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犹太人的索赔之路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04:5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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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代表犹太民族进行索赔的民间机构——犹太人对德国物质索赔联合会（简称“索赔联合会”）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了2万多件纳粹时期被掠夺的艺术品图片和资料。这些艺术品是德国纳粹1940年至1944年在法国和比利时从200 多名犹太人手中掠夺的。“索赔联合会”认为，其中至少有1 万多件至今仍然没有物归原主。现任“索赔联合会”主席朱利叶斯·伯曼提醒全世界的博物馆、交易商和拍卖行“确认自己手中的艺术品是否是大屠杀受难者的财产”。这一次，睿智的犹太人以一种“柔性”的新手段开始了索赔的新征程。事实上，犹太人的索赔之路已经走了近60年，而“索赔联合会”更是在这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困境下的艰难抉择
纳粹统治时期，对欧洲犹太人实行了残酷的种族灭绝政策并大肆掠夺犹太人的财产。根据纽伦堡纳粹战犯审判法庭提供的数据显示，纳粹统治下的犹太遇难者人数为570万。而根据美国伊浮犹太研究所的资料显示，在1933年至1945年期间，以战前价格计算，犹太人被掠夺的财产价值约120亿美元，而据《耶路撒冷邮报》的测算，财产总额高达320亿美元。
1948年，以色列建国。新生的以色列面临巨大的国内外经济压力。建国后，以政府颁布的第一项法令就是废除英国1939年《白皮书》对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的限制，实行无限制的移民政策，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纷纷涌入以色列。从1948年到1951年底，以色列共接受了大约68万新移民，超过了建国时以色列本国的犹太人口（65万）。这些移民中的大多数人都身无分文，特别是来自阿拉伯国家的难民既无资金，又无文化、技术。以色列政府不得不向这些新移民提供住房和食物，对他们进行职业和语言培训，并安排就业。
不仅如此，以色列建国第二天就与阿拉伯国家爆发了第一次中东战争，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一方面，大量成年劳动力在军队服役，造成国内生产下降；另一方面，与邻国的贸易被迫中断。受这些因素的影响，以色列市场上生活消费品匮乏，黑市猖獗，通货膨胀，外截至2010年，犹太人已从德国获得总计超过600亿美元的各类赔偿。汇短缺，失业率持续攀升，以色列财政不堪重负。
时任以色列财政部总监的霍洛维茨认识到，以色列通过正常的渠道获得的国际资金，根本无法满足国内发展经济的迫切需要，直接向德国提出赔偿要求则可以解决燃眉之急。当然，这势必会招致绝大多数犹太人的反对，因为自二战结束以来，犹太人就一直把德国看成是邪恶的化身，如果贸然提出与德国直接谈判的建议，很可能得不到以色列国内民众的支持。为此，霍洛维茨提出了通过当时占领德国的四大国向德国间接寻求索赔的建议。以色列领导人在国家建设需要和不情愿从刽子手那里拿回“罪恶的”钱的两种心境里饱受煎熬。最后以色列政府面对现实，接受了霍洛维茨的建议，在1951年1月3日的内阁会议上做出决定，通过间接方式从德国寻求赔偿。
1951年1月，以色列政府正式向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四个德国占领国递交了外交照会。在照会中除了要求尽快进行民间个人赔偿以外，首次正式提出对以色列国的集体（政府）赔偿的要求。然而，在冷战环境下，由于以色列的外交路线由最初的中立政策转变为亲西方政策，苏联拒绝了以色列的赔偿要求，并且授意民主德国拒绝承担任何赔偿义务。同时，美、英、法三国因为早前已通过《巴黎赔偿协定》，就盟国从德国获取赔偿达成协议，所以拒绝了代表以色列向德国进一步赔偿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只有寻求美国政府的默许和支持，与联邦德国进行直接谈判。
德国政治家的深谋远虑
阿登纳就任联邦德国总理之初，就把调整德国与以色列的关系看成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他在确立联邦德国内外政策的三个目标时强调：“重新统一德国，同法国和解以及调整同犹太民族的关系，也就是同以色列的和解，后两项任务不完成，就不可能完成前一项任务。”作为深谋远虑的政治家，阿登纳没有把赔偿问题看成是单纯的物质赔偿，而是想以赔偿为手段“克服由纳粹分子的罪行所造成的、对全世界犹太人和一切善良人们的难以想象的痛苦，和克服由这种罪行给德国的声誉带来的可怕的打击”。
在1951年5月，以色列驻法大使马瑞斯·费希尔、以色列财政部总监霍洛维茨与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进行了首次官方秘密会晤，在此次会晤中以方提出德方应发表一份“有罪声明”，强调这是双方谈判的基础，阿登纳接受了这个要求。之后，双方又就声明中的具体措辞几经磋商。随后，阿登纳总理正式在联邦议会发表了这份声明，声称德国将“解决物质赔偿问题，由此为减轻犹太人无限的精神创伤开辟道路”。考虑到犹太人散居世界各地的现实，阿登纳在声明中还表示，希望未来与以色列政府和世界犹太人的代表进行谈判。
为公开表明以色列的对德谈判得到世界犹太人的支持，以色列政府委托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戈德曼筹建一个代表世界各地犹太人进行索赔的组织。1951年10月，来自世界各地的22个犹太人组织在纽约召开会议，正式决定成立犹太人的民间索赔机构“犹太人对德国物质索赔联合会”。这次会议特意在新成立的索赔组织名称中加入“物质”两字，从而明确表明与联邦德国的谈判仅限于实用主义的物质赔偿，而不包含任何意义上的民族和解。此外，会议还选举戈德曼为“索赔联合会”的主席。
