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战后韩国经济腾飞史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9 04:09:24
第一章 他们干了什么？——战后韩国经济腾飞史
§1.1积蓄势能时期（50年代）
韩国的经济基础很薄弱。在日本统治的殖民地年代，日本按照南农北工的计划开发朝鲜半岛。因此造成了朝鲜脱离日本独立时大部分重工业即战略工业在北方的局面。北半岛占有金属工业的90.1%、煤矿和铁矿的100%、化学工业的81.8%、电器机器工业85%、发电量的92%；南半岛则占有纺织工业的84.9%、印刷业的 89%、食品工业的65.1%和农林水产业的82.6%。[①]
建国时的韩国是个比较纯粹的农业国，几乎没有任何像样的工业体系。其经济基础还是农业以及和农业密切相关的少量轻工业。（所以顺便感叹一下，就这点本钱还总是叫嚷着要武力统一北方的李承晚真是勇得可以。）在这种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有两条道路可循。第一是近代日本模式，第二是苏联模式。但是无论日本模式和苏联模式，都首先需要国家有最起码的基础设施：国家要有公路和铁路，有海运航线，有电线和全面的邮政，最重要的是——得有较高比例的对工业化有所了解的高素质公民。
这一切，韩国都很缺乏。所以就必须先补这一课。50年代的韩国做的主要就是这些事情。修公路，修电线杆，建设发电厂等最基础的基础设施，还有公民的扫盲。这点的工作成效显著：1945年，韩国人的识字率是22%，1961年上升到71%。[②]此外，纺织、制糖、水泥、玻璃等行业也有一定程度发展。当然这一切工作对经济的发展并非立竿见影的。不过它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可以说，是50年代的基础建设为后来的经济起飞积蓄了势能。
§1.2势能开始转为动能时期（60年代）
1961年，韩国的朴正熙将军发动政变夺取政权。这是一个对后来韩国崛起至关重要的人物。他统治韩国约20年。这也是韩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二十年。正是在这 20年中，韩国的人均GDP超过了朝鲜。（1960年，朝鲜人均GDP是253美元，而韩国只有82美元。1970年时，朝鲜人均GDP是400美元，而韩国达到了410美元。到1976年，朝鲜人均GDP是530美元，而韩国到达了1000美元。[③]）
从1962年开始，在朴正熙的推动下，韩国政府开始实行一个又一个“五年计划”。是的，你没有看错，就是苏联发明的那个概念：“五年计划”。
这种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似乎已经成为苏联乃至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招牌。但不必因为听到韩国这种反共急先锋的国家也采用这东西而感到惊奇。
因为一个鲜为人知却又的确存在的事实是：在几乎所有战后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以色列、新加坡、台湾等等）的发展历程上都能看到苏联模式的影子。在韩国这种传统的农业国，私人资本极端薄弱，要快速实施工业化就不能不依靠政府来推动。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从1962年到1966年。在这个五年计划中，韩国的目标是进一步加速发展，进一步扎实工业基础，给积蓄势能走最后一步。第二个五年计划是从1967年到1971年。从第二个五年计划起，韩国开始实施延续至今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发展战略。在这两个五年计划中，韩国重点加强已经略有规模的轻纺、水泥等轻工业，用这些轻工业的初级产品出口，换取外汇。外汇被用来换取外国的设备、技术以及人才培养，推动自身加速发展。50年代积累的势能开始转化为动能了。
在一五和二五计划中，韩国建立了大量的国有企业。
50年代日本势力退出后留下的归属企业有36家，他们是韩国国有企业的祖先。到1968年，国有企业增加到97家。到1970年猛增到120家。
在一五和二五计划中，这些国企（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高级制造业中）成为韩国迅速工业化的火车头。
§1.3势能全面转为动能时期（70年代和80年代）
从1972年到1991年，是韩国政府的三五、四五、五五、六五计划时期。为了确保自己一手主导的工业化进程不夭折，朴正熙采取了不那么光彩的方式获得了连任。
1972年10月17日，朴正熙宣布“全国非常戒严令”，解散国会、禁止一切政党活动、缩小和弱化政治领域、扩大和强化总统权力，形成以总统为顶点的中央集权政治体系，集立法、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
这样一来，政府通过集权化的行政管理，把民众的力量从政治舞台引向经济建设舞台，集合一切力量于经济开发，确保经济迅速发展，加速推进工业化。
在三五和四五计划时期，韩国政府建设的重点转向战略重工业：钢铁、造船、化工。韩国经济从这时起真正开始走上腾飞之路。
韩国的经济实力迅猛膨胀，国家综合实力也急速上升。到80年代的五五、六五计划时期，韩国政府建设的重点又转向了技术密集型工业。韩国政府提出技术立国，从引进技术转向自主研发。就在这段时间，韩国建立了大批研究所等机构，促进技术研发，发展尖端产业。也正是在五五和六五时期，韩国将大量的国有企业转化为私有，只保留了一些需要巨额投资，私人无力负担或不适合私人经营的企业。到1986年，韩国的国企只剩下13家。如果说三五和四五计划时韩国还是粗放型增长的话，那么五五和六五计划时期就开始转向集约型发展了。
70年代和80年代是经济发展势能全面转为动能时期。韩国在这段时间内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六五计划结束的时候，韩国已经成为中上收入的国家。一个标志就是欧洲国家不再需要韩国人的入境签证，因为那时大部分韩国人已没有理由要非法移民到什么地方去了。[④]韩国经济实现了腾飞，其结果举世瞩目。因为本文讨论的只是韩国经济的崛起历程，所以之后的情况就不说了。
第二章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奇迹背后的酸甜苦辣
§2.1独裁
韩国的经济起飞是在政府高度集权，甚至可以说是独裁专制的高压政治之下取得的。今天韩国已经不再需要那种政治体制，但在当时，如果没有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模式，恐怕很难想象韩国能有后来的成就。政府集权在韩国经济起飞的进程中的贡献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2.1.1国家经济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在工业底子非常薄弱的韩国，等待民间自发成熟去进行工业建设根本不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由通晓工业化内涵的精英利用国家权力强制推行。这和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情形是一样的。韩国政府的幸运首先在于它的政府成员素质很高。“政府官员的高学历、高职称、高素质是韩国政府管理部门的一大特点。韩国很多留学归来的高素质人才一般均在政府部门或研究机构工作，在企业就职的很少，从而保证了韩国政府经济计划制定的科学性、可行性，实施和执行过程的可控性。”[⑤]高素质人才组成的政府机构，配以强大的国家机器控制，成为韩国经济建设的基础推动力。
是韩国政府（这个政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可以称之为军政府）制定了模仿苏联的整整六个“五年计划”，并用国家强制力推动，以先轻工业、后重工业、再后技术密集型间断产业的步骤，有条不紊地成功实现了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从国有企业的角度来看，是韩国政府建设了大量的国有企业，使后者成为战略工业、制造业的发展龙头，带动全国经济质的提升。从私有企业的角度来看，是韩国政府建立银行，提供大批量的国家贷款，促使韩国的私营企业兴起。（韩国私营企业虽然表面上占生产总值的比例远远高于国有企业，但是韩国的私营企业主要靠从政府贷款来解决资本问题。1984年，韩国上市公司的自由资本比例，按账面价值计算只有 19.9%，按市场价值计算只有12.4%。而大型企业的自由资本比例更低。上市公司前10名企业的平均自由资本比例为5%以下。1996年，韩国30家最大企业集团的平均负债与股本比例为380%。企业越大，自由资本金比例越小。[⑥]）
在韩国，这一切只有高度集权从而掌握了全国主要资源配置的政府才能做到。在推动韩国的国家经济前进这点上，集权的韩国政府功不可没。
§2.1.2铁腕保护民族工业
张夏准是出生在韩国并在后来获得英国籍的学者。他有一个比喻：他是否应该让自己6岁的儿子立刻走向社会去找工作？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时候孩子去找工作，将来最多当个鞋匠、木匠，却不太可能成为律师、医生或核物理学家。所以在孩子小的时候，父母应该保护他，送他上学。并且在必要的时候，父母将用惩罚措施逼迫孩子学习，此外还要禁止孩子接触可能产生不良影响的东西。[⑦]
张夏准的这个比喻是为了说明：在新兴工业国的民族工业还很脆弱的时候，必须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保护，避免立刻参与国际竞争。如果不这样，脆弱的民族工业就会被强大的国际竞争者打垮，而国家的前途也就被毁掉了。
在这点上，韩国政府做得很好，甚至可以说做得很绝。韩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实行高度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对于一些外国商品，韩国收取很高的关税；对于另外的外国商品，韩国索性直接禁止进口。
张夏准回忆自己的童年时提到过很多外国消费品被视为“奢侈品”，要么成为违禁品，要么用高关税加以限制。这些“奢侈品”甚至包括外国的威士忌和饼干。“我记得当20世纪70年代末在政府特许令下进口了一些丹麦饼干时，出现了小规模的全民亢奋。”[⑧]还有张夏准小时候“我们得知，看到任何抽外国香烟的人都要去报告，这是我们的爱国义务……我不相信我的朋友真的会去汇报这种“叛国行为”，但在朋友家里看到外国香烟时，的确会有一些闲话。朋友的父亲——几乎毫无例外的是一个抽烟的男人——会被含混不清地评价为不爱国的因而也是不道德的人”。[⑨]
很久以前我们就听说韩国人不买外国货的“骨气”。从张夏准的回忆中我们总算知道这是韩国的专制年代留下的遗风。
通过鼓励公民告密来禁止使用外国货，这和大家心目中身处“自由世界”的韩国印象颇为不符，但却是事实。
韩国对民族工业的第二个保护措施是严格控制外汇和限制外国投资。
韩国的一个天然优势是它建国时外国投资少。韩国曾经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基本上是外来投资的唯一来源。随着二战日本战败，日本退出韩国，给韩国留下了一段时间的“外资真空”。这给韩国从一开始就实施自我保护减少了障碍。因此韩国政府有条件利用铁腕控制外汇和外资在韩国的流动。“韩国政府对稀缺的外汇实行绝对的管制（违反外汇管制的人可以判死刑）。它还仔细涉及外汇使用的优先顺序，确保辛苦赚来的外汇能用于进口重要的机械和工业投入品上。韩国政府也严厉地管制外国投资，根据与时俱进的国家发展计划，在一些领域张开双臂欢迎外资的同时在另一些领域则完全禁止”[⑩]并且直到1984年7月，韩国才撤销了外资不得超过50%的规定。[11]
除了以上“严”的一面，韩国的集权政府在保护民族工业的手段上也有“强制性的宽容”。
这主要表现在对盗版和假冒产品的容忍上。
“如今，韩国是世界上最具 “创意”的国家之一——根据美国专利办公室每年授予的专利数量，韩国排在前五位。
但是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它是靠“反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为生的。
我的朋友所购买的“拷贝”计算机（copy computer），实际上是由小工厂所造，这些工厂往往是拆散IBM的机器，复制其部件，然后组装。
商标也是一样。那个时期，韩国是世界上的“盗版胜地”之一，大量生产假冒的耐克鞋和路易威登皮包。那些更具心计的人会采取接近假冒的方式。一双看起来像“耐克”（Nike）鞋叫“耐斯”（Nice），或者鞋上本应该有的耐克的“勾”变成了一个“叉”。
……版权也是这样。现在韩国出口大量质量越来越高的版权商品（电影、电视剧、流行音乐），但是当时进口的音乐（大唱片）或电影（影碟）都太贵，很少有人买得起正品。
我们就是听着盗版的摇滚乐长大的，我们称之为“天妇罗商店唱片”（Tempura shop records），因为它们的音质太差，听起来就像有人在后面做油炸一样。至于外文书，大部分学生是买不起的。由于来自一个愿意投资于教育的家庭优裕的环境，我有一些进口的书籍。但是，我的大部分英文书都是盗版的。没有这些非法的书，我永远不可能进入剑桥并在这儿呆下去。”[12]
