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党恩似海 父爱如山——怀念父亲符捷

党恩似海  父爱如山



——怀念父亲符捷





符悦龙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这是父亲最爱吟唱的一首20世纪60年代流行的歌曲，他从小就叮嘱我们一定要听党的话，跟党走，共产党就是我的大恩人，没有党，也就没有我们这个家了。多年来，我一直都在揣摩，共产党对父亲，又对我们这个家有怎样的恩情呢？长大后，我终于明白了父亲所说这话的含意。

一


    父亲的身世很简单，1916年出生在海南文昌龙楼五湖村，家里5个孩子他排行老二，上有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家境贫寒。20岁那年（1936年），他带着全家人的希望远走他乡去了泰国。最初的几年靠打工过日，吃了不少苦头，受尽各种屈辱，处处都遭人白眼，日子很不好过，曾感到前途无望而迷惘。
    日本的侵华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抗日高潮，1939年，日军侵琼。在泰的琼籍华人群情激愤，与全国人民一道投入到抗战的行列中，父亲深受触动和影响。这一年，经同乡的一位共产党员介绍，他加入了当地的抗日进步组织，并很快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琼籍华侨为家乡捐钱捐物，他们走家串户，发动群众，在很短的时间里募集了大量的钱物，将其经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廖承志主任那里及时送往全国的各抗日战场，有力地支持了国内八路军、新四军以及琼崖纵队的抗战活动。1941年初，由于参加工作后表现突出，父亲被当地党组织吸收为正式党员。1942年初，中共南方局委派李启新同志到泰国领导党组织工作，他到泰后，将原泰国的“特别委员会”（特委），改组为“工作委员会”（工委）——全泰中共抗日组织的领导核心。此时，父亲进入“工委”成为工委委员之一。从此，他便一直在李启新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各项地下对敌武装斗争。    自参加了革命后，父亲有如找到家一般：党的领导者就是父母，同志战友们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情同一家。受党的教育，父亲终于明白了革命的道理，树立了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理想目标——为大多数人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一政治理念，也成了他力量的源泉。在日后腥风血雨的岁月里，他勇于献身，毫无畏惧。
    这支在异国他乡的抗日地下武装，在李启新同志的正确领导下迅速壮大起来，“泰国抗日义勇队”由原来一支队伍，分成两个队部，“工委”指派父亲与其他4个成员负责曼谷地区的对敌斗争。奉行亲日政策的泰当局与日军把这支抗日队伍视为眼中钉，想方设法消灭这支力量，甚至派遣奸细混入队伍内部进行破坏，斗争相当剧烈。党的个别支部以及“泰国工人机器总会”的几个我方人员，不幸遭泰当局逮捕，使党组织受到很大威胁。为对付敌特破坏，“工委”指定父亲组建一支别动队：从各队部抽调一些精兵强将，每个人都配有武器，主要任务是保卫上级领导机关和惩处危害重大的敌特分子。别动队成立后，历尽艰险，与敌特分子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父亲作为别动队的领导，每次执行任务都身先士卒，与队员们一道，冒着生命危险，出生入死英勇战斗，有力地打击了敌对势力。
    由于父亲工作性质的特殊，连母亲都不很清楚父亲具体在做什么。我们小时候只知道父母亲都是共产党员，回国前在泰国是做地下工作的。至于他们当时的情况及其细节我们也不甚了解。因此，对于父母亲这段时间的工作经历，我一直以来很想知道领导和组织上是怎么评价的。
    1999年，我陪父亲从海南到北京参加国庆50周年庆典活动。这期间，我们到当年泰共领导人李启新伯伯在北京木樨地的家造访。席间，我向父亲的老首长问起父亲当年在泰国的经历，李伯伯那年已90余岁，他沉吟片刻，娓娓道来……末了，他对我说：“如有人问起符捷同志在泰的工作表现，你可以告诉他，一是组织上满意，二是我本人满意”。晚年听力不好的父亲在一旁听明白后，咧着嘴笑了很久，一句话也没说。
    众所周知，当年在国外开展地下工作的同志，由于工作性质特殊和斗争环境复杂，为了党组织的安全，联系方式也变化多端。正因如此，日后往往因为一个联系环节的损失，致使相关人员的甄别困难重重。因此，有的同志蒙受过不白之冤，甚至长期得不到信任和肯定，历次政治运动都因历史审查不清而遭受敌意，父亲过去也有过这样的遭遇。可是，李启新伯伯“组织上满意，我本人满意”的话，让父亲感到十分欣慰——这是领导和组织上对自己历史的肯定，党对自己的信任，是父亲视之比生命更重要的历史评价。晚上回到饭店，他陷入了回忆与沉思之中，一夜未眠。
    抗战时期，李启新伯伯是父亲的直接领导。对自己的老领导，父亲一直怀着敬重与钦佩之情，能在他的领导下工作，父亲深感自己的幸运。他常对我说：李启新同志马列理论水平高，对敌斗争经验丰富，对党忠心，革命意志异常坚定，是一个非常优秀和卓越的领导者，而且很能体贴自己的部下。
    正是党组织的关心，见父亲为党忘我地工作，三十出头仍未建立家庭，便由组织上出面，安排在基层“织女社”工作的母亲倪曼云到领导机关来，1946年，他们结成了典型的工作夫妻。听母亲说，当时父亲整日在外活动，干什么他从来不说，组织上规定不能说、也不许问，夫妻也一样。