联邦德国的“主动配合”态度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以色列政府在国内的压力，但与德国谈判的消息公布后，还是激起了强烈的反对声浪。最强烈的反对者之一是后来的以色列总理贝京，他认为与德国人直接谈判比死还可怕，“没有哪一个德国人不曾杀害过我们的父母。每一个德国人都是纳粹，每一个德国人都是刽子手”，“我们将为祖父和祖母的死得到多少钱？”
临近以色列议会表决的几天里，在贝京等人的鼓动下，发生了严重的群众骚乱，情绪激动的人群向议会大厦投掷石块，警察与民众发生了严重冲突，有92名警察和36位市民被打伤。最终，在1952年1月9日议会仅以61票赞成、50票反对、5票弃权、4人缺席的结果通过了以色列与联邦德国直接进行赔偿谈判的议案。
签订赔偿条约——《卢森堡条约》
由于联邦德国方面期望通过向犹太人赔偿来改善德国的国际形象，重新赢取西方盟国和世界人民的信任，以色列和世界其他地区犹太人的赔偿要求基本得到了满足，赔偿谈判进行得较为顺利。1952年9月10 日，德犹双方达成的赔偿协议——《卢森堡条约》在卢森堡市政大厅正式签署。以方出席签字的代表是外交部长夏里特，德方则由总理阿登纳亲自出席，戈德曼代表 “索赔联合会”出席签字。条约规定联邦德国向以色列和“索赔联合会”支付共计34.5 亿马克的集体赔偿（按当时的汇率计算为8.2 亿美元），赔偿的2/3 以实物的形式交付给以色列。同时，犹太人的个人赔偿将通过联邦德国颁布新法律来满足。
根据《卢森堡条约》的精神，联邦德国分别于1953年和1957年修订颁布了新的《联邦赔偿法》和《联邦财产赔偿法》。《联邦赔偿法》是犹太个人要求赔偿的主要法律依据，颁布后几经修订，其赔偿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赔偿数额不断提高。
《卢森堡条约》所确定的集体赔偿内容在1966年初基本执行完毕。联邦德国与以色列通过达成新的协议，使以色列在集体赔偿结束后体面地继续得到援助。集体赔偿的数额在现在看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对以色列政府来说却是其主要财源。1949年至1965年，联邦德国赔偿占以色列外资流入量的28.9%，1960年和1963 年更是分别高达51.5% 和41.4%；有1300多家以色列企业得到了赔偿物资的帮助；从1953年至1966年，20% 的发展预算来自联邦德国赔偿。赔偿对以色列的航运、电力、铁路、通信等部门的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些国民经济基础部门的建立不仅有效地提高了以色列经济的自主性，同时也充实了其国防实力和实现了社会政治的长期稳定。1950年到1967年，以色列经济增长率高达9.3％。而由于联邦德国经济在50年代开始起飞，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迅猛，对以色列的赔偿不仅未造成财政上的困难，反而促进了联邦德国某些行业的发展。例如以色列使用联邦德国赔偿款在联邦德国大量采购商品，有大约6亿马克流向了联邦德国造船业，大量的订单使该行业迅速复苏。1965年5月12日，以色列与联邦德国互换大使，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索赔到底
随着集体赔偿履行完毕，以色列政府正式把索赔的接力棒传给了“索赔联合会”。“索赔联合会”利用《卢森堡条约》分配到的资金，一面安置救助犹太幸存者、资助赔偿问题研究，一面就一些赔偿新议题与联邦德国展开谈判。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大量东欧和苏联的犹太幸存者移居西方国家。为了让这些人得到赔偿，1975年～1980年，“索赔联合会”和联邦德国进行了长达五年的谈判，双方最终达成协议，联邦德国以一次性向这些幸存者支付每人5000马克的方式进行赔偿，到目前为止已有8万人受益于这类赔偿。同时，大规模的“纳粹劳工”索赔也被提上议事日程，1988年奔驰公司同“索赔联合会”商定提供总额2000万马克的劳工赔偿；1991年大众公司宣布向犹太人支付1200万马克劳工赔偿；90年代末，美国犹太人开始在美国地方法院起诉纳粹时期压榨过犹太人的联邦德国公司，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包括大众、奔驰、克虏伯、西门子在内的65家德国大公司设立了为“纳粹劳工”提供赔偿的总额为50亿美元赔偿基金。
冷战的结束为犹太人的索赔提供了新契机。1990年2月民主德国总理汉斯·莫德罗致信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埃德加·布朗夫曼，正式承认东德对纳粹罪行负有责任，同意对犹太受害人提供赔偿。德国走向统一之时，在美国的积极斡旋下，德国政府与“索赔联合会”进行了紧张的谈判，最终德国在《德国统一条约》执行协定第二款中承诺“联邦政府准备继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政策，与‘索赔联合会’达成赔偿协议，以便对依据联邦法律没有获得赔偿的受害者支付赔偿”。根据这一承诺，双方设立了由德国政府出资、“索赔联合会”负责管理的“第二条款基金”。1998年，为了让居住在中东欧、前苏联的犹太幸存者得到赔偿，“索赔联合会”与德国政府又签订了新的赔偿协议，设立了“中东欧基金”。两项基金到目前为止已经为10多万幸存者支付约31.8亿美元的赔偿。
与此同时，90年代瑞士银行犹太人“死亡账户”问题也浮出水面。二战时期，许多犹太人将大量财产存入瑞士银行，但是随着这些账户主人在纳粹集中营被肉体消灭，这些银行账户也随之成为“死亡账户”。战后，瑞士银行界一直以保密为由拒绝公开这些账户，妄图侵吞这些无主财产。1996年，犹太人率先在美国起诉瑞士银行，美国政府也强力介入其中。在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1998年，瑞士联合银行和瑞士信贷银行同意支付12.5亿美元，以满足二战大屠杀受害者及其后人的赔款要求。