“对于外国专利，它（韩国政府）也持宽松的态度，鼓励“反向工程”并忽视专利产品的“盗版”。”[13]
正是韩国政府的这套长达30多年的，冷血无情的铁腕措施，才有了韩国民族工业的蹒跚起步。
§2.2外援
§2.2.1物资
上面介绍韩国经济建设的过程来看，说得非常轻巧，造这造那的。但上面没有提到一个关键问题：建设的钱哪儿来？
缺乏建设资金是所有农业国的工业化进程中最大的瓶颈。当初日本的明治维新就险些因为缺乏资金而中途夭折，最后是通过对外扩张的险胜才得到缓解。苏联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给所有前殖民地国家提供了一个解决资金办法的出路，那就是剥削本国的农业。但是此举往往会严重损坏本国的农业，并带来饥荒。韩国走的路和日本、苏联一样，都是集权政府主导下的工业化。
但是韩国没有对外扩张，也不需要剥削本国的农民。因为在资金方面有它得天独厚的优势：外援。
这是韩国决定命运的关键优势，是其他农业国工业化道路上可遇不可求的重要资本。
1946-1961年，以美国为首的外国援助总额达31.39亿美元。[14]而1960年韩国的人口是2501万。这笔外援的规模可以通过对比看出来。
战后美国支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中，法国是获取美援最多的国家。法国接受的是30亿美元。
也就是说，无论国土面积还是人口都不如法国的韩国，接受的外援却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接受的都要多。
其中1953-1961年，美国及联合国为韩国提供了合计达23亿美元的无偿经济援助，扶持韩国恢复和发展经济。
这些援助的年平均额，约占韩国这个时期年平均国民生产总值的15%。
相比之下，明治初年的日本进行初级工业建设时的资金却几乎全部来自农民的土地税（明治八年时，地税收入占国家税收比例的97.3%[15]），后来通过扩张得到战争赔款。
而苏联则完全是自力更生。
在这方面一比，韩国真是太幸运了。美国对韩国的援助从1945-1970年（美国对韩国的援助到1970年完全结束）总计为37.8亿美元。以联合国为首的对韩多边援助，从1950年至1969年结束为止，总计6.26亿美元。[16]这笔钱是韩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初级工业发展的源动力。
没有这笔钱，韩国独自进行工业化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美国对韩国的援助从无偿，变为有偿，最后结束。但是韩国的建设还在继续，资金不能短缺。韩国政府的新办法是借外债。
在这方面韩国政府比日本当年的明治政府气魄要大得多。不断增加的外债最后达到惊人的天文数字。到1985年，外债总额已达467亿美元。
1987年，在世界十大债务国中，韩国位居第六位，列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印度5国之后，每年借用的外国资本，有近一半用于偿还旧债利息。[17]韩国政府对借债这件事情下手比当年的明治政府要狠得多。这是它所处的国际环境给了他虱多不痒债多不愁的不倒翁地位。它身为美国的抵抗苏联势力前线的马前卒，清楚美国绝不会放开它不管。所以借美国的钱，美国也乐意出钱。美国对扶持它发展比较放心——毕竟是小国，扶持发展不会成为太可怕的竞争对手，而扶持它也花不了很多钱。而借其他国家的钱，因为有美国的保护伞，就算欠着不还其他国家也不敢拿它怎么办。
直接援助和借款，是韩国工业经济起飞的基础资金来源，是韩国发展模式不同于苏联和日本道路的关键因素。
§2.2.2技术
今天的韩国是世界上最具“创意”的国家之一——根据美国专利办公室每年授予的专利数量，韩国排在前五位。
但这个“创意”的背后，却是外来技术的底子。据韩国产业银行的调查，在韩国新技术中有92%以上的采取技术引进。其中46%以自我开发为中心，引进必要的核心技术；35%以引进技术为中心，自我技术开发仅占很小一部分；12%依赖于引进大部分技术。[18]韩国的技术之路以1987年为分水岭。
此前以技术引进为主，此后以自主研发为主。但即使是自主研发，也通常是在外来技术的基础上进行研发。
韩国在这方面的幸运之处在于，它的盟国愿意向它转让技术。
毕竟它是小国，技术转让不会带来小鱼长大后的吞舟之祸。
当然，也是因为国家小，谁也想不到它能发展到这种地步。再说它是美国冷战前线的重要棋子，对美国等发达国家来说是彻头彻尾的“自己人，于是便毫无保留了。（有点像当年中国和苏联。中国义无反顾地出兵朝鲜使苏联打心眼里相信中国是自己的铁杆盟友，因此开始无所顾忌地全面武装中国军队，派专家援建上百个工业项目，甚至连核技术都可以转让。等苏联发现看走眼的时候已经晚了。）
引进的技术可以归为韩国所受的外援之一，并不是说技术引进是免费的。韩国为了引进技术花费了巨额的外汇。这也是它长期实施严格的外汇管制的原因之一，因为国家必须节省每一个铜板花在关键的地方。但是不管怎么说，技术是从外面来的。
而且对于大部分国家来说，技术引进并不是有钱就能做到的。人家给不给才是关键 ——并且通常情况下是不愿意给的。因此本文将技术引进归入外援范畴。正如向外国贷款也是要还的，但是贷款毫无疑问被大家视为外援，同一个道理。
§2.3血汗
苏联的工业化进程中，大量农民辛辛苦苦积攒的土地和生产工具被集体化，不计其数的反抗者被处死，而全国成为一个大兵营，在国家无情的强制下进行高速建设。然后才有世界第二大强国，有世界领先水平的战斗机、坦克以及数不清的拖拉机。
日本的工业化进程中，工人的工资低于印度的最低工资[19]，佃农每年要将一半以上的收成用于地租[20]。数不清的农民破产，背井离乡去接受工厂的盘剥。也有风起云涌的抢米风潮，然后才有“大日本帝国”的横空出世。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也经历了农业的剪刀差，大饥荒，然后才有自己的工业体系，才有两弹一星。
总而言之，近代落后国家想要跑步前进，从农业国迅速实现工业化，反复映证着一句话：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工业化是极端痛苦的过程，每个新兴工业国的征途中，都有无数“蓝蚂蚁”的斑斑血汗。
如果你认为韩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成员和当代美国的盟友就能避开这一点，那就错了。
§2.3.1血汗工厂
韩国的建设，由政府牵头、领导、指挥，而广大人民群众出力。韩国虽然接受了数量巨大的外援，但是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国家来点钱容易么？岂能用于“改善生活”？
许多来自农村贫寒家庭的小女孩不得不在12岁时就离开小学去打工——为了减少一个人吃饭，也为了赚点钱，使至少一个兄弟能接受更多的教育。
这些小女孩很多都是在城市中产阶级家庭做保姆，收入仅够吃住，如果运气好点，能留点零花钱。其他女孩和一些运气不佳的男孩子都只能在工厂里接受盘剥，那里的条件使人想起19世纪黑暗的撒旦磨坊（dark satanic mills）或者中国如今的血汗工厂（sweatshop）。（“卖花姑娘”的背景）
在纺织和成衣这样的主要出口行业，工人们经常要在非常危险且有害的环境中工作12个小时，甚至更多，报酬却非常低。
一些工厂拒绝在食堂里提供肥皂，使得工人们不得不请求额外的洗手间休息，而这种休息会耗掉他们相当于一块薄饼价值的收入。
新兴的重工业——汽车、钢铁、化工、机械等——的工作条件要好一些，但是韩国工人总体上平均每周要工作53-54个小时，这在当时是世界上最长的。[21]
这是张夏准的回忆。这完全不像我们所知道的发达幸福而美好的韩国，倒更像我们所知道的中国——连张夏准本人都直言不讳这些韩国的情况让人想起中国如今的血汗工厂。
但正是这一个个“撒旦磨坊”和“血汗工厂”，完成了韩国的原始资本积累。当年的韩国工人，没有体系完备的社会保障。他们忍受着工资低而时间长的劳动，在足以致人伤残死亡的有毒或危险的环境中生产出产品，用来换取外汇，支援国家的进一步发展。
甚至连学校的老师也不能幸免。在那些艰难的年份里，为了节约经费又让更多的孩子上学，韩国政府将公立学校扩张到惊人的地步，以求每个老师教的学生数量增加到极限。学者张夏准1970年开始上小学。他回忆自己当时上的私立学校一个班65名学生，而隔壁的公立学校一个班90名学生。这使他和他的同学们觉得很得意。
不错，那是一个威尊命贱的年代。在那30多年里，每个韩国人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要成为国家建设的螺丝钉。从来只有国家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轮不到你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我们不能光看到今天的韩国人能享受高生活水平，就急忙要对我们提倡的奉献精神进行“反思”。因为对已经跨入发达国家行列的韩国无比羡慕的我们当中，有几个知道今天耀眼的韩国是前几代韩国“蓝蚂蚁”野草一般坚韧而伟大的生命堆出来的？
§2.3.2贫民窟
和苏联等国不同，韩国的农村土地还是私有制。有私有制就会有土地兼并，有土地兼并就会有失地农民。失地农民通常都会涌向城市。而在工业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城市无力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于是涌入城市的失地农民无处可去，就会聚集在公共土地（如公路两旁，河流两旁，山坡上，山脚下，垃圾场等）搭起简易住所。贫民窟应运而生。这是所有工业化程度不高而又实施土地私有制的国家必然会出现的现象。所以，早年的韩国也不例外。
随着农村人口增长，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城市。城市贫民窟开始出现。它们通常都在矮山上。矮山是在韩国非常普遍，因风景优美被昵称为“月亮区”（Moon Neighbourhoods）这得自1970年代一部非常流行的电视连续剧。
在贫民区，一家五六口要挤在一间小屋里上百人共用一个卫生间和一根水管。[23] 经济在发展，一些贫民窟的居民在增加的就业岗位中找到了归宿。但是城市也在扩大，贫民窟中求职的失败者会与城市的扩张发生冲突。在那个官权如天人权如草的集权年代，政府对违章建筑是没有什么可商量的。
为了给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盖新公寓楼，许多贫民屋最后被警察强制拆除了，其中的居民被赶往卫生条件更差而且无路可通的更远的地区。[24]联想到今天中国备受关注的拆迁问题，不得不感叹历史的相似性。
如果穷人不能快速地脱离新的贫民区（脱离至少是有可能的，因为经济在快速发展，新的就业岗位也在不断增加），城市的扩张就会赶上他们，他们就得再一次被赶往更加遥远的地方。
一些人最后就在城市主要的垃圾场南麂岛（Nanji Island）拾荒为生。
外国人很少会知道，2002年世界杯时令人印象深刻的汉城足球场旁边漂亮的公园正是建于岛上的旧垃圾场之上[25]
如果说血汗工厂的汗水还有那么一些激昂慷慨的话，贫民窟的泪水则只有辛酸。这两者都是几代韩国人为了经济腾飞所付出的代价。
§2.3.3受到限制的消费
八十年代中国刚刚向资本主义世界开放时，美轮美奂的外国消费品着实让国人感叹月亮还是外国的圆。
国人不由地要“反思”为什么不早开放？为什么要人民吃那么多年的苦，忍受质量低劣的国产商品？ 但看看在韩国曾经发生的事情，我们的“反思”也许会更成熟一些。
正如前文所述。韩国政府利用自己高度集中的权力，建立起极高的贸易壁垒。对外国商品要么高关税，要么索性禁止进口。一来是为了保护民族工商业，二来是为了更有效地控制有限的外汇。
而作用到人民身上时，就是整个韩国的人民都必须忍受质量低劣的国货。而政府则告诉人民这是爱国行为。谁使用外国消费品谁就是卖国贼，甚至连小学生都被告知看到边上有谁抽外国烟就得去报告。外国的威士忌、饼干都在禁止进口之列。这在前面谈韩国集权政府“铁腕保护民族工业”时已经说过了。
学者张夏准的父亲是韩国的高级公务员。所以他们家的家庭条件比一般韩国家庭要好很多。“我们家后来的一处房子不仅有抽水马桶，而且装有中央暖气系统，在那儿我从1969年一直生活到1981年，正是韩国经济奇迹的巅峰时期。不幸的是，我们搬进去没多久锅炉就着火了，差点把房子给烧掉。我不是向你抱怨：我们能有一个锅炉已经是很幸福了——大多数房子都是靠煤球取暖，每年冬天因为二氧化碳中都要夺取成千上万人的生命。”[26]也就是说，不但工作环境的恶劣会造成伤亡，消费水平的低下也会造成生命的损失。
我们不断接触到东德人逃往西德和北朝鲜人逃往南韩的故事。
但是却鲜有人知在五六十年代很多韩国人逃往朝鲜的事。
在韩国被称为“越北”。这些事情的动因都只有一个：要过好日子。前文“势能开始转为动能时期”中已经提到，朝鲜的工业基础比韩国好，在最初一段时间里朝鲜的人均GDP也远远超过韩国。加上韩国用如此高压限制人民享受生活，人民想往外跑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人民想往外跑，是因为人民觉得外国的日子过得比国内好。所以要想阻止人民出逃，就必须尽可能避免人民接触外面的花花世界。这是过去中国干过的，今天朝鲜还在干的，并且也是当年韩国干过的。张夏准在回忆中这样说：“海外旅游是不允许的，除非你得到了政府许可去海外做生意或读书的明确指令。”[27]张夏准认为这种禁令的理由是要节约外币，以防止外币用于不必要的消费。但谁知道当年这个在践踏人权方面胆大妄为的韩国军政府会不会有控制思想的潜在目的呢？不过无论哪种目的，都反映了那几十年里，韩国人民在消费水平方面受到的残酷压制 第一章 他们干了什么？——战后韩国经济腾飞史