    父亲每次带回来的武器、弹药或文件，都由母亲收藏和保管。那段日子，母亲整天都生活在担惊受怕的紧张之中，每天都不知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事。她仅凭着对组织的忠诚和对自己丈夫的信任，坚强地和父亲在一起，渡过在泰国那段最艰难的日子。1947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儿子，但由于当时斗争形势严峻，居无定所，辗转无常，迫不得已，连同李启新伯伯与儒兰阿姨的女儿一并由组织上安排，托付给一家关系户照管。不料后来联系中断，再也无法寻回。多年后，两家人都竭力通过各种渠道去查找当时的线索，皆因年代久远而无从寻回自己的骨肉，成了那个年代留给两家人心中永远的痛。
    1948年，姐姐悦虹在曼谷出生；1951年，哥哥悦云出生。尽管那时条件极差，但组织上还是给了这个家适当的照顾，把两个孩子留在父母身边，这让父母亲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1952年8月，中央决定将在泰的主要组织成员分批调遣回国。在秘密接到回国通知后，父母亲带着4岁的姐姐和2岁的哥哥，连同母亲腹中的我，冒着随时被搜捕的危险，一路颠簸，先回到汕头、广州，然后到了北京。
    回国后，父亲在北京中央侨委任职，母亲在中国新闻社工作，由于母亲是在泰出生的华裔，中文程度较低，单位里还送她到中国人民大学去补习中文，使母亲的中文水平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
    1953年，我幸运地在北京出生。在祖国的怀抱里，我和姐姐、哥哥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当时的供给制条件下，单位给我们家3个孩子配了两个保姆。长大些后，我和哥哥姐姐上中央机关幼儿园，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照顾下，我们姐弟3人在北京度过了童年最美好的时光。父亲总是对我们说，你们3个都是党的供给制养大的。