目前，“索赔联合会”负责大部分赔偿基金的管理与分配工作，索赔对象也从德国扩大到奥地利、瑞士等国。赔偿资金连同出售犹太人无主财产的收入，除了分配给符合相应条件的申请者外，主要被用来救助年老多病的犹太幸存者和资助学术研究。截至2010年，犹太人已从德国获得了总计超过600亿美元的各类赔偿。虽然索赔工作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但是以“索赔联合会”为代表的犹太人索赔活动从未间断。最近的一次谈判是在今年3月，“索赔联合会”要求德国对年老多病的犹太幸存者追加护理赔偿。也许对犹太民族来说，索赔不仅意味着物资损失的弥补，更意味着民族尊严的重建。 http://www.dooland.com/magazine/article_106968.html
10月18日，代表犹太民族进行索赔的民间机构——犹太人对德国物质索赔联合会（简称“索赔联合会”）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了2万多件纳粹时期被掠夺的艺术品图片和资料。这些艺术品是德国纳粹1940年至1944年在法国和比利时从200 多名犹太人手中掠夺的。“索赔联合会”认为，其中至少有1 万多件至今仍然没有物归原主。现任“索赔联合会”主席朱利叶斯·伯曼提醒全世界的博物馆、交易商和拍卖行“确认自己手中的艺术品是否是大屠杀受难者的财产”。这一次，睿智的犹太人以一种“柔性”的新手段开始了索赔的新征程。事实上，犹太人的索赔之路已经走了近60年，而“索赔联合会”更是在这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困境下的艰难抉择
纳粹统治时期，对欧洲犹太人实行了残酷的种族灭绝政策并大肆掠夺犹太人的财产。根据纽伦堡纳粹战犯审判法庭提供的数据显示，纳粹统治下的犹太遇难者人数为570万。而根据美国伊浮犹太研究所的资料显示，在1933年至1945年期间，以战前价格计算，犹太人被掠夺的财产价值约120亿美元，而据《耶路撒冷邮报》的测算，财产总额高达320亿美元。
1948年，以色列建国。新生的以色列面临巨大的国内外经济压力。建国后，以政府颁布的第一项法令就是废除英国1939年《白皮书》对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的限制，实行无限制的移民政策，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纷纷涌入以色列。从1948年到1951年底，以色列共接受了大约68万新移民，超过了建国时以色列本国的犹太人口（65万）。这些移民中的大多数人都身无分文，特别是来自阿拉伯国家的难民既无资金，又无文化、技术。以色列政府不得不向这些新移民提供住房和食物，对他们进行职业和语言培训，并安排就业。
不仅如此，以色列建国第二天就与阿拉伯国家爆发了第一次中东战争，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一方面，大量成年劳动力在军队服役，造成国内生产下降；另一方面，与邻国的贸易被迫中断。受这些因素的影响，以色列市场上生活消费品匮乏，黑市猖獗，通货膨胀，外截至2010年，犹太人已从德国获得总计超过600亿美元的各类赔偿。汇短缺，失业率持续攀升，以色列财政不堪重负。
时任以色列财政部总监的霍洛维茨认识到，以色列通过正常的渠道获得的国际资金，根本无法满足国内发展经济的迫切需要，直接向德国提出赔偿要求则可以解决燃眉之急。当然，这势必会招致绝大多数犹太人的反对，因为自二战结束以来，犹太人就一直把德国看成是邪恶的化身，如果贸然提出与德国直接谈判的建议，很可能得不到以色列国内民众的支持。为此，霍洛维茨提出了通过当时占领德国的四大国向德国间接寻求索赔的建议。以色列领导人在国家建设需要和不情愿从刽子手那里拿回“罪恶的”钱的两种心境里饱受煎熬。最后以色列政府面对现实，接受了霍洛维茨的建议，在1951年1月3日的内阁会议上做出决定，通过间接方式从德国寻求赔偿。
1951年1月，以色列政府正式向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四个德国占领国递交了外交照会。在照会中除了要求尽快进行民间个人赔偿以外，首次正式提出对以色列国的集体（政府）赔偿的要求。然而，在冷战环境下，由于以色列的外交路线由最初的中立政策转变为亲西方政策，苏联拒绝了以色列的赔偿要求，并且授意民主德国拒绝承担任何赔偿义务。同时，美、英、法三国因为早前已通过《巴黎赔偿协定》，就盟国从德国获取赔偿达成协议，所以拒绝了代表以色列向德国进一步赔偿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只有寻求美国政府的默许和支持，与联邦德国进行直接谈判。
德国政治家的深谋远虑
阿登纳就任联邦德国总理之初，就把调整德国与以色列的关系看成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他在确立联邦德国内外政策的三个目标时强调：“重新统一德国，同法国和解以及调整同犹太民族的关系，也就是同以色列的和解，后两项任务不完成，就不可能完成前一项任务。”作为深谋远虑的政治家，阿登纳没有把赔偿问题看成是单纯的物质赔偿，而是想以赔偿为手段“克服由纳粹分子的罪行所造成的、对全世界犹太人和一切善良人们的难以想象的痛苦，和克服由这种罪行给德国的声誉带来的可怕的打击”。
在1951年5月，以色列驻法大使马瑞斯·费希尔、以色列财政部总监霍洛维茨与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进行了首次官方秘密会晤，在此次会晤中以方提出德方应发表一份“有罪声明”，强调这是双方谈判的基础，阿登纳接受了这个要求。之后，双方又就声明中的具体措辞几经磋商。随后，阿登纳总理正式在联邦议会发表了这份声明，声称德国将“解决物质赔偿问题，由此为减轻犹太人无限的精神创伤开辟道路”。考虑到犹太人散居世界各地的现实，阿登纳在声明中还表示，希望未来与以色列政府和世界犹太人的代表进行谈判。
为公开表明以色列的对德谈判得到世界犹太人的支持，以色列政府委托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戈德曼筹建一个代表世界各地犹太人进行索赔的组织。1951年10月，来自世界各地的22个犹太人组织在纽约召开会议，正式决定成立犹太人的民间索赔机构“犹太人对德国物质索赔联合会”。这次会议特意在新成立的索赔组织名称中加入“物质”两字，从而明确表明与联邦德国的谈判仅限于实用主义的物质赔偿，而不包含任何意义上的民族和解。此外，会议还选举戈德曼为“索赔联合会”的主席。
