，就是一个大笑话。
征高丽的的时候，大部分兵力靠募兵制，而不是府兵制。
唐太宗著名的“募百得千、募千得万”，就是这个时候说的。
1、网上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府兵在太宗初期就已经崩坏得“不堪征战”，既然战斗力那么差，那么征战主力的必然不是府兵而是兵募，甚至由此推断是蕃兵，于是有了唐前期对外战争的胜利主要依靠外国雇佣军。这个说法最早来自陈寅恪的《论唐代的蕃将与府兵》。
2、毛汉光的《隋唐军府》一文里，通过对高宗时代露布大捷文书的分析，里面表彰的多是折冲府的府兵，证明府兵是当时征战的主力，战时表现也是很不错的。他的结论是：高宗或高宗以前，府兵在战役中扮演重要角色，再配以若干其他部队。
不管那种说法都表明：真正的正规唐军不可能很多。
您应该最羡慕大宋徽钦年间，多繁荣民主，全家还可以移民去大金国。
今此主信口开河，有论无据，数黑论黄，寻章摘句，而言辞诡异，阴阳怪气者，岂非有意为之以指鹿为马、混淆黑白欤？三岁童稚亦可知天地玄黄之常识、慎终追远之遗训，阁下其不知乎？智之不若乳儿乎？若其如此，亦可堪称左右史吏乎？可自谓华夏苗裔乎？否矣！鄙人不才，尝读《通鉴》、《唐书》之类十载，又阅《饮冰》之属数载，于史不敢言尽知，亦闻其一二。观夫古今史界，大家甚众，而其名著多矣，皆未见有此怪论奇说者也。夫唐之强弱，褒贬自有之，外强中干耳，史家之同见，而人所共知也。兮斯文也，同其上篇，所摘者或是，所议者俱非，实滑天下之大稽耳，不堪一读，不过娱众而已矣。楼上诸位，汝等闲暇而无所消遣之乐事乎？盍观夫郭德纲之流、小沈阳之徒，此属艺能虽庸，而嬉笑怒骂者，亦为俗人中之翘楚，其逗乐也多趣，其幽默也无极，胜于此辈何止千万也哉！鄙人斗胆，奉劝楼主再多读书，广集腹墨，穷十载之精力，破万卷之秩篇，揣摩诸子，探究百家，幽居闺阁，埋首经史，而后言辞遒劲，一鸣惊人，成一家之说可也。此谓之厚积薄发，倘有憬悟，前途无量矣。于鄙人亦为树人之善举，其乐无穷也矣。
鸟鸟 发表于 2012-8-29 11:30 ![]()
您应该最羡慕大宋徽钦年间，多繁荣民主，全家还可以移民去大金国。
金国奴隶制，确实当奴隶主很爽。
您应该最羡慕大宋徽钦年间，多繁荣民主，全家还可以移民去大金国。
金国奴隶制，确实当奴隶主很爽。
yfwghost 发表于 2012-8-29 13:02 ![]()
今此主信口开河，有论无据，数黑论黄，寻章摘句，而言辞诡异，阴阳怪气者，岂非有意为之以指鹿为马、混淆黑 ...
君此节固然文墨优雅，令人读之忘倦，惜乎流于空泛，堕于私攻，却无尺寸之实指，亦不免坠于下乘矣。
今此主信口开河，有论无据，数黑论黄，寻章摘句，而言辞诡异，阴阳怪气者，岂非有意为之以指鹿为马、混淆黑 ...