§1.1积蓄势能时期（50年代）
韩国的经济基础很薄弱。在日本统治的殖民地年代，日本按照南农北工的计划开发朝鲜半岛。因此造成了朝鲜脱离日本独立时大部分重工业即战略工业在北方的局面。北半岛占有金属工业的90.1%、煤矿和铁矿的100%、化学工业的81.8%、电器机器工业85%、发电量的92%；南半岛则占有纺织工业的84.9%、印刷业的 89%、食品工业的65.1%和农林水产业的82.6%。[①]
建国时的韩国是个比较纯粹的农业国，几乎没有任何像样的工业体系。其经济基础还是农业以及和农业密切相关的少量轻工业。（所以顺便感叹一下，就这点本钱还总是叫嚷着要武力统一北方的李承晚真是勇得可以。）在这种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有两条道路可循。第一是近代日本模式，第二是苏联模式。但是无论日本模式和苏联模式，都首先需要国家有最起码的基础设施：国家要有公路和铁路，有海运航线，有电线和全面的邮政，最重要的是——得有较高比例的对工业化有所了解的高素质公民。
这一切，韩国都很缺乏。所以就必须先补这一课。50年代的韩国做的主要就是这些事情。修公路，修电线杆，建设发电厂等最基础的基础设施，还有公民的扫盲。这点的工作成效显著：1945年，韩国人的识字率是22%，1961年上升到71%。[②]此外，纺织、制糖、水泥、玻璃等行业也有一定程度发展。当然这一切工作对经济的发展并非立竿见影的。不过它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可以说，是50年代的基础建设为后来的经济起飞积蓄了势能。
§1.2势能开始转为动能时期（60年代）
1961年，韩国的朴正熙将军发动政变夺取政权。这是一个对后来韩国崛起至关重要的人物。他统治韩国约20年。这也是韩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二十年。正是在这 20年中，韩国的人均GDP超过了朝鲜。（1960年，朝鲜人均GDP是253美元，而韩国只有82美元。1970年时，朝鲜人均GDP是400美元，而韩国达到了410美元。到1976年，朝鲜人均GDP是530美元，而韩国到达了1000美元。[③]）
从1962年开始，在朴正熙的推动下，韩国政府开始实行一个又一个“五年计划”。是的，你没有看错，就是苏联发明的那个概念：“五年计划”。
这种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似乎已经成为苏联乃至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招牌。但不必因为听到韩国这种反共急先锋的国家也采用这东西而感到惊奇。
因为一个鲜为人知却又的确存在的事实是：在几乎所有战后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以色列、新加坡、台湾等等）的发展历程上都能看到苏联模式的影子。在韩国这种传统的农业国，私人资本极端薄弱，要快速实施工业化就不能不依靠政府来推动。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从1962年到1966年。在这个五年计划中，韩国的目标是进一步加速发展，进一步扎实工业基础，给积蓄势能走最后一步。第二个五年计划是从1967年到1971年。从第二个五年计划起，韩国开始实施延续至今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发展战略。在这两个五年计划中，韩国重点加强已经略有规模的轻纺、水泥等轻工业，用这些轻工业的初级产品出口，换取外汇。外汇被用来换取外国的设备、技术以及人才培养，推动自身加速发展。50年代积累的势能开始转化为动能了。
在一五和二五计划中，韩国建立了大量的国有企业。
50年代日本势力退出后留下的归属企业有36家，他们是韩国国有企业的祖先。到1968年，国有企业增加到97家。到1970年猛增到120家。
在一五和二五计划中，这些国企（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高级制造业中）成为韩国迅速工业化的火车头。
§1.3势能全面转为动能时期（70年代和80年代）
从1972年到1991年，是韩国政府的三五、四五、五五、六五计划时期。为了确保自己一手主导的工业化进程不夭折，朴正熙采取了不那么光彩的方式获得了连任。
1972年10月17日，朴正熙宣布“全国非常戒严令”，解散国会、禁止一切政党活动、缩小和弱化政治领域、扩大和强化总统权力，形成以总统为顶点的中央集权政治体系，集立法、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
这样一来，政府通过集权化的行政管理，把民众的力量从政治舞台引向经济建设舞台，集合一切力量于经济开发，确保经济迅速发展，加速推进工业化。
在三五和四五计划时期，韩国政府建设的重点转向战略重工业：钢铁、造船、化工。韩国经济从这时起真正开始走上腾飞之路。
韩国的经济实力迅猛膨胀，国家综合实力也急速上升。到80年代的五五、六五计划时期，韩国政府建设的重点又转向了技术密集型工业。韩国政府提出技术立国，从引进技术转向自主研发。就在这段时间，韩国建立了大批研究所等机构，促进技术研发，发展尖端产业。也正是在五五和六五时期，韩国将大量的国有企业转化为私有，只保留了一些需要巨额投资，私人无力负担或不适合私人经营的企业。到1986年，韩国的国企只剩下13家。如果说三五和四五计划时韩国还是粗放型增长的话，那么五五和六五计划时期就开始转向集约型发展了。
70年代和80年代是经济发展势能全面转为动能时期。韩国在这段时间内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六五计划结束的时候，韩国已经成为中上收入的国家。一个标志就是欧洲国家不再需要韩国人的入境签证，因为那时大部分韩国人已没有理由要非法移民到什么地方去了。[④]韩国经济实现了腾飞，其结果举世瞩目。因为本文讨论的只是韩国经济的崛起历程，所以之后的情况就不说了。
第二章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奇迹背后的酸甜苦辣
§2.1独裁
韩国的经济起飞是在政府高度集权，甚至可以说是独裁专制的高压政治之下取得的。今天韩国已经不再需要那种政治体制，但在当时，如果没有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模式，恐怕很难想象韩国能有后来的成就。政府集权在韩国经济起飞的进程中的贡献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2.1.1国家经济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在工业底子非常薄弱的韩国，等待民间自发成熟去进行工业建设根本不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由通晓工业化内涵的精英利用国家权力强制推行。这和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情形是一样的。韩国政府的幸运首先在于它的政府成员素质很高。“政府官员的高学历、高职称、高素质是韩国政府管理部门的一大特点。韩国很多留学归来的高素质人才一般均在政府部门或研究机构工作，在企业就职的很少，从而保证了韩国政府经济计划制定的科学性、可行性，实施和执行过程的可控性。”[⑤]高素质人才组成的政府机构，配以强大的国家机器控制，成为韩国经济建设的基础推动力。
是韩国政府（这个政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可以称之为军政府）制定了模仿苏联的整整六个“五年计划”，并用国家强制力推动，以先轻工业、后重工业、再后技术密集型间断产业的步骤，有条不紊地成功实现了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从国有企业的角度来看，是韩国政府建设了大量的国有企业，使后者成为战略工业、制造业的发展龙头，带动全国经济质的提升。从私有企业的角度来看，是韩国政府建立银行，提供大批量的国家贷款，促使韩国的私营企业兴起。（韩国私营企业虽然表面上占生产总值的比例远远高于国有企业，但是韩国的私营企业主要靠从政府贷款来解决资本问题。1984年，韩国上市公司的自由资本比例，按账面价值计算只有 19.9%，按市场价值计算只有12.4%。而大型企业的自由资本比例更低。上市公司前10名企业的平均自由资本比例为5%以下。1996年，韩国30家最大企业集团的平均负债与股本比例为380%。企业越大，自由资本金比例越小。[⑥]）
在韩国，这一切只有高度集权从而掌握了全国主要资源配置的政府才能做到。在推动韩国的国家经济前进这点上，集权的韩国政府功不可没。
§2.1.2铁腕保护民族工业
张夏准是出生在韩国并在后来获得英国籍的学者。他有一个比喻：他是否应该让自己6岁的儿子立刻走向社会去找工作？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时候孩子去找工作，将来最多当个鞋匠、木匠，却不太可能成为律师、医生或核物理学家。所以在孩子小的时候，父母应该保护他，送他上学。并且在必要的时候，父母将用惩罚措施逼迫孩子学习，此外还要禁止孩子接触可能产生不良影响的东西。[⑦]
张夏准的这个比喻是为了说明：在新兴工业国的民族工业还很脆弱的时候，必须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保护，避免立刻参与国际竞争。如果不这样，脆弱的民族工业就会被强大的国际竞争者打垮，而国家的前途也就被毁掉了。
在这点上，韩国政府做得很好，甚至可以说做得很绝。韩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实行高度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对于一些外国商品，韩国收取很高的关税；对于另外的外国商品，韩国索性直接禁止进口。
张夏准回忆自己的童年时提到过很多外国消费品被视为“奢侈品”，要么成为违禁品，要么用高关税加以限制。这些“奢侈品”甚至包括外国的威士忌和饼干。“我记得当20世纪70年代末在政府特许令下进口了一些丹麦饼干时，出现了小规模的全民亢奋。”[⑧]还有张夏准小时候“我们得知，看到任何抽外国香烟的人都要去报告，这是我们的爱国义务……我不相信我的朋友真的会去汇报这种“叛国行为”，但在朋友家里看到外国香烟时，的确会有一些闲话。朋友的父亲——几乎毫无例外的是一个抽烟的男人——会被含混不清地评价为不爱国的因而也是不道德的人”。[⑨]
很久以前我们就听说韩国人不买外国货的“骨气”。从张夏准的回忆中我们总算知道这是韩国的专制年代留下的遗风。
通过鼓励公民告密来禁止使用外国货，这和大家心目中身处“自由世界”的韩国印象颇为不符，但却是事实。
韩国对民族工业的第二个保护措施是严格控制外汇和限制外国投资。
韩国的一个天然优势是它建国时外国投资少。韩国曾经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基本上是外来投资的唯一来源。随着二战日本战败，日本退出韩国，给韩国留下了一段时间的“外资真空”。这给韩国从一开始就实施自我保护减少了障碍。因此韩国政府有条件利用铁腕控制外汇和外资在韩国的流动。“韩国政府对稀缺的外汇实行绝对的管制（违反外汇管制的人可以判死刑）。它还仔细涉及外汇使用的优先顺序，确保辛苦赚来的外汇能用于进口重要的机械和工业投入品上。韩国政府也严厉地管制外国投资，根据与时俱进的国家发展计划，在一些领域张开双臂欢迎外资的同时在另一些领域则完全禁止”[⑩]并且直到1984年7月，韩国才撤销了外资不得超过50%的规定。[11]
除了以上“严”的一面，韩国的集权政府在保护民族工业的手段上也有“强制性的宽容”。
这主要表现在对盗版和假冒产品的容忍上。
“如今，韩国是世界上最具 “创意”的国家之一——根据美国专利办公室每年授予的专利数量，韩国排在前五位。
但是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它是靠“反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为生的。
我的朋友所购买的“拷贝”计算机（copy computer），实际上是由小工厂所造，这些工厂往往是拆散IBM的机器，复制其部件，然后组装。
商标也是一样。那个时期，韩国是世界上的“盗版胜地”之一，大量生产假冒的耐克鞋和路易威登皮包。那些更具心计的人会采取接近假冒的方式。一双看起来像“耐克”（Nike）鞋叫“耐斯”（Nice），或者鞋上本应该有的耐克的“勾”变成了一个“叉”。
……版权也是这样。现在韩国出口大量质量越来越高的版权商品（电影、电视剧、流行音乐），但是当时进口的音乐（大唱片）或电影（影碟）都太贵，很少有人买得起正品。
我们就是听着盗版的摇滚乐长大的，我们称之为“天妇罗商店唱片”（Tempura shop records），因为它们的音质太差，听起来就像有人在后面做油炸一样。至于外文书，大部分学生是买不起的。由于来自一个愿意投资于教育的家庭优裕的环境，我有一些进口的书籍。但是，我的大部分英文书都是盗版的。没有这些非法的书，我永远不可能进入剑桥并在这儿呆下去。”[12]