    1958年，中央机关精简机构，同时也为了加强地方侨务工作的力量，父母亲从北京下放海南。由于这批下放干部都是归侨党员，又是共和国培养的首批侨务干部，临行前，廖承志主任的母亲何香凝先生将自己画作的印刷品，亲笔题上字后送给每个人留念，以此为大家送行。可见当时中央侨务系统人与人之间，在特殊斗争中建立起来的真诚与分别时的不舍。
    回海南后，父亲以建设新中国和自己家乡的热忱，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先是去了兴隆华侨农场，又辗转到农垦的磷肥水泥厂，后在海南华侨旅行服务社任职。不管到哪个单位，不管在什么职位上，父亲都一如既往地听从组织上的安排，叫去哪就去哪，叫干啥就干啥，在海南侨务战线一干就是几十年，真诚地为建设海南侨务系统工作、为侨民服务，联络海外华侨华人，为祖国和家乡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默默无闻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曾被评为海南侨务系统的“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和“离休干部优秀党员”。
    2003年，国务院侨办举行“回国参加侨务工作50周年纪念大会”，父母亲应国务院侨办之邀参加大会，我们全家人陪父母前往北京赴会。会上，国务院侨办领导同志一句“你们都是建国后侨务战线上的老前辈……”，让来自全国各地的老侨党们唏嘘不已、感慨万分！是啊，想当初，他们回国时个个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准备为建设新中国大干一场；而如今，人人鬓发苍白，步履蹒跚，都已步入垂暮之年。50年过去了，共和国没有忘记他们。由于情况特殊，整个大会没有文件，不准录音，不准记录，可国侨办领导的每一句话，都让他们更坚定了为之奋斗一生的信念，个个容光焕发，仿佛回到了风华正茂的当年。
    在大会现场，我为历史的变迁和人生的沧桑感慨，更为父辈们曾经出生入死、惊心动魄的经历以及归国后几十年湮没在踏踏实实、默默无闻平凡工作中的献身精神所感动。对从小熟悉父亲以及他们那辈人的我，第一次真正认识了他们，并为他们动情。当时，父亲是与会的最年长者，时年88岁，他受到领导们的关注和大家的赞赏。原国务院侨办副主任、秘书长彭光涵过来与父亲握手拥抱，并打趣道：“老符啊，当年我到兴隆农场时，你还当过我的支部书记，你还记得吗？”他们曾是中侨委时期的老同事、老朋友。
    父亲1982年离休时，享受处级待遇。多年来，父亲从没有向组织伸手要过什么，他很知足，打心眼里感谢党和政府对他的关怀和照顾。有一次，我们问他：“要是你没有参加革命跟共产党走，会是怎样？”父亲沉思良久，说：“如是那样，我会像瞎子走夜路，不知要在黑暗中摸索多久，这辈子跟共产党走，是跟对了”，父亲说得情真意切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父亲对党的忠诚从没动摇过。