联邦德国的“主动配合”态度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以色列政府在国内的压力，但与德国谈判的消息公布后，还是激起了强烈的反对声浪。最强烈的反对者之一是后来的以色列总理贝京，他认为与德国人直接谈判比死还可怕，“没有哪一个德国人不曾杀害过我们的父母。每一个德国人都是纳粹，每一个德国人都是刽子手”，“我们将为祖父和祖母的死得到多少钱？”
临近以色列议会表决的几天里，在贝京等人的鼓动下，发生了严重的群众骚乱，情绪激动的人群向议会大厦投掷石块，警察与民众发生了严重冲突，有92名警察和36位市民被打伤。最终，在1952年1月9日议会仅以61票赞成、50票反对、5票弃权、4人缺席的结果通过了以色列与联邦德国直接进行赔偿谈判的议案。
签订赔偿条约——《卢森堡条约》
由于联邦德国方面期望通过向犹太人赔偿来改善德国的国际形象，重新赢取西方盟国和世界人民的信任，以色列和世界其他地区犹太人的赔偿要求基本得到了满足，赔偿谈判进行得较为顺利。1952年9月10 日，德犹双方达成的赔偿协议——《卢森堡条约》在卢森堡市政大厅正式签署。以方出席签字的代表是外交部长夏里特，德方则由总理阿登纳亲自出席，戈德曼代表 “索赔联合会”出席签字。条约规定联邦德国向以色列和“索赔联合会”支付共计34.5 亿马克的集体赔偿（按当时的汇率计算为8.2 亿美元），赔偿的2/3 以实物的形式交付给以色列。同时，犹太人的个人赔偿将通过联邦德国颁布新法律来满足。
根据《卢森堡条约》的精神，联邦德国分别于1953年和1957年修订颁布了新的《联邦赔偿法》和《联邦财产赔偿法》。《联邦赔偿法》是犹太个人要求赔偿的主要法律依据，颁布后几经修订，其赔偿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赔偿数额不断提高。
《卢森堡条约》所确定的集体赔偿内容在1966年初基本执行完毕。联邦德国与以色列通过达成新的协议，使以色列在集体赔偿结束后体面地继续得到援助。集体赔偿的数额在现在看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对以色列政府来说却是其主要财源。1949年至1965年，联邦德国赔偿占以色列外资流入量的28.9%，1960年和1963 年更是分别高达51.5% 和41.4%；有1300多家以色列企业得到了赔偿物资的帮助；从1953年至1966年，20% 的发展预算来自联邦德国赔偿。赔偿对以色列的航运、电力、铁路、通信等部门的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些国民经济基础部门的建立不仅有效地提高了以色列经济的自主性，同时也充实了其国防实力和实现了社会政治的长期稳定。1950年到1967年，以色列经济增长率高达9.3％。而由于联邦德国经济在50年代开始起飞，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迅猛，对以色列的赔偿不仅未造成财政上的困难，反而促进了联邦德国某些行业的发展。例如以色列使用联邦德国赔偿款在联邦德国大量采购商品，有大约6亿马克流向了联邦德国造船业，大量的订单使该行业迅速复苏。1965年5月12日，以色列与联邦德国互换大使，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索赔到底
随着集体赔偿履行完毕，以色列政府正式把索赔的接力棒传给了“索赔联合会”。“索赔联合会”利用《卢森堡条约》分配到的资金，一面安置救助犹太幸存者、资助赔偿问题研究，一面就一些赔偿新议题与联邦德国展开谈判。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大量东欧和苏联的犹太幸存者移居西方国家。为了让这些人得到赔偿，1975年～1980年，“索赔联合会”和联邦德国进行了长达五年的谈判，双方最终达成协议，联邦德国以一次性向这些幸存者支付每人5000马克的方式进行赔偿，到目前为止已有8万人受益于这类赔偿。同时，大规模的“纳粹劳工”索赔也被提上议事日程，1988年奔驰公司同“索赔联合会”商定提供总额2000万马克的劳工赔偿；1991年大众公司宣布向犹太人支付1200万马克劳工赔偿；90年代末，美国犹太人开始在美国地方法院起诉纳粹时期压榨过犹太人的联邦德国公司，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包括大众、奔驰、克虏伯、西门子在内的65家德国大公司设立了为“纳粹劳工”提供赔偿的总额为50亿美元赔偿基金。
冷战的结束为犹太人的索赔提供了新契机。1990年2月民主德国总理汉斯·莫德罗致信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埃德加·布朗夫曼，正式承认东德对纳粹罪行负有责任，同意对犹太受害人提供赔偿。德国走向统一之时，在美国的积极斡旋下，德国政府与“索赔联合会”进行了紧张的谈判，最终德国在《德国统一条约》执行协定第二款中承诺“联邦政府准备继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政策，与‘索赔联合会’达成赔偿协议，以便对依据联邦法律没有获得赔偿的受害者支付赔偿”。根据这一承诺，双方设立了由德国政府出资、“索赔联合会”负责管理的“第二条款基金”。1998年，为了让居住在中东欧、前苏联的犹太幸存者得到赔偿，“索赔联合会”与德国政府又签订了新的赔偿协议，设立了“中东欧基金”。两项基金到目前为止已经为10多万幸存者支付约31.8亿美元的赔偿。
与此同时，90年代瑞士银行犹太人“死亡账户”问题也浮出水面。二战时期，许多犹太人将大量财产存入瑞士银行，但是随着这些账户主人在纳粹集中营被肉体消灭，这些银行账户也随之成为“死亡账户”。战后，瑞士银行界一直以保密为由拒绝公开这些账户，妄图侵吞这些无主财产。1996年，犹太人率先在美国起诉瑞士银行，美国政府也强力介入其中。在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1998年，瑞士联合银行和瑞士信贷银行同意支付12.5亿美元，以满足二战大屠杀受害者及其后人的赔款要求。
目前，“索赔联合会”负责大部分赔偿基金的管理与分配工作，索赔对象也从德国扩大到奥地利、瑞士等国。赔偿资金连同出售犹太人无主财产的收入，除了分配给符合相应条件的申请者外，主要被用来救助年老多病的犹太幸存者和资助学术研究。截至2010年，犹太人已从德国获得了总计超过600亿美元的各类赔偿。虽然索赔工作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但是以“索赔联合会”为代表的犹太人索赔活动从未间断。最近的一次谈判是在今年3月，“索赔联合会”要求德国对年老多病的犹太幸存者追加护理赔偿。也许对犹太民族来说，索赔不仅意味着物资损失的弥补，更意味着民族尊严的重建。