“对于外国专利，它（韩国政府）也持宽松的态度，鼓励“反向工程”并忽视专利产品的“盗版”。”[13]
正是韩国政府的这套长达30多年的，冷血无情的铁腕措施，才有了韩国民族工业的蹒跚起步。
§2.2外援
§2.2.1物资
上面介绍韩国经济建设的过程来看，说得非常轻巧，造这造那的。但上面没有提到一个关键问题：建设的钱哪儿来？
缺乏建设资金是所有农业国的工业化进程中最大的瓶颈。当初日本的明治维新就险些因为缺乏资金而中途夭折，最后是通过对外扩张的险胜才得到缓解。苏联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给所有前殖民地国家提供了一个解决资金办法的出路，那就是剥削本国的农业。但是此举往往会严重损坏本国的农业，并带来饥荒。韩国走的路和日本、苏联一样，都是集权政府主导下的工业化。
但是韩国没有对外扩张，也不需要剥削本国的农民。因为在资金方面有它得天独厚的优势：外援。
这是韩国决定命运的关键优势，是其他农业国工业化道路上可遇不可求的重要资本。
1946-1961年，以美国为首的外国援助总额达31.39亿美元。[14]而1960年韩国的人口是2501万。这笔外援的规模可以通过对比看出来。
战后美国支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中，法国是获取美援最多的国家。法国接受的是30亿美元。
也就是说，无论国土面积还是人口都不如法国的韩国，接受的外援却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接受的都要多。
其中1953-1961年，美国及联合国为韩国提供了合计达23亿美元的无偿经济援助，扶持韩国恢复和发展经济。
这些援助的年平均额，约占韩国这个时期年平均国民生产总值的15%。
相比之下，明治初年的日本进行初级工业建设时的资金却几乎全部来自农民的土地税（明治八年时，地税收入占国家税收比例的97.3%[15]），后来通过扩张得到战争赔款。
而苏联则完全是自力更生。
在这方面一比，韩国真是太幸运了。美国对韩国的援助从1945-1970年（美国对韩国的援助到1970年完全结束）总计为37.8亿美元。以联合国为首的对韩多边援助，从1950年至1969年结束为止，总计6.26亿美元。[16]这笔钱是韩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初级工业发展的源动力。
没有这笔钱，韩国独自进行工业化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美国对韩国的援助从无偿，变为有偿，最后结束。但是韩国的建设还在继续，资金不能短缺。韩国政府的新办法是借外债。
在这方面韩国政府比日本当年的明治政府气魄要大得多。不断增加的外债最后达到惊人的天文数字。到1985年，外债总额已达467亿美元。
1987年，在世界十大债务国中，韩国位居第六位，列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印度5国之后，每年借用的外国资本，有近一半用于偿还旧债利息。[17]韩国政府对借债这件事情下手比当年的明治政府要狠得多。这是它所处的国际环境给了他虱多不痒债多不愁的不倒翁地位。它身为美国的抵抗苏联势力前线的马前卒，清楚美国绝不会放开它不管。所以借美国的钱，美国也乐意出钱。美国对扶持它发展比较放心——毕竟是小国，扶持发展不会成为太可怕的竞争对手，而扶持它也花不了很多钱。而借其他国家的钱，因为有美国的保护伞，就算欠着不还其他国家也不敢拿它怎么办。
直接援助和借款，是韩国工业经济起飞的基础资金来源，是韩国发展模式不同于苏联和日本道路的关键因素。
§2.2.2技术
今天的韩国是世界上最具“创意”的国家之一——根据美国专利办公室每年授予的专利数量，韩国排在前五位。
但这个“创意”的背后，却是外来技术的底子。据韩国产业银行的调查，在韩国新技术中有92%以上的采取技术引进。其中46%以自我开发为中心，引进必要的核心技术；35%以引进技术为中心，自我技术开发仅占很小一部分；12%依赖于引进大部分技术。[18]韩国的技术之路以1987年为分水岭。
此前以技术引进为主，此后以自主研发为主。但即使是自主研发，也通常是在外来技术的基础上进行研发。
韩国在这方面的幸运之处在于，它的盟国愿意向它转让技术。
毕竟它是小国，技术转让不会带来小鱼长大后的吞舟之祸。
当然，也是因为国家小，谁也想不到它能发展到这种地步。再说它是美国冷战前线的重要棋子，对美国等发达国家来说是彻头彻尾的“自己人，于是便毫无保留了。（有点像当年中国和苏联。中国义无反顾地出兵朝鲜使苏联打心眼里相信中国是自己的铁杆盟友，因此开始无所顾忌地全面武装中国军队，派专家援建上百个工业项目，甚至连核技术都可以转让。等苏联发现看走眼的时候已经晚了。）
引进的技术可以归为韩国所受的外援之一，并不是说技术引进是免费的。韩国为了引进技术花费了巨额的外汇。这也是它长期实施严格的外汇管制的原因之一，因为国家必须节省每一个铜板花在关键的地方。但是不管怎么说，技术是从外面来的。
而且对于大部分国家来说，技术引进并不是有钱就能做到的。人家给不给才是关键 ——并且通常情况下是不愿意给的。因此本文将技术引进归入外援范畴。正如向外国贷款也是要还的，但是贷款毫无疑问被大家视为外援，同一个道理。
§2.3血汗
苏联的工业化进程中，大量农民辛辛苦苦积攒的土地和生产工具被集体化，不计其数的反抗者被处死，而全国成为一个大兵营，在国家无情的强制下进行高速建设。然后才有世界第二大强国，有世界领先水平的战斗机、坦克以及数不清的拖拉机。
日本的工业化进程中，工人的工资低于印度的最低工资[19]，佃农每年要将一半以上的收成用于地租[20]。数不清的农民破产，背井离乡去接受工厂的盘剥。也有风起云涌的抢米风潮，然后才有“大日本帝国”的横空出世。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也经历了农业的剪刀差，大饥荒，然后才有自己的工业体系，才有两弹一星。
总而言之，近代落后国家想要跑步前进，从农业国迅速实现工业化，反复映证着一句话：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工业化是极端痛苦的过程，每个新兴工业国的征途中，都有无数“蓝蚂蚁”的斑斑血汗。
如果你认为韩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成员和当代美国的盟友就能避开这一点，那就错了。
§2.3.1血汗工厂
韩国的建设，由政府牵头、领导、指挥，而广大人民群众出力。韩国虽然接受了数量巨大的外援，但是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国家来点钱容易么？岂能用于“改善生活”？
许多来自农村贫寒家庭的小女孩不得不在12岁时就离开小学去打工——为了减少一个人吃饭，也为了赚点钱，使至少一个兄弟能接受更多的教育。
这些小女孩很多都是在城市中产阶级家庭做保姆，收入仅够吃住，如果运气好点，能留点零花钱。其他女孩和一些运气不佳的男孩子都只能在工厂里接受盘剥，那里的条件使人想起19世纪黑暗的撒旦磨坊（dark satanic mills）或者中国如今的血汗工厂（sweatshop）。（“卖花姑娘”的背景）
在纺织和成衣这样的主要出口行业，工人们经常要在非常危险且有害的环境中工作12个小时，甚至更多，报酬却非常低。
一些工厂拒绝在食堂里提供肥皂，使得工人们不得不请求额外的洗手间休息，而这种休息会耗掉他们相当于一块薄饼价值的收入。
新兴的重工业——汽车、钢铁、化工、机械等——的工作条件要好一些，但是韩国工人总体上平均每周要工作53-54个小时，这在当时是世界上最长的。[21]
这是张夏准的回忆。这完全不像我们所知道的发达幸福而美好的韩国，倒更像我们所知道的中国——连张夏准本人都直言不讳这些韩国的情况让人想起中国如今的血汗工厂。
但正是这一个个“撒旦磨坊”和“血汗工厂”，完成了韩国的原始资本积累。当年的韩国工人，没有体系完备的社会保障。他们忍受着工资低而时间长的劳动，在足以致人伤残死亡的有毒或危险的环境中生产出产品，用来换取外汇，支援国家的进一步发展。
甚至连学校的老师也不能幸免。在那些艰难的年份里，为了节约经费又让更多的孩子上学，韩国政府将公立学校扩张到惊人的地步，以求每个老师教的学生数量增加到极限。学者张夏准1970年开始上小学。他回忆自己当时上的私立学校一个班65名学生，而隔壁的公立学校一个班90名学生。这使他和他的同学们觉得很得意。
不错，那是一个威尊命贱的年代。在那30多年里，每个韩国人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要成为国家建设的螺丝钉。从来只有国家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轮不到你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我们不能光看到今天的韩国人能享受高生活水平，就急忙要对我们提倡的奉献精神进行“反思”。因为对已经跨入发达国家行列的韩国无比羡慕的我们当中，有几个知道今天耀眼的韩国是前几代韩国“蓝蚂蚁”野草一般坚韧而伟大的生命堆出来的？
§2.3.2贫民窟
和苏联等国不同，韩国的农村土地还是私有制。有私有制就会有土地兼并，有土地兼并就会有失地农民。失地农民通常都会涌向城市。而在工业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城市无力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于是涌入城市的失地农民无处可去，就会聚集在公共土地（如公路两旁，河流两旁，山坡上，山脚下，垃圾场等）搭起简易住所。贫民窟应运而生。这是所有工业化程度不高而又实施土地私有制的国家必然会出现的现象。所以，早年的韩国也不例外。
随着农村人口增长，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城市。城市贫民窟开始出现。它们通常都在矮山上。矮山是在韩国非常普遍，因风景优美被昵称为“月亮区”（Moon Neighbourhoods）这得自1970年代一部非常流行的电视连续剧。
在贫民区，一家五六口要挤在一间小屋里上百人共用一个卫生间和一根水管。[23] 经济在发展，一些贫民窟的居民在增加的就业岗位中找到了归宿。但是城市也在扩大，贫民窟中求职的失败者会与城市的扩张发生冲突。在那个官权如天人权如草的集权年代，政府对违章建筑是没有什么可商量的。
为了给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盖新公寓楼，许多贫民屋最后被警察强制拆除了，其中的居民被赶往卫生条件更差而且无路可通的更远的地区。[24]联想到今天中国备受关注的拆迁问题，不得不感叹历史的相似性。
如果穷人不能快速地脱离新的贫民区（脱离至少是有可能的，因为经济在快速发展，新的就业岗位也在不断增加），城市的扩张就会赶上他们，他们就得再一次被赶往更加遥远的地方。
一些人最后就在城市主要的垃圾场南麂岛（Nanji Island）拾荒为生。
外国人很少会知道，2002年世界杯时令人印象深刻的汉城足球场旁边漂亮的公园正是建于岛上的旧垃圾场之上[25]
如果说血汗工厂的汗水还有那么一些激昂慷慨的话，贫民窟的泪水则只有辛酸。这两者都是几代韩国人为了经济腾飞所付出的代价。
§2.3.3受到限制的消费
八十年代中国刚刚向资本主义世界开放时，美轮美奂的外国消费品着实让国人感叹月亮还是外国的圆。
国人不由地要“反思”为什么不早开放？为什么要人民吃那么多年的苦，忍受质量低劣的国产商品？ 但看看在韩国曾经发生的事情，我们的“反思”也许会更成熟一些。
正如前文所述。韩国政府利用自己高度集中的权力，建立起极高的贸易壁垒。对外国商品要么高关税，要么索性禁止进口。一来是为了保护民族工商业，二来是为了更有效地控制有限的外汇。
而作用到人民身上时，就是整个韩国的人民都必须忍受质量低劣的国货。而政府则告诉人民这是爱国行为。谁使用外国消费品谁就是卖国贼，甚至连小学生都被告知看到边上有谁抽外国烟就得去报告。外国的威士忌、饼干都在禁止进口之列。这在前面谈韩国集权政府“铁腕保护民族工业”时已经说过了。
学者张夏准的父亲是韩国的高级公务员。所以他们家的家庭条件比一般韩国家庭要好很多。“我们家后来的一处房子不仅有抽水马桶，而且装有中央暖气系统，在那儿我从1969年一直生活到1981年，正是韩国经济奇迹的巅峰时期。不幸的是，我们搬进去没多久锅炉就着火了，差点把房子给烧掉。我不是向你抱怨：我们能有一个锅炉已经是很幸福了——大多数房子都是靠煤球取暖，每年冬天因为二氧化碳中都要夺取成千上万人的生命。”[26]也就是说，不但工作环境的恶劣会造成伤亡，消费水平的低下也会造成生命的损失。
我们不断接触到东德人逃往西德和北朝鲜人逃往南韩的故事。
但是却鲜有人知在五六十年代很多韩国人逃往朝鲜的事。
在韩国被称为“越北”。这些事情的动因都只有一个：要过好日子。前文“势能开始转为动能时期”中已经提到，朝鲜的工业基础比韩国好，在最初一段时间里朝鲜的人均GDP也远远超过韩国。加上韩国用如此高压限制人民享受生活，人民想往外跑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人民想往外跑，是因为人民觉得外国的日子过得比国内好。所以要想阻止人民出逃，就必须尽可能避免人民接触外面的花花世界。这是过去中国干过的，今天朝鲜还在干的，并且也是当年韩国干过的。张夏准在回忆中这样说：“海外旅游是不允许的，除非你得到了政府许可去海外做生意或读书的明确指令。”[27]张夏准认为这种禁令的理由是要节约外币，以防止外币用于不必要的消费。但谁知道当年这个在践踏人权方面胆大妄为的韩国军政府会不会有控制思想的潜在目的呢？不过无论哪种目的，都反映了那几十年里，韩国人民在消费水平方面受到的残酷压制