二


    在生活中，父母亲是我们家几个孩子的良师益友，从小就非常注意在思想品德方面对我们的教育。
    父亲一直保持着每日读书看报的习惯，关注着国内外发生的大小事情。他的兴趣爱好很广泛，知道的事情很多。我们小时候，不论问他什么问题，他都能像老师一样向我们解答。父亲喜欢和我们交谈，在思想上非常关心我们成长。他也常把自己一些烦恼讲给我们听，给我们讲他的过去，讲家乡的故事。正因为这种良好的交流和沟通，我们之间既是长幼、又如朋友，我们心里十分敬爱他。我们长大后，父亲仍常常在我们耳边絮叨，生怕我们不学好，生怕我们走弯路……几十年过去，如今回想起来，觉得父亲的一生像本书，过去读他时，似懂非懂；现在读他，才渐渐读懂他诚挚的父爱。
    文革动乱时期，我将在外信手得来的一些自己喜欢的玩意，如老虎钳、螺丝刀、扳手等物品拿回家。母亲看到后，不由分说将所有的东西全部扔出门外，警告我以后不许将这些东西拿回家。她要我们记住：不是自己的东西，决不能随便去动、去拿。
    父母亲要我们善待每个人。我们姐弟3人的同学、朋友很多，因为，父母亲也都喜欢我们的同学和朋友。有个朋友曾对我说，是因为你父母亲的原因，我才愿意与你交往的。我想，他的话代表了许多我朋友的感受，也是我许多朋友的心声。父母亲很重视我们交朋友，他们希望我们在好的朋友影响下健康成长。
    哥哥有个叫宛雄的同学，有次到我家玩，在家里用餐走后，父亲对我们说：“这个孩子不错，懂事。”见我和哥哥不明其理，父亲接着说“他吃饭夹鱼时，尽挑一些鱼骨和带刺的肉，把好吃的让给别人，是好孩子！”父亲从吃饭一件小事，教育我们要学习别人懂得为他人着想、懂得谦让的好品格。听父亲这么说后，我便很注意生活小节上的一些礼仪，努力做一个父亲所说“懂事”的人。
    20世纪60年代初，粮食紧张。一次，母亲为了让我们几个孩子懂得节省、珍惜粮食，对我说：告诉你一个秘密，饭碗里的饭粒一定要吃干净，长大了娶老婆脸上就不会有剩饭粒一样的麻点。我相信了，从那时起，我吃饭时都会把碗里的饭吃得干干净净的，而且一直将这一习惯保持至今，不知现在的孩子会不会相信这个秘密？
    1968年，姐姐上山下乡去了中建农场；1969年，父母亲下放到枫木干校；同年底，哥哥去了岭脚干校；1970年，我也下乡到了罗牛山干校。
刚到新的环境，我很不适应，经常写信给父亲发牢骚。此时，父亲不断写信劝我，鼓励我。相对而言，姐姐和哥哥都比我懂事得多，他们在工作单位表现突出，先后都加入了共产党。家里我最小，父母亲很担心我。不久，父亲从屯昌回海口，不知向谁借了一辆破旧的单车，骑了几十公里路到干校来看我。父亲见到我时，不顾一路的疲累，不停地问长问短，不断的开导我，叫我要在干校好好劳动，改造世界观，争取进步。周围的人看他那么老远骑着个破单车来看自己的儿子，都感到很惊讶！直到父亲推着车子离开连队，我的心一直很不平静：我理解父亲的苦心，他最不放心我。后来我还知道，父亲回去后，第二天又骑着这辆单车到几十公里外的岭脚干校去看哥哥，那年父亲已经54岁……唉，可怜天下父母心！
    父亲一直都有着良好的生活习惯，文革前就已经把吸了多年的烟给戒了。正是在父亲的不断鼓励下，我1989年从泰国探亲回来后，也把烟给戒掉了。为此，父亲多次当着别人的面表扬了我。父亲生活朴素、衣着整洁，一直坚持洗自己的衣服，即使后来病重时，还硬挺着自己洗涮，不愿假手旁人。父亲不但自己长期坚持锻炼身体，而且经常督促我们跟他学着练。姐姐读中学时，有段时间因参加体育运动患了胃病，父亲便教她练八段锦，姐姐认真地跟着学，很快身体就复原了。父亲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在日常生活中像甘泉雨露般一点一滴地滋润着我们的心田，渗入我们的生命。
    父亲一向生活节俭，从不乱花钱。从我们这代人的角度看，甚至觉得他有些小气。但在捐助家乡地银小学时，却出手阔绰，尤其在修建村头门楼时，自己一人承担下了3万元的全部建设款。让我揪心的是，他临终前，将剩下的所有积蓄，全部做了安排，分给家里每个人一人一份，包括他95岁的亲姐姐和家人，一个不漏，一点不剩。原来，父亲平时的节俭，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家。虽然，分到我们每个人头上的钱不算多，但父亲留下的爱，却如海深，比山重，让我们永记心中。
    2004年9月，令全家人都难以面对的事还是发生了。尽管父亲以89岁高寿谢世，可我心里还是为没照顾好老父深感内疚——父亲要能多活几年，2008年我们全家陪你到北京去看奥运，你会有多么开心。要是你能知道自己的家乡即将建成我国的卫星发射基地，你又会有多么的兴奋！
    我知道父亲珍爱我们这个家，因为这个家是党给他的，他以毕生的忠诚来报答党对他的恩情。
    父亲去世已经几年时间，但父亲熟悉的身影在我脑海里始终挥之不去。我常在梦里见到他和蔼的笑颜，听到他亲切的歌声，感觉到他凝视着我们那期待的眼神以及他对我们的谆谆教导。他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始终在我们身边，如影随形，我深知这一切是因为——我们的血管里流着父亲的血，这血是红色的，这颜色是不会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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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恩似海  父爱如山