10月18日，代表犹太民族进行索赔的民间机构——犹太人对德国物质索赔联合会（简称“索赔联合会”）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了2万多件纳粹时期被掠夺的艺术品图片和资料。这些艺术品是德国纳粹1940年至1944年在法国和比利时从200 多名犹太人手中掠夺的。“索赔联合会”认为，其中至少有1 万多件至今仍然没有物归原主。现任“索赔联合会”主席朱利叶斯·伯曼提醒全世界的博物馆、交易商和拍卖行“确认自己手中的艺术品是否是大屠杀受难者的财产”。这一次，睿智的犹太人以一种“柔性”的新手段开始了索赔的新征程。事实上，犹太人的索赔之路已经走了近60年，而“索赔联合会”更是在这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困境下的艰难抉择
纳粹统治时期，对欧洲犹太人实行了残酷的种族灭绝政策并大肆掠夺犹太人的财产。根据纽伦堡纳粹战犯审判法庭提供的数据显示，纳粹统治下的犹太遇难者人数为570万。而根据美国伊浮犹太研究所的资料显示，在1933年至1945年期间，以战前价格计算，犹太人被掠夺的财产价值约120亿美元，而据《耶路撒冷邮报》的测算，财产总额高达320亿美元。
1948年，以色列建国。新生的以色列面临巨大的国内外经济压力。建国后，以政府颁布的第一项法令就是废除英国1939年《白皮书》对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的限制，实行无限制的移民政策，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纷纷涌入以色列。从1948年到1951年底，以色列共接受了大约68万新移民，超过了建国时以色列本国的犹太人口（65万）。这些移民中的大多数人都身无分文，特别是来自阿拉伯国家的难民既无资金，又无文化、技术。以色列政府不得不向这些新移民提供住房和食物，对他们进行职业和语言培训，并安排就业。
不仅如此，以色列建国第二天就与阿拉伯国家爆发了第一次中东战争，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一方面，大量成年劳动力在军队服役，造成国内生产下降；另一方面，与邻国的贸易被迫中断。受这些因素的影响，以色列市场上生活消费品匮乏，黑市猖獗，通货膨胀，外截至2010年，犹太人已从德国获得总计超过600亿美元的各类赔偿。汇短缺，失业率持续攀升，以色列财政不堪重负。
时任以色列财政部总监的霍洛维茨认识到，以色列通过正常的渠道获得的国际资金，根本无法满足国内发展经济的迫切需要，直接向德国提出赔偿要求则可以解决燃眉之急。当然，这势必会招致绝大多数犹太人的反对，因为自二战结束以来，犹太人就一直把德国看成是邪恶的化身，如果贸然提出与德国直接谈判的建议，很可能得不到以色列国内民众的支持。为此，霍洛维茨提出了通过当时占领德国的四大国向德国间接寻求索赔的建议。以色列领导人在国家建设需要和不情愿从刽子手那里拿回“罪恶的”钱的两种心境里饱受煎熬。最后以色列政府面对现实，接受了霍洛维茨的建议，在1951年1月3日的内阁会议上做出决定，通过间接方式从德国寻求赔偿。
1951年1月，以色列政府正式向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四个德国占领国递交了外交照会。在照会中除了要求尽快进行民间个人赔偿以外，首次正式提出对以色列国的集体（政府）赔偿的要求。然而，在冷战环境下，由于以色列的外交路线由最初的中立政策转变为亲西方政策，苏联拒绝了以色列的赔偿要求，并且授意民主德国拒绝承担任何赔偿义务。同时，美、英、法三国因为早前已通过《巴黎赔偿协定》，就盟国从德国获取赔偿达成协议，所以拒绝了代表以色列向德国进一步赔偿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只有寻求美国政府的默许和支持，与联邦德国进行直接谈判。
德国政治家的深谋远虑
阿登纳就任联邦德国总理之初，就把调整德国与以色列的关系看成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他在确立联邦德国内外政策的三个目标时强调：“重新统一德国，同法国和解以及调整同犹太民族的关系，也就是同以色列的和解，后两项任务不完成，就不可能完成前一项任务。”作为深谋远虑的政治家，阿登纳没有把赔偿问题看成是单纯的物质赔偿，而是想以赔偿为手段“克服由纳粹分子的罪行所造成的、对全世界犹太人和一切善良人们的难以想象的痛苦，和克服由这种罪行给德国的声誉带来的可怕的打击”。
在1951年5月，以色列驻法大使马瑞斯·费希尔、以色列财政部总监霍洛维茨与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进行了首次官方秘密会晤，在此次会晤中以方提出德方应发表一份“有罪声明”，强调这是双方谈判的基础，阿登纳接受了这个要求。之后，双方又就声明中的具体措辞几经磋商。随后，阿登纳总理正式在联邦议会发表了这份声明，声称德国将“解决物质赔偿问题，由此为减轻犹太人无限的精神创伤开辟道路”。考虑到犹太人散居世界各地的现实，阿登纳在声明中还表示，希望未来与以色列政府和世界犹太人的代表进行谈判。
为公开表明以色列的对德谈判得到世界犹太人的支持，以色列政府委托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戈德曼筹建一个代表世界各地犹太人进行索赔的组织。1951年10月，来自世界各地的22个犹太人组织在纽约召开会议，正式决定成立犹太人的民间索赔机构“犹太人对德国物质索赔联合会”。这次会议特意在新成立的索赔组织名称中加入“物质”两字，从而明确表明与联邦德国的谈判仅限于实用主义的物质赔偿，而不包含任何意义上的民族和解。此外，会议还选举戈德曼为“索赔联合会”的主席。
联邦德国的“主动配合”态度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以色列政府在国内的压力，但与德国谈判的消息公布后，还是激起了强烈的反对声浪。最强烈的反对者之一是后来的以色列总理贝京，他认为与德国人直接谈判比死还可怕，“没有哪一个德国人不曾杀害过我们的父母。每一个德国人都是纳粹，每一个德国人都是刽子手”，“我们将为祖父和祖母的死得到多少钱？”