§1.1积蓄势能时期（50年代）
韩国的经济基础很薄弱。在日本统治的殖民地年代，日本按照南农北工的计划开发朝鲜半岛。因此造成了朝鲜脱离日本独立时大部分重工业即战略工业在北方的局面。北半岛占有金属工业的90.1%、煤矿和铁矿的100%、化学工业的81.8%、电器机器工业85%、发电量的92%；南半岛则占有纺织工业的84.9%、印刷业的 89%、食品工业的65.1%和农林水产业的82.6%。[①]
建国时的韩国是个比较纯粹的农业国，几乎没有任何像样的工业体系。其经济基础还是农业以及和农业密切相关的少量轻工业。（所以顺便感叹一下，就这点本钱还总是叫嚷着要武力统一北方的李承晚真是勇得可以。）在这种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有两条道路可循。第一是近代日本模式，第二是苏联模式。但是无论日本模式和苏联模式，都首先需要国家有最起码的基础设施：国家要有公路和铁路，有海运航线，有电线和全面的邮政，最重要的是——得有较高比例的对工业化有所了解的高素质公民。
这一切，韩国都很缺乏。所以就必须先补这一课。50年代的韩国做的主要就是这些事情。修公路，修电线杆，建设发电厂等最基础的基础设施，还有公民的扫盲。这点的工作成效显著：1945年，韩国人的识字率是22%，1961年上升到71%。[②]此外，纺织、制糖、水泥、玻璃等行业也有一定程度发展。当然这一切工作对经济的发展并非立竿见影的。不过它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可以说，是50年代的基础建设为后来的经济起飞积蓄了势能。
§1.2势能开始转为动能时期（60年代）
1961年，韩国的朴正熙将军发动政变夺取政权。这是一个对后来韩国崛起至关重要的人物。他统治韩国约20年。这也是韩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二十年。正是在这 20年中，韩国的人均GDP超过了朝鲜。（1960年，朝鲜人均GDP是253美元，而韩国只有82美元。1970年时，朝鲜人均GDP是400美元，而韩国达到了410美元。到1976年，朝鲜人均GDP是530美元，而韩国到达了1000美元。[③]）
从1962年开始，在朴正熙的推动下，韩国政府开始实行一个又一个“五年计划”。是的，你没有看错，就是苏联发明的那个概念：“五年计划”。
这种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似乎已经成为苏联乃至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招牌。但不必因为听到韩国这种反共急先锋的国家也采用这东西而感到惊奇。
因为一个鲜为人知却又的确存在的事实是：在几乎所有战后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以色列、新加坡、台湾等等）的发展历程上都能看到苏联模式的影子。在韩国这种传统的农业国，私人资本极端薄弱，要快速实施工业化就不能不依靠政府来推动。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从1962年到1966年。在这个五年计划中，韩国的目标是进一步加速发展，进一步扎实工业基础，给积蓄势能走最后一步。第二个五年计划是从1967年到1971年。从第二个五年计划起，韩国开始实施延续至今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发展战略。在这两个五年计划中，韩国重点加强已经略有规模的轻纺、水泥等轻工业，用这些轻工业的初级产品出口，换取外汇。外汇被用来换取外国的设备、技术以及人才培养，推动自身加速发展。50年代积累的势能开始转化为动能了。
在一五和二五计划中，韩国建立了大量的国有企业。
50年代日本势力退出后留下的归属企业有36家，他们是韩国国有企业的祖先。到1968年，国有企业增加到97家。到1970年猛增到120家。
在一五和二五计划中，这些国企（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高级制造业中）成为韩国迅速工业化的火车头。
§1.3势能全面转为动能时期（70年代和80年代）
从1972年到1991年，是韩国政府的三五、四五、五五、六五计划时期。为了确保自己一手主导的工业化进程不夭折，朴正熙采取了不那么光彩的方式获得了连任。
1972年10月17日，朴正熙宣布“全国非常戒严令”，解散国会、禁止一切政党活动、缩小和弱化政治领域、扩大和强化总统权力，形成以总统为顶点的中央集权政治体系，集立法、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
这样一来，政府通过集权化的行政管理，把民众的力量从政治舞台引向经济建设舞台，集合一切力量于经济开发，确保经济迅速发展，加速推进工业化。
在三五和四五计划时期，韩国政府建设的重点转向战略重工业：钢铁、造船、化工。韩国经济从这时起真正开始走上腾飞之路。
韩国的经济实力迅猛膨胀，国家综合实力也急速上升。到80年代的五五、六五计划时期，韩国政府建设的重点又转向了技术密集型工业。韩国政府提出技术立国，从引进技术转向自主研发。就在这段时间，韩国建立了大批研究所等机构，促进技术研发，发展尖端产业。也正是在五五和六五时期，韩国将大量的国有企业转化为私有，只保留了一些需要巨额投资，私人无力负担或不适合私人经营的企业。到1986年，韩国的国企只剩下13家。如果说三五和四五计划时韩国还是粗放型增长的话，那么五五和六五计划时期就开始转向集约型发展了。
70年代和80年代是经济发展势能全面转为动能时期。韩国在这段时间内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六五计划结束的时候，韩国已经成为中上收入的国家。一个标志就是欧洲国家不再需要韩国人的入境签证，因为那时大部分韩国人已没有理由要非法移民到什么地方去了。[④]韩国经济实现了腾飞，其结果举世瞩目。因为本文讨论的只是韩国经济的崛起历程，所以之后的情况就不说了。
第二章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奇迹背后的酸甜苦辣
§2.1独裁
韩国的经济起飞是在政府高度集权，甚至可以说是独裁专制的高压政治之下取得的。今天韩国已经不再需要那种政治体制，但在当时，如果没有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模式，恐怕很难想象韩国能有后来的成就。政府集权在韩国经济起飞的进程中的贡献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2.1.1国家经济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在工业底子非常薄弱的韩国，等待民间自发成熟去进行工业建设根本不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由通晓工业化内涵的精英利用国家权力强制推行。这和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情形是一样的。韩国政府的幸运首先在于它的政府成员素质很高。“政府官员的高学历、高职称、高素质是韩国政府管理部门的一大特点。韩国很多留学归来的高素质人才一般均在政府部门或研究机构工作，在企业就职的很少，从而保证了韩国政府经济计划制定的科学性、可行性，实施和执行过程的可控性。”[⑤]高素质人才组成的政府机构，配以强大的国家机器控制，成为韩国经济建设的基础推动力。
是韩国政府（这个政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可以称之为军政府）制定了模仿苏联的整整六个“五年计划”，并用国家强制力推动，以先轻工业、后重工业、再后技术密集型间断产业的步骤，有条不紊地成功实现了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从国有企业的角度来看，是韩国政府建设了大量的国有企业，使后者成为战略工业、制造业的发展龙头，带动全国经济质的提升。从私有企业的角度来看，是韩国政府建立银行，提供大批量的国家贷款，促使韩国的私营企业兴起。（韩国私营企业虽然表面上占生产总值的比例远远高于国有企业，但是韩国的私营企业主要靠从政府贷款来解决资本问题。1984年，韩国上市公司的自由资本比例，按账面价值计算只有 19.9%，按市场价值计算只有12.4%。而大型企业的自由资本比例更低。上市公司前10名企业的平均自由资本比例为5%以下。1996年，韩国30家最大企业集团的平均负债与股本比例为380%。企业越大，自由资本金比例越小。[⑥]）
在韩国，这一切只有高度集权从而掌握了全国主要资源配置的政府才能做到。在推动韩国的国家经济前进这点上，集权的韩国政府功不可没。
§2.1.2铁腕保护民族工业
张夏准是出生在韩国并在后来获得英国籍的学者。他有一个比喻：他是否应该让自己6岁的儿子立刻走向社会去找工作？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时候孩子去找工作，将来最多当个鞋匠、木匠，却不太可能成为律师、医生或核物理学家。所以在孩子小的时候，父母应该保护他，送他上学。并且在必要的时候，父母将用惩罚措施逼迫孩子学习，此外还要禁止孩子接触可能产生不良影响的东西。[⑦]
张夏准的这个比喻是为了说明：在新兴工业国的民族工业还很脆弱的时候，必须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保护，避免立刻参与国际竞争。如果不这样，脆弱的民族工业就会被强大的国际竞争者打垮，而国家的前途也就被毁掉了。
在这点上，韩国政府做得很好，甚至可以说做得很绝。韩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实行高度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对于一些外国商品，韩国收取很高的关税；对于另外的外国商品，韩国索性直接禁止进口。
张夏准回忆自己的童年时提到过很多外国消费品被视为“奢侈品”，要么成为违禁品，要么用高关税加以限制。这些“奢侈品”甚至包括外国的威士忌和饼干。“我记得当20世纪70年代末在政府特许令下进口了一些丹麦饼干时，出现了小规模的全民亢奋。”[⑧]还有张夏准小时候“我们得知，看到任何抽外国香烟的人都要去报告，这是我们的爱国义务……我不相信我的朋友真的会去汇报这种“叛国行为”，但在朋友家里看到外国香烟时，的确会有一些闲话。朋友的父亲——几乎毫无例外的是一个抽烟的男人——会被含混不清地评价为不爱国的因而也是不道德的人”。[⑨]
很久以前我们就听说韩国人不买外国货的“骨气”。从张夏准的回忆中我们总算知道这是韩国的专制年代留下的遗风。
通过鼓励公民告密来禁止使用外国货，这和大家心目中身处“自由世界”的韩国印象颇为不符，但却是事实。
韩国对民族工业的第二个保护措施是严格控制外汇和限制外国投资。
韩国的一个天然优势是它建国时外国投资少。韩国曾经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基本上是外来投资的唯一来源。随着二战日本战败，日本退出韩国，给韩国留下了一段时间的“外资真空”。这给韩国从一开始就实施自我保护减少了障碍。因此韩国政府有条件利用铁腕控制外汇和外资在韩国的流动。“韩国政府对稀缺的外汇实行绝对的管制（违反外汇管制的人可以判死刑）。它还仔细涉及外汇使用的优先顺序，确保辛苦赚来的外汇能用于进口重要的机械和工业投入品上。韩国政府也严厉地管制外国投资，根据与时俱进的国家发展计划，在一些领域张开双臂欢迎外资的同时在另一些领域则完全禁止”[⑩]并且直到1984年7月，韩国才撤销了外资不得超过50%的规定。[11]
除了以上“严”的一面，韩国的集权政府在保护民族工业的手段上也有“强制性的宽容”。
这主要表现在对盗版和假冒产品的容忍上。
“如今，韩国是世界上最具 “创意”的国家之一——根据美国专利办公室每年授予的专利数量，韩国排在前五位。
但是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它是靠“反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为生的。
我的朋友所购买的“拷贝”计算机（copy computer），实际上是由小工厂所造，这些工厂往往是拆散IBM的机器，复制其部件，然后组装。
商标也是一样。那个时期，韩国是世界上的“盗版胜地”之一，大量生产假冒的耐克鞋和路易威登皮包。那些更具心计的人会采取接近假冒的方式。一双看起来像“耐克”（Nike）鞋叫“耐斯”（Nice），或者鞋上本应该有的耐克的“勾”变成了一个“叉”。
……版权也是这样。现在韩国出口大量质量越来越高的版权商品（电影、电视剧、流行音乐），但是当时进口的音乐（大唱片）或电影（影碟）都太贵，很少有人买得起正品。
我们就是听着盗版的摇滚乐长大的，我们称之为“天妇罗商店唱片”（Tempura shop records），因为它们的音质太差，听起来就像有人在后面做油炸一样。至于外文书，大部分学生是买不起的。由于来自一个愿意投资于教育的家庭优裕的环境，我有一些进口的书籍。但是，我的大部分英文书都是盗版的。没有这些非法的书，我永远不可能进入剑桥并在这儿呆下去。”[12]
“对于外国专利，它（韩国政府）也持宽松的态度，鼓励“反向工程”并忽视专利产品的“盗版”。”[13]
正是韩国政府的这套长达30多年的，冷血无情的铁腕措施，才有了韩国民族工业的蹒跚起步。