——怀念父亲符捷





符悦龙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这是父亲最爱吟唱的一首20世纪60年代流行的歌曲，他从小就叮嘱我们一定要听党的话，跟党走，共产党就是我的大恩人，没有党，也就没有我们这个家了。多年来，我一直都在揣摩，共产党对父亲，又对我们这个家有怎样的恩情呢？长大后，我终于明白了父亲所说这话的含意。

一


    父亲的身世很简单，1916年出生在海南文昌龙楼五湖村，家里5个孩子他排行老二，上有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家境贫寒。20岁那年（1936年），他带着全家人的希望远走他乡去了泰国。最初的几年靠打工过日，吃了不少苦头，受尽各种屈辱，处处都遭人白眼，日子很不好过，曾感到前途无望而迷惘。
    日本的侵华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抗日高潮，1939年，日军侵琼。在泰的琼籍华人群情激愤，与全国人民一道投入到抗战的行列中，父亲深受触动和影响。这一年，经同乡的一位共产党员介绍，他加入了当地的抗日进步组织，并很快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琼籍华侨为家乡捐钱捐物，他们走家串户，发动群众，在很短的时间里募集了大量的钱物，将其经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廖承志主任那里及时送往全国的各抗日战场，有力地支持了国内八路军、新四军以及琼崖纵队的抗战活动。1941年初，由于参加工作后表现突出，父亲被当地党组织吸收为正式党员。1942年初，中共南方局委派李启新同志到泰国领导党组织工作，他到泰后，将原泰国的“特别委员会”（特委），改组为“工作委员会”（工委）——全泰中共抗日组织的领导核心。此时，父亲进入“工委”成为工委委员之一。从此，他便一直在李启新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各项地下对敌武装斗争。    自参加了革命后，父亲有如找到家一般：党的领导者就是父母，同志战友们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情同一家。受党的教育，父亲终于明白了革命的道理，树立了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理想目标——为大多数人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一政治理念，也成了他力量的源泉。在日后腥风血雨的岁月里，他勇于献身，毫无畏惧。
    这支在异国他乡的抗日地下武装，在李启新同志的正确领导下迅速壮大起来，“泰国抗日义勇队”由原来一支队伍，分成两个队部，“工委”指派父亲与其他4个成员负责曼谷地区的对敌斗争。奉行亲日政策的泰当局与日军把这支抗日队伍视为眼中钉，想方设法消灭这支力量，甚至派遣奸细混入队伍内部进行破坏，斗争相当剧烈。党的个别支部以及“泰国工人机器总会”的几个我方人员，不幸遭泰当局逮捕，使党组织受到很大威胁。为对付敌特破坏，“工委”指定父亲组建一支别动队：从各队部抽调一些精兵强将，每个人都配有武器，主要任务是保卫上级领导机关和惩处危害重大的敌特分子。别动队成立后，历尽艰险，与敌特分子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父亲作为别动队的领导，每次执行任务都身先士卒，与队员们一道，冒着生命危险，出生入死英勇战斗，有力地打击了敌对势力。
    由于父亲工作性质的特殊，连母亲都不很清楚父亲具体在做什么。我们小时候只知道父母亲都是共产党员，回国前在泰国是做地下工作的。至于他们当时的情况及其细节我们也不甚了解。因此，对于父母亲这段时间的工作经历，我一直以来很想知道领导和组织上是怎么评价的。
    1999年，我陪父亲从海南到北京参加国庆50周年庆典活动。这期间，我们到当年泰共领导人李启新伯伯在北京木樨地的家造访。席间，我向父亲的老首长问起父亲当年在泰国的经历，李伯伯那年已90余岁，他沉吟片刻，娓娓道来……末了，他对我说：“如有人问起符捷同志在泰的工作表现，你可以告诉他，一是组织上满意，二是我本人满意”。晚年听力不好的父亲在一旁听明白后，咧着嘴笑了很久，一句话也没说。
    众所周知，当年在国外开展地下工作的同志，由于工作性质特殊和斗争环境复杂，为了党组织的安全，联系方式也变化多端。正因如此，日后往往因为一个联系环节的损失，致使相关人员的甄别困难重重。因此，有的同志蒙受过不白之冤，甚至长期得不到信任和肯定，历次政治运动都因历史审查不清而遭受敌意，父亲过去也有过这样的遭遇。可是，李启新伯伯“组织上满意，我本人满意”的话，让父亲感到十分欣慰——这是领导和组织上对自己历史的肯定，党对自己的信任，是父亲视之比生命更重要的历史评价。晚上回到饭店，他陷入了回忆与沉思之中，一夜未眠。
    抗战时期，李启新伯伯是父亲的直接领导。对自己的老领导，父亲一直怀着敬重与钦佩之情，能在他的领导下工作，父亲深感自己的幸运。他常对我说：李启新同志马列理论水平高，对敌斗争经验丰富，对党忠心，革命意志异常坚定，是一个非常优秀和卓越的领导者，而且很能体贴自己的部下。
    正是党组织的关心，见父亲为党忘我地工作，三十出头仍未建立家庭，便由组织上出面，安排在基层“织女社”工作的母亲倪曼云到领导机关来，1946年，他们结成了典型的工作夫妻。听母亲说，当时父亲整日在外活动，干什么他从来不说，组织上规定不能说、也不许问，夫妻也一样。