临近以色列议会表决的几天里，在贝京等人的鼓动下，发生了严重的群众骚乱，情绪激动的人群向议会大厦投掷石块，警察与民众发生了严重冲突，有92名警察和36位市民被打伤。最终，在1952年1月9日议会仅以61票赞成、50票反对、5票弃权、4人缺席的结果通过了以色列与联邦德国直接进行赔偿谈判的议案。
签订赔偿条约——《卢森堡条约》
由于联邦德国方面期望通过向犹太人赔偿来改善德国的国际形象，重新赢取西方盟国和世界人民的信任，以色列和世界其他地区犹太人的赔偿要求基本得到了满足，赔偿谈判进行得较为顺利。1952年9月10 日，德犹双方达成的赔偿协议——《卢森堡条约》在卢森堡市政大厅正式签署。以方出席签字的代表是外交部长夏里特，德方则由总理阿登纳亲自出席，戈德曼代表 “索赔联合会”出席签字。条约规定联邦德国向以色列和“索赔联合会”支付共计34.5 亿马克的集体赔偿（按当时的汇率计算为8.2 亿美元），赔偿的2/3 以实物的形式交付给以色列。同时，犹太人的个人赔偿将通过联邦德国颁布新法律来满足。
根据《卢森堡条约》的精神，联邦德国分别于1953年和1957年修订颁布了新的《联邦赔偿法》和《联邦财产赔偿法》。《联邦赔偿法》是犹太个人要求赔偿的主要法律依据，颁布后几经修订，其赔偿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赔偿数额不断提高。
《卢森堡条约》所确定的集体赔偿内容在1966年初基本执行完毕。联邦德国与以色列通过达成新的协议，使以色列在集体赔偿结束后体面地继续得到援助。集体赔偿的数额在现在看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对以色列政府来说却是其主要财源。1949年至1965年，联邦德国赔偿占以色列外资流入量的28.9%，1960年和1963 年更是分别高达51.5% 和41.4%；有1300多家以色列企业得到了赔偿物资的帮助；从1953年至1966年，20% 的发展预算来自联邦德国赔偿。赔偿对以色列的航运、电力、铁路、通信等部门的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些国民经济基础部门的建立不仅有效地提高了以色列经济的自主性，同时也充实了其国防实力和实现了社会政治的长期稳定。1950年到1967年，以色列经济增长率高达9.3％。而由于联邦德国经济在50年代开始起飞，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迅猛，对以色列的赔偿不仅未造成财政上的困难，反而促进了联邦德国某些行业的发展。例如以色列使用联邦德国赔偿款在联邦德国大量采购商品，有大约6亿马克流向了联邦德国造船业，大量的订单使该行业迅速复苏。1965年5月12日，以色列与联邦德国互换大使，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索赔到底
随着集体赔偿履行完毕，以色列政府正式把索赔的接力棒传给了“索赔联合会”。“索赔联合会”利用《卢森堡条约》分配到的资金，一面安置救助犹太幸存者、资助赔偿问题研究，一面就一些赔偿新议题与联邦德国展开谈判。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大量东欧和苏联的犹太幸存者移居西方国家。为了让这些人得到赔偿，1975年～1980年，“索赔联合会”和联邦德国进行了长达五年的谈判，双方最终达成协议，联邦德国以一次性向这些幸存者支付每人5000马克的方式进行赔偿，到目前为止已有8万人受益于这类赔偿。同时，大规模的“纳粹劳工”索赔也被提上议事日程，1988年奔驰公司同“索赔联合会”商定提供总额2000万马克的劳工赔偿；1991年大众公司宣布向犹太人支付1200万马克劳工赔偿；90年代末，美国犹太人开始在美国地方法院起诉纳粹时期压榨过犹太人的联邦德国公司，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包括大众、奔驰、克虏伯、西门子在内的65家德国大公司设立了为“纳粹劳工”提供赔偿的总额为50亿美元赔偿基金。
冷战的结束为犹太人的索赔提供了新契机。1990年2月民主德国总理汉斯·莫德罗致信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埃德加·布朗夫曼，正式承认东德对纳粹罪行负有责任，同意对犹太受害人提供赔偿。德国走向统一之时，在美国的积极斡旋下，德国政府与“索赔联合会”进行了紧张的谈判，最终德国在《德国统一条约》执行协定第二款中承诺“联邦政府准备继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政策，与‘索赔联合会’达成赔偿协议，以便对依据联邦法律没有获得赔偿的受害者支付赔偿”。根据这一承诺，双方设立了由德国政府出资、“索赔联合会”负责管理的“第二条款基金”。1998年，为了让居住在中东欧、前苏联的犹太幸存者得到赔偿，“索赔联合会”与德国政府又签订了新的赔偿协议，设立了“中东欧基金”。两项基金到目前为止已经为10多万幸存者支付约31.8亿美元的赔偿。
与此同时，90年代瑞士银行犹太人“死亡账户”问题也浮出水面。二战时期，许多犹太人将大量财产存入瑞士银行，但是随着这些账户主人在纳粹集中营被肉体消灭，这些银行账户也随之成为“死亡账户”。战后，瑞士银行界一直以保密为由拒绝公开这些账户，妄图侵吞这些无主财产。1996年，犹太人率先在美国起诉瑞士银行，美国政府也强力介入其中。在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1998年，瑞士联合银行和瑞士信贷银行同意支付12.5亿美元，以满足二战大屠杀受害者及其后人的赔款要求。
目前，“索赔联合会”负责大部分赔偿基金的管理与分配工作，索赔对象也从德国扩大到奥地利、瑞士等国。赔偿资金连同出售犹太人无主财产的收入，除了分配给符合相应条件的申请者外，主要被用来救助年老多病的犹太幸存者和资助学术研究。截至2010年，犹太人已从德国获得了总计超过600亿美元的各类赔偿。虽然索赔工作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但是以“索赔联合会”为代表的犹太人索赔活动从未间断。最近的一次谈判是在今年3月，“索赔联合会”要求德国对年老多病的犹太幸存者追加护理赔偿。也许对犹太民族来说，索赔不仅意味着物资损失的弥补，更意味着民族尊严的重建。 http://www.dooland.com/magazine/article_106968.html