§2.2外援
§2.2.1物资
上面介绍韩国经济建设的过程来看，说得非常轻巧，造这造那的。但上面没有提到一个关键问题：建设的钱哪儿来？
缺乏建设资金是所有农业国的工业化进程中最大的瓶颈。当初日本的明治维新就险些因为缺乏资金而中途夭折，最后是通过对外扩张的险胜才得到缓解。苏联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给所有前殖民地国家提供了一个解决资金办法的出路，那就是剥削本国的农业。但是此举往往会严重损坏本国的农业，并带来饥荒。韩国走的路和日本、苏联一样，都是集权政府主导下的工业化。
但是韩国没有对外扩张，也不需要剥削本国的农民。因为在资金方面有它得天独厚的优势：外援。
这是韩国决定命运的关键优势，是其他农业国工业化道路上可遇不可求的重要资本。
1946-1961年，以美国为首的外国援助总额达31.39亿美元。[14]而1960年韩国的人口是2501万。这笔外援的规模可以通过对比看出来。
战后美国支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中，法国是获取美援最多的国家。法国接受的是30亿美元。
也就是说，无论国土面积还是人口都不如法国的韩国，接受的外援却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接受的都要多。
其中1953-1961年，美国及联合国为韩国提供了合计达23亿美元的无偿经济援助，扶持韩国恢复和发展经济。
这些援助的年平均额，约占韩国这个时期年平均国民生产总值的15%。
相比之下，明治初年的日本进行初级工业建设时的资金却几乎全部来自农民的土地税（明治八年时，地税收入占国家税收比例的97.3%[15]），后来通过扩张得到战争赔款。
而苏联则完全是自力更生。
在这方面一比，韩国真是太幸运了。美国对韩国的援助从1945-1970年（美国对韩国的援助到1970年完全结束）总计为37.8亿美元。以联合国为首的对韩多边援助，从1950年至1969年结束为止，总计6.26亿美元。[16]这笔钱是韩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初级工业发展的源动力。
没有这笔钱，韩国独自进行工业化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美国对韩国的援助从无偿，变为有偿，最后结束。但是韩国的建设还在继续，资金不能短缺。韩国政府的新办法是借外债。
在这方面韩国政府比日本当年的明治政府气魄要大得多。不断增加的外债最后达到惊人的天文数字。到1985年，外债总额已达467亿美元。
1987年，在世界十大债务国中，韩国位居第六位，列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印度5国之后，每年借用的外国资本，有近一半用于偿还旧债利息。[17]韩国政府对借债这件事情下手比当年的明治政府要狠得多。这是它所处的国际环境给了他虱多不痒债多不愁的不倒翁地位。它身为美国的抵抗苏联势力前线的马前卒，清楚美国绝不会放开它不管。所以借美国的钱，美国也乐意出钱。美国对扶持它发展比较放心——毕竟是小国，扶持发展不会成为太可怕的竞争对手，而扶持它也花不了很多钱。而借其他国家的钱，因为有美国的保护伞，就算欠着不还其他国家也不敢拿它怎么办。
直接援助和借款，是韩国工业经济起飞的基础资金来源，是韩国发展模式不同于苏联和日本道路的关键因素。
§2.2.2技术
今天的韩国是世界上最具“创意”的国家之一——根据美国专利办公室每年授予的专利数量，韩国排在前五位。
但这个“创意”的背后，却是外来技术的底子。据韩国产业银行的调查，在韩国新技术中有92%以上的采取技术引进。其中46%以自我开发为中心，引进必要的核心技术；35%以引进技术为中心，自我技术开发仅占很小一部分；12%依赖于引进大部分技术。[18]韩国的技术之路以1987年为分水岭。
此前以技术引进为主，此后以自主研发为主。但即使是自主研发，也通常是在外来技术的基础上进行研发。
韩国在这方面的幸运之处在于，它的盟国愿意向它转让技术。
毕竟它是小国，技术转让不会带来小鱼长大后的吞舟之祸。
当然，也是因为国家小，谁也想不到它能发展到这种地步。再说它是美国冷战前线的重要棋子，对美国等发达国家来说是彻头彻尾的“自己人，于是便毫无保留了。（有点像当年中国和苏联。中国义无反顾地出兵朝鲜使苏联打心眼里相信中国是自己的铁杆盟友，因此开始无所顾忌地全面武装中国军队，派专家援建上百个工业项目，甚至连核技术都可以转让。等苏联发现看走眼的时候已经晚了。）
引进的技术可以归为韩国所受的外援之一，并不是说技术引进是免费的。韩国为了引进技术花费了巨额的外汇。这也是它长期实施严格的外汇管制的原因之一，因为国家必须节省每一个铜板花在关键的地方。但是不管怎么说，技术是从外面来的。
而且对于大部分国家来说，技术引进并不是有钱就能做到的。人家给不给才是关键 ——并且通常情况下是不愿意给的。因此本文将技术引进归入外援范畴。正如向外国贷款也是要还的，但是贷款毫无疑问被大家视为外援，同一个道理。
§2.3血汗
苏联的工业化进程中，大量农民辛辛苦苦积攒的土地和生产工具被集体化，不计其数的反抗者被处死，而全国成为一个大兵营，在国家无情的强制下进行高速建设。然后才有世界第二大强国，有世界领先水平的战斗机、坦克以及数不清的拖拉机。
日本的工业化进程中，工人的工资低于印度的最低工资[19]，佃农每年要将一半以上的收成用于地租[20]。数不清的农民破产，背井离乡去接受工厂的盘剥。也有风起云涌的抢米风潮，然后才有“大日本帝国”的横空出世。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也经历了农业的剪刀差，大饥荒，然后才有自己的工业体系，才有两弹一星。
总而言之，近代落后国家想要跑步前进，从农业国迅速实现工业化，反复映证着一句话：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工业化是极端痛苦的过程，每个新兴工业国的征途中，都有无数“蓝蚂蚁”的斑斑血汗。
如果你认为韩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成员和当代美国的盟友就能避开这一点，那就错了。
§2.3.1血汗工厂
韩国的建设，由政府牵头、领导、指挥，而广大人民群众出力。韩国虽然接受了数量巨大的外援，但是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国家来点钱容易么？岂能用于“改善生活”？
许多来自农村贫寒家庭的小女孩不得不在12岁时就离开小学去打工——为了减少一个人吃饭，也为了赚点钱，使至少一个兄弟能接受更多的教育。
这些小女孩很多都是在城市中产阶级家庭做保姆，收入仅够吃住，如果运气好点，能留点零花钱。其他女孩和一些运气不佳的男孩子都只能在工厂里接受盘剥，那里的条件使人想起19世纪黑暗的撒旦磨坊（dark satanic mills）或者中国如今的血汗工厂（sweatshop）。（“卖花姑娘”的背景）
在纺织和成衣这样的主要出口行业，工人们经常要在非常危险且有害的环境中工作12个小时，甚至更多，报酬却非常低。
一些工厂拒绝在食堂里提供肥皂，使得工人们不得不请求额外的洗手间休息，而这种休息会耗掉他们相当于一块薄饼价值的收入。
新兴的重工业——汽车、钢铁、化工、机械等——的工作条件要好一些，但是韩国工人总体上平均每周要工作53-54个小时，这在当时是世界上最长的。[21]
这是张夏准的回忆。这完全不像我们所知道的发达幸福而美好的韩国，倒更像我们所知道的中国——连张夏准本人都直言不讳这些韩国的情况让人想起中国如今的血汗工厂。
但正是这一个个“撒旦磨坊”和“血汗工厂”，完成了韩国的原始资本积累。当年的韩国工人，没有体系完备的社会保障。他们忍受着工资低而时间长的劳动，在足以致人伤残死亡的有毒或危险的环境中生产出产品，用来换取外汇，支援国家的进一步发展。
甚至连学校的老师也不能幸免。在那些艰难的年份里，为了节约经费又让更多的孩子上学，韩国政府将公立学校扩张到惊人的地步，以求每个老师教的学生数量增加到极限。学者张夏准1970年开始上小学。他回忆自己当时上的私立学校一个班65名学生，而隔壁的公立学校一个班90名学生。这使他和他的同学们觉得很得意。
不错，那是一个威尊命贱的年代。在那30多年里，每个韩国人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要成为国家建设的螺丝钉。从来只有国家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轮不到你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我们不能光看到今天的韩国人能享受高生活水平，就急忙要对我们提倡的奉献精神进行“反思”。因为对已经跨入发达国家行列的韩国无比羡慕的我们当中，有几个知道今天耀眼的韩国是前几代韩国“蓝蚂蚁”野草一般坚韧而伟大的生命堆出来的？
§2.3.2贫民窟
和苏联等国不同，韩国的农村土地还是私有制。有私有制就会有土地兼并，有土地兼并就会有失地农民。失地农民通常都会涌向城市。而在工业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城市无力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于是涌入城市的失地农民无处可去，就会聚集在公共土地（如公路两旁，河流两旁，山坡上，山脚下，垃圾场等）搭起简易住所。贫民窟应运而生。这是所有工业化程度不高而又实施土地私有制的国家必然会出现的现象。所以，早年的韩国也不例外。
随着农村人口增长，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城市。城市贫民窟开始出现。它们通常都在矮山上。矮山是在韩国非常普遍，因风景优美被昵称为“月亮区”（Moon Neighbourhoods）这得自1970年代一部非常流行的电视连续剧。
在贫民区，一家五六口要挤在一间小屋里上百人共用一个卫生间和一根水管。[23] 经济在发展，一些贫民窟的居民在增加的就业岗位中找到了归宿。但是城市也在扩大，贫民窟中求职的失败者会与城市的扩张发生冲突。在那个官权如天人权如草的集权年代，政府对违章建筑是没有什么可商量的。
为了给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盖新公寓楼，许多贫民屋最后被警察强制拆除了，其中的居民被赶往卫生条件更差而且无路可通的更远的地区。[24]联想到今天中国备受关注的拆迁问题，不得不感叹历史的相似性。
如果穷人不能快速地脱离新的贫民区（脱离至少是有可能的，因为经济在快速发展，新的就业岗位也在不断增加），城市的扩张就会赶上他们，他们就得再一次被赶往更加遥远的地方。
一些人最后就在城市主要的垃圾场南麂岛（Nanji Island）拾荒为生。
外国人很少会知道，2002年世界杯时令人印象深刻的汉城足球场旁边漂亮的公园正是建于岛上的旧垃圾场之上[25]
如果说血汗工厂的汗水还有那么一些激昂慷慨的话，贫民窟的泪水则只有辛酸。这两者都是几代韩国人为了经济腾飞所付出的代价。
§2.3.3受到限制的消费
八十年代中国刚刚向资本主义世界开放时，美轮美奂的外国消费品着实让国人感叹月亮还是外国的圆。
国人不由地要“反思”为什么不早开放？为什么要人民吃那么多年的苦，忍受质量低劣的国产商品？ 但看看在韩国曾经发生的事情，我们的“反思”也许会更成熟一些。
正如前文所述。韩国政府利用自己高度集中的权力，建立起极高的贸易壁垒。对外国商品要么高关税，要么索性禁止进口。一来是为了保护民族工商业，二来是为了更有效地控制有限的外汇。
而作用到人民身上时，就是整个韩国的人民都必须忍受质量低劣的国货。而政府则告诉人民这是爱国行为。谁使用外国消费品谁就是卖国贼，甚至连小学生都被告知看到边上有谁抽外国烟就得去报告。外国的威士忌、饼干都在禁止进口之列。这在前面谈韩国集权政府“铁腕保护民族工业”时已经说过了。
学者张夏准的父亲是韩国的高级公务员。所以他们家的家庭条件比一般韩国家庭要好很多。“我们家后来的一处房子不仅有抽水马桶，而且装有中央暖气系统，在那儿我从1969年一直生活到1981年，正是韩国经济奇迹的巅峰时期。不幸的是，我们搬进去没多久锅炉就着火了，差点把房子给烧掉。我不是向你抱怨：我们能有一个锅炉已经是很幸福了——大多数房子都是靠煤球取暖，每年冬天因为二氧化碳中都要夺取成千上万人的生命。”[26]也就是说，不但工作环境的恶劣会造成伤亡，消费水平的低下也会造成生命的损失。
我们不断接触到东德人逃往西德和北朝鲜人逃往南韩的故事。
但是却鲜有人知在五六十年代很多韩国人逃往朝鲜的事。
在韩国被称为“越北”。这些事情的动因都只有一个：要过好日子。前文“势能开始转为动能时期”中已经提到，朝鲜的工业基础比韩国好，在最初一段时间里朝鲜的人均GDP也远远超过韩国。加上韩国用如此高压限制人民享受生活，人民想往外跑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人民想往外跑，是因为人民觉得外国的日子过得比国内好。所以要想阻止人民出逃，就必须尽可能避免人民接触外面的花花世界。这是过去中国干过的，今天朝鲜还在干的，并且也是当年韩国干过的。张夏准在回忆中这样说：“海外旅游是不允许的，除非你得到了政府许可去海外做生意或读书的明确指令。”[27]张夏准认为这种禁令的理由是要节约外币，以防止外币用于不必要的消费。但谁知道当年这个在践踏人权方面胆大妄为的韩国军政府会不会有控制思想的潜在目的呢？不过无论哪种目的，都反映了那几十年里，韩国人民在消费水平方面受到的残酷压制 第一章 他们干了什么？——战后韩国经济腾飞史
§1.1积蓄势能时期（50年代）