君此节固然文墨优雅，令人读之忘倦，惜乎流于空泛，堕于私攻，却无尺寸之实指，亦不免坠于下乘矣。
回yfwghost：如果发觉这贴主是个汉奸，我们早没兴趣和他玩了，但如果是个棒子，倒也算是件有趣的事。
回yfwghost：如果发觉这贴主是个汉奸，我们早没兴趣和他玩了，但如果是个棒子，倒也算是件有趣的事。
的确，你这一分析倒是有道理，这人极有可能是个棒子。他这些帖子哪里是在研究历史，明显是欺我中华无人嘛，以为今日中国都讲白话文没人读史书了，殊不知当下国学正热，咏经读史之人比比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是从来不屑于去看什么连野史都称不上的《三国史记》（按：他这书可能是指半岛上的三韩），我们有二十四部正史还有大量的时人笔记及《通鉴》之类史论著作，此外野史更是不计其数，可以说放眼世界，所有国家的古代史料加起来都不及我国史书之冰山一角，而棒子总共又有几本权威点的书呢，何况他们要了解其本国历史还得重新学习咱们的古汉语，实在不知道其自信心和自豪感哪里来的。
的确，你这一分析倒是有道理，这人极有可能是个棒子。他这些帖子哪里是在研究历史，明显是欺我中华无人嘛，以为今日中国都讲白话文没人读史书了，殊不知当下国学正热，咏经读史之人比比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是从来不屑于去看什么连野史都称不上的《三国史记》（按：他这书可能是指半岛上的三韩），我们有二十四部正史还有大量的时人笔记及《通鉴》之类史论著作，此外野史更是不计其数，可以说放眼世界，所有国家的古代史料加起来都不及我国史书之冰山一角，而棒子总共又有几本权威点的书呢，何况他们要了解其本国历史还得重新学习咱们的古汉语，实在不知道其自信心和自豪感哪里来的。
NHK555 发表于 2012-9-4 01:01 ![]()
回yfwghost：如果发觉这贴主是个汉奸，我们早没兴趣和他玩了，但如果是个棒子，倒也算是件有趣的事。
这个，我倒未必不是汉奸，主要看如何定义。
如果说真话，维护历史的真实，会损害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那宣扬真相的人，算不算汉奸？
如果算，那我就是了。
回yfwghost：如果发觉这贴主是个汉奸，我们早没兴趣和他玩了，但如果是个棒子，倒也算是件有趣的事。
这个，我倒未必不是汉奸，主要看如何定义。
如果说真话，维护历史的真实，会损害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那宣扬真相的人，算不算汉奸？
如果算，那我就是了。
yfwghost 发表于 2012-9-4 11:01 ![]()
的确，你这一分析倒是有道理，这人极有可能是个棒子。他这些帖子哪里是在研究历史，明显是欺我中华无人嘛 ...
这一楼不玩文字了，开始赤裸人身攻击。
俗了。
你虽然没气度，但文字功夫还可以，仅次于我。:D
最后，你似乎没有看到我文中明指的南韩不该继承高句丽的传承一事，这是棒子最关键的立足点。
这句不是解释给你的，对你这种素质者我不必解释。
的确，你这一分析倒是有道理，这人极有可能是个棒子。他这些帖子哪里是在研究历史，明显是欺我中华无人嘛 ...
这一楼不玩文字了，开始赤裸人身攻击。
俗了。
你虽然没气度，但文字功夫还可以，仅次于我。:D
最后，你似乎没有看到我文中明指的南韩不该继承高句丽的传承一事，这是棒子最关键的立足点。
这句不是解释给你的，对你这种素质者我不必解释。
这一楼不玩文字了，开始赤裸人身攻击。 俗了。 你虽然没气度，但文字功夫还可以，仅次于我。
好，你可以说是攻击，但并非针对人身，如果硬要算的话，那也是有前提条件的，就是看你是否是棒子。由19楼看来你大概不是，如此又何谈人身攻击了，子虚乌有的事，你自个的气度问题。
好，你可以说是攻击，但并非针对人身，如果硬要算的话，那也是有前提条件的，就是看你是否是棒子。由19楼看来你大概不是，如此又何谈人身攻击了，子虚乌有的事，你自个的气度问题。
都是对中华古典文化感兴趣的人，你我也算是同俦，所谓人以群分，志趣相投而已。但是，经史子集，是有其学习的先后顺序的，作为一个现代人，如果在二三十岁之前从不研习诸子经典，那么孑然去研究历史自然是有问题的，坦白的讲你这篇我仅仅扫了一眼目录，看过你另一篇之后我就差不多对你的水平有了一定的认识，触类旁通是可以的。我之所以说你这些东西纯粹谈不上研究，就在于你本身尚未有正确的史观，再者，讥讽式的文风及无立场的强烈感情色彩，不是史家所应自恃的，虽然太史公也有些许篇章，但总的来说是有原则的有立场的，而你的文章让人看不到这种深厚的东西，网上还有人驳斥四大发明的，自以为可以上天入地臭骂祖宗十八代的那种货色，我没有将你相提并论而只说你这些是奇说怪论已经很留了情面，最多也就说你这是给外行当小说看看，吉朋的史书还被认作小说的，说到底不过是时代使然，为了其所在群体的话语权而已。还是那句话，我希望你有时间能读读经部的书，最起码把《四书》、《左传》、《道德经》等熟悉下，也是大有俾益的。至于我的文采，呵呵，幸蒙抬举，季友伯兄也是古来佳话，只是为弟向来有求全之毁，以上所言，苛责甚过，万勿怪罪。
从棒子的小眯缝眼看出来的历史，狭隘，浅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