10月18日，代表犹太民族进行索赔的民间机构——犹太人对德国物质索赔联合会（简称“索赔联合会”）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了2万多件纳粹时期被掠夺的艺术品图片和资料。这些艺术品是德国纳粹1940年至1944年在法国和比利时从200 多名犹太人手中掠夺的。“索赔联合会”认为，其中至少有1 万多件至今仍然没有物归原主。现任“索赔联合会”主席朱利叶斯·伯曼提醒全世界的博物馆、交易商和拍卖行“确认自己手中的艺术品是否是大屠杀受难者的财产”。这一次，睿智的犹太人以一种“柔性”的新手段开始了索赔的新征程。事实上，犹太人的索赔之路已经走了近60年，而“索赔联合会”更是在这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困境下的艰难抉择
纳粹统治时期，对欧洲犹太人实行了残酷的种族灭绝政策并大肆掠夺犹太人的财产。根据纽伦堡纳粹战犯审判法庭提供的数据显示，纳粹统治下的犹太遇难者人数为570万。而根据美国伊浮犹太研究所的资料显示，在1933年至1945年期间，以战前价格计算，犹太人被掠夺的财产价值约120亿美元，而据《耶路撒冷邮报》的测算，财产总额高达320亿美元。
1948年，以色列建国。新生的以色列面临巨大的国内外经济压力。建国后，以政府颁布的第一项法令就是废除英国1939年《白皮书》对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的限制，实行无限制的移民政策，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纷纷涌入以色列。从1948年到1951年底，以色列共接受了大约68万新移民，超过了建国时以色列本国的犹太人口（65万）。这些移民中的大多数人都身无分文，特别是来自阿拉伯国家的难民既无资金，又无文化、技术。以色列政府不得不向这些新移民提供住房和食物，对他们进行职业和语言培训，并安排就业。
不仅如此，以色列建国第二天就与阿拉伯国家爆发了第一次中东战争，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一方面，大量成年劳动力在军队服役，造成国内生产下降；另一方面，与邻国的贸易被迫中断。受这些因素的影响，以色列市场上生活消费品匮乏，黑市猖獗，通货膨胀，外截至2010年，犹太人已从德国获得总计超过600亿美元的各类赔偿。汇短缺，失业率持续攀升，以色列财政不堪重负。
时任以色列财政部总监的霍洛维茨认识到，以色列通过正常的渠道获得的国际资金，根本无法满足国内发展经济的迫切需要，直接向德国提出赔偿要求则可以解决燃眉之急。当然，这势必会招致绝大多数犹太人的反对，因为自二战结束以来，犹太人就一直把德国看成是邪恶的化身，如果贸然提出与德国直接谈判的建议，很可能得不到以色列国内民众的支持。为此，霍洛维茨提出了通过当时占领德国的四大国向德国间接寻求索赔的建议。以色列领导人在国家建设需要和不情愿从刽子手那里拿回“罪恶的”钱的两种心境里饱受煎熬。最后以色列政府面对现实，接受了霍洛维茨的建议，在1951年1月3日的内阁会议上做出决定，通过间接方式从德国寻求赔偿。
1951年1月，以色列政府正式向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四个德国占领国递交了外交照会。在照会中除了要求尽快进行民间个人赔偿以外，首次正式提出对以色列国的集体（政府）赔偿的要求。然而，在冷战环境下，由于以色列的外交路线由最初的中立政策转变为亲西方政策，苏联拒绝了以色列的赔偿要求，并且授意民主德国拒绝承担任何赔偿义务。同时，美、英、法三国因为早前已通过《巴黎赔偿协定》，就盟国从德国获取赔偿达成协议，所以拒绝了代表以色列向德国进一步赔偿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只有寻求美国政府的默许和支持，与联邦德国进行直接谈判。
德国政治家的深谋远虑
阿登纳就任联邦德国总理之初，就把调整德国与以色列的关系看成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他在确立联邦德国内外政策的三个目标时强调：“重新统一德国，同法国和解以及调整同犹太民族的关系，也就是同以色列的和解，后两项任务不完成，就不可能完成前一项任务。”作为深谋远虑的政治家，阿登纳没有把赔偿问题看成是单纯的物质赔偿，而是想以赔偿为手段“克服由纳粹分子的罪行所造成的、对全世界犹太人和一切善良人们的难以想象的痛苦，和克服由这种罪行给德国的声誉带来的可怕的打击”。
在1951年5月，以色列驻法大使马瑞斯·费希尔、以色列财政部总监霍洛维茨与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进行了首次官方秘密会晤，在此次会晤中以方提出德方应发表一份“有罪声明”，强调这是双方谈判的基础，阿登纳接受了这个要求。之后，双方又就声明中的具体措辞几经磋商。随后，阿登纳总理正式在联邦议会发表了这份声明，声称德国将“解决物质赔偿问题，由此为减轻犹太人无限的精神创伤开辟道路”。考虑到犹太人散居世界各地的现实，阿登纳在声明中还表示，希望未来与以色列政府和世界犹太人的代表进行谈判。
为公开表明以色列的对德谈判得到世界犹太人的支持，以色列政府委托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戈德曼筹建一个代表世界各地犹太人进行索赔的组织。1951年10月，来自世界各地的22个犹太人组织在纽约召开会议，正式决定成立犹太人的民间索赔机构“犹太人对德国物质索赔联合会”。这次会议特意在新成立的索赔组织名称中加入“物质”两字，从而明确表明与联邦德国的谈判仅限于实用主义的物质赔偿，而不包含任何意义上的民族和解。此外，会议还选举戈德曼为“索赔联合会”的主席。
联邦德国的“主动配合”态度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以色列政府在国内的压力，但与德国谈判的消息公布后，还是激起了强烈的反对声浪。最强烈的反对者之一是后来的以色列总理贝京，他认为与德国人直接谈判比死还可怕，“没有哪一个德国人不曾杀害过我们的父母。每一个德国人都是纳粹，每一个德国人都是刽子手”，“我们将为祖父和祖母的死得到多少钱？”