韩国的经济基础很薄弱。在日本统治的殖民地年代，日本按照南农北工的计划开发朝鲜半岛。因此造成了朝鲜脱离日本独立时大部分重工业即战略工业在北方的局面。北半岛占有金属工业的90.1%、煤矿和铁矿的100%、化学工业的81.8%、电器机器工业85%、发电量的92%；南半岛则占有纺织工业的84.9%、印刷业的 89%、食品工业的65.1%和农林水产业的82.6%。[①]
建国时的韩国是个比较纯粹的农业国，几乎没有任何像样的工业体系。其经济基础还是农业以及和农业密切相关的少量轻工业。（所以顺便感叹一下，就这点本钱还总是叫嚷着要武力统一北方的李承晚真是勇得可以。）在这种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有两条道路可循。第一是近代日本模式，第二是苏联模式。但是无论日本模式和苏联模式，都首先需要国家有最起码的基础设施：国家要有公路和铁路，有海运航线，有电线和全面的邮政，最重要的是——得有较高比例的对工业化有所了解的高素质公民。
这一切，韩国都很缺乏。所以就必须先补这一课。50年代的韩国做的主要就是这些事情。修公路，修电线杆，建设发电厂等最基础的基础设施，还有公民的扫盲。这点的工作成效显著：1945年，韩国人的识字率是22%，1961年上升到71%。[②]此外，纺织、制糖、水泥、玻璃等行业也有一定程度发展。当然这一切工作对经济的发展并非立竿见影的。不过它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可以说，是50年代的基础建设为后来的经济起飞积蓄了势能。
§1.2势能开始转为动能时期（60年代）
1961年，韩国的朴正熙将军发动政变夺取政权。这是一个对后来韩国崛起至关重要的人物。他统治韩国约20年。这也是韩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二十年。正是在这 20年中，韩国的人均GDP超过了朝鲜。（1960年，朝鲜人均GDP是253美元，而韩国只有82美元。1970年时，朝鲜人均GDP是400美元，而韩国达到了410美元。到1976年，朝鲜人均GDP是530美元，而韩国到达了1000美元。[③]）
从1962年开始，在朴正熙的推动下，韩国政府开始实行一个又一个“五年计划”。是的，你没有看错，就是苏联发明的那个概念：“五年计划”。
这种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似乎已经成为苏联乃至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招牌。但不必因为听到韩国这种反共急先锋的国家也采用这东西而感到惊奇。
因为一个鲜为人知却又的确存在的事实是：在几乎所有战后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以色列、新加坡、台湾等等）的发展历程上都能看到苏联模式的影子。在韩国这种传统的农业国，私人资本极端薄弱，要快速实施工业化就不能不依靠政府来推动。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从1962年到1966年。在这个五年计划中，韩国的目标是进一步加速发展，进一步扎实工业基础，给积蓄势能走最后一步。第二个五年计划是从1967年到1971年。从第二个五年计划起，韩国开始实施延续至今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发展战略。在这两个五年计划中，韩国重点加强已经略有规模的轻纺、水泥等轻工业，用这些轻工业的初级产品出口，换取外汇。外汇被用来换取外国的设备、技术以及人才培养，推动自身加速发展。50年代积累的势能开始转化为动能了。
在一五和二五计划中，韩国建立了大量的国有企业。
50年代日本势力退出后留下的归属企业有36家，他们是韩国国有企业的祖先。到1968年，国有企业增加到97家。到1970年猛增到120家。
在一五和二五计划中，这些国企（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高级制造业中）成为韩国迅速工业化的火车头。
§1.3势能全面转为动能时期（70年代和80年代）
从1972年到1991年，是韩国政府的三五、四五、五五、六五计划时期。为了确保自己一手主导的工业化进程不夭折，朴正熙采取了不那么光彩的方式获得了连任。
1972年10月17日，朴正熙宣布“全国非常戒严令”，解散国会、禁止一切政党活动、缩小和弱化政治领域、扩大和强化总统权力，形成以总统为顶点的中央集权政治体系，集立法、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
这样一来，政府通过集权化的行政管理，把民众的力量从政治舞台引向经济建设舞台，集合一切力量于经济开发，确保经济迅速发展，加速推进工业化。
在三五和四五计划时期，韩国政府建设的重点转向战略重工业：钢铁、造船、化工。韩国经济从这时起真正开始走上腾飞之路。
韩国的经济实力迅猛膨胀，国家综合实力也急速上升。到80年代的五五、六五计划时期，韩国政府建设的重点又转向了技术密集型工业。韩国政府提出技术立国，从引进技术转向自主研发。就在这段时间，韩国建立了大批研究所等机构，促进技术研发，发展尖端产业。也正是在五五和六五时期，韩国将大量的国有企业转化为私有，只保留了一些需要巨额投资，私人无力负担或不适合私人经营的企业。到1986年，韩国的国企只剩下13家。如果说三五和四五计划时韩国还是粗放型增长的话，那么五五和六五计划时期就开始转向集约型发展了。
70年代和80年代是经济发展势能全面转为动能时期。韩国在这段时间内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六五计划结束的时候，韩国已经成为中上收入的国家。一个标志就是欧洲国家不再需要韩国人的入境签证，因为那时大部分韩国人已没有理由要非法移民到什么地方去了。[④]韩国经济实现了腾飞，其结果举世瞩目。因为本文讨论的只是韩国经济的崛起历程，所以之后的情况就不说了。
第二章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奇迹背后的酸甜苦辣
§2.1独裁
韩国的经济起飞是在政府高度集权，甚至可以说是独裁专制的高压政治之下取得的。今天韩国已经不再需要那种政治体制，但在当时，如果没有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模式，恐怕很难想象韩国能有后来的成就。政府集权在韩国经济起飞的进程中的贡献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2.1.1国家经济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在工业底子非常薄弱的韩国，等待民间自发成熟去进行工业建设根本不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由通晓工业化内涵的精英利用国家权力强制推行。这和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情形是一样的。韩国政府的幸运首先在于它的政府成员素质很高。“政府官员的高学历、高职称、高素质是韩国政府管理部门的一大特点。韩国很多留学归来的高素质人才一般均在政府部门或研究机构工作，在企业就职的很少，从而保证了韩国政府经济计划制定的科学性、可行性，实施和执行过程的可控性。”[⑤]高素质人才组成的政府机构，配以强大的国家机器控制，成为韩国经济建设的基础推动力。
是韩国政府（这个政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可以称之为军政府）制定了模仿苏联的整整六个“五年计划”，并用国家强制力推动，以先轻工业、后重工业、再后技术密集型间断产业的步骤，有条不紊地成功实现了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从国有企业的角度来看，是韩国政府建设了大量的国有企业，使后者成为战略工业、制造业的发展龙头，带动全国经济质的提升。从私有企业的角度来看，是韩国政府建立银行，提供大批量的国家贷款，促使韩国的私营企业兴起。（韩国私营企业虽然表面上占生产总值的比例远远高于国有企业，但是韩国的私营企业主要靠从政府贷款来解决资本问题。1984年，韩国上市公司的自由资本比例，按账面价值计算只有 19.9%，按市场价值计算只有12.4%。而大型企业的自由资本比例更低。上市公司前10名企业的平均自由资本比例为5%以下。1996年，韩国30家最大企业集团的平均负债与股本比例为380%。企业越大，自由资本金比例越小。[⑥]）
在韩国，这一切只有高度集权从而掌握了全国主要资源配置的政府才能做到。在推动韩国的国家经济前进这点上，集权的韩国政府功不可没。
§2.1.2铁腕保护民族工业
张夏准是出生在韩国并在后来获得英国籍的学者。他有一个比喻：他是否应该让自己6岁的儿子立刻走向社会去找工作？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时候孩子去找工作，将来最多当个鞋匠、木匠，却不太可能成为律师、医生或核物理学家。所以在孩子小的时候，父母应该保护他，送他上学。并且在必要的时候，父母将用惩罚措施逼迫孩子学习，此外还要禁止孩子接触可能产生不良影响的东西。[⑦]
张夏准的这个比喻是为了说明：在新兴工业国的民族工业还很脆弱的时候，必须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保护，避免立刻参与国际竞争。如果不这样，脆弱的民族工业就会被强大的国际竞争者打垮，而国家的前途也就被毁掉了。
在这点上，韩国政府做得很好，甚至可以说做得很绝。韩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实行高度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对于一些外国商品，韩国收取很高的关税；对于另外的外国商品，韩国索性直接禁止进口。
张夏准回忆自己的童年时提到过很多外国消费品被视为“奢侈品”，要么成为违禁品，要么用高关税加以限制。这些“奢侈品”甚至包括外国的威士忌和饼干。“我记得当20世纪70年代末在政府特许令下进口了一些丹麦饼干时，出现了小规模的全民亢奋。”[⑧]还有张夏准小时候“我们得知，看到任何抽外国香烟的人都要去报告，这是我们的爱国义务……我不相信我的朋友真的会去汇报这种“叛国行为”，但在朋友家里看到外国香烟时，的确会有一些闲话。朋友的父亲——几乎毫无例外的是一个抽烟的男人——会被含混不清地评价为不爱国的因而也是不道德的人”。[⑨]
很久以前我们就听说韩国人不买外国货的“骨气”。从张夏准的回忆中我们总算知道这是韩国的专制年代留下的遗风。
通过鼓励公民告密来禁止使用外国货，这和大家心目中身处“自由世界”的韩国印象颇为不符，但却是事实。
韩国对民族工业的第二个保护措施是严格控制外汇和限制外国投资。
韩国的一个天然优势是它建国时外国投资少。韩国曾经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基本上是外来投资的唯一来源。随着二战日本战败，日本退出韩国，给韩国留下了一段时间的“外资真空”。这给韩国从一开始就实施自我保护减少了障碍。因此韩国政府有条件利用铁腕控制外汇和外资在韩国的流动。“韩国政府对稀缺的外汇实行绝对的管制（违反外汇管制的人可以判死刑）。它还仔细涉及外汇使用的优先顺序，确保辛苦赚来的外汇能用于进口重要的机械和工业投入品上。韩国政府也严厉地管制外国投资，根据与时俱进的国家发展计划，在一些领域张开双臂欢迎外资的同时在另一些领域则完全禁止”[⑩]并且直到1984年7月，韩国才撤销了外资不得超过50%的规定。[11]
除了以上“严”的一面，韩国的集权政府在保护民族工业的手段上也有“强制性的宽容”。
这主要表现在对盗版和假冒产品的容忍上。
“如今，韩国是世界上最具 “创意”的国家之一——根据美国专利办公室每年授予的专利数量，韩国排在前五位。
但是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它是靠“反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为生的。
我的朋友所购买的“拷贝”计算机（copy computer），实际上是由小工厂所造，这些工厂往往是拆散IBM的机器，复制其部件，然后组装。
商标也是一样。那个时期，韩国是世界上的“盗版胜地”之一，大量生产假冒的耐克鞋和路易威登皮包。那些更具心计的人会采取接近假冒的方式。一双看起来像“耐克”（Nike）鞋叫“耐斯”（Nice），或者鞋上本应该有的耐克的“勾”变成了一个“叉”。
……版权也是这样。现在韩国出口大量质量越来越高的版权商品（电影、电视剧、流行音乐），但是当时进口的音乐（大唱片）或电影（影碟）都太贵，很少有人买得起正品。
我们就是听着盗版的摇滚乐长大的，我们称之为“天妇罗商店唱片”（Tempura shop records），因为它们的音质太差，听起来就像有人在后面做油炸一样。至于外文书，大部分学生是买不起的。由于来自一个愿意投资于教育的家庭优裕的环境，我有一些进口的书籍。但是，我的大部分英文书都是盗版的。没有这些非法的书，我永远不可能进入剑桥并在这儿呆下去。”[12]
“对于外国专利，它（韩国政府）也持宽松的态度，鼓励“反向工程”并忽视专利产品的“盗版”。”[13]
正是韩国政府的这套长达30多年的，冷血无情的铁腕措施，才有了韩国民族工业的蹒跚起步。
§2.2外援
§2.2.1物资
上面介绍韩国经济建设的过程来看，说得非常轻巧，造这造那的。但上面没有提到一个关键问题：建设的钱哪儿来？