    父亲每次带回来的武器、弹药或文件，都由母亲收藏和保管。那段日子，母亲整天都生活在担惊受怕的紧张之中，每天都不知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事。她仅凭着对组织的忠诚和对自己丈夫的信任，坚强地和父亲在一起，渡过在泰国那段最艰难的日子。1947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儿子，但由于当时斗争形势严峻，居无定所，辗转无常，迫不得已，连同李启新伯伯与儒兰阿姨的女儿一并由组织上安排，托付给一家关系户照管。不料后来联系中断，再也无法寻回。多年后，两家人都竭力通过各种渠道去查找当时的线索，皆因年代久远而无从寻回自己的骨肉，成了那个年代留给两家人心中永远的痛。
    1948年，姐姐悦虹在曼谷出生；1951年，哥哥悦云出生。尽管那时条件极差，但组织上还是给了这个家适当的照顾，把两个孩子留在父母身边，这让父母亲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1952年8月，中央决定将在泰的主要组织成员分批调遣回国。在秘密接到回国通知后，父母亲带着4岁的姐姐和2岁的哥哥，连同母亲腹中的我，冒着随时被搜捕的危险，一路颠簸，先回到汕头、广州，然后到了北京。
    回国后，父亲在北京中央侨委任职，母亲在中国新闻社工作，由于母亲是在泰出生的华裔，中文程度较低，单位里还送她到中国人民大学去补习中文，使母亲的中文水平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
    1953年，我幸运地在北京出生。在祖国的怀抱里，我和姐姐、哥哥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当时的供给制条件下，单位给我们家3个孩子配了两个保姆。长大些后，我和哥哥姐姐上中央机关幼儿园，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照顾下，我们姐弟3人在北京度过了童年最美好的时光。父亲总是对我们说，你们3个都是党的供给制养大的。