临近以色列议会表决的几天里，在贝京等人的鼓动下，发生了严重的群众骚乱，情绪激动的人群向议会大厦投掷石块，警察与民众发生了严重冲突，有92名警察和36位市民被打伤。最终，在1952年1月9日议会仅以61票赞成、50票反对、5票弃权、4人缺席的结果通过了以色列与联邦德国直接进行赔偿谈判的议案。
签订赔偿条约——《卢森堡条约》
由于联邦德国方面期望通过向犹太人赔偿来改善德国的国际形象，重新赢取西方盟国和世界人民的信任，以色列和世界其他地区犹太人的赔偿要求基本得到了满足，赔偿谈判进行得较为顺利。1952年9月10 日，德犹双方达成的赔偿协议——《卢森堡条约》在卢森堡市政大厅正式签署。以方出席签字的代表是外交部长夏里特，德方则由总理阿登纳亲自出席，戈德曼代表 “索赔联合会”出席签字。条约规定联邦德国向以色列和“索赔联合会”支付共计34.5 亿马克的集体赔偿（按当时的汇率计算为8.2 亿美元），赔偿的2/3 以实物的形式交付给以色列。同时，犹太人的个人赔偿将通过联邦德国颁布新法律来满足。
根据《卢森堡条约》的精神，联邦德国分别于1953年和1957年修订颁布了新的《联邦赔偿法》和《联邦财产赔偿法》。《联邦赔偿法》是犹太个人要求赔偿的主要法律依据，颁布后几经修订，其赔偿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赔偿数额不断提高。
《卢森堡条约》所确定的集体赔偿内容在1966年初基本执行完毕。联邦德国与以色列通过达成新的协议，使以色列在集体赔偿结束后体面地继续得到援助。集体赔偿的数额在现在看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对以色列政府来说却是其主要财源。1949年至1965年，联邦德国赔偿占以色列外资流入量的28.9%，1960年和1963 年更是分别高达51.5% 和41.4%；有1300多家以色列企业得到了赔偿物资的帮助；从1953年至1966年，20% 的发展预算来自联邦德国赔偿。赔偿对以色列的航运、电力、铁路、通信等部门的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些国民经济基础部门的建立不仅有效地提高了以色列经济的自主性，同时也充实了其国防实力和实现了社会政治的长期稳定。1950年到1967年，以色列经济增长率高达9.3％。而由于联邦德国经济在50年代开始起飞，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迅猛，对以色列的赔偿不仅未造成财政上的困难，反而促进了联邦德国某些行业的发展。例如以色列使用联邦德国赔偿款在联邦德国大量采购商品，有大约6亿马克流向了联邦德国造船业，大量的订单使该行业迅速复苏。1965年5月12日，以色列与联邦德国互换大使，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索赔到底
随着集体赔偿履行完毕，以色列政府正式把索赔的接力棒传给了“索赔联合会”。“索赔联合会”利用《卢森堡条约》分配到的资金，一面安置救助犹太幸存者、资助赔偿问题研究，一面就一些赔偿新议题与联邦德国展开谈判。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大量东欧和苏联的犹太幸存者移居西方国家。为了让这些人得到赔偿，1975年～1980年，“索赔联合会”和联邦德国进行了长达五年的谈判，双方最终达成协议，联邦德国以一次性向这些幸存者支付每人5000马克的方式进行赔偿，到目前为止已有8万人受益于这类赔偿。同时，大规模的“纳粹劳工”索赔也被提上议事日程，1988年奔驰公司同“索赔联合会”商定提供总额2000万马克的劳工赔偿；1991年大众公司宣布向犹太人支付1200万马克劳工赔偿；90年代末，美国犹太人开始在美国地方法院起诉纳粹时期压榨过犹太人的联邦德国公司，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包括大众、奔驰、克虏伯、西门子在内的65家德国大公司设立了为“纳粹劳工”提供赔偿的总额为50亿美元赔偿基金。
冷战的结束为犹太人的索赔提供了新契机。1990年2月民主德国总理汉斯·莫德罗致信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埃德加·布朗夫曼，正式承认东德对纳粹罪行负有责任，同意对犹太受害人提供赔偿。德国走向统一之时，在美国的积极斡旋下，德国政府与“索赔联合会”进行了紧张的谈判，最终德国在《德国统一条约》执行协定第二款中承诺“联邦政府准备继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政策，与‘索赔联合会’达成赔偿协议，以便对依据联邦法律没有获得赔偿的受害者支付赔偿”。根据这一承诺，双方设立了由德国政府出资、“索赔联合会”负责管理的“第二条款基金”。1998年，为了让居住在中东欧、前苏联的犹太幸存者得到赔偿，“索赔联合会”与德国政府又签订了新的赔偿协议，设立了“中东欧基金”。两项基金到目前为止已经为10多万幸存者支付约31.8亿美元的赔偿。
与此同时，90年代瑞士银行犹太人“死亡账户”问题也浮出水面。二战时期，许多犹太人将大量财产存入瑞士银行，但是随着这些账户主人在纳粹集中营被肉体消灭，这些银行账户也随之成为“死亡账户”。战后，瑞士银行界一直以保密为由拒绝公开这些账户，妄图侵吞这些无主财产。1996年，犹太人率先在美国起诉瑞士银行，美国政府也强力介入其中。在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1998年，瑞士联合银行和瑞士信贷银行同意支付12.5亿美元，以满足二战大屠杀受害者及其后人的赔款要求。
目前，“索赔联合会”负责大部分赔偿基金的管理与分配工作，索赔对象也从德国扩大到奥地利、瑞士等国。赔偿资金连同出售犹太人无主财产的收入，除了分配给符合相应条件的申请者外，主要被用来救助年老多病的犹太幸存者和资助学术研究。截至2010年，犹太人已从德国获得了总计超过600亿美元的各类赔偿。虽然索赔工作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但是以“索赔联合会”为代表的犹太人索赔活动从未间断。最近的一次谈判是在今年3月，“索赔联合会”要求德国对年老多病的犹太幸存者追加护理赔偿。也许对犹太民族来说，索赔不仅意味着物资损失的弥补，更意味着民族尊严的重建。
犹太人也狠啊
我们也要有样学样才行
我们也要有样学样才行
还用索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