缺乏建设资金是所有农业国的工业化进程中最大的瓶颈。当初日本的明治维新就险些因为缺乏资金而中途夭折，最后是通过对外扩张的险胜才得到缓解。苏联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给所有前殖民地国家提供了一个解决资金办法的出路，那就是剥削本国的农业。但是此举往往会严重损坏本国的农业，并带来饥荒。韩国走的路和日本、苏联一样，都是集权政府主导下的工业化。
但是韩国没有对外扩张，也不需要剥削本国的农民。因为在资金方面有它得天独厚的优势：外援。
这是韩国决定命运的关键优势，是其他农业国工业化道路上可遇不可求的重要资本。
1946-1961年，以美国为首的外国援助总额达31.39亿美元。[14]而1960年韩国的人口是2501万。这笔外援的规模可以通过对比看出来。
战后美国支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中，法国是获取美援最多的国家。法国接受的是30亿美元。
也就是说，无论国土面积还是人口都不如法国的韩国，接受的外援却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接受的都要多。
其中1953-1961年，美国及联合国为韩国提供了合计达23亿美元的无偿经济援助，扶持韩国恢复和发展经济。
这些援助的年平均额，约占韩国这个时期年平均国民生产总值的15%。
相比之下，明治初年的日本进行初级工业建设时的资金却几乎全部来自农民的土地税（明治八年时，地税收入占国家税收比例的97.3%[15]），后来通过扩张得到战争赔款。
而苏联则完全是自力更生。
在这方面一比，韩国真是太幸运了。美国对韩国的援助从1945-1970年（美国对韩国的援助到1970年完全结束）总计为37.8亿美元。以联合国为首的对韩多边援助，从1950年至1969年结束为止，总计6.26亿美元。[16]这笔钱是韩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初级工业发展的源动力。
没有这笔钱，韩国独自进行工业化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美国对韩国的援助从无偿，变为有偿，最后结束。但是韩国的建设还在继续，资金不能短缺。韩国政府的新办法是借外债。
在这方面韩国政府比日本当年的明治政府气魄要大得多。不断增加的外债最后达到惊人的天文数字。到1985年，外债总额已达467亿美元。
1987年，在世界十大债务国中，韩国位居第六位，列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印度5国之后，每年借用的外国资本，有近一半用于偿还旧债利息。[17]韩国政府对借债这件事情下手比当年的明治政府要狠得多。这是它所处的国际环境给了他虱多不痒债多不愁的不倒翁地位。它身为美国的抵抗苏联势力前线的马前卒，清楚美国绝不会放开它不管。所以借美国的钱，美国也乐意出钱。美国对扶持它发展比较放心——毕竟是小国，扶持发展不会成为太可怕的竞争对手，而扶持它也花不了很多钱。而借其他国家的钱，因为有美国的保护伞，就算欠着不还其他国家也不敢拿它怎么办。
直接援助和借款，是韩国工业经济起飞的基础资金来源，是韩国发展模式不同于苏联和日本道路的关键因素。
§2.2.2技术
今天的韩国是世界上最具“创意”的国家之一——根据美国专利办公室每年授予的专利数量，韩国排在前五位。
但这个“创意”的背后，却是外来技术的底子。据韩国产业银行的调查，在韩国新技术中有92%以上的采取技术引进。其中46%以自我开发为中心，引进必要的核心技术；35%以引进技术为中心，自我技术开发仅占很小一部分；12%依赖于引进大部分技术。[18]韩国的技术之路以1987年为分水岭。
此前以技术引进为主，此后以自主研发为主。但即使是自主研发，也通常是在外来技术的基础上进行研发。
韩国在这方面的幸运之处在于，它的盟国愿意向它转让技术。
毕竟它是小国，技术转让不会带来小鱼长大后的吞舟之祸。
当然，也是因为国家小，谁也想不到它能发展到这种地步。再说它是美国冷战前线的重要棋子，对美国等发达国家来说是彻头彻尾的“自己人，于是便毫无保留了。（有点像当年中国和苏联。中国义无反顾地出兵朝鲜使苏联打心眼里相信中国是自己的铁杆盟友，因此开始无所顾忌地全面武装中国军队，派专家援建上百个工业项目，甚至连核技术都可以转让。等苏联发现看走眼的时候已经晚了。）
引进的技术可以归为韩国所受的外援之一，并不是说技术引进是免费的。韩国为了引进技术花费了巨额的外汇。这也是它长期实施严格的外汇管制的原因之一，因为国家必须节省每一个铜板花在关键的地方。但是不管怎么说，技术是从外面来的。
而且对于大部分国家来说，技术引进并不是有钱就能做到的。人家给不给才是关键 ——并且通常情况下是不愿意给的。因此本文将技术引进归入外援范畴。正如向外国贷款也是要还的，但是贷款毫无疑问被大家视为外援，同一个道理。
§2.3血汗
苏联的工业化进程中，大量农民辛辛苦苦积攒的土地和生产工具被集体化，不计其数的反抗者被处死，而全国成为一个大兵营，在国家无情的强制下进行高速建设。然后才有世界第二大强国，有世界领先水平的战斗机、坦克以及数不清的拖拉机。
日本的工业化进程中，工人的工资低于印度的最低工资[19]，佃农每年要将一半以上的收成用于地租[20]。数不清的农民破产，背井离乡去接受工厂的盘剥。也有风起云涌的抢米风潮，然后才有“大日本帝国”的横空出世。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也经历了农业的剪刀差，大饥荒，然后才有自己的工业体系，才有两弹一星。
总而言之，近代落后国家想要跑步前进，从农业国迅速实现工业化，反复映证着一句话：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工业化是极端痛苦的过程，每个新兴工业国的征途中，都有无数“蓝蚂蚁”的斑斑血汗。
如果你认为韩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成员和当代美国的盟友就能避开这一点，那就错了。
§2.3.1血汗工厂
韩国的建设，由政府牵头、领导、指挥，而广大人民群众出力。韩国虽然接受了数量巨大的外援，但是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国家来点钱容易么？岂能用于“改善生活”？
许多来自农村贫寒家庭的小女孩不得不在12岁时就离开小学去打工——为了减少一个人吃饭，也为了赚点钱，使至少一个兄弟能接受更多的教育。
这些小女孩很多都是在城市中产阶级家庭做保姆，收入仅够吃住，如果运气好点，能留点零花钱。其他女孩和一些运气不佳的男孩子都只能在工厂里接受盘剥，那里的条件使人想起19世纪黑暗的撒旦磨坊（dark satanic mills）或者中国如今的血汗工厂（sweatshop）。（“卖花姑娘”的背景）
在纺织和成衣这样的主要出口行业，工人们经常要在非常危险且有害的环境中工作12个小时，甚至更多，报酬却非常低。
一些工厂拒绝在食堂里提供肥皂，使得工人们不得不请求额外的洗手间休息，而这种休息会耗掉他们相当于一块薄饼价值的收入。
新兴的重工业——汽车、钢铁、化工、机械等——的工作条件要好一些，但是韩国工人总体上平均每周要工作53-54个小时，这在当时是世界上最长的。[21]
这是张夏准的回忆。这完全不像我们所知道的发达幸福而美好的韩国，倒更像我们所知道的中国——连张夏准本人都直言不讳这些韩国的情况让人想起中国如今的血汗工厂。
但正是这一个个“撒旦磨坊”和“血汗工厂”，完成了韩国的原始资本积累。当年的韩国工人，没有体系完备的社会保障。他们忍受着工资低而时间长的劳动，在足以致人伤残死亡的有毒或危险的环境中生产出产品，用来换取外汇，支援国家的进一步发展。
甚至连学校的老师也不能幸免。在那些艰难的年份里，为了节约经费又让更多的孩子上学，韩国政府将公立学校扩张到惊人的地步，以求每个老师教的学生数量增加到极限。学者张夏准1970年开始上小学。他回忆自己当时上的私立学校一个班65名学生，而隔壁的公立学校一个班90名学生。这使他和他的同学们觉得很得意。
不错，那是一个威尊命贱的年代。在那30多年里，每个韩国人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要成为国家建设的螺丝钉。从来只有国家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轮不到你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我们不能光看到今天的韩国人能享受高生活水平，就急忙要对我们提倡的奉献精神进行“反思”。因为对已经跨入发达国家行列的韩国无比羡慕的我们当中，有几个知道今天耀眼的韩国是前几代韩国“蓝蚂蚁”野草一般坚韧而伟大的生命堆出来的？
§2.3.2贫民窟
和苏联等国不同，韩国的农村土地还是私有制。有私有制就会有土地兼并，有土地兼并就会有失地农民。失地农民通常都会涌向城市。而在工业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城市无力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于是涌入城市的失地农民无处可去，就会聚集在公共土地（如公路两旁，河流两旁，山坡上，山脚下，垃圾场等）搭起简易住所。贫民窟应运而生。这是所有工业化程度不高而又实施土地私有制的国家必然会出现的现象。所以，早年的韩国也不例外。
随着农村人口增长，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城市。城市贫民窟开始出现。它们通常都在矮山上。矮山是在韩国非常普遍，因风景优美被昵称为“月亮区”（Moon Neighbourhoods）这得自1970年代一部非常流行的电视连续剧。
在贫民区，一家五六口要挤在一间小屋里上百人共用一个卫生间和一根水管。[23] 经济在发展，一些贫民窟的居民在增加的就业岗位中找到了归宿。但是城市也在扩大，贫民窟中求职的失败者会与城市的扩张发生冲突。在那个官权如天人权如草的集权年代，政府对违章建筑是没有什么可商量的。
为了给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盖新公寓楼，许多贫民屋最后被警察强制拆除了，其中的居民被赶往卫生条件更差而且无路可通的更远的地区。[24]联想到今天中国备受关注的拆迁问题，不得不感叹历史的相似性。
如果穷人不能快速地脱离新的贫民区（脱离至少是有可能的，因为经济在快速发展，新的就业岗位也在不断增加），城市的扩张就会赶上他们，他们就得再一次被赶往更加遥远的地方。
一些人最后就在城市主要的垃圾场南麂岛（Nanji Island）拾荒为生。
外国人很少会知道，2002年世界杯时令人印象深刻的汉城足球场旁边漂亮的公园正是建于岛上的旧垃圾场之上[25]
如果说血汗工厂的汗水还有那么一些激昂慷慨的话，贫民窟的泪水则只有辛酸。这两者都是几代韩国人为了经济腾飞所付出的代价。
§2.3.3受到限制的消费
八十年代中国刚刚向资本主义世界开放时，美轮美奂的外国消费品着实让国人感叹月亮还是外国的圆。
国人不由地要“反思”为什么不早开放？为什么要人民吃那么多年的苦，忍受质量低劣的国产商品？ 但看看在韩国曾经发生的事情，我们的“反思”也许会更成熟一些。
正如前文所述。韩国政府利用自己高度集中的权力，建立起极高的贸易壁垒。对外国商品要么高关税，要么索性禁止进口。一来是为了保护民族工商业，二来是为了更有效地控制有限的外汇。
而作用到人民身上时，就是整个韩国的人民都必须忍受质量低劣的国货。而政府则告诉人民这是爱国行为。谁使用外国消费品谁就是卖国贼，甚至连小学生都被告知看到边上有谁抽外国烟就得去报告。外国的威士忌、饼干都在禁止进口之列。这在前面谈韩国集权政府“铁腕保护民族工业”时已经说过了。
学者张夏准的父亲是韩国的高级公务员。所以他们家的家庭条件比一般韩国家庭要好很多。“我们家后来的一处房子不仅有抽水马桶，而且装有中央暖气系统，在那儿我从1969年一直生活到1981年，正是韩国经济奇迹的巅峰时期。不幸的是，我们搬进去没多久锅炉就着火了，差点把房子给烧掉。我不是向你抱怨：我们能有一个锅炉已经是很幸福了——大多数房子都是靠煤球取暖，每年冬天因为二氧化碳中都要夺取成千上万人的生命。”[26]也就是说，不但工作环境的恶劣会造成伤亡，消费水平的低下也会造成生命的损失。
我们不断接触到东德人逃往西德和北朝鲜人逃往南韩的故事。
但是却鲜有人知在五六十年代很多韩国人逃往朝鲜的事。
在韩国被称为“越北”。这些事情的动因都只有一个：要过好日子。前文“势能开始转为动能时期”中已经提到，朝鲜的工业基础比韩国好，在最初一段时间里朝鲜的人均GDP也远远超过韩国。加上韩国用如此高压限制人民享受生活，人民想往外跑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人民想往外跑，是因为人民觉得外国的日子过得比国内好。所以要想阻止人民出逃，就必须尽可能避免人民接触外面的花花世界。这是过去中国干过的，今天朝鲜还在干的，并且也是当年韩国干过的。张夏准在回忆中这样说：“海外旅游是不允许的，除非你得到了政府许可去海外做生意或读书的明确指令。”[27]张夏准认为这种禁令的理由是要节约外币，以防止外币用于不必要的消费。但谁知道当年这个在践踏人权方面胆大妄为的韩国军政府会不会有控制思想的潜在目的呢？不过无论哪种目的，都反映了那几十年里，韩国人民在消费水平方面受到的残酷压制
后面没有了吗？
没了，好像有点虎头蛇尾，但信息还是不错的。
写的不错
对我国很有借鉴意义啊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