    1958年，中央机关精简机构，同时也为了加强地方侨务工作的力量，父母亲从北京下放海南。由于这批下放干部都是归侨党员，又是共和国培养的首批侨务干部，临行前，廖承志主任的母亲何香凝先生将自己画作的印刷品，亲笔题上字后送给每个人留念，以此为大家送行。可见当时中央侨务系统人与人之间，在特殊斗争中建立起来的真诚与分别时的不舍。
    回海南后，父亲以建设新中国和自己家乡的热忱，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先是去了兴隆华侨农场，又辗转到农垦的磷肥水泥厂，后在海南华侨旅行服务社任职。不管到哪个单位，不管在什么职位上，父亲都一如既往地听从组织上的安排，叫去哪就去哪，叫干啥就干啥，在海南侨务战线一干就是几十年，真诚地为建设海南侨务系统工作、为侨民服务，联络海外华侨华人，为祖国和家乡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默默无闻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曾被评为海南侨务系统的“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和“离休干部优秀党员”。
    2003年，国务院侨办举行“回国参加侨务工作50周年纪念大会”，父母亲应国务院侨办之邀参加大会，我们全家人陪父母前往北京赴会。会上，国务院侨办领导同志一句“你们都是建国后侨务战线上的老前辈……”，让来自全国各地的老侨党们唏嘘不已、感慨万分！是啊，想当初，他们回国时个个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准备为建设新中国大干一场；而如今，人人鬓发苍白，步履蹒跚，都已步入垂暮之年。50年过去了，共和国没有忘记他们。由于情况特殊，整个大会没有文件，不准录音，不准记录，可国侨办领导的每一句话，都让他们更坚定了为之奋斗一生的信念，个个容光焕发，仿佛回到了风华正茂的当年。
    在大会现场，我为历史的变迁和人生的沧桑感慨，更为父辈们曾经出生入死、惊心动魄的经历以及归国后几十年湮没在踏踏实实、默默无闻平凡工作中的献身精神所感动。对从小熟悉父亲以及他们那辈人的我，第一次真正认识了他们，并为他们动情。当时，父亲是与会的最年长者，时年88岁，他受到领导们的关注和大家的赞赏。原国务院侨办副主任、秘书长彭光涵过来与父亲握手拥抱，并打趣道：“老符啊，当年我到兴隆农场时，你还当过我的支部书记，你还记得吗？”他们曾是中侨委时期的老同事、老朋友。
    父亲1982年离休时，享受处级待遇。多年来，父亲从没有向组织伸手要过什么，他很知足，打心眼里感谢党和政府对他的关怀和照顾。有一次，我们问他：“要是你没有参加革命跟共产党走，会是怎样？”父亲沉思良久，说：“如是那样，我会像瞎子走夜路，不知要在黑暗中摸索多久，这辈子跟共产党走，是跟对了”，父亲说得情真意切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父亲对党的忠诚从没动摇过。

二


    在生活中，父母亲是我们家几个孩子的良师益友，从小就非常注意在思想品德方面对我们的教育。
    父亲一直保持着每日读书看报的习惯，关注着国内外发生的大小事情。他的兴趣爱好很广泛，知道的事情很多。我们小时候，不论问他什么问题，他都能像老师一样向我们解答。父亲喜欢和我们交谈，在思想上非常关心我们成长。他也常把自己一些烦恼讲给我们听，给我们讲他的过去，讲家乡的故事。正因为这种良好的交流和沟通，我们之间既是长幼、又如朋友，我们心里十分敬爱他。我们长大后，父亲仍常常在我们耳边絮叨，生怕我们不学好，生怕我们走弯路……几十年过去，如今回想起来，觉得父亲的一生像本书，过去读他时，似懂非懂；现在读他，才渐渐读懂他诚挚的父爱。
    文革动乱时期，我将在外信手得来的一些自己喜欢的玩意，如老虎钳、螺丝刀、扳手等物品拿回家。母亲看到后，不由分说将所有的东西全部扔出门外，警告我以后不许将这些东西拿回家。她要我们记住：不是自己的东西，决不能随便去动、去拿。
    父母亲要我们善待每个人。我们姐弟3人的同学、朋友很多，因为，父母亲也都喜欢我们的同学和朋友。有个朋友曾对我说，是因为你父母亲的原因，我才愿意与你交往的。我想，他的话代表了许多我朋友的感受，也是我许多朋友的心声。父母亲很重视我们交朋友，他们希望我们在好的朋友影响下健康成长。
    哥哥有个叫宛雄的同学，有次到我家玩，在家里用餐走后，父亲对我们说：“这个孩子不错，懂事。”见我和哥哥不明其理，父亲接着说“他吃饭夹鱼时，尽挑一些鱼骨和带刺的肉，把好吃的让给别人，是好孩子！”父亲从吃饭一件小事，教育我们要学习别人懂得为他人着想、懂得谦让的好品格。听父亲这么说后，我便很注意生活小节上的一些礼仪，努力做一个父亲所说“懂事”的人。
    20世纪60年代初，粮食紧张。一次，母亲为了让我们几个孩子懂得节省、珍惜粮食，对我说：告诉你一个秘密，饭碗里的饭粒一定要吃干净，长大了娶老婆脸上就不会有剩饭粒一样的麻点。我相信了，从那时起，我吃饭时都会把碗里的饭吃得干干净净的，而且一直将这一习惯保持至今，不知现在的孩子会不会相信这个秘密？
    1968年，姐姐上山下乡去了中建农场；1969年，父母亲下放到枫木干校；同年底，哥哥去了岭脚干校；1970年，我也下乡到了罗牛山干校。
刚到新的环境，我很不适应，经常写信给父亲发牢骚。此时，父亲不断写信劝我，鼓励我。相对而言，姐姐和哥哥都比我懂事得多，他们在工作单位表现突出，先后都加入了共产党。家里我最小，父母亲很担心我。不久，父亲从屯昌回海口，不知向谁借了一辆破旧的单车，骑了几十公里路到干校来看我。父亲见到我时，不顾一路的疲累，不停地问长问短，不断的开导我，叫我要在干校好好劳动，改造世界观，争取进步。周围的人看他那么老远骑着个破单车来看自己的儿子，都感到很惊讶！直到父亲推着车子离开连队，我的心一直很不平静：我理解父亲的苦心，他最不放心我。后来我还知道，父亲回去后，第二天又骑着这辆单车到几十公里外的岭脚干校去看哥哥，那年父亲已经54岁……唉，可怜天下父母心！
    父亲一直都有着良好的生活习惯，文革前就已经把吸了多年的烟给戒了。正是在父亲的不断鼓励下，我1989年从泰国探亲回来后，也把烟给戒掉了。为此，父亲多次当着别人的面表扬了我。父亲生活朴素、衣着整洁，一直坚持洗自己的衣服，即使后来病重时，还硬挺着自己洗涮，不愿假手旁人。父亲不但自己长期坚持锻炼身体，而且经常督促我们跟他学着练。姐姐读中学时，有段时间因参加体育运动患了胃病，父亲便教她练八段锦，姐姐认真地跟着学，很快身体就复原了。父亲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在日常生活中像甘泉雨露般一点一滴地滋润着我们的心田，渗入我们的生命。
    父亲一向生活节俭，从不乱花钱。从我们这代人的角度看，甚至觉得他有些小气。但在捐助家乡地银小学时，却出手阔绰，尤其在修建村头门楼时，自己一人承担下了3万元的全部建设款。让我揪心的是，他临终前，将剩下的所有积蓄，全部做了安排，分给家里每个人一人一份，包括他95岁的亲姐姐和家人，一个不漏，一点不剩。原来，父亲平时的节俭，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家。虽然，分到我们每个人头上的钱不算多，但父亲留下的爱，却如海深，比山重，让我们永记心中。
    2004年9月，令全家人都难以面对的事还是发生了。尽管父亲以89岁高寿谢世，可我心里还是为没照顾好老父深感内疚——父亲要能多活几年，2008年我们全家陪你到北京去看奥运，你会有多么开心。要是你能知道自己的家乡即将建成我国的卫星发射基地，你又会有多么的兴奋！
    我知道父亲珍爱我们这个家，因为这个家是党给他的，他以毕生的忠诚来报答党对他的恩情。
    父亲去世已经几年时间，但父亲熟悉的身影在我脑海里始终挥之不去。我常在梦里见到他和蔼的笑颜，听到他亲切的歌声，感觉到他凝视着我们那期待的眼神以及他对我们的谆谆教导。他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始终在我们身边，如影随形，我深知这一切是因为——我们的血管里流着父亲的血，这血是红色的，这颜色是不